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绍任：不属于祖国就不属于人类——斥摩罗

不属于祖国就不属于人类——斥摩罗

金绍任　

　　一、人类史上最可耻的文字

　　劲扫迷雾，全国人民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这是一项重铸和强化民族灵魂的伟大工程。胡锦涛同志在提出“八荣八耻”时，还高屋建瓴地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这是关心青少年成长的人们渴望已久的明确指示，天下父母心为之振奋。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思想文化江河万鼓齐鸣，千帆竞发，然而也有一些毒品船招摇其间。一些理论文章和文艺作品散布迷幻，混淆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却很难听到反对和抵制的声音。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十多年来，竟然有这么一位中国人，由于发出疯狂的种族主义叫嚣，并且是专门辱骂中国人的叫嚣，而获得相当一批中国知识界风头人物的高声喝彩，却一直没见到有哪家媒体挺身驳斥，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

　　“到目前为止，我还承认欧洲人是人类中最为优秀的种族”。此惊人之论并非出自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而是摘自一本题为《自由的歌谣》的书（第88页）。此书于希特勒灭亡半个多世纪后出版于北京，作者摩罗。

　　摩罗，原名万松生，江西都昌县人，1961年生，16岁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之一，1997年在华东师大取得文学硕士学位，曾任教于江西的三所中学和北京的一所高校，现就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摩罗于2 0与21世纪之交，因疯狂辱骂自己的祖国而一举成名。他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是5本思想随笔集：

　　《耻辱者手记》，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年；

　　《自由的歌谣》，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

　　《因幸福而哭泣》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

　　《不死的火焰》，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

　　《大地上的悲悯》，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

　　此外，还发表有长篇小说《六道悲伤》和一些散文。

　　《因幸福而哭泣》和《不死的火焰》又由台湾文化情报公司2003年出繁体字本。

　　摩罗拼凑成了一整套颇为独特的种族主义学说，可称为“耻辱学说”或“非人学说”。这套学说在其第一本书《耻辱者手记》中已基本完成，后继各书则是其反复宣讲和应用，个别观点有所扩充和延伸。

　　摩罗反复宣称：所有的中国人都不是人，而是“非人”，而他自己最大的耻辱，就是降生为中国人，所以他自我命名为“魔鬼”（“摩罗”为梵文“魔鬼”一词的音译）还嫌不够，又自我命名为“耻辱者”，把自己的第一本书题名为《耻辱者手记》。

　　“我深深觉得生为一个中国人是真正的不幸。我感到前面已无路可走，每一条貌似路途的去向都布满无限的耻辱，被这耻辱摧残为非人乃是我们的宿命。我因为意识到无法摆脱这样的命运而万分绝望”。（《非人的宿命》，《耻辱者手记》198页）

　　这样的绝望文字并不是写于文革浩劫中，而是写于改革开放带来万象更新的上世纪8 0年代。但是，即使全球的炎黄子孙都在为民族复兴大业而欢欣鼓舞，摩罗先生在世一日，就自感耻辱一日，因为他有着无法摆脱的中国人的血统。

　　“我是为了与你们不同才来到这个世界的。我讨厌一切烙上你们印记的东西，我甚至因了自己长有与你们相同的形貌而羞恼，因了自己的脚踩踏着同一片土地而惭愧”。（《独行者语录》，《耻辱者手记》188页）

　　在从古至今的中国人里，摩罗只找到了两个像样点的：

　　“鲁迅和孙中山似乎是真正的人……实际上却依然一无所有，依然是非人”。（《反叛一人》，《耻辱者手记》234页）

　　他把对青少年进行理想信念和爱国主义教育说成是“吃人的文化”，对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民族发出了诅咒：

　　“让这文化绝种吧，让这民族灭亡吧”。（同上，《耻辱者手记》2 3 0页）

　　真难以相信，一个人竟会对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祖国产生这样的毒念，写出如此的毒文！

　　北大的钱理群教授读到了《耻辱者手记》，竟然兴奋得将摩罗与鲁迅相提并论，真奇怪钱教授是怎么当上“鲁迅研究专家”的。鲁迅在学生时代就矢志“我以我血荐轩辕”，终其一生，确实做到了将全部热血献给祖国，到了晚年仍激情似火，写下了这样的赞辞：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让我们再听听，摩罗对着民族脊梁的咬牙切齿之声：

