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西式民主与人类的民主探索

　　做为前后间隔居住在澳大利亚30多年的华人，亲身经历了西式民主在现代历史的阶段性变迁后，从向往、笃信到疑惑、彷徨，可谓百感交集。在此记录一点个人体会，若有抛砖引玉之效，当不负自己一生对西式民主的“痴心妄想”。

　　从近现代历史演绎上分析，西式民主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工具特征，而非目标导向的价值体系设计，尽管后来人观之，像一种设定的价值体制，其实质是一种在实践中得出的工具理性。西方的历史与现在的美国现状都很好地诠释了民主的工具性特征，并非真实、恒定的普世价值体系，而是工具理性竞争后的利益平衡。西式民主的最大覆盖范畴一直是极限在服务本民族或国家金字塔机构之利益为根本，而不是为人类共同价值服务而设计的理想与实践，这种建立在族群、集团、党派利益平衡基础上的民主制也一样以殖民、资源抢夺，甚至是侵略与战争，抑或是近代的民粹输出、挑拨、恶意资助，以损害其他民族或国家利益为前提的一种自利行为。

　　西式民主本质上是一种以分利为目的的分权抗争制约工具理性，从对抗中找妥协，从争夺中找平衡，是一种自利的强势公开竞争精神。它缺乏中国的民本思想等人类历史人文价值精神体系的平衡与参与。从历史上分析，其实质是继承1688光荣革命的遗产，更早可以追溯到1215年的大宪章，开始于贵族对英王的抗争，是一场贵族“民主”分权的胜利，它的立足点是权力制衡与利益分享，它并没有站在人类共同体的高度上进行人类与自然的整体性的价值思考与反思，或至少在西方历史的主流没有，这是西式“民主”的先天极限。这种对抗“甜头”致使人们把工具理性当成一种价值去运用与思考。并随着西方殖民扩张与生产力的提高，逐渐把这种分权民主扩大到士族，再到普通的男人，直至20世纪40代才在西方最后完成妇女普选权利的平等，前后历时接近300年，如果从英国1215年大宪章算起更是长达700多年。所以西式民主过程完全是基于利益需求的一种工具性安排，并非所鼓吹的目标导向的普世价值体系。就西方近代史初略而言，主要是一部殖民侵略的人类史，其在北美等地建立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奴隶社会。新技术、新工艺应用的大规模生产与贸易，过程伴随着现代人文、科学、技术的传播，这种传播只是在满足了西方利益之后的一种副产品和西方人精明的长线投资，包括信仰一致性、教育一致性等的投资(当然，不包括少数有纯粹理想的个人）。其正如中国唐朝与阿拉伯帝国的战争，中国的火药与造纸技术经战争后传到阿拉伯及世界其它地方，完全是一种战争副产品。并非是一种主动的、善良的、利他的共同价值安排。中国的庚子赔款部分反还是一种美国人的良心发现，也是一种战略投资，但不应该被中国人视为善良，因为其本质是建立在掠夺的基础上，并非馈赠。尤其在后西方时期，由于殖民地政策的不道德与丧失，世界资源争夺更趋复杂与激烈，“民主”的剩余价值再次被发现，就有意地被西方道德包装成为一种对外的政治分化与政治控制，继而掠夺的工具，甚至是一种道德的借口，一种发动战争的借口。

