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结构与暴力——评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

历史、结构与暴力——评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

作者：王海静

　　通读《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以下简称《起源》），我们不难发现巴林顿·摩尔采用了迥异于那个时代（20世纪60、70年代）的叙述逻辑和分析框架。首先，摩尔在宏观的历史框架中探源索隐，区分出三种分布于不同时间序列和因果链条上的现代化道路：以英、法、美为代表的西方民主道路，以德、日、意为代表的法西斯道路，以及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其次，摩尔一反常规的结构理论——将现代化进程简单的归结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对比的结果，反将目光转向了地主贵族和农民间复杂的结构关系及其对未来历史产生的独特影响。其三，我们会发现，“暴力”在Χ抢锸迪至松矸莸淖洌杀Ｊ刂饕逭?“抨击、批判和摒弃” 的对象化身为“变革与创造”历史的必要步骤，历史的演进在“暴力”中找到了或失去了彼此衔接的线索。若从方法论角度入手，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化摩尔的叙述逻辑：

　　1.“历史”在整个分析中占据的分量，即历史的价值和意义何在？

　　2.“结构”——一个和众多概念发生关联的词汇，如统治、阶级、功能，和历史结果又是怎样的关系？

　　3. 第三个概念“暴力”，实际上我们可以宽泛的将之视为一种政治行为，问题是在回溯式的规范研究中，这种政治行为的合理性如何界定？对农民运动的进步与否如何进行有说服力的区隔？这并不是件容易的理论工作。

　　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回答也即是《起源》的方法论价值所在。

　　                                                     一

　　《起源》成书于1966年。20C 60、70年代，西方学界正经历着一场范式革命——行为主义革命。摩尔虽未对行为主义的研究倾向和方法进行系统的批判，但在谈到“革命和意识形态”的时候，也蜻蜓点水式的表达了他的个人见解。

　　“……。在我看来，行为主义的模式严格来讲是错误的。根据这一理论，人与客观环境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中介变量，或者说是滤色镜。这是由各式各样的欲望、期待以及其他来自以往的思想观念所构成的。”[1](P394)

　　就历史而言,行为主义者普遍认为历史是无意义的,尤其针对当下的政策研究来说，历史研究和规范研究一样，提供的仅是事后的经验和教训，无法深刻地了解现实政治过程的运行情况和策略需求。而且传统政治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相较之以“科学、精确”著称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来说，多是冗长的、繁琐的、描述性的史料堆砌，不仅缺乏对一般性理论的抽象和模型的建构，在理论的精确性和说服力上也逊色不少。因而，历史作为一种包袱被丢弃了，并不处于他们的研究视域之中。摩尔则不然。在否定行为主义过于简化的“偏好——行为”解释逻辑和演绎模型之时，对历史作了审慎的处理。在行为主义泛滥之际，他致力于国别史的研究。无论是“资产阶级民主的革命起源”还是“亚洲迈向现代世界的三条道路”，摩尔皆以历史作为叙述的起点。不同于传统的历史研究，摩尔对历史的处理可以归结为这样几点：

　　1. 一国历史本身制约着该国的现代化的路径和时间选择，因为“各种政治模式的历史前提是大相径庭的”。[1]（P335）对于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存在诸种路径，有一种错误倾向便是“决定论”倾向，这从清末现代化过程中对西方立宪制度的文化误读和发展中国家移植西方民主制度的失败中可以管窥一斑。在很多时候，我们在肯定异质文化中的某一制度的功效的时候，往往忽视了该制度得以实现其效能的历史、文化、经济和社会诸方面的前提和条件，仅仅抽象的关注制度功效与选择该制度之间的需求性关联而非逻辑上先于此的可能性关联。制度的变迁和移植都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还涉及到制度的再生成问题，因为制度安排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开放的生存系统，缺乏必要的文化、历史支撑，制度变迁终将走向停滞、走向困境。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摩尔对待历史的态度和青木昌彦所言的“制度起源的意外耦合” [2]（P333）说法甚为一致。对于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不是某一因素就能决定的了，而是诸种因素并存、融合、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历史的结果并不总是有效度的，很多时候都会超越人们预期范围。

