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妻子继续交谈以及一次常委会

一　　

他和王雪走了出去，宗进庭已经坐下来，没有注意到他们刚刚有过泪的眼睛，好在灯泡也不怎么亮。老宗说，本不想来的，但还是来了，医院里出事，我是分管的。王雪说，我想明天早上再向你报告。宗进庭说，一天之内自杀了两个干部，这样下去，经过运动能否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好团结，恐怕还是一个问题呢！他对王雪解释说，朝阳中学的校长曹家骏，也自杀了。宗进庭说，一个王家山，一个曹家骏，结果既不是高山，也不是骏马，都是吹牛，都回老家了。王雪对宗进庭说，医院的这个，是生活错误，大字报一出，支持的人不少，下午一个批斗会，抬不起头，夜里爬进小池塘，就完了。宗进庭说，主要是没有“文斗”，后来发展到武斗，一哄而上、拳打脚踢，其中还有阶级报复！哪有乱起来能控制得住的？《十六条》叫他文斗，他就文斗了？“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全国之大，人之复杂，还不晓得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解放以来，我们的干部哪一天挨过这种侮辱？平时群众看见一个共青团员也肃然起敬，何谈是对一个共产党员、对一个领导人？“斗”的权利一向是领导掌握的，只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积极分子，才有这种资格，靠他们去压住坏人！现在反过来了，到了普通群众手上，压到我们头上来了，怎能不乱？真是造反了！总是要“复命为常”的，会有那一天！　　

他说，这两个人的问题，都不至于就到该死的程度。宗进庭说，可是他们已经死了。即使该死也不能这样随随便便就死了！他说，现在有个教育群众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教育干部，往往并不是政治问题让我们通不过，而首先是我们的生活问题让群众不满。群众，就是从生活问题这个途径，来判断我们的政治如何。但问题已经犯了，运动已经来了，群众要来“斗”，要来“打倒”，怎么办？只有自己沉住气，相信组织最终会有正确分析。不要觉得受了群众冲击就想到自杀，就不想到别的。一方面，人民尊敬我们，另一方面，还是应当看到“载舟之水也覆舟”。这王家山，作为一个干部，可以说，不怎么合格。当然，讲生活问题，不是变成言不及义，政治问题还是头一位的。宗进庭说，一个县级市的文化大革命，你天天言及大义能言到哪里去？我今天不到你们这里来谈几句，真是要闷死。我看明天可以开个全市干部大会，你讲一讲，这样下去不得了，一定要让干部有个正确的对待，天大的压力，也不能走上绝路！各级领导不能一盘散沙，即使外表散了，内里也不能散，该做的工作还是继续做。对运动，要进一步加强控制，对运动中发生的事情，也要有记录，人不是好死的，这样死人的事情，该谁的责任谁也跑不掉！他点头说，明天早上先开个常委会，下午开干部大会。宗进庭说，那我去让办公室准备。说罢，起身就走了。　　

王雪把他拉进房间，掩上房门，说，医院里发生的悲剧，是跟老宗有联系的。此话令他吃惊。王雪说，这联系，其实你也知道，就写在郁平那张传单里。自从郁平出事被遣送下乡，乔丽就成了王家山流着一尺长涎水的一个目标。看来乔丽是拒绝了他，就被安排到那么差的一个住处，纳入街道上的“四类分子家属”，这不是施加压力吗？医院的周医生就是这样告诉我的。医院的大字报也特别提到这事，激起了群众的同情。所以，郁平的大字报无意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医院里这个“造反有理战斗队”的人员，表面上是穿蓝大褂的，背后有穿白大褂的，大字报执笔起草的，就是妇产科一个男医生，名叫秦川。我闻讯一去，医院党支部书记就把比较内里的情况给我说了，他们掌握了“造反有理战斗队”的人员名单，还有积极参加批斗会的医护人员名单，认为王家山之死是“阶级报复事件”，因为名单里的工人，有几个出身“地富反坏”或者资产阶级家庭，其中还有跟共产党有杀父之仇的。秦川虽然出身没有这种问题，但他本人与乔丽有过不寻常的关系，所以他写王家山的大字报，策划批斗会，就是同流合污。　　

在这种认识之下，形成了另一种空气，对立的组织出现了，叫做“红医兵战斗队”，贴出了大标语，说“致死王家山是反革命阶级报复事件”，“一定要追查批王大会的策划者和打人凶手”，还有“不许借文化大革命之名，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之实”。　　

我明确说，不能这样定性，应当说，敢于站出来造反的群众，代表着一种正义性，是符合文化大革命的要求的，不应当打击他们，更不应当暗中组织或支持另一部份群众来形成对立。不能把事情简单说成“阶级报复”，要从反修防修角度和掌握政策的角度分析王家山事件，这样才能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我回来迟，就是跟他们开会的。　　

他问，他们听你的吗？王雪说，也许有人心里还是有不同看法，但表面上都表态了，结果决定明天召开全院群众大会，从正面把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如何看待王家山事件，好好讲一讲，以稳定医院的局面。如果照他们原来的认识弄下去，医院里还能太平吗？　　

我找到那个秦川，跟他谈了话。我问他，听说大字报是你写的？他承认。我很直接问他，可以跟我谈谈你跟乔丽的关系吗？他说，我在大字报中提到乔丽当时受到王家山的某种胁迫，这是揭露一个事实，至于我跟乔丽有过什么样的关系，那是另一回事，如果说我跟乔丽有过密切的关系，这也只能说明我对王家山的行为特别痛恨，并不能说明我对王家山的行为不应当痛恨，更不能说明王家山就不恶劣。我当时即使跟乔丽结婚也是无可指责的，后来她让我明白了她的情况的特殊性，我就跟别人结了婚，我的妻子也是我的同事，跟乔丽也熟，对我跟乔丽的一切十分了解、十分理解，所以别人在大字报上挑拨了也没用，可笑而已。　　