　　不得不说，西方媒体集体性败落的利益导向与人性阴暗决定了它是助推西式民主体制滑向败落的第二元凶。为什么说它是第二元凶？因为西方媒体是最标榜以民主的另一个“兄弟”-----既自由的捍卫者自居，他们可以自由地写；自由地言论；自由的利益偏向；以致于部分自由地造假。本来人性吗，也不能要求太高，但问题是在西方媒体占世界媒体不对等传播总量80%的情况下，一旦在利益引导下群体性地越过临界点，自由就开始成为造假、片面的最好掩盖借口；自由就成为了多数族群言论挤压少数族群的帮凶；自由就成为了多数族群隐性强加给边缘族群的精神枷锁。历史上，西方人争取过人身自由；争取过宗教自由；争取过思想自由；争取过言论自由...。但他们就不明白至今的西方国家还有边缘族群挣扎在精神自由的枷锁中----即一种不明言的、以种族、文明为隐性界限的一种集体性内心排挤、与及可感觉而难以名状的歧视与挤压，结果使人焦虑、不安、需时刻察眼观色，“安份”守己。这种边缘族群的精神枷锁就是西方媒体长期偏见与妖魔化潜移默化的社会“硕果”。Clive Hamilton在《Silent Invasion》中的一句经典的精神奴役描述如下:“We should spare  a thought for those Chinese-Australians who turn up to an auction to face Anglo frowns of disapproval”，翻译:“我们应该保留思考一下那些华裔澳洲人出席房屋拍卖会面对盎格鲁皱眉的不同意”。察言观色的“正当”要求在书中表现淋漓。

　　当然， 西方也是有身怀人类共同理想的人士，说西式民主没有一些人类的理想向往，那一定是一种偏见。曾经在20世纪80-90年代，当时美国国力相比于世界比例到达顶峰时期，曾有过普世人权的理想化推崇，在利益不冲突的条件下还是有理想的愿望与符合自己利益的世界规划。美国当时国内经济，科技，金融，教育，军事等等领域都到达美国世纪的相对最高峰，对外政策尚有为理想而奋斗的冲动，以为实现了理想就自然是利益所在，利益诉求自然不必包装。当时世人对普世价值的向往情怀被福山先生激动地总结为“世纪的终结”。不幸的是，美国从工具理性出发，建立起先符合自己利益同时又想兼顾普世价值，本身就存在逻辑矛盾。结果，从巅峰时期的普世人权理想很快就持续不断地滑向利益现实，直至藐视世界其他民族的美国国家利益至上主义，真可谓又回到了福山先生的理想之终结。

　　美国和西方现在开始慢慢出现的“民主资源匮乏症”已经开始地打中西式民主的要害-----即西式民主的分权与分钱制是不可持续的，是有先天缺陷的，是不考虑资源条件的短期“民主”分享的爽快。浪费严重，互相推委，效率低下，个人权利至上，人人只为自己利益而斗。尽管现在美元霸权还能为美国源源不断印钞输血，可免费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肮脏的绿钞也在时时刻刻腐蚀着美国人的人性品格，掠夺不仅侵害他人，也终将腐败自己的人性。

　　信奉以自利主义为基础的“民主观”利益争夺逻辑，决定了西方必然向多民族、不稳定地区输出西式对抗民主，其往往引起落后地区以“民主”方式争夺本就有限不足的资源，使混乱、战争以“民主”之名“合法化”，继而为自己政治操纵，经济谋利制造机会与埋伏，是明显又纯粹的一种逻辑恶意。而事实上，历史过程中建立在殖民地基础上的今日西式民主制国家都是在排挤，甚至是血洗其它民族后，使白人民族成为绝对控制主体民族后才开始逐渐实行国家民主制(美国的黑人要到1965年，澳大利亚土著要到1967年才有选举权），也就是说，今日的殖民地西式民主国家是先完成了国内的民族主体垄断地位后，再逐步有西式民主的出现，被边缘的族群在几百年后才得到政治上的形式同权，而生存关键基础的土地与资源已被主体民族强行占有与垄断。

