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奏：毛泽东六五年重上井冈山（四）

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四）

马社香　


　　　　　　 七、下榻井冈山宾馆的珍闻

　　　　　　 115房间特制木床和洗手间的“书柜”

　　 5月22日傍晚，毛泽东一行笑着被请入井冈山宾馆。井冈山宾馆1965年属于井冈山管理局直属单位。井冈山管理局1959年5月开始筹建，与庐山管理局同级，是江西省副厅级单位。1959年7月，左克伦任井冈山管理局第一书记，袁林任井冈山管理局第二书记兼局长。因每年上山来瞻仰井冈山的老红军、老干部日益增多，井冈山宾馆修建于1959年秋。与井冈山宾馆同时修建的还有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管理局办公大楼，是激情燃烧岁月自力更生的象征，在义务劳动修建这些高大建筑物的同时，井冈山还群策群力修建了水电站。

　　 当时全国支持井冈山，1959年初，垦殖场大批下放干部、转业军官、上海知识青年在茨坪东面的拿山河上修了一个26米高的大坝。1959年井冈山管理局通过农业机械部（1965年1月改名为八机部）部长陈正人、二机部部长赵尔陆，两人都是井冈山的老战士，从华东局和四川省解决了水轮机和发电机。垦殖场干部坐林彪（林彪当时在南昌养病）的专机去四川，搞到了发电机。1959年10月1日，正式发电，装机容量640千瓦，年发电量 165万千瓦，这是革命老区井冈山第一座水电站，生产、生活用电逐步得到解决。井冈山人民兴奋地说：这是毛主席送来的小太阳。听说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第一个高兴的事是井冈山有电了，第二个是注意到茨坪修建了那么壮观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2005年7月27日首批下放井冈山干部彭家麟口述）

　　 让当年建设井冈山的一些老同志非常痛惜的是，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亲自肯定、朱德亲写馆名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由于规划所需，2005年5月拆除，准备盖新的博物馆。同年7月，井冈山管理局办公大楼（1982年加层）也正在拆除。
　　 今天，惟有毛泽东下榻的井冈山宾馆加层还存在。井冈山宾馆于1960年5月1日开始对外接待。1961年1月，袁林代理井冈山管理局第一书记；1963年7月，袁林任管理局第一书记。当时井冈山常住人口只有几千人。在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以前，井冈山宾馆接待过的老领导、老红军有董必武、朱德、李维汉、胡耀邦、曾山、萧克、黄永胜、王震、丁盛、陈奇涵、杨得志、杨成武等人。
　　 井冈山宾馆当年是一座既朴实又高大的房子，与20世纪60代大陆一般招待所的结构相同，每个房间木门木窗，极为普通。毛泽东下榻的115房间，原来就是一个套间，4月底，井冈山管理局知道“中央首长” 要来后，按照汪东兴的要求，做了一些前期工作。时任井冈山宾馆的负责人何拔群回忆：

　　 1965年4月底，汪东兴、华国锋来井冈山打前站后，5月9日，江西省公安厅鲁毅处长来检查井冈山的安全保卫工作，11日江西省委办公厅李主任上山和采购员林海泉等人打招呼，要求采购员购买蔬菜，要新鲜、清淡，搞好临时基地。
　　 主席房间（115）的地毯，没有那么合适的，找了一个大一点儿的，准备把边子剪掉，铺起来整齐一些。打前站的领导说，主席知道要批评的，这样我们把大的地方卷在里面了，有几十公分，不美观，但不浪费，毛主席认为这样就很好。
　　 主席睡的木板床是在井冈山建筑公司定做的，杉木板。做木板床的师傅叫何同生。打前站的领导告诉我们不用做床，说会带来，我们还是希望主席在这里睡井冈山的木板床。115房间的桌子，汪东兴说五屉桌、九屉桌不行，毛主席年纪大了，发福了，个子又高，希望有个三屉桌好放腿脚。整个茨坪恰恰没有三屉桌，做一个新的又怕主席批评，好在大礼堂有一个作报告的讲台，不高不矮，盖了一块白布就做了毛主席的写字桌。检查沙发，发现矮了一点儿，我们又做了几个木架子脚垫，加了十几公分，高矮合适了。
　　 安排好后，就盼望毛主席来了。
　　　　　　　　 （2005年7月 28日何拔群口述）

　　 毛泽东来井冈山的前一天晚上，管理局接到通知，毛主席已到茶陵了，要山上安排一下。袁林、孙景玉再次分头检查各个房间卫生情况。原来安排在宾馆住宿的人马上移到其他地方去，第一天的伙食菜谱分别安排好。当时孙景玉任管理局副书记、副局长兼公安局长负责全局工作。他立马对山上的安全保卫工作再次做了全面的检查；向接待处处长彭国球、井冈山宾馆的何拔群等人再次对接待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做了新的布置；再次检查了毛泽东将要下榻的115房间，外屋有一个写字桌和一个靠背椅，四个木质单人沙发上面，铺着服务员新做的绒垫子。里屋放着特制的大木床，床旁有一个小床头柜，旁边又放了一个小方桌。方桌是汪东兴特别提出的，说毛主席习惯在小方桌上吃饭，晚上又可以放放书。写字桌和小方桌上各有一盏台灯，老式的绿色玻璃灯罩那种。

　　 115房间的卫生间不大，里面有一个小浴缸。一切井井有条，又过于简单而普通。
　　 5月 22日傍晚，毛主席终于来了，走进了一楼，进了115房间，毛主席站着看了看，一抬脚坐在木沙发上。请其他领导人坐，沙发太少，有的人坐下来，有的人一直站着。毛主席的脸上挂着笑，说：“三十八年了，和当年大不一样了！那时敌人前堵后追，我们靠两条腿拼命走。一千多里路走了半个多月，这次坐汽车两天就到了井冈山，还是机械化快！”
　　　　　　　　 （2003年7月19日袁林口述）

　　 当晚毛泽东在115房间用餐，很简单。原准备上点儿水果、米酒，汪东兴要求撤掉，说：“主席知道，要批评的。一路都没有上酒。伙食标准，主席每天2.5元，随行人员1.5元。主席每餐四小碟一汤，不能超标不能上山珍海味，不能铺张浪费。钱定在那里， 要求严格实行，只能节约。”汪东兴走一个地方，说一遍，毫不含糊。井冈山淮备了一些地方蔬菜、笋干。敬老院送来了草鱼。袁林记得毛泽东在井冈山宾馆第一餐有这两样。
　　 那天晚上，江西、湖南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都是在一楼餐厅吃的饭。吃完饭后，张平化和刘俊秀、王卓超等人住在一楼的另一边。汪东兴住在二楼，张平化他们住楼上。毛泽东的警卫员、医护人员住在一楼115房间这边，115房间楼上没有住人。
　　 与毛泽东同行的还有新闻制片厂摄影师舒世俊、照明师贾秋和、新华社摄影记者钱嗣杰。第一天晚上，他们都出门看山，茨坪大街一下子多了好多客人。
　　 5月22日晚，井冈山管理局袁林、孙景玉一直坐在宾馆服务员房里，生怕各项工作有一点儿闪失。过了一会儿，孙景玉看见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到工作车上把两个木箱搬进来，连忙起身帮着搬，真沉。工作人员笑着说，这是毛主席随身带的书，毛主席人到哪儿，这些书都要跟到哪儿。毛主席随身带这么多书，这是孙景玉始料不及的。115房间没有书柜。怎么办？怎么把这么重要的问题疏忽了。
　　 孙景玉连忙说：“我去管理局搬几个书柜过来。”
　　 “你不用搬，搬了我们要挨批评的。刚才徐秘书请示毛主席是不是和管理局讲一下，搬一两个书柜过来。毛主席不赞成，说井冈山已经给我们做了书柜。”