你看，事物内部情况里面，还有更内部的情况，比表面上的东西总是要多一些、不同一些。　　

他点点头。王雪说，也许有人认为恰恰相反，认为只要把秦川这些人打成反革命，就万事大吉。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哪能这么容易就把人打成反革命？现在是文化大革命，你想把这些人打成反革命，说成阶级报复，其实也是很难的呀，而且这些人既然站出来了，那就说明他们也有思想，你要把他们打下去，就像要把一个气足足的、又很结实的皮球捺到水下一样难。根本一条因为毛主席不主张这样对待群众，《十六条》不都说得明明白白的吗？我就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人硬要相反，他们恨不能挥手之间把这些人都抓起来、戴上反党反革命的帽子，天下太平！什么“复命为常”，照老宗这样说，不等于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吗？对老宗，你不能全顺着他来。到现在为止，运动跟他这个人有着很具体的关系。从他的情绪看，他对文化大革命相当抵触。运动是他分管，弄出了许多问题。朱市长要不抽调出去，情况就可能不一样。　　

他说，你提醒我，是对的，但到目前为止，运动是在常委会领导之下，是集体负责的，不是老宗一个人负责，他确实是把个人的一些因素带了进来，但影响运动的主要因素，是总的形势。他可能倾向于接受某一种影响，但对运动，常委会还是要集体负责，不能归结到他个人身上。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当然，任何一个常委，如果他的个人的东西过于明显，确实影响了运动、造成了损失，这就要引起注意，要加以纠正，必要时重新分工，可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程度。老宗的情绪和一些观点，也有他的道理、有他的代表性，起参考作用嘛，刚才他引用了《老子》，有的我也有同感，两个干部确实就死于群众手中有了“邦之利器”，文化大革命当中有无政府主义现象，发展下去终是不行的。所以，最后不管用什么方法，总之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要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当然，那绝对不是否定“文革”，是在充分肯定的基础上纠正群众运动中发生的过份的东西。所以老宗也不是说得全不对。问题在于怎样既保持革命热情又能掌握政策？也许一切会有一个客观的过程，老宗是性急了些。　　

王雪说，要这样说，那倒也没有问题。他说，运动嘛，不可避免一会儿左过来，一会儿右过去，此起彼伏。当然，我们主观上应当尽量做得好一点。明天的常委会上，我要主动作检查。　　

王雪的大眼睛又瞪了起来。他说，两个基层领导干部自杀，我作为市委书记不主动检查还行？让曹家骏、李宝安“经过去”，其实是把他们两个抛出去了，这跟“上挂下联”的时候抛出两个人不一样，那有上面的布置，而这是我的“创造”。某种意义上就像把两只羊抛给了狼群一样。群众虽然不是狼群，但在形势上有这种意味。　　

现在是群众这边气盛，干部这边气短。古代称一方长官为“牧守”，视群众为羊群，但历史证明，当群众揭竿而起，羊群就变成狼群。文化大革命作为群众运动，跟以前我们开展的群众运动有点不一样，好像是脱缰野马，而且运动的方向是直奔干部的这方面。“走资本主道路当权派”这个概念，首先必须是当权派。所以，干部有顶牛情绪是不奇怪的，要掌握好这个运动不容易！　　

几千年的历史有一条规律，人民会在一定时候“造反”，有时是局部性，有时是全局性，总之对现实不满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毛主席好像是主动利用这种历史规律和动力，用于反修防修、整党治国。因为共产党用自己的浴血奋斗、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情况说明，这个国家破天荒地是人民的了，共产党和人民是同甘共苦的，真是形成了鱼水之情的关系。在这样的政治基础上，毛主席气魄之伟大，运动来势之猛烈，真是雷霆万钧、非比一般。所以曹家骏这样一个做校长的人，甚至王家山这样的一个骑兵英雄，才会精神崩溃，在这样的群众运动面前，感到自己没有希望了。　　

王雪说，所以，开会时你谈谈经验教训，是可以的，但你没有错，总的来说，这次运动确实就是让群众冲击那些不好的干部，就是发动人民“造反”。西方的群众上街，要警察用水龙头、警棍、催泪弹来维持秩序，我们不但不需要，我们还发动群众上街，也相信群众能自己教育自己。共产党为人民民主而奋斗，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已经作为中国革命的最重要成果写在宪法上。但毛主席并不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要不然他何以要让群众这样起来呢？人民民主是一个活跃的因素，它如果得不到发挥、受到压抑，就会产生“造反”的倾向，毛主席因势利导，用来促进党和国家革命化，用来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群众立即也就懂了、拥护了。　　

从亭州医院看，王家山这种人就该受到冲击，过火行为虽然不对，却是难免。对干部过火到残酷，全面而言，大约也只能是少数，不应当夸大这种现象。事实上社会治安更加好，平常有的一些坏人坏事，这时候反而没有了。　　

如果有很残酷的事情发生，如果这样的事情是直接打死了人，而且是大面积的，那么这种恶事的后面，就一定有一种叫人相信和服从的“权威”。比如，医院“造反有理战斗队”斗争王家山时，确有过火行为，但也算不上很严重，这跟他们当场把王家山打死，或者把医院所有领导干部都打死，是不同的；反过来，假如“红医兵”把医院里所有斗争过王家山的人都在“不许牛鬼蛇神翻天”的口号之下打死，这也不同寻常。过火行为一是难免，二是可以教育，而那种极端的大面积的事件，就不是过火的问题，就是一种疯狂，能煽动起这种疯狂，就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也不是群众所能做到的。秦川这样的人不具备这种号召力，起码像你、像老宗这样的人，才具有那种号召力，只要你们决定这样做，就可以做到，因为有一部份群众总是对你们无条件服从，这样对他们自己最安全。运动初期，情况就有这种意味，你们想做到怎样，就能做到怎样，而且没有群众出来反对。那时“上挂下联”，全市文教系统很恐怖。目前老宗并没有放弃那种思路，那其实是跟毛主席的意图相对抗的，却装出正统的面孔，简直就把自己视为党的领导。对照狄更斯的《双城记》，可以看得很清楚，这好比是来自贵族方面的倾向。　　

