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昂：红色的夜莺在歌唱

红色的夜莺在歌唱

陈志昂

　　《人民日报》不久前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质问“夜莺为什么不歌唱”，对当代中国诗歌界提出了批评。接着又有人起而附和，提出“36问”，其中一问是：为什么人们只对诗歌的现状而不对其他文学表示不满。似乎整个文学界形势大好，只有诗歌不争气。正当此时，从西方传来另一种声音，德国汉学家顾宾斥责中国文学是“文化垃圾”，使一些人大惊失色，惶惶然不可终日。后来顾宾又进一步申明：他所说的垃圾，是指美女作家用身体写作的小说，他认为中国当代诗歌倒是有一些较好的作品。这位局外人的议论，出乎意料地给中国诗人解了围，现在责怪诗歌界的声浪似乎平息了。真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一念就灵。不过，顾宾所褒扬的中国诗人是欧阳江河等等，却未必中肯。所以，他的言论我们绝不能完全听信，对于诗歌的问题必须自己动脑筋好好想清楚。

　　“夜莺为什么不歌唱？”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早就预先做出了科学的回答。他在《资本论》第4卷即《剩余价值理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296页）

　　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这是由于铜臭的毒害，马克思指出，金钱“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特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使事物普遍地混淆和颠倒。”（《1844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3页）面对这一片“混淆和颠倒”教夜莺如何歌唱？

　　其次，资本主义生产损害了一切人的审美感受力。它把工农大众投入贫困的深渊，而“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饥饿的夜莺如何歌唱？资本家虽然脑满肠肥，腰缠万贯，但是“贩卖矿物和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们没有矿物学的感觉。”（同上，第126页）守财奴唱不出夜莺之歌，夜莺也不会为吸血鬼而歌唱。

　　最后，资本主义贬低了诗人的地位与品格，“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向受人尊崇和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页）不错曾有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62页）但是资本主义“由于自身经济的辩证规律，必然要把它在形成阶段中的英雄幻想摧毁掉。”（《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2卷第444页）所以，巨人已经死去，代之而起的是委琐的侏儒。这当然是不利于诗歌艺术的。

　　马克思恩格斯讲的是一百多年前西方的情况，今天我国的情况如何呢？几年前，韩国一家报纸欣慰地写道：中国已经成功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种说法可能过于笼统，不完全合乎实际。但有目共睹的是，私人资本和外国（西方）资本在我国已大量存在，不过被人以掩耳盗铃的方式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而不肯老实承认它们是资本主义。本来，在社会主义时期不仅会有资本主义的成份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在一定的时间内，它还应有所发展，甚至是较大的发展，但同时又必须对它加以控制、限制，使它不致危及国计民生，并且还要经过改造，使成为社会主义经济，最后使整个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但由于资本主义被贴上了社会主义的标签，因此不仅取消了“谁战胜谁”的问题，连孙中山的“节制资本”也一笔勾销。在一些人看来资本家都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发展资本主义就是发展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遂像脱缰的野马一般在中国大地上狂奔，无情地践踏着沦为弱势群体的工农大众，也践踏着社会主义诗歌的园地。

　　资本主义是敌视诗歌的，在当代中国也不例外。一些夜莺停止歌唱，因为赞美也不是，诅咒也不是；歌唱光荣的革命历史吧，又担心被人误读，引出荒诞的结论——仿佛今日的谬误正是当年伟大事业的继续。由于中国当代的资产者是以鼠窃狗盗的行为蚕食鲸吞国家财富而暴发起家的，所以它从头就没有什么“英雄理想”，没有产生什么“巨人”，只有委琐的侏儒。他们给诗坛带来两类货色：一类是极端粗俗无聊乃至下流无耻的东西，发表于各地旋生旋灭的诗歌刊物，现又大量充斥于网络上的，大都是这类货色。近来听说发明了生产诗歌的软件，几分钟内即可制作出上万首“诗歌”，所以这些东西恐怕要更加泛滥成灾了。另一类就是专门表现“个人存在的沉痛感、荒谬感和摧毁感”，“透露着‘梦里不知身是客’的刻骨铭心和心灰意冷相交织的亡国之音”的东西，顾宾所表彰的欧阳江河也是这类悲观主义诗歌的作者，据说他“同波德莱尔一样，把一种毁灭性的体验作为语言的内蕴，把一个将他的过去和现在碾得粉碎的时代作为思考的主题。”（以上引文均为《岁月的遗照》一书序言对这些诗人的评语）

