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借鉴国民党政权三失三得的历史教训切实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要借鉴中国国民党政权三失三得的历史教训切实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面对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时这样一句反问，引起了网络的关注。贫道浏览了很多网友的评论，忽然想到一个重大问题，是什么决定中国共产党的性质？　　
　　党的性质就是党的阶级属性，中国共产党的党性，理论上讲，是中国工人阶级阶级性的集中体现。而当前我们党7000多万党员中，出身于工人阶级包括农民阶级的应当是占多数，那这是否就能决定我们党的无产阶级属性吗？不，不是这样的。老衲最近思索提出了一个崭新的不见之于王党建专家们文章的观点：即党性的两重性。　　
　　一个政党的性质，具有两重性，即政党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政党的自然属性是由政党中占绝对多数的成员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即一个政党中，如果来自工人阶级的成员多数，它就自然地带有工人阶级的性质；来自于资产阶级的成员占多数，它就自然地带有资产阶级的属性。这是政党的自然属性。　　
　　然而政党必竟是一种社会的政治的组织，它必然同时带有社会属性，即由特定时代的价值观念、社会主要矛盾和政治生态环境，所规定的政党的角色和功能。简单地讲，政党的社会属性也即政党所承担的历史任务和得以存在的价值。　　
　　政党的自然属性决定政党的社会属性，但政党的社会属性可以反作用于政党的自然属性，即所谓的党脱离人民群众的问题。政党的社会属性决定着政党的先进性。　　
　　比如讲，中国国民党或其前身中华革命党及同盟会，其自然属性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它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它必然要维护中华民族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当它诞生时，当时社会主要矛盾是民族生存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由新的政治势力来取代僵化的清王朝的变革的需要。这些就规定了中国国民党的社会属性。由于当时的中国国民党正确地代表了社会的需要，所以辛亥革命得以成功。　　
　　但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国国民党过早地解除了武装，仅仅把自己的功能定位为组织选举，保障民主制度。试图使自己的社会属性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或参政党。这个性质的变化，使宋教仁所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仅仅代表了大地主、大资本家和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利益，社会属性趋于保守，不能代表当时最广大劳动阶级改善生活的需求，以及民族资产阶级要求统一国内市场发展经济的需求。　　
　　而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新兴的政治势力，相对来讲是代表了民主与进步的，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决定了中国国民党的自然属性也是进步的，因此当中国国民党的社会属性趋于保守时，与它的自然属性不一致时，就必然导致：要么中国国民党不能代表最多数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分裂，要么被改组。所以当孙中山先生提出了新三民主义后，立刻着手改造了中国国民党。　　
　　同样，北伐成功后，中国国民党成为执政党，必然导致由社会政治生态和价值取向所规定的社会属性的变化，因此蒋介石才会主动投靠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背叛革命。这时的中国国民党，它的社会属性与它的自然属性已经不一致，所以当时就形成了两个中央。而当抗战胜利后，被民族矛盾掩盖的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中国国民党内部立刻产生分化，社会属性趋于保守的中国国民党，不仅不能代表广大工人农民的利益，更不能够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当时的它仅仅代表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等一小部分群体的利益，所以它放弃了大多数，当然地就丢失了政权。　　
　　而在台湾，蒋介石对中国国民党的改造，其实是对中国国民党社会属性的重新定位和调整，即恢复了其作为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者的定位，并且以土地改革为突破口切实保障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所以中国国民党才能在台湾继续保持他的统治。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当它单纯地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以城市为中心单纯地通过组织罢工来展示自己的力量时，它并没有完全地确定自己的社会属性，或者说它的社会定位不准确，因此虽然很有力量，但力量却非常地薄弱。当它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后，开始慢慢地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属性，即代表工人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然而这个社会属性还是不够准确的，因为它在社会政治生态中，没有把自己确定为独立的一种力量，而是作为中国国民党的从属，这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最后能够取得全国政权并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原因就是使自己的社会属性始终符合社会的整体发展方向，使自己的社会属性始终符合自己的自然属性。比如在抗日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准确地把握了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把民族矛盾放在第一位，规定了自己的任务是配合中国国民党开展敌后战争；在解放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把新民主主义作为自己的旗帜，并没有单纯地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做到了工人农民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兼顾，所以这个社会属性既与其自然属性比较一致，又适应当时社会的发展需求，所以中国革命就取得了胜利。　　
　　新中国建立后，为什么会出现1956年底的整党和1957年的反右，以及后面的“四大”为武器的大民主，乃至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其原因，最根本的两点就是，毛泽东同志始终遵循了政党的社会属性必须符合其自然属性—即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不能代表官僚集团的利益—防止的手段就是反对官僚主义，整党内的当权派；毛泽东同志始终遵循政党的社会属性必须要与社会的主要矛盾相一致—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所以有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说法的提出，并把防止官僚主义和党的蜕化变质作为我们面临的最主要的危险加以防范—所以建国毛泽东时代整党的密度和力度都相当大，这就使我们党始终保持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本色—即党的先进性。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在党的建设上，我们探索了许多成功经验，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总体上讲，我们在党建理论的创新上严重不足，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创新，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始终保持其阶级本色的理论研究上。理论创新不足，必然导致实践的落后。所以大量的象“替谁说话”的人能够进入党内并掌握权力。　　
　　中国国民党三度丢失政权以及政权失而复得的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政党成为执政党后，往往使自己的社会属性向社会矛盾中保守的一面同化，从而使自己的社会属性趋于保守，既与社会发展的方向不一致，也与其自然属性不符合，从而必然导致自身或者分裂或者丧失执政地位。而党的活力的重新焕发，唯一的正确途径就是大力地整党，象毛泽东同志所做的那样，坚持思想上建党，经常性地大力整党，坚决把那些不坚定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清除出党，这样，我们的党才能永远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本色，永远保持先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