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腐败的根源和反腐败斗争的政策和策略

论腐败产生的根源和反腐败斗争的政策与策略　　

摘要 腐败现象是自有阶级社会以来世界各国都存在的现象。腐败产生的根源是财产私有制, 包括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活资料私有制。即使是在全面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或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 劳动仍然具有二重性。在这种社会背景下, 利用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方式尽量多占有社会财富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并将在人类社会中长期普遍地存在。腐败对任何政权都是一种腐蚀。古今中外, 腐败导致政权倾覆的事件屡见不鲜。我国国情决定了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同在任何存在财产私有制的国家中一样, 在我国, 腐败现象也将长期存在, 反腐败的斗争将是长期的、严峻的和复杂的。要有效地遏制腐败的发生和蔓延, 巩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保证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 必须对腐败产生的根源和反腐败斗争的政策与策略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要坚持党的领导,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保证反腐败斗争沿着正确健康的道路前进。　　

关键词 腐败, 财产私有制, 反腐败斗争, 政策与策略　　

几十年来, 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定地反腐倡廉, 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但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形势至今未能明显改观，这意味着一定还有一些重要的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没有认识到，把握住。虽然我们常说反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但对于腐败产生的根源和反腐败斗争的经验教训研究不够, 以至于在反腐败问题上存在着一些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和说法, 在思想界和社会上引起了一些混乱, 妨碍了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发展。要想有效地遏制腐败的滋生和蔓延, 巩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保证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 必须对腐败产生的根源和反腐败斗争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 坚决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保证反腐败斗争沿着正确健康的道路前进。　　

一、腐败产生的根源　　

不论是什么样的腐败，其实质都是利用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尽量多占有社会财富。那么, 腐败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呢？　　

众所周知, 腐败现象是自有阶级社会以来世界各国都存在的现象. 腐败产生的根源是财产私有制, 包括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活资料私有制. 即使是在全面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或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 劳动仍然具有二重性：劳动既是对社会的贡献,也是个人谋生的手段。只要一有机会，人们就要采取各种手段摆脱必须依靠劳动才能谋生的地位。在这种社会背景下, 利用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方式尽量多的占有社会财富的现象, 即各种腐败现象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各种腐败现象已经并将继续在人类社会中长期普遍地存在. 伴随着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发展, 各种腐败大案在包括我国和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频繁发生就是明证。因此, 从阶级属性上说, 腐败属于剥削阶级行为, 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立的. 反腐败斗争是坚持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几十年来, 正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反腐败斗争的中流砥柱, 坚定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大规模地反腐败斗争, 查处了党内外大量的腐败行为和腐败分子。　　

以财产私有制为基础, 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市场经济必然引发“马太效应”, 使富者愈富, 穷者愈穷。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机制不能及时建立起来，必然会出现贫富悬殊, 加速腐败现象的滋生, 破坏社会稳定。有人说：“适度的通货膨胀有利于经济发展。” 这句话放在一个贫富差距不大的社会里是正确的, 但在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里，即使是“适度”的通胀也会使依靠劳动谋生的人感受到不堪重负的生存压力。与此同时, 少数持有大量货币的人借机炒高资产价格，更加重了劳动者的生活负担。这就在社会成员中极大地强化了权力至上、金钱至上的意识。这样的“游戏规则”使人们更加向往跻身到拥有权力和金钱的少数群体之中，而一些掌权者和剥削者则会变本加厉地进行权力寻租。在财富高度集中和收入分配机制不公的双重作用下，通胀带来的货币流通量增大不能有效地转化为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劳动者越是勤奋地工作，社会消费能力越是相对降低。“滞胀”出现了，资本的运转不灵了, 社会再生产难以扩大, 甚至可能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继续。于是, 社会动荡的危险大大增加了，富人为了巩固自身地位、保护自己的财产，越来越迫切地想要得到各种特权，加剧了权钱联盟，损害了大多数人的权益。　　

奥地利人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提出公有制必然导致腐败，并断言公有制经济的代理人在其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的情况下，必然谋求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剥夺劳动者的基本权益。这些论述乍看似乎有理，包括撒切尔和里根在内的大批西方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都是哈耶克的忠实拥趸。在其思想影响下，西方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苏东剧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一思潮影响的结果。这种极度推崇个人至上的思想体系，终于在二十一世纪酿成了全球金融危机的恶果。事实证明，财产私有制始终逃不出生产与消费的固有矛盾。社会基本服务保障领域如教育、医疗、住房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必然导致严重的腐败，必然导致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权益被侵害被剥夺。美国次贷危机中大量家庭负债累累的同时，华尔街的金融高管们依然为自己发放着天文数字般的巨额薪水就是典型的例证.　　

