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与友人的谈话

与友人的谈话

刘继明

1，从总体上看，现在的文学批评界比创作界还要让人失望。不少掌控话语权的评论家基本丧失了思想敏感性，写东西云山雾罩，像打太极拳一样，玩虚的，总是把经验、感觉、想象力挂在嘴边，自我感觉很好。他们用近三十年建立起来的那套所谓“纯文学”标准衡量所有的写作，从来不怀疑那个标准，而且不允许别人怀疑。现在文学界从杂志、学院到评奖，形成了一套十分严密和完备的评价系统，已经充分体制化了。
2，在先锋派那拨人中，我觉得格非有新的变化。我看过他的《山河入梦》，从叙述方式和观念上都有新的探索，尽管不是很成功，但他将人性融入到复杂的历史语境这种努力，跟以前先锋派小说完全拒绝具体的现实和历史逻辑迥然相异。不像其他人如余华、苏童等，一写到六七十年代，就不自觉地沿袭伤痕文学那种模式，看不到任何新的角度和视野。这在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中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去年我在上海做演讲时，曾经谈到这个问题。一批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视野都比较广阔，对历史和现实以及自我，有一种不断怀疑和超越的能力，相比之下，许多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视野和格局就小得多。我这样说也许会使一些朋友不高兴。我并不是比较两代作家谁高谁低，但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确值得讨论。
3，底层文学思潮对当前的文学秩序形成了一种冲击力量，但大多数作家还是按照以前的惯性在写作。去年我去上海，跟蔡翔、罗岗、薛毅等人聊天，蔡翔就说，现在一帮所谓新锐作家自己都不知道在写什么，更不用说去追问为什么写了。
4，今年是新中国建立60周年，但精英集团对“前三十年”始终抱有成见，骨子里认为西方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所谓普世价值就是指西方价值。旅美学者张旭东最近在一篇谈话中认为，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实践已经探索出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但知识界没有从价值层面进行总结和提升，反而处处进行自我矮化。
5，陈映真在凤凰卫视谈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是把左眼蒙上用右眼看世界。我觉得中国大陆79年以前是把右眼蒙上，用左眼看世界；从七十年代后期以来，是蒙上左眼，用右眼看世界。偶尔把左眼睁开一条缝，右眼就很警惕，不高兴，仿佛用一只眼睛看世界成了天经地义的的事情。
6，布尔迪厄和君特•格拉斯曾经搞过一个对谈《进步的复辟》，布尔迪厄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保守的革命，这是一种奇怪的革命，它恢复过去，却把自己打扮成进步，把倒退本身改变成进步的一种形式。它做得如此好，以致那些反对它的人反而被弄成倒退者。”格拉斯说知识分子总爱替胜利者说话，“失败者的故事如果有，通常也写得很不足够。文学在这里担当了某种补缺作用，在必要的时候介入，使没有声音的人有机会说话。”我觉得这些话特别适用于当前中国的主流知识界和文学界。
7，有时候我想，对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到底是知识界的声音大，还是来自社会和现实的力量更强大。举个例子，最近发生在湖北巴东县的邓玉娇案，一个洗脚女，为了反抗几个当地官员要求提供特殊服务，用修脚刀将对方刺死了。类似的“弱者反抗”案件前几年也发生过，如胡文海、王斌余案件，前两年上海的杨俊袭警案等等，从表面上看，这都是些一种典型的报复杀人，但这一次不仅仅是一般的网络言论，还通过大量的文艺作品来声援邓玉娇、真有点儿像当年四五运动中涌现出的天安门诗歌。对这种现象，某些主流媒体指责是有人借题发挥、别有用心，发泄对改革的不满，但他们为什么不反问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不约而同将目标投向社会不公、利益结盟、司法腐败以及官僚特权等社会问题呢？这难道不是社会危机经过长期累积之后正在寻求释放和解决途径的一种信号吗？
8，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不再能够像过去的某些时期那样，充当时代的先锋和前驱者，社会影响力也大大降低，反倒是以前被认为是启蒙对象的普通民众对社会的影响力在增强。
9，《潜伏》为什么那么热播？除了故事编得好和演员演得好，我觉得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重新提出了“信仰”问题。左蓝牺牲后，余则成反复朗读《为人民服务》那场戏不仅感人，而且让人感受到信仰之于生命的宝贵和庄严；其次是国民党军统内部的明争暗斗、“口里喊着主义，手里摸着金条”，通过对那个贪得无厌的吴站长和厚颜无耻的中统情报贩子的刻画，将一个曾经的革命党蜕化成利益集团的溃烂过程，揭示得淋漓尽致。
10，现在的官员既没有了主义，也没有了信仰，完全是一种利益驱动，变成了一个特权集团。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官僚主义阶级。对于这一点，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大概没有多少人怀疑了。
11，以前每次发生群体事件，政府部门总是采取封锁消息和“捂”的办法，但互联网普及后，这些办法越来越不管用，想捂也捂不住了。有人说BBS是网络时代的大字报，是有道理的。如果中国能够逐步实行民主化，网络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催化剂。
12，我以前听说中宣部有一个规定，媒体公开批评只能到厅级为止，现在能批评到部级，就是一个不错的进步。民众意见表达先从网络，然后主流媒体也逐步开辟一些空间，不断扩张，这就是进步。
13，近年来，网络民意有从单纯的个人利益诉求和维权行动，渐渐向全局性的政治政策和制度层面转化的倾向。例如去年右翼阵营的所谓“08宪章”，今年左翼阵营的“09建言”，都是这种转化的信号。