　　2. “三种类型是一种前后相继的历史阶段……，它们相互之间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制约关系。即一国所选择的现代化方式，会在下一阶段上改变另一个国家观察问题的角度。” [1]（P335）摩尔还用维布伦的“落后的优越性”来进一步解释这种时间序列上的因果联系，有一定的新意，但也为部分现代化学者诟病为“西方种族主义”。正如上文所言，现代化道路内生于一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土壤，但这并不排除各种选择路经间的借鉴。在摩尔这里，三种现代化道路间的制约关系未必就等同于“西方中心主义”，历史不仅仅是一国历史或某一种文化传统间的承继，同样也是不同国别、文化族群间的交流和借鉴，如英美文官制度对中国科举制度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引进。落后在时间序列上可能是滞后的，而在制度经验和策略方面有着天然的增量优势，即“落后的优越性”。

　　3. 历史的无效性。传统的史学研究普遍认为，历史是理性的、进步的、有效率的。譬如，根据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推出了“历史是前进的、上升的”结论，基本上都还是一种“长时段、深层次、总体史”研究。有点类似于黄仁宇的“大历史”（macro-history）观——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的前后连贯的纲领，再作进一步的研究。[3]（P2）摩尔并未明确提出“历史的无效性”概念（这是由后来的新制度主义明确提出的），但是，在整个叙述的过程中，摩尔对于法西斯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较之西方民主道路在时间上的滞后性和曲折性充分透露了这一点。也就是说，某一历史事件在时间选择上的延迟导致了那一时点上历史的无效，同时也隐藏着对后来历史的或正或负的影响。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摩尔在注重历史之时，还采用了比较的方法。正如摩尔在前言中所表达的，“比较考察可为公认的历史解释提供初步的否证，比较研究还可以引出新的历史概括。在实践中，这些特点贯穿于整个思维过程之中，使得这样一种研究既区别于也优越于有趣实例的堆砌。” [1]（P3） 在书中，我们处处可以发现国家间的比较，包括英、法、美，中、俄、印，及它们之间的比较，这种方法有力的推翻了惯常情况下对现代化进程的“经济解释”或“文化解释”，历史作为一种外在变量将现代化可能的差异清晰的呈现在读者面前。

　　                                                       二

　　“结构”一词并不让人感到陌生。在传统政治学研究中，制度主义几乎就是对结构的描述，尤其是正式的法律制度、政府组织、立法机构和司法机关等。在行为主义革命中，“结构”也一度成为关注的焦点，系统论、结构——功能主义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强调结构的分析价值，只不过此时的结构已由先前的以国家为中心转向以社会为中心，更为关注政党体制、选举制度、利益集团等非正式政治制度。准确的讲，摩尔并没有统一的使用“结构”概念，更多情况下采用了“关系”一词，如“上层地主阶级与王权的关系”、“土地贵族和城市居民的关系”、“地主阶级和新兴工商阶级中的精英分子的关系”、“旧式土地贵族和新兴工商业精英的联盟”，等等。其实，这些“关系”完全可以理解为“结构”。因为本书的知识贡献即在于突破传统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大对立阶级的划分，转向土地贵族和农民关系的分析，在历史中追溯这种“关系”的演进逻辑对一国现代化过程可能带来的影响和决定性作用。易言之，在历史大脉络中，抓住“封建地主和农民”的结构模式这条线找出各国现代化的迥异的原因所在。“虽然城市中的工商业资产阶级提供了主要的动力，但这远非历史的全部内容，从历史的一个场景到另一场景，资产阶级的力量所找到的盟友，所遭遇的敌手，迅速变化着。我们从一开始便予以重点关注的土地贵族，或是象英格兰那样构成资本主义民主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或是站在反对立场中，在内战和革命的灾变中，被扫地出门，农民业同样如此。……” [1]（P4）显然，摩尔之所以对“土地贵族和农民关系”格外关注，这里面包含着这样几点预设：

　　1. 结构的稳定性。对于大跨度的历史进行分析，基本的常识就是从众多现象中抽离出一个或几个（包括多种现象间的关系）重大事件，将其存在和缺失的不同情境进行对比分析，看其是否构成因果链条中的一部分。这里结构的稳定性，不是指土地贵族和农民间形成一种固定的关系模式，而是指结构主体的持续存在，它们之间保持着一种或强或弱的关系。历史中的种种偶然事件深刻的影响了这种关系的演进方向，进而型构未来历史的走向——现代化的道路选择问题。