我国国情决定了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是一个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发展阶段. 如同在任何存在财产私有制的国家中一样, 在我国, 腐败现象将长期存在, 反腐败的斗争将是长期的, 严峻的和复杂的。当前，我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分配不公的矛盾十分尖锐，在各种层出不穷的利益纠纷的背后, 皆有腐败行为在推波助澜，加剧矛盾。所有这些不稳定因素反过来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当前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反腐败为名, 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之实。　　

二、反腐败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相辅相成的, 要像抓经济建设一样抓反腐败　　

人们常说，公生廉，廉生威。要实现社会生活的公平公正, 就必须建立覆盖全社会的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 要建立覆盖全社会的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 既要发展经济, 同时要坚决遏制腐败的滋生和蔓延.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 社会主义要从根本上战胜资本主义, 必须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既是经济斗争, 也是政治斗争.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 我国始终在坚持不懈地摸索创新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围绕着这个根本任务, 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三十余年来，我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另一方面,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腐败的滋生和蔓延, 经济发展了，干群关系却日益紧张了。腐败严重地破坏了人们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严重地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创新热情, 制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正如温家宝总理前不久指出的, 腐败已经成为当前的最大危险。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同时, 更加深刻地认识反腐败斗争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相辅相成的, 真正把反腐败斗争作为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 要像抓经济建设一样抓反腐败。　　

把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提到这样的高度是完全必要的。如果我们不能像抓经济一样抓反腐败斗争，发展下去, 就会如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的：“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4页）“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 我们就失败了。” “如果产生了什么资产阶级, 我们就真的是走了邪路了。”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0,111页）。　　

我国在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曾经一度十分推崇市场化, 忽视了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系的建立。一时间, 教育、医疗、住房，似乎什么都应该市场化, 什么都可以市场化。现在看来，这些把市场化绝对化的作法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被老百姓称之为“新三座大山”，并且无一例外地成为了腐败案件高发领域。如“高考移民”，“以药养医，乱开药方”，“暴力拆迁”. 这些重大失误的发生很大程度上与“新自由主义”思潮有联系。有些人迷信市场的自我调节，迷信“契约精神”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忽视了财富分配环节的公正合理，忽视了人与人之间、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民生行业与一般行业之间不同的现实。这种情况使人们自感生活缺乏基本保障，其中一部分手握权力的人对权力寻租的追求就变得迫切，另一部分手握金钱的人对购买权力的需求同样也变得迫切。福建某税务官员为其子女“量身定做”公务员招聘条件，就是这种社会心理的典型表现。　　

我国在分配领域曾提出过“按劳分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现在看来，这种方针只适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步阶段，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部时期。应当改为“按劳分配、公平和效率并重，致力研究制定实行公正合理的分配体制”。这种改变对于缩小腐败产生的土壤, 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避免走上苏联东欧体制僵化、民心尽失、最终变质解体的邪路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无论是“体制僵化”的终极——“身份社会、权力世袭”，还是“唯市场论”的结果——“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实质上都是唯利是图。如果一个社会的眼里只有金钱和权力而没有其它，就没有人认为腐败是不正常的了，整个社会就会堕落，最终被淘汰。我们必须拿出百倍的勇气和智慧阻止这种对金钱和权力崇拜的趋势在我国的蔓延。　　

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一个怪现象是：人们对腐败现象恨之入骨，但腐败现象却在不断蔓延。许多人口头上讨伐腐败，生活中容忍和向往腐败。有些人的腐败意识已经根深蒂固, 成了思维定势、行为习惯、价值圭臬。有些腐败分子竭力制造各种不公正、不平等，就是为了凸显权力的稀缺性、独断性，企图迫使人们相信世界上没有公平正义，屈服和依附于权力和金钱，“自觉地”服从“潜规则”。官场政治生态的恶化，“老实人”、“踏实人”、“正派人”不被提拔重用，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盛行，就是这种“腐败分子的斗争策略”造成的恶果。腐败与反腐败之间的斗争，其实就是争夺价值观制高点的斗争。腐败势力引诱逼迫人们跪倒在金钱和权力的脚下，反腐败则激励、鼓舞人们站起来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为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努力奋斗。 　　

总之, 要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必须在建立覆盖全社会的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 加强思想教育和完善法律制度, 依法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惩处力度。只有这样, 才能提高人民群众反腐败的信心，才能使大多数人愿意通过正当的劳动而且能够通过正当的劳动获得幸福，权力寻租才会没有市场, 反腐败斗争才会有取得胜利的广泛的群众基础。　　