　　那么，诗歌是不是注定要颓废没落下去呢？当然不是。雨果曾说：“飞鸟和帆船相反，只有逆风才能飞好。诗歌像飞鸟。”（《秋叶集》序，见《雨果论文学》第100页）诗神是有翅膀的，她善于逆风而飞．真正的诗人，都是在和不合理的社会对抗中崛起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对抗资本主义的诗歌，才是真正的诗歌。谁说夜莺不歌唱？它正在迎风高歌！蔡诗华就是一只红色的夜莺，革命的夜莺，迎着时代的狂风暴雨，唱出他泣血的心曲。在西方，夜莺之歌被当作在黑夜呼唤黎明，为人们祈求天国的歌曲。蔡诗华的诗作，正是这样为人世吁求公平与正义，为人民生存、发展而呐喊的呼声。

　　别林斯基强调，“在我们这个冷淡的散文式的时代里，诗歌需要的是火焰，火焰，第三个还是火焰。”（《论巴拉廷斯基的诗》，见《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第216页）托尔斯泰则认为，真正的“诗是心里烧起来的火焰，这种火焰燃烧着，发出热，发出光。……真正的诗人是身不由己地怀着痛苦去燃烧自己并点燃别人的。诗的全部工作就在于此。（托尔斯泰《日记》，1870年10月28日，引自《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1辑第205页）他还认为”诗的力量在于爱。……没有爱的力量就没有诗。“（《致费特》，1867年6月28日，见《托尔斯泰文学书简》第416页）蔡诗华就是这样用爱心燃烧自己去点燃别人的。

　　诵读蔡诗华的诗集《民族英雄毛泽东》，首先感到作者是一个热血青年，它的诗热气腾腾，字里行间燃烧着炽烈的革命激情。对伟大导师毛泽东的热爱，像一条红线，一条中枢神经，贯穿于整个诗集。他视毛泽东为救星，为英雄，对之怀着无比的崇敬；同时又视毛泽东为知己，为知音，是他亲切的“诗兄”。对毛泽东的热爱，是蔡诗华灵魂深处牢不可破的情结。有人评论陆游说：“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他看到一匹画马，碰见一朵鲜花，喝几杯酒，写几行草书，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热血沸腾起来，而且这股热潮冲出了他的白天清醒生活的边界，还泛滥到他的梦境里去。”（钱钟书：《宋诗选注》第192页）蔡诗华之与毛泽东也正是这样，随时随地、一草一木都会使他想起毛泽东，甚至形诸梦寐，在梦中曾与毛泽东晤谈。在他的诗思里，毛泽东的意象是一个贯通古今，联结历史与现实的纽带，通过这条纽带，他一方面以饱满的热情讴歌壮丽的革命史迹，一方面怀着强烈的愤怒鞭挞物欲横流的现状。这样，他就把歌颂与暴露，把高扬理想与批判现实结合起来，并统一于毛泽东这一核心的意象，统一于对毛泽东的热爱。

　　从诗集中浮现的诗人——抒情主体的形象，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硬汉。他像高尔基一样，来自社会的底层，历经艰辛与磨难，后来“打起赤脚闯京城”，虽然连电冰箱都没有，然而他却自豪地宣称：“我不是一个乞丐╱我是一个大写的中国人”．他匹马单枪闯荡诗坛，举起韵律的标枪，向一切魑魅魍魉投去，表现出天不怕地不怕的拼命三郎的勇气。在当今中国诗坛上未必有几个人敢于像蔡诗华这样直言指斥“虎狼当道╱又有几个官员良善”，“为官为富不仁人心不古”，“千百年的中国当今最软弱╱泱泱大中华比不上小小韩国”，“让有钱者更有／钱让清贫者更清贫╱是人类历史的大倒退╱更是未来动乱的导火绳”，他敢于质问“人大，你可代表人民”？并且预言“：有一天你忘了自己的宗旨╱中国老百姓就会造你的反”！这些掷地有声的诗句说出了千百万人民心中郁积已久忿懑，真是石破天惊，大快人心！法共党员诗人阿拉贡写道：“一个诗人的伟大，在于能写出别人不敢写出来的东西．”（《论波德莱尔》，见《阿拉贡文艺论文选集》第298页）这也正是诗人蔡诗华的伟大之处。蔡诗华这样不断地吵吵嚷嚷，在到处讲说“春天的故事”的诗坛上仿佛一声声刺耳的噪音，破坏了人家和谐的宁静，显得很不协调。当年也曾有人因此而责怪德国诗人海涅，他回答说：“亲爱的读者，你不要抱怨不协调，不协调是自然的，因为世界本身被撕成了两半，诗人的心是世界的中心，它在我这样的时代不能不破碎和发出哀号。……我的心上贯穿着一条世界大裂缝。”（《旅途速写》，转引自《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第596页）在当今这个时代，这条裂缝弥合了吗？没有。关于第三世界有一本学术著作，题目就是《全球分裂》。法兰克福学派的否定美学，正是这种现实的反映，它认为“不和谐是关于和谐的真实所在。……和谐便违背了显现本质的真实原理。”（阿多诺：《美学理论》第194页）