　　2. 结构因果观。在阿尔都塞看来，在历史的哲学理论中，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因果观：机械因果观把因果关系理解为事物之间的线性传递；表现的因果观把其理解为本质和现象，即简单的本质和它异化的各种形式之间的关系。相反，阿尔都塞将马克思的因果观视为结构因果观，原因只能被理解为复杂整体中各区域性结构以及要素之间的多元决定。[4]摩尔的关系论基本上和后者相吻合，通过对地主贵族和农民的关系变迁来解释各国现代化的可能前景。如果再从制度角度来看，这种关系/结构更像是一种“软制度”——内生于特定的历史情境，又构建着这一历史背景下行为者的策略选择，进而决定了各国现代化的差异性。这并不意味着各国现代化道路的必然性，因为行为者的策略选择并不主导历史的方向，还涉及到其他变量间的复杂关系，而且行为者的个别理性并不必然的导致历史的理性，还有可能是历史困境和锁定。另外，摩尔在书中的“革命和意识形态”章节中也提及到的观念在现代化道路选择中的作用，同样没有脱离这种关系论。

　　                                                   三

　　如果说历史是一种宏观分析，结构是作中观层面分析，那麽，暴力则是从微观角度指向结果分析的一个重要概念。严格的讲，暴力当属政治行为之列，完全可以用行为来代指，以便做到应用上的统一。但是，考虑到暴力在摩尔书中的特殊价值，我们就将“历史、结构和暴力”并置起来进行讨论。

　　由“历史、结构和暴力”，我们很容易想到兴起于20C70、80年代西方的历史制度主义。对于后者，更准确地概括当是“历史、制度和行为”。其基本的论点即是制度既是一个自变量也是一个因变量；由行为建构而成，又对行为产生特定的约束性。不敢说摩尔《起源》一书是历史制度主义的开山之作，但是，至少在分析的逻辑框架上有着相似之处。其二，历史制度主义的开山鼻祖Peter···Hall 、Paul·Pierson 、Peter·Katzenstein 主要从事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如福利制度、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尤其是第一次石油危机和20C80年代后发达国家的经济调整。他们发现不同的历史制度、不同的社会联盟、不同的政商关系都会引发不同的危机应对策略、不同的经济调整过程。[5]（P11）只不过在此摩尔将制度改为“地主贵族和农民间的关系”，认为革命是经济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前者突出了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政治因素的影响，基本是在“国家、社会和市场”和“历史、制度和行为”两条线索间展开论述；后者则从政治（行为）的角度切入经济层面，同样的关注了“历史、制度和行为”的三方面的互动。

　　稍作归纳，我们会轻易的发现，无论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革命起源”的褒扬，还是“亚洲迈向现代世界的三条道路”的担忧，摩尔的整个理论是建立在这样一个预设上，从农业社会进入现代化必须消除作为一个阶层存在的农民，而要实现这一步就必须借助于暴力，任何的妥协都将带来较之暴力更为惨重的代价！德、意、日是这样的，代价是法西斯；中、俄是这样的，代价是社会主义；印度也是这样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步履维艰。摩尔所提供的三类案例（印度作为第三类）为这个假设提供了经验性支撑。

　　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是摩尔说明其分析框架合理性所必需面对的：

　　1. 在土地贵族和农民的结构关系中，除了暴力，是否还存在着其他变量可以导向或妨碍现代化的进程？很可能存在一果多因的情形。

　　2. 就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区分来看，摩尔的研究属于前者。而一直为实证研究所指摘的规范研究多是事后的回溯式分析，为已发生的事实提供一定的经验教训和知识积累。相对来说，预测性价值较小。联系到本书，摩尔指出暴力在由前工业社会进入现代化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对于亚洲国家的现状是否需要一场人为的暴力革命的洗礼，为步入现代化提供前提条件？亚洲国家在错过了西方民主道路的情形下，是否还有走出困境的道路？对此，摩尔都没有予以回答。

　　总的来说，《起源》一书有着不可低估的思想价值，为现代化理论提供了一种新颖的思考路径和学理分析；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对其方法论上的重要贡献给与重视，尤其当“历史、制度和行为”日渐成为当今的主流范式，摩尔的这种知识贡献更值得予以关注和研究。

　　参考文献：

　　[1][美]巴林顿·摩尔[M].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9

　　[2][日]青木昌彦[M].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3]黄仁宇[M].黄仁宇作品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4]何俊志[J].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5]朱天飙[M].比较政治经济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