　　“鲁迅……曾一厢情愿地颂赞过的民族的脊梁，又何尝有一个是人呢？那里所明列或暗指的，不全都是中华民族非人大谱系中愚忠愚孝的徒子徒孙吗？非人的生命机体，其脊梁也一定是非人，就像狗的脊梁只能是狗骨一样。”（《反叛非人》，《耻辱者手记》230页）

　　摩罗不但一次又一次把中国人的体貌特征当作耻辱的标记，还以确切的数字写明，他喷射的毒汁不放过任何一个有着中华民族基因的人：

　　“我真想生出十一亿个手指来，指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塌鼻子吼道：你不是人，你是非人，你是猪猡，你是虫豸，你是人的最丑陋的敌人，让我们一起灭亡吧，一切非人都应该彻底灭亡。”（《反叛非人》，《耻辱者手记》229页）

　　自从人类有了语言、有了文字以来，可曾有过另一个人对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全体骨肉同胞发出过这样肮脏、这样恶毒的辱骂和诅咒？

　　高跳到了历史之最的摩罗，把自己永远钉到了人类史的耻辱柱上！

　　摩罗铁了心，永远抱紧耻辱柱，把诬蔑、辱骂祖国定为自己终身的使命：

　　“我这辈子无论谋饭于何业，心中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咀嚼耻辱。无论写小说写论文还是写随笔，都是我咀嚼耻辱的方式。因为我有一颗耻辱的灵魂。”（《耻辱灵魂的呼吸与歌叹》，《耻辱者手记》345页）

　　从水管里出来的都是水。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初出道至今，摩罗20年的文字都是——用他自己的学生腔说——“耻辱灵魂的呼吸与歌叹”。

　　不能不提到对他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吹捧。有那么几位自称“代表民族良知”的中国文人，一见到摩罗的可耻文字就如获至宝。所谓的北大“怪杰才子”余杰兴奋地向出版商推荐，并为之作序，称“摩罗的出现，是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幸运，更是中国思想界的幸运”；出版商“草原部落大酋长”贺雄飞兴奋地安排出版《耻辱者手记》，并在前言中赞美摩罗“是世纪末中国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拯救中国文人的精神天使”；所谓的北大“青年导师”钱理群教授也兴奋地为之又作一序，宣布“摩罗终于与鲁迅所开创的，已经中断了的精神界之战士的谱系承续上了”，封摩罗为“新一代青年中的杰出代表”，这就等于册封摩罗是鲁迅第二。其实谁不明白：以白纸黑字来谩骂自己的祖国，需要的并不是超众的才能，而是超众的无耻和愚蠢，因为那肯定是要招来举世公愤、千载骂名的。所以钱理群、余杰、贺雄飞之流只是躲在后面夸奖摩罗是“战士”、“优秀的思想者”，甚至是“天使”，怂恿他去赤膊上阵，去唱出他们憋在喉头但不敢高喊的话。

　　青年们读到摩罗对祖国的咒骂，理所当然感到震惊、愤怒，可是一想到余杰写在序言中的话：“读这样的文章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考验。那些卑劣的心灵无法面对摩罗的文章，摩罗的文章可以看成是心灵的探测器”，就困惑地捧着摩罗的书，去“探测”自己的灵是否卑劣，自己的智商是否低下，而不敢发出正义的斥责了。余杰无愧于“怪杰才子”的称号，他果然具有《皇帝的新衣》里骗子的高招，预先把人们的真话防堵住了。

　　几年来钱理群、余杰之流到处推销摩罗，一个又一个报刊卷进炒作“优秀青年思想家摩罗”的潮流，一家又一家出版社加入出版摩罗著作的行列。世纪之交，在北大等高校的中文系科，几乎达到了学子们人手一册摩罗大作，却罕见有人敢说出“皇帝什么也没穿”。此后，摩罗辱骂祖国的新作接连不断问世，越骂越“有学术水平”，越“有深度”。到了2005年，甚至有一家出版社将民族败类摩罗奉为圣父，肉麻地出了一本他为自己的新生儿写的成长日记《第一年》。“思想家”摩罗和该出版社可谓生财有道。摩罗的“明星”和“权威”地位简直越来越稳固，行情越来越看涨，使越来越多青年的思想产生了严重的混乱，似乎破口大骂祖国的才是精神界战士，把全体炎黄子孙称为猪猡的才是超天才。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起而捍卫民族尊严，对摩罗其人其文作一番彻底剖析。本文为这一系列剖析文章的第一篇。

