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从全球经济危机看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从全球经济危机看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　　

余治国（yuweiyuwei）　　

一、引言　　

按照全球经济自由化与一体化纸面上的主张——小政府与大市场，自由贸易与放松管制，新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与政客们给全球民众画饼充饥：在产权私有化基础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秩序会让资源配置更加有效，贸易自由与资本的自由流动将会带来全球经济福利的提高。然而，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向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所有角落扩散。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经济理论面临着崩溃与瓦解。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角度去分析经济危机更加有效。　　

要分析今天的经济危机，我们还得从马克思所生活的19世纪谈起。在那个时代，“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 ²⁵⁶但资本的本性是逐取利润与积累。因此，大众持续加剧的贫困与极少数资本家阶级不断积累的巨大财富这样鲜明的对比，成为19世纪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　　

即便到20世纪初，“大雇主可以根据工作市场的供需状况随心所欲地决定薪资与工作条件，几乎不用担心会遭遇有组织的抵制。罢工往往会被武力破坏，一般情况下是被雇主雇用的工贼破坏，但有时是州一级的民兵组织或联邦军队介入……我们不应被这些进步所误导，从而对长年累月真切的贫穷与匮乏视而不见。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许多美国工人仍然一贫如洗。少数人过着富裕奢华的生活，而那些不幸者——失业大军、受工伤的人或者没有子女的老人——却遭遇了巨大的痛苦。[①]”[2]^14-15　　

贫穷的丰裕社会，这正如马克思所得出的结论——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根深蒂固的顽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的、与人口相比显得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资本价值（不仅是它的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狭小的基础相矛盾，同这个日益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3]²⁹⁶如此的吊诡必将埋葬资本主义制度。　　

二、福特制、凯恩斯主义与福利制度对资本主义的改良　　

历史的进程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一直按照马克思预言的轨迹在发展。毛泽东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4] ³¹³肆无忌惮的资本剥削导致的是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社会主义国家的纷纷建立，经济大萧条的不期而遇，帝国主义战争的不断爆发。马克思生产过剩与资本主义全面崩溃的咒语像达摩克利斯之剑长悬在优雅的资产阶级的头上。　　

为了能够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资本主义进行了自我改良运动。福特制、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制度的出现即使拯救了摇摇欲坠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经济大萧条期间落后过时的资本存量在20世纪30-40年代被更新，工人工资由于战时管制被压低，德国、日本等技术追随者国家的生产率随着美国的技术转移而不断提高[5]^4-11，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廉价的初级产品与石油等能源的持续不断的增加，足够多的温顺而受过一定教育的技术工人[6]¹³⁰，使不变资本趋于廉价的技术改进，物流成本的降低[②][7]，这些因素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资本主义高利润率的原因。高利润率保证了资本积累能维持较高的水平，从而扩大了就业，提高了实际工资，这奠定了福特制、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制度等资本主义自我改良活动的基础。　　

福特制的核心是泰勒制。科学管理之父泰勒深刻地理解劳动创造价值的原理，他从提高剩余价值的思想出发，进行动作研究和时间研究，将工人的劳动分解为不同的作业工序，又将这些作业分解为最小单位的动素，设计最佳的动作标准与最短的作业时间，并且删除部分无效作业从而降低生产时间，提高生产效率。[8]这种方法“把全部操作、一直到最细小的动作，都加以概念化，设计、测量，使适合各种训练和作业标准都预先定好，然后要求雇佣工人按照同机器规格最为相象的规格来适应生产上使用的机器”。 [③][9]¹⁶⁰因此，采用泰勒制的工厂可以使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从而获取超额剩余价值。而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得每一个资本家都这样来提高生产率和劳动强度以榨取出超额剩余价值，于是社会生产力得到不断地发展。　　

在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竞争的外部压力下，资产阶级不得不接受阶级妥协，工会迅速壮大，1933-1938年，美国工人加入工会的比率增长了2倍[2]³⁶，逐渐形成工会对资本的制衡力量。工会将工人们组织起来与资本家阶级进行集体谈判，强大的工会使得工人工资与福利逐渐上升，套上黄金锁链的工人们温顺地在接受了被剥削的地位与福特制。在这种情况下，福特制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超额剩余价值向所有的社会阶级重新分配，尤其偏向于工人阶级。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世纪税后收入，比20年代的水平低20%-30%，最富的0.1%的人口实际收入相比较与20年代下降了40%，工人阶级的实际收入则增加了1倍[2]^30-31，普通家庭年收入增长率达到2.7%[④][2]⁴⁰。　　

收入分配向工资的倾斜，日益提高的购买力水平逐渐转化为市场有效需求，暂时克服了有效需求不足。正如福特创始人所做的，将工人的工资翻倍，由2.5美元提高到5美元。[11]此外，1946年美国《就业法》的颁布则标志着福利制度的形成。福利国家制度保证了老人、病人、退休和失业的人能够得到稳定的收入，从而促进了大规模消费的稳定增长。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与福利制度，不断熨平“不是财富生产得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的、对立形式上的财富，周期性生产得太多。”[3]²⁸⁷这样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周期，调节着大规模生产与大规模消费的良性循环。最终，“工资收入者消费他们的所得，资本家从他们的消费中获利。”[5]²⁴在德国，以“每个德国职工拥有一辆小轿车”[⑤]为目的的大众汽车公司以最低的利润率、最低的价格大批量生产出普通工人买得起的小轿车。达到了创建之初的目标。因此，福特制以泰勒制生产组织形式[⑥]和大规模生产消费性商品为特征的资本积累体制。　　

