帝国残梦——美利坚霸权主义的终结（一）

 

帝国残梦——美利坚霸权主义的终结（一）

    环球视野编者按：最近，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帝国残梦——美利坚霸权主义的终结》，对于深入了解美国，是一本不错的读物。据美国的历史记载，南北战争后，美国工业生产迅速发展，生产日趋集中，开始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度。从1860年至1894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增长4倍，由占世界第四位上升为第一位，垄断资本得以快速形成和发展，进而不断向国外扩张，其中包括美国对我国的侵略扩张。例如1899年美国对中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推行所谓各国按“机会均等”原则瓜分与掠夺中国。1898年美国发动的美西战争，是列强重新分割殖民地的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也是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主要历史标志。再后来，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取代老牌帝国主义英国而成为西方国家的霸主。20世纪末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又成为独一无二的霸主。十几年来，从老布什“超越遏制”战略，到克林顿的“参与和扩张”战略，再到小布什的“先发制人”战略，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恶霸角色越来越肆无忌惮，越来越为所欲为，越来越横行霸道。然而，从哲学上讲，是物极必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从政治上讲，美国近年来的所作所为，是帝国主义的本性决定的，十分不得人心，美国的形象和信誉必然一跌再跌。从经济上讲，虽然美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但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个资本主义内在固有的矛盾难以克服，在经济全球化新的形势下，这种矛盾更加全面、深刻、尖锐。苏东剧变，西方世界一片欢呼雀跃，似乎社会主义真的“终结”了，资本主义可以“永恒”于世了。有些目光短浅的人士，也被这种舆论所迷惑。这本书，就是揭穿这个画皮的。它明确地告诉世人，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美国，已经在走下坡路！正如这本书的书名所说，美国的梦已是“残梦”，美国的霸主地位也即将走到“终结”。与帝国主义相对立的社会主义，如大海的波涛，必将由低潮走向高潮，以其汹涌澎湃之势，荡涤全世界。19世纪出现了巴黎公社革命的伟大尝试，20世纪出现了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和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占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享受到社会主义胜利的果实！现在，虽然受到严重挫折，出现历史的倒退，但历史的辩证法将证明，这只是暂时的。21世纪必将是共产主义运动取得比以往更伟大，更深刻，更广泛的胜利！
    诚然，这本书也并非完美无缺、白玉无暇，某些论述与观点也不一定都很全面、准确。本刊所看重的，是它能够运用大量历史与现实的丰富资料揭示出美国这个不可一世的全球霸主正在走向衰败这一不可避免的趋势，仅此，甚有可取之处。
    这本书共有7章，它们是：引言：并非诅咒——撒旦终归是撒旦；第一章：利令智昏——新帝国主义狂想曲；第二章：四处树敌——山姆大叔执迷不悟；第三章：力不从心——战争狂人的软肋；第四章：双重标准——《独立宣言》的悖论；第五章：积重难返——腐烂下去的美国社会；第六章：龙钟老态——失去生机的政经危局：第七章：霸威难在——各国心里都不服；结语：盛极而衰——帝国走向不归路。以上各章，本刊将150期始，连续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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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并非诅咒——撒旦终归是撒旦

    《圣经》旧约《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三节有这样一段记载：“有一条大红龙，七头，也戴着冠冕……火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这撒旦的原身是有七个头的火龙，是地狱中最大的魔王。在基督教教义中，共有七名堕落天使被称为撒旦，分别是路西弗、何撒兹勒、别西人、彼列、亚巴顿、莫斯提马和萨麦尔。他们代表了人世间的七种罪恶：傲慢、嫉妒、暴怒、懒惰、贪婪、饕餮和贪欲——“七宗罪”。
    美国200余年的历史，走过的是一条争取独立、大陆西进、海外扩张、国势崛起、与苏对峙、称霸全球的轨迹。自从19世纪末美西战争以后，经过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的纵横捭阖，美国终于接替英国获得霸权国地位，成为西方世界的盟主。在20世纪下半叶，美国与苏联分别享有一种特殊的均势霸权，世界在两个超级大国的控制下维持了40余年的“恐怖和平”。冷战结束后，失去对手的美国对其全球战略进行了重新调整。继老布什政府以“超越遏制”战略之后，克林顿政府先后推出“参与和扩张”战略和“参与”战略，开始了冷战结束后初期的扩张冷战胜利成果和为21世纪营造美国有利的国际战略环境的历程。
    进入新世纪，帝国惟我独尊的态势表现得就更加明显了。随着小布什的上台，他的政府便以更咄咄逼人的强硬态度决心要将美国的霸势永远保持下去，表现出强烈的保守主义、军事强权和国家本位利益。借反恐为契机，以美国为模式，小布什开始“指点江山”，“改造”世界，战争接踵而至，世界动荡不安。据《纽约时报》报道，小布什政府为新时代草拟了一个宏伟的战略计划：今后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将是阻止任何其他国家联盟成为超级大国，美国的统治将永远至高无上。美国，正在全力把自己塑造成为执掌全球命脉的撒旦！
    然而，永久的强势地位绝不可能来自武力的胁迫和经济实力的维持，先进的价值观和充满活力的文化再生体系，其中最关键的是道义优势和精神力量，才是能够怀柔以服远的普世主义精神。
     2001年9月11日，当纽约曼哈顿世界贸易中心遭袭而倾颓的一瞬间，全世界在大吃一惊的同时，领略到了美利坚帝国与全人类最深藏的隐忧，即人类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的融合与冲突问题。美国现时的霸权主义战略预示着全球迟早的另一场空前浩劫。
    在美国人民充满惊惧且挂着泪水的脸上，人们看到了庞大帝国的脆弱一面，它连自己子民的“高贵”生命都保护不了。人们都在期待这次伤害能让美国关注人类共同的命运，关心穷人和弱者；虽然同战争给欧洲、俄罗斯、日本、中国或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的损失相比，美国人受到的伤害其实是极其有限的。但全世界都希望美国能从梦中醒来：全球一体化只代表着人类的融合而不是冲突；文化的多元化和体系的差异性永远是世界的本来面目。
    就在这样的时刻，连世界上最坚决反美的人士都停止了他们对美国无休止的抨击和诅咒。这时候，如果美国能够深刻反省，改弦更张，审时度势的话，对基地组织恐怖活动的斗争本可以成为美国追求人类和平的绝好机会，结果却恰恰相反，美国的任性和冲动得到了充分的暴露，恢复了其作为帝国的本性。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一个自恋、骚动和咄咄逼人的美国取代了人们心中它那受伤的、善良的、对维持全球平衡至关重要的形象。
    人们的愿望终归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因为美国追求的是帝国利益的最大化，撒旦终归是撒旦。

                        第一章：利令智昏——新帝国狂想曲

    孤傲、狂妄、自大——这是当今美国社会的主流心态，美国就是世界。
    于是乎，美国人虽不知道，但也不屑于去了解别人；可是全世界的人都在设法去了解美国，这势必会造成一种智慧的落差。
    当大清帝国的臣民以“堂堂天朝”、“物产丰盈”而自居、而自豪、而蔑视群夷的时候，王朝由盛转衰的命运便悄然而至。
     1、当美国作为一个帝国已经不是一个问题
    “你想要什么，在我们美利坚合众国都能够得到。”
                               ——琳达•龙施塔特
   •鹰在飞：回到未来