三、坚持党的领导,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反腐败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　　

有些人认为，不受制约的权力是产生腐败的根源。由此得出结论，权力必须受到制约才能根除腐败。这样的说法显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因为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是财产私有制，是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是贫富悬殊。权力不受制约是腐败行为得以实行的重要条件，不是根源。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社会化大生产日益取代小生产成为生产的主要方式，社会分工日益专业化，许多管理职能只有具备了相应的专业知识才能实施。这就决定了行使权力的人和监督的人都必须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才能使权力受到有效的监督制约。事实上, 在某一专业领域内，实际行使权力的人和监督的人都只是少数人，全体社会成员对少数人的监督只能在原则上实现，在具体操作上缺乏现实性。因此, 在这个意义上说, 世界上没有也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另一方面, 正如列宁早已指出的,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随着管理技术(如网络技术)的普及,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劳动者参与到管理和监督中来, 使管理不再是少数人的事情, 从而形成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监督。因此, 我们必须而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要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前提条件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　　

现在社会上甚为流行的一句话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种观点把权力与腐败划了等号，显然是不正确的。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所谓宪法，是一国革命取得胜利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党和政府的权力是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权力，是人民的权力，是绝对的权力，是不可让渡的权力。如果这样的绝对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那么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如何解释？人均寿命从1949年的三十六岁提高到今天的七十多岁如何解释？文盲从占人口绝大部分下降到百分之零点几如何解释？两弹一星与大国地位如何解释？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如何解释？如果我国是一个腐败横行，一盘散沙的国家，这些成就是不可能取得的。可见，反腐败斗争要想取得胜利, 关键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当家做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在反腐败斗争中，如果不坚持和捍卫这些原则，单纯地去追求权力的监督制衡，就会搞不清权为谁所系，利为谁所谋, 权力的监督制衡就会沦为少数人政治倾轧的借口和工具，反腐败就将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攻击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借口。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说法的本质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按照这种观点走下去, 必然导致无政府主义, 丧失反腐败斗争的群众基础，最后是彻底腐败，彻底倒退。　　

有些人鼓吹所谓的普适民主，那么, 什么是民主的普遍特征呢? 民主制度的普遍特征是少数服从多数。问题是, 什么样的少数服从什么样的多数呢? 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 不论是古代罗马, 还是中国的周朝, 都曾有过所谓的民主共和制度。不过, 这种民主是奴隶主的民主, 是少数奴隶主服从多数奴隶主, 奴隶是没有发言权的。在现代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 是少数资产阶级分子服从多数资产阶级分子, 无产阶级是没有发言权的。总而言之, 在阶级社会里, 只有阶级的民主而没有所谓全民的民主, 就像世上只有具体的人而没有抽象的人一样。因此, 一谈到民主, 我们就必须划清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之间的界限，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反腐败之路，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心明眼亮不受欺瞒。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指望取得我国几十年来的发展成就，就不能指望在党的领导下始终对腐败分子、腐败行为保持高压态势，就必定会更多地出现对腐败分子的纵容包庇。号称发展中国家中唯一的民主大国的印度，取得民族独立比我国还早，但是文盲人口仍然占人口相当大的比例，种姓制度至今不能废除，至今没有完善的工业体系，除了计算机软件产业和航天产业在美、俄的扶持下取得了一些突出的成就外，其他绝大部分产业极其落后, 其军队的装备仍是“万国牌”。印度共产党在数个邦控制着当地政权，拥有数万人的武装。索尼娅•甘地曾感叹：印共之所以能够长期获得农民的广泛支持，与印度政府的严重腐败是分不开的。　　

有些人说腐败问题未能获得解决的根本原因是政治体制改革推进不力。他们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实行全民直接选举。台湾形形色色的选举不可谓不发达，结果怎么样呢？选出的“总统”陈水扁全家贪腐。岛内各路政客贿选、拜票成风，腐败司空见惯。近些年来, 大陆在探索基层民主自治方面做出了多种尝试，比如村委会委员由村民直选。但是, 在基层党组织对选举工作丧失指导的地区，大量发生了拉票、贿选等违法现象。曾有河北某村的村民，在本村街头巷尾张贴小广告，给手中的选票明码标价，公开出售政治权利。可见，抹杀了政治属性的选票民主，会立刻导致腐败横行。《南风窗》杂志曾连续刊登过数篇美籍华人撰写的介绍美国选举政治生活的文章，作者仿佛对美国的民主形式情有独钟，即使这样，这些文章也无法回避大量的有关金钱政治的事实。上述这些事例说明掩盖阶级属性的民主本身就意味着腐败。　　