表面上看，福特制提高了生产效率与管理水平，凯恩斯主义与福利制度解决了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实际上，这些资本主义自我改良只是暂时性地缓解了生产相对过剩问题。因为，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其中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没有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只是短期有效。消费不足并不在于凯恩斯主义的唯心主义观点：危机的原因就是在流通领域中由于人的心理作用没有足够的购买力来购买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因此就业下降，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方法只有通过政府投资提供足够的购买力，从而提高就业，创造足够多的购买力。[12] 　　

消费不足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决定的贫富两极分化导致了全社会购买力不足，从而形成生产的相对过剩。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是剩余价值生产，资本家天然有着不顾消费的无限扩大资本积累的欲望，在马克思经典模型中，每个资本家获取的剩余价值量只能与他投入的资本量相联系。各个资本获取的利润量与它的投入量相联系着生产和分配关系，从而形成全社会的平均利润率，这是资本无限扩大积累的不可遏止的直接动因。资本积累的无限扩张性决定了资本的天性是压低劳动者的收入与消费来提高资本积累量。个体的理性决定了整体的非理性。因此，尽管工资的集体谈判和决定、劳动合同的长期性、最低工资的累进机制等可以提高有效需求，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与福利制度的某种计划经济式的管理可以维持有效需求，但只要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得不到解决，资本主义自我改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过剩问题。　　

三、资本主义自我改良瓦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解释的苍白无力　　

资本主义自我改良在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美国里根总统的上台与英国撒切尔夫人的上台，宣告其失败。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福特制、凯恩斯主义与福利制度的瓦解主要是在于政府失灵[⑦]。按照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解释，经济决策要通过对市场参与者的效用方程进行计算得出，可是在完善的市场中，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会努力调整期望与行为以适应经济政策，经济政策的长期作用被减弱。比如，政府采用扩张型的货币政策时，人们可以预期到货币贬值，就会要求增加工资，于是劳动力成本提高，工作岗位减少，就业率反而会下降。政府在经济衰退期发行国债，借贷投资，政府债务赤字意味着未来的高税收，于是人们会减少支出增加储蓄，同时债务增长推高了资本成本，从而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结果反而导致消费不振，投资无力。因此，任何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都会行成长期的不稳定，政府应采纳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降低税率，削弱工会势力，减少经济干预与管制行为。　　

然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解释是乏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也是漏洞百出的。从理论上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存在4个无法克服的缺陷：　　

第一，建立在边沁利己主义哲学基础上的理性人假设并不符合客观事实。利他主义可以分为亲缘利他、互惠利他与纯粹利他三种形式，对前两种利他行为，生物学和经济学已经给出了较为圆满的解释，利他基因的隐性遗传和行为偏好的广义效用假说则说明了第三种利他形式。[15]　　

第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性范式存在着严重的悖论。“效用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但效用理论却在多方面表出逻辑的混乱和矛盾。基数效用无法定量，所以消费者选择是由偏好或效用最大化就无从计量。并且基数效用论可以推导出财富的平均化才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的。“序数效用论”对“基数效用论”的替代是同义反复。萨缪尔森的“显示偏好理论”更是一个无法证伪的循环论证。[16]　　

第三，市场有效性集中体现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与第二定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的关键假设是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这一假设存在2个必要条件：其一，在完全竞争市场中，买卖者众多，他们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他们都是价格的接受者；其二，.经济行为人对有关的商品交易的信息完备。对于第一个条件，如果市场是完全的，商品就是同质的，厂商和消费者都是价格的接受者，竞争就局限于商品数量，竞争就不可能完全。如果市场是竞争的，竞争的厂商及其商品的性质状态就是多维的，从而商品无法同质。因此，“完全市场”与“竞争市场”是相互矛盾的，换而言之，完全市场不会是竞争性的，竞争性市场不会是完全的。对于第二个条件，如果价格是信息有效的，就不会有人花费成本来收集信息并承担前期风险；而如果没有人去获取信息并据此决定其需求，新信息又不能被汇总或是以最快的速度体现到价格中，于是价格就不会是信息有效的。换言之，如果市场完全搜集了市场参与者的私人信息，市场参与者的需求将不再依赖他们自身所拥有的信息，但是，市场不可能完全收集到所有个人的信息。这两个条件都不能满足，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结论是无法在逻辑上实现内在自洽性的。[17][18^]38-44[19]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表明，帕累托最优是相对于某一价格组合和某种资源的初始分配的完全竞争均衡状态。但要计算实现帕累托最有所要求的资源初始分配，就需要获得相应的市场信息，在理性人条件下，个人没有披露信息的激励，因而要得到这些信息就非常困难，从而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的应用往往失效。[20]⁵⁰⁶　　

第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的市场的局部均衡或一般均衡是一种静态分析，在接近真实世界的动态过程中并不能保证稳定性，换而言之，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想市场中，经济危机仍然难以避免。设想市场中的买卖者不仅依赖现行价格水平进行购买决策还依赖于对价格趋势的预期进行决策。[21]^641-642　　

价格　 　　　　　　　　　　　　　　　　　　　　　　　　　　　　　　　　　　　　　的趋势可以用　 　　　和　 　　　表示，因此，局部均衡的需求函数与供给函数分别为：　　

