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和汉奸的问题为何难以根除

腐败和汉奸的问题为何难以根除　　

 二00九年的　六月五日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窗口的深圳市的市长许宗衡倒下了，这是自中纪委高举反腐利剑之后倒下的又一名涉嫌腐败的高官。二十年来，我国的反腐是不断地深入，力度也是不断地加大，可腐败分子却是越反越多，层出不穷，简直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势。而且与以往的那些腐败分子和以权钱交易、贪污受贿、买官卖官、腐化堕落等为主要内容的腐败问题不同，以二00八年发生的郭京毅案为代表，如今的腐败分子和腐败问题也与时俱进了，不仅花样百出，而且还又多出了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腐败分子们多有留洋或出国考察的经历，多有与国外势力相联系的背景，所涉及的腐败问题也多有与出卖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问题有关。　　

从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经验看，生活的腐化是产生政治腐败的诱因，政治腐败又是产生汉奸的温床。腐败问题和汉奸问题是历史上长期阻碍中华民族发展的两大顽疾，如果说腐败问题是侵蚀中华民族健康的癌症，那么汉奸问题就是致中华民族于死命的直接杀手。

目前的中华民族可以说是到了有史以来空前危险的时候，达官显贵和先富起来那部分人的生活极度腐化和奢侈以及已经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腐败问题暂且不计，只是日趋严重的汉奸卖国行为就足以致中华民族于死地。出现一些腐败分子和汉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如今的中华民族几乎又成了产生腐败分子和汉奸的沃土与温床，好像是又回到了那曾经大量产生腐败分子和汉奸的年代。并且与以往的那些汉奸们只有卖国当汉奸的行动不同，如今的汉奸们也同样是与时俱进了，他们不仅有卖国当汉奸的实际行动，而且更有美化殖民侵略、美化汉奸 、丑化反抗侵略的卖国当汉奸的汉奸理论，甚至还产生了一批汉奸理论家；与以往的那些汉奸们当汉奸多少还有一点被迫和无奈的意味不同，如今的这些汉奸们当汉奸则纯属是主动的，而且还是争先恐后的；与以往只是剥削有功，剥削有理不同，如今已经与时俱进到了卖国不但无罪，而且还有功有理的程度。正是由于这些人是主动要求当汉奸的，所以才需要有一套汉奸的理论来为其提供灵魂上的安慰和进行行动上的辩解。就像无限制地贱卖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包括稀有战略性资源在内的国有矿产资源给外资的行为，按照汉奸的理论就是为了与国际接轨，就是为了实现双赢，就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就是为了增强综合国力，就是为了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就是为了促进共同富裕。这样的理论与改革开放的目的倒是很相似，邓小平只手推动的这场改革开放，就这样阴差阳错地被汉奸理论和腐败分子与汉奸们的腐败与卖国的行为给污染和糟蹋得已经不成样子了。

有人说腐败问题和汉奸问题是改革开放的副产品，细分析起来，这种认识也对也不对。不对，是因为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腐败问题和汉奸问题由来已久，这是由于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私有制度下的小生产和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的毒害造成的；对，是因为改革开放确实是对腐败问题与汉奸问题的重新出现与膨胀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改革开放确实为一些人的生活腐化打开了方便之门，生活腐化也确实是发生政治腐败的诱因，而汉奸也确实是在政治腐败的这张温床上孽生出来的。改革开放之初，当有人担心资本主义腐朽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会侵蚀中华民族健康的时候，邓小平满有把握地认为打开窗户飞进几只苍蝇没有什么了不起。邓小平可能是对经过二十多年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中国人过于自信了，以为大多数的中国人是有一定的抗病能力的。但是邓小平忘了，几千年私有制度下形成的私有意识和腐朽没落的思想早已渗入到了中国人的骨髓之中去了，遇有合适的机会和条件便一定会死灰复燃的，改革开放恰恰为这种意识和思想的死灰复燃提供了机会和创造了条件。有些人之所以会把产生腐败问题的根本原因归结到了改革开放之上，那是由于把改革开放与毛泽东时代进行了对比之后才形成了这种认识的。对于把腐败问题的产生与改革开放联系到了一起的这种观点，有人反驳说：“在毛泽东的时代也同样有腐败问题的存在，只是与目前的程度不同而已”，这种认识也是对的，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腐败问题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就能完全根除的。但所不同是，毛泽东时代正在努力地用根本性的制度建设和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铲除产生腐败的土壤，而其他时代的所作所为却不过是等于在为产生腐败的土壤浇水施肥。