　　在西方的生活经历，曾经也让我分享到西式民主的好处，感觉西式民主在社会资源相对充分时，民主“分利”短暂还是能体现社会的公平，但当社会资源匮乏时，民主体制的自利、浪费、低效、索取、扯皮就越来越严重地拖累社会，此时，与比较成功的传统集约型社会相比就凸显出其劣势的一面。这是因为传统集约型社会的决策程序更合理，更高效，把项目或提案前置提交给相关专家组做前期的调查研究与项目可行性决策，行政主管与代表会议只负责最后的平衡决策、资源总协调与社会民意表达，论证专业充分，协调细致全面。不像西方前期工作通常由私营公司承包，决策重点放在非专业的议会辩论、扯皮、杯葛、作秀，演变为职业政客的交易“民主”，违背了科学决策的初衷。其实，有效的集约型社会本身就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主流，至少在中国是这样。它是起源于“父爱霸权”的社会延续，有国与家的感情连结，不是利益博弈后的交易联盟，有天然的生命责任之合法性。我们今天众多“成功”的家庭，可以说大部分还是在延续这一“父爱霸权”的行迹，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西式民主给我带来了好处，让我思考这好处是不是来得太容易了，以致担心起它的极限性，城如我一直心存感激于众多西方人文先贤在历史上为民主付出的努力与探索。然而，纵然一个体制不管有多好，只要它被意识形态化，它就会成为一种教条，同时失去它的内生弹性与社会适应性而走向沉沦。所以我更同意早期西式民主的成功是作为一种工具理性，反而容易调整、适应。而当被意识形态标榜为一种普世的价值体制后，它就失去了内生弹性与适应性。这种意识形态化的体制，很容易嗦使体制内的每一个个体的行使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其结果往往导致的集体非理性的沉沦，恰恰很好地印证了囚徒困境理论。西方现在的福利亏空，以懒惰为中心的个人权利，无效率的扯皮，视因懒致穷为正义等等，都是意识形体后的结果，一旦社会资源进一步短缺与分化，腐败、贪污、社会失序将不可避免。

　　事实上，人类的价值体系，包括体制，是不可能找到绝对不变之真理的，相对性是宇宙的本质，人类自然受其约束，其固执的原因还是基于利益的关系。英国伟大思想家洛克，可以说是英国民主思想理论的奠基者之一，他著名的思想观点今天读来还是振聋发聩，即“权力不可私有，财产不可公有，否则人类将走入地狱之门”。可事情是不能绝对的，我们现在世界上最好的公园，都是国家公园，私人公园无法竞争，或根本没有。医疗公私体系也是相互依存、相互竞争，离开了公有制，私有制就容易堕落，离开了私有制，公有制就容易腐败。客观的看，相对法则不仅顺应人性，也符合宇宙规律，而不应该把社会学的理论当成真理加以教条化。

　　人类毕竟不只是一种冷血的动物，以单向强调抗争的分权、分利分享式“民主”不会是真正民主的全部。事实上，动物世界大部分时候是基于爱与共同体目标的权利与利益分享的，尽管从思想上看，每一个个体并非完美，但它是生命共同体自然演化的结果，有生命的天然优化最佳与合法性，其生命本身的伟大远比人类今天自诩的思想伟大的多。今天的昆虫世界，微生物世界都比哺乳动物强大也是一种证明。人类被误导只能有西方的对抗式民主完全是错误的，是从一种极端在否定另一种极端，是失衡的理论，很快将被历史证明它的局限性。回顾人类历史上众多先贤的救世理想，从佛教的佛性平等，儒家的君轻民贵，基督教的上帝面前世人平等，都指向权利平等不是只有对抗一途，而是先天存于生命意识中，只是人类无度的自私自利扭曲了它。必然存在更加优异的方式等待人类去发掘，现在，人类在西方价值的引导下，更多是开发了基于私有制的智力与欲望，而忽视开发基于生命共同体的智慧与平等关爱。史蒂芬、霍金在临终前，几乎是声嘶力竭地警告中国天眼FAST不能向外星文明发送地球位置信息，就是根植于其潜意识中西方殖民掠夺的逻辑思维，而缺乏生命之爱的荒唐，所以今日的宗教被迫沦落为精神安慰剂也就不足为奇，自私自利的社会撕裂根本无法阻挡。