　　　　                                              （1）　　

　　　　                                              （2）　　

假设市场并不总能出清，则超额需求[21]⁵⁸⁴为：　　

　　　　                                              （3）　　

为简便起见，其中　 　　　不变。　　

不妨假设变量之间的关系都是线性关系，列出线性方程组：　　

　　　　                                      （4）　　

　　　　                                    （5）　　

其中　 　　　，　 　　　，　 　　　，　 　　　，表示：1、当不考虑价格预期时，需求曲线向下倾斜，供给曲线向上倾斜；2、需求与成反比，供给与价格水平成正比。

由（3），（4）和（5）式，可以得到标准的二阶微分方程为：　　

　　　　                    （6）　　

不妨设，　　

　　　　，　 　　　，　 　　　，则得到，

　　　　                                                    （7）

式（7）的通解存在发散、振荡、收敛三种情况。只有在严格的限制条件下才能收敛，此时　 　　　，即达到市场出清的均衡状态。但是，当式（7）通解是发散或振荡时，在非线性的条件下，市场出清会更难达到。因此，“看不见的手”并不能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宣称地那样：自动地完美调节供需平衡。　　

历史同样也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福特制结合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发展状况要远远优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的新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统治时期。就利润率来看，G7集团[⑧]制造业在1950-1970年的平均净利润率为26.2%，1970-1993年则降低到15.7%，而劳动生产率不是利润率下降的根源，这是因为1950-1970年和1970-1993年劳动生产率平均年增长并没有太大的差距，分别为3.9%和3.1%。[5]³不仅如此，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并非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宣称的自由市场经济，反而是一种垄断竞争经济，比如，全球国际贸易总量的70%为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全球外国投资的80%属于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从1992年至2001年10年间，美国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与其母公司之间的内部贸易出口总额与实际利用外资的比例为1.74，这表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开展内部贸易的规模与东道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呈正相关。 [22]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理想的完全市场竞争的典例是粮食市场，然而，6家跨国公司掌控了85%的世界谷物贸易，8家跨国公司掌握55%-60%的世界咖啡的销售，7家跨国公司占西方茶叶销售量的90%，3家跨国公司控制了80%的香蕉生产。[23]¹¹¹因此，无论是从历史或逻辑上来看，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对资本主义改良瓦解的解释显然苍白无力。　　

四、资本主义自我改良瓦解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对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福特制、凯恩斯主义与福利制度逐渐瓦解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或新保守主义逆流回归的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与阶级斗争理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决定经济结构。只有对生产性活动作出了物质贡献的才能参与构成生产力。而技术知识则是生产力的核心。知识是人所掌握的，那么由此推出，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就是劳动力技能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本身的技能和知识（科学力量）的积累是主要的积累，比和它一同进行并且只是反映它的那种积累，即这种积累活动的现存客观条件的积累，重要得多，而这些客观条件不断重新生产和重新消费，只是名义上进行积累。”[⑨] [24]⁴⁴　　

人对生产资料或人对人的所有权关系是生产关系。马克思意义上的所有权关系不是经济学中产权的法律关系，而是实际存在的有效控制的关系。既然生产关系是一种所有权关系，那么其总和即经济结构。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的特点由它可用的生产力的性质决定。[24]^67-68由于生产关系是单纯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之权利，我们暂不考虑权利　 　　　具体内容，仅考虑，　 　　　包含了一定有限数量的权利，不妨设定其可以分解为　 　　　种权利。如果某个资本家拥有　 　　　中的权利减少，我们就可以说，这个资本家对其所占有的东西的权利减少，或者说占有程度降低。[24]^90-92　　

假设，　 　　　中　 　　　个权力，　 　　　可以分配给　 　　　个人，　 　　　。这就存在4种情况：某个人　 　　　全部占有对象　 　　　，拥有完整的　 　　　；　 　　　部分占有全部对象　 　　　，但只拥有各种　 　　　中的部分权力，　 　　　也不是独占的；　 　　　全部占有　 　　　的一部分，即拥有完整的　 　　　；　 　　　部分占有部分　 　　　，即　 　　　的部分权力。我们通过这种所有权关系来具体分析一下生产中的状况。假设有劳动力　 　　　和生产资料　 　　　两个变量，其中，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力存在：不占有　 　　　、部分占有　 　　　、全部占有　 　　　三种情况，劳动者对生产资料也存在：不占有　 　　　、部分占有　 　　　、全部占有　 　　　三种情况。所有的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所有权与社会性质　　

一个社会中的经济结构可能是多样化的，由此推出，经济结构中的生产关系可能存在各种形式。在理论上，一个社会可能均匀的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性质。但在现实中，必然有一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约束直接生产者，社会性质则是由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来确定。当然，现实中也没有纯粹的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制度。因此，一个社会总有一种社会结构决定社会或经济的性质。　　

一般来说，经济结构的改变会有2种情况：其一，经济结构变化，但社会性质的类型没有发生变化。比如美国亿万富豪（亿万富翁指财富超过2万名普通美国工人年产总值的资本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10亿美元，2007年约20亿美元[2]¹³）的超级资本家占社会人口的比例变化（在1900年有22人，1925年有32人，到1957年下降到16人，1968年则为13人，到今天约为160人[2]¹³），这并未改变经济结构的类型，整个20世纪垄断资本主义在美国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再如在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是个人所有或家庭所有，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本经营与所有权分类，所有权通过股票或债券的形式表现出来。所有者权力通过金融机构行使的，正是在这一领域他们实现了对管理的控制和资本的分配，即“金融所有权”[25]，但资本主义社会性质仍未改变。其二，经济变化使得社会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目前的资本主义并未发生这样的转变。由此可见，资本主义自我改良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　　

