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奴七篇（前言 一）

接下来的几篇未免要触及敏感的神经。有人要问，对于一个经济社会日益繁荣，在物质和精神领域都取得巨大进步的母国，何以言辞激烈的批判？眼下的确一派歌舞升平。但正是因为中央倡导“和谐”，才说明尚不够和谐；强调科学发展，表明以往发展的科学性有待提高。就像海军打出的“和谐海洋”主题，现实状况是南海争端愈演愈烈，东海问题焦头烂额，美军正采取新一轮封锁。总而言之，所有的批判并不是指向这个国家本身，而是造成事实的毒瘤。　　

经济繁荣是共识的。但近年何来的许多爱国主义？我们对外国那么好，把钱借给他们，不断让外资并购，刺激股市以方便外资银行套现，举办了一届几倍于国民待遇的奥运…换来的却是这些事实：西方更大规模的涉藏提案，越南、马来西亚加紧了南海诸岛的划割，日本在东海油田依旧态度强硬，美国一手拿着7000亿，一手在海上展开与中国的新一轮对峙，加速关岛、南亚基地建设，实施对中国的大包围圈…尽管西方有豺狼的天性，但毕竟是实证文明的发源地，不是蛮横无理的野蛮人。一座大楼的倒塌，多半来自于内朽，911毕竟是稀有动物。所以造成上述奇怪事实的原因，一定是我们的内部出了问题，而不能归咎于别人的强盗性。至于这种“内部问题”是不是基于体制内的，不想讨论它，只是本着得病就医的原则，哪说哪了，因为我始终坚信这座大楼的根基——中国共产党这几个字是无比坚实的。　　

中国的右翼于90年代全面复苏，实际上这是xx事件的结局就注定了的。xx事件从一场左倾对右倾的人民内部矛盾演化成右翼的全面胜利，这个结论也只有在20年后的今天才可以得出。但是，右翼的复苏既不能归罪于80年代的自由化，更不可算到改革开放的头上，简单的用“体制内因素”解释亦不科学，因为至少在建国前30年，这种体制取得了成功，尽管是伴有着狂热的理想主义情绪。如果说中国已经告别偶像崇拜的时代，那么对明星们特别是平民明星那种忘乎所以的关注说明中国人仍需偶像，社会理性尚不足以像在西方那样可以把握一切生活。但不论是发展社会理性，还是偶像崇拜，都要求以重塑正确的价值观作基础，这就不可避免的以清除反动势力为先，因为一种奴性的、本末倒置的文化不但严重威胁了我党的执政基础与合法性，也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最大绊脚石。这是已被历史证明了的。　　

经济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如果一个国家始终把GDP的增长作为发展的标尺，用几个数学符号代替社会进步的一切元素，那么不是认识的不足，就是发展的解释权已经落到右翼的手中。只大不强并不罕见，北宋、清末都是世界经济第一，烂在国库里的银子发了霉，可惜一个子也用不到救国上。一个国家很少有穷死的，虽然每每都是以外来力量的入侵而结束其存在，但究其因都是事先烂在了骨髓里。尽管8%的折子目标每年都是从总理口中说出的，但并不意味着中央是右翼的代言人。只要共产党仍是执政党，右翼们便休想得到最高支持，无论他们对于国家机器的权柄掌控到何种程度。　　

中国的问题虽然没严重到一切都要拿右翼来解释的地步，但这一势力已足够性命攸关。今天说这许多危言耸听的话，首先跳出叫骂的一定不是右翼们，因为我对他们来说实在不疼不痒；而是被左派所关心和同情的大众们，因为这样的言论在他们看来无异于无中生有、唯恐天下不乱，从而影响到他们的休闲思维和娱乐生活。不管受到怎样的嘲笑和漠视，不论被当成愤青、文革余孽还是脑子有问题，我想我都必须有虚心接受的气度，而且还要继续为这些人说话。接下来的这几篇，更多的只是交代了事实和现象，至于解决的途径，我一介草民想不清楚，当留给他人来解决。最后我要说，左派不是一群吃饱了没事干的闲人，也不是利益之争的任何一方。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这样一群人，喜欢考虑和本人生活无关的问题。另外，我通篇的打击对象是右翼，不是右倾，右倾永远是左派中的发育不良者。　　

