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资决定机制

                       谈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资决定机制

    近来，“涨工资”成为热点话题。起因是有媒体爆料，在未来的“十二五规划”期间，职工工资将每年增长15%，“十二五”期末工资翻番。并传说，国家发改委正在起草一份覆盖社会范围较大的涨工资方案。消息传出，发改委有关人士马上澄清：“这肯定是谣言，国家发改委没有做这件事。这应属于人社部的职权范围。国家发改委没有这个权力。”

    几乎与此同时，人事部新闻发言人针对“五年工资翻番”表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工资决定机制。这是决定工资水平和工资增长状况的一条根本原则。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普通群众的收入增长，明显低于国家经济的增长水平。许多弱势的社会阶层生活艰难。再加上，近年来国内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人们当然盼望增加工资，这才有别有用心者造出“五年涨一倍”的谣言。现在谣言已经辟谣，国家与此相关的两个主要部门，一个说没有权力，一个把责任全部推给了市场机制。有的专家更是公开表示，全国工资普遍上涨不现实。涨工资看来前景不妙，渴望加薪的弱势群体可能又要失望了。

    在这篇帖子中，笔者想着重讨论一下市场机制是否是唯一或公平、有效的工资决定机制。我的观点是：

    一。  市场机制不是唯一的工资决定机制：
    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制度下，市场机制毫无疑问是重要的工资决定机制，但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机制。除此之外，至少还要两种机制：国家调控和阶层斗争（阶级博弈）。国家调控较为成功的例子有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个在1960-1971年间，由池田勇人内阁制定并实施的计划，引入了最低工资制，扩展社会保障，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使得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6％和11.5％，超过计划规定的目标。到了实施该计划的第七年，便已实现国民收入增长1倍；人均国民收入按市场价格计算，从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92美元。到1970年该计划完成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

    二。  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如美国）工资决定机制中的阶级斗争：
    美国产业工人有强大的产业工会组织，并有罢工的权力。产业工会通过罢工和谈判，为工人争取尽可能大的经济利益。这种阶级斗争与博弈的影响，有时甚至超过市场机制和国家调控。例如，由于美国的汽车工业工人工资远高于日本，日本汽车凭借低成本的优势，不仅在世界，甚至在美国国内击败美国汽车公司。美国的汽车业资本家早就想大幅降低工人工资，以提高竞争力。但由于强大的汽车产业工会的强烈反对，一直不能得逞。这就是阶级斗争机制压倒市场机制的典型例子。

    三。  中国共产党是靠阶级斗争起家。在毛时代是以阶级斗争 为纲的。邓小平也认为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词语从文件和媒体上消失了。必须使用类似概念时，也代之以“阶层”一词。在此，我也赶一下时髦，使用“阶层斗争”一词。那么在现今中国的工资决定机制中，是否存在阶层斗争的因素呢？当然有。例如广东南海日资的本田汽车公司的工人联合罢工，最后迫使日本企业增加工资。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个事件中，当地的工会组织，不仅不支持工人群众，反而站在资本家一边，组织社会人员，殴打罢工工人。属于这一类的，还有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富士康十三跳事件”。失去了自己的组织，陷入极端弱势地位的工人阶级，只能用自杀的方式，来表达对资本家残酷剥削和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不满。事件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弹。最终工厂老板被迫大幅度增加工人工资，改善工人工作、生活条件，并引发连锁反应。富士康的十三位员工，用他们的生命，为大陆100万富士康职工及更多的其他企业职工提高工资作出了贡献。这也是现今中国阶层斗争工资决定机制的典型案例。另外，许多地方发生的的士司机罢工事件，也可以划在这一类。

    四。  改开30年，市场经济体制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并没有带来收入分配上的社会公平：
    多年来，职工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例逐年下降，而国家和企业（资本家阶层）所占的比重，不断扩大。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现在中国衡量贫富差距和分配公平的基尼指数，已经超过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带来了社会不安定因素。究其原因，不能不说和我们一些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市场机制崇拜有关。他们以为，市场机制调节工资收入是唯一的、万能的，天然合理的。不知道绝大多数资本家阶层人士，血管中并不会天然地流着道德的血液，没有政府调节和阶层斗争的制约与抗衡，单纯的市场机制决不会带来社会公平和安定、和谐。这已经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社会实践所证明。

    五。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条件下，工人阶级和新资本阶层之间的阶层斗争，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阶层分化是客观存在的，摩擦甚至斗争也是不可避免的。根据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某种意义上，这种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动力。没有南海本田工人的罢工斗争和富士康工人的生命抗争，就不会有后来在工资分配上的进步。但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这种斗争应该是有理、有利、有节，合理、合法、和平地进行。不要破坏整个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我们各级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工会干部，要学会引导、组织、协调这种斗争，不断提高自己的斗争艺术的水平，为推进社会公平，争取工人阶级的利益服务。

    六。  几点建议：

    1.  在资本的力量日益强大，在市场机制条件，政府又往往难于干预企业内部事务的条件下，必须给予工人阶级罢工的自由。为此，人大必须尽快修改宪法，恢复被删除的允许工人罢工的条款。否则就是对工人阶级最大的不公！

    2.  必须彻底整顿和改进现有的工会组织。使之从严重脱离工人群众（有的如广东南海，甚至帮助资本家打击工人群众）的官僚机构，转变成真正带领工人阶级开展争取自身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斗争的组织。真正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

    3.  政府的决策部门，必须抛弃市场机制崇拜论的错误思想。在收入分配上综合使用市场机制、政府调节、阶层博弈三种手段，互相补充，互相制约。大力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中国的经济发展真正造福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能带来社会的和谐、稳定，而不是相反。

    4.  国家和各地的统计部门，应该开始国家和各地基尼指数的调查、统计和发布工作。为各地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目标，体现改革的效果提供依据。在这方面，重庆又率先走出了第一步，将基尼指数写入了“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在十二五期间，要将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指数由0.42降到0.35，农村居民收入翻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