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文献剧《关于美好新世界》杂感

 今晚的戏名叫《关于美好新世界》，仅看这个名字，我们便知道它关乎历史和未来。对过去而言，今天便是当日的未来，对未来而言，今天便是他日的历史。《关于美好新世界》就是一部舞台上的中国现代史，它触及到解放前的旧社会，也触及到新中国的各个重要历史时期，包括过渡时期、十年建设时期和十年文革；同时，它带领我们站在老人的立场上审视当下：对于老人而言，改革开放时代既是亲身经历着的当代，又是当年幻想中的未来。

一

说到未来，我们首先会想到什么呢？其实不需要我们去想。生活在当今社会中，每个人都能够用我们耳熟能详的语汇去描述未来，譬如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小康社会等等。这些话语也出现在了《关于美好新世界》的结尾，无论是戏剧中还是生活中，它们都得到了有力的宣传，几乎渗入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前几日，在北京的某路公交车上，我看到有两三个戴着红领巾和黄色安全帽的小学生一上车便匆匆忙忙地跑到后门去刷卡，然后带着一脸得意的笑容去抢座，待坐下之后，他们便开始安心地大声嚷嚷了。相比中华民族之类的概念，孩子们更关心的是公交车涨价后，如何继续“享受”最低票价。等他们长大了，他们关心的将会是如何在人生一连串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如何能赚大钱，如何能过上“精英”的生活，如何能将他人踩在脚下。有无数的新闻报道是关于孩子的，譬如一个十岁男孩因为施工的声音影响了他看动画片，故而割断了工人高空作业的安全绳，又如几个十几岁的孩子肆无忌惮地凌虐一个六岁的男童……当我们面对这些“小事”的时候，不应该忽略一个问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等“大事”，终究是要由这些孩子们来实现的。他们精神麻木、自私自利地肆意妄为，会让主流宣传中那些充满自信的“未来”变得无比荒诞。仅论孩童这一点，我们便清楚未来远没有口号那么轻松。

当我们带着灼烫的历史情怀走出家门，踌躇满志地准备创造未来、创造“美好新世界”的时候，首先不应该急着振臂高呼，而应该认真地研究历史、直面当今。

这是一个极为艰难的工作。历史已被书写为黑暗的浩劫，当今已被粉饰成历史的终结。几十年以来，这个现象是不允许争论的。更可怖的是，一条看不见的锁链让我们忘记了争论。一个人从生下来开始，需要考虑的问题就不是历史和社会，而是个人的奋斗与成功。他很有可能买不起房、看不起病、无法享受教育资源，甚至因为“屌丝”而找不到对象，失去繁衍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太可能去反思历史问题和社会制度，各种不容质疑的成功者的声音告诉他：他的命运在自己手里，决不是什么社会问题，他只要去努力读书、拼命工作、遵纪守法，他的人生就能迎来伟大复兴。慢慢地，他成为了一个成熟的、高情商的人，不再抱怨、不再反抗、不再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看着被践踏的公平正义，看着那令人瞠目的贫富差距，看着拜金主义的灵魂，看着竞争中充满恶意的人际环境，他逐渐深信：人类社会本应如此。或许他也会学到一些历史，认识到一个并不遥远的时代，那里竟没有人剥削人、没有残酷的竞争，个人不追求自身对社会资源的占有，社会保障制度竟让人们不通过厮杀也可以获得基本的生存需求……这些实在是太疯狂了，真是个黑暗、落后的时代。

历史，就是这样被当今的人们认识的。听说书写历史的人至今仍然非常不满，他们希望彻底扫除“革命史观”的余毒，取而代之的是宣扬资产阶级民主与法治的“文明史观”。在这些文明的“精英”眼中，允许富人们自由自在地掠夺就是民主，而禁止穷人们“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就是法治，合在一起看，维护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就是文明的。如此说来，1492意味着美洲文明的开始，而不是强盗们抢劫原住民的开始，1840也意味着先进文明开始进入我们蒙昧的封建社会；反过来说，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拒绝帝国主义经济秩序，不文明，后来我们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才开始跟随了世界文明的脚步。什么人在当下书写历史，决定了什么人是未来天下的主人，因为他们在按照自己的立场去描述过往的时候，已同时根据自身利益诉求安排好当下的时局，并借此框定了未来的发展趋向。

事与愿违，任何时期都有人像抗战年间的八路军战士一样，视“良民证”为草芥。他们不一定非得是扛着枪浴血奋战的战士，却一定是善于独立思考、乐于自己审视历史和当下的人。相比新闻中那些“幸福”的“顶梁柱”，大都市街头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农民工更能让他们铭记在心；相比学校里宣传的“成功学”，不平等的社会给人套上的先天的命运枷锁更能引发他们的反思……他们喜欢换个角度看待历史，故而“不为顺世和乐之音”[1]。