　　二、“地狱”和“天堂”

　　摩罗笔下的世界分为地狱和天堂：中国从四大文明古国时代起就是人间地狱；印度和非洲很光辉，因为出了释迦牟尼、甘地、曼德拉、图图；欧美，还有19世纪的俄罗斯则是天堂¬——摩罗称之为“真的人” 的乐园。

　　“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地球上，真的人无疑是生活在他所创造的最先进的文化中的那一部分人。……不过是不要像中国人一样一无所有，不过是不要像中国人一样彻底奴化毫无自我，不过是不要像中国人一样恬不知耻自丑不觉不思上进。……西方人……即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的人。”（《反叛非人》，《耻辱者手记》231页）

　　摩罗在多处将中国人和“真的人”进行对比：

　　“我觉得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就是具有最伟大想象力的人。与此相反，我们的想象力很弱。”（《艺术想象力与精神信仰》，《不死的火焰》207页）

　　前面说过，摩罗文中的“我们”一词是要读作“中国人”的。他所称的“我们”并不包括他本人在内，因为他是“不甘于做中国人” 的，况且，他已经是个传教士了，所以他也是“具有最伟大想象力的人”。

　　想见识一下有的人是如何崇洋媚外到了肉麻程度的吗？请看看摩罗的自我表白：

　　“我在翻看电影杂志时，老是觉得西方演员和中国演员的表情很有一点区别。……中国演员们无论怎样努力地笑，都只能使笑成为一种肌肉运动，而不是那种从内心弥漫开的生命运动……我由此感到，也许我们中国种族缺乏一种自然的天性。前不久，我去一家宾馆看望两位从美国来的朋友，我在他们脸上也看到了西方演员脸上那样从容、平静的笑，我当时是那么高兴，那几天我几乎逢人就讲拜见那两位朋友的感觉，羡慕和向往之情无法掩饰。”（《体验爱 体验幸福》，《困幸福而哭泣》38页）

　　摩罗还以世界史专家的口气宣布：中华民族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低劣的民族：

　　“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只是培植大树，而是连土也得重新培育。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仅为中国所遇的难题。”（《走向悲剧》、《耻辱者乎记》215页）

　　杰出人才是树木花果，民众是土壤，这是惯用的比喻。人类存在的过程就是人类发展的过程，“大树”和“土壤”都永远得重新培育。曾经狂热支持政府发动侵略战争的意大利、德国的“土壤”需不需要重新培育？至今仍将本国历史上所有战死者尊奉为神的日本的“上壤”需不需要重新培育？列宁指出：“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0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俄罗斯的“土壤”需不需要重新培育？摩罗对俄罗斯民族“丰富的精神资源”顶礼膜拜，而诬蔑中华民族“一无所有”。事实上两大民族都有“最可怕的势力”，也都有丰富的精神资源。这些本来都是基本常识，可很多最基本的常识种族主义者就是理解不了。

　　由于对中国恨之入骨，说到任何时代的任何外国，摩罗都是“羡慕和向往之情无法掩饰”：

　　“在读过《群星灿烂的年代》之后，我心里就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希望那些支配我的人开开恩，将我恶狠狠地一下子支配到19世纪的俄罗斯去，哪怕是废除农奴制之前的俄罗斯也可以。虽然那里的阴曹地府可能会比这里冷，可那里至少还有巴纳耶夫式的主人对我和蔼，对我怜悯。”（《人身支配权》，《耻辱者手记》24页）

　　“真想到不沾中国空气的外国温泉去认真清洗自己。”（《丑陋的中国文人》，《耻辱者手记》 212页）

　　为了证明中国是地狱而外国是天堂，摩罗竟然能把外国之赃栽到中国身上。如俄国小说家阿尔志跋绥夫塑造了一个厌世者绥惠略夫的形象，摩罗却评论说，这个俄罗斯的憎恶人类者是“中国文化人格化”（《经验可以代替信仰吗》，《因幸福而哭泣》10 3页）

