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周恩来和毛泽东伟大的友谊

纪念周恩来和毛泽东伟大的友谊

高卧故园

34年前的明天，周恩来同志逝世了。

谨以此文纪念他，同时铭记他和润之的理想，继承他们的事业！

一、毛周之间最早的交集：黄爱被砍三刀仍高喊：“大牺牲，大成功”

　  中共“一大”闭幕后，毛泽东回湖南从事工运，争取湖南劳工会。这是个在湖南工人中较有基础的工人团体。它只作经济斗争，1920年11月20日在长沙成立。主要创始人是黄爱和庞人铨，会员约七千人。如：黄爱、庞人铨都是五四运动、驱张运动中的激进分子，为人正直，纯洁；黄爱还先后受过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是在征得陈独秀的支持后由沪返湘组织劳工会的。毛泽东指定专人同黄、庞联系，还多次约他们到清水塘住处恳切交谈。1921年11月21日，湖南劳工会成立一周年。毛泽东同黄、庞商议改组劳工会，并在《劳工周刊》上发表《所希望于劳工会》一文。

　　12月中旬，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由张太雷陪同到桂林和孙中山会商。途经长沙曾作停留。毛泽东在文化书社接待了他，介绍黄爱、庞人铨和马林见面，请他“花了一个晚上给他们讲阶级斗争、俄国革命”的情况。马林走后，毛泽东请易礼容转告黄爱、庞人铨，邀他们到清水塘谈话。事后，毛泽东对易礼容说：“谈得很好，他们的见解看法同我们是一样的，愿意同我们一起干”。

　　12月25日，毛泽东通过湖南劳工会、省学联，发动长沙一万多工人、市民和学生，举行示威，反对美、英、日、法等国在华盛顿召开“共同支配中国”的所谓太平洋会议。黄、庞分任大会主席和游行总指挥。1922年1月16日，黄爱、庞人铨因组织长沙纺织工人罢工，遭军阀赵恒惕逮捕，次日晨被绑赴浏阳门外秘密杀害。牺牲前，黄爱被砍三刀后仍用力高喊：“大牺牲，大成功”。

黄、庞遇难后，毛泽东立即联合长沙各界在船山学社两次召开追悼大会，发行纪念特刊。为冲破赵恒惕对舆论的封锁，毛泽东把李立三从安源调回，指示他去常德动员黄爱六十岁的父亲同去上海，向各界控诉赵的罪行。随后，毛泽东也借机赴上海，组织反赵运动，出席上海追悼黄、庞大会。一时间，全国各地掀起了追悼黄、庞，抗议赵恒惕摧残工运罪行的浪潮。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写的报告中特别说道：“因反对太平洋会议，鼓吹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的示威游行及参加纱厂罢工，青年团团员黄爱、庞人铨二人被督军所杀。”

黄爱五四时期曾在天津参加觉悟社，和周恩来交情甚深。周在德国得知黄、庞被杀，悲愤地写下《生别死离》一诗，表示决心要用鲜血来浇灌“共产花开”，让“赤色的旗儿飞扬”！

二、年轻气盛的毛周第一次见面：都主张反击国民党

国民党二大结束后两个月，蒋介石就制造了“中山舰事件”。3月20日，他说共产党人私调中山号军舰要劫持他离开广东，借此逮捕了代理海军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在广州实行戒严，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员，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

当天晚上，毛泽东就赶到苏联军事顾问团的住所，同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商量对策。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也在那里，他们俩都主张反击，毛泽东建议动员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密赴肇庆叶挺独立团驻地开会，通电讨蒋，削其兵权。但遭到拒绝。

随后，他又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里了解情况，正好碰上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周恩来回忆说：“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他说不能破裂。”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李富春等对情况的分析是：黄埔军校有五百多共产党员，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五个军的军长和蒋介石有矛盾，而蒋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我们还掌握了一个叶挺独立团，从力量上看是可以反击的。只要我们态度强硬，国民党左派也会支持我们。

三、时为上级的周恩来在上海中央支持毛泽东：批评刘安恭、陈毅

1、湖雷会议、白砂会议：取消临时军委，刘安恭悬空了

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被派到红四军工作，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对毛泽东的一些主张任意指责。五月底，毛泽东在永定县湖雷主持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争论中意见未能统一。

六月八日，毛泽东在上杭县白砂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辞职。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但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少数人还把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指战员中去。会后，一纵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信，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给林彪写了回信并送交前委。复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这封信，系统地提出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原则，为古田会议决议打下了基础。

2、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大家努力来争论”

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由陈毅主持，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代表们围绕从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各方面问题进行讨论。会议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通过的决议说：“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的斗争，也不是事实”，还把“集权制领导原则”视为“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在选举前委书记时，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

毛泽东最后发言说：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的实际斗争中间的经验，加强这个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3、周恩来指示信批评刘安恭、陈毅

中共红四军七大决议案和毛泽东、刘安恭等的信件，送到中共中央。中央认为这个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刘安恭的信将毛泽东、朱德分成两派，许多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故意造成派别。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致红四军前委的信，要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军委可暂不设立，军事指挥由军长、党代表管理，调刘安恭回中央。