    军事
    在西太平洋，美国的航空母舰“小鹰”号正从它在日本的母港横须贺驶出，开始例行巡逻。这艘航母不单是一艘军舰，更是一座浮动的核动力城市：长1100多英尺，高度相当于一座20层的大楼，飞行甲板宽250英尺。这个庞然大物能装得下近6000名船员、飞行员、机械师和70架现代化飞机。不管它驶向哪里，都有一艘装备有可击落来袭导弹的“宙斯盾”级巡洋舰相伴，另外还有几艘护卫舰和驱逐舰，一两艘猎潜艇和补给船相随。“小鹰”号的航行时速为30多海里。为了支援美国袭击阿富汗，它曾12天航行6000海里，从横须贺赶往印度洋。这是一种军事能力真正令人生畏的大集中。
    像这样的航母战斗群，美国有13个。其他国家却连一个都没有。美国无论是在轰炸机、弹道导弹、战略潜艇、激光制导炸弹、低空巡航导弹、无人驾驶飞机方面，还是在武装直升机方面的优势都大致如此。不仅如此，装备这些武器的部队还分别驻扎在遍布全球700多个美国军事设施内，其中欧洲驻有美军12万人，东亚和太平洋地区9.2万人，北非、中东和南亚3万人，美国以外的西半球地区1.5万人。美国的国防开支占世界所有国家国防开支总额的40%，而且逐年上升。美国的军费相当于位居其后9个国家的总和。单就军事优势而言，全世界有史以来独此一家。

    经济
    从经济上看，美国几乎同样鹤立鸡群。在雄厚的金融资本、复杂得许多人从未听说过的金融工具和先进科技水乳交融的催生下，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公司大放光彩的10年，美国是世界经济的强劲火车头。美国遇到了一个少有的兴盛时期，短短的10年，给美国带来的经济增长，堪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美国带来的经济利益相媲美。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的GDP在世界中的份额一路攀升，比重从1990年的24.2％提高到2000年的33％。
    截至2001年2月，美国经济已持续增长118个月，成为自1854年以来．美国经济史上32个增长周期中最长的一次，并且似乎还会持续下去，没有尽头。10年来的持续增长，使美国积累了殷实的家底。2000年，美国GDP的规模几乎相当于紧随其后的日本、德国、法国三国GDP的总和，相当于中国的8倍，俄罗斯的20倍。
    美国在全球经济的三大领导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中都拥有最大的发言权。全球高科技人才被源源不断地吸引到美国，美国也是最受外国公司欢迎的国家。1999年，美国吸引了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量的1/3以上。
     20世纪90年代美国出现的经济现象，一度让当时的经济学家们摸不着头脑。根据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同时出现高经济增长率、高劳动生产率、高经济效益和企业利润以及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的情形，即所谓“三高两低”的局面，是无法得到理论上令人满意的解释的。这一无法解释的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成为现实。这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40多年里，或者再远到资本主义发展以来的历史时期里，隔几年就经历一次经济萧条的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所熟悉的常识确实不同，至少是经济起伏的周期拉长了，如果这个周期可以被无限拉长的话，就和“永久繁荣”无异。这简直是一个神话。
    克林顿总统在2000年2月7日的国情咨文中自豪地宣称，“我们国家从来没有过如此大的繁荣和社会进步”。如果再对比20世纪70—80年代的情况，人们会更加明白这些“赞歌”一点也不过分。越南战争以后，因为高赤字、高通货膨胀以及战争不利造成的资本外流情况，美国经济开始走下坡路，而西欧、日本则蓬勃发展，迎头赶上。20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经济出现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同时，象征着美国经济霸主地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瓦解，这个体系规定美元等同于黄金，也就是说，美国用纸印刷出来的美元可以换取世界各国的黄金。
    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发展，使美国经济的规模相对缩小，美国经济不再像以前那样强大到被盟国完全信任。盟国担心：有一天他们的国民用汗水辛苦积攒的美元储备，再也换不回黄金，而只是一堆废纸。以克林顿为首的美国“新经济”的倡导者们不遗余力地推广、制定一系列经济、资本及法律政策，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迅速崛起则为此铺平了道路。
    从1995年开始，被誉为资本主义“精神堡垒”的《财富》杂志不再对工业企业与服务企业分别排名，而是混合地排出全球500强的名次，这个排名被看作是世界各国经济实力的“微缩景观”。在1995年的全球500强座次表上，有151家美国公司、149家日本公司、155家欧盟国家的公司。并且，居前4位的公司都是日本公司：三菱公司、三井公司、伊藤忠商事公司和住友公司，而在前10名中共有6家是日本公司。三分天下的格局中，日本呈现出咄咄逼人的势头。到了2001年，日本公司在全球500强中已经下降到88家，美国则上升到197家，欧盟为143家。命运发生了逆转，排名前3位的成了美国公司：沃尔玛公司、埃克森—美孚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前10名中，有6家是美国的公司，只有一家日本公司：丰田汽车公司。
    在500强名录中，还有一些来自美国的新贵。它们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诸如CISCO、DELL、INTEL、MICROSOFT、SGI等信息科技企业。它们其实都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但真正的高速发展，都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至于YAHOO、EBAY等标志性电子企业就更不用说了。美国终于无可争议地重新夺回了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重新把日本和欧洲甩在了后面。