正是因为资本主义性质没有变化，20世纪3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自我改良必然无法持续。这是因为，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福特制本身却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种子，而福特制优势资本主义改良的基础。福特制的核心泰勒制是“管理部门致力于分解工人所掌握的劳动过程，把它改组为管理部门所掌握的劳动过程，新生产方法和机器则是管理这种努力的部分体现。”[⑩][9]¹⁵¹泰勒制与大规模生产相结合后，“雇佣工人的劳动被分解为一般的、不断重复的各种标准化动作。流水线生产的出现使手脑的分离、概念和执行的分离达到了极为严格的程度，管理部门取得了对装配速度的绝对控制，工人的劳动强度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劳动……成为管理部门所指挥的生产过程的一种客观要素。”[11][9]¹⁵²

本来，工人在使用通用机床中掌握着一种与资本家阶级及其代理人[12]讨价还价的能力，这是因为“这些机械工……他们本身就是技术高超的手工艺者”[26]⁹⁶。然而，自动控制技术（Programmable Automation）的诞生宣告这种工人权力的消失。在美国空军资助下，自动控制技术由麻省理工学院设计出来并最终广泛应用于工业各个部门。自动控制技术之所以能够在各种与之竞争的技术中脱颖而出，并不是出于技术与成本上的优势，而是因为它将生产的控制权交给了资本家阶级及其代理人，而不是工人。[26]资本家阶级及其代理人管理层使用自动化装置代替工人的高超技术，原先是工人自主控制与操作，现在则是机器控制了工人的操作。因此，自动控制具有两重性[26]：一方面，先进生产技术的引入，有效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从而提高了生产力。另一方面，自动控制技术成为一种实施控制权的工具，技术创造本身也成为一种封闭的权力控制体系，管理层对生产工具具有直接的控制能力，从而削弱了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在资本家阶级及其代理人看来，更重要的是资本增值而不是技艺高超的熟练工人。技术实现了人的“物化”过程。

自控技术泛滥导致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与产业后备军的扩大：1947-1964年，汽车工业总产出增加了50%，就业人数却降低了3%。自动化取代了16万工人的岗位；电子机械工业在1953-1960年产出增加了20%，却失去了8万个工作岗位；1937-1950年，钢铁行业产出增加了121%，却失去了9.5万个工作岗位；1957-1961年，全美总共失去110万个工作岗位，而产出却增加了8%，每人每小时的单位产出提高了18%。[26]³⁰⁴这都是资本主义自我改良环境下新型阶级斗争[13]的结果。　　

因此，资本主义自由改良本身蕴含的矛盾，使得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工人工资增长停滞，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就迫使资本家扩大投资来增大利润的绝对量。当每一个资本家都遵从这种逻辑时，这就推动整个资本家阶级疯狂地追加投资，从而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更高，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如图1所示[28]，资本有机构成从1940年代中期开始不断提高，使得平均利润率越来越低，生产日趋过剩，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如图2所示[28]，利润从1960年代中期便开始不断下降，资本主义自我改良的利润率基础发生动摇，到了1970年代初期，当利润率下降到一定程序，便发生了滞涨现象，此时，福特制、凯恩斯主义与福利制度存在的基础遭到严重破坏。这样看，资本主义自我改良的瓦解就不难理解了。

图1 资本劳动力比率（千美元/小时，1990年美元价格）　　

欧洲（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所有公司　　

图2 1941-2001年美国、日本、法国制造业纯利润率　　

五、生产过剩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　　

技术进步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剧了生产过剩的状况。20世纪中期以来，信息技术革命尤其是网络技术对社会生产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地来看，信息技术革命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造成了两个有重大影响的结果：　　

第一，信息技术革命使得资本流动变得快捷方便。19世纪末20世纪末的资本输出主要是金融借贷资本的输出，而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资本输出绝大部分为工业资本的输出。跨国大中企业可以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欠发达国家建立起新的生产系统。同时，信息技术还大大提高了金融资本在经济体系中的绝对主导地位。　　

第二，信息技术革命使得企业组织扁平化。福特制赖以生存的基础是标准化的产品与工艺流程，对工人的技能要求不高。信息技术革新使得小规模、多样化的产品生产方式逐渐成为主流。随着ERP、鲁棒控制、柔性生产方式等新技术的不断涌现，源自于日本丰田汽车的精益生产逐渐替代了福特制成为主流[30]。新兴技术与生产方式使得企业高层管理者的面变宽，提高了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控制能力，从而逐渐淘汰了企业中低管理阶层，企业日趋扁平化，失业与准失业率上升。　　

资本主义改良瓦解与技术进步，使得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从发生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经济结构的变化，这个变化是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一个向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回归。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新自由主义与经济全球化潮流兴起看起来是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自然发生的。实际上，其根本原因则在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进而决定了经济结构。资本主义私有制与雇佣劳动的本质未变，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仍未发生变化。[14]统计显示，目前世界上有6万家跨国公司，控制着30万家子公司，80％的跨国公司属于发达国家。1999年，跨国公司的营业额则达到14万亿美元，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10％，为世界出口贸易总额的2倍。[31]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垄断资本全球化主要是有两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由于劳动力要素流动壁垒的存在，垄断资本进行工资套利，从劳动力成本高的国家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如表2所示，美国WERNER国际纺织权威统计局[32]对40多个国家的纺织业进行了调查，公布了2007年各国纺织工业人工费用对比较表，见表1。通过表1，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内地纺织行业的人工费用是美国的1/31，德国的1/51，日本的1/41，英国的1/43，法国的1/39，香港的1/11，波兰的1/8，土耳其的1/5，只有印度与越南与中国接近。　　