　　又如，血肉横飞的古罗马角斗制度及延续至今的西班牙斗牛风习，与中国古史风马牛不相及。古今中外惟有摩罗一个人发现：

　　“南部欧洲的古人把中国宫廷斗争和屠杀的残忍用在了角斗场上。现代的南欧人把同样的残忍用在了斗牛场上。”（《残酷的习俗：角斗与斗牛》，《因幸福而哭泣》269页）

　　读了摩罗的若干大作以后，就以为他再胡说八道什么我也不会惊奇了。可后来读到了这些句子，我还是对他的想象力和胆量又吃了一惊。

　　摩罗多次要求中国的非人们抬起头来，仰望一串天上的名字：耶稣、释迦牟尼、托尔斯泰、甘地、索尔仁尼琴、哈维尔……。摩罗反复叮嘱我们要牢牢记住：

　　“这些人确确实实是人类有史以来所曾出现过的最最真实（按：耶稣是否确有其人西方学术界仍在争论）最最沉勇、最最高贵、最最慈悲、最最伟大的人。……在我们漫长的文化史上，为什么从来没有诞生过甘地和托尔斯泰那样的人，耶稣和释迦牟尼那样的人？”（《面对黑暗的几种方式》，《自由的歌谣》90—91页）

　　连早已成为历史笑柄的林彪“最最” 句式也搬弄出来了。

　　唱来唱去，还是那个调调——伟人，不，真人只是城外有，中华须仗洋人救。

　　三、荣辱之最

　　种族主义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自胀型，认为自己的种族优于其他所有的种族。如部分日本人坚信大和民族是神的后裔而比全人类高贵，屠杀其他种族不过是为神的花园除草；又如某些犹太教徒盲从其教义，相信犹太人是“上帝的第一选民”。

　　第二类是指向型，即鄙视甚至仇视某一或某些种族。如不少民族都曾经排斥犹太人，歧视黑人。日耳曼纳粹分子的种族主义是第一和第二类的混合，它把人类种族分成若干等，自封为最上等，犹太人为最下等。

　　第三类是自贱型，认为自己的民族最低劣，而发达国家的国民为优等种族。这是殖民地和后殖民地心态，古今中外最突出的典型是摩罗。这是一种最可悲最可耻的种族主义。这类种族主义者对待自己的同胞会比前两类种族主义者更毒辣。

　　“八荣八耻” 中，对祖国是否热爱是首要的。热爱自己的祖国，是人类经过世世代代的积淀而形成的一种最深厚的、自然而然的、纯洁而高尚的情感。爱祖国与爱人类是一致的。别林斯基深刻指出：“谁不属于自己的祖国，那么他也就不属于人类。”（《威克裴牧师传》）种族主义、沙文主义是对爱国主义的玷污。颂扬自己的国家对别国的侵略和奴役，那不是热爱祖国而损毁祖国。世界无奇不有，也有颂扬别国侵略和奴役自己祖国的民族败类。这种无耻之徒往往拍胸顿足，声称自己才是真正爱国，抱怨同胞们太肤浅，不理解他的良苦用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见过很多此类表演，如今台湾的李登辉、陈水扁之流仍在这样表演。有一天摩罗由于形势所迫，也这样赌咒发誓表白一番，人们是不会感到意外的。

　　热爱祖国不但是无上的光荣，而且是一个人全面发展最牢固的根基；危害祖国、诋毁祖国不但是最大的耻辱，而且是万恶之源。对自己的祖国冷漠无情、毫不尊重的人，必定是背离人民的人，损人利己的人，见利忘义的人，违法乱纪的人，等等。摩罗就是这样一个为人为文都严重缺德的人，他自己的文章就提供了多处证据。关于这点，我将另文举证。

　　一个人什么年头生在哪一国家、何样家庭，由不得自己预选，只能既来则安，乐天奋进。除开种族主义、沙文主义者，哪国人热爱自己的母亲和祖国都是可敬可佩的。然而，众多达到了人生高境界的炎黄子孙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即越是重视精神追求，对人类创造出的丰富文化成果越是珍爱，就越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