    科技与文化
    美国在主要科学技术领域内的领先地位和在知识与文化方面的优势也是压倒性的。美国在科学技术研发上的开支，占全球总额的40％还多。在医学与生物技术研究领域，美国的花费大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世界85％以上的计算机在靠微软的视窗软件或Unix软件运行，用的是英特尔或摩托罗拉的微处理器。软件与系统集成业的控制权掌握在微软、奥拉克尔、EDS和IBM等几家美国公司手里。新医药的开发，绝大多数也是在美国完成的。全球所有因特网通讯的近75％在传输过程中的某一点上都要通过美国。
     20世纪90年代，美国文化也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美国式力量，向世界各国辐射，施加影响。在非洲的喀麦隆，有模仿美国音乐的歌手，随处可以看到好莱坞的大片宣传画；在北京的地铁里，有人手里拿着好莱坞的电影光盘叫卖。还有风行全球的可口可乐、麦当劳、迪斯尼、好莱坞、CNN、NBA。这些情形表明，美国文化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强势文化”，对地球上几乎所有国家进行着单方面的输出。世界其他地方的一些人口较少的地方性语言、风俗习惯和社会生活方式正在被对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效仿和跟进之风所吞噬。即使是一些人口众多、文化传统深厚的国家，如印度、法国，也感觉到了美国文化铺天盖地而来。
    在各种文化艺术形式中，电影是当代综合性最强的艺术，因此也是影响最大的文化产业。好莱坞已经处于世界电影产业的支配地位，它的庞大无敌和入侵世界其他各国的情形，最能代表美国在文化领域里的霸权。好莱坞大片排在世界各地电影票房的前几位，极少当地电影能够望其项背。2000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好菜坞电影占目前世界电影市场份额的92％左右。同样在2000年，美国的放映商们以5.39美元的平均票价，从14.2亿人次的观众口袋里掏走了76.6亿美元，加上影院放映之外的产值，美国本土电影产业的年产值应当在400亿美元以上。
    即使是在以热爱电影艺术而闻名的法国人那里，最受欢迎的也是好莱坞。据统计，在当今的法国影院中，放映的影片60％是美国的。有份记者调查报告曾这样无奈地描述道：“如果你问五个法国人，有一部美国电影和一部法国电影，只准选一部看，你选哪一部，三个人说选美国电影，一个人说选法国电影，还有一个作不出选择。近年来，在法国票房最好的电影，还是美国的《泰坦尼克号》。”著名影片《情人》的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曾悲观地说，今天的世界已没有人能制作所谓的“民族影片”，除了美国，因为美国文化已成为全世界的文化。
    好莱坞还显示出逐年扩张的趋势。1980年，好莱坞的海外收入占其总收入的30％，现在占到了一半左右。与此同时，很少有能在美国叫座的外国新电影。外国电影在美国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不到3％。
    在好莱坞之外的文化产业中，我们还能看到更多的“美国制造”：FOX、CNN的电视新闻，MTV频道的流行音乐，《时代》杂志、ESPN的体育直播等等。这些繁杂的文化商品的传播跨越了地域时空的限制，借助卫星技术，到达五大洲的每个角落，美国CNN电视网甚至在世界上最偏僻的角落之一、南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上着陆。美国文化产业的产值已占其GDP的18％至25％，400家最富有的美国公司中，有72家是文化公司，美国音像业的出口额已超过航天工业的出口额，是美国创造利润最多的行业之一。
    从英国泊来的“盎格鲁—萨克逊”文明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到达巅峰时刻，美国获得了全球“文化霸权”。这样的优势是史无前例的。19世纪末，大不列颠在帝国顶峰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都赶不上美国，它的国防开支比俄罗斯和法国的都少。在文化方面，英国的优势也接近不了同等比例。法国人就不把鱼和油炸土豆条当正餐，也没有对英国娱乐趋之若鹜。相比之下，就连罗马帝国也相形见绌。罗马帝国虽然强大，但只是在地区范围内活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都愿意相信，美国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去美国就像好莱坞电影常常用的对白那样：回到未来!
    “同胞们，我们已经进入了全球信息化时代，这是美国复兴的伟大时代。作为总统，我所做的一切，每一个决定，每一个行政命令，提议和签署的每一项法令，都是在努力地为美国人民提供工具和创造条件，来实现美国的梦想，建设美国的未来——一个美好的社会，繁荣的经济，清洁的环境，进而实现一个更自由、更安全、更繁荣的世界。”这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2001年离任之际发表的告别演说中的一段话。它描绘了美国人心中的理想国实现的途径。

   •山巅之城：美国“代表着人类未来的方向”吗？
    在20世纪90年代，当美国自诩以“道义”的力量战胜苏联，并一直鼓吹自由和民主的时候；当加利福尼亚的硅谷在过去的10年内为全世界信息产业人士顶礼膜拜的时候；当美国的公司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新财富神话的时候；当比尔•盖茨以人类历史上创记录的短时间聚集起世界上最大的个人财富的时候，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都希望，美国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当时，也只有美国人能够如此骄傲地说，美国代表着人类未来的方向，此刻的美国是傲视全世界的“山巅之城”。
    这山巅之城的主人——美国历届领导人，一直孜孜不倦追求的，是让世界各国皈依于所有美国制度。因为只有这样，美国才会在处理世界事务时，如同处理国内事务一样得心应手，才能让在这一制度下成长起来的美国企业的优势在全球每一个角落得到充分发挥，美国才能领导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凭借其在西方世界中的盟主地位，倡导推进“全球化”，以求在上述过程中谋取经济和政治双重利益。有人说，迄今为止，世界经济体制基本上是美国主导制定的，这几乎是一个事实。国际经济与政治权力相转化的过程，可以用英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奇的名言：“谁拥有最大的市场，谁就拥有最大的权力。”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美国不遗余力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制定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和规则。
    但越南战争之后的70—80年代，世界经济三足鼎立的局面削弱了美国制定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能力。这一段时期内，各种多边贸易谈判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小了，美国与欧洲、日本之间的经济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如果不是西欧和日本还需要美国的核保护伞，美国从西欧和日本那里得到让步的可能性会更小。这限制了美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能力。

    新经济——帝国的自信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的发展使美国经济找到了新的力量和“声望”。美国的新贵公司、资本市场、智囊机构以及克林顿政府都竭尽全力要把发轫于美国的“新经济”推向全世界，并在这一过程中主导一系列“新经济”领域全球性规则的制定。此时，冷战的结束也结束了对全球市场的人为政治分割，这恰恰给了“新经济”一个前所未有的扩张空间。
    首先，是美国“新经济”公司在全球的扩张。欧洲、日本等国家的第一批新兴网络公司中都有美国资本的介入。美国公司以资本、知识产权入股等模式在美国之外建立网络公司、信息服务公司或者信息技术实验室。
    其次，是美国资本向全球各国进军。“新经济”的标志性资本市场纳斯达克指数(NASDAQ)从1000点到突破5000点，用了不到5年的时间，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实现同样突破用了23年。以纳斯达克为代表的美国资本市场吸纳了数万亿美元，这些资本随后又经过美国公司扩张到世界各地的“新经济”中。纳斯达克也走出美国本土，开始考虑设立欧洲的纳斯达克、日本的纳斯达克、香港的纳斯达克。除了中国香港外，欧洲纳斯达克、日本纳斯达克后来先后成为现实。
    在国家的层面上，克林顿政府更是不遗余力。“新经济”成为几乎所有重要国际会议的首要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领导人相信了美国的推销，在日本和欧洲的大多数发达国家，发展“新经济”已经成为许多政府的优先政策。各国不约而同地为此而规划长远未来，许多信息产业白皮书显示出了它们和美国一样的雄心。渐渐地，“电子商务”、“信息高速公路”、“因特网”等等新词汇开始充斥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媒体。美国的这种“带头作用”以及这种带头作用的好处，在1996年12月达成的信息技术产品协议和1997年1月达成的电信市场协议中，表现得最为清楚。
    “新经济”极大地推进了全球化进程。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全球经济要素的流动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要快。各国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前所未有地加深了，“经济全球化”成为20世纪90年代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
    世界各国的普通人第一次如此清晰地体会这样一个抽象的国际政治学术语。美国《芝加哥论坛报》资深财经记者查德•隆沃思对此进行了形象的描述：“就在这一刻，可能有个德国商人正搭乘瑞士航空公司班机，在法国上空用飞机上的电话，打到伦敦金融市场以日元买进美元。在中国大陆的工厂，工人正为空中巴士和波音公司制造飞机零件。在爪哇西部的工业区，数以百计的印度尼西亚妇女正在韩国投资的工厂，为耐克(NIKE)公司制造运动鞋。在塞浦路斯中部偏僻山村的边缘，汽车驾驶员可以在24小时营业和只接受信用卡的自助加油站加油。在纽约、东京和伦敦紧张忙碌的办公室里，大约50家垒球投资和商业银行的员工，每天处理超过1.3万亿美元的货币交易。这些精明干练而又待遇优厚的年轻人，掌握了全球金融活动。在印度班加罗尔，电脑程序员正为摩托罗拉和英特尔等美国公司设计最新的电脑软件，薪资只有加州硅谷的1/10。在萨尔瓦多摩拉桑省终年暖和的山区，几十个工人在简陋的工棚里，为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儿童缝制雪衣。在德国汉堡的豪华餐厅，两名穿着红色外套和粉红色衬衫的德国商人，正向两名穿着深色西装的日本商人推销生产机具——这四个人使用的是全球经济体系通行的语言：蹩脚的英语。”
    但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贸易体系本身是不平等的；金融投资和技术转移也是不平等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和损失分配也是不平等的。美国，才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最大的获利者。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经济领域，美国可以凭借其第一强国的巨大动能，迅速进入并占据主导；一个新的平衡机制，美国可以抛弃已经很难扭转的传统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包袱，以先动者的优势制定新的游戏规则，形成对自己有利的平衡机制；一个新的国家战略，利用“新经济”的蔓延，将美国的新势力渗透到全世界，在未来的信息战中取得战略威慑优势。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以及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占有优势，因此能够确保本国企业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能够进入全球所有市场，在所有领域参与竞争，并且通过多边途径推行美国战略利益。
    “新经济”带动下的全球化使美国主导了新标准的制定。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如此描述制定规则这一点的重要性：“这是新的标准之战，在这场战斗中，谁能够抢先制定规则，占领规则的领地，谁就能在未来的竞争中颐指气使，挥舞无比优越的权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于1944年在他名噪一时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中的一席话更是发人深省：“不论是谁，一旦掌握了全都经济活动的控制权，也就掌握了我们生存的命脉，从而就有力量决定……我们所追求的其他方面的价值以及替我们安排这些价值的优先顺序，进而让我们相信我们应当为什么样的目标而生活和奋斗。”