表2  2007年有关国家纺织业（纺和织）人工费用比较　　

数据来源于美国WRNER国际纺织权威统计局　　

第二，规避税收、法律与政府管制。垄断资本自由选择最宽的法律环境、最低的税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相对充裕，法律与政府管制的方法比较完善。而欠发达国家政府则由于法治的不完善，权力可能与资本结成联盟，从而失去各种有效的制约。跨国公司内部各子公司是独立法人，但在经济上却又是在母公司控制下的一个整体。跨国公司这种独特的关联性，仅仅因为跨国公司考虑到成本，而使任何规则都变成了市场压力的牺牲品。比如，跨国公司可以通过转移价格等手段在高税收国家少报利润，在低税收国家多报利润。再如，跨国公司可用空壳子公司或虚设实体来巧妙安排各种收入和费用达到避税作用。　　

过去在福特制、凯恩斯主义与福利制度的条件下，尽管存在着生产过剩，但由于发达国家工资收入相对资本收入较高，过剩情况并不严重。但现在由于欠发达国家相对于稀缺的资本来说近乎无限的劳动力涌入市场，严重压低了全球劳工收入水平。如表2的英美等发达国家纺织行业非熟练劳动力成本相对于中印这样的国家毫无竞争力，而非熟练劳动力以及相关行业的专业人员难以转换行业，从而造成发达国家的工人收入降低。不仅如此，像中国、印度这样劳动力供给近乎无限的国家还给诸如印尼﹑菲律宾﹑越南到墨西哥等欠发达国家带来了非常巨大的影响，大量的中国、印度工人进入世界劳动力市场加剧了各国劳工之间的竞争，并迫使其它欠发达国家降低它们的工资标准。这一现象被称之为“竞劣”（Race to the bottom），即竞争越激烈，结果越糟糕。　　

对于欠发达国家本身来说，国内生产总值（GDP）成为衡量其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唯一指标。然而，国内生产总值考虑资源的浪费、人力资本的滥用与环境的恶化。实际上，早有学者[15]指出，实际GDP的计算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名义GDP才具有货币意义上的价值。即便承认实际GDP的核算意义，尽管从表面上， FDI对中国GDP的弹性系数为0.12-0.17[34]¹⁰⁸，这表明外国直接投资（FDI）会拉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边缘地区的经济增长。但从1982到2006年的FDI对中国社会总投资的平均弹性系数为0.18的数据来看 [34]¹¹⁵，外国直接投资对欠发达国家的国内投资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与替代作用，并且，外资企业出口占总出口的一半以上，而70%为低技术含量的加工贸易[34]¹²⁹，因此，一味依赖外资的欠发达国将难以摆脱被迫依赖出口尤其是FDI创造的低技术含量出口的附庸经济模式。占据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与金融机构在全球化过程中受益最多，而欠发达国家中的大多数人则受损。[35]不仅如此，垄断资本在欠发达国家获取的利润和最初的投资最终都会返回母国，欠发达国家留下不过是统计意义上的GDP。同时，欠发达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精英即新兴买办阶层则通过经济、政治、法律、舆论等各种手段，帮助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核心地区的垄断资本来剥削边缘地区的资源[16]。　　

这些因素使得欠发达国家的劳动者收入与生活状况愈加恶化，因此，欠发达国家新建的生产体系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加剧了生产过剩的问题。[17]　　

六、资本主义经济的虚拟化　　

如前所述，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下，由于发达国家劳动者谈判能力的降低，资本主义自我改良过程中诞生的中产阶级面临着消亡的危险，不平等现象在资本主义体系核心区广泛蔓延，急剧提高了资本家阶级对财富占有的比例。2001年，美国1％最富有人口的金融财富（不包括其房产净值）比80％的最贫穷人口的金融财富多4倍。美国1％最富有人口拥有价值1.9万亿美元的股票，相当于剩下的99％的人口所持股票的总值。美国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1％最富裕家庭的税后收入占全国收入分配的比重，从1979年的8％上升为2001年的14％。[38]　　

然而，经济增长与资本积累最终依赖于以工资收入为基础的消费需求。与工人的消费倾向相比，资本家阶级的消费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工人实际工资的停滞和下降，公共支出与谁福利的削减，限制了有效需求的增长，从而导致生产过剩。所谓生产过剩并非真正地达到无人愿意购买的程度，关键在于具有购买意愿的最终消费者的购买力水平相对较低， “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⁵⁴⁸。全球工资总收入比全球GDP的比重越来越小，而资本回报则越来越高，即全球剥削率提高。世界范围内剥削率的增加降低了工人所能购买消费品的实际工资占全部世纪产出的比重。[18]工资总收入降低意味着最终消费者的购买力下降，而资本积累的相对过剩，使得由生产技术水平决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之间的量的比例即做资本的技术构成越来越高，于是产生了资本过剩，从而利润率必定会趋于下降。　　

为了消化全球生产过剩，美国消费信贷日趋高涨。数据表明，美国消费支出的增长远高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长。1994-2004年，个人消费支出在GDP中的比例从67％上升到了70％。消费借贷总额与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1975年的62％增加到了2005年的127％。目前美国家庭的总负债比上世纪90年代高出4.7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3。按照美国目前的储蓄率计算，美国家庭债务收入比回到90%的水平，需历时50年。[40]美联储关于消费金融的调查显示，对于收入中等的家庭的还本付息比1995-2004年从约4％上升到了接近20％，收入最高的的家庭的还本付息比则跌到了10％以下。[41]