　　不管是在蒸蒸日上的年代，还是在烽火连天的岁月，报效祖国都是我们无上的光荣与幸福。抗战期间，成千上万的炎黄子孙从海外赶赴祖国，为驱除日寇洒尽最后一滴血。一批后来成为两弹一星元勋的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放弃了名扬四海的机会，回到祖国隐姓埋名，白手起家苦战攻关。他们说出了中华儿女最深情的心声——

　　1948年被爱尔兰皇家学会选为会员，但已告别爱尔兰的彭桓武回答记者“为什么回国” 的提问：

　　“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程开甲院士从英国爱丁堡大学回国，在荒凉的核试验基地默默呕心沥血二十多年。后来记者问他：“你如果不回国，在学术上会不会有更大的成就”他说：

　　“如果不回国，在学术上也可能有更大的成就，但决不会有现在这样幸福，因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彭桓武、程开甲语引自彭继超《东方巨响——中国核武器试验纪实》第33、3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

　　立人首立志，助人首助志。帮助民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为青少年的脊柱增钙，是我们共产党员、教育工作者、思想理论工作者、文艺工作者的首要任务，也是一个有热血、有良知的炎黄子孙的神圣义务和职责。

　　存在决定意识。国家民族的贫穷落后必然产生民族自卑心理。所以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658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贫穷落后国家的一部分人，包括一部分知识分子流露出奴颜媚骨，这不足为奇。奇怪的是，20世纪前期，当我国处于极其贫困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历史阶段时，有谁公开宣扬辱华的种族主义言论，总会遭到媒体和各界人士的痛斥，而在我国已成为多极世界格局中重要一极的近二十年来，媒体对某些人的这类厥词却听之任之，甚至争相为这些奴颜媚骨者捧场。

　　1986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北京召开全国范围的“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会上跳出了一匹“黑马”——刘晓波，放出了这样的黑言论：
   “ 新时期文学丝毫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东西，相反却暗伏着重重危机。而摆脱这些危机，鉴于很多原因，有些不仅是民族性的问题，我甚至感到是与人种不无关系的，因此，走出危机之路是十分的艰巨。”（《新时期文学危机》，原载《深圳青年报》，转引自《集粹》杂志1987年1、2期合刊58页）

　　刘晓波的文学观是荒谬错乱的，他露骨的种族主义言论是极其无耻的，却至今不见有一家哪予以反击，倒是有多家媒体转载他的狂言和《深圳青年报》的编者按：

　　“从学术观点看，他的谈话持之有据，自圆其成，表现了当代文学青年独立思考、探究真理的勇气，他以五四文学、西方古典及现代主义文学为参照，宏观地俯视了新时期的十年创作，刘谈锋纵横放肆，覆盖面大，表现了较深的艺术造诣。”

　　于是刘晓波因为大放厥词而一举成名，一段时期里成了文学批评界最炫目的明星。

　　接踵而来，有个叫尚仲敏的“后现代主义诗人”，写了一首题目为《祖国》的诗：

　　“如果有朝一日／战火燃烧，大敌当前／我想，我也该趁机子弹上膛／但我首先要干掉的／只能是我自己。”（周伦佑选编《亵渎中的第三朵语言花》175页，敦煌文艺出版社19 9 4年）

　　这样的“诗”，有什么艺术上的探索可言？其所标之“新”所立之“异”，只是思想之肮脏，却是叫好声四起，一次次转载。

　　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严重混淆，这样的舆论氛围，媒体风尚，对摩罗是启发，是诱惑，是鼓励，于是他热狂地编织了一个“耻辱体系”，作为有史以来自贱型种族主义最突出的典型爬上耻辱柱了。

　　摩罗在公开出版物上长期系统诋毁、猖狂辱骂祖国，诽谤中华民族和她的每一个儿女。诬蔑自己的祖国，煽动民族歧视和仇恨，诽谤他人，在当今世界的任何国家都是触犯法律的行为。摩罗的所作所为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范畴，他没有资格被列入任何学术派别。他必须向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民族认罪。他没有研究能力，但是他的文字有煽动力，能吸引一部分年轻人。对摩罗再不反击清算，会继续有青少年，而且不乏有才华的青少年步其后尘。既然摩罗已经被钱理群、余杰、贺雄飞等人捧成了明星，那么就要让青少年以这颗耻辱之星为戒，更加健康地成长。

　　（《环球视野》刊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