　　 没有啊。这一下我们可搞糊涂了。小青年神秘地笑了笑，说，这可是毛主席的发明。越说我越糊涂，既不能随意到毛主席的房间去看。又不能违背毛主席的意见送书柜。
　　 后来才知道，那天毛主席对徐秘书说，把带来的木板（做床用的铺板）在浴缸上一架，那不是简易书柜？可以放好多书。我就睡这张床，井冈山的床。不要麻烦其他同志。
　　 秘书和警卫人员一起动手，最具风格的“简易书柜” 架好了。
　　 下榻115房间的第一个晚上，毛泽东使用自己“发明”的简易书柜工作至凌晨4点，才睡上井冈山的大木床。
　　　　　　　　 （2003年7月16日井冈山宾馆管理员林海泉口述，2005年7月 26日孙景玉口述）

　　　　　　 毛泽东又食红米饭南瓜汤

　　 5月23日中午毛泽东起床，在115房间用餐后出来散步，井冈山宾馆不少工作人员都幸福地看见了老人家，毛泽东慈祥的笑容就像温煦的阳光感染了周围每一个人，湖南省委的张平化、江西省委的刘俊秀、王卓超等人笑着向毛泽东问好。
　　 主席点头说：“我要了一点儿红米饭、南瓜汤，吃出了当年的香味。”主席很有趣地说了一个“要”字。

　　 原来井冈山宾馆早就准备了红米，第一天考虑到毛泽东年纪大了，怕红米不好消化，没有煮。主席吃饭时一见没有红米，问服务员：井冈山现在还生产红米吗？服务员说生产的。并把主席的问话转告给我们，第二天蒸了一小碗红米饭。
　　　　　　　　 （2003年7月 16日林海泉口述）

　　 刘俊秀告诉主席，他中午也吃了南瓜，干烧的，味不错。接着担心地问主席：“山上比山下低几度，气候凉了一点儿吧？”
　　 主席说：“气候不冷不热，是我在井冈山上住的最好气候。”
　　 主席的这句话，周围人一时不解，后来才知道一些原委——
　　 1927年10月下旬，主席带着秋收起义队伍到达茨坪，山上天气已经冷了。住了几天，去了茅坪。年底打下遂川，过的阳历年；打下新城，过的阴历年。1928年春、夏两季，主席带三十一团在永新一带。那一年天热的时候杜修经来了，鼓动二十八团、二十九团打郴州，结果失败了，丧失了大片根据地。1928年冬天（11月份）主席又上茨坪，主持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住了一周左右下的山。后来两个月都在宁冈。迎接红五军的大会是在宁冈新城开的。1929年 1月，三省“会剿”，红四军在一个大雪天离开了井冈山。当时是红五军守山。毛泽东曾在茨坪的时间都是晚秋和隆冬。
　　 毛主席那天散步兴致很高，说：“我在茨坪时间没有茅坪长，茨坪在山顶，原是王佐的大本营，茅坪在山腰，龙市、新城、古城离茅坪比较近，进出比较方便，红四军军部和边界特委的主要活动基本上都在茅坪。生活十分艰苦。”
　　 那年代，井冈山的红军连一天五分钱的伙食标准都不能保证。官兵生活完全一样，吃的是井冈山的红糙米，南瓜稍微放点儿盐也当主食。不过南瓜“不革命”——吃了饿得快。吃的时间长了，还涨肚子。生活条件很艰苦，全军上下却情绪很高，唱着流行歌曲：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饭好香，每餐吃了个精打光。
　　 毛泽东喜欢吃辣椒，带头把辣椒放在刚刚熄火的柴火灰里烫一烫，就这样吃，冬天只好找一些干辣椒，没油没盐。吃饭有原则，有了什么好吃的，后方让前方，干部让群众。有时没有吃的，就拔山上的竹笋吃。春天吃笋子，不能拔大的，只能拔小竹笋，拔了大的就是侵犯了群众利益。那时住宿也很简单，战士们在山上没有房子住，就自己搭一个茅棚，起名“琉璃瓦房”。全军盖的是禾草，睡的是禾草，穿的是破衣，补了又补，战士们还幽默地叫它“金线衣”、“黄金被”（睡稻草）。寒冬腊月许多人仍穿单衣。伤员也一样，睡在禾草铺上，旁边用板子挡一挡。毛泽东那时睡觉有张床，是一块门板，下面两条板凳，上面铺禾草，盖一块布。被子是老百姓给的，补丁摞补丁。几十年毛泽东一直睡木板床，井冈山老战士说这是毛泽东要自己永远记住井冈山。

　　 毛主席那天散步时说，井冈山时官兵生活一个样，除了作战指挥权以外，不分上下。现在我们官兵待遇区别比较大。他叫总参做过一个调查，上将的工资是上士的17倍多，1964年后有所下降，仍有10倍以上，苏联上将工资是上士的30多倍，美国是20多倍。我们比苏联、美国好一些，但比战争年代区别大多了。我们高级干部有小车、秘书、小楼，还有站岗的。官做大了，钱挣多了，拉开了与群众的距离，还愿不愿意下去当普通人。刘俊秀同志，你还能不能当农民。王卓越同志，你愿不愿意重新当战士？”
　　 刘俊秀说愿意。我也点头。主席笑了，都说愿意就好。但现在有的人下去蹲点是口里愿意，心里不愿意，总找些理由不愿下去。这样不好嘛。我们连连点头，感到主席是在严厉批评党内一些脱离群众的问题。当时并没有想到其他。
　　　　　　　　 （2001年7月26日王卓超口述）

　　 毛泽东又说，他已吩咐汪东兴组织北京来人去看一看井冈山旧址和纪念馆，叫张平化、刘俊秀、王卓超有时间也去看一看，了解这段历史很重要。

　　 珍闻链接一：谢觉哉、董必武、张茜参观井冈山
　　 5月23 日下午，张平化、刘俊秀、王卓超等人一起去了井冈山博物馆。井冈山博物馆与井冈山宾馆相隔不远，三人结伴而行。沿途，王卓超兴高采烈地向张平化、刘俊秀介绍陪同谢觉哉、董必武、朱德等革命老前辈参观井冈山的珍闻，因王卓超建国后一直担任江西省公安厅厅长，陪同国家领导人上井冈山成了他的“专利”。 张平化、刘俊秀越听越有兴趣，竟发现了向毛泽东汇报参观博物馆最有价值的材料。
　　 谢觉哉是1959年3月初到井冈山的。那一年谢觉哉75岁，以老区慰问团团长的身份，走访了井冈山上的老赤卫队员和烈士遗孀。井冈山博物馆当时还没有最后完工。茨坪革命旧址也没有恢复，谢觉哉遗憾地说，他只有下次上山才能看了。他要求去大井看一看，当年到大井里面那一段路还没有修成汽车路，谢觉哉拄着拐棍走了三四里路。王卓超想扶一扶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被谢绝了，谢觉哉边走边说他和毛泽东一起工作的漫长经历。
　　 谢觉哉早年叫谢泽深。1927年“马日事变”后改名谢觉哉。1921年1月，37岁的谢觉哉由何叔衡、毛泽东介绍参加了新民学会，1922年毛泽东在长沙办自修大学，谢觉哉又主动要求到那里义务讲学。1925年谢觉哉经何叔衡、姜梦周介绍入党。在此前后，谢觉哉先后主编了《湖南通俗报》、《湖南民报》、《湖南半月刊》、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等，是党内早期理论文化修养比较突出的老同志。1927年8月底，湖南省委准备秋收起义的沈家大屋会议，毛泽东和谢觉哉都参加了。会上，毛泽东坚持真理的勇气和非凡见识给谢觉哉的印象非常深刻。
　　 谢觉哉和毛泽东再次见面是在中央苏区。在瑞金沙家坝，谢觉哉曾任毛泽东和中央政府的秘书，常年和毛泽东在一栋农舍里吃住兼办公。谢觉哉对毛泽东个人思想渊源比其他同志自然了解多一些，也准确一些。
　　 谢觉哉去大井时，毛泽东住过的房子早已被反动派烧光了，所见遗址都是解放后依据过去的模样重修的。这些似乎更加激起谢觉哉敬佩的心情。

