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知道，苏联当年居然是这样的？——闲读《赤都娱乐中的个人生活》 马望野

您知道，苏联当年居然是这样的？ 　　

——闲读《赤都娱乐中的个人生活》　　

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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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都娱乐中的个人生活》是傅国涌先生写下的一篇别有韵味的别有心意的散文，偶然见到，读来颇受启发，颇受教益。（《北京青年报》2011/04/23）其文中引用了历史学家蒋廷黻教授*发表在《独立评论》上的系列随笔中的《赤都的娱乐》那篇文章里的记述，提到了当时的1934年，苏联还处在斯大林鼎盛时代的题名为《个人生活》的一出戏。戏的故事是：“一个工厂的经理是个十二分热心的共产党人，每天从早到晚忙着厂里的事务，就连衣服破了，胡子长了，头发乱了，他都不顾不上。更不用说陪太太和女儿出去玩玩了。太太却是好玩的，十七八岁的女儿也是好美的。终于，夫妻之间发生了一次大冲突，太太到党组织去告发了他，说他蔑视女权。同时他女儿也出了事，她竟然饿了三天，省下钱，去买了双丝袜子，也被人告发到党组织。党组织开会讨论，首先发言的是一位女同志：‘现在全世界的劳工都受压迫，法西斯主义在那里活跃。我们应该节衣缩食，努力奋斗，还想着穿丝袜子吗？这位同志显然不明革命党人的天职。衣服像我这样的简朴不就够了吗?（与会者大笑）我提议开除她的党籍。’其他的同志却不以她的这种议论为然，他们认为党员也应该有‘个人生活’。有人批评经理说：‘做经理同时也要做人，外表不整，家庭不理不一定就能做个好经理。’戏的内容确实很简单，戏的结尾却很有意思，一位男同志对买丝袜的经理女儿说：‘你这事虽可原谅，我看你还不深知马克思主义。让我尽点义务，每天教你一点钟的《资本论》，同志们是应该这样彼此相助的。’不过，到后来他并没有辅导她去读《资本论》，而是答应了结婚之前替她买三双袜子，一件新外衣。”其中的情节很滑稽，意思也很深刻，在讽刺僵死的教条的同时也张扬了温馨的生活，不过用现在的话来说，那确实是是在搞笑在戏说。奇怪的是，为什么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苏联，竟然能够如此明目张胆地褒贬主流的意识？按时下流行的眼光，那里面的倾向，如果不被说成是离经叛道，至少也会被指为轻佻刻薄吧？可是，偏偏能够上演，而且允许外宾去观看，那也够“自由化”的了！此事让我想起距今30多年前所听到的苏联的一则政治笑话。那情节是：斯大林格勒有一位名叫阿辽沙的小伙子，在结婚前夕，他的哥儿们为了表示庆祝，请他去喝沃特佳，不料这位阿辽沙一高兴就喝高了，光记得未婚妻娜达莎住在A小区A楼A门A室，却记不得是在哪个城市了，糊里糊涂想着可能是列宁格勒，买了张机票就飞过去了。谁想到在那儿也找到了一个A小区A楼A门A室，里面也住着一位娜达莎，正在摇曳不定的蜡烛光下朦胧入梦在等待着他的阿辽沙来结婚。而当阿辽沙和娜达莎迷迷糊糊在喝交杯酒的时候，传来了敲门的声音和醉鬼的声音，门外来的也是个要结婚的阿辽沙，也要找A小区A楼A门A室的娜达莎，门里的阿辽沙一听马上便高声喊道，你搞错了，这是列宁格勒，不是斯大林格勒，你的娜达莎在那儿，快买张机票上那儿去吧！。。。。。。这个笑话讽刺了苏联人的酗酒成风，也讽刺了苏联房屋建筑的千篇一律，对其党国的两位政治家当然也是一番大为不敬的调侃了，你我也很难说它不是在搞笑在戏说！后来有人提醒我，这也是苏联的一个戏，还很有名，并曾在中国上演过；不久就变成了政治笑话到处流传开了。类似的文艺作品，好象在苏联也并不在少数，亦不被排斥、禁锢。由此看来，蒋廷黻教授文中所写，不一定就是子虚乌有。这也许就是人家俄罗斯的民族传统亦未可知。　　