    文化也霸道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也极力支持美国文化的扩张。文化扩张是美国对外文化政策的基本原则。
    美国是最早奉行“新殖民主义”的国家，其文化输出意识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强烈。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元老艾伦•杜勒斯曾说过：“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的方法思考问题。”“通过电视和电影院中的广告节目、连环漫画、杂志广告，美国公司对墨西哥底层普通百姓思想的影响，毫无疑问，比墨西哥政府和墨西哥教育制度的影响更为持久。”
    在对外交往中，美国政府经常把文化政策与国家关系挂钩。如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美国在同意中国享受最惠国待遇时，经常把不要干扰“美国之音”作为一个前提条件。美国国会在《1995年中国政策法》中将开办“自由亚洲电台”列为重点条款之一。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美国谈判代表则要求中国开放国内文化市场，接纳美国各类影音制品。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也为之制定了相应的文化战略，试图以“美国化”来代替全球化，用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来“重塑”整个世界。前美国商务部高级官员大卫•罗斯科普在谈到全球化促进不同文化的整合时说：“对美国来说，信息时代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必须是在世界的信息传播中取得胜利，像英国一度在海上居支配地位那样支配电波。”“未来的世界文化一定要以美国文化居于支配地位。”“如果世界趋向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向共同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那么，它们应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节目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成，他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
     2000年11月28日，应美国驻外使、领馆外交官们要求，美国政府第一次在白宫举行了主题为“文化与外交”的研讨会。该研讨会由美国总统府、第一夫人希拉里办公室、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联合赞助。出席会议的有美国艺术家、艺术赞助人、基金会负责人、企业界首脑和外交官等250余人。研讨会旨在讨论如下命题：(一)文化在全球化时代外交中的作用；(二)如何更好地把文化和美国外交政策的日常运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三)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多边组织在促进文化了解和交流中的作用；(四)使世界共享美国多样化文化的方法和手段。
    正是由于上述这些因素，综合促成今天美国在全球的地位。300多年前，以“五月花”号船到达北美为标志，从英伦漂流到美洲大陆的“盎格鲁—萨克逊”文明，终于在美洲大陆发展到最高峰。身居全球中心的山巅之城，自然要向外扩张，而那些被边缘化的文化体系对这种扩张的反应将是如何呢？

   •帝国的力量：霸道的温柔

    美国的力量至少以三种方式让人明确感觉到了，即：压力、魅力和说服力。

    压力是什么？
    压力当然是最直接的方式。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美国引起了怨恨。2002年6月13日，两名美国陆军军官从美军在韩国汉城市中心的基地开着装甲扫雷车去市郊的教练场。他们走的那条路很窄，而且是通往目的地最不可取的一条路线。在一个看不见另一头的拐弯处，两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在人行道上正走着。高速驱车的美国陆军军官向两女孩撞去，两女孩就被碾到了车轮底下。按照与韩国达成的驻军地位协定，美国军人不能由韩国当局调查，而要由美国军事法庭审判。11月底，两人双双被判无罪，调离了韩国。
    这一事件在驻韩美军的历史上称不上绝无仅有，但发生的时机却很引人注目。这两名军官被无罪开释时，正值韩国总统选举前两周。判决一公布，5万名抗议者立即走上了汉城街头。他们的怒火为卢武铉的竞选运动大助了声威。卢武铉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民权律师，当时正在讲台上发表竞选演说，反对美国对朝鲜的政策，主张修改与美国的不平等结盟条款。卢武铉的对手李会昌则主张坚持结盟传统，坚定地走美国路线。近60％的二三十岁的韩国人都投了卢武铉的票，使他得以胜出，同时也使华盛顿对韩国的反美主义产生了担忧。卢武铉之所以当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韩国的年轻人对于当美国的附属国感到愤慨。这正是问题的关键。
    无独有偶，跨过朝鲜海峡90英里以外的日本，几年前，由政治家小泽一郎发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号召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大多数美国人肯定没有意识到日本是个非正常国家，但小泽恰恰认为，日本也是美国的附庸国。和韩国一样，日本也有不少美军基地，也和韩国一样不断出事——人被车撞、居民和美国兵打架、当地妇女遭到美军士兵奸污等等。然而，日本地方当局调查与审判美国军人的能力却受到限制。经美国人起草的日本宪法禁止日本进行战争，它的“自卫队”也只能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活动。日本和韩国与美国的安全条约都是单向安排。美国答应在这两个国家遭到进攻时保卫它们，对方却没有保卫美国的相应义务。万一发生战争，韩国的军队可以由美国指挥，日本军队实际上和韩国军队处于同样地位。
    主权问题还不仅仅限于军事事务。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期间，日本试图独立发起救援东南亚国家的行动，不料却因美国财政部的反对半途而废了。韩国则被迫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下重建经济，而该组织受美国财政部的影响甚深。小泽揭示出来的问题是，世界各国坐下来玩牌时，日本人带来的不是一副全牌。
    韩国和日本的情况其实并不是孤例。正如欧文•克里斯托尔所说，“哪个欧洲国家都无法拥有——或者说并不真正想拥有自己的对外政策，这是当前存在的事实，只是在外交上未公开承认而已。它们在当地虽然有很大程度的自治权，但仍属于依赖型国家。”

    魅力就是牛气
    同时，美国的力量又很有魅力——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个方面与美国的文化教育和对企业家的“回报”有关。美国的教育制度虽然问题成堆，但无疑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这些大学对来者不拒，根本不问原籍是哪个国家。事实上，不少大学都从外国招生。这样做的结果是，任何一个时刻都有约60万外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大学里学习。经过这么些年，毫不夸张地说，已有数百万名外国留学生拿到美国学位。在伯克利或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名牌院校，许多理工科研究生计划又吸引了本院的大多数外国留学生。美国同样是世界企业家的圣地。在提供资金与培育好的想法方面，硅谷完全不讲国籍。例如，2000年在硅谷所建的公司，40％以上是印度企业家创办的，其中不少人后来都在自己本国创办了大企业，这种办法对企业家本人好、对美国好，对印度也好。如果你向往的不是创办公司，而是打棒球，或者是往篮框里塞篮球，美国依然是你理想的选择。
    魅力的第二个方面更多的是与说服力有关。以所有国际公司中最为成功的可口可乐公司为例。以其200亿的销售额和2/3来自国际市场的收益而论，它似乎可以高枕无忧了，可是它不但不能，反而是忧愁多多。为了不断吸引投资者和英才，它只有不断发展。一家公司发展到可口可乐那么大的规模，意味着每年要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销售额。所幸在印度或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地方仍有好多人在喝茶或是喝水。“口渴虽然没办法制造，口味却可以……”所以，可口可乐公司拿出它巨额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广告，常常利用美国成功的形象，目的是使印度人或印尼人相信，可乐是世界性饮品。喝茶或许对你更有好处，可是茶跟美国成功的形象不沾边，所以世界各地不断有人改喝可乐，可口可乐公司也因此而不断发展。
    通过军事实力、不平等条约、卓越的才智、企业家的报偿和容易为人所接受的劝说，美国已对全球建立起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共管统治。这种水银泻地般的霸道，向全人类宣布，当今的世界属于美国。