　　 谢老指着毛泽东当年睡觉的门板、破被子问我，毛主席过去条件差睡木板，现在当了国家领袖还睡木板，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个人理解这就是毛泽东的“悬梁刺股”。毛泽东在提倡井冈山的革命精神。带头打破封建做官的特权，做官的生活特权、政治特权。
　　 谢老当时问王卓超，解放快10年了，共产党建立的是一个新政权，毛主席为什么一再教导反对官僚主义？王卓超回答：人一当官，就容易脱离群众。谢觉哉笑了，这就是“官国”的遗产之一。共产党的官就是不能脱离群众，要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宗旨。难的是，中国是一个“官国”，官国的遗产很容易被继承，特权思想一代又一代传下来，从古代到民国都如此，有很厚的土壤。
　　 谢觉哉说，中国第一个在制度上打破“官国”传统的人是毛主席。井冈山的士兵委员会就是一个例子，当官的没有特权了。我们就靠这个，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打下的天下。我们共产党进城了，当官的特权跟着就来了。很多人感到这是天经地义。我的亲戚要我帮忙安排工作，觉得这是正常的。我的孩子也觉得坐我的小车，吃得比别人好，穿得比别人好，是正常的。我感到这些对我们党来讲不正常，危险。
　　　　　　　　 （2001年7月26日王卓超口述）


　　 谢觉哉的大井讲话，和其他领导人参观大井故居讲的有所不同，王卓超印象格外深刻。后来他找了谢觉哉一些文章读了读，感到谢觉哉多年都有这些思想。他不愧是毛泽东艰难之时同住一个屋檐下的战友。
　　 谢觉哉1959年在大井的感慨和1965年5月23日毛主席在井冈山宾馆散步的讲话，思想倒是很接近的。
　　 谢觉哉在井冈山写了一首自由诗，一改平日擅长格律诗的风格，充满着年轻人的激情。诗的标题是《中国的第一山》（1959年3月5日）：
　　 井冈山啊！
　　 你是个灯塔，
　　 照亮着亿万人民前进的道路；
　　 你是个巨雷，
　　 摧毁了压在亿万人民肩上的两架大山。
　　 火！好大的火。
　　 她燎遍全国，燎向无边的海外和天空。
　　 燎原之火，起于星星！
　　 大井、大陇、茅坪、茨坪、汪洋界、八面山、
　　 朱砂冲……就是这可爱的伟大的星星所在。
　　 真理的火，永远照亮着人类的心灵。
　　 创造着无穷美好的未来。
　　 井冈山啊！
　　 你又是颗珍珠，你蕴蓄着无穷财富。
　　 许多优秀的儿女奔扑你的怀抱。
　　 要把你现代化地装饰起来，
　　 成为中国的第一山。
　　 井冈山啊！
　　 祝贺你以前是中国的第一山，
　　 令后永远是中国的第一山。
　　 谢老很认真地告诉王卓超，他诗中“真理的火”是两点：一点是人人皆知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另一点就是井冈山官兵一致，打破特权。
　　 谢觉哉来井冈山时，管理局还没有成立，老人家将这篇诗作送给了井冈山垦殖场，场长马廷士这个井冈山老红军双手接了下来。
　　 谢觉哉下山一年后1960年10月，董必武夫妇在江西省长邵式平、副省长王卓超的陪同下上了井冈山。
　　 当年，井冈山博物馆已经建成对外开放，董老夫妇在里面整整看了一个上午。对秋收起义的过程，董老看得很仔细，并怀着敬佩的心情说，1927年是我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大革命失败了，6月份，仅在湖北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工会、农会会员就被杀了6000多人。7月份，党派他到九江做武汉地区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散转移工作，那时候白色恐怖非常严重，我们党内有些高级干部都脱党了，有的躲了起来再观风向，有的向敌人投降了。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热得快，也冷得快，比工农出身的党员要动摇得多。当时只有毛泽东同志在我党最困难的时候，扛起了井冈山旗帜，意义非常重大。
　　 董必武从茨坪坐车特地到茅坪参观，路不好走，小车陷进泥里。孙景玉回忆，井冈山公安局派了一辆吉普车把小车拉了出来。
　　 董必武在井冈山写了两首诗，一首七绝：
　　 艰难缔造井冈山，赢得人民自掌权。
　　 孤僻乡村现代化，共同生产乐丰年。

　　 一首五言：

　　 革命摇篮地，井冈山著名。
　　 境连湘赣省，人集茆茨坪。
　　 四面同峦障，五溪渠水萦。
　　 红根已深植，今日正繁荣。
　　　　　　　　 （董老自注：1960年10月28日于茨坪）
　　 邵武平捧读董老的这首五言诗后，也写了首和诗：
　　 革命井冈山，越来越著名。
　　 决胜黄洋界，运筹茆茨坪。
　　 星火普天照，红根遍地萦。
　　 发扬此传统，争取更光荣。
　　 1960年上井冈山的国家领导人还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十世班禅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
　　 井冈山是我党的一面旗帜，也是一面镜子。
　　 1960年3月30日，陈毅的夫人张茜和一位秘书上了井冈山。可能张茜认为自己的行政级别达不到国家接待标准，又不愿打着陈毅的牌子麻烦当地政府，就以国务院普通干部的身份到井冈山参观。因此，王卓超等专门负责保卫工作的领导不知道陈毅的夫人到过井冈山，井冈山管理局的领导也不清楚，惟有井冈山档案馆保留下来的原始登记记录了真相。原件记载：
　　 “1960年3月30日，国务院张茜秘书2人，采访两天。”（抄自井冈山档案馆）
　　 张茜独自到井冈山参观，原委还要从1958年陈毅到南昌与杨尚奎的会面说起。
　　 1958年春天，刚刚担任外交部长的陈毅路过南昌停留一天，住在滨江招待所。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前去看他，挽留他多住几天。于公，江西省委好向国务院副总理汇报；于私，陈毅和杨尚奎是赣南打游击的战友，感情不同一般，也好叙谈叙谈。陈毅笑着说，第二天吃过早饭他就要赶到上海开会，他的上海市长一职还没有脱身咧。陈毅对自己工作繁忙用了四个字，疲于奔命。但他还是准备早餐请请客。
　　 第二天早餐，陈毅邀请了两位客人，一位是贺子珍，一位是杨尚奎的夫人水静。陈毅和贺子珍1949年初夏在上海见过面，转眼八九年过去了。贺子珍一见陈毅，就笑着说：“小陈，你胖多了。”贺子珍一直保留井冈山时期的习惯喊林彪小林，喊陈毅小陈。陈毅那天每次称贺子珍，都要停顿一下，在井冈山时期，陈毅叫贺子珍“嫂子”，现在不能如此叫了，又不能跟着叫“小贺”，只有一本正经地称呼“子珍同志”。贺子珍依稀习惯当年嫂子的角色，她吃得很少，看着陈毅吃得那么香，狼吞虎咽，咯咯笑起来，说：“在新城迎接红五军会餐时吃了一餐狗肉，你一口气吃了一大盆，说要给我提意见，把你的肚子吃大了。”“是在新城吃的狗肉？我怎么记得是在茅坪呢？战争时一没有饭吃的时候，我就记起当年——子珍同志烧的狗肉，真解馋啊。”陈毅一扫50多岁领导十部的稳健，重现当年的率真与青春，夸张地伸了伸舌头，又一口吃了一个小包子，把贺子珍和水静都逗笑了，便劝陈毅留下来，去看看井冈山和瑞金。

　　 陈毅认真地说：“我做梦都想去井冈山。1956年11月我去过韶山，还写了一首诗，‘农村潜力最伟大，中国革命属发端。湘赣两省典型多，星火燎原豹一斑。’追寻的就是井冈山。”陈毅在贺子珍面前比较注意，不提主席的名字。可井冈山他是反复提了多次，说：“这两年他想抽出时间到井冈山去一次，如果实在抽不出时间来，他会派代表到井冈山去。”
　　 事隔两年，张茜自然是陈毅井冈山行的全权代表，心怀虔诚，又悄无声息。她们一行两人参观了井冈山博物馆、茨坪、大井、茅坪，在井冈山住行三天。在茅坪，张茜看到陈毅当年的一副对联：
　　 白军里将校尉等级各自不同
　　 红军中官兵夫吃穿一律平等
　　 张茜将这副不同凡响的对联拍下来，带回了北京。
　　　　　　　　 （2001年8月26日水静口述）

