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回顾

　　中日关系回顾

　　陋县小民

　　千年纷争事事哀，道义感召万邦来。

　　悲歌一曲伟人逝，春雷半声舞妖孽。

　　中日关系最早的记载，应该是在春秋时期，那时，山东半岛南端的琅邪是一个古港， 这一带的航海家们就从琅邪出海，航达朝鲜半岛，而后顺半岛沿岸航行，经过对马岛到达日本九洲。

　　秦始皇时期的徐福东渡也是从这里启程的。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二次出巡， 在海边，徐福上书秦始皇，说海中有蓬莱、方丈、赢洲三座仙山，有仙人居住，可得长生仙药。秦始皇即令徐福带数千童男童女及工匠、技师、谷物种子，从琅邪出海求取仙药。

　　而徐福自知仙药难求，就带领一干人等在日本与当地居民杂处，定居了下来。

　　那时，日本还没有文字，也没有农耕。徐福带去了文字、农耕和医药技术。徐福也自然成了日本人心目中的“农神”和“医神”。在日本，有关徐福的遗迹就有五十多处。

　　汉朝时，生产技术不断传入日本，公元57年，光武帝即有赐与日人“汉委奴国王”字样的印绶。

　　隋朝，日本开始遣使入隋。 之后的唐朝近二百年间， 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更是十几次派出遣唐使团，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高峰。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促进中日友好交流。

　　期间，很多中国人更是不畏艰险，受邀东渡传道。高僧鉴真十二年间，六次东渡，终于于公元754年到达日本， 带去了大量书籍文物。并留居日本十年， 与同行的人一起，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促进了日本佛学、医学、建筑和雕塑水平的发展。鉴真死后，其塑像被日本定为“国宝” ，至今仍被供奉在寺中。

　　这期间，中日两国间发生了第一次军事冲突。659年，朝鲜三国进入最后时期，唐朝应新罗王之请，帮助平定了百济和高句丽，也稳定了大唐边境。

　　663年，百济残部与日本通过几年的准备，以优势兵力杀向唐、罗联军，结果被打的大败，400余艘战船被焚，兵卒多有溺死，残军投降。而当时的唐、罗联军只有战船170艘。

　　对于日本人的挑衅，大唐不是一味地退让、媾和，而是有原则地、果断地反击，反而打出了和平。 战后，不仅没有影响大唐与日本的关系，日本的遣唐使反而遣的更勤了。

　　有人提出日本与两宋关系融洽，从未开过战事。打开历史地图，可以看到，终两宋三百余年，始终偏安一隅，萎靡不振。而北方强悍的游牧民族——从北宋时期的金，到南宋时期的辽——一直是日本隔海相望、虎视眈眈的强邻，只因缺乏航海技术而望洋兴叹。对两宋却是一逼再逼，步步蚕食，最终，蒙古军队在崖山一役中，彻底灭宋。

　　对此局势，日本的统治层做出了比较正确的决策，对北，避免冲突;对南，由于宋朝在政治军事上的羸弱被欺，在感情上希望获得同情，加上宋朝的航海技术比较先进，尤其是南迁几乎带走了前几朝积累的全部财富(这点与国民党迁台很相似)，出手阔绰，日本就大规模开展与宋朝航海贸易，不必大动干戈，就可以轻易渔利，何乐而不为?

　　元朝更加强势，甚至图谋攻取日本，日本自顾不暇，自然谈不上有觊觎之心了。

　　整个明朝期间，正值日本自身的南北朝和战国之乱，在客观上减杀了他们西顾扩张的能力， 加上明初朱棣“天子戍边”，坐镇北京，北边无隙可乘， 所以，终明朝，双方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

　　但日方却纵容倭寇在东南沿海骚扰边陲，同时，以无赖的方式与大明开展所谓贸易——名为贸易，实则多带大小随员，按人头赖领大明的“赏赐”。扰边与“贸易”相配合，使大明上至皇室，下至百姓，深苦其害。

　　清朝初创，凶残暴戾，康雍乾三朝大治，享誉周边，得以与日本相安无事。 志载“ 日本久通中国，明季以寇边禁互市，清兴始复故。”