     2、鹰的视力障碍
     “全球化是美国统治的另外一种说法。”  
                   ——亨利•基辛格

   •闭着眼说：我们就是世界的中心

    美国人后来有了一点点新的变化。法国《世界报》2004年8月20日载文《希望的迹象》：声誉很好的皮尤研究中心最近进行的民意测验结果表明，在美国人目前关心的问题中，对外政策问题位居第一，其次才是经济问题。这种变化的重要因素是美军深陷伊拉克泥潭和“9.11”事件的冲击。这种舆论形势变化是越南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几个数字可以表明美国舆论形势的变化：现在，46％的美国人认为对外政策和恐怖主义是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只有26％的美国人认为经济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在接受皮尤研究中心调查的美国人中，67％的人认为美国现在在世界上已经不那么受尊重了，49％的人认为美国今后应当更多地考虑到盟国的利益。
    “9.11”事件和伊战的麻烦使迷茫的美国人刚刚开始睁开了眼睛：国际关系问题开始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一部分，这是一件大好事。88％的美国人认为，“保护美国、使之免受恐怖分子的攻击”应当成为美国外交的首要任务。在这之前，在美国政策中，国际问题占的分量一直不大，经济问题一直是全国辩论的中心问题。
    以前的美国人是怎样的呢？可以说，美国人不仅不完全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事情，而且好像并不在乎这样的结果。因为美国就是世界，世界就是美国；世界上没有美国人不行。其他民族与国家则无足轻重，许多美国人几乎没有意识到还有外面世界的存在。这是当今美国社会的普遍心态。
    西班牙塞维列的一位音乐家路易斯有这样一个故事：几年前，我去田纳西州，参加我妹妹与一位美国人的婚礼。当人们听出我的口音之后，他们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我来自西班牙。他们笑了，美国人很友善地问道：“那个地方是不是在墨西哥？”他们并不是在开玩笑。有时候，一些有影响力的美国人，对外界了解得也非常少。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在他第一次访问南非之后发表了“不朽的评论”。他对记者说：“你们会感到惊奇的，那里都是独立的国家。”常常因讲错话而出丑的乔治•布什在担任美国总统之前，仅出过三次国。作为一位领袖，不管他的品质如何，仅在这一方面，这位年轻的布什恰如其分地代表了他的国民。因为，只有14％的美国国民持有美国护照，踏出国门的美国国民只占总人口的10%左右。一个美国博士生甚至不能准确的在地图上指出伊拉克的具体位置。美国的国土与墨西哥和加拿大接壤，但是许多美国人仅仅把他们的这些邻居看作是名誉上的、地位较低的美国人；在他们看来，只要这些人一直待在他们居住的地方，不迁移到异地，他们还是受美国人欢迎的。富足与强盛，以及美国在世界的霸主地位使得美国人孤芳自赏、傲慢和自我孤立。天下老子第一，舍我其谁？可是为何还要去关心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事情呢？
    美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着许多不平等，从而扭曲了它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仅是第一个现象，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处于弱势外国人不得不去关心和了解美国，而美国人几乎就没有关心和了解他人的习惯。因此，一种必然的结果便是：美国人根本不知道别人是如何评价自己的。享有特权的人也很少关心这个问题。同样是皮尤研究中心在“9.11”恐怖袭击之后的一项调查，针对的主要是美国国内民族人士和新闻界人士。结果表明，52％的美国人同意美国居于“领袖”地位的观点，即“美国为世界做了许多好事”；而他们在外国的调查结果表明：相应的人群中，只有21％的人接受这个对美国做出的正面评价。
    然而，当美国人从美梦中清醒过来时，却发现了一个令人十分痛苦和悲惨的现实。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刹那之间就被恐怖主义分子摧毁了象征美国伟大文明的标志性建筑物——世界贸易中心大厦而产生动摇。美国人突然痛苦地发现：他们不了解美国以外的人类。

    •真实的谎言：媒体精英的新闻自由秀

    “大多数的美国人都是好人，这一点我坚信不疑。”实施联合国对伊拉克人道主义救援计划的前任首席执行官丹尼斯•哈利迪说，“伊拉克并非都是由2200万萨达姆•侯赛因这样的人组成的，而是由2200万伊拉克人民组成的，包括每一个家庭的孩子们，以及孩子们的双亲。他们同样有希望、有梦想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和对未来的期盼。假如美国人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会惊恐地发现：美国空军正在以他们的名义残杀无辜的伊拉克人民。”