一个人之所以会沦落为一个腐败分子或者是汉奸，除了客观环境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其心理因素的作用。就这类人的心理因素来说，就是由于那种病态的不安全感。这种病态的不安全感就是他对自己所属的群体、民族、乃至国家的不自信。一个人能够产生这样的心理因素，主要是来源于他所接受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对他的影响以及他从历史上、特别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所吸取的经验和教训。

长期的私有制度下的小生产和二千多年的儒家文化的荼毒，不仅造就了中国人的个人性格，而且也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私有制度下的小生产必然会引起群体内部的自由竞争，而自由竞争则又必然会产生相互倾轧，相互倾轧的最终结果就是自相残杀式的内斗，而内斗则又必然会造成群体凝聚力的丧失。群体凝聚力的丧失再加上由于只讲求理性而缺少血性的儒家文化教育使中国人血性的缺失，则又必然会导致整个民族抵御侵略战争能力的减弱。事实也确实是如此，中华民族历史上长期鲜有胜绩的抵御外来侵略的战争，不仅造成了一些中国人从骨子里开始惧外，而且反过来又刺激了内斗，只知道把目光盯在民族的内部、群体的内部，只知道在民族的内部、在群体的内部展开残酷的生存竞争。这种群体内部自相残杀式的生存竞争，不仅导致了同胞之间的互相残杀，而且更导致了中国人同胞之间除了家族血亲以外对其他任何人的不信任。由于互不信任，又导致了对自己的民族、对自己的群体失去了依赖感，而自己也就因此失去了安全感。而且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期的统治者的懦弱无能和常遭败绩的抵御外来侵略的战争，使统治者不但保护不了种粮纳税养活他们的百姓，而且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而对内统治只得采取异常残暴手段。这种结果自然造成了百姓对政权及统治者的更加不信任，这些所有的不信任不仅使中华民族曾经呈现过一盘散沙的状态，而且更导致了每逢外敌入侵，便会批量地产生汉奸和顺民。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就是由于这种私有制度下的小生产，使民族内部充满了竞争，而由于竞争又导致了民族凝聚力的丧失，因此也就没有能形成强大的合力，所以才经常被外敌所各个击破。