可是老宗也是从农村、从农民家庭出来的，怎么会固执这种贵族式的倾向，而且在政治上表现出来呢？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了。其实从一进城，这种倾向就迅速滋生，一方面是来自我们自身，一方面是老百姓小市民对我们仰视，把我们看成新的贵族，形成了环绕着我们的一种空气，这是一种习惯势力，适合我们身上贵族倾向的沾沾自喜和生长发育。我亲身体会到每天都处在这种空气的包围里，有时也感到很受用、很舒服，但一旦感到受用、舒服，那就是蜕变的开始。这种无形的腐蚀，来自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汪洋大海，对我们是很危险的，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思想发生演变，被淹没进去、融化进去。毛主席一九四九年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从理论上提醒过，后来果然出现了很不好的事实，就拿刘青山、张子善开了杀戒。可是渐渐地又来了，根深蒂固。　　

他抓住王雪挥动的手，说，你说得虽然有道理，但我要来劝劝你，你冷静一点，把你的血凉下来一些，而且你的思想也嫌尖锐了一些。就运动初期而言，我们是习惯于那样做的，认为那样做很自然，没想到这回那是错的了。其实，以后又将如何，谁能说得准？市委肯定不能绝对地顺着“造反”的这个方向，那到底怎么弄呢？让群众这样冲击干部，今天死一个，明天再死一个，虽是少数的过火行为，那也不行啊，加起来就多了。市委面对具体现实，还是要全面考虑，做一点平衡性的工作为好。文化大革命我们拥护，但《十六条》也明明讲，好的、比较好的干部是大多数嘛，干部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少量的，最后也要给出路的。你群众有这种大民主权利，我们干部没有吗？也应该有啊，但实际上没有，只能受群众冲击，不能反过来对群众怎么样。这不又是一种极端、又是一种问题吗？　　

到目前为止，我眼睛里还没有在亭州干部中发现一个称得上是“走资派”的人，作为我这一级领导，有时我感到真是一点数也没有。但说没有数，也有数，就是经过运动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是个大数，也就是重在思想教育的意思。所以，运动还是不能顺着某一方面群众的性子，作用力不能只有一方面的，没有另一方面的，事实上也不可能，要允许各人有各人的观点，这对我们做工作是有利的。最后，总是要在民主基础上实行集中。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兼顾，要平衡，尽可能让矛盾妥善解决，不能绝对化。这样看问题，才能客观些，才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　　

所以在我的思想上，也不反对形成另一派的群众，事实上总是会有另一派存在的，另一派的群众也有他们的一部份道理，两方面的道理加起来，有利于形成更好的道理。就拿医院来说，假如王家山这件事有两派群众互相制约，甚至互相商量，开的批斗会可能就会规矩些，对王家山这个人的评价就会全面些，王家山就不至于想到寻死，总之极端的东西就会少些，不好的后果就能避免。　　

另外，如果允许王家山为自己讲话，对他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不也应当是大民主的一部份吗？可是没有，在群众的那种激愤的倾向性之下就不可能有。所以，群众大民主就会变成群众专政，而不是人民民主专政。　　

确实，把起来“造反”的人看成反革命是欠妥的，要把他们全部地怎么样是错误的，但把另一派群众说成保守派，也好像笼统了一些，又全部了一些。即使是保守派，他们也是人民内部的人，他们的意见也是一种意见，他们也有同等的民主权利，外国还有保守党呢。　　

王雪说，你这样说还可以，不过仍有偏向。在老宗眼中，在许多干部当中，只要一提到是“造反”的，心中就认为那是坏人，恨不得立即打成“反党分子”，用个什么帽子管制起来，然后天下太平。你所说的两派民主，何以实行不起来，主要根源不在别处，是在这里！有压迫，才有反抗，有专制，才有“造反”。中央报纸上宣传“造反有理”，我们不理解，群众却感到到欢欣鼓舞，这是为什么呢？　　

造反派一般来自下层人民，尽管只是“奉旨造反”，心里还说不定害怕着，却仍然显得胆子忒大，而且他们是“天高皇帝远”，一旦不慎就会给人以否定他们的口实。他们一定要举着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的旗号，他们反的是他们平时想反而不敢反的官僚主义、特权自私这些东西，至少是表达他们在这方面的心情。这是人民民主要求的一次大解放，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列宁说得好，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群众运动的实质不过如此而已，是我们党发动，也是为了我们党好的。可是，把他们说成“牛鬼蛇神翻天”，这是一种什么说法呢？群众感到这种说法后面的杀机，他们就要来驳斥这种说法，阻止这种杀机的得逞。现在运动渐渐变成了这样的一种较量。什么有没有“走资派”的，倒好像放在一旁了，或者说，群众认为这就是跟“走资派”在斗。　　

他听了微微摇头，觉得不好回答。　　

王雪说，毛主席彻底相信和依靠人民，这难道不对、不好吗？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我所看到和听到的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情绪，好像要不是上面有毛主席，他们马上就会袖子一卷，把群众镇压下去。他们这又是什么民主思想呢？后果又是什么呢？符合共产党的宗旨吗？　　

他听了觉得无言以对，点头、叹气。　　

经过运动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这是从某一个方向上说下来的，就像一道线划下来一样，反之，从另一个方向上也可以说这句话，两个方向两把刀，最后切掉的百分之五是不同的。这就我们的现实，最后就看哪边力量大、哪边刀法好、哪边刀子快。你们不是没有“民主”，你们的“民主”厉害着呢，只是没有使出来，一使出来就会马上压倒这边的“民主”，那时老宗的威风可大了，而你是不会反对老宗的，你会放手让他冲在前面，这明摆着，只是还没有到“秋后”，思想上正在暗中准备着呢。　　

他好像被说中了什么似的笑了起来。　　

不管怎样，我永远理解这些群众、同情这些“造反”者！共产党人当初不是历史上最大最彻底的造反者吗？我们不应当改变自己的基本立场和基本面貌，改变了问题就大了。我们要继续革命、彻底革命，一定要做好社会主义的工作。　　