　　西方民主的单向分利与分权之所以能短暂成功，是与西方垄断世界自然资源与几乎人类社会整体资源为少数人不平衡服务密切相关，就如美国黑奴与印第安人从15世纪持续至1965年才获得选举权的奴役史，从奴隶到政治平权历时300多年。而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的平权根本是一笔无法补偿的历史负债，也看不到“民主”的美国有意愿的勇敢承担责任，没有了生存资源的公平而只高谈空泛的政治“民主”只能沦为逻辑矛盾的谎言。事实上，仅从世界贸易与生产资源的垄断上看，其资源往往不够西方“民主”小社会的内部分配，通过频繁制造外部战争与社会动荡的直接资源掠夺才勉强地让西方过上“民主”分配，且国家负债累累。这就是美国几乎年年发动战争为其“民主”分利制服务的必然逻辑，是因为民主单向分利、分权的民粹与集团欲望黑洞以民主、人权、自由为名无边界欲望扩展的必然结果。与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分利、分权民主相反，人类在生命意识的感召下，还存在一种集体认同，集体保障利益的聚和式民主。可以说，这种聚和式民主形式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主流，存在于生命的血液中，只是没有用民主一词描绘它。家庭就是一种最原始的聚和式民主制，是天然生命组织优化最佳的形式，是自然法的产物，家庭成员一样有结构分工与权力分别，但成员的权利相对是民主的，体现民之意、民之爱、民之助、民之和...。在人类演化过程中，自然界条件的波动起伏也不时给人类与生物界带来巨大的生存威胁，人类为适应环境变化，不得不学会压迫自己，限制、规范、团结集体成员以达至生存与繁衍的生命基本责任。这种为应对不可预测的家庭“储能”方式很容易让自私自利的盲目个体以压迫、垄断，甚至以“人权”为由进行“自由”宣泄、歪曲自利，现代社会中的部分反家庭，甚至反社会的自私自利“民主”行为就是一种代表趋势。以家庭为代表的聚和式民主是以生命共同体共同发展与进步为目标，体现的是生命集体责任与个体权利的平衡，是自然赋予生命的一项宝贵天赋，且并非人类独有，其它生物也有类似组织形式，尤其是高等动物与人类相似。尽管历史上的聚和式民主制也一直被滥用，甚至成为独裁统治的借口，但要是平静考察一下历史，人类对基于家庭之上的理想型聚和式民主的追求是不间断的。中国历史上士人阶层一直有天下为公的冲动，家国情怀延绵不绝几千年，世界各地基于平等关爱的宗教倡导也是此起彼伏。只是理论与实践一直极限于家天下或神天下的感性理想，而缺乏理性逻辑学的范畴区别与实践，缺乏社会独立研究的理论深入与社会治理结构改进。随着科学的发展，理论的新发现，教育的平等扩展，社会的开放与技术的进步，物质资料的相对满足与人类智慧的觉醒，管理架构的透明与充分监督，聚和式分享民主完全是可以得到改进与有条件的实现。中国历史上对人类社会管理治理技术的贡献不可能只停留在郡县制、科举制、内阁制，相信与世界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一定会有新的成就。这种聚和式民主制的成本要远低于对抗拆台式的西式自利民主制，而且聚和式民主是符合生命共同体的本源，是来源于生命之爱与生命基因，而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你死我活的对抗冷血。

　　民本思想一直是中国历史上群体精英理想的共同目标，并自帝王下至庶民同时接受教化。民本思想是基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互为辩证关系的结果，是协作愿望的共同体思维，是确定在民如水的哲学本源上，是民主精神的基础内核，是伟大的人文思想和历史的宝贵文化遗产，它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思想贡献。中国历史上的民本思想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更多是源于缺乏科学技术与生产率底下，匮乏的资源与人口承载矛盾，尤其是缺乏科学精神的皇权思想与愚民思想的危害、阻碍，没有发展出科学的精神，对人类自己与自然生命的理解还停留在生物链的自然阶段，祈求于神灵庇护、与神鬼贿赂交易的解释自洽。但人类的理想不灭，为民族的文化复兴，人类的进步留下了火种。