    人民知道什么？
    哈利迪想知道的是：“美国的民众都到哪里去了？他们为什么不对似乎正在进行疯狂犯罪的政府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利？为什么不对自己的政府进行必要的控制呢？”
    问题是美国人民知道些什么？他们只知道前南总统米洛舍维奇在对阿尔巴尼亚人进行“民族清洗”，萨达姆是个魔鬼。他正在准备用核武器和生化武器进攻美国。这些都是政府和媒体告诉他们的。无论是轰炸科索沃还是对伊战争，美国政府和军队都以绝对的优势操控着舆论战，在这种绝对不均衡的信息对比中，美国人民以为自己的军队是“正义之师”，而美国政府到底在世界各地干了什么，他们很少知道。美国人民对于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是多么的孤陋寡闻。而这种孤陋寡闻，都源于美国新闻界的传媒精英们在伴随政府旋律之下乐此不疲的“新闻自由秀”。
    在美国，最大的政治笑话就是有一个所谓的自由新闻界。美国的新闻媒体，只是报道美国政府所谓的事实。在科索沃战争中，中国媒体对战争细节的大量报道是美机“误炸”中国大使馆的直接原因。“9.11”事件之后不久，白宫新闻发言人阿里•弗莱舍尔警告各个新闻媒体，要他们必须“谨慎发表评论”。在伊战中的每次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们都会得到军方代表的类似警告。其实警告略显多余，因为事实已经证明，美国各个媒体都急于充当政府信息放大器的角色。美国最有影响的资深记者之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晚间新闻的大红大紫的主持人丹•拉瑟说：“乔治•布什是我们的总统……如果他想让我们排好队，只需要告诉我们集合的地点就行了。”
    在美国，这种新闻自由的神话，一直充当着美国政界保守派和右翼力量的政治武器，他们急于阻拦对政府和企业巨头的批评性报道。就连新闻记者和他们的上司就都总是责问自己：我们的报道是否太自由了？却从来不怀疑他们的报道是否太保守了。在美国，“自由主义”就意味着倾向“左翼”，它的含义是反政府、反企业、反商业。美国的报纸、电视、广播、因特网，以及其他公共媒体对于现实的报道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美国新闻界是反政府的吗？
    关于政府的报道，大部分都重复政府的观点。报纸上长篇累牍的都是总统对某些事情的看法、国防部长关于某个话题的观点、参议院或者众议院的多数党领袖是如何接受某一个提案等类似的宫廷新闻；或者常常是这些政治人物之间对某个事情所产生的“争议”。这就是美国式的舆论导向。但是报道刻意模糊人物辩论的真实背景，也很少报道那些对他们的生存根基造成威胁的“坏消息”。或者说，他们的报道很少能够提供真正有价值的事实分析。已故的著名新闻记者詹姆士•雷斯顿承认：“我们在大多数时间里所做的事情，实际上就是起了一个传送带的作用。” 雷斯顿作为记者在华盛顿为《纽约时报》就这样工作了几十年。美国人民太相信自己的政府了。诚然，媒体及时详细地报道政府的官方观点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所有的报道都千篇一律，充斥着官方言论，其结果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人们的误解。实际上，美国公众最终得到的政府信息虽然算不上是谎言，但也近似于谎言，看似真实的谎言。
    在大多数的美国主要城市中，都有一些互相竞争性的报纸。当今的美国新闻界，被一小撮商业巨头和庞大的跨国公司紧紧的捏在手中，十多家企业控制了美国50％的传媒市场，比如报纸、广播和电视台，还有杂志、书籍和音乐，以及电影、因特网。这些大公司中包括通用电气公司（年收入为1299亿美元）拥有3家新闻网络和13个广播电台；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年收入为660亿美元）是美国最大的电缆供应商；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2002年收入为660亿美元）其财产包括《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头条新闻》、《时代》；华特迪士尼公司（年收入254亿美元）拥有美国广播公司（ABC）电视和广播网络与60家广播站；新闻集团（年收入为116亿美元）拥有FOX电视网、26个广播站以及《纽约邮报》。作为跨国公司，他们的经营目标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尽量多地占领可赢利的世界市场。虽然这些都是民间资本，但他们与美国政府的扩张政策相共生。这些公司的老板是不会轻易接受任何不合常规的观点的，他们也不会提供针对企业和政府要员进行严厉批评的消息报道的，更不会提供其他不利于稳定自己运营秩序的信息，这其中当然既包括国内也包括国际的任何负面消息。报喜不报忧是一条铁规。
    美国的新闻界虽然不属于国有性质，也并不受国家控制，但是对政府的态度确实是很友好的。也就是说，新闻界支持现行的政治体系和该体系的基本设想和权利关系，支持依靠这些权利制定的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因为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体系。美国有这样一个对政府十分友好的新闻界，无论在美国人还是外国人看来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位不解其中奥秘的英国新闻记者曾说：“我总是对于美国人的行为感到吃惊。在英国，尽管我们对诽谤罪的法律界定非常严格，我们还是刊登了许多研究性的报道。美国人拥有了世界上所有的自由理念，然而却不去充分的利用它。”
    这样看来，美国新闻界的问题并不在于它是拥护共和党还是拥护民主党，问题的焦点在于它只是充当了一个“御用”的角色。它们打着客观性和政治中立的旗号，将自己的新闻源泉局限在华盛顿的权利圈内：政府官员、国会有影响的议员、“思想库”的专家们。这就意味着，将来的争论只会局限在执政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大政党之间。至此，美国新闻界已死，完全臣服于政府的霸权政策。

    国家权利机构
    美国的“新闻自由”是一个弹性概念，如果把视角由民办媒体转向来看，就是另一回事了。《纽约时报》（2004年11月10日）发表了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的文章，题为《我们的新闻不那么自由》，报道里美国联邦法院把全国广播公司罗德岛普罗维登斯电视台记者吉姆•塔里卡尼、《纽约时报》的记者朱迪思•米勒，《时代》周刊记者马修•库珀和其他5位记者判决入狱。他们8人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判决的唯一理由是他们都拒绝透露秘密消息的来源。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而自1663年约翰•特温因出版了一本冒犯国王的书而被逮捕起来，保护秘密消息来源就成为出版业一条神圣的道德戒律。可见美国统治者对新闻来源的控制手法已经倒退到中世纪的水平。于是20世纪80年代在新闻界一息尚存的挑战政治权威的勇气已消失殆尽，新闻已经开始玩世不恭，他们不再严肃认真地对待任何事情。20世纪最后的25年中，新闻界垄断产生的后果是，大家拼命地追求利润的最大化。2002年《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资深编辑伦纳德•唐尼和罗伯特•凯泽合作出版的《关于新闻的新闻》中写道：“大多数的报刊经营商，却把他们行业垄断获取的15%－20%的高额利润，反看作是企业良好发展的最低水平。”于是报刊、电视除了广告，就是性或名人隐私秀。质量浅薄，道德沦丧。在这样的新闻自由中，美国人民的孤陋寡闻也就不足为怪了。

   •“一帮喜欢轰炸、喜欢帝国的重量级知识分子”

    思想是行动的源头。最近的一项民意测验说，在伊拉克战争之后，60％以上的美国人都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美国民众中，有着广泛的帝国扩张的思想基础，其思想的圣经是一种叫“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

    新保守主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学术界、舆论界与政坛上影响日益增强，其思想先驱为20世纪50—70年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政治学讲座教授的列奥•施特劳斯。施特劳斯被誉为是“使古典政治哲学再生”的大师，其著作《自然权利和历史》，几乎是单枪匹马地颠覆了几百年以来的“自由主义”，构成了“新保守主义”的精神内核。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中，施特劳斯研究了曾经在欧洲盛行的霍布斯、马基雅维利、柏拉图、苏格拉底等先哲的古典政治哲学，构建了一个对西方思想史的全新解释。该书认为，古希腊政治哲学的核心是要寻求美好生活，美好生活的内容并非因人而异。在施特劳斯看来，这样一种追求是伟大的传统，但近代以来逐步被“自由主义”破坏了，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之争不再是多元文化之争，而是高尚与卑鄙、美好与丑恶、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斗争。
    施特劳斯的学生——20世纪80年代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艾伦•布鲁姆说：“当我们美国人认真谈论起政治时，我们认为我们的自由、平等原则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其他原则是合乎理性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主制度以外的任何政体一概没有理论依据。”“如果说哲人的政治理想曾经变成过现实，那就是美国了，而美国几乎是一帆风顺地达到了这一目标。”“通过对人的自然权利的认识和接受，人们找到了统一与一致的基本点。沐浴在自然权利的阳光下，阶级、种族、宗教、国籍，甚至文化都已消逝，或许可以说，它们减弱了，这给人们带来的是共同利益。”
    在这个“新保守主义”思想的根基上，生长出来的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哲学认为：以财产私有制为根本、人权为有机组成部分的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最终形式，放之四海而皆准，而美国的制度是这一制度的完美体现，甚至有人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一种经过神恩钦准的社会形态。“新保守主义”在哲学上只承认统一性，否认差异性；在政治上忽视乃至无视因不同历史文化传统所形成的民族或国家的独特性及其存在的理由。同时，他们认为美国是西方文明自古希腊以来的正宗传人，美国价值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价值。
     “新保守主义”认为，美国就是理想的普遍价值体系的化身，是民主政治的典范。因此，美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奉行的是普遍主义原则。他们鼓吹美国式政治理论与文化的霸权或垄断地位，认为美国是世界的领袖，肩负着全球推行民主和人权的政治使命。他们甚至主张美国应该不惜采取政治乃至军事行动，为全人类立言，在美国的统治下，推行美国式民主制度是一场全球性的道德圣战。
     “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外交上表现为一种激进的道德帝国主义。前布什政府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曾说：“美国外交政策的宗旨就是推行‘普遍性的启蒙理想’。”有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应该采取“一种以国力和道德自信为后盾的外交政策”，应该成为全球组织的总指挥。亨利•基辛格也曾以傲慢的口气说：“全球化是美国统治的另外一种说法。”“新保守主义”的美国文明至上论，也被美国人用来作为美国建立全球帝国的理论依据。