　　 1964年3月，张茜又一次来到革命老区，去了陈毅当年打游击的信丰、油山、大余、梅山，又从梅山坐车，到达瑞金、兴国和井冈山，这是张茜第二次上井冈山了，也是她代表当年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前来“还愿”。

　　 珍闻链接二：1962年朱德重访井冈山
　　 陈毅1960年、1964年两次委托夫人张茜到井冈山学习参观，朱德则于1962年3月偕夫人康克清、女儿朱敏十余人一同重上井冈山。同行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陈奇涵上将夫妇，江西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卓超，江西省妇联主任朱旦华等人。1927在南昌军官教育团，朱德任团长，陈奇涵任参谋长，几十年出生入死，战友情深。
　　 据朱德当时的军事秘书曹全夫回忆，朱德是在北京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后第二天，启程赴浙江调查研究的。为了贯彻会议精神，进一步执行调整方针，更好地战胜困难，朱德深入向基层领导干部了解情况，及时向中央反映。2月17日，朱德一行从浙江到南昌，先后在南昌和抚州地区视察。2月26日，朱德还向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谈到：要搞东西，搞家务，否则还叫什么社会主义？手工业由全国包起来吃亏不小。平均分配制度，再过二十年也搞不起来。还是要实行等价交换，按劳取酬。并将这些看法和所了解的情况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了份报告，提到现在群众满意的五件事：第一，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第二，把生产队划小；第三，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第四，允许种自留地和开小片荒；第五，停办公共食堂。
　　 3月3日报告从南昌一发出，朱德一行即奔赴井冈山，3月4日中午到达井冈山宾馆。袁林、孙景玉等井冈山管理局领导都在宾馆门外迎候。服务人员排列一排，拍手热烈欢迎。朱德下车后情溢眉梢，大步向前，袁林代表井冈山人民表达对朱德的深深思念之情。朱德慈祥地说：“我也想井冈山，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
　　 朱德夫妇下榻井冈山宾馆一楼，也是115房间。陈奇涵、王卓超、朱敏、朱旦华等都住在一楼，与毛泽东习惯安静相反，朱德喜欢热闹。
　　 当天下午，朱德一行前往茨坪南山革命烈士纪念塔，那是井冈山至今唯一还存在的建国初期的纪念建筑物。朱德在红军烈士墓前久久地站立，脱帽志哀。早春二月，山上寒风凛冽，朱老总浑然不觉，康大姐走上前去，给他戴上帽子，朱德倔强地把帽子拿下。朱德问随员，知不知道小井红军医院几百名被敌人杀害的伤病员，他们的遗骨就埋在这里，是王佐率人埋的。空气在那一瞬间凝固起来。王卓超怕朱德太悲痛，赶紧上前告诉朱德，当年茨坪赤卫队长邹文楷住在茨坪敬老院里，他一定听说朱德来了，盼望着了。
　　 “我也盼着了。”76岁的朱德甩开大步走到光荣敬老院。1962年3月，全国经济形势还没有完全恢复，光荣敬老院保证了这里住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和烈士遗属吃饱穿暖。茨坪老赤卫队长邹文楷也住在这里，他的年纪没有朱德大，眼睛已老花，耳朵有点儿背，朱德喊了两声他的名字，他才相信是朱军长回来了。他拉着朱德的手说：“朱军长，有人说你在北京带了几百万兵，没有时间回来，我不信。我说朱军长会来看我们的。”邹文楷流着眼泪。
　　 朱德也含着泪花，说：“我们是老兄弟。” 两人谈起了朱毛会师后的第一仗——五斗江战斗，牺牲在龙源口的红军和赤卫队员。朱德邀请老队长有时间到北京去看看。
　　 “我不能再为国家做什么事了，我不能叫国家花冤枉钱。”老赤卫队长认真地摆出他的价值观。要分手了，邹文楷唱起当年红军宣传队填词的井冈山山歌，为朱德送别：
　　 我们记得发源在那井冈山上，
　　 心里老是想着它，想着它，井冈山。
　　 毛党代表，他有一肚革命道理，
　　 上起课来，笑哈哈，笑哈哈，井冈山。
　　 朱军长，他有一支竹子扁担，
　　 100多里，赤足跑，赤足跑，多耐劳，井冈山。
　　 粗犷的歌声，传得很远。

　　 3月5日一早，朱德一行到大井。当时，毛泽东故居已经修复，被群众巧妙地保护下来原故居的一堵旧墙嵌在新墙中，格外引人注目。朱德和陈毅的故居尚没有修复，袁林有点儿尴尬地说：“我们已经在搜集相关资料，下半年就可以修复了。” 朱德认真地说：“不要了，有主席的就可以了。” 朱德越谦虚，我越诚恳强调朱德、陈毅大井故居都在国家修复计划之中，不是说谦虚不修就不修的。
　　 朱德慈爱地笑了笑。
　　　　　　　　 （2003年7月19日袁林口述）

　　 下午，朱德一行去了井冈山得物馆。在陈列室存放着一根陈旧的竹制扁担，上面写着“朱德记”三个字。朱敏挨近父亲，指着问：“这就是您井冈山挑粮的扁担？”朱德凑近看了看，认真点头。讲解员看见朱德父女看朱德的扁担，激动地讲道：
　　 同志，你想知道红四军军长朱德的扁担是怎么来的吗？
　　 你要先了解朱德怎么爱兵。
　　 在井冈山，部队给朱德配备了一头骡子行军时骑，朱德总是步行，骡子让给伤病员。朱德从不对土兵发脾气，从不训人，不吹胡子瞪眼睛。他要批评你，最重只说一句“你这人危险！”朱德爱兵，爱在官兵一致挑粮。
　　 当年士兵编了一首歌：
　　 朱德挑谷上坳，
　　 粮食绝对可靠，
　　 大家齐心协力，
　　 粉碎敌人会剿！
　　 这样的队伍还有什么样的困难不能克服，什么样的敌人不能打垮……

　　 听完后，朱德谦虚地说，小同志，朱德的扁担的意义是什么？是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官兵一致、艰苦奋斗的井冈山精神、我们共产党靠这个精神夺取的天下。这个精神忘了，人民就会骂我们，忘光了，就会和国民党一个样。国民党初期也是先进的嘛，后来才变，杀老百姓，杀共产党……在井冈山当时还流传着一首红色歌谣，你们会唱吗？
　　 一根扁担两头弯，
　　 毛委员用它把米担。
　　 来回走了百多里，
　　 从宁冈一挑挑上井冈山。
　　 朱德的声音雄厚带着几分嘶哑，震撼着在场每一个人的心灵。大家随着朱德的音调高声低嗓唱了起来。
　　　　　　　　 （2001年9月14日朱旦华口述）