文献剧就是一种另类的历史书写。

二

文献剧（Documentary Theatre）是一种特殊的剧场艺术，其最核心的特点是摈弃作家的主观加工，用诸如访谈、录像、报刊、政府报告、庭审记录等客观的现实材料呈现，而其目的往往是一种政治宣传。[2]这种政治宣传自然不是要告诉我们下岗工人有强烈的幸福感，也不是呈现灾难中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总之，它不是要从苦难中咀嚼出有利于和谐稳定的“正能量”，而是要引导人们从另外的视角去反思历史和当代的真实。严格说，文献剧创作始于德国导演皮斯卡托，从一开始，真实的文献出现在舞台上，意味着戏剧试图摆脱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而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认识世界。皮斯卡托于1919年3月创办“无产者剧院”，在1920年某次演出的布告中，我们看到“无产者剧院”的一条简单而朴素的纲领：“要实行社会主义，否则就会跌进野蛮状态中去。”[3]和前述“文明史观”正好相反，无产者认为资本主义是野蛮的，而社会主义是文明的必由之路。只有明确了这样的政治立场，我们在介绍文献剧特殊的艺术手段的时候，才不致陷入形式主义。

从艺术上讲，当年皮斯卡托的文献纪实剧是对传统戏剧形式的一次革命。戏剧是动作的艺术，动作本来源于作者主观虚构出的假定情境，因此，戏剧的价值一定是内生性的，它是自在自为的、封闭的艺术创造物，并不和现实功利世界形成直接的联系；进而，在这种创作当中，如果涉及到历史现实问题，它所表现的视角仅仅是创作者个人主观的视角。总结而言，戏剧是特定情境和个体情致的和合。皮斯卡托的革命正是要把作家虚构出来的特定情境变为更加广阔的社会历史条件，把剧中人物个体性格还原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一方面，环境是社会生活的整体环境；另一方面，人是他所处的群体的代表，这个群体就是人的社会身份，阶级、阶层、种族、性别等等。在导演高尔基的剧作《底层》时，皮斯卡托曾说到：“在整个剧作中我的倾向是，在所有可能的地方将单个人的心灵痛苦上升到当下的普遍性和典型性，将狭小的空间（通过升起天花板）上升到世界。”[5]这里面提到皮斯卡托如何运用了舞台机械的手段，把戏剧的表现对象从“一个像洞穴似的地下室”[6]扩大到了整个社会。对于戏剧人物而言也是如此。“舞台上的人对我们来说具有某种社会功能的意义。处在中心的不是他与自身和他与上帝的关系，而是他与社会的关系。他的出现同时意味着一个阶级或者一个阶层的出现。他陷入道德的、心灵的或者欲望的冲突，就意味着他陷入与社会的冲突。”[7]在这样的处理中，戏剧和社会的有效联系得到了重建，舞台性也变成了历史性。德国文学理论家斯丛狄认为，社会剧本来是一个悖论，因为在社会剧创作中封闭的、绝对的戏剧必然涉及到外在于自身的内容，我们必须虚构一个情节来再现真实的社会生活；而当皮斯卡托“在舞台情节和伟大的历史力量之间建立联系”[8]的时候，社会主题执行了它对戏剧形式的判决。斯丛狄更加关注皮斯卡托创作中对电影艺术的运用，他认为，这种手法给皮斯卡托的政治剧带来了超越绝对戏剧的“叙事性”。当然，其他理论家如果总结文献剧创始期的这段历史，谈到皮斯卡托实现其革命性意义的方法，也会有不同的侧重点，譬如舞台机械等等。

实际上，动作如果不源于虚构的、封闭的特定情境，而源于客观、真实的文献，这本身就是政治剧最重要的革命方式之一。“皮斯卡托发现，适用于他的政治剧的那种素材是无法在为舞台而写的通常的剧作中找到的，而且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均不适用。”[9]不适用的原因自然在于前述绝对的戏剧形式与社会主题的矛盾，而解决的办法就是文献纪实。

戏剧试图表现社会的真实，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把真实的文献作为动作搬上舞台。

《关于美好新世界》使用的文献主要是真实的访谈录。参与创作的同学们（包括本剧的所有演员）在春节期间回家，对自己的祖父、祖母或外公、外婆进行访谈，访谈的内容主要围绕老人们对过去的回忆。对同学们而言，这些回忆是长辈的往事，对历史而言，这些回忆又是亲历者的口述。在老人们的回忆中，土地改革、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战争、三大改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统统走出书本，在个人真切的体验中又赢得了新的生机。其中一位同学在叙述自己的访谈过程之时，说起了一种奇妙的感受：历史书上对旧社会苦难的描述，会在读者眼前不痛不痒地掠过，而当听到祖辈去描述那时候村子里的饿殍之时，时代的苦难才真正被我们的生命所感知。

这就是运用文献的意义。访谈所能得到的是鲜活的历史，它未必能够改变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评判，但它是饱含情感力量的活着的东西。不同于当年那份著名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献剧《关于美好新世界》用细腻生动的回忆，取代了单一立场的盖棺定论。这并不是说《关于美好新世界》并没有触及到历史事件的评价，相反，不同的访谈对象站在不同的个体经验之上，对这些历史事件、历史时代表达了一些大相径庭的看法。譬如，有的老人提到人民公社，更多地感受到工分制度乃至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另外的老人则会强调人民公社对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意义；再如，有的老人会去回忆新中国成立时的兴奋和喜悦，有的老人则愤愤地想起了私有财产被充公的痛苦。总而言之，对于中国现代史，老人们有着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这就是这部文献剧最大的魅力。不仅是历史的定论存在很大差异，当问起老人们年轻时对未来的设想，我们便已经触及到了祖辈对当代的认识。