　　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启动新政，二十余年间，国力大增，史称“明治维新”，从此，日本脱亚入欧，成为列强新贵，虽没赶上一、二次鸦片战争侵略中国的“机遇”，称霸亚洲的野心却日渐膨胀。1894年，明治维新仅仅26年，即对中国发动甲午海战，并击败亚洲装备第一的大清北洋水师，1900年又参与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1904——1905年，与俄国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了一场志在争夺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1915年又逼迫袁世凯签订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1906年，蒋介石开始留学日本，1910年冬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

　　1927年，蒋介石在背叛并血洗共产党后，又以惨死在美英炮火下的两千多条平民的人命为筹码，与美英达成默契，自认为有美英支持，前途可以无忧了，于1928年4月开始第二次北伐，一路“所向披靡”。盘踞济南的老军阀张宗昌，情急之下，效仿他的袁大帅，哈日祈求庇护，让所有小老婆给日军师团长既一应官佐“陪宴”，请求“协防”，结果是“赔了夫人赔地盘”，自取其辱，防地拱手相让，自己亡命日本。

　　5月1日，蒋介石占领济南，即用各种方式向日方献媚讨好，但并不能满足日方贪欲，日军也很快开进济南，5月3人，济南惨案发生，蒋介石特使及数千平民在他的眼皮底下被日军辱杀。

　　北伐军将士不堪其辱，奋起抗击，而此时，拥有优势兵力且北伐兵锋正盛的蒋介石，却惧怕“倭(日本)三日可亡我矣”，恐惧避战，不惜屈总司令之“尊”，在混乱中溜出济南城，向日方一师团长曲言求和，遭到拒绝后，又密(严)令前方鏖战的将士撤出济南。

　　5月11日，日军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在济南展开了一场轻松的屠杀，对妇女更是先辱后杀。几日内，又有一万余人遇难。与“9.18”相比，这段历史(“5.3惨案”)却鲜为人知。

　　日本与蒋介石初次“交火”，即吃准了蒋介石的心理，经过精心准备，于1931年和1932年先后发动了东北9.18事变和上海1.28事变，并在蒋介石“不准抵抗”、“国联调停”、“国际调停”的哀求声中，发动了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由局部到全面把中华民族拖入战争的深渊。

　　这就是新老军阀在列强面前的态度。

　　与蒋介石相反，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到湖南长沙后，尚在求学中的毛泽东即组织学生抗议，并在全校师生面前署诗明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次年，又做出中日之间20年内必有一战的预言。

　　9.18事变、1.28事变后，1932年4月15日，尚在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围剿”中的毛泽东，即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抵抗。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经多方交涉，国民党终于解除了对红军的封锁和攻击，使红军得以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名义开赴敌后战场，履行其御敌卫国的神圣使命。

　　早在红军初期，毛泽东的“优待俘虏”政策就为国民党反动军阀又恨又怕，他们刻意效仿却又弄巧成拙，被俘后被收编的红军战士，或无故“失踪”，或战场“反水”，令国民党官员大为头痛。他们始终悟不透其中奥妙，不知道阶级观点也渗透于战争中，士兵都是穷人出身，一旦他们明白了为谁打仗的道理，是不会为官长、富人所用，供其驱使、残害父老姐妹的。所以，国民党高官只能徒呼优俘政策“毒矣哉”!

　　而1960—1970年代，古巴的卡斯特罗及其他争取民族解放的第三世界国家，把这一策略借鉴过去，运用于战争中，却又屡试不爽，再次证明这一策略只能为无产阶级运用而不能为资产阶级运用，这就是毛主席的“阳谋”——即使你熟知原因，立场不变，也是枉然。

　　抗日战争开始后，面对被武士道精神灌注的已泯灭人性、凶残暴戾的日本士兵，毛主席也没有放弃“优待俘虏”这一策略。

　　由于来华作战前，日本官方、军方长期灌输日本皇军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在交战中当俘虏，当了俘虏即使侥幸不死，不仅本人回到日本后会被制裁，而且国内的家属也要受连累。所以，抗战刚开始，日本士兵被俘后多有自杀。在八路军的尽力解救下，也只有少数存活下来。1938年7月在山西被俘的吉田太郎就是其中之一。