　　民主从字面上看，很容易理解为人民当家作主，这种理解过于理想与直接简单。事实上，民主既是一种人类追求的高尚精神，也是实现民主精神实质过程的制度总集与思想总和，体现为精神追求与人文制度与思想汇集的二维特性。以亿为单位计的人民个体在国家政治、经济、管理等领域的人人直接当家做主既难以具体操作，也不可实现，其本身也违反生物、生命多样性，且各具天赋、技能、条件等不同的客观现象，杜绝机会平均主义的表面“当家做主”，实现民主以人民为本的实质内涵与高尚精神，杜绝使当家做主沦为政治口号而停留在短暂的政治激情上，颠倒了民主程序与内涵。

　　中国历史中的民主精神是其悠久历史哲学思辨的宝贵沉淀，即建立以人民为主体，为根本的社会组织、国家体制、天下共和，把全体人民做为整体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唯一总目标，继而扩展至全人类的大同世界精神。而实现目标的具体方法、手段等制式在不违反总目标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开放性的探索与变革，以适应人民主体演进变化过程中的波动起伏 。在人类的不同社会实践中，其中西式民主已在有限族群、有限国界内的过程中探索了一条可以借鉴、偏工具理性的有益经验，是人类民主实践在方法论上的一种成功部分实践，但不是民主的全部。必须提防以主义教条化的各种意识形态行为或意识形态强加，把民主精神置换成为个人、团体目标服务的政本操弄，割裂了民主精神与民主程序的二维统一性，造成了二者的本末倒置。其中不可否认有一些中国人文科类学者，错误接受民主只能有西方范式，一口咬定中国历史上就没有民主，把民主机械化理解而失去了精神内核；或反面的极力把西方范式的民主往中国历史上去硬套，削足适履，结果自然是徒劳，自卑自厌，歪曲妄断。

　　西式民主是以分利、分权为前提的私有制，把“民主”的本源引导至保障既得不平衡经济利益基础上的个人政治权利上，尽管政治权利的相对平等、透明是一种进步，但有意回避社会基石的经济权利与经济发展共享权利严重不平等的事实，就是民主精神内核的严重残缺。其实质，犹如一场精心设计注定经济结局的政治诡计，引导弱产阶层诚服“政治平等下”的愿赌服输的命运结局。西式民主完全是建立在首先为富产阶层利益服务的目标上。从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到联合国的人权宣言，都是趋向富产阶层的权利法案，人类社会的资源不平等状态已经远远超过任何一种动物世界的不平等，这如何证明人类社会的“文明”优越于动物世界？地球生命的不可分割一体性与资源天然统一性又如何推导出私人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难道你的私人财产是你离开自然界，离开了人类社会而独立创造的？凭空把自己当造物主了吧？既然我们生存在高度相互依存的生命统一体世界中，“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财产就不可能成立，更不必论述它的获取过程与冷血手段了。通过“人权宣言”杜撰出高成本、令人爽的“尊严”政治权利又有多少能与民本共同体利益相符合？就那一张经过多层次社会资源控制后塑造的选票？如澳大利亚媒体资源的一边倒，其中默多克一人就控制了70%媒体资源。客观地看，当选举是在几十个人以内的组织充分公开、平等行使时，它是较有效的公平制度，利益概率在人性趋善的前提下趋向均衡。当一人一票的选举扩大到千万、亿计人口规模的高度复杂利益机构的国家时，选举经常是多重利益工具左右的结果， 即使偶尔能相对符合弱势群体的民意，也只是小概率事件，最后利益概率必然趋向不均衡或民粹主义的反向破坏，两种结果都是趋向极端，而不是平衡与和谐。统治阶层深知人性好赌，尤以弱产、低教育的阶层为甚，设计概率可控的波动式政治游戏让弱产阶层在小赢大输的波动中自愿说服自己的沉沦，心服口服地接受统治，这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游戏规则之一。