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的儒家文化，不仅是一种农耕文化，而且也是一种精英文化。精英文化就是如何诱惑人去追求升官发财，就是教人如何去实现升官发财的文化，所以，儒家的传统文化中才没有涉及到自然科学的内容。儒家文化主要的实用功能之一就是“学而优则仕”，古代中国人读书不是为了追求真理、懂得道理和寻求知识，以提高和增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人类之间征服与反征服的能力，只有升官发财才是读书的唯一目的。虽然偶然出现过一些特殊的情况，但那也是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的，如司马迁愤而著《史记》。司马迁就是由于遭到了汉武帝的严厉处罚而失去了升官发财之路才产生了愤恨，于是才想起了去著《史记》的，而其他的古代读书人很少有不去追求走上仕途的。因为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只有能够走上仕途才不负自己所受的“寒窗”之苦，才能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偶尔出现少数几个如唐代李泌那样的清高之人，其实也不过是在待价而沽，想走一条曲线当官的道路而已。这种“学而优则仕”观念，至今还在严重地影响着现代的中国人。在中国广为流传的曲艺项目之一的评书中就有一句这样经典的说词：“学会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精英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缺少明确的国家与民族之分。儒家文化中所强调的夷夏之辨，更多的是存在于儒家的经典里和停留在了儒家知识分子们的口头上，而却很少落实到实践中。事实上中国人最终认同的却是“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的逻辑。无论是谁做了皇帝，中国人那就要去当忠臣，做顺民；不管是谁，只要能升官发财，那就是精英。而却不管他当的是谁的官，是如何发的财。这种精英文化对人最典型的教诲就是“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识时务者为俊杰”，“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这几句实用主义的经典对于实际上真正信奉实用主义的中国人来说，其实际上的影响是要远远地大于“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这样空洞乏味的道德说教的。尤其是宋明两代的末期，当在儒家知识分子眼中纯是夷狄的蒙满入主中原的时候，饱读儒家诗书的中国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们，就用自己弃旧迎新的实际行动给中国人上了极其“生动”的一课。而且专讲服从的儒家文化不仅仅是一种精英文化，其实更是一种“奴家文化”。“奴家文化”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非常惧怕暴力而又十分推崇暴力。所以古代的中国人虽然个个温文儒雅，但却非常崇拜像周瑜岳飞那样的儒将，既欣赏他们同自己一样的温文儒雅，又崇拜他们在疆场上纵横驰骋的勇武。而中国古代读书人中的大多数，无不都曾经做过像投笔从戎的班超那样壮怀激烈地为国效命疆场的梦，但是，这只能是一个梦而已。对长期在这种“奴家文化”荼毒下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奴家文化”所带来的就是中国人血性的缺失，它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整个民族接连不断地挨打。整个民族接连不断地挨打不仅使中国人无法树立起真正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未能产生强烈的民族荣誉感和自豪感，反而却产生了浓重的民族虚荣心，并且还对这样的儒家文化普遍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因此才出现了与“君为臣纲”、“忠臣不事二主”等理念截然相反的“良臣择主而事”、“识时务者为俊杰”、“大丈夫能屈能伸”、“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理论和大量的历史事实。虽然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在毛泽东思想产生之前也不乏出现几个像班超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夏完淳那样投笔从戎，为国效命疆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热血男儿，但由于这样的事迹只是一些少数个例，因而感召力不强，而汉奸和顺民却是批量地产生的，所以示范性和影响力也就更强更大一些。就是在“良臣择主而事”、识时务者为俊杰“这种理论的蛊惑之下，背离君主，背离民族，背离国家的现象才开始出现了。而且，有的人为了被新主子所顺利接纳或被新主子重视，往往在背叛旧主子的时候还要出卖旧主子，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于是汉奸也终于产生了。在擅长内斗的习惯的长期熏陶下和这样的“奴家文化”的长期荼毒下，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形成了浓重的盲目服从的意识。与西方的民族普遍具有强烈的民族扩张意识不同，习惯了自由竞争和养成了盲目服从习惯的中国人只想着如何实现个人的最大利益，而却从来没有产生过要去扩大民族利益的想法。实在为生活所迫，那也只知道能够以个体的方式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地到异域谋生，竟从来都没有人想到过还可以以集体的方式向海外殖民以拓展民族的利益。而且即使是在异国他乡，中国人同胞之间的互助现象也是十分罕见的，而展示给他人的仍旧是中国人惯于同胞之间相互竞争的一面。因此，在东南亚地区的几千万华人尽管凭着擅长单打独斗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却没有想到团结起来进行文化的传播，所以至今在当地政治和文化上能够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仍是微乎其微，以至于在当地的华人才会经常遭受像九八年印尼排华辱华那样的屈辱。

大多数的中国人一定会听到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位在一家美国人经营的餐馆打工的华人留学生受伤了，消息一经传出，立即有几十名华人来到这家餐馆，餐馆的老板为此很感动也很惶恐，以为这些人是前来探望受伤的同胞或是来为受伤的同胞维权的。可是，令餐馆老板和所有的人都感到惊讶的是，来的这些人却没有一个人去探望自己受伤的同胞，而都是向餐馆老板询问，既然有人受伤了，那么是否需要雇用新员工以接替他。餐馆老板对这些华人的举动从惊讶转为愤怒了，他实在是难以理解这些华人的举动，其结果自然是拒绝了这些人的无耻要求。