　　在写作本文期间，我曾阅读刚刚收到的一位老同志的诗词集。我发现，这本诗词集里所抒发的激情——对毛泽东的热爱，对当前某些社会现象的憎恶，与蔡诗华诗作的内涵完全一致，然而给我的感受却大不相同：《民族英雄毛泽东》（至少其中的主要部分）是诗，而那本老同志的诗词集却不是诗。

　　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的感受呢？这就引发了我的思考。我觉得问题有两方面：首先，一首好诗，只有强烈的革命激情，或者又表现出抨击丑恶现象的可贵勇气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诗意或诗味，即诗的韵味。正如别林斯基所说：“毫无疑问，艺术首先应当是艺术，然后才可能是一定时代的社会精神与倾向的表现。一首诗不管它包含了怎么美好的思想，不论这首诗对当代的问题做出多么强烈的反应，如果其中并没有诗意，那么其中就不可能有美好的思想，也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在其中可以见到的不过是执行得糟糕的美好的意图而已。”（《1847年俄国文学一瞥》，《别林斯基文学论文选》第693页）那么诗意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更加微妙的问题，有人曾这样解释：“诗意其实是一种复合性质的思维（或心理状态）。……诗意要把无数现实现象在各方面的协调，全部纳入更加神秘莫测、更加难以言传的方面，亦即纳入被我们用一个‘美’字来说明的方向。”（儒夫：《一个诗人的辩解》，《西方现代诗论》第542页）这虽然说得仍然“神祕莫测”，但是点出一个“美”字，却也算一语破的，使我们明白，诗必须是美的。

　　我们不能说蔡诗华的诗都很美，但其中写得好的一些确实是美的。特别是那首有口皆碑的压卷之作《2005，我的丁香没有开放》，的确诗味很浓。柯岩同志把这首佳作选入《与史同在——当代中国新诗选》，真正显示了大家的眼力。那么，从诗艺的角度来说，这首诗美在什么地方呢？这首诗里所指涉的许多社会现象，在别的一些人（例如那本诗词集的作者）的作品中也曾触及，但他们多半是赤裸裸的正面指斥，这就因过于直白而失去了诗味。蔡诗华的这一首则不同，它从头至尾贯穿了“丁香花”这一意象，遂使作品散发出诗意的芳香。本来，“我的丁香花没有开放”这句话似乎是毫无道理的，然而“‘诗有妙悟，非关理也’，非谓无理有诗，正不得以名言之理相求耳。”（王夫之：《古诗评选》卷四）它运用的不是逻辑的推理，而是比兴的手法，所表达的是一种柫之不去的情愫，对现实的一种不满，对理想未能实现的一种失望。这种意象，与对社会现象的批评错杂而出，互相生发，彼此映带，就使这这首诗不同于简单地正面指斥，而令人有“色彩纷纭”之感了。清人方东树的《昭昧詹言》里有一段话，恰好可以说明这一点：“诗固贵意，然古人只似带出，似借指点，或借证明，而措语又必新警，从无正衍实说。”“其能处，只在将叙题、写景、议论三者，颠倒夹杂，使人迷离莫测，只是避直、避平、避顺。”该书卷一，第十一页）方东树是一位桐城派，喜欢用古文“义法”说诗，但这几句话还是不错的，用于说《2005，我的丁香没有开放》也恰好吻合。

　　诗要有诗意，也要有文采，这一点上文已经连带地说到了。古人对此，多有论述：“情欲信，辞欲巧。”（《礼记•表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前面提到的那位老同志的诗词集不仅缺少诗意，而且语言粗糙生硬，还有许多地方类乎昔人的“媳钗俏矣郎书废，哥罐嗅焉嫂棒伤”那种似通非通的可笑句子。蔡诗华也“有些文字的用法令人生疑”（贺敬之：《致蔡诗华》，见《民族英雄毛泽东•附录》），但却比那位老同志好些，有时还会出现一些非常精彩的神来之笔，如：“真理或曰追求真理之声啊╱穿过乌云黑夜拥抱滴血太阳”，“改革开放，如何坚持镰刀斧头的和谐交响”，等等，在创造诗的语言方面显示出诗人特具的灵气。

　　以上我肯定了诗人蔡诗华的“三气”——热气：澎湃的革命激情，对伟大导师毛泽东的热爱和对人民的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注；勇气：敢于坚持真理，敢于说真话，敢于抨击别人不敢触及的黑暗现象；以及灵气，即善于捕捉或营造诗意，善于运用或创造诗的语言。当然，还不能说他的歌已经是鲁迅先生所要求的“伟美之音”，这些歌还有许多粗糙、的地方，相信这只红色夜莺将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唱出时代的最强音，广大人民在期待着．

　　（2007年1月20日在《民族英雄毛泽东》研讨会上的发言，2月8日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