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民的胜利》一百零三周年：勿忘“将来环球必是赤旗世界”之愿景！

　　1918年11月16日（有说15日或12月初），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建党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活动家李大钊在天安门（有说中央公园）发表演说，其中包括了著名的《庶民的胜利》。

　　这次演说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战）协约国集团战胜同盟国集团是“公理战胜强权”的观点而发。

　　李大钊认为，取得这次战争胜利的不是协约国的武力，而是人类世界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资本家的政府，而是全世界的庶民，因而战争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一战的胜利，是民主主义对专制的胜利，是劳工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

　　同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五卷五号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二文，这是中国最早的马列主义文献。

　　特别是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中，李大钊公开赞扬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并大胆预言：“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出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在今天的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纪念李大钊同志的最重要诉求，是重新认识并重塑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高位，以及开展工人运动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合理性、必要性。

　　由此引出的结论和思考就是：当资本主义联盟在全球卷土重来四十余年的当下，不论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任何打压工人维护自身权益的运动的做法，都是不折不扣的反动派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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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终日在炭坑里做工，面目都成了漆黑的色，人世间的空气阳光，他们都不能十分享受。这个炭坑仿佛是一座地狱。这些工人仿佛是一群饿鬼。有时炭坑颓塌，他们不幸就活活压死，也是常有的事”、“在唐山的地方，骡马的生活费，一日还要五角。万一劳动过度，死了一匹骡马，平均价值在百元上下，故资主的损失，也就是百元之谱。一个工人的工银，一日仅有两角，尚不用饮食。若是死了，资主所出的抚恤费，不过三四十元。这样看来，工人的生活尚不如骡马的生活，工人的生命，尚不如骡马的生命”、“也有许多幼年人，在那里作很苦很重不该令他们作的工，那种情景更是可怜。”

　　上述文字出自李大钊1919年春天撰写的《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记录了唐山煤工的悲惨境遇，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广泛的工人群体觉醒和斗争运动开展。

　　其时，距离他发表《庶民的胜利》刚刚过去半年。

　　《庶民的胜利》中有这样一段：“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冒许多危险……这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

　　循着这篇宣言的文脉，1919春天的五四之后，李大钊又来到开滦进行社会调查，写出了《唐山劳动状况》的调查报告并发表于《新青年》。

　　该报告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与黑暗，提出了改良中国工人待遇和组织强有力的工人团体等号召。

　　一年后，1920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李大钊发表文章指出：“过去的五一节在中国并不是劳工阶级的运动，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不是街市上的群众运动，只是纸面上的笔墨运动”、“中国的劳工同胞，要把今年的五一节作一个觉醒的日期！”

　　这样的疾呼，显然放置于建党百年的今天都是无比应景的。

　　李大钊提出：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他的脚下伏下了很多敌兵，有加无减，那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本来就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到后来灭资本主义的也必然是无产阶级。”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做出“赤色的旗帜必将在全球飘扬”的判断。

　　1919年元旦，李大钊写下《大亚细亚主义和新亚细亚主义》，进一步批判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性质、门罗主义性质的大亚细亚主义，并将自己的替代主张命名为“新亚细亚主义”。

　　在这样的思路下，亚洲的解放成为了全世界解放事业的一部分，亚洲人民也与世界人民站到了一起，而亚洲的军国主义资本亦是与西方的垄断资本主义成为了一丘之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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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证明，作为革命追随者的毛主席领导工农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后的二十七年确实几乎做到了大钊同志畅想的“赤燃全球”：从非洲到西欧，从拉美到北美，毛泽东的头像被高举在世界各个角落，鼓动着二战后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同此凉热”。

　　而那，也正是国际共运的历史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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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三年前的法国黄马甲运动和阿根廷民众反对G20峰会的游行，毛泽东都依然在今时今日可以成为全球底层阶级心中的图腾和手握的旗帜。

　　1927年4月28日，张作霖在蒋介石密电“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的唆使下，将李大钊等二十人秘密绞杀于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

　　临刑前，李大钊笑对刽子手，激昂发表人生最后的一次讲演：“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等于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二十二年后，1949年的3月，已带领解放军接近推翻全部买办资本势力与帝国主义爪牙的毛主席，时隔三十年后重返北京，感慨万千：“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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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避上世纪20年代前后的苏联，其实质是在回避革命，回避庶民，回避人民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