　　 参观完全部展览，朱德一行被邀请到会议室和博物馆的同志一起座谈。朱德提了一些重要建议。他说：“写井冈山历史，湘南暴动这方面也要写，这样就比较全面。”“革命的历史要给人家看，不仅有国内的来看，还有国外的来看。中国革命的经验，对17亿殖民地人民是很需要的。”朱德应博物馆的请求，当时还挥毫题写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馆标和“天下第一山” 五个大字。
　　 当晚，陈奇涵在井冈山宾馆赋诗一首《井冈山》：
　　 山名端合号井冈，峰峦怀抱在中央。
　　 起义雄师会砻市，胜利诗句著汪洋。
　　 五大哨口摧顽敌，七溪岭上灭双杨。
　　 全国皆白山首赤，星火燎原具炬光。
　　 3月6日，朱德一行到井冈山垦殖场和花果山园艺场参观，在场部为井冈山垦殖场题写场名。随后驱车到茅坪，在八角楼开了一个调查会，当地安排邀请了十几个老农。朱德没有看见袁文才妻子谢梅香，连忙问，公社马上派人请了她来。据谢梅香的小女儿肖移月回忆，谢梅香那天戴着一个乡村婆婆的绒帽，背已驼得厉害，康大姐一见，迎了上去紧紧握住她的手。朱德介绍道，这是我老伴，1929年在长汀结婚的。谢梅香笑了笑，说：我听选三（袁文才小名）说，伍若兰一下山就牺牲了。她是一个好人，我记得她的样子。谢梅香转脸笑对康大姐：你也是个好人。朱德问她过得好不好？县里队里在没有照顾。谢梅香说：过得好，政府对我照顾得好。
　　 谢梅香的话不多，调查会上其他老农多是回忆当年红军的事情。现在的日子他们感到是做了主人，暂时苦一点儿不要紧。1929年1月红军离开后，敌人对茅坪“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那种暗无天日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朱德夫妇送给参加会议的每一位老同志一份南昌带来的土特产，那是他们夫妇用自己工资买的。
　　 八角楼开完调查会，朱德一行直接去了永新。
　　 珍闻链接三：1964年溥仪一行赞井冈
　　 1964年4月，井冈山宾馆还接待了一批意想不到的重要客人。井冈山管理局副局长孙景玉负责全国政协文史学习组参观团的接待和保卫工作。当年他曾向来井冈山的江西省领导同志刘峻秀、王卓超汇报过此事。
　　 全国政协文史学习组参观团来到井冈山的时间是1964年4月10日。他们中有末代皇帝溥仪和他的新婚妻子李淑贤、溥杰和夫人嵯峨浩、指挥过淮海战役的国民党战区司令杜聿明及其夫人曹秀清、指挥过锦州战役的国民党兵团司令范汉杰，还有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宋希濂、廖耀湘、王耀武，前天津市长杜建时和新婚夫人画家李念淑、国民党军长罗历戎、郑庭笈、杨伯涛、李以劻和特务头子康泽、伪满洲国大臣王子衡和军统要人沈醉等。这批文史专员组成的南下参观团，3月10日从北京出来，第一站到达南京，接着游览了无锡、苏州、上海、杭州、黄山，4月8日到达南昌，4月9日参观了八一南昌起义指挥部旧址和江西省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部。10日就到井冈山来了。江四省委统战部和省政协都派了专人陪同。
　　 到井冈山的第一天，杜聿明就说他们是来向井冈山“赎罪” 的，特别向主席赎罪。
　　 4月11日，参观团安排上黄洋界、大小五井等地参观游览。溥仪一行乘车从茨坪直达黄洋界哨口工事。下车后，溥仪带头在“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下敬礼，井冈山管理局派了当年的赤卫队同志讲黄洋界保卫战的往事。溥仪很受感动，当场以《黄洋界旧战场》为题写了一首诗：
　　 到处红旗嗓妇孺，粟浮沧海敌心孤。
　　 炮声怒吼黄洋界，白匪平明一个无。
　　 千点红旗四面山，万夫颠顿妇孺关。
　　 梭镖木石成天险，骄敌宵遁指顾间。

　　 向导带领溥仪一行来到当年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和红军战士一起挑粮上山休息的那棵大荷树前，满目青翠，郁郁葱葱。溥仪对我说，昔日共产党的官是和战士一起挑粮上山，现在共产党的干部是与群众同吃、同住、同穿、同行、同战斗。这是共产党战无不胜的法宝。他又写下一首诗：
　　 伫仰当年大树风，甘棠遗爱古今同。
　　 “五同”毕竟今逾古，六亿人民仰慕中。
　　　　　　　　　 （2005年7月27日孙景玉口述）

　　 溥仪一行在井冈山两晚三天。北京、省里干部商量，召集开了一个座谈会，请他们谈谈各自的收获体会。溥仪的发言很有特色，他说，我们一直怕群众，这次政府组织参观，接触到的群众、干部很多，他们对我们的态度都很友好。这次先到上海，上海民政局长给我们作报告，说上海现在小偷、妓女都被改造没有了。我们不相信，就几个人分头找小偷和妓女，有的自己一个人随便搭乘公共汽车，有意把钱包放在上衣口袋容易发现的地力，没有被偷，有的故意把钱掉在地上，当即有人告诉你，你的钱掉了。沈醉是搞特工出身的，对解放前大上海这个大染缸太了解了，就到大世界等娱乐场所去寻找妓女的蛛丝马迹，也是毫无发现。共产党将大上海治理得这么好，我们一个个对毛主席和共产党表示了最大的信服。那说话的神情和语言都看得出来发自内心。
　　 杜聿明在参观博物馆后，感叹地说：“我们输就输在毛主席十六字诀上。”
　　 下山那天，溥仪在大家面前激动地哭了，说自己对不起人民。说主席和总理还请他吃过饭，教育帮助他。今天在井冈山受教育极大。
　　 溥仪一行下山后，前往韶山参观毛泽东故居。在那里，又发生了非常传奇的事情。

　　　　　　 八、毛泽东井冈山上不寻常的散步

　　　　　　　　 行没人走过的路

　　 历史的镜头重新回到1965年 5月的井冈山。
　　 5月23日下午四点多钟，张平化、刘俊秀、王卓超多人从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归来，听说毛泽东在宾馆后面散步，便绕道过来。远远看见主席，几人加快脚步迎了上去。
　　 主席看见他们很高兴，问：“看展览有什么发现啊？”
　　 刘俊秀仰望着毛泽东的笑脸，说：“我们在博物馆看到不少诗作。还有溥仪皇帝的。”
　　 “哦”，主席果然有兴趣，问：“他们都写些什么？”
　　 这几位“省部级学生”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早已认真地准备了主席的这次“考试”，刘俊秀拿出博物馆内部油印的今人井冈山诗词和题词，上面有朱老总的题词，谢老、董老的诗……他们一篇篇报着诗作的篇名、人名和时间：
　　 中将谭家述1964年国庆节到井冈山写下了《御街行•井冈情》：

　　 韶华飞逝如流快，鬓染雪，情难改。
　　 黄洋固守角声扬，风卷红旗如海。
　　 军民携手，气冲霄汉，一举敌军败。
　　 人民子弟人民爱，亿哺育，思潮湃。
　　 神州红漫五星旗，井冈风流长在。
　　 史书简册，永将铭志，圣地名天外。
　　 主席对谭家述印象很深。听了他写的《井冈情》说，1927年11月我们二打茶陵，他和谭余保组织起一支茶陵赤卫队，他带着队伍上了井冈山。谭余保按照党的要求留在地方。谭家述对周边的地形很熟悉，当时发现团长陈浩带队伍走的不是上井冈山的路，立即举报。井冈山红旗不倒，战士们的觉悟很重要。
　　　　　　　　 （2001年 7月 27日王卓超口述）

　　 在当年油印资料上，还有杜宣1960年5月写的《夜宿茨平》：
　　 无限春光到茨坪，深山寂静夜芳馨。
　　 今宵何事人难寐，几度推窗看旧营。
　　 可能主席感到此诗有点儿意境吧，当时评价，杜宣是苏区的笔杆子，现在上海当作家。王卓超感到，主席对中国文坛显然很熟悉。
　　 一提作家，刘俊秀高兴地告诉主席，剧作家田汉1962年10月也到井冈山来了。主席有兴趣地看了刘俊秀一眼，田汉是和他夫人任安娥及阳翰笙一起上井冈山的。主席问：你们谁陪同了？
　　 刘俊秀和王卓超面面相觑，解释可能是江西省文联有人陪同，他们是在留言簿中看到田汉签名的，还有诗作。田汉写了五首诗。被油印一首《访大井》，主席没有带老花镜，听读了一遍：
　　 板桥霜迹对朝阳，千里来寻大井乡。
　　 巨石曾依批典籍，幽篁应伴写文章。
　　 淫威不屈冬青树，旧宇重完劫后墙。
　　 难得红军头半白，摩挲主席赠新枪。

　　 听刘俊秀后来说，主席当时一边散步，一边笑着说，田汉是我国剧协主席和文联副主席，他写过不少历史剧，是个很有名的剧作家。《关汉卿》、《文成公主》、《谢瑶环》看过没有，刘俊秀和王卓超都不好意思地摇头、张平化笑了笑，主席笑着批评道：你们要关心戏剧、文化领域，它和过去井冈山一样，也充满着斗争。
　　　　　　　　 （2004年9月2日刘俊秀夫人孙亚衡口述）