有人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会在历史上长期挨打，那是因为这个世界上产生了强盗，强盗是无理加无耻的。所以，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长期挨打，不是小生产的生产方式和传统的儒家文化的错，而错在这个世界上产生了强盗。

强盗固然是无理加无耻的，而且这个世界上产生了强盗那也是客观的。强盗来打我们的错，当然不能算在小生产的生产方式和儒家文化的身上。但是，选择什么样的生产方式不但是为了提高我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而且也是为了提高人类之间征服与反征服的能力。而文化更是应该发挥启迪人的智慧，引领人的思维方式的重要作用的。但是，在秦朝之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上，我们只是在不断挨打的，却从来没有找到防止挨打的根本办法，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修筑的那道长城实质上也没有发挥出什么作用，挨打照样还是挨打。这样的结果只能说明我们的征服与反征服的能力始终没有提高，我们缺少血性的民族性格始终没有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也始终没有进步，那么这个错难道不应该算在小生产的生产方式和儒家文化上吗？犯罪固然是错，但是，屈从于犯罪的行为也同样应该是错。如果一个政权不能有效地制止长时期的犯罪，以保护自己的人民，而且还不能做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改变措施，对犯罪听之任之，那就更加是错。有人说：野蛮是可以战胜文明的。这种认识，不仅是无知得可笑，而且更是无耻得可恨。文明既然是从野蛮进化而来的，那文明必然就应该比野蛮进步，比野蛮强盛。如果说一种文明最终要被野蛮所战胜，连创造了它的人们都保护不了，那这样的文明还有何用？这样的文明说是进化倒还不如说是退化。如果按照野蛮是可以战胜文明的这样的认识，那人类根本就用不着进化了。

私有制度下的小生产所带来的残酷生存竞争是极不利于专制制度的统治的，因此便需要有一种思想来统领人们的精神来加以弥补。由于儒家文化中的服从思想正好符合了专制统治的需要，于是儒家思想就成了专制制度国家的统治思想，儒家文化也就成了专制制度国家的主体文化。统治者想用缺少血性而只讲求理性的儒家文化来培养中国人的顺从意识和怯懦无勇的性格，以消除中国人反抗暴政的精神和勇气；想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之于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歪理邪说来培养中国人只顾自己，不管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的自私和分散的意识，以减弱中国人反抗暴政的能力；想用讲求“温良恭俭让”的做人标准把中国人个个都培养成“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以泯灭中国人反抗暴政的思想意识。如果做到了这些，那可是极有利于专制统治的。可私有制下小生产残酷生存竞争的现实又把一部分中国人逼迫成了“尔虞我诈”的虚伪刁蛮奸诈狡猾之徒。就是由于这样的文化思想教育和严酷的社会现实的影响，才造成了许多中国人普遍具有表里不一的两面性的性格，因此，许多人也就具有了两面的人生。就是在外表上体现出来的是高尚与高洁，而内心的深处又往往是极其的阴暗；在大庭广众之下好像个个是正人君子，而在人的背后又多是成了虚伪奸诈之徒。所以，古往今来，中国人中首鼠两端的投机者和言行不一的骗子特别多，而且还是形形色色，其中尤以政治骗子为甚，尤其是当今更甚。这种内容和方式的教育结果与客观环境的影响，就是果真把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培养成了怯懦无勇的良善之人，培养成了只说不做的谦谦君子，培养成了“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自私之辈，培养成了毫无廉耻的奸诈狡猾之徒。因此中国历史上才会经常出现几个奸佞之徒便能挟众以改变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命运的事。并非是没有人能够看穿那些奸佞之徒的险恶用心和丑恶面目，只是由于长期的盲目服从之下形成的畏惧心理和血性与勇气的缺失导致了心有余而胆不足，敢怒不敢言而已。另外中国人性格的两面性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那就是一方面“对敌慈悲对友刁”，宁可相信外人，也不信任同胞，相信“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说是对敌慈悲可能是为了好听一些，其实哪里是对敌人的慈悲，分明是对敌人的惧怕，尤其是惧怕外敌，怕惹恼了外敌而招致灭绝性的报复。而另一方面，一些中国人对自己的同胞又特别地残忍，互相残杀起来时决不手软，而且为了获胜，往往还会借助外力，从而给外敌创造了入侵的机会。几百年来在中国人人知晓的吴三桂，就是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榜样。吴三桂不顾民族大义，为报私仇而勾引早已觊觎中原的满清入关，不但给自己留下了汉奸的千古骂名，而且更导致整个民族陷入了满清二百多年残暴统治的黑暗之中。吴三桂勾引外敌残杀自己同族的行为固然可耻，而李自成在刚刚夺取政权之后，由于看不到整个民族所处的危险，便迫不及待地进行残酷的阶级报复，逼反吴三桂的行为也同样可恨。李自成逼反吴三桂和吴三桂为报私仇而不顾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典型地反映出了私有制度下的小生产和长期的儒化教育致使一些中国人养成的狭隘、自私、贪婪、圆滑、奸诈、懦弱、虚伪、善变、短视、急功近利的性格和非常惧怕暴力而又十分崇尚暴力的心理，而且这种性格和心理在那些政客和奸商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便韬光养晦，蛰伏隐居。但当时机一旦成熟，报复起来又毫不手软，不择手段，而且还几乎个个是歇斯底里。