　　为了解除日本俘虏的顾虑，敌工部工作人员就告诉他们：“如果日本部队知道你们当了八路军的俘虏，你们在国内的家属就会遭难。所以你们应该另起一个名字来代替原名。”这样，俘虏存活的机率逐渐大了起来。

　　这些战俘被送往延安后，在生活上，给予很高的待遇。在物质极端困难、延安各界都在自力更生、节衣缩食的情况下，他们平常吃的却是小米饭、白馍，上午一菜一汤，下午两菜一汤，顿顿有肉，一周吃一次大米饭、一次饺子。每人每月还发3块钱的津贴。当时八路军战士是1元5角，连长3元，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每月也只有5元的津贴。当时的延安物价不高，他们用积蓄的钱买成衣物，战后带回缺吃少穿的日本，也解决了很多实际困难。

　　随着敌后抗日力量的不断壮大， 送到延安的日军俘虏也越来越多，在生活上对他们特殊照顾的同时，又组织他们参加学习和生产活动，在生产和学习中改造他们的思想。

　　1940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的共同努力下，在延安创建了由日本共产党领袖野坂参三和日本战俘森健、高山进、市川春夫、吉田太郎等人参加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

　　1941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了一所史无前例的敌军战俘学校——日本工农学校， 毛主席亲笔提写校名。这些来自晋东南、晋西北、山东、晋察冀等地的900多名学员，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和优待俘虏政策的感召下，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主席的著作，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学习， 已经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看作是抗日洪流中的一分子，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反战活动，和中国抗日军民一起，谱写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新篇章。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聂荣臻元帅，对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聂帅是深会其意。

　　1940年10月，他率领的晋察冀军区某部，在战斗中救出了两个失去父母的日本小姑娘，大的五、六岁，叫加藤美穗子，小的还不满周岁，又受了伤。

　　聂帅知道后，命令部队把两个孩子护送到指挥部，他对战士们说：“虽然敌人残忍地杀害了我们无数同胞，但这两个孩子是无辜的，她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我们要好好地照料，绝不能伤害日本人民和他们的后代。”在聂帅的悉心关照下，美穗子暂时忘却了丧亲后的悲哀和恐惧，很快和聂帅亲热了起来。

　　为了两个孩子考虑，聂帅决定把她们送回日军指挥部，让日方把孩子转交给她们的亲友。

　　于是，聂帅和两个孩子一起照了相，派人把她们送往石家庄。聂帅还亲笔写了一封信给日军官兵，信中说：“中国人民决不以日本士兵及人民为仇敌……我八路军本着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

　　两个日本孤女被送回日本，由亲友抚养长大，几十年后， 一位日本中年妇女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寻找聂帅，感谢当年的救命之恩，在中日友好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毛主席在道义上以诚待人、以情感人、仁至义尽。在国家权力、国家疆域的原则问题上则是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寸土必争、寸步不让。

　　蒋介石在抗战之初就提出他的抗战目的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以长城为疆界”。这可能是国民党上层右翼的共识，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也有过类似的话，“我们能从日本人手里得到黄河以南已经满足了，至于东三省，根本就不是中国的领土，它是满清时期带来的嫁妆，称不上是中国的失地。”

　　真对这些荒唐谬论，毛主席明确指出，我们的抗战到底是“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

　　这期间，他写了大量指导抗战的文章，分析了中国落后、贫穷、挨打的原因，在中国人的历史、精神、文化、意识等方面做了特别说明。其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作为通俗课本，在民众中间起到了普及的作用。

　　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1945年8月，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中国终于实现了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的意愿，收复了全部失地。

　　战后，中国也并没有按照海牙国际公约规定，羁押、留难日本战俘，而是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将境内的373万日本侨民、战俘迅速、安全遣返，并放弃了战争赔偿。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根据它自身在亚洲利益的需要，于1951年9月、1952年4月，先后策划、签订了“旧金山合约”和所谓的“日台条约”，使中日邦交正常化一时难以实现。

　　但中日双方的民间交往却一直没有间断。建国伊始，即任命廖承志担任了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着重负责对日工作，开始探索中日民间外交。