据傅国涌先生介绍，蒋廷黻教授文中还提到了当时苏联的夜生活：“他听说莫斯科就有五十多个戏院，‘大戏院’是昔日帝王贵族富翁的消遣之所，仍保留着当年的御厢，作为政府招待贵宾之用。”“他在‘大戏院’看过三次舞剧，没有一次是带点宣传性质的，其中有两剧都是神话故事。古典戏剧在当时的莫斯科盛行，包括莎士比亚的剧本都在上演。”“有个美国游客甚至对他说：‘我如能够一见当年这院任何一夜所见过的美人和美人的妆饰及她们的同伴的衣冠，我觉得费几万几十万也是值得的。’有内行人告诉他，其实，那时莫斯科的音乐及歌舞，并不在当年之下。当时做国际业务的‘外客旅行社’组织了一个‘莫斯科戏院旬’，吸引欧美的戏剧专家纷纷前来，他们都对苏联的戏剧艺术十分佩服。” “夜戏一般从七点半到十一点左右，晚上十一点以后，莫斯科人的夜生活才真正开始，人们三五成群跑进咖啡馆、饭店，吃喝，跳舞，听音乐。娱乐场所最讲究的是音乐，所以它们的广告只提音乐队或舞女的名字。当时最盛行的音乐是Jazz。其次是Gipsy的民族歌舞。棒球、足球、网球等各种比赛也是当地民众最要紧的娱乐。他曾在莫斯科看过一次足球。赤都的两个大报向来不登琐事，却尽量发表体育的新闻，苏联崇尚运动的风气很像英美。最令他惊讶的是赛马。他以为赛马、赌马是资本阶级的投机事业之一，没有想到生平第一次看赛马居然在社会主义的莫斯科。他发现，那里最普遍的娱乐还是逛街。每到休息日，街上总是人山人海，人们没有一定目的，走到哪里算哪里。”以上所见所闻，的确有点出乎蒋廷黻教授的意外，也可能有点出乎我们许多人的意外。在目前眼下的不少人想来，延安也排演《大雷雨》、《日出》，中南海还常举行交谊舞会，那是不可想象的，不应该有的。革命斗争那么紧张，哪来的时间娱乐！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啊！人类的生活是不能那样进行的。有的话，不是腐化，很正常。没有的话，不是进步，倒很不正常。我想，蒋廷黻教授没有必要胡说。我相信，他所写的，正是他眼见耳闻的。如此这般，人们若是楞说苏联是专制统治时代，指斯大林为暴君，是不是有点亏心？　　

蒋廷黻教授1935年12月才以非国民党员的学者身份参加国民党政府，任行政院政务处长，从此离开清华大学。后来一直从事外交事务，1945年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61年11月改任台湾驻美“大使”，兼“驻联合国代表”。1965年退休，同年10月9日卒于美国纽约。在此以前，他一直是一位学者，是一位在史学方面有着开创性建树的专门家。仅就研究历史的方法而言，他最值得后人继承的作风是强调充分地占有原始资料。他指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要以事实为基础；历史研究有其自身的规律，规律之一就是必须从原始资料的研究人手。他自己身体力行，为搜集和整理中国近代外交原始资料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一件常为人道的细节是，在担任南开文科主任期间，蒋廷黻教授曾谆谆告诫学生，社会经验，是文科学生不可或缺的；读书并不是求学的全部，而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为丰富学生的社会知识，他亲自带领南开经济史班的学生去调查八里台村的村史和裕源纱厂工人生活史。他向学生传授调查研究的方法，要求他们事先准备好调查问卷，以备填写。要学生深入纱厂，了解工人的生活、家庭、工资、工作时间、所受教育、卫生状况、娱乐活动、年龄状况和死亡率等状况。用科学的方法组织排比，撰写成调查报告登诸报端，以有所贡献于社会。所以，在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经过蒋廷黻等教授的倡导和推动，社会调查成为南开的一项正式教学制度。由此看来，傅国涌先生所介绍的蒋廷黻教授所记录的苏联当年的实际状况，是很有历史价值和认识价值的。我很感激他俩给大家开拓了正确认识真实世界的一扇窗口。 　　

人虽然都有两只眼睛，两只耳朵，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全面地正确地认识自己面对的客观世界。如果不想出错，那就要多看，多听，多问，多想，一句话，努力地尽可能地如毛泽东主席他老人家所主张的那样去实事求是。通过所介绍蒋廷黻教授的文章，在下也很欣赏傅国涌先生实事求是的勇气。这是作学问的人必不可少的态度。虽然这是我第一次读到傅国涌先生的文字，对傅国涌先生的其他业绩并没有任何了解，但是，倒很愿意向他学习这一点工夫。窃以为，这对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尤其是建国前后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十二分地重要！据我所知，在这个方面，不能实事求是的人实在是不少。原因就是他们多固守一己的立场，固持一己的偏见，结果使自己变成了色盲，让本来丰富多彩、鲜明亮丽同时也复杂纷纭、光怪陆离的社会生活、历史画卷变得灰蒙蒙的一片，从而失真了。。。。。。　　

（2011/04/25）　　

*马注：顺便，在这里，也简单地剪贴一点有关蒋廷黻教授的资料，以便大家进一步地一分为二地去研究这位学者。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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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学人——蒋廷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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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黻（1895-1965），1895年出生于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今属邵东县）楮塘铺（据《蒋廷黻回忆录》，今属廉桥镇）一个中等农家。幼年读私塾，接受旧式教育。10岁入长沙明德小学，次年改入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益智学堂，开始学习英文。1912年，适值辛亥革命爆发，蒋廷黻只身留美，先是入密苏里州派克学堂接受中等教育，3年毕业，转学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主修历史，获文学学士学位。之后，他曾应基督教青年会 之征赴法国为华工服务。1919年夏，复返美人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攻历史。当时该校历史系人才鼎盛，教授都是第一流学者，最露头角的是海斯教授，蒋廷黻跟从其研究，1923年获博士学位。 　　

同年，蒋廷黻回国担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后任历史系主任并兼文科主任，讲授过西史大纲、欧洲近代史、法兰西革命史、欧洲势力扩充史等课程并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1929年，转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从南开到清华，蒋廷黻度过了11年的教书生涯。治学时间虽不长，但在学术界的影响较深，被誉为“一代学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 　　

1935年，出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1936 －1938年，奉派驻苏俄大使。1944年，出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代表及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1947年，任国民党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57年，当选国民党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1961年冬，任国民党驻美大使。1965年退休，同年，殁于美国纽约市。　　

（据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