个人性格的两面性，必然会使整个群体也形成双重的规则和标准，即公开的规则和潜规则，人前的标准和人后的标准。中国人表面上人人都赞誉贞洁烈女，而事实上却是笑贫不笑娼。中国人君子的一面往往只是装出来给别人看的，而小人的一面才是在私有制度下的小生产所带来的残酷的生存竞争中维持生存的有效手段。所以中国人做事一向讲究先小人后君子，小人往往能够实现先富起来，而君子只能固穷，不能固穷的君子到后来往往也只得变成小人。

儒家文化中“学而优则仕”的诱惑，就是中国实用主义产生的源头和动力，私有制度下的小生产所带来的残酷的生存竞争又为实用主义的产生和泛滥提供了深厚的土壤。这样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导致了实用主义的厚黑学往往能大行其道，而偶尔出现的一些高洁正直之士和高雅正义之事却难以长久地持续下去。由于同样的原因，无论是持什么样的政治观点还是站在何种政治立场之上，高洁正直之士都不但难以发挥其作用，而且还要经常地遭到孤立甚至是不断地打击报复和陷害，以致难以生存，而虚伪狡诈阿谀奉承的无耻屑小之辈却往往能如鱼得水。屈原愤而投江，岳飞父子冤死风波亭，王莽曹操之流往往能够独揽朝纲，秦桧贾似道之流更是能够高居朝堂，中华民族的几千年几乎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中华民族的历史才会是如此的多灾多难。