美国家庭负债过高的主要原因是住房贷款。2006年房地产的市场价值大约是个人可支配收入的200%。[42]房贷之所以泛滥的原因则在于：贫富差距过大带来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数以百万计的中产阶级家庭为了尽力给子女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机会，在实际收入下降时不顾有限的支付能力购买位于好校区位置的房产。[2]^189-191这个观念的背后是：通过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从而可以提高收入。[19]此外，美国家庭借贷主要以房产作为担保，1998-2004年，以房屋为担保的贷款的中位数上升了3.8%， 到了2001-2004年，这个数字则上升了27.3%，并且大约45％的房主用房产进行了二次借贷。[41]信用卡消费的数字也非常高。2005年底，美国消费信用卡的债务总额达到8380亿美元，占个人收入比重从2.7%提高到8.9%[44]，与此同时，美国家庭储蓄率却一路下滑，从10%降到2007年的负值。[2]¹⁸⁹　　

由于在生产投资上利润率下降，这使得大量过剩的资本从生产领域流入金融领域。其次，消费信贷、抵押贷款和各种交易的费用收入是银行利润增长最为迅速的来源，其中银行源于信用卡业务的利润从2000年的28％上升到2004年的39％[44]。在利润的刺激下，金融机构甚至一些制造业企业都积极从事于各种形式的信贷扩张。再次，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货币主义低利率政策使得廉价信贷易于获得。这些因素大大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虚拟化过程，形成各种极其复杂的信用衍生产品，比如，在住房信贷证券化（ABS）的虚拟过程中，形成了债权结构十分复杂的债务抵押债券。

表面上看，似乎这种经济虚拟化让发达国家市场维持了足够的购买力，解决了生产过剩。然而，信贷膨胀与美元霸权所维持的“国际金融恐怖平衡”[20]却有着直接的关系。2007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1.4万亿美元，但这些外汇储备都是不能支出的收入，无法解决全球生产过剩问题。因此，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只能投资于美国国债。这相当于用欠发达国家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来补贴美国资本家阶级及其代理人。斯蒂格里茨认为：“世界金融体系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体系——理论上富国应向穷国输出资本，但在目前的体系中，却是穷国向富国输出资本。”[45]¹¹⁴这是因为美国短期国债的收益率只有1.75%，而如果亚洲国家的生产投资回报率则在10％-20％之间，因此欠发达国家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很高。[31]因此，外国的金融投资促进了美国金融资本的扩张，从而刺激了房产与证券市场的价值膨胀，引起了房产与证券市场的“庇古效应”，更加刺激了信贷消费的大幅增加，形成短期的经济繁荣。经济繁荣本身又进一步刺激了市场预期对未来的高估，从而形成不可持续的正反馈机制。　　

资本跃过了创造剩余价值的产品或服务生产的中间阶段直接通过虚拟化剥削资本主义体系边缘区的欠发达国家来获取高额利润，这让资本主义腐朽性与寄生性跃上了历史的顶峰。尽管有学者认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有积极促进的一面[46]，但就像马克思所说的：“正因为价值的货币形态是价值的独立的可以捉摸的表现形式，所以，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　 　　　，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上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为媒介而赚到钱。”[47]^67-68然而，只要不能解决生产过剩与利润率下降问题，经济无论繁荣到什么程度，都必然蕴含着危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作为纸制复本，这些证券只是幻想的，它们的价值额的涨落，和他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尽管它们可以作为商品来买卖，因而可以作为资本价值来流通。”[3]⁴⁴¹但是，“不管这种交易反复进行多少次……一旦债券不能卖出，这个资本的假象就会消失。”[21] [3]⁵²⁷ 　　

七、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　　

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认为，不管现代经济中金融关系多么复杂，债务能否清偿取决于投资，而投资的决定因素仍然是利润水平。明斯基融资分类法将融资行为主体的收入-负债关系分为3类：套利融资(hedge finance) 、投机融资(speculative finance) 、庞氏融资( Ponzi finance)。套利融资指行为主体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所取得现金流入即已超过预计的现金流出。经济主体的负债结构中股权融资比重越大，越可能是套利融资。投机融资指行为主取得的现金流入超过因日常支付及偿付应付利息而发生的预计现金流出，然而尚不足以支付到期应付债务的本金。庞氏融资[22]指行为主体取得的正常现金流入尚不足支付日常性现金支付及债务利息，经济主体需要不断地“借新债还旧债”或出售资产，这降低了资产净值，也降低了其债务持有人的“安全边际”(margin of safety) 。[47][48]　　

明斯基由此推导出“金融不稳定假说”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金融不稳定假说”第一定理指：经济既可以处于稳定的融资状态下，也可以处于不稳定的融资状态下。“金融不稳定假说”第二定理则指：随着经济繁荣的延续，行为主体因经营而获得的现金流入持续增长，市场预期较为乐观预期，市场融资条件放宽，借款容易，利率较低。此时，那些高流动性资产价格就会下跌，行为主体纷纷将其代之以低流动性、高盈利性的资产，同时，他们也倾向于以借入流动性取代资产流动性，相应地提高了财务杠杆率。这样，原本套利的行为主体不免带上些许投机性；原来就惯于投机的企业及银行更是趁机扩大经营规模，将支付需要完全寄托在债务滚动之上。此时，人们普遍相信，未来盈利状况会进一步好转，风险不大。然而，一旦经济走上停滞或下降轨道，利润增长减速甚至负增长，则原来高速增长时期产生的快感（euphoria）立即消失。靠借入流动性维持经营的做法难以为继，债务滚动必需付出高昂的代价。此时，投机者因现金流变化而成为庞氏行为主体，原来的庞氏行为主体则到了必须靠变卖资产支付债务的地步。由于在经济繁荣期间行为主体的资产组合中高流动性资产减少，一旦对流动性的主观主价转高，原先所持有的低流动性资产便急剧跌价。[49][50][51]马克思说过，“所有这些证券实际上都只是代表已积累的对于未来生产的索取权或权利证书，它们的货币价值或资本价值，或者象国债那样不代表任何资本，或者完全不决定于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3]⁵³¹此时，人们对高债务比率的企业产生普遍的怀疑，即便不是庞氏融资者的那些公司也遭到怀疑，迫使他们加入“借新债还旧债”的行列。于是，不信任感迅速漫延，对危机的恐惧笼罩了全社会，资产价格崩溃。虚拟资本的抛售发生，欠得越多就变卖的越多，卖的越多越贬值，最终是债务越还越多，金融危机就此爆发。金融危机不但使已开工的投资项目失去金融支撑，还因资本及金融资产的价格下跌，使新的投资失去内在驱动，进而引发了经济危机。[48][49][50]