他叹口气说，你的理解可以说是对的，但政治斗争是现实的、残酷的，不像大发宏论这样轻松愉快，你如果这样充满激情，一往无前，要扭转乾坤似的，无论如何不行。你不是淮海战场上卫生队的小丫头了，现在你的儿子是学生娃娃，你不是。对儿子，我们不教他信仰“血统论”，也不教他做造反派。　　

王雪笑道，那就是中间派！　　

他笑道，我所知道的有过几年的中间道路，就是根据地的和解放初期的新民主主义。我们把那视为进入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却没有过足那个瘾，他们希望我们打下江山之后长期实行新民主主义。要说“复辟”，就中国而言，有些人无非就是想回到那个复杂多样的社会，认为比现在的公有制天下更能使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挥出来，也让人感到习惯。　　

但新民主主义既然是中间的形态，它就始终存在两种前途、两种可能，并且这两方面一定会发生激烈的斗争，不会太平。毛主席当时就说过，那个社会是确立不起来的，今天“立”了，明天就会不“确”。这话是对的。但另一方面的意见也有，说那个是有必要实行一个相当长时间的，其实也就是“补课论”，或者说是托派观点回潮。　　

我想，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已经是社会主义了，取得了很大成就，中国人民不但站起来了，而且是稳稳地站住了。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说，社会主义中国一百年可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也就是说，到2060年左右，新中国就可以宣布，我们用一百年走完了西方国家十七世纪以来四百六十年的路程。那也并不遥远啊。现在我们三次核试验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自从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短短十年各方面成绩的标志，说明着科技的、工业的和整个经济的水平，真是大有希望。那么，我们是不是还一定要回到、又怎样回到新民主主义呢？　　

王雪一笑，说，多虑了，这很简单，跟南斯拉夫、跟苏联学就是了，他们就是老师。搞文化大革命，就是不准学这个。但也有相反的做法，那就是：先革掉你这个革命，再改造你那个改造，最后就回到我那个新民主主义了。王雪模仿出某种刻毒神情让他不觉笑了起来。　　

王雪撩一下头发，说，可是，这些实质性问题还没有触及到呢，从干部到群众，就发生了这样大的对立。这种对立倒好像变成了最大的问题，我们刚才讨论的真正的大问题反而没有人讨论。说实话，面对这么深入广泛的群众运动，面对已经发生和还会发生的一切极端事件，我甚至想到了马克思说的一句话：“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如果这样，岂不可悲？　　

他说，对呀！　　

王雪说，毛主席的伟大在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好像把这一切、包括我们的担心，都预计到了，并且写在中央文件里，来引导运动走向胜利。　　

他问，中央文件怎么写的？王雪回答，就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要求全国人民“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他笑了起来，说，这段话确实可以这样去理解，是把一切不良情况都预计进去了，从而用一个高举、一个团结、五个克服、两个把、两个为，表述了对运动的正确引导。我对来访的工人造反派，也说过要他们好好学习这一段。从我们做工作的角度，从我们所处的工作位置，对文化大革命，也只有按照中央的这个要求去做工作，立足亭州，就事论事。哪一派的人都是群众，群众不同是因为看法不同，看法是五花八门、水平不一的，也是可以改变的，谁对就支持谁，谁错就批评谁，不等于对的就全对，错的就全错。　　

王雪叹口气，说，你这个说法也可以，只是听上去不像《公报》那样充满必胜的信念，主张什么、不主张什么，很明确。他笑道，那我可能是婉约派，不是豪放派。不管怎样，我们说了半天空话，这就靠船下篙了。我们如能在亭州处理好现实中的问题，不出大乱子，实际上就是支持了党中央。　　

要根本解决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之争，既不是小小亭州能所胜任，也不是凭一次大运动就能一劳永逸解决，毛主席不是常说嘛，谁胜谁负要准备几百年的时间！《十六条》也说了，斗争会有反复，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毛主席说经过运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就是准备到后期要和稀泥、讲中庸、适当平衡，这是规律性的东西，体现了辩证法、相对论、革命发展阶段论，不是毕其功于一役。　　

到目前为止，我避免跟老宗显得不同，我要维护市委的统一。如果有所不同、有所分歧，也要尽可能不外表化，尽可能求同存异，在常委会上达到统一。由于种种原因，群众分成明显两派，市委可不能这样。所以你在亭州医院的问题上，要慎之又慎，不要让老宗误解跟他有矛盾。因为有个乔丽、郁平的问题，那里是老宗的敏感区。当然，他如果对那里有过份之举，也是不行的……　　

二　　

……六六年九月的那次常委会，在他主观上，是回头总结、弄清方向、再奔前程的一次会议。他向常委会通报了两个干部的自杀，介绍了工厂出现的动态，包括华兴机械厂的刘克成等几个工人到他家里走访的情况，然后让大家就前一阶段工作、当前形势和今后工作发表意见。　　

监委书记老魏打了个头炮，说，我有一口气，憋了多少天了，不吐不快。我老实说，对运动“很不理解”这个帽子适合我。现在没有我的事了，监委已经不起作用，现在起作用的是群众，所以，对运动“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这两个帽子，也适合我。头上一下子戴起三个“很”字帽子，是有点沉重。　　

我在思考，将来，党怎样管党？以前监委是党的一个专职部门，现在看来惭愧，没有好好完成任务，所以要进行文化大革命，请群众来整我们。是的，自己管自己，总之不彻底，官官相护嘛。群众扒你皮，叫你就彻底。可我想来想去，这也不是个事呀。到底哪样才算个事呢，以后我们跟群众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到底怎样才能把一切弄得跟水晶似的又干净又透明？我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好，曹家骏、王家山，两个“家”，现在都上了西天，不要“家”了，四脚朝天，连空气也不呼吸了。王家山的事情，以前组织上也管过他，有处份，有教育，但不行，他还是犯，现在群众来扒他的皮，他再也不犯了，他的生命不存在了，那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如果不是这张嘴要吃饭，我就回老家种山芋去！可是我自从拎了驳壳枪打游击，也有二十年不摸锄头不挑担子了，现在下乡到“三级所有”里去种大田、挣工分，一时恐怕还跟不上趟，算不得大劳力了。而且我老家那个大队，是四周最差的一个，工分值很低，只有三角钱。那我就不要脸，赖在这里，等天下乱够，有待组织安排吧。但愿到那时，诸位还存在、上级还存在、组织还存在！　　