同样或类似的问题如今似乎又回到了现实社会中来。在现实社会中，雷锋是傻子吗？答案是：“是”；法院的对南京市民彭宇撞人一案的判决结果荒唐吗？答案是：“不”。在如今这样一个“无利不起早”，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讲求回报，尔虞我诈、逼良为娼、逼良为盗、强取豪夺已经司空见惯的时代，无私奉献的不就是傻子吗？同样在这个时代，一个精神和智商依照现在的标准看来都正常的人在撞了人之后能不逃走，而且还将被撞的人送到医院吗？撞人的人能够主动承担自己相应的责任在这个时代已经是实属罕见了，还到哪里去找那些急公好义、见义勇为的人呢？彭宇既然是一个精神和智商都正常的人，在撞人之后没有逃走，那就更能证明人一定是他撞的。撞人之后没有逃走，只能说明他是害怕法律的严厉制裁。在这样一个大的社会逻辑之下，法院对彭宇撞人一案的判决还荒唐吗？实际上，法院对彭宇撞人一案判决的荒唐不在于判决的本身，而在于这个社会的荒唐。被撞老太用人性中最为丑恶的一面不仅为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为荒唐的法律判决提供了最为荒唐的事实依据，而且还为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为荒唐的时代进行了最为荒唐的逻辑上的辩护。依照这样的逻辑，那雷锋还不就是傻子吗，而法院对彭宇撞人一案的判决则一点也不荒唐。雷锋可以生活在任何一个时代，但伟大的雷锋精神只能产生于那个伟大的时代。只有伟大的时代才能产生伟大的精神和伟大的人物，而荒唐无耻的时代不仅只能产生荒唐无耻和屑小，而且更不会容忍伟大精神和伟大人物的存在。在这样一个已经荒唐到了极点的时代，还有什么荒唐的事情不能发生呢？就像如果有人敢于指责那些腐败分子和汉奸们无耻的时侯，他们一定会像阿Q在有人嘲笑他头上长了癞痢时那样的理直气壮：“呸，你还不配！”是的，一般人还真的不配，因为他们确实没有贪污受贿、卖官鬻爵和卖国的权力和能力。如此看来，还是那些腐败分子和汉奸们聪明，确实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既然已经看到了中华民族必将会走到那样的一天，那就“赶早不赶晚”。赶早还能为自己多捞一些或能受到新主子的赏识或重用。因此，如今的社会上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腐败分子和汉奸们的腐败和卖国的行为越是疯狂，就越能造成整个群体的恐慌；整个群体越是恐慌，也就刺激得那些后起的腐败分子和汉奸们搞起腐败和卖起国来也就越发地疯狂。这种恶性的循环如果得不到及早有效的遏制，那么即使是在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下，中华民族也会慢慢地自行消亡。只可惜以杨靖宇王二小董存瑞黄继光孟泰王进喜陈永贵雷锋焦裕禄于庆阳等为代表的那几代中国人，舍生忘死、舍己为人、辛辛苦苦地为民族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到头来却落得了个是在为腐败分子和汉奸们作嫁衣裳。

目前仍在涌动的这场化公为私、化中为外的经济改革大潮，其推动者出自何种心理因素不好猜测，但那些坚定地拥护者和积极地参与者可以说是完全出自于对自己的民族不信任，丧失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丧失了安全感的这种心理因素。这些人不相信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相信中华民族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走向富强，不相信中华民族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四个现代化，不相信随着民族走向富强自己也能实现富裕。于是才坚定不移地走上了“市场换技术，资源换外汇，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为发达国家打工”的改革开放之路。于是才能置民族的生存、发展、强盛和未来于不顾，先实现自己的富裕再说。而且四个现代化即使实现了，那也是属于全民族的，早日过上小康生活才是实实在在属于自己的。