    新现实主义
    和“新保守主义”构成了理念和方法上互补和对应的，还有“新现实主义”。所谓“新现实主义”，是以现实主义为基础，具有追求绝对安全和鼓励动用军事手段上的新的特点，是进攻的现实主义。约翰•米尔斯海默是这种“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
    米尔斯海默看来，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是错误的，他说，没有什么理由表明民主国家之间一定是善良友好的，他们同样遵循实力平衡的原则行动。针对人们认为“国家的主要目标是经济繁荣，当所有强国都获得繁荣时，它们就不再有发动战争的动机”的观点，米尔斯海默认为是不正确的。首先，地区性和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会破坏繁荣，现在就很可能处在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之中。在危机之下，国家没有繁荣，战争也就不会带来进一步的损失。即使没有危机，也有一些国家不如其他国家繁荣，因此它们也不会在战争中损失，反而有可能从战争中得到利益。比如，伊拉克对科威特的战争。第二，一个国家总希望进行一场快速的战争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针对一两个国家的战争只消耗一个国家的少量财富。此外，征服他国还可能为自己国家带来巨大的财富。 第三，从历史上看，1900—1914年之间，欧洲各国有广泛的经济联系，而且各国也处在经济繁荣之中，但是1914年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有学者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不像现实主义所讲的那样，完全由实力结构所决定。各国对国际政治的态度影响了国家的行为。西方世界700年来，都使用现实主义的语言说话，因此导致了战争，如果各国放弃现实主义的观点，世界就会有和平。对此，米尔斯海默说，既然现实主义通行了700年，那么它就已经深深地进入了人们的思维，各国都按照这一理论行动，人们怎么可能轻易放弃这种思维习惯呢?如果放弃了现实主义，又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它?如果有这样一个替代物，那么人们又怎样知道它会更好还是更坏?即使一个国家放弃了现实主义，它会不会又在某一天卷土重来?对于这些问题，社会结构主义都没有提供答案。
    尽管国家与国家之间有利益冲突，但是仍可以通过国际组织和国际法规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战争是否由此可以得到避免呢?米尔斯海默说，国际机构无法阻止国家不按照现实主义原则行事。比如，联合国并没有阻止1992到1995年间巴尔干半岛的战争。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票使得很多决议无法通过。现在，亚洲不存在有影响力的国际安全组织。欧洲虽然有北约组织和欧盟，但是它们也不能阻止各国不按照各自利益行动。此外，一些强国实际上按照自己的需要影响国际组织的面貌。比如，当美国不想让前安理会秘书长加利连任时，它就设法迫使他退出，尽管当时安理会所有其他成员国都想要他留任。美国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国家，美国经常撇开国际组织，去做它认为符合自己利益的事。
    反对战争的人说，战争一方面消耗本国的国力，破坏自己的经济；另一方面又得不到好处，各国应当致力于创造财富而不是发动战争。对此，米尔斯海默回答说，战争未必会毁坏自己的经济，美国在两次大战中，普鲁士在1862—1870年的战争中，都得到了经济上的好处。虽然美国在二战中花费巨大，但美国今日的经济是世界最强。英国曾经是个殖民地遍及世界的大英帝国，如今这个帝国已经崩溃，英国经济也大不如前，但是很少有经济学家将此归咎于英国的国防开支。英国的国防开支实际上少于它的竞争对手。苏联确实由于国防开支过高而崩溃，但是学者们对苏联崩溃的原因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有理由认为，苏联崩溃是由于其经济结构不好，而不是由于国防开支过大。
    反对战争的人还说，即使战争胜利，征服者依然无法得到经济上的好处，尤其是在信息技术时代。在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国家中，征服者将会遇到民众的广泛持续的反抗，在信息时代，镇压民众的反抗是很困难的，如果阻止信息交流，那么经济发展就会窒息，如果开放信息，那么反抗意识就会到处传播。对此，米尔斯海默说，即使在信息社会中，征服者依旧可以从被征服国家的经济中得到好处，征服者可以通过收税，没收工业产品，甚至没收工厂来获利，还可以没收该国的自然资源。即使不靠上述方式，征服者还有三种方式可以为自己获利。一种是让被征服国家的人到征服国的军中服役，或者强迫他们在征服国中做劳工；第二种是占领有战略意义的地区；第三种是取消被征服国的强国地位，减少征服国的一个竞争对手。
     2001年约翰•米尔斯海默出版的《强权政治的悲剧》一书是其“新现实主义”理论的集中体现。该书认为，世界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的生存本能决定了强国的基本行为是恐惧、自我帮助和实力最大化。米尔斯海默认为，所有强国都会进行实力扩张，扩张实力的基本动机是保障本国的安全，一国的实力扩张会使另一个国家感到不安全，促使另一个国家也进行实力扩张，导致各国追求实力的竞赛，实力的竞赛是没有止境的追求。因此，米尔斯海默的“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战争是无法避免的，用米尔斯海默的话说：“战争是由各国实力结构的变化所造成的。”只要各国之间发展不平衡，就会引起实力结构的变化，必然将引起战争。
     “新现实主义”认为，强国的特点就是“实力极大化”，“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一个国家的所得就是另一个国家的所失，因此每一方都要争取在竞争中取胜，从而获得对其他国家的统治地位。为了生存，一个国家不得不用进攻性态度对待其他国家。一个放弃称霸的国家采取的是错误的决策。正常的强国就是要考虑扩张和征服，其结果就是强国之间的安全竞争，国家为了取得胜利不惜使用欺骗和残暴手段。在这个世界上，各国和睦相处的和平是极不可能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当今美国的军事力量虽然已经超过全世界军事力量的总和，但并不是足够的、绝对的安全。因为一个国家的实力分成两种：一种是潜在实力，另一种是现有军事实力。潜在实力的主要构成是人口和富裕程度，而潜在实力均可转化成军事实力。并且以中国为例，说如果中国内地的人均GDP达到中国香港的水平，那么中国的潜在实力将是美国的四倍。所以，美国要及早采取任何可能的行动，阻止中国的崛起。
     “新保守主义”理论和“新现实主义”理论一方面为美国的胜利提供了一种文化优越论的解释，另一方面迎合了美国的扩张意志，迎合了美国公众的霸权欲望与自大心态。它从深层的道德、思想、文化层面上，为美国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国家文明之关系建立了意识形态的基础。美国霸权越是受到威胁，美国的经济波动越大，美国国内对维持这种经济和实力地位的敏感性就越强，就越来越倾向于在全球保持美国的利益和实力地位。为此，美国在对外政策方面，便一意孤行地按照美国式的方法来行事：按照美国的需要来维持和加强国际安全和国际秩序，防止地区安全领域内出现对美国利益的挑战。有人这样描述这些理论的炮制者：“他们是一帮喜欢轰炸、喜欢帝国的重量级知识分子。”