　　 毛泽东的这番话显然对戏剧文化领域有些看法，对不少领导干部的“麻木”提山善意的批评。刘俊秀、王卓超下山后才知道，田汉来井冈山的那个月，文化部打了一个《关于改进和加强剧目工作的报告》给中央。报告中可以看出中央对1962年戏剧界的状况是不满意和非常关心的。毛泽东意味深长的批评使空气徒然有几分严肃起来，毛泽东悠然一笑，问末代皇帝的诗怎么不说呢？张平化记忆力不错，当场背诵了溥仪1964年4月11日在井冈山的诗作。

　　 毛泽东步子慢了下来，似乎细细咀嚼其诗其味，若有所思地说：“我们能够把末代皇帝改造成新人，其他人的思想怎么不可以改造呢？”
　　 走着走着，已到了砂石路的尽头，按照常理，折回去再走，主席却从尽头向没有路的小坡往上走。我们要先上一步扶老人家，他不要，自己在路边折下一个树枝，笑着说，秋收起义我的脚烂了，就是拄着一根树枝当拐杖，上了井冈山的。这会儿，我也要借用一下这个天然拐杖。说着，主席借力轻巧地登上小土坡。站在那长满野草和枝蔓的地头，老人家仰脸望了望暗下来的天空。然后，吩咐刘俊秀和我到江西共大井冈山分校去看望师生，转达他的问候。张平化明天就要下山了去不成。然后老人家用拐杖拨开一条路，继续向前面走去。我们一个个都跟了上去。
　　 主席侧头笑望着我们，说：鲁迅有句名言，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其为路。井冈山的道路是这样，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这样。不过，走这条路比井冈山时期还要难。搞不好，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苏联不就是这样吗？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已失去人民的拥护，将来帝国主义一打压，搞不好甚至会亡党亡国。
　　　　　　　　 （2001年7月27日王卓超口述）

　　 毛泽东的步子迈得很坚实，5月23日下午老人家散步的时间比平日要长得多，暮色四合，毛泽东一边走，一边注视着远方。
　　 叠叠远山横翠霭，娟娟新月耿黄昏。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就像眼前连绵起伏的井冈山哟，毛泽东执意寻觅的新径在哪里？

　　　　　　 散步口述井冈山四支部队

　　 5月24日中午井冈山宾馆一楼餐厅，张平化、刘俊秀、汪东兴、王卓超等人一桌吃饭，随意地谈到近日感受。几个人当中，刘俊秀和王卓超上井冈山比较多。刘俊秀从1958年江西共产主义大学井冈山分校一成立就兼任校长，每年必到学校指导工作；王卓超负责保卫副部长级以上领导人在江西的安全，井冈山也常来常往；汪东兴在下放江西任省委常委兼农垦厅厅长期间，来过井冈山两次；张平化多年主持湖南省工作期间，忙于公务，上井冈山也不多。井冈山，中国武装革命的摇篮、上山一次，自有一次的收获，但终有一些遗憾。譬如：井冈山的队伍到底有哪几支？他们之间主要负责人有哪些，又是怎么变化的？饭桌上几个人对彭德怀和黄克诚等人的井冈山渊源，只能说出其一，谁也说不出其二。几个人打定主意，主席下午散步时，向老人家讨教。
　　 下午四点多钟，毛泽东像往常一样，从井冈山宾馆大门出来，一看几员“大将”都等候在门口，笑着问：“集合到哪里去？”汪东兴说：“中午吃饭我们议了议井冈山的历史，有些问题想向您请教呢？我们主要是对当年井冈山红军由哪几支部队组成不怎么清楚。”
　　 毛泽东的目光顺序询问，见一个个点头，释然地说：“井冈山是由四支队伍组成，第一支是我率领的秋收起义的部队；第二支是井冈山原有的袁文才和王佐领导的两部分地方武装，袁文才的队伍当时在山腰茅坪，王佐的队伍当时在山顶，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地茨坪；第三支队伍就是朱德、陈毅带来的八一南昌起义的部队；第四支就是彭德怀和滕代运率领的平江起义的部队。井冈山红军主要是这四支部队组成的，这很容易弄清楚，难一点儿的是，这四支队伍是怎样一步步组成红四军、红五军的。”毛泽东比一般人远见卓识，善于很快抓住问题的实质性东西。
　　 毛泽东甩开两臂，抬脚向井冈山宾馆后面的砂石路走去。
　　 初夏的井冈山，湛蓝的天空白云轻染，就像风景画似的，青松绿海，生机盎然。毛泽东说：“秋收起义那一天，铜鼓的天气可没有这样好。天气灰蒙蒙的，后来还下了雨。打浏阳，到文家市，一直是阴雨天。卢德铭在芦溪牺牲的那天，下着大雨。那些日子很少有晴天，痢疾、疟疾在队伍中盛行，减员比较厉害。那是我第一次带兵，到三湾时部队只有 700人，比在文家市少了几百人，比起义时四个团的人数少了八九倍。三湾改编是重要的一步，首先整编了干部队伍，我们把革命信念不坚定的军官都挂了起来。如师长余洒度、三团团长苏先俊，提拔了一批革命意志坚定的工农党员，把党代表制落实到连队，宛希先原来是个班长，三湾改编一下子就担任了营党代表。实践证明，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同志。
　　 “支部建在连上和发展新党员都是到水口的事情。水口是个好地方，我们在那里发展了秋收起义后的第一批党员。那时，我住在一个姓江的农民家里。”
　　 水口叶家祠是晚清建筑，砖木结构，1968年修复，1972年被宣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当天在水口叶家祠发展了连队的第一批党员：赖毅、郭辉、陈士榘、李恒、欧阳健等。毛泽东亲自领读了誓词。
　　 毛泽东接着说：“在驻水口时，宛希先带人一打茶陵，其他部队在大汾荆竹山遇肖家壁挨户团被打散了，三营营长张子清带一批人冲散到桂东，那天中午集合只有几十人，我请曾连长喊口令集合，自己排第一，罗荣桓紧跟排第二。下午，找回被打散的两三百人，提出三大纪律。第二天，王佐接到袁文才的信，派人接我们上山，10月24日到大井，看见宛希先从茶陵带回的队伍，还有报纸。过了几天（10月27日）到了茨坪。我们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在井冈山安的家。”
　　 据王卓超回忆：
　　 沿着砂石路，毛泽东一边走，一边继续说：
　　 “袁文才和王佐的地方武装是井冈山的第二支队伍，一个在山顶，一个在山腰，当时有六七十支枪。他们同意我们上山，接受我们的改编，提出保留他们的建制。
　　 “袁文才、王佐队伍的改编工作是和恢复地方县委工作、打仗、创建革命根据地一起进行的。11月中旬，再次由宛希先带队，二打茶陵。
　　 “二打茶陵去的人比较多，一、二、三、四连和特务连都去了，团部也去了 进城后建立了茶陵县人民委员会。派共产党员谭梓生当县上，是团部下的命令。他骑着马，由部队送去。其他人员还是用旧的，仍然坐堂审案，依靠商会派款派捐，除了县长换了人，其他和过去没有什么不同。群众非常不满意。宛希先写信告诉了我，我回信要求他们改变做法，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有八九十人参加，会议实行投票选举，选出了三个常委（谭震林、陈士榘是士兵代表，李炳荣是农民代表），成立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谭震林被选为主席。谭震林印刷工人出身。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是井冈山地区第一个工农兵政府，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县级工农兵政府。虽然成立的时间不长，意义很大。
　　 “1927年12月，罗定的部队来进攻茶陵，团长陈浩硬顶着打了一天晚上撤出，不愿回井冈山再过艰苦的生活，他带部队到了湖口准备去投降方鼎英部队，陈浩是黄埔一期学生，方鼎英当时是黄埔教务长。但有觉悟的士兵和基层干部都反对，我赶到湖口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当机立断，决定把部队带回井冈山。第二天清早，在湖口圩的一块收割后的旱田里集合部队开会。宣布了团长陈浩、副团长韩昌剑、参谋长徐庶、第一营营长黄子吉要带领部队去投方鼎英，将他们逮捕。由张子清代理团长。部队由湖口经源口、沔渡回到了宁冈龙市。陈浩、韩昌创、徐庶、黄子吉是在龙市开大会被宣布罪行枪毙的。他们几个人都是读过书的人，但在关键时刻，为自己着想，出卖革命，想把部队带到邪路上去。”

