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务实地宣传、灌输和捍卫马克思主义

求真务实地宣传、灌输和捍卫马克思主义

黄力之

　　当然，在全球范围内西方资本主义仍然奉行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仍然把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当作自己的目标时，我们不能幼稚地认为，将马克思主义形而上的真理观、价值观与具体工作脱钩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地位问题就自行解决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会自动地大大提高。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地位，还必须在求真务实地宣传、灌输和捍卫马克思主义这一方面下功夫，要有新思路

　　怎样才能做到求真务实地宣传、灌输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呢？新思路何在呢？

　　首先，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的必要性立场。关于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我已在本文第二部分作了论述。问题是，现在的中国毕竟不是20世纪初的中国，在20世纪后期的复杂历史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的必要性问题还是有必要作新的思考。中国的特殊国情是：历史上没有形成普遍的宗教信仰，但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总会自发地寻求或建构一个共同的信仰体系，以在政治统治以外规范与制约人的精神世界，并影响其行为，在此意义上，这个共同的信仰体系带有准宗教的性质。儒家思想之所以被称之为儒教，正反映了这一客观社会需要的存在。

　　五四以后，儒教的地位发生了断裂，根本原因在于历史的选择，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及时填补了这一精神真空，并有效地运行了半个多世纪。在此期间，中国经历了几番风雨，危机时有发生，最危险者莫过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对立的群众组织拼杀于战场，形成了事实上的“全面内战”，但也没有发生全局性的断裂，不能不说，这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统一信仰地位有关。因为，当时所有的群众组织都是拥护和信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尽管在今天来看，其内涵是大有问题的）。今天，我们仍然只能在此基础上讨论中国的信仰问题，历史不会给一个机会去试图在中国换一个信仰体系。苏联的剧变原因错综复杂，但戈尔巴乔夫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加剧瓦解之态势，这是不容怀疑的。据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回忆，自从提出所谓公开性的口号以后，出现了“报刊失控”、“社会舆论两极分化”的现象，人们的思想越来越集中到对十月革命以后国家所走过的道路的评价上，“出现了二十大之后又一次令斯大林声名狼藉的浪潮，大张旗鼓地谴责勃列日涅夫，随后事情已发展到了对列宁本人、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原则也进行重新评价的地步。”[i]就这样，一个唯一有能力抵制美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强国便不复存在了，这对社会主义的中国乃是非常现实的前车之鉴。幸运的是，尽管中国也有过动摇，但毕竟从来也没有在全局上采取过戈尔巴乔夫的做法，而且总是有能力纠正发生过的动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信仰地位仍然是有基础的，这是我们能够这样地讨论问题的一个重要前提。

　　应该说，克服在具体工作上的泛马克思主义化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地位有可能上升。因为现在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部分，或者说首先表现为哲学部分，而哲学本身与信仰是有不解之缘的。马克思在谈到哲学与宗教的关系时曾经指出，“哲学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从而一方面它消灭宗教本身，另一方面从它的积极内容说来，它自己还只在这个理想化的、化为思想的宗教领域内活动。”[ii]这就是说，哲学由于其抽象性、终极性、非世俗性，较容易成为人的信仰发源地。

　　L.J.宾克莱这样肯定过马克思思想的信仰价值：“基督教指出人能够如何从罪恶中得救；马克思也给人指出了从异化中得救的道路。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和在这个历史时代的末期一个无阶级社会的出现人才能得救，在那个社会里，创造性的工作将代替异化了的劳动，在那个社会里，大家将在一个亲如兄弟的社区内自由地发展他们的聪明才智。在共产主义最后阶段，人将返朴归真，与自己、与伙伴、与自然完全一致。那种认为马克思所最关心的是工人吃得好，领丰厚的工资，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娱乐的想法，是把马克思的思想庸俗化了。……马克思相信的毋宁说是在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阶段人将自由地去实现他作为一个人的本质；那时他将自由地实现他的更高级的精神本性，因为那时他将生活在一个‘凡人所具有的东西他都具有’的世界上。”[iii]

　　事实上，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总是从现实地改造世界这一立场出发反对宗教的抽象说教，但马克思主义自身已经以其强大的说服力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坚定信仰，那些为马克思主义真理而献身的志士仁人的精神境界决不比宗教人士差。

　　其次，应当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的学习。恩格斯在谈到科学研究的态度和方法时说过：“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iv]

　　对学习马克思主义来说，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特别是马克思本人，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少数杰出人物，其学识的渊博、思想的深刻、对历史的洞察，都是少有人可以相比的。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成为了影响整个世界和人类的伟大思想，即使在所谓社会主义的低潮时期，也是如此。在这些经典作家的身后，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从无产阶级政党的文献到理论著作、教科书、普及读物）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此中也不乏优秀之作，甚至成为人类先进文化的重要成果。但是，也不能不说，不仅是真正达到经典作家的境界的作品少而又少，而且还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平庸、误读甚至歪曲，这样，当初学者以此为中介去接触马克思主义时，就可能产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感，从而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学习的兴趣，信仰就更是无从谈起了。

　　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则不然，这些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集中表现，能够给人提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最直观的印象，一旦被接受，便可以影响终生。

　　如《共产党宣言》，青年毛泽东就是因为读了这部书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1993年，法国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在其新著《马克思的幽灵》中写道：“就我个人而言，把《共产党宣言》中最为醒目的东西忘得如此彻底，这肯定是一个错误。”“在重读《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其他几部伟大著作之后，我得承认，我对哲学传统中的文本所知甚少，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为什么呢？在德里达看来，《共产党宣言》在现实性、革命性、预见性方面是一份无与伦比的文献，比如说，“传统的文本没有一个讲清楚了政治正在全球化的方式，讲清楚了在最有创见的思想潮流中技术和传媒对于它们的不可约简性——而这已经远远不只是那个时代的铁路和报纸，对于它们的不可约简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以一种无与伦比的方式作过分析。还有，极少有文本如此清楚地说明过法律、国际法和民族主义。”[v]德里达的评价揭示了《共产党宣言》所独有的意义——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时期的预言性批判。