洋奴七篇（一）——拿来主义

拿来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就和毛泽东思想差不多。极度缺乏，极度误解，用了几十年，扔了几十年。大多数人不理解它，理解的人又怕他，落得个如今成了教科书上的空洞概念，作为诸多学说性大于实践性的主张之一。鲁迅只是创造了拿来主义的概念，不是其本身，因此反对它的不必说这是出于反对某种个人观点。就像印度人发明了数字一样，不管你喜不喜欢印度人，数学总是属于自然界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说出了拿来主义的所有内涵，如果连这8字都要反对，不知是什么居心。　　

拿来主义是辩证法。它永远承认事务的正反两面，取积极的一面，弃消极的一面，提倡吸收一切有利因素增持发展的因子。因此反拿来主义的实质是反理智，他看不到万物的联系，不承认对抗是生存的需要，要么是，要么非，除此以外皆鬼话。拿来主义也不是怀疑论，怀疑论者可能要求为汪精卫和秦桧平反，因为他们也有某些优点，但这些优点显然不足以成为主要矛盾。　　

   一个社会没有任何的信仰，这个社会是危险的。就象缺乏宗教的国度，总是需要社会理性来承担相应的角色，它们一个狂热一个冷静，但殊途同归。道佛从来没对中国（除藏区）的社会意识产生过决定性作用，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儒家。五四打倒了儒家，虽不彻底，也造成了信仰真空，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适时的填补空缺，形成了中华民族思想阵营空前团结的局面。改革开放后，毛泽东思想逐渐走下神坛，但是其继承者从来没有复其高度，更无从转化为信仰。伤了元气的儒家，遭受冷落的毛泽东思想，再加上依旧超脱的老佛，新一轮信仰危机就这样出现了。　　

拿来主义者要密切关注两种很坏的思潮，一个是文化保守主义，一个是伪非主流。文化保守主义尽管作为一种观点之争与拿来主义并存，但终究是以反对革新、反对进步为宗旨，属于历史的反动；伪非主流以年轻人居多，这类人大多文化素质不高，社会经验缺乏，以“反传统”为己任。与保守主义不同，这种意识在认知上是有差别的，即在不健全人格下的一种异常行为。伪非主流者一般认为只要举止骇俗、装束怪诞就是有个性，殊不知非但没个性，还是很落俗套的赶时髦。这实在是理性发展的初级阶段生产的愚昧怪胎。　　

不讲拿来主义造成了很多匪夷的现实：爱国主义就等于抵制日货；喜欢一个明星就连其挖鼻孔都很优雅；伪非主流自以为反传统；某些学者以“五四”造成传统断层就否定其价值；以道听途说的片断作依据就想推翻某些经典……拿来主义者应该是这些人：个性鲜明但未必奇装异服；不忘历史但反对仇视日本人；批判西方强权政治同时倡导其文明；肯定民主自由但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拿来主义者一定是左派，尽管他未必承认。　　

先生的拿来主义是结束上世纪2、3十年代思想混乱的良药，如今依然适用。作为一种辩证法的方法轮，拿来主义是社会理性的集中反应。但推行起来是有相当难度的。首先，从构成社会理性的个人理性和社会价值来看，前者是自主的，但理性的思考从来不是中国人的特长，我们习惯于从经验出发而不是依据某种事实；后者不但受个人理性的左右，同时依附于统治者意志。近20年拿来主义的缺失，就是右翼们的不断误导所致，并非老百姓的真实意愿，其结果就是全社会性的头脑简单化、文化低俗化、学术精英化。大多数人还乐此不疲。　　

尽管缺乏拿来主义对于民众的个体来说是灾难性的，它直接导致了愚昧和意志的消磨，但是对右翼而言，是再好不过的结果，老百姓可以永远陷于无明的自伐中，不会从问题的本质寻找答案，这样就迎来了坐稳了奴隶的盛世：老百姓坐稳了买办的奴隶，买办们坐稳了洋主子的奴隶，皆大欢喜。不过从历史经验来看（我也借助某种经验而不是事实），这种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是经不起推敲的，等到广大民众的觉醒，拿来主义的复苏，再举起某个曾让我们无比自豪的信仰大旗，在社会理性和信仰的两面夹击下，右翼们的好日子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