　　 团长陈浩（黄埔一期）等人关键时刻带兵准备叛变，师长余洒度也是黄埔一期学生（家庭出身地主），在困难时候逃跑乃至后来叛变。在炎陵、永新、莲花等县的斗争中，也反复出现读书人叛变的事情。血的教训使毛泽东对一部分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坚定性，产生了一些怀疑，感到他们必须经过艰苦斗争的考验，立场才会真正转到工农兵这边来。
　　　　　　　　 （2001年 7月 27日王卓超口述）

　　 “部队从湖口回到宁冈后，接着去打遂川。1928年元月4日出发，在大坑镇打垮民团三四百人，顺利占领遂川县城。团部设在城内天主堂内。我住了进去，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住天主堂，谭政被调到前委做秘书。
　　 “1928年1月24日，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挑大粪出身的王次淳担任县政府主席。县工农兵政府也设在天主堂。
　　 “快过旧历年了，欧阳晖在遂川编了一个歌子四处宣传：
　　 “过新年，过新年，你拿斧子，我拿镰，打倒肖家璧，活捉罗普权……
　　 “刚过旧历年没有多久，敌人调兵向遂川压来。我们很快集中兵力回宁冈，半路了解到朱培德的一个营孤军深入到新城，决定打新城。袁文才的部队和赤卫队都来配合，结成布袋。第二天，乘敌人毫无提防、放下枪支做徒手操的时候开枪，敌人大乱，乘胜攻南门，敌人被我们包围后，从西门突围，部队正好埋伏在那。
　　 “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敌人一个正规营和一个靖卫团外加一个县公署，都被收拾了，俘虏敌人几百人，活促了伪县长张开阳。这是秋收起义以来工农革命军第一次大胜利。2月21日，在龙江边召开第一次全县性群众大会，宣布宁冈县工农兵政府名单。暴动队长文根宗当了县政府主席。文根宗长工山身，宁冈古城人。你们看，片冈山的第二支部队和第一支相互配合，干得多么好啊！”
　　 毛泽东一边散步一边继续说：“井冈山的第三支队伍是八一南昌起义的部队。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武装的第一枪。
　　 “朱德和陈毅在井冈山和延安时讲过多次，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原以叶挺二十四师三个团，周士第的二十五师七十三团、贺龙的二十军两个师六个团、朱德的教导团为基干。叶挺的二十四师三个团、周士第的七十三团是起义军的主力。起义军全部占领了南昌后，队伍扩大了，以教导团为基础，成立了第三师，周士第的七十三团扩充为第二十五师，成立了七十四团、七十五团，原有一万多人。
　　 “但在转移的路上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是选了一条偏僻的、完全没有群众基础的路到潮汕。当时主要是想占领汕头海口，以取得苏联接济，第二次北伐。这个决定是幼稚的，造成了第一个错误。走了一个多月，才到汕头。这一个多月给了反革命以充裕的时间，钱大钧补充好了，黄绍竑得到了喘息的机会，桂系和张发奎也联合起来了，在潮汕一带集结强兵。部队到了大埔又做了第二个错误的决定，决定分兵，把周士第和朱德的部队留在三河坝。三河坝分兵是个悲惨的决定。把叶挺的部队拆散，也就等于把力量拆散了。
　　 “三河坝一分兵，反革命就以钱大钧牵制朱周部，集中全力对付叶挺、贺龙。叶贺长途跋涉，队伍疲劳，一路仰攻上去，后来陷入反革命的重重包围，全军覆灭了。
　　 “此战后，贺部余部二千多人。因为是旧军队，没有经过很好的改造，在海陆丰全部投降了反革命，只剩下贺龙同志一个人，单独逃回湘鄂西，其后创建了湘鄂西根据地。叶挺残部在海陆丰和东江一带坚持斗争，牺牲很大。
　 “南昌起义部队到大庾只剩下九百多人，在最困难的时候，朱德同志被拥戴为部队领袖。12月间，移驻韶关西北的犁铺头。派出毛泽覃来井冈山联系，我们派何长工会见到了朱德。约定湘南暴动后上井冈山。当时南昌起义部队有八百多同志，都是非常坚定勇敢的革命青年，其后大多在战争中牺牲了。现在（1965年）健在的有朱德、陈毅、林彪、粟裕几个人，其他都牺牲了。”毛泽东沉痛地说道。
　　 湘南暴动是1928年元月从宜章开始的，胡少海（后任二十九团团长）伪装国民党军官进了宜章县城。紧接着朱德率部进城，在宴席间缴了敌人的枪。随后，耒阳年关起义。黄克诚所在的永兴县，春节期间成立永兴县苏维埃政府和红色警卫团，黄克诚任警卫团党代表兼参谋长。资兴县2月中旬起义。唐天际（安仁县委书记）领导安仁县2月份暴动。湘南暴动执行了“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敌人很快集结起来，准备把南昌起义队伍封杀在湘南。朱德他们决定要上井冈山。
　　 毛泽东继续说：“当得知朱德他们要上井冈山来的消息后，我曾带一个团到湖南桂东地区去接他们。当时联络困难，没有接到，只接到萧克带领的一支小部队。我们回到井冈山后又听到有消息说朱德、陈毅已提前到达炎陵县与攸县（茶陵）交界的地方。我又再次下山去接他们，与朱德、陈毅的部队在湖南炎陵县会面。
　　 炎陵县原党史办主任王锡堂经过长期研究，认为毛泽东和朱德见面的地方在炎陵县沔渡镇。沔渡镇口述资料认为就在下面照片上的沔渡镇张家坊。照片上的牌坊就是当年沔渡镇张家祠的老牌坊，牌坊两旁的大树是金桂花树，解放后镇上的何晶亮等人还在金桂花树旁照过相（今牌坊和树均已不存）。

　　 解放前镇上的人都说，毛泽东到沔渡接朱德的部队，是骑的马，马就系在金桂花树上。1928年4月朱德先到的沔渡镇，在张家祠住，毛泽东来接他们，住在镇上的何家祠，两人很快在镇上第一次见面，是毛泽东到张家祠去的。听说林彪当时也住在张家祠。“文革”中林彪曾派叶群到沔渡来过，指认当年井冈山队伍和南昌起义队伍第一次会合的地方，说的就是张家祠这个地方。
　　　　　　　　 （2005年 7月 24 日沔渡镇何品亮、张志龙、叶瑞波口述）