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明斯基和凯恩斯一样犯了客观唯心主义错误，用人的心理因素来解释虚拟经济本身的不稳定性。不过，对明斯基“不稳定性假说”进行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用于分析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及其后果是合适的。

资本主义生产的“资本循环”方式是：　 　　　。资本家用货币资本　 　　　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来作为生产资本　 　　　通过创造剩余价值获得商品　 　　　，将商品卖出后获得货币形式的大于最初投入的　 　　　，这个过程不断进行，资本积累的水平亦随之不断提高。此时，经济活动中的融资主要是套利形式。然而，由于资本积累依赖于工人的购买力，工人创造的价值要高于工资，而资本家阶级追求的是资本积累本身，无法通过消费来弥补缺口，因此，生产过剩必然发生。为了解决生产过剩并维持资本积累，资本家阶级通过利率等手段刺激消费者增加借贷来暂时地缓解生产过剩。此时，虚拟经济迅速扩张，融资活动中出现了投机融资形式和庞氏融资形式。由于生产过剩并没有得到解决，利润率下降使得生产活动变得越来越无利可图，过剩的资本不断转化为虚拟资本，资产价值的虚高进一步刺激信贷，债务余额滚越多，生产却停滞不前，庞氏融资形式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整个经济活动逐渐变成了一种货币资本的庞氏游戏。只要信用在任何一个环节产生问题，就会出现对资产价值虚高的恐慌。随之发生的信用紧缩，企业的破产加剧，失业的日趋扩大，使生产过剩的形势更加恶化。由于回报率下滑，生产的利润降得更低，生产投资下降，工人工资下降，从而导致总需求的持续萎靡。这更加恶化了货币资本危机，如此循环不已，整个经济逐渐萧条。我们可以将这种类型的危机称为明斯基-马克思危机，以与直接导火索源于生产环节上的信用链断裂所导致的经济危机相区别。

目前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就处于这样的一个明斯基-马克思经济危机中。全球经济的暂时繁荣主要来自于源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体系核心区的虚拟经济的利润，而非生产性的虚拟经济是与直接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完全脱离的无法持续的庞氏过程。据统计，2005年美国政府、企业与个人总债务达到33万亿美元，约为该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倍。[52]有学者估算，到2015年，美国总外债将是美国总私人部门非居民住户的资本存量的1.5倍，并且到2025年将达到2倍左右，美国净外债将在2010年达到GDP的65%-80％，在2025年达到GDP的100%-150％。[53]美国从海外购买的商品与服务的数量比它销售到海外的多50%。[42]但从全球经济增长率指标，从20世纪80年代的3.0%，下降到90年代的2.3%。[54]这些数据表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核心区的货币资本循环与生产资本循环已经完全脱离，演变为一种庞氏过程。因此，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不可避免地将会在某个时间点开始发生。

当2007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数百万人失去住房，资产价值开始迅猛下跌。根据“庇古效应”，资产价值的下跌预期又造成自我实现的恶性循环，债务人出售资产偿还债务导致资产价格下降，资产价格下降意味着必须以支付更高的货币价值才能偿还未清偿债务。这将导致更多的债务拖欠、更低的资产价格水平的恶性循环。同时，金融危机传递到实体经济层面，全球失业率日趋攀升，企业破产加剧。经济衰退一波接着一波地袭来，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据统计，美国2009年全年的平均失业率预估将在10%以上，成为1948年开始调查失业率以来最高纪录。[55]随着实体经济的衰退，又反过来导致金融危机的恶化。最近房贷准概况愈加恶化。占美国约65%-85%的人口的中产阶级大量背负的原本风险较低的优级贷出现大量违约，2009年第三季度，缴款逾期60日以上的优质房贷已经比前一年增至83.8万户。[55]由此可见，全球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形影相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断加剧，这就是目前全球的明斯基-马克思危机逐渐深化的现状。

八、结论　　

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无法永久性解决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与多数人陷入相对贫困的矛盾，生产过剩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痼疾。20世纪30年代以来，为了解决生产过剩所导致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自我改良，通过福特制、凯恩斯主义与福利制度暂时缓解了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与生产过剩问题，创造了所谓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逐渐成为主流，资本家阶级及其代理人以新阶级斗争的形式，逐渐夺取了工人在改良运动中所获得的权利，工资停滞不前，生产过剩逐渐显露出回归的迹象，利润率下降变得愈加严重。

为了解决生产过剩问题，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全球化、虚拟化，通过金融工具扩大消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越来越演变为一种庞氏过程。同时，在生产过剩与利润率下降的条件下，经济生活日益依赖金融业务扩大货币资本积累，虚拟经济的虚假繁荣掩盖了生产过剩。然而，劳动创造价值，只有实体经济的生产才是创造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唯一源泉。资本虚拟化对生产过剩的暂时缓解却造成未来更加严重的生产过剩，并且加剧了经济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引发了全球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当脱离实体经济基础的经济泡沫破裂之后，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造成许多严重的后果。

由此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具有对立统一规律：一方面而使生产过剩的危机得到暂时的解和，另一方面却造成生产过剩更加严重的危机。因此，当代资本主义仍然没有偏离马克思所预言的轨迹，马克思的预言仍然有效。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M]. 刘波，译.北京: 中信出版社，2008.　　