14，现在很多人特别是某些右翼知识分子，评价历史时往往带着强烈的报复情绪。一辈子都很难从这种情绪里走出来了。他们不允许对那段历史有任何正面的评价，不经过任何理性的过滤，一触即跳，偏执武断得让人吃惊。有些写知青生活的小说也是这样，一写到上山下乡，就像控诉万恶的旧社会那样，咬牙切齿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情节也大致相同，公社或大队干部强奸女知青什么的，翻来覆去地写，给人的印象这不仅是少数农村干部的个人行为，倒成了某种政府或者集体行为。这就有些荒唐了。现在那么多老板官员用各种手段对女下属进行性侵犯，还有包养情人，什么二奶三奶的，但你不能就因为这个把时代全部否定掉吧。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
15，前几天我到武汉市郊的红岗山茶场参加一个文学活动，会上有一位曾经在红岗山插队落户的女知青发言，谈起那段生活，说自己在这儿留下了许多美好的青春记忆。随后一位从北京来的诗人发言，针对女知青的话，说那段生活对刚才这位大姐是美好的记忆，对我来说是一种埋没，谈不上任何美好。这位诗人讲的肯定是自己的感受，但不能因此否认那位女知青的感受。这在知识精英群体中相当有代表性，过于强调自己的感受，忽视甚至不尊重其他人的感受。
16，主流意识形态很长一段时期之所以默认甚至纵容对文革以及前三十年的不断控诉和妖魔化，是出于对建立政治合法性的一种需要。现在的问题是，当中国出现难以克服的社会危机之后，现行体制的正当性越来越多地受到质疑，国家意识形态如何从两个三十年之间寻找连接点，形成新的社会共识，就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政治难题。
17，李陀和北岛最近不是编了本《七十年代人》么，他说七十年代人那种怀疑精神到八十年代就停止了。许多人再也不能往前走了。总是在原地打转转。思想定格了。
18，为什么那么多人沉浸在诉苦和复仇情绪中不能自拔？我觉得这跟中国知识分子整体上存在某种缺陷有关。就拿俄罗斯来说，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叶，十二月党人也好，民粹派知识分子也好，他们长时间在社会底层，跟农民在一起，但没见他们像中国知识分子那样，为自己所受的“不公正待遇”耿耿于怀，没完没了倾诉的。当然，这里的一个重要区别是那些民粹派知识分子是主动自愿地深入民间，而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被动的，或者被强制的。但按照毛泽东所谓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本意，区别只是手段，目的其实是相似的。但现在大多数人只盯住手段，完全忽略甚至回避目的，哪怕这种目的在道义和价值层面也许是正当的。
19，由于缺少宗教背景，中国知识分子心里没有一个最高的真理。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对于真理都拥有自己的解释权，谁也不信服谁，文革期间不是说毛泽东被神化么，对谁都可以反对，批判，但唯独毛是不容许反对的，在许多人心目中，毛就是人间的神，是最高的仲裁者。但知识分子拒绝承认这个人间神，所以文革结束后，就迫不及待地把毛从神坛上请下来，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这些年毛泽东在中下层民众以及不少青年中间越来越热，大有再次被推上神坛的趋势，或者已经被当成神了。这恐怕是许多知识精英们没有预料到的。
20，韩少功写过一篇《文革为什么结束》，认为当时大部分中国人对政治理想主义日益失去耐心，政治承诺无法兑现，个人的现实利益长期压抑，造成人们心理上普遍的焦虑和失落，从而为文革结束提供了一种必然的心理依据。这是很有见地的。那么现在的中国社会，在改革推行了三十年之后，有人指出当初的改革共识已经破裂，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利益同盟。因为按邓小平的期许，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共同富裕，但现实不是这样，而是恰恰相反，少数人越来越富，多数人越来越穷，两极分化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特别是这两年，人们对现实的不满更加强烈，越来越希望中国能够出现一种新的变革。这种社会心理跟文革结束时有点儿异曲同工的味道。但这种对未来的预期是充满分歧的，包括关于新一轮的思想解放的讨论，无论是官方，还是知识界和民间，都存在不同的解释；右翼主张进一步开放市场，在政治上照搬西方的宪政模式，而左翼则强调应该破除对西方的迷信，重新吸纳传统社会主义的价值，二者之间南辕北辙，各说各的话。
21，这么多年来右翼知识分子一直指责毛时代闭关锁国，其实毛泽东是很有世界眼光、用现在的话叫“世界主义”情怀的，如那时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密切交往，以及三个世界理论，你可以说他是一种意识形态眼光。现在美国的国际政策，难道没有意识形态成分吗？它打南斯拉夫打伊拉克，真实动机都离不开它的本国利益。双重标准是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所谓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这一点连美国的政治家自己都不否认。只不过他们披上了普世价值的外衣。近一个世纪前，罗素就在《中国问题》一书里说过，美国只有在符合本国利益时才打出“民主自由”的旗号。可现在许多右翼人士硬是不承认这一点。
22，我有一个感觉：包括金融危机，这两年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可能会促使目前处于尖锐对立的左右两大阵营出现某种和解。比如各自放弃那种极端立场，互相妥协，选择一条相对中间和切合实际的第三条道路。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主观愿望。如果真能这样，对国家和人民大众来说都是一件幸事。用较少的代价和成本换来较多的、实质性的进步，何乐而不为？但如果左右之争弄成势不两立、水火不相容，则可能造成更加剧烈的社会动荡，而思想讨论对于社会的实践意义和建设性功能也就被取消了。这恐怕是当前中国社会以及知识界面临的最大问题。
（2009年6月1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