　　 毛泽东、朱德炎陵县第一次会面后，率部回宁冈。4月底，联合打了五斗江大胜仗。1928年5月4日，各路部队在宁冈砻市大操场召开庆祝两军会师并宣布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大会。
　　 红四军成立前，井冈山的队伍叫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二团。会师后，井冈山毛泽东带来的秋收起义队伍第一团改称为三十一团，袁文才、王佐的第二团改称为三十二团，与湘南来的三十三团合编为第十一师，毛泽东是师长。第十师师长是朱德，他带来的第二十八团有枪，是南昌起义的一部。二十九团是农民部队（主要是宜章的农民），有些枪，但不多。三十团也是湘南农民部队，枪不多。陈毅是十二师师长，其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团都是湘南的农民，武器差不多都是梭镖。枪支比较多的只有三十一团和二十八团两个团，当时被称做有枪的部队。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
　　 1928年5月下旬，因给养困难，红四军缩编为四个团，这就是：三十一团、三十二团、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取消师的编制，湘南农民数团除留下少数干部外，均返回湘南。5月25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6月上旬，改称中国红军第四军。
　　 1928年6月23日，红四军四个团通力合作取得龙源口大捷，这是创建井冈山根据地以来的最大胜利，开创了边界全盛时期。
　　 1965年5月24日下午，毛泽东的话题仍在继续，他说可能博物馆写的比较简单，“井冈山第四支队伍，就是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平江起义部队。1925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领导国民革命军独立五师第一团在平江举行起义，宣告成立红五军，有二千多人。同时还成立了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主席是个女同志，是当年苏区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中唯一的女主席。文武双全，后来牺牲了。
　　 “1928年12月上旬，彭德怀经历了很多曲折，带了四五百人部队上了井冈山，来到茅坪。没有几天，去宁冈县新城参加会师大会。路上，彭德怀看见了我，叫我给五军讲话。我讲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工农兵就像兄弟三个，工人是大哥，农民是二哥，士兵是三哥。我国工农兵占总人口的85%以上，地主资本家是少数，掌权的军阀也是少数，我问红五军的战士：多数人打少数人，谁能打得赢啊！当然是多数人打得赢，三个人打一一个人，谁能打得赢？那当然是三个人打得赢！所以工农兵联合起来，打遍天下。那时，红五军战士听了这些话，都高兴地笑了。彭德怀笑得很开心。后来开会还出现了一个笑话。台子垮了。”
　　 毛泽东微微一笑，继续说：
　　 “红四军、红五军会师大会是1928年12月11日在宁冈新城召开的。这天是广州起义一周年纪念日。新城内外到处贴着‘欢迎红五军！’‘欢迎彭军长！’‘庆祝两军胜利会师！’等标语。红四军、红五军的全体官兵及周围群众，排着整齐的队伍，进入会场。会场的台子是临时用麻绳把木头捆起来搭成的，比较简陋。大会台上的横标是：红四军、红五军会师庆祝大会。台子两边还有一副对联：
　　 “上联是：在新城，演新剧，欢迎新同志，打倒新军阀。
　　 “下联是：趁红光，到红军，高举红旗帜，创造红世界。
　　 “会上表演了双簧和舞蹈，女同志正在演节目，‘哗’的一声，台子倒了，战士们立即冲上去，搬的搬，始的抬，一下子又把台子搭了起来，继续演。
“部队有些老兵讲迷信，譬如部队出发，旗子没有撑好，倒下来了，非把撑旗的打顿屁股不可，取个吉祥。见台子垮了，有的人议论开了，说不吉利，今天会师垮台了。这话大概让朱德同志听到了，台子重新搭好后，朱德同志跑上台去，笑着对大伙说：你们不要迷信，这个台子是用绳子捆的，没有捆好，垮了。我们无产阶级台子是永远也垮不了的。那一天，到处都是红领带，真鼓舞人心。”

　　 讲到这里，毛泽东笑着说那场景那些事就像在昨天，转眼间三十八年过去了，天翻地覆，换了人间。停了一会儿，毛泽东感情深重地说，井冈山四支部队的绝大多数同志都牺牲了，现在活着的只有几十人，我们不能忘记这些牺牲的同志，忘记他们献身的理想和追求。毛泽东眯缝着双眼向前看去。
　　　　　　　　 （2001年7月26日王卓超口述）

　　 大家顺着毛泽东的视线，抬眼一望，天边夕阳如火，晚霞如练，井冈山的黄昏有一种夺人心魄的壮观和华美。

　　　　　　 步送湖南同志提前下山

　　 5月24日晚，张平化坐在井冈山宾馆103房间，一字一句地推敲昨日刚写的诗：
　　 红旗高举翠冈头，星火燎原遍大洲。
　　 革命诗篇写不尽，光辉史实耀千秋。
　　 短短四句，既是他对毛泽东开创的井冈山道路由衷的歌颂，也是对自己几十年投身革命的欣慰回顾。
　　 1907年5月9日，张平化出生在湖南省炎陵县石洲乡一个贫苦家庭。1924年初，以优异成绩考取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在校加入国民党左派组织。1926年秋，进入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训练班学习。1927年春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六军第三师第九团任第三营政治指导员，参加过北伐河南战役。1927年11月，在湖南省炎陵县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后任中共炎陵县第二区区委书记、共青团炎陵县县委书记、中共炎陵县县委委员、县委宣传部长。红四军转移到赣南闽西以后，张平化听从党的安排，留在炎陵县坚持斗争，先后任中共炎陵县县委书记兼炎陵县赤卫大队党代表、湘赣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长征途中，张平化在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工作。抗战期间，曾任一二O师政治部宣传部长，1945年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1947年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1949年5月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1955年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1958年5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补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59年八届八中全会结束后，张平化调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在张平化主持湖南省委工作期间，毛主席每年都到长沙来，给湖南省各项工作都给予高度关注，对张平化的工作多方面给予指点和支持。据张平化当年的秘书梅永禄回忆：

　　 1965牟4月，毛主席点名要张平化陪同他重上井冈山。5月上山后，张平化同志一直很兴奋，但有一件事当时很不理解。“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担任《湖南日报》总编的时候，张平化对我讲，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正值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后期，为了及时了解中央和主席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新的精神，主席住在茨坪时，有一次他提议在老人家方便的时候汇报一下湖南省社教运动的情况，主席笑了笑，说：“这个问题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主席的这段话，对张平化的印象很深。晚年他写回忆录特别记上此事。当时也引起了张平化一连串思索，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那么搞什么才能解决问题呢？主席所指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主席这段话自然有深刻含义，怎样理解？当时张平化是比较困惑的。张平化书记是一个出言谨慎的领导干部，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湖南日报》转不转载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时，他才对我说起这件事。
　　 1965年5月，张平化是怀着多种心情下山的。一般人不可能知道。
　　　　　　　　 （2005年7月18日梅永禄口述）

　　 送张平化下山的司机赵林雍和其他湖南同志，果真不知道张平化的多种心情。他们回忆，1965年5月张平化书记陪同毛主席等上井冈山，本来准备在茨坪多待几天。但身不由己，5月25日上午，张平化必须启程赶回长沙主持一个重要会议，需要提前下山。跟随毛泽东上山的小车除了赵毅雍开的那辆和肖根如乘坐的装铺板的工作车外，大都跟随张平化回长沙。吃过早饭，张平化夫妇向主席辞行，毛泽东可能知道湖南同志当天要走，起得特别早，也可能老人家还没有睡觉，亲自送张平化夫妇到大门口，汪东兴跟在后面。在大门口，张平化和毛泽东说了一句什么，老人家笑了。接着，张平化向湖南同志招手，吩咐赶紧站在毛主席身边一起照相。
　　 听到这个消息，赵林雍说他心里一阵狂奔乱跳，和毛主席合影太好了。前几天从茶陵驶向宁冈的路上，汪东兴在车上后座问他，这次上井冈山有什么要求？他说，没有什么要求，就是有个愿望，能和毛主席一起照张相就好了。汪东兴从后面拍了拍赵林雍的肩头，说：“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这次合影汪东兴可能也在旁边说了话吧。也可能没有说。当时中央有规定，因摄影的光线对人的身体有影响，任何人是不许主动提出与主席照相的，也不能主动与毛主席握手。除非毛主席本来就愿意和大家合影留念。张平化夫妇激动地站在毛泽东身旁，跟随上山的司机一个个站在后面，摄影记者按下快门。主席站在原地未动，为了保险，记者又按了一下。
　　 毛泽东站在那里未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见缝插针，对老人家说：我们也都做个纪念吧。毛泽东对井冈山的感情太深了，这种感情福泽于人，不少人那一天和主席照了相，如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舒世俊、贾秋和、钱嗣杰，江西省委的刘俊秀、王卓超、服务员杨光等，毛泽东一一满足大家的要求。

　　 照完相后，湖南小车队各就各位，准备下山。谁也想不到毛泽东此时走下宾馆台阶，随着发动的小车，一步又一步随车走起来，老人家要步送湖南同志下山。张平化赶紧下车，请主席回房休息，老人家办公一夜还没有睡觉，我们谁能担当得起主席的步送。
　　 只听主席说：“你们这么多人那么远送我上井冈山，我走几处送送你们，有什么不行？快上车吧。”
　　 张平化知道再说也没有用．他含着激动的泪花．说了声“清主席保重！” 却又迟迟舍不得上车。毛主席大声地问：你是没有忘记专列上我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主席。大声地说：“主席，我懂了。”
　　 湖南小车队再次启程下山，从反光镜中，我看见毛泽东的大手还在摆着，大步还在走着。
　　　　　　　　 （2005年7月16日赵林雍口述）
　　 （《环球视野》摘自《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