接着，周恩来起草指示信：“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并且批评红四军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是错误的。

4、九月来信

不久，陈毅到达上海，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和党内的争论，政治局决定成立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一封指示信。三人委员会确定，以周恩来指示信为基础，由陈毅执笔起草这封指示信。

“九月来信”在总结红四军经验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这些指示，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指示信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中央的“九月来信”，为红四军党内统一认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根据。

5、古田会议和林彪元旦贺信

“九月来信”由陈毅带回。毛泽东在他养病的蛟洋收到中央的“九月来信”和陈毅转达中央指示请他回前委主持工作的来信。这时，他的健康正在恢复，便随前来迎接的部队回到长汀。陈毅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介绍了他上海之行的情况。毛泽东也说他在红四军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这样，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就消除了。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中共中央收信后，在给广东省委的信中说道：“润之现已复职，中心的政治领导亦已确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

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毛泽东没有满足于古田会议取得的巨大成功。紧接着，他又继续思考着“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这时，他收到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元旦贺信，觉得林彪对时局的估量比较悲观，而且有一定的代表性。一月五日，他给林彪写了回信，也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四、打不打赣州？周恩来征询毛泽东意见

原在上海而没有到任的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在秘密交通护送下进入闽西苏区。同月底，到达瑞金。周恩来在到瑞金时曾征求毛泽东意见，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队固守坚城和红军技术条件不具备等情况，说明红军不能去攻打中心城市。周恩来同意这个意见，致电临时中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复电：原议不变，攻打城市不能动摇；如果不能打下南昌，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

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在瑞金举行，着重讨论中共临时中央提出的要红军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问题。这次苏区中央局会议就是讨论选择攻打抚州、吉安还是赣州的问题。会议按照多数人意见，决定打赣州。一月十日，中革军委发布攻取赣州的训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中革军委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赴前线督战。有人在途中还谈道：打开赣州再和毛泽东算帐。

毛泽东迫不得已上东华山修养后，三月上旬的一天早晨，项英骑马从瑞金赶到东华山，告诉毛泽东赣州前线战事失利，红军已处在腹背受敌的境地，并把前线发来的急电交给他。中革军委的急电请毛泽东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毛泽东立刻带着警卫班下山，冒着风雨赶回瑞金，复电前线指挥部，提议大胆起用起义才两个月、原来被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围。当晚，他又从瑞金出发，日夜兼程，赶到赣县江口前线指挥部。朱德告诉毛泽东：按照你的意见，已把预备队红五军团拉上来，在红四军支援下，使红三军团脱出险境。

五、支持毛泽东改变江口会议部署

在赣县江口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攻打赣州是错误的，主张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赣东北发展。会议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也没有把部队开到湖南去，决定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或较大城市；以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以红三军团、红十六军等组成西路军，分别作战；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身分率中路军北上。

当时，福建是国民党军事力量的薄弱环节，毛泽东主张中路军改变行动方向，转向闽西。他在率领红一军团北上宁都集中的途中，向军团领导人林彪和聂荣臻阐述中路军向闽西发展的主张，并得到他们的赞同。林、聂在三月二十一日向中革军委报告：“行动问题，我们完全同意毛主席意见。日前粤方开始派兵入闽赣讨赤情形下，更应采毛主席意见。”红一军团随即进抵闽西长汀待命。

三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周恩来在瑞金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决定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同意由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分率领东路军攻打闽西的龙岩，并向东南方向发展。这对毛泽东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六、周恩来器重毛泽东：“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七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作为苏区中央局代表赶到前线。中央局提议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再次向中央局写信进一步陈述：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信中坚持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七、被歪曲造谣的反冒进毛周矛盾

反冒进这一段历史，特别是杭州会议第二次会议和南宁会议毛泽东批判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等事多年来被国内外反动派大加发挥，其实是不明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的优良作风，是很正常的事。毛泽东后来自己说是“我放了炮”，如此而已。

八、彻夜未眠最后一次深谈：一谈人事，二谈对资产阶级专政

1975年的长沙之行，医务人员认为周恩来的健康状况已不宜作这样的远行，周恩来强撑着重病之身，飞抵长沙。王洪文也另机到达。二十四日，在毛泽东的住地，周恩来、王xx同毛泽东会面。一见面，毛泽东就说：“多住几天。你们两位在这里，让邓xx在北京管事。”周恩来说：我们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小平作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又提出：由邓xx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他问周恩来：“江青为什么反对邓小平出国？”又告诉周恩来：“她说张xx恐怕有点才干。”从这天起到二十七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进行了三次谈话，又同周恩来单独长谈了一次。

二十六日那天晚上，毛泽东约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长谈，直到次日凌晨。这也是相处近半个世纪的这两位老战友的最后一次深谈。据周恩来说，谈话涉及两个方面：“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在周恩来后来整理并由中共中央印发的谈话要点中，毛泽东对“理论问题”主要讲了以下内容：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xx、xx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