　　1952年5月，“日台条约”签订不到一个月，廖承志就在北京接待了二战后来华的第一批日本友人。当时，日本政府严禁日本代表团和公民到中国来，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这些及以后十几年的访华友人，是冒着很大的甚至是生命的危险、冲破重重阻力来到中国大陆的。

　　1953年初，为解决抗日战争后遗留在中国民间的日本侨民归国问题，廖承志作为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团长，同日本民间友好人士进行谈判，最终达成了协议，分期、分批送回那些志愿回国的日本侨民。

　　日本红十字会为表示感谢，邀请中国红十字会访日，1954年10月，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赴日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严峻的国际局势下，中日两国民间外交的一个重大突破。

　　1953-1963年，日本友人宫岐世民曾二十一次访问中国，每次都受到廖承志的热情接待。

　　1963年10月5日，中日友好协会在北京成立，廖承志当选为会长，宫岐世民担任了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十几年间，他们为中日友谊做出来不懈的努力。

　　1962年始，中日两国签署《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开始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交往。并于1964年互设联络处，同年，又实现了互设常驻机构和交换常驻记者。它标志着中日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51年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和维系它们在亚洲的霸权，与日本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不仅成为日本从属美国的法律依据，而且使美国可以在日本几乎无限制地设立、扩大和使用军事基地。极大地侵害了日本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当然，日本皇室、权贵及财团的利益可能反有加强)，激起日本人民的强烈反对。1960年又签订《新日美安全条约》，条约中，敌视苏联、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各国人民的意思更加浓烈。

　　为此，1959～1960年，日本人民进行了23次全国统一行动的反美斗争，每次参加的人数少则几百万，多则上千万。斗争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参加阶层之广泛，在日本历史上前所未有。

　　与此相反，自从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言出必践，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国际友好人士来到中国，也都以受到毛主席接见为荣。

　　1962年9月18日， 毛泽东接见了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访华代表团并题词：“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 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应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访华代表团各位朋友之命，书赠日本工人朋 友。”给了日本人民道义上的支持和理论上的指导，而且在言辞上，在大气正义之中，又不失谦和平等。

　　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亚非拉反对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独立运动如潮汹涌，欧洲一些国家也不乏响应者。1968年，在日本，一些出生于1940年代前后的毛泽东的崇拜者，也发动了一场日本版的“文化大革命”，他们在父兄的叙说和自己的观感中认准了毛泽东就是正义力量的化身，高举起毛主席画像和毛主席语录，“一聚就是上万人，手挽着手肩挨着肩，神情激动地高呼反美口号，行走在东京、京都、大阪和冲绳的大街小巷。”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直至1979年……

　　1970年前，美国已多次向中国伸出橄榄枝，试图与中国接触，中国也虽有此意，但毛主席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为反对美国在亚洲的军事霸权和军事入侵，抓住美国策动和支持柬埔寨亲美势力推翻西哈努克亲王的政变这个突破口，五月二十日，在天安门广场组织了五十万人的示威游行，并发表震惊中外的“5.20声明”，声援包括日本在内的第三世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不仅如此，这些思想也渗透于中国的每一处空间，“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坦赞铁路谱友谊”，诸如此类的口号，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已是妇孺皆知、耳熟能详。这时期，小学生的教材里也经常出现这样充满真情的词语——唇齿相依的邻邦(朝鲜)、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同志加兄弟的友谊(越南)等等等等。

　　得道多助绝非虚言，道义感召的力量远非利益的争执所能企及。经过几十年一以贯之、稍无懈怠的坦诚交往，1971年，在中国尚不知情的情况下，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的国际朋友以压倒性优势把中国请入联合国并驱逐了台湾代表。从此，开始了继1950—1960年代广交亚非拉朋友之后的又一轮西欧国家与中国建交的高潮，到1974年，我们已是朋友遍天下，10月1日的国庆期间，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多名政府要员和友好人士在北京参加了我们的国庆游园。

　　为了缓和中美关系，缓解美国在中东和亚洲的压力，1972年初，美国总统尼克松匆匆访华，签订了著名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公报中，中国方面的声明，体现了毛主席不畏强暴，坚挺弱小，抨击邪恶，主持正义的外交原则，现全文摘抄如下

