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人偷斧”说的板子打错了地方——对木易锋先生大作的回答

“疑人偷斧”说的板子打错了地方　　

——对木易锋先生大作的回答　　

2011年4月18日新华网《新华评论》发表了署名为木易锋先生的文章：《疑人偷斧与“无限猜疑”周森锋》。对于网民们沸沸扬扬的周森锋再度提拔一事，文章引用大家耳熟能详的寓言故事“疑人偷斧”开头，运用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和现代心理学的知识告诫人们，观察判断事物,一定要避免主观意念的干扰，不要毫无根据的乱猜，更不要狂躁地否定一切，让偏执的声音成为主流，充斥网络，肯定反常，云云。　　

读罢木先生的大作，笔者不以为然，非常地。　　

因为该先生拿疑人偷斧类比，混淆了公民的私人生活与政治的公共生活的区别。　　

不可否认，由于心理定势的影响，在生活中，疑人偷斧的“农夫”们很多，毫无根据、主观臆断地猜疑别人，常常弄出冤枉他人的事情来，甚至闹到法庭上的也大有人在。但是，这种“疑人偷斧”式的猜疑仅仅是发生在公民私人之间，所涉及的仅仅是他们私人之间的利益。对此，提醒大家注意点就是了。如果人人都能具备些基本的心理学常识，那就更好，人与人之间就少了些是非，多了些和谐。　　

然而，对于政治生活，那情况就不同了。什么是政治？孙中山先生说：“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可见，周森锋做市长也好，再度提拔也罢，总之，他手中已经掌握和即将掌握的都是共公权力，共公权力姓“公”而不姓“私”。这种权利的运用，关乎到的是人民的公共利益。既然如此，对于谁去运用这种权力，公众的无限猜疑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何况，这种猜疑，说到底，是一种舆论监督，这不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吗？对于这种权利的行驶，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并没有设定有限的底线啊。　　

周森锋，2009年以29岁的年龄，当选市长这种有实职实权的正处级干部，坐上了全国最年轻的市长职位，而今又要再度提拔，对此，公众的质疑四起实在是民主政治下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毕竟，年纪轻轻的他，当年第一次坐上市长这把交椅时，是全票通过的，这已经让人纳闷至今了。今天，面对公众的再度质疑，周森锋没有问题便罢，好好做他的市长就是了；质疑出了他有问题，这是对他本人负责，更是对制度负责，对人民负责。　　

面对公众的质疑声，我们应该深入思考的倒是：为什么遇到干部尤其是年轻干部的提拔，公众总是议论纷纷，甚至出现木易锋先生所说的毫无根据的乱猜、狂躁地否定一切的“偏执”？我们脚下有没有产生这种“偏执”的土壤？木先生既然运用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说事，那怎么忘记了“存在决定意识”这个唯物论的常识？在此，不妨请木先生听听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道出的根由：“这件事情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在一定程度上根源在于我国目前官员的选拔机制还不够公开和透明，同时，少数在职官员台上一套、台下一套，使得老百姓对官员的信任程度降低，对官员选拔机制的公平性和合理性的信任程度有待提高。”“我们的官员选拔机制从程式的总体上已比较完备，但群众的参与力度还很不够，人大代表的投票有时候也难以和全体民意吻合。部分地区，甚至出现高干子弟或者有关系、有背景者升迁快的现象。所以，周森锋的事情难免引起众多猜测和议论。”　　

看到了吧木先生？在根本就没有把说事拉理的角度区分清楚，更没有去分析其中的根源的情况下，上来就劈头盖脸地教训公众不要“偏执”、“狂躁”，这里不得不令人发问：是谁在偏执和狂躁？　　

先生在文中劝公众冷静思考、理性分析、客观判断，不受人云亦云的蛊惑，等等，这是对的，笔者赞同。因为，有序的政治参与需要的正是公众的理性。但要说“周森锋也可少些疑惑”，请问先生，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对他凭什么要少些疑惑？法律和公众答应吗？事实上，在公众监督问题上，我们最应该感到可怕的，恰恰是“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无动于衷。如果在公众越来越多的质疑压力下，一个个周森锋们被“压”成了清正廉洁的公仆，那倒是国之幸、民之幸矣。　　

文章结尾，木先生说：“我们不仅需要有提出问题的勇气，更需要负责任地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我想，公众有没有提出问题的勇气，这个问题不需要回答了吧？至于“负责任地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我想，这更多的不是公众的事情。更何况，现行的办法已经不少，到底执行了多少？这似乎又是一个需要公众“偏执”和“狂躁”的问题了。

文章拿“疑人偷斧”来教训公众，如果不是出于对民主政治的无知，那只能说是板子打错了地方。　　

2011-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