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人民民主是通过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来指导，通过法律、法规、制度、条例的执行来实现的。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其思想、理论、路线、纲领、方针和政策等等，必须首先在党内通过民主方式达到多数人的一致认同, 形成共识，才能扩大到党外讨论。因此,没有党内民主就谈不上国家的民主。充分发扬和完善党内民主，是确保党在反腐败斗争中的领导地位的根本保证。党内和国家民主的根本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民主集中制正是在总结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固有弊病后，为了防止民主腐化变质探索出来的制度。事实上，只有在民主集中制的前提下，才可能做出科学的决策。如果党和国家的决策经常失误，一定会危害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在反腐败斗争中，充分发扬和完善党内民主，是确保党在反腐败斗争中的领导地位，确保反腐败斗争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腐败既是经济犯罪，也是政治问题，没有党领导下的民主和集中，反腐败斗争的原则就会因人而异、因集团而异，就会产生各种双重标准和多重标准。如果没有党内民主，反腐败斗争在党内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更不用说在整个国家取得胜利了。打铁还须自身硬，就是这个道理。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强调的,充分发扬和完善党内民主，关键是要大力提倡构建学习型政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为民主的实现提供了物质条件，通过学习历史，学习先进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使广大党员充分理解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极端重要性。民主既是政治上的必然要求，也是先进的意识和习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大凡民主程度高，必然是人们受教育程度高，学习和进步意识强烈，重大问题、根本问题能够经常被自发地讨论，思想言论有充分的表达自由。具有这样的特点的政党、国家，不易被各种内生和外来的庸俗腐朽思想意识扰乱，似是而非的政治观点不会因为人云亦云而形成错误思潮，政党不会在政治纲领上退化，国家不会在社会意识和主流价值观上倒退。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绝大部分人正直清醒，腐败分子就不会肆意横行。　　

四、反思传统清廉文化和价值观的局限性，构建适应现代社会的反腐倡廉文化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史的国家，传统的清廉文化源远流长，并且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这些传统的清廉文化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任何一个社会在继承以往的传统文化时，也一定继承了它的历史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总是牵绊着我们，使我们不能获得更大的进步。比如我们在宣传反腐倡廉文化时，总是不知不觉地拿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广厦千间，七尺而眠；腰缠万贯，一日三餐’等等各种生动的警句。这些警句当然有它深刻的道理，常常念一念会让人觉得人格境界在升华，但是在具有坚定腐败信念的腐败分子和那些迫于生计容忍腐败和向往腐败的人眼中，这些警句究竟有多大力量呢？那么多骇人听闻的腐败案件, 那么多胆大妄为的腐败分子，有几个不是一边大谈反腐倡廉一边大肆贪污腐化呢？　　

只有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继承反思传统的清廉文化,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反腐倡廉文化，才能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 与时俱进, 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　　

《左传》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彰也。这句话表明，腐败在于“官邪”，“宠赂彰”在于“官之失德”。显然, 古代反腐败的理论基础是道德说教。虽然中国古代也有对官员的行政监察制度，但是监察权的有效行使有赖于官德，有赖于对皇权的忠心。体现官德的那一套价值观，恰恰是维护封建专制的工具. 即使其中有“体恤民情”的内容，也是“代天牧守”。“两袖清风”是为了尽职效忠，是为了维护皇权，而不是为了维护“人民主权”。传统的反腐倡廉文化之所以在现代腐败势力面前软弱无力，根本原因是由于它维护的是封建特权, 而现代的反腐倡廉要维护的是人民群众和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维护的是民权。传统的清廉价值观与现代反腐倡廉价值观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此。　　

现代反腐倡廉文化之所以应当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是因为现代意义上的反腐倡廉是人民主权建立后才产生的概念。皇权的专制、宫廷生活的糜烂，对百姓民脂民膏的横征暴敛，是在人民主权建立后才成为非法的。所以，在唯物史观看来，反腐倡廉的根本目的不是“修官德以恤民”，而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为了捍卫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为了维护民权，权力必须在人民大众的监督下运行。只有这样的反腐倡廉文化，才能体现现代反腐败斗争的根本目的。所以，党务公开、政务公开、财政支出公开、官员财产公开，是现代反腐倡廉文化的应有之义, 是早就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要想在反腐败斗争中取得胜利，必须深入研究腐败问题的根源，必须与时俱进地加强改进反腐败斗争策略，必须不断地学习先进文化，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只有这样，反腐败斗争才能够胜利，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够不断发展，我们自己才能够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