老魏发言之后，大家都沉默，空气有点不对，会议好像开不下去。他试着转弯子说，常委会就应该集思广益，要充分发表意见。老魏提出了很尖锐的深刻的问题，有关于当前的，有关于将来的。　　

老魏说，杨书记，你这样给我升华上去，担当不起。　　

组织部长老李说，老魏，你思想不通不要紧，可不能走曹家骏、王家山的路啊！　　

老魏正把茶杯送到嘴边，急忙放下来，说，你才走那条路呢！　　

大家轰然笑了起来。老李把脸一抹，丢了一支烟给老魏，说，你这么怕死吗？哪里说死就死了？我敢说，我们命大着呢，几个小毛鬼就能闹翻天了？正常情况下，党还是要用监委来管的，目前嘛，是特殊时期，但你也不是不监了，你还在老着脸吃这碗饭嘛，杨书记没有停你的工资！　　

大家又都笑了一下。老魏吸着烟，斜着眼看老李，说，行，没有停我的工资，也没有停你的工资，我们大哥不说二哥，二哥也不说大哥，你就说说你的组织工作吧。　　

老李说，目前组织还是存在的，组织工作也是存在的，就是按照《十六条》说的发现左派。谁去发现？不是我们是谁？中国这么大，靠“中央文革”那么几个人够吗？他们只能发现聂元梓，还有蒯大富那么几个人，你们看，聂啊、蒯啊，连姓都是稀有的，只有他们能发现，可是要发现大批的，要发现普通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主要还是要靠我们这些人！这就是毛主席党中央交给我们组织工作的一个大任务，不能“很不理解”，而要好好理解，主动工作！　　

但发现左派也不是容易的，你虽然有眼，说不定还会看错了人。所以《十六条》说要“善于发现”，这“善于”二字就是有一定难度的意思，不是说发现就发现了，也不是说你发现的就不会看走眼。所以，这个任务肯定要到运动结束，才会有个眉目。　　

比如，静坐市委的这些学生算不算左派、要不要从中挑选和培养我们的接班人？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组织工作的任务，要弄弄清楚，麻痹不得！你说你监委不监了，你要回去种山芋，请问山芋才几个钱一斤？六年前饿肚皮的时候是八斤山芋换一斤米，现在山芋种得少了，可能是五斤山芋换一斤米。但山芋毕竟是山芋，一斤山芋三斤屎，回头望望还不止，吃多了也不行。种山芋要有技术、劳力，你已经二十年不摸锄头，吃不了那个苦了，“修”了，只有留在这里陪着我们把这个官做下去。　　

其实你的任务也不比我小啊，你要监着你那个花名册上该你监的人，在这个运动中到底是个什么表现？你倒好，把三个帽子当乌龟壳，往里一缩，多安全，多惬意，还要躲在里面啃山芋过日子，你以为你就安全了、惬意了？人家不会把你连壳子带肉打得粉碎？　　

老魏点头说，好，说得好，是块老生姜，这么说我的任务确实还不小，行，帽子不戴了，乌龟壳撂掉，山芋也不种了，就赖在这里不走！横竖有工资拿，有房子住！　　

常委们又都笑了。他说，老魏说得对，老李也说得对，任务很大很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种时候，大家都要格外地把干劲鼓起来，要自己动手把头上三个“很”的帽子摘掉，善于多方面想问题，就能把问题想通。要转被动为主动，转消极为积极。不是我发大家的工资，而是毛主席、党中央发大家的工资。对运动，要既来之，则安之。不管情况多么特殊，也要做好我们的工作，还要特别注意谨慎、稳妥。　　

这时，他多么想把心里总是思考着的那些说出来，真诚地深入地跟大家讨论讨论，但他不能那样做、不可以那样做，那只会带来思想的混乱、情绪的低落，团结也会受到影响。他只能说这些既明确又不具体、既清楚又模棱两可、既有指导性又不着边际，立于不败之地的话。他对自己不满意，但也很满意。他只能做到这样，而能做到这样也不容易。再说，他自己的思想里可以说也充满糊涂与混乱，总要不断力求保持一种政治上的清醒。此时此刻他处于特定职位上，说话谨慎些，是大家能够理解、心照不宣的。而老魏老李的弦外之音，他也听得出来，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十分抵触，抱着极其不满的情绪，正在形成另外的一套想法，倒也没有说要走什么不同的道路，而是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在这个问题上他还不便于批评他们，好像也不知道该怎样才能让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心悦诚服、积极主动。假如换了王雪，可能就会跟他们辩论起来了。可他不是王雪，他也不能做王雪，他还要努力抑制王雪的倾向。他对老魏老李他们，很难完全否定，正如很难完全否定王雪一样。但老魏老李他们在一种总的要求上，是不符合当前形势的，是很有可能犯对抗运动的错误的，若走到极端上去，也很可怕，他肯定不能跟着他们跑，他要掌握住、驾驭住他们，这也是爱护他们，但不能伤害他们的感情，不能让他们产生误解，如果他们跟你对立起来，就不好办了。　　

于是他很诚恳地继续说道，我们集中在这里开这个会，就说明我们大家没有一天不在考虑党的工作，我们是认真为党工作的。我们要在运动中不断地理解运动，我们的工作也会越来越得力。请老李接着说吧！　　

老李说，我说前一阶段的运动，处理得是好的，两校闹事都应付过去了，学校秩序、社会秩序得到了一定恢复，总的应当予以肯定。要说问题和不足，也有。我说的不是两个人的自杀，哪有搞这样大的运动不死人的？即使不搞运动，又有哪天没有非正常死亡？我们在座的，内部外部的各种运动，不是没有经历过。这两个人死得是不该，但大家都在经受运动考验，作为市委，我们该说的话都说过，该做的工作都做过，但到时他们记不得了，丢了几个雨点，就以为落刀子了，一片乌云刚来，就以为天再也不亮了。对党的信念到哪里去了呢？对党的政策的理解到哪里去了呢？何况运动是党中央发动的，又不是群众真的造反了，怕什么呢？　　

