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中国奇迹已到黄昏时候?
前年袁剑先生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奇迹的黄昏》,讲的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和它所创造的“中国奇迹”。作者认为,非常不幸,现如今它们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灯火黄昏的光景,再不改弦更辙,恐有车毁人亡之祸。这种观点和结论当然不是袁剑先生一人所持,读了这本书,“于我心有戚戚焉”的人士恐不在少数吧。
然而中国的事情总是相当难说。
就拿这房地产来讲吧。现在房价涨得让小老百姓没有办法,钱包鼓一点的,咬咬牙做了房奴;钱包瘪一点的,求为房奴而不可得,只好干瞪眼瞅着一栋栋的新房拔地而起、直上云霄。这种状况很让一些忧国忧民之士看不下去,他们纷纷在报刊上、网络上激扬文字、口诛笔伐,以尽为民请命之责。然而还是涨,涨得这些人也没有办法了,只好不停的大敲警钟,不停地吓唬中央政府:泡沫啊、崩溃啊、日本的前车之鉴啊、西班牙的殷鉴不远啊!老路走不通了,改悔吧,赶快改悔吧,不然就来不及了!
没想到,中央是吓不倒的。任你说“天快要塌了、地快要陷了”,他照样从从容容、岿然不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过了、国务院常务会议开过了,打了几声雷,下了几点雨,地皮儿都没湿,又一切照旧了。政府首脑在年底自称要本着他的义务“把真实情况向人民讲清楚”,可是一句“使我国的房地产有一个稳定发展的局面”便让人垂头丧气――看来,“皇帝毕竟圣明,好人也终于得救”这一根稻草也抓它不着了。
平心静气的想一想,中央的无动于衷也不难理解:在房地产问题上,你“狼来了”都喊了七、八年了,也没见狼的影子嘛!你说房价高,可是市场上不是照样购销两旺,甭管他什么投机的、投资的、保值的,只要来买,就是需求,而且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更何况,房地产的兴衰关乎经济衰退和失业,这可是要命的事,政权生死存亡,岂容丝毫犹豫!至于什么金融风险啊、不可持续啊,那都是以后的事,不是什么“明显的当前危险”,可以暂时存而不论。再说了,GCD已经领导国家在一片“即将崩溃”的诅咒声中创造了三十年的奇迹,今后,它一定还会带领大家从胜利走向胜利。不要在再拿什么市场经济规律吓唬人了,GCD一定会让这些所谓的金规玉律规规矩矩、俯首称臣。
这可不是吹牛。最近,闲言先生已对这套秘诀进行了一番透透彻彻的分析:
绝对权力又一次表现出它超越于市场规则之上的优越性:当市场上出现任何一点可能引发风险的波动时,权力马上介入,政府可以超越市场规则进行干预,或利用手中掌握的巨大资源作出弥补;当市场本身运转乏力时,政府又可以以自由经济所无法想象的方式和力度参入进来,成为加速经济运转的发动机。积极财政政策的最大意义正在于此:它挽救了中国经济的信用和信心。(闲言:《为什么西方民主不适应于今日中国?》)
真的,也许我们应该摆脱对所谓经济规律这套破玩意儿的迷信了。什么“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什么“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全是扯淡,真正的王者是绝对权力。有了绝对权力,什么样的经济困难都能克服,什么样的经济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当然,问题不是没有。
这种打乱市场秩序的人为干预,必然损伤市场本身的发育和自我健全。但从整体和长远看,这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因为中国经济目前正运行在敏感区间,现阶段,只要能保持经济信用和信心,各种潜在危机就可能始终被抑制在临界点下,隐而不发;中国经济就可能挺过危险期,迎来一个相当宽松、有利于化解隐患的宽阔水面。反过来,如果一味强调市场经济理念和市场规则建设,一旦经济信用和信心被打破,各种危机因素失去制衡,它们将纷纷急于“兑现”,争夺残余价值,危机爆发将不可避免,且呈暴走状态。可见,绝对权力和绝对控制不仅是集权体制政治上的生命线;今天,它也是中国政府保持经济稳定的关键法宝,且是中国经济至今“一枝独秀”的奥妙所在。(闲言:《为什么西方民主不适应于今日中国?》)
这就够了。为什么第三世界的穷哥们儿纷纷像朝圣一般跑到北京来取经?为什么俄罗斯和越南的官僚们兴致勃勃的与他们的“中国同志”探讨治国之道?为什么连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的智囊们都对自己的体制怀疑起来,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上写道:中国跟美国比,真的没有政治优势去迎接21世纪的挑战吗?想想四万个亿是如何神速出台的,再想想奥巴马的救市资金是如何在参众两院历经磨难,他的怀疑还真得让美国人好好思索一番。
话题有些扯远了,还是回到房地产上来吧。都说现在对房地产业的扶持是强心剂而不是消炎针,都说中国的房地产最后一定会以死得更难看而收场。让我们听听一向以冷静理性著称、对中央政策亦步亦趋的著名开发商王石最近是怎么说的吧:未来五年内,全球前十大开发商都是中国的。
真是旁观者迷、当局者清,没有对中国特殊政治社会经济生态的深刻认知,没有对绝对权力能量的足够领教,恐怕是不会说出这番豪言壮语的。
谁说奇迹已近黄昏了呢?绝对权力有本事把夕阳死死拽住不让她落山,她甚至有本事把她拉回到中午,让我们感受到烈日当头。没准儿,再加把子力气,我们还能看到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