现实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又决定着未来的发展方向，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最能给人以启迪。那些与时俱进的腐败分子和汉奸们也是在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吸取了历史上的教训，并且与历史上的某些时代进行了反复的对比之后，才从目前仍在涌动的这场化公为私，尤其是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的化中为外的经济改革的大潮中，看到的不仅是国有资产和矿产资源的流失，看到的不仅是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利益受损，看到的不仅是工农大众重新受难，而是更看到了中国人在毛泽东时代被压抑被改造的狭隘、自私、贪婪、圆滑、奸诈、懦弱、虚伪、善变、短视、急功近利的性格的正在复苏与重塑，看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顽强不屈的民族性格正在改变，看到了中华民族在毛泽东时代才形成的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的正在消失，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正在丧失，看到了中华民族正在疾速滑向灾难的深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未来极有可能会是历史的再一次重复，于是才产生了强烈的末世恐慌心理和逃离的想法，才产生了疯狂的攫取心理和及早投靠新主子的企图，才有了疯狂的腐败和卖国的实际行动。可怜那些淳朴的工农大众，由于被特色旗上的社会主义字眼所迷惑，在已经被人不知不觉地给出卖了的情况下，还在帮着人家清点转运出卖自己所得的钱财，而且有人至今还仍未醒悟。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是一种高级的社会性生物，任何人都离不开一个相应的群体。只有群体才能提供给他以安全，只有群体才能提供给他所需要的一切。群体相对于一个人来说就是客观环境，所以群体对他的影响也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良好的客观环境，也就是群体中的主流氛围，应该是既符合大多数人的生存与发展的要求，又符合这个群体整体生存和长远发展的需要。人的要求基本上是出于人的本能需要的，但由于客观环境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这种出于人的本能的需要也就不能说是永远完全合理与正确的。因为随着人类的进化，人类早已从早期的个体、家庭、家族之间的竞争，发展到了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整体之间进行竞争的阶段，个体的生存与发展也演化到了必须要依附于群体的生存与发展之上才能生存与发展。所以，群体中的主流氛围要在能够满足群体中个体的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之下，更应该能够满足群体整体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一个群体是由若干的个体所构成的，因此，个体的素质又决定了整体的素质。一个冷落，甚至是丑化为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民族英雄的民族，能说是一个素质高的民族吗？一个为歌星、影星、球星、“超女”、“快男”，甚至是几个痞子小品演员而痴狂的社会，能说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但目前的中华民族确确实实的就是这样，而这种现象的出现，又确确实实就是那些千千万万个小小的“我”所推动的。

客观环境能够影响人和改造人，而人同样也能够改造客观环境。但是由于人的能力有大小，所以每个人在改造客观环境过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同的。领导集团，尤其是领导集团中的领袖人物在改造客观环境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对于我们这个有着长期服从习惯的民族来说是有着特殊的决定性意义的。至于如何改造目前的客观环境，往那个方向引领群体中的普通成员，则往往是由领导集团和领袖人物的理想、智慧、勇气、情操、胸怀，甚至是个人的喜好所决定的。对于领袖和群体中普通成员之间的关系问题，拿破仑关于狮子与绵羊的论述可以说是很精辟的了，而中国人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这个道理领会得那就更加的深刻了，并且还不时地拿出来展示一番，以示自己民族古老的智慧，并意在提醒领袖要处理好与普通成员之间的关系，有些领袖也常以此来自醒，并标榜自己是一个有道的明君。但是，既然把群体中的普通成员比作水，那么，同样就应该明白“水涨船高”这个道理。因为只有作为“水”的普通成员的自身素质这个“水平面”较高，作为“舟”的领袖才能处在一个“高”的水平上。领袖只有处在“高”的水平上，才能够看得更远，才能够看到未来，才能够引领整个国家或民族沿着一条正确的道路向着通往美好光明的未来前行，否则，那就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了。由此看来，领袖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确实是不言而喻的。就像拿破仑曾经论述过的那样：“一只由一头狮子统率的由绵羊组成的军队，一定能够战胜一只由一只绵羊统率的由狮子组成的军队。”拿破仑的这句话充分说明了领袖的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绵羊统率下的狮子早晚会变成绵羊，而狮子统率下的绵羊迟早也会变成狮子。而且，在现实中，一群狮子也是不会接受一头绵羊作为他们的统帅的。“强将手下无弱兵”的这个道理，反过来的理解就应该是“强兵头上无弱将”。强兵只有强将才能驾驭，也只有强兵的队伍中才会产生强将。普通成员的自身素质高，就会迫使领袖去提高自身的素质，因为自身素质很高的普通成员是不会长期容忍一个自身素质极低的人来领导自己的。但如果普通成员都像绵羊一样，那么无论是豺狼虎豹，谁来领导就都是一样的了。反过来，领袖的素质高，也会要求普通成员去提高自身的素质。可是，历史却偏偏是喜欢造化弄人，事实上却往往总是那些无论政治谋略、军事战略、道德水准等都极低，而偏偏又擅长搞阴谋诡计的人成了领袖。这样的人为了取得领袖的地位，为了维护自己已经取得的领袖地位，就只能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手段去削弱普通成员的素质了，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维护自己的正常领导，才能实现所谓的社会和谐。否则，由于领袖这个“舟”不能提升自身的素质，而作为托举舟的“水”的普通成员的素质却在不断地提高，那最终的结局就一定是会将领袖这个“舟”倾覆的。中国几千年来绝大多数的领袖正是由于看破了其中的这个道理，因此才几千年来始终不间断地实行愚民的政策，才把“不再其位，不谋其政”，“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等歪理邪说加工提炼成了一副副药效极强的“麻醉剂”，强行向群体中的普通成员灌输，以此来麻痹普通成员的神经。甚至在此基础上，还发展出了像蒋介石、汪精卫等那样的领袖人物所说的“莫谈国事”，“管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好的爱国”这样无耻的汉奸逻辑。所以，对于经历过两千多年奴化教育的中华民族来说，一个充满智慧、充满勇气，一个具有高尚情操、具有博大胸怀和坚韧不拔的性格品质以及坚定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的领袖是尤为重要的。否则的话，那简直就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中华民族要发展，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但必须铲除私有制度下的小生产这样只能孽生腐败分子和汉奸的土壤，而且还必须要以提高每个成员自身素质的方式，来改变高洁正直之士无法生存而无耻屑小却能大展身手这样的客观环境。而铲除这样的土壤，改变这样的客观环境则需要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而且这也是每个成员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铲除这样的土壤，改造这样的客观环境，那就必须首先改变中国人长期以来不敢明辨是非的模糊认识，必须改变中国人历史上形成的只知盲目服从的畏惧心理，必须改变中国人一贯怯懦无勇的胆小性格，否则几个无耻的屑小就能挟众改变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命运的事情必将还会再次发生。　　