[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 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罗伯特·布伦纳.繁荣与泡沫[M]. 王生升，译.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6]阿尔布里坦.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繁荣、危机和全球化[M]. 张余文，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7]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M]. 马清文，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8]王恩亮.工业工程手册[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9]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M]. 方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10]谢富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生产组织及其变迁理论的演进[C]//张宇.高级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45-368.　　

[11]亨利·霍本. 资本主义劳动优化的历史：泰勒制、福特制和丰田主义[C]//程恩富.顾海良主编.海派经济学(第20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145-150.　　

[12]胡钧，沈尤佳.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J].当代经济研究，2008，(11):1-6.　　

[13]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雅各布森•施瓦茨.美国货币史（1867—1960）[M].巴曙松，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4]Paul Krugman.Who Was Milton Friedman[J/OL].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Volume 54，Number 2，February 15，2007.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19857.　　

[15]叶航.利他行为的经济学解释[J].经济学家，2005，(3):22-29.　　

[16]叶航.西方经济学效用范式的逻辑缺陷[J].经济学家，2003，(1):93-97.　　

[17] Stiglitz.On the efficient markets hypothesis[J].Econometrica，1983( 51):1325-1343.　　

[18]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M]. 周立群，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19]Gale，I.and Stiglitz.Futures markets are almost always informationally inefficient[J].Princeton University Finacial Research Center Memorandum No.57，February，1985.　　

[20]程恩富，胡乐明.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西方主流与多学科视角[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21]蒋中一.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第四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2]邱小欢.在华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07，(7):163-165.　　

[23]马德莱.贸易与粮食安全[M]. 熊瑜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4]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M]. 段忠桥，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25]热拉尔•迪蒙，多米尼克•莱维.新自由主义与第二个金融霸权时期[J].国外理论动态，2005，(10):30-36.　　

[26]戴维·F·诺布尔.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M]. 李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7]让·卢日金内，皮埃尔·库尔-萨利，密歇尔·瓦卢卡利斯.新阶级斗争[M]. 陆象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28]克里斯·哈曼.战后资本主义的主要发展趋势[J].国外理论动态，2008，(2):31-38.　　

[29]格林沃德，卡恩.企业战略博弈[M]. 程炼，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30]谢富胜， 黄蕾.福特主义、新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兼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方式的演变[J].教学与研究，2005 (8):36-42.　　

[31]李其庆.马克思经济学视域中的金融全球化[C]//全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第六届理事会暨第十一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福州，2007:1-6.　　

[32]郝小兰..外媒评各国纺织业劳动力成本的差异(N/OL).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2008-05-01.http://fr.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0805/20080505508147.html.　　

[33]柳欣.货币、资本与一般均衡理论[J].南开经济研究，2000，(5):11-22.　　

[34]齐兰.垄断资本全球化问题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9.　　

[35]齐兰.跨国公司对我国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的影响及对策[J].太平洋学报，2006，(2):41-54.　　

[36]詹姆斯·彼得拉斯.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J].国外理论动态，2007(5): 33-38.　　

[37]罗伯特•布伦纳.生产能力过剩才是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C]//刘元琪.资本主义经济国际化与国际金融危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229-242.　　

[38]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资本主义的金融化[J].国外理论动态， 2007，(7): 9-13，32.　　

[39]克里斯·哈曼.次贷危机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J].国外理论动态，2008，(7).　　

[40]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展组.金融时报:美国家庭高负债水平使美国经济短期难言[N/OL].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展组网，2009-03-20.　　

http://undg.mofcom.gov.cn/aarticle/ddfg/waimao/200904/20090406150478.html.　　

[41]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美国家庭债务泡沫[J].国外理论动态，2006，(11):46-48. 　　

[42]威廉·塔布.美国债务膨胀、经济泡沫与新帝国主义[C]//刘元琪.资本主义经济国际化与国际金融危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204-211.　　

[43]Bowles，Gintis.The Problem with Human Capital Theory:– A Marxian Critiqu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 65，No. 2. 1975:74-82.　　

[44]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事司. 美国的消费信贷体系及借鉴[J].中国经贸导报周刊，2009，(6):34-35.　　

[45]李其庆，刘元琪.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46]潘英丽.关于虚拟经济的演进及其两重性的探讨[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5): 192-203.　　

[47]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 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8]骆玉鼎.海曼·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8，(5):8-11.　　

[49]瞿强.从明斯基看约翰·劳[J].世界经济文汇，2004，(2):68-77.　　

[50]海曼·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与真实的灾难[N/OL].第一财经日报，2007-08-20.　　

http://finance.sina.com.cn/economist/jingjixueren/20070820/02223896709.shtml.　　

[51]钟茂初.庞氏经济学与全球经济危机[J].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77.　　

[52]洛仁•戈尔德纳.虚拟资本与资本主义终结[J].国外理论动态，2008，(6).　　

[53]李民琪.世界利润率长波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C].// 程恩富，顾海良.海派经济学(第16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20-33.　　

[54]克里斯·哈曼.利润率和当前世界经济危机[J].国外理论动态，2008，(10):21-29.　　

[55]闫磊.第二波房贷违约潮侵袭美国，难酿新一轮危机[N/OL].经济参考报，2010-01-07.　　

http://finance.sina.com.cn/j/20100107/0114720433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