　　西方国家自实行西式民主政治以来，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政治领导人，导致战争灾难而屠杀人类的总和可能多于历史上专制制度的杀人总和。苏格拉底也是因为坚决质疑这种制度的非专业盲目性，而导致被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杀害，就因为他的智慧、良善与渊博知识的质疑而被利益掌控者污蔑为异端学说。历史事实表明，一人一票制度下政治人物干得坏事一样不少，今日世界的“一人一票”利益道德绑架依然有重复历史不幸的趋势。

　　中国“民(水）--舟”辨证思想是起源于民为主体、民为本源的根本性问题思考。西方历史上一直是极限在权利与权力的对抗争夺过程中，平等思想要么是在宗教中，要么是存在于乌托邦、革命式的对抗转瞬间，鲜有中国民本根本性思想长时间的社会思索与实践，这从西方奴隶制远远超过中国奴隶制的历史长度可以看出。西方两百多年来的领先发展与其在科学技术的发现与应用，世界资源的高度垄断掠夺是相适应的，但由此盲目推断出，是基于对抗式分利、分权制度优越的结果那就太偏见了，这种论断与崇拜世俗“成功”人士一定更聪明的的论断一样荒谬，更多是基于人类利益博弈投机结果的论断而非人类智慧与智力提升的真正聪明。又有哪一位“民主”人士敢预言500年后的西方一样独领世界？如果结果不能确定，那思想上、方法上、精神上为什么要人为的道德化唯一？强加唯我独尊的“对抗自利民主”方法把社会演化系统封闭起来，这本身就违反社会有机生命体耗散结构开放性的自然法则，然道如此反自然规律的“民主”垄断不是自私自利的政治愚昧与反人类行为？

　　西方向往无边界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价值观念的代价是难以为继，往往以损害生命统一体为前提的，是不可能成立的。原因不难分析，索取是权利，奉献是自愿，在资源有边界的前提下，只追求人性无边界自私必然造成社会、生命体与自然资源的失衡与坍塌，破坏整个生命系统。向往无边界的西方价值是从对抗、消灭集权、独裁的政治极端过程中走向另外一个政治极端，也可以说，今天西方无边界的政治诉求是建立在另外一个极端欲望的快感上，这些价值都是在我与我们欲望基础上的一种对抗与反对抗中求最大化耗费值，是尊崇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政治实践，是我与我们团体的利益抗争，几乎没有走出我之利的限制来看待其它社会和整个生命体系。是自我中心主义与利益团体中心主义的极端思维，完全是缺乏智慧而重功利智力竞争的生物残酷。源头是延续西方对抗竞争社会达尔文主义而缺乏生命互为统一另一面的哲学缺陷。

　　在批判集权主义时，有必要回顾一下集权主义的起源。任何生物群体的强(王）权结构都是自然演化后的结果，这是基于生命统一体共同利益的最有效的生存方式，几乎适应所有自然界的群体生物组织。当生活资料出现过剩时，生物群体就开始分群扩展以保持群体的生命活力与组织动力的继续，不可能让生物个体拥有过剩的资料而出现怠惰离散，败坏组织向心力而致使群体生存危机。所以，没有个体资产与弱个体意识是群体强(王）权结构高效组织的基本条件。此时生物群体对外呈现一致性的特征，包括王权者本身与最低等成员都唯有共同体的使命，鲜有个体意识的出现。