人已经死了，我不是还要批评他们，我是想来想去，他们二人没有必死的道理。那么我们的问题和不足在哪里？就在工作还要进一步做细。市委多次召开过干部大会，杨书记也多次讲到过如何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问题，但讲得比较原则，对问题可能有的严重性并不是估计不足，而是形势的发展看来需要我们对下面做进一步的叮嘱。不光是杨书记，我们都有份，我们在座的有哪个在常委会上，或者大会上，或者部门系统的会议上，反复地着重地提醒过自杀这个问题的？没有。凭我们大家的经验，应当是有这个很现实的预见性的。我们还是要有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态度，不要怕说这个事情，说了这个事情也不等于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大会上还要着重地谈一谈。　　

老李的发言对他虽然很爱护很尊重，但其实还是把问题提出来了，也就是说，作为市委，作为市委书记，对于二人自杀，不可回避，到了干部大会上，不谈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　　

宣传部长老黄说，我认为，对市委前一段的工作，首先要肯定。让曹家骏、李宝安、王淮兴暂时“经过去”，是情况所迫、势在必行，要不然，学生将要闹到什么程度，谁也很难估计，那我们也是要负责任的。他们“经过去”之后，学生也就退了，有些事情也就看得比较清楚了。这次运动是个新生事物，在许多方面我们都认识不足。除此之外，我倒想提出，现在有一种倾向也是不好的，有可能造成另外一方面的问题。我认为现在运动有压制群众的倾向。朝阳中学目前怎么样了？医校目前怎么样了？市一中怎么样了？总的好像被一盆冷水浇过，火快要熄灭了。如果这样下去，也不太正常，有一天还会闹起来。在教师学生当中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可以的，但用一部份教师学生，整另一部份教师学生，搞“名单在册，材料在手”，准备“秋后算账”，这样做，也有问题。认定谁是左派、谁是右派，一方面还远远没有到时候，另一方面中央的标准也已经公布了，就在《十六条》上，党内《通知》上也有，我认为我们不能离开这个标准。既然是运动，那就会有它的规律，我们因势利导，最后水到渠成。如果硬行把我们的意志强加给运动，那就会适得其反。从工作上说，我们对于过左、过右的倾向，都不能提倡，要不然都会出事情。从前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也是有的。　　

他觉得老黄的思路，跟他最近的想法有些接近。他说，过左过右都是不良倾向，都对运动有害，都要纠正。正反两个方面，我们到下午大会上都要说。我作为主要领导，对前一阶段运动，是要做检讨的，首先要在这个常委会上做个检讨。检讨的内容，就是对群众运动的态度还不够正确，既有从右的一面、抵触的一面不够正确，又有从左的一面、顺应的一面不够正确。一开始提出的“三个横扫”，现在看来，不能算是对的了，这个责任应当由我承担起来，不能让基层同志背这个包袱。这就是我要检讨的右的一面。我的左的一面在于，对曹家骏、李宝安、王淮兴，是不是就一定非要让他们“经过去”不可？看来也不一定。但是我提出让他们“经过去”，客观上说，是把他们抛出去了，这是害怕群众运动的另一种表现，是另一种“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是三个“很不”的另一种表现。　　

大家都说自己有“三个很不”，其实我也有，你们有的我都有，而且我的还品种齐全些。但现在认识到，应当还不算晚。一方面要支持革命群众运动，另一方面要有原则，这两方面都不能软弱无力。事实告诉我们，即使正确的群众运动，也会有不正确的地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农民跳到地主少奶奶的牙床上去滚一滚做辩护，这是针对军阀土豪劣绅的攻击，辩护是对的，但辩护不等于支持这样做，假如没有这样的行为，不是更好吗？即使当时的农民，多数人也不会主张跳到地主少奶奶的牙床上去滚一滚的，只有阿Q式的人，落后农民，才会有那样无聊的举动，但是，只要有一个人滚了，就会成为污蔑的口实。我们不支持阿Q这样的落后分子的行为，但我们也不必为这个阿Q生很大的气，要不然不是站到军阀土豪劣绅的角度上去了？　　

毛主席在广州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讲怎样正确开展农民运动，他决不会提倡大家到地主少奶奶的牙床上去滚一滚。文化大革命了，《十六条》说要文斗，事实上呢，就有人喜欢动手动脚；提倡文斗正因为发现了武斗，而且我们有这种历史经验。这样的问题必然会有，所以《十六条》才有指导意义。《十六条》的立场就是既提倡文斗反对武斗，又提醒大家不要看到这么一点情况就怀疑运动本身。　　

所以，运动中两个干部的死亡，我要负主要责任。开除二人党籍是不对的，撤职罢官也是不对的。《十六条》有指示，此类问题放到运动后期处理，而我没有执行这一政策，提到高度讲，是一种机会主义。软了一些，做了群众运动尾巴，带来了严重后果。光说干部不可以自杀，光批评和要求干部，那是不行的，必须说一说我的责任，向大会做一个检讨，同时强调干部不可以失去信心、不可以自杀，大家听了才能接受。　　

但如果因为我做了检讨，就说我们应当跟造反学生对抗，要跟他们“秋后算账”，那就滑到右的极端上去了，就会造成新的问题，刚才老黄已经分析过了，我赞成他的意见，我也认为这个问题现在要引起注意。　　

以前我也说过“引蛇出洞”，但从实践来看，拿这个去针对学生，或者针对工人，有点不符合实际，也跟《十六条》不符合。即使一九五七年，“引蛇出洞”也并非预谋，而是后来回头看，好像成了那么回事。如果真的看成那么回事，那我们党还是不是光明正大的呢？我们这样伟大的党，需要搞那样一个大预谋，而且目的是陷害别人吗？我不那样看，也不赞成那样看，我认为当时情况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不是引蛇出洞，而确实是到处都有一些蛇自己出了洞，并且还很厉害，这是事实。这只要把那时报纸上的言论找出来看一看就明白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三次给右派分子摘帽，多数都摘了，以后还会继续摘，人家认识到错误就行了。我们不是为整人而整人，整人是为了整思想，治病救人，这是毛主席一贯的主张，成为党的政策。　　