　　关于《共产党宣言》的这一意义，美国阿里夫•德里克也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9世纪中期写的文字也许在他们那个时代显得很奇怪，但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极其恰当的描述。”[vi]

　　可以说，不读《共产党宣言》便不知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历史洞察的深刻性和预见性，不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便不知马克思对美好人性的向往和对资本主义时期人的异化的独一无二的揭示，不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便不知马克思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概括，不读《矛盾论》和《实践论》便不知毛泽东如何炉火纯青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等。以笔者在高等学校和党校工作的经验观察，一些大学生或年轻干部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一度对马克思主义抱着冷漠甚至抵制的态度，但是，在客观接触了马克思的原著以后，往往能够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有所改变，至少不会再以谈马克思主义而感到耻辱。因此，我认为，从高中阶段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来取代某些教科书，这肯定是一个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魅力的既简单又有效的办法，也是有效地巩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办法，不妨做试点工作。

　　再次，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也要进行反思和创新。一方面，作为对中国历史选择的合法性肯定，作为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坚持，在法律上规定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但另一方面，从个体来说，思想、精神与观念的问题毕竟不同于现实的政治行为，既不宜用强制的办法来要求每个人都信仰马克思主义（西方社会也有相当数量的人不信仰宗教[vii]），也不能以思想治罪，要真正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批评呢？毛泽东在1957年就说过，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能够批评倒，能够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真理，那末这个东西就不行了。所以，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的问题。[viii]需要在法律上解决的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与思想上批评马克思主义之区别。

　　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年来形成了一种习惯，由于怕影响改革开放的进行，或者说出于对政治稳定的追求，不敢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个问题弄上桌面，不支持甚至压制对此的批评，采取鸵鸟政策，结果使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四处泛滥，直逼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合法性。这样，万不得已时又匆忙地动用行政力量，组织一些人来进行反击，由于对方表面上是一批独立人士（自我标榜为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实际上与西方势力有密切联系，但很隐蔽），而马克思主义一方是组织行为，结果又被说成是政治打压，而不是真正的思想批判，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间人士中失去支持与同情，进而使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地位受到损害。应该说，这样的做法不是一个好办法。

　　我们需要提请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尽管现在仍然被称为社会主义的低潮时期，但当前也存在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顽强地复活这一现象。这种复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在蔓延，一是若干有影响的思想家纷纷向马克思主义表示好感。前者表现为，自1990年代初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有重大影响的国际性研讨会先后在欧美资本主义中心地带召开。后者表现为，有重要影响的西方思想家再度拥抱马克思主义，如哈贝马斯、德里达等人。

　　    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特别是西方复活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的挫折不仅没有给资本主义的危机带来新的生机，反而使资本主义的弊端更加引人注目，因而，资本主义批判作为马克思主义复兴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同。

　　英国学者莱克拉奥早在1991年就认为，“苏联的瓦解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完结，因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许多问题仍然需要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批判……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来看，随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逐步深入，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适合于新时代需要的马克思主义范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固定不变的内涵，它不仅从本源上讲就有非常广泛和复杂的含义，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它的主题内容和核心任务也在不断改变。”[ix]这一看法是从当下资本主义的现实出发承认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意义，实际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复活的基础。这说明，在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处境不象有些人想象的那么悲观。

　　不仅世界是如此，在中国，自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这标志着对西方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批判和否定）之后，中国人民群众中自发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也正在滋长。一些曾经迷信西方思想和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人，通过现实的教育，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特别是前面提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的学习，开始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倾向。这一点，从网络论坛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当年说过一句名言：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寄希望于人民群众。我相信，只要克服邓小平1980年代年所反复指出的领导层“软弱涣散”的现象，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地位，根据双百方针的规定，让人民群众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对西方及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进行充分说理的批评与斗争，那么，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及西方的敌对势力就少了一个攻击“思想专制”的借口，马克思主义就能在斗争中真正地壮大起来，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

　　一百五十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运用全新的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向世人宣布：“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x]。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将人类世世代代所形成的社会理想的崇高性与人化的价值追求统一起来，并从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发展性论证了理想社会的必然性。这样一个社会，这样的人的存在状态，对于“人的解放”理想来说，难道不具有“终极”的信仰性质吗？我们以此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内涵，无论是对于中国人民还是世界来说，都没有任何输理的地方。因此，继续研究、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现实性问题，既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的，也是符合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的。

　　--------------------------------------------------------------------------------

　　[i]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57页。

　　[ii]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集（1），第26页。

　　[iii] 《理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3--104页

　　[iv]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6页。

　　[v] 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1999年版，第20—21页。

　　[vi] 阿里夫•德里克：《全球性的形成与激进政见》，王宁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vii] 1990-1993年间进行的一项国际性调查表明，“在受访者中，认为自己是‘信仰宗教的人’，美国为82%， 英国为55%，联邦德国为54%，法国为48%。在同一项调查中，44%的美国人说他们至少每周参加一次宗教活动， 而联邦德国为18%， 英国14%， 法国为10%， 在没有礼拜活动的瑞典，这一人数仅为4% ”（数据来源见本文注25）

　　[viii]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29页。

　　[ix] 《后马克思主义和后共产主义》，转引自《国外理论动态》1992年第38期，总第79期。

　　[x]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