   •新罗马帝国计划：喧嚣的鹰派

    美国鹰派主要由美国共和党内的传统强硬派、国会中的右翼势力、重工业和军火行业的财阀、军事和情报部门负责人、冷战时代就已存在的保守型智囊库以及具有极端思维倾向的部分媒体组成。

    鹰派开始抬头
    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由于其内阁成员多数主张实施积极的对外接触战略，鹰派一度被打入了冷宫。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也使美国鹰派失去了自己的阵地。2001年，尤其是“9.11”事件后，鹰派在美国全面抬头，在美国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浪潮。
    布什家族和石油工业的渊源决定了他和鹰派之间的血缘关系。随着布什外交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的强悍登场，鹰派终于有了用武之地。鹰派人士直接成为布什政府的核心人物，从而和国会的右翼势力首次形成“院府呼应”，结束了美国长期存在的“院府相争”格局。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是鹰派中的领军人物，他咄咄逼人的强硬辞令，总是能在国会引起阵阵喝彩。副总统切尼是老资格鹰派人物，他认为美国的霸权应该加强，如果不是为心脏顽疾拖累，他应该和拉姆斯菲尔德一样活跃。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被称为美国外交和安全战略的“建筑大师”，是主张美国“武装保卫台湾”的始作俑者。理查德•珀尔(伊拉克战争后已经辞职)，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硕士，在里根时期任国防部副部长，任布什政府的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是伊拉克战争的主要战略制定者。在美国国会，退休了老右派赫尔姆斯还有强大的影响力。
    此外，军工财阀和军、情部门首脑构成了美国鹰派的另一个层次。冷战结束后，英、法、德和俄罗斯都被迫进行了痛苦的调整，但在美国，扩张性的国防预算，使美国的军工财阀避免了行业危机。“扩张性的国防预算”一般都需要经过以下几个“程序”：首先是由军、情部门上报发现“某国正在部署一种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战术导弹”、“某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正在可怕地扩散，对驻外美军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等类似情报，然后“相关的威胁程度”则由专家即军火商来继续说明，以引起国内对保护美军士兵安全的高度重视。最后，军、情部门和军火商们一致强调只有配置新式武器装备才能提高美军战斗力，防范威胁。军工财阀就这样不断研制新式武器直至大规模地介入太空竞争，使得相关费用越来越大，暴利程度越来越高，美国国防开支更是一路狂涨。
    还有一股引导思想的势力。他们以智囊库的中立面目出现，往往跟大众传媒合作，以表面公允的方式表达他们对国际事务的夸张分析与强硬立场。智囊库的系统评估方法与媒体的渲染与炒作，往往能达到引导公众眼球的“理想效果”。《旗帜周刊》便是人所共知的新保守派杂志，也是鹰派思想的源头，其发行量虽然只有5.5万份左右，但读者都是在美国政坛有影响力的人物。美国《国家》杂志专栏作家埃里克•奥尔特曼如此评价：“这家杂志直接同当权派对话、为他们说话，要想了解这届政府的所思所想，就必须读这一本杂志。”此外，《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著名报纸，也被新保守主义势力和鹰派所控制。鹰派在美国的掌权和他们所主张的帝国扩张政策，得到了美国民众的许可，得到了许多民意测验机构测验结果的鼓励。

    新罗马帝国计划
     19世纪，曾经有一位名叫亚当•亨利的学者向美国人描述了将来有一天，太平洋成为美国内湖的情景。如果美国人占领了中国市场，那么，它的财富和力量就必定能超过罗马人、英国人和君士坦丁大帝。这就是新罗马帝国。当年美国的国父们在创作《联邦党人文集》时，所用的笔名都是罗马共和国时期的人名，如“普布利乌斯”就是罗马著名的军队统帅之一。在美国国父们心目中，美国就是罗马共和国的再生。
    鹰派对世界的看法是，美国霸权的衰落是实际存在的，但衰落的原因是由于美国政府软弱的意志力和误导的政策所致。他们相信，美国的潜力无与伦比，问题只在于如何运用它，而“新保守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就已经提供了最好的指导。冷战结束、美国经济10年的辉煌，使鹰派认为，这意味着美国式民主制度的最后胜利，历史将终结于当前的美国政治、社会制度形态。美国完全可以超过罗马帝国，超过大英帝国，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全新的帝国。为此，美国在对外政策方面，更一意孤行地按照美国式的方法来行事：按照美国的需要来维持和加强国际安全和国际秩序，防止地区安全领域内出现对美国利益的挑战，维护在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中所能获得的经济利益。
    “9.11”事件之后，鹰派控制了华盛顿的权力。在建国两百多年后的21世纪，美国终于展露建立新的千年帝国的心态，一个“新罗马帝国计划”在鹰派的主导下成形了。
    鹰派的根基人群——新保守派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赞赏和支持。2003年2月，在华盛顿企业研究院的一次讲话中，布什总统完全不掩饰对新保守派的情有独钟。他对在场的信奉“施特劳斯主义”的新保守派记者、政治思想家和政策制定人说：“你们是我们国家中最杰出的大脑，而我的政府雇用了20个像你们一样的人。”
    在“新保守主义”思维的影响下，美国政府从可以容忍大国的力量平衡，到不能容忍；从罗斯福的多边合作政策，转变为独断专行。
    古罗马帝国为什么灭亡?孟德斯鸠解释说，这是因为罗马从共和国转变为帝国，丧失了自由；《大国的兴衰》的作者保罗•肯尼迪认为，这是由于罗马帝国的过度扩张，最终导致帝国的经济无法支撑。那么，今后的美国能不能够做到既对外扩张，又在国内不丧失自由；既穷兵黩武，又没有多大的成本负担，从而成为一个永远的帝国?对此，鹰派和新保守主义者们有着执拗的野心，也有着周详细致的打算。

    新美国世纪计划
    最细致周详地体现鹰派们对新罗马帝国的幻想的非“新美国世纪计划”的纲领莫属了。“新美国世纪计划”(PNAC)创建于1997年，这个“新保守主义”智囊库的大本营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新美国世纪计划”的目标是建立美国治下的世界和平，所有其他国家都应该屈服于美国的领导和意志：“维持美国全球的显赫地位，事先排除任何竞争对手，使国际秩序符台美国利益。”这完全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新罗马帝国目标。2000年9月，这一目标具体化成一个文件——《新世纪重建美国国防：战略、军队和资源》。这个文件要求改变美国多年来的军事战略目标，即美国能同时打赢一个半战争，且要求美国必须拥有“能够以绝对优势同时打赢多场中等规模战争的能力”，并可以执行“塑造有利于美国的地区安全环境”任务的能力。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在军事上必须完成下列一些目标：在东部欧洲、东南亚和中东重新安置永久性军事基地；使美国军队更加现代化，加强美国的空军力量和海军力量；发展和部署一个全球导弹系统，并由美国战略性地支配未来太空力量；在情报系统方面，由美国控制全球共用的“资讯网空间”。而要达到以上目标，美国必须将其国防预算至少增加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8％，并且在此基础上，每年递增200亿到300亿美元。1999年，美国军费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2001年为3.2％，这就已经使其拥有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核力量，世界最强大的空军、海军和独一无二的全球打击能力，使美国能同时赢得“一个半战争”。
    （《环球视野》摘自《帝国残梦——美利坚霸权主义的终结》中国友谊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