有的老人认为这是最好的时代，没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学生们可以安心读书，毕竟“唯有读书高”；而有的老人则强调今天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那物质匮乏的年代对他们而言是不堪回首的经历。但同时，在访谈的展演中，不那么“主流”的论调也一样会生动地出现：有个老人说，今天虽然生活条件稍好了一些，但人的安全感却丢失了，她今天出门都不敢佩戴手镯，害怕遭遇抢劫。这样的体验，自然和我们社会两极分化的现实以及疯狂追求物质财富的世风紧密相关。还有更多的老人追忆新中国，想到的是那时候人们工作的热情、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集体主义的情怀等等，当他们说到这些令人振奋的精神，很明显带有深切的怀念。再有就是一些具体的比较，比如有个老人提到他们当年能够呼吸新鲜的空气，这个问题，想必也能让北京的观众感慨万千。在我们这条道路上，牺牲者会不会远远要多于既得利益者，又或许所有的人都是这个疯狂逐利的时代的可悲的牺牲品？

文献剧不会像我一样给出什么现成的答案，重要的是它能够提出一些我们已经很难想到的问题。仅就《关于美好新世界》而言，它是个人的回忆与历史力量的完美融合，这些生动的记忆摆在面前，我们会开始怀疑这个社会上对社会主义进行妖魔化的声音，也会开始怀疑市场化、私有化这种新的“两个凡是”。在事实面前，重要的是我们反思得以开始，不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话语给出某种和谐或不和谐的结论。在处理回忆的方式上，导演以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为主线，把每个时期最有趣的回忆拎出来，由演员们顺序呈现；其效果就是对纯粹个人主体性的瓦解，我们的目光没有聚焦于某一位老人的人生悲喜，而是聚焦于每一个重要历史时代的功过是非。如果观看这场有趣的演出，我们本来无法从回忆实录中直接找到作品的倾向，然而，另外一些并列于访谈记录的舞台元素却使我们感受到一个明确的主题。

在演出中，大部分演员的主要任务都是回忆个人访谈中的感受，并且将访谈结果呈现给我们，但是，有一位演员却游离于“回忆”和“梦想”之外。她在舞台上一直是个“另类”，要么躺在地上，要么攀到高处，要么背对观众坐着。她念诵出来的东西不是回忆，而是一种非常恐怖、怪诞的“未来”：依照社会达尔文主义，穷人会被不断淘汰，以保证精英的基因得以不断提纯；人类会发生严重的老龄化，同时人口逆增长，年轻人越来越少，多数的老人最终会消灭少数的年轻人；人类会发明一种杀死老人的药物，但年轻人开始滥用，导致我们要出台法律禁止没退休的人自杀；人类会和机器共处，一切人情消磨殆尽……凡此种种，是很像疯人的呓语，而仔细思量，又是完全符合“发展主义”的逻辑。

这条线索，才是真正的“美好新世界”。

三

观剧之后，我认为《关于美好新世界》终究不是为了挽救历史，其当下最现实的意义恰在于让我们去设想未来，就像当年的老人们设想今天一样。演员们是年轻的学子，他们能够设想的未来往往会是个人的前景。这就又回到了我们开篇谈到的问题，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我们究竟能设想什么呢？正像剧中描述的恐怖的未来那样，我们每个人都长得一样，在残酷的现实压力之下，我们都会慢慢变成彻底的顺民、彻底的奴隶。

今天，对于老人们而言是不是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呢？今天，对于未来的我们是不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呢？未来，会不会比我们今天更好呢？一切没有明确的答案。就历史规律而言，应该会是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而不太可能是“哪里有维稳，哪里就有稳定”；用“成功学”和法律消灭个别人脑中的革命余毒或许能办到，但要消灭胜利渡长江的炮火就有些困难了。所以，真诚的反思与改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关于美好新世界》中，演员们有一个表演动作打动了我，那就是在并排行进中极慢地向前走，时不时忽然停下。在我看来，这个动作就意味着我们在忙着发大财的时候，也应该时不时地停下来想一想，独立思考一下历史，隔开距离审视一下当今，然后再去确定眼前的哪条路通往焚毁一切的烈火，而哪条路又会通往真正的“美好新世界”。

2015年6月24日夜

本文针对的是文献剧《关于美好新世界》于2015年6月24日晚在北京鼓楼西剧场的媒体场演出；此剧由德国的马蒂亚斯·约赫曼导演，中央戏剧学院的李亦男老师担任戏剧构作，演出人员均为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的学生，可谓当代进步的学生演剧。本剧将于6月26日至6月28日晚上七点半在北京鼓楼西剧场正式上演，欢迎各位朋友前来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