私有制度下的小生产，必然会带来残酷的生存竞争，残酷的生存竞争则又必然会导致实用主义哲学的出现和泛滥。实用主义的哲学就是只看结果不看过程，就是不择手段，“有用就是真理，效益就是真理”。为了使自己能够在竞争中获胜，只要是有利于竞争，只要是能够增加效益，那么无论是什么样的手段就都可采用，而且还无所不用其极。中国人由于性格中的两面性使然，说起来每个人都无不痛恨奸诈虚伪与狡猾，痛恨腐败，可由于奸诈虚伪与狡猾在竞争中往往又是出奇制胜的有效手段，而腐败也确实能给人带来一定的方便。所以大多数的中国人又无不在经常地使用着这样的手段，大多数的中国人又都在经常地参与着腐败，人人都想以此在竞争中战胜其他人，从而成为先富起来的少数人，因为实用主义的哲学就是“成者王侯败者贼”，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

诗人北岛写下过：“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著名的诗句。一个卑鄙者可以拿着卑鄙的通行证畅通无阻，而高尚者的高尚却由于得不到社会的承认而只能写在墓志铭上的民族，是不会有一个美好光明的未来的。如果不改变这样的客观环境，不铲除只能孽生腐败分子和汉奸的土壤，那么任何措施、任何力度的反腐行动也只能是徒劳的，而腐败分子和汉奸也是不会就此从根本上灭绝的。

就是由于这样的一些原因，历史上的中华民族才曾经经历了数不清的苦难。未来还会如此吗？答案也许是否定的，但前提就是要看毛泽东思想能否在中国坚持下去了。毛泽东思想统领下的中华民族是任何的敌人都无法战胜的，而失去了毛泽东思想的中华民族却一定会像过去那样再次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历史上的教训，历史上的经验明明地摆在那里，残酷的社会现实也就在人们的眼前，关键就在于沉醉之中的中国工农大众能否尽快地醒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