以后，凡是在“引蛇出洞”这句话影响之下，学校里针对学生，工厂里针对工人，各单位针对群众，所记的名单、所做的材料，我认为都要封存，等待处理。但也不必说是黑名单、黑材料。我们不赞成这样难听的说法。至于群众这样说，是对这种做法不满，你不能不让人说话，适当做些解释就行。　　

过去我们确实熟悉这一套工作。北京的传单上周总理说，是王明这个师傅从苏联学来这个专门整人的做法，而毛主席向来反对这一套。总之，现在已经明确没有必要这样做了。我们要跟上《十六条》“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的思想。　　

《十六条》也明确说过，不能认为反对本单位负责人或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反革命。回想起来真是奇怪，我们过去就在这种不知哪里来的不正确的思想里过日子，还认为是正确的。今天，我们也是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今天的常委会就是自己教育自己的一个会，那么我们也应该这样去看待群众，他们也会用中央精神做对照，自己教育自己。　　

不要担心会把坏人放跑了，不会的，坏人坏事总之不行，群众也不会赞成坏人坏事，群众总是坏人坏事的直接受害者，群众总是希望有点规矩的。但我们因为担心以后跟坏人坏事算账没有账本，就记下这个人的名单，整理那个人的材料，这就造成了紧张恐惧的空气，客观上就会背离发动群众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这个宗旨，这是不相信群众，是不适应形势的，起码是落后的做法，负作用很大，不可取。下午的大会上，我想也要重点讲一讲这个问题。　　

他一边讲着，一边觉得他的发言，有些跟以前有所不同，好像多少是受了王雪的影响，还多少受了刘克成那些青年工人的影响，甚至儿子所说的学校情况对他也有所影响。不知老宗听了是否会有误解，但这些观点确有讲一讲的必要。　　

老黄接着他说的，又说，我认为支持一部份群众，去针对另一部份群众，这是最要不得的事情。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任务、方法，已经很明确，就是让群众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对象是公开的或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作为一个群众，你了解多少，认为哪些方面有问题，你就写大字报，大鸣、大放，你如果不了解情况，没有什么可以揭露批判的，你暂时可以不写大字报，看看别人的大字报，你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参加大辩论，你也可以暂时不发表看法，只拿耳朵听。　　

运动如果是这样进行，那就不会乱。可是事实上还是乱了，原因是什么呢？《十六条》上也已经指出来了，就是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我们共产党内部，二是来自社会习惯势力。中央做了这样的分析之后，接着的一条就是要我们“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而不要怕字当头，不要“三个很不”。　　

对照我们的情况，我们做得总的是符合要求的，所以我说总的要肯定市委前一段的工作。但社会习惯势力这个问题确实严重存在，主要表现就是比较保守，认为不能提领导的意见，不能写领导的大字报，总之除了不能还是不能，要都是这样，运动还怎么发动、怎么开展？社会还怎么进步？如果我们支持这种保守的观点，去反对敢于起来造反的群众，说他们是“反党”，暗中整他们的材料，准备跟他们“秋后算账”，这样势必形成对运动的阻力，不符合《十六条》的要求。　　

曹家骏自杀了，他肯定算不上是一个走资派或什么分子，但怎样看待那些写曹家骏大字报、批斗曹家骏的师生呢？是不是要整他们、从他们里面找反革命？这样一来，文化大革命就转向了。　　

同样如此，假如把医校史宏为首的几个学生定成反革命或右派分子，是不是就算完成这次运动的任务了？那这个轰轰烈烈的运动不成了笑话吗？那等于是让毛主席不能实现他的意图，并且硬要把文化大革命弄成一九五七年的结果。既然毛主席不让这样做，我们就不能这样做！　　

《十六条》特地有个第七条“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说这样做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但照目前情况发展下去，就会弄成这样的结局，这是不对的。所以我说，在注意到两个干部自杀事件的同时，在工作上需要继续鼓励群众积极开展运动，不能在制止一种不好的倾向时，又搞另一种更不好的倾向。这样倾过来、倾过去，那就没有正的时候了，就有把运动搞糟的可能。　　

他听了，觉得言之成理，而且讲得比较有高度和深度。大家听了一时沉默不语，但突然，茶杯盖子“咣啷”一响，老宗硬梆梆的说，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如果十个曹家骏死了，一百个曹家骏死了，其实又都没有什么实质性问题，这样的运动，还要鼓励吗？这也决不会是毛主席意图中的运动！　　

我认为我们既要支持正确开展运动的群众，也要批评言行不正确的群众，同时还要注意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秋后算账”这句话还是要说的。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是对的。党欢迎你提意见，可是你向党进攻，那就要反击你。这很自然，没有什么不对之处。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也不会违背这个规律。有的人现在就可以跟他算账，比如，医校的牛鬼蛇神教师郁平，我坚持认为现在仍然可以逮捕他！不是为我个人，而是为了运动。我还要说一句，群众不是碰不得的，群众是五花八门的，其中有人会犯罪，有人会做我们想象不到的坏事。我们是搞群众运动出身的，我们对群众还不了解吗？　　

前一阶段群众运动有一些问题，主要问题可以说是“左”。为什么还没有材料能说明曹家骏是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愿意把这个词说得完整一些），就提出要打倒他、要开除他的党籍呢？至于他的生活作风，其实有什么实质性的发现？是他们提出打倒、开除在前，发现曹家骏私生活照片、引起群众激愤情绪在后。这就充分说明朝阳中学的群众运动是在大方向正确的表象下，做错事、坏事、不正确的事，照这样“大方向正确”下去，还有什么党？还有什么国？还有我们坐在这里开会、回家吃饭的日子吗？我们如果坐视不管，还要去支持、支持，说不要泼冷水，这不是对我们自己麻木不仁、对党和国家麻木不仁吗？也是对毛主席不负责！那还有什么正确可言？　　