　　人类在严苛自然的演化过程中也从接受强(王）权生命共同体的自然结构开始。同时，由于人类智力的特殊发展而出现个体的差异的意识，加上智力促进下的生产率提高出现资产剩余，使以个人为基础的产生与生活方式成为可能，促使基于个人自由为目的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出现。这种违反自然界强(王）权组织结构自下而上的自组织方式是人类的特点，是智力与生产率提高到“过剩”门槛的结果，也是多数人类文明发展的共性，只是程度的不同。资本主义这种组织结构就是人类特有的相对自下而上的自组织的代表。这种自组织结构是趋向于个体利益关系的弱连接，是离散的，以个人利益连结代替共同目标的联结，一旦个人利益目标受挫，群体必然出现离散瓦解或离散重组。原因就是缺乏共同体目标，唯有分利的个人利益。是生物群体中非常特殊的一种弱自组织形式，也符合自组织耗散结构的社会组织形式。与此同时，相对应的自然生命强(王）权结构群体是一种强组织的耗散结构社会组织形式。强组织耗散结构的社会组织形式强调共同目标，弱化个体利益，可以对抗各种复杂的生存条件。而弱自组织耗散结构的社会组织形式难以形成共同目标，只有分利的个人利益，一旦外部输入利益受限，自组织结构就容易解体，抗外部复杂生存条件弱，或通过发动战争来改变外部输入。这就是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外部资源输入的渴望，一旦资本主义社会的外部资源输入出现停滞，资本主义社会就面临解体或发动战争的必然规律。而集约型社会是比较接近强(王）权组织结构的形式，在抗外部资源输入方面继承了自然生命演化基因的生命体调节功能，生命共同体内部能收缩调整对冲外部资源输入危机的挑战以适应外部生存条件的变化。在外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强(王）权社会组织形式的生存能力必然大于弱自组织社会的生存能力，这是自然界的限制与选择，是生命竞争演化的自然结果。人类发展出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是一种相对的进步，但它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外部资源必须是无限的才能满足它的无边界，而这恰恰是违反自然规律的。弱自组织的资本主义只是脱胎于强(王）权组织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不可能消灭它的血缘“母亲”而独立存在。历史是周期性的混沌链接，就如我们的生命一样血肉相连，用科学的智慧看待人类社会与自然界，而不是利益主导下的割裂主义意识形态是人类必须接受的事实。

　　建立在科学精神指导下的真正民本与自然之本基础上的价值体制与精神内核，必须辅予 适应性的工具体系，而不应该是意识形态化的民粹式“民主”。它应该首先是一种人类永恒追求的精神与相对应的价值体系，然后落实在体制上加以可操作的工具体系，它在成长中应该允许各种文化的不同诠释和赋予相对内涵，并在世界范围内相互协作，共同促进，慢慢融合，吸收人类总结的科学理论、民本思想、平等思想、慈悲关怀等等人类的历史智慧与价值，促进现有西式民主与人类历史价值体系的融合共生。尤其是让民本与民主共生；让权利与责任共担；让人权与公共权利平衡；让自私得到公德的制约；让权力受到规范与透明的制衡；让人种价值、人类价值、生命价值得到平等和谐尊重；让民族国家利益让步予人类共同利益；把媒体的自私属性改变为公共的有益知信；让社会良善得以张扬；让人类的恶念、恶行得到制约与惩罚；让……。

　　我心中的民主应该是以人类觉醒为基础的民主，是民主精神与民主实践过程的总和，而不是以自利为基础偏激民主。这听来都有点像共产主义说教。其实，只要你不意识形态化，不绝对化，辅助于必要的工具体系与科学精神，人类是可以做到有条件的觉醒，因为人类是唯一拥有智力与智慧的生命。我们应该早日地醒悟，以自私自利为基础的“民主”是不可持续的，其后果是争夺和战争。人类的民主与民本之路永远是动态的均衡过程，没有静止的目标或唯我独尊，需要在善良精神的引导下建设、探索、合作与改革提高，不应该被利益绑架而意识形态化和垄断，否则，偏激的民主将成为政治的工具，战争的借口，人类制造的又一只凶恶的老虎。

　　傅志庆写于悉尼

　　08-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