　　中国方面声明：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中国绝不做超级大国，并且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略、干涉、控制和颠覆。一切外国军队都应撤回本国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作的努力，坚决支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7点建议以及在今年2月对其中两个关键问题的说明和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联合声明;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1971年4月12日提出的朝鲜和平统一的八点方案和取消“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主张;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外扩张，坚决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愿望;坚决主张印度和巴基斯坦按照联合国关于印巴问题的决议，立即把自己的军队全部撤回到本国境内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停火线的各自一方，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维护独立、主权的斗争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决权的斗争。

　　声明中，在“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外扩张”的前提下，“坚决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愿望”，对日本人民的正义斗争再次给予道义上的支持。

　　7月7日，日本第一位“草根首相”田中角荣正式组阁，就开始秘密筹划中日邦交事宜。毛主席抓住了这个机会，指示周总理：“应该采取积极度。日方能来中国谈就好，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随后，两国紧密磋商，27—29日，周恩来、廖承志三次接见日本特使，就中日邦交正常化及《中日联合声明要点(草案)》进行谈判。

　　8月21日，在中德即将建交前夕，毛主席特意批示暂缓中德建交，“让田中先来，谢尔后到。”让一切问题为中日建交让路，可见主席对中日关系的重视。

　　9月25日，由双方缜密铺垫，田中来到中国，经过与周恩来总理两天的磋商，初步达成共识。

　　27日晚八时半至九点三十五分，在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住处，田中等人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一见面，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分别说了自己的姓名，并说能见到毛主席感到很荣幸。毛主席也礼貌地用日语回说“谢谢!”在国家元首间的交往中，如毛主席受到如此礼遇和尊重的，古往今来并不多见。

　　9月29日，在日方的积极主张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草案)在北京签字，联合声明说：“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的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方面重审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见解。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欢迎。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应该而且可以建立和平友好关系。两国邦交正常化，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也是对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

　　“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审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由于毛主席几十年的铺垫，几十年的真情感召，终于在短短的五天时间里，完成了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使中国的周边环境更趋稳固。之后的10月10日，西德外长谢耳带领庞大的代表团来到北京，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了中德建交联合公报。

　　9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主席审阅的社论稿《中日关系的新篇章》，社论说：中日之间战争状态的结束，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展望未来，我们深信中日友好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中日两国伟大的人民一定能够排出各种障碍，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从此，新中国赢得了一个崭新的国际环境，开始了1949年以来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第三轮的工业化(民生工业，1969已经在县、社一级开始)高潮(第一轮为1953年开始的基础工业，第二轮为1964年开始的国防工业)……

　　可惜天不作美，1976年9月7日，毛泽东主席已到了弥留之际，但他仍然关心着中日关系这个对中国至关重要的问题，清醒时，示意要看材料。工作人员不明白，他便在纸上画了三横，又用手敲木质床头，示意要看日本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材料。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看了几分钟，又昏迷过去……9月9日0时10分，带着不尽的遗憾和深深的忧虑，一颗巨星陨落了!10月6日，粉碎“四人帮”，中国高速的工业化进程戛然而止，中日关系也开始走入新的拐点。

　　千年纷争事事哀，道义感召万邦来。

　　悲歌一曲伟人逝，春雷半声舞妖孽。

　　1979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在国际上，南打越南，北疏朝鲜，逐渐寒了主席多年来诚心结交的第三世界穷朋友的心。在与美国建交的同时，与日本右翼也日渐亲密，致使日本左翼的外部精神源泉彻底断绝，许多左翼青年在绝望中自杀，日本朝野右翼反华势力轻松得势，左翼运动由此走入低谷。

　　此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指导下，中日之间先是所谓的经贸蜜月，继而经济竞争，进而激烈商战，以至于日本地震时，温总理用心用意的“人道主义”援助，也未能化干戈为玉帛，反而使两国关系更趋恶化，两国国内互骂恶声不断，海域军事对垒加剧，由钓鱼岛而东海，由东海而南海，日本积极参与美国对中国的海上大围堵……

　　古人云，长国家而务财用，必自小人。是耶?非耶?

　　中国，将如何破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