目前让群众自己总结、自己教育自己一下，是有必要的。作为组织，总要做一些材料，这是正常工作，至于这些材料日后派什么用场，那是另外一回事，组织上的事情不需要跟群众商量，组织相信群众，群众也要相信组织。不能一听说记了名单、做了材料，就是整群众。你没有问题，你怕什么？看来，各有各的“怕”字当头，都是要不得的。我们有，我们要克服，群众有，群众也要克服。　　

现在多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把一些丑话说在前头，正是对群众、对青年负责，是为了防止出现一九五七年的结果，那个结果一方面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也确实是一种悲剧。我们并不愿意把那些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但他们也狠啊！他们在上面一嚷，下面牛鬼蛇神就要共产党干部下台！共产党能答应吗？工人、农民、解放军、广大人民，能同意吗？　　

据公安局说，昨天在暗处发现几条反标，社会上也有人公然说反动话，这要立即组织侦破和打击。我看文化大革命归文化大革命，正常的治安工作不能松，《十六条》第七条也明确说了，在运动中，对确有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仍然要依法处理。所谓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不包括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问题。我们也不是用这个来怎么样，我们是要用这个来保卫一个正常的社会，也是保证文化大革命的正常开展。　　

老宗说话中的倾向性十分明显，跟老黄的正好相反，甚至让他脸上也挂不住。他倒有点后悔自己刚才表态早了些。他想不到老宗把郁平的问题在常委会上提了出来。但当然，老宗有提出这个问题的权利，他也并不因此对老宗有意见，相反，他欣赏老宗的这种光明磊落、敢于坚持的态度。至于郁平问题，那就看看大家的态度吧。　　

他说，刚才两位同志发表的意见，有共同点，也有可以互相补充之处。如果我们不能开诚布公说出自己的想法，就不能很好地讨论，而如果没有很好的讨论，就不能集中正确的意见。只有常委会上充分发表每个人的意见，而且能够从不同角度提出不同意见，才能为下午的干部大会做更全面更深入的准备。请大家继续充分发表个人的看法，献计献策。　　

老魏说，我看刚才的两个同志，有的话虽说得不同，其实是分别强调了两个侧面，加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东西，这个完整的东西，杨书记在前面已经总论过了，我认为不需要再重复。运动嘛，总会有左有右，可是又不能过左过右，作为领导，我们负有工作的责任，既不能右，也不能左，就是这么一个道理，过去的教训也不少，但一碰到具体，下面还是会出现问题，还是要多做工作。　　

他又征求其他常委的意见，都说同意老魏说的。老魏却说，我也要做个检讨，我一上来就掼乌纱帽，闹情绪，这不对头，这是右了，也是左了，五心不定，左倾右倾，幸好老李及时帮助了我。　　

老魏的话引得大家一笑，用他的机智，把弯子转了过来，气氛好了些。老宗既然把郁平的问题看得很重，他不能不重视，他说，老宗刚才提出要二次逮捕郁平，这个问题请大家也讨论一下。老宗是否把这个问题向大家再做一些阐述？　　

老宗说，郁平写的传单的内容大家都知道了，我历史上确有其事，就是当时恋着我的老婆而在北撤时间上有所拖延，在当时情况下，组织上要及时地严厉处分我。有些同志可能知道，多数同志不一定知道，现在是都知道了。　　

民主革命时期的事情，好多年过去了，我早已向组织说清楚，组织也早已有了结论，现在郁平这样给我翻出来，在不明真相的干部和群众面前，好像我就不能继续在这个位子上工作了，好像应当立即把我清洗出党才对。　　

如果文化大革命变成让群众跟我们算旧账，那历史越长的，旧账也会越多；有些问题能说清，有些问题是说不清的。要都这样搅屎缸，那就越搅越臭，此风不可长。运动初期就有个“十不准”的经验介绍，市委是作为规定传达的，其中一条就是不准翻干部的旧账纠缠历史，这个不准还是有道理的，是为了保证运动正常开展。郁平这个人是五九年审干查出来的向敌人告密分子，开除公职的人，他趁文化大革命之机这样胡搅蛮缠，是别有用心，是扰乱视听，我认为有必要把他逮捕起来，对于正常开展运动，比较有利。　　

老魏说，我同意把他关起来，这种历史反革命关他十回不要紧。　　

常委里没有反对的意见。他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妥协和草率。但这个问题，如果细说起来，确实很复杂。除了担心草菅了郁平这个人，他还担心会不会引起新的学潮。可这些，一时都好像没有说的必要了，如何能让老宗挺直腰杆、继续工作下去，如何作出保护常委一班人的姿态，才是最必要的。所以，他也决定适当向老宗妥协。　　

他说，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看的，那就这样办。不过，我建议不要用逮捕，而用拘留，另外，惊动的人越少越好，把他送进看守所与外面隔绝起来就行了。在下午大会上，我要专门就这个传单的问题，代表组织，为老宗讲几句话、消除影响，并且重申一些原则。如果文化大革命变成不负责任乱翻旧账，而且是组织早就做了结论的，又翻出来，那确实就要造成极大混乱，也背离了运动的宗旨。如果要揭露某人历史上隐瞒的问题，可以向组织反映，不能这样一下子写到大字报上去。大字报虽是民主方式，但它是粗糙的东西，不是写出来就是对的，它也会有副作用。大家听了都点头。　　

他及时总结说，这次常委会很重要、开得很好，我们是团结的、清醒的。刚才老宗所说出现反标的问题，作为正常治安工作，当然要抓，要尽快侦破。我看这样，如果涉及学生，要提交常委会讨论，即使不涉及学生，破案以后如何处理，也要提交常委会讨论。正如大家刚才考虑到的，一切工作，都要有利于保卫文化大革命、配合文化大革命。我和老宗下午要做重点发言，大家精神饱满，下午的全市干部大会一个不缺一起上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