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失业”与“欺骗”的双重修辞术

匪言匪语之十九：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失业”与“欺骗”的双重修辞术

匪兵

在电视中看到某个“防止电信诈骗”的宣传短片，以一个中年妇女相信手机中奖为例告诫人们不要轻易上当受骗。但是短片并没有直接讲述这个被欺骗的故事，而是首先讲述了这个中年妇女被公司辞退的故事。画面一开始就是该女士拿着对讲机“现场”指挥工人检修设备，随后这个忙碌的公司中下层管理人员突然被经理叫到办公室。经理在肯定她工作成绩的同时，交给她一沓厚厚的信封。拿着信封，该女士喜笑颜开，接着经理又说，由于金融危机公司效益不景气，她明天就不用来上班了。在漠然与惊愕中，中年妇女离开了公司大楼。走在回家/“失业”路上的她，突然收到一则短信，告知她的手机号中了某香港上市公司的大奖，让她确定身份后领奖。在“半信半疑”中，影片插入一个闪回段落，是住在四合院里的老街坊买彩票中奖而高兴地去领1万块奖金的场景。在这种由邻里所示范的“中奖先例”下，中年女士拨通了该上市公司的电话，声音漂亮的女电话接线员拿着事先准备好的“脚本”假装“认真”地核对了中年女士的信息之后，告知她得了36万元大奖，并答应半小时内就把钱转到她的银行账户。半小时后，该女士去银行查询，“惊喜”地发现ATM机上显示自己的银行卡上真的有36万元，只是无法取出钱来。于是该女士打电话询问，接线员说必须先支付1.8万元税费才能取到钱。既然卡上可以“亲眼看到”巨额奖金，该女士就匆忙赶回家，取来积蓄交上了税费。但当她再次到ATM机上查询时，却发现奖金已经“不翼而飞”，影片结束于该女士再一次垂头丧气地离开银行大楼。最终“人民警官”出来评价此事，指出中年“退休”妇女（明明是失业，却被说成是退休）之所以容易被短信、电话等电信诈骗，一方面是因为她们有贪图小便宜的不良心理（36万恐怕也不是“小便宜”），另一方面因为她们掌管着家里的小金库（不知道失业妇女的小金库里有多少银子？）。所以，为了防止受骗，一是不要有占便宜的思想，二是多向亲戚朋友咨询。

这个类似经常在公车、营业厅、候车室“移动”播放的介绍“生活小常识”的短片是非常简单和直白的，尤其是配上“人民警察”/看护人的权威解读，意义似乎也很明确，就是告诫“大家”、老百姓“要狠斗‘贪’字一闪念”，没有贪心或“一夜暴富”的念头就不会上当受骗，这种“说教”如同主题绘画的标题一样试图固定、引导观众解读的路径。不过，看似简单的“公益短片”其实并不简单，如为什么要在这个诈骗的故事前面讲述一段下岗、失业的故事呢？为什么在该女士迟疑和犹豫的时候，要在闪回中插入老街坊中彩票的故事呢？为什么警察没有解释该女士第一次在ATM机上看到的36万块钱是怎么回事呢（犯罪分子是如何做到的，我非常好奇）？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这样的女性呢？这种失业与受骗的双重故事在互相指涉中完成了有效的意识形态运作，也许越粗糙、越日常的叙述越铭刻着这个时代“无意识”呈现的意识形态书写的痕迹。

“失业”=“受骗”吗？

无论是讲评人，还是短片的名字，都假装这只是一个电信诈骗的案例，而没有提到这种受骗与之前的失业究竟有没有关系，这显然与影像自身的叙述存在着矛盾。因为从影像叙述的时间顺序来说，这是一个先失业后受骗的故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因失业而受骗的因果情节律，失业是导致受骗的重要诱因，正是在突然遭遇的“失业”震惊中，该女士相信了“中奖”的神话，也许该女士由“意外”失业联想到“意外”中奖。如果说失业是真实的话，那么中奖也有可能是真实的。结果中奖是虚假的，而且作为权威叙事人也“盖棺定论”ATM机上的钱是“假的”。如果说中奖是一种虚假的行为，那么失业却是毋庸置疑的。在这里，一种意识形态的修辞术开始运作，失业的故事被转喻为受骗的故事。

对于中年女士来说，失业和受骗是两次误认的结果。在第一次经理办公室中，她“看见”了厚厚的信封，以为自己工作努力受到了嘉奖，就在满怀欣喜地转身回到工作岗位之时，却被告知这厚厚的信封是她最后的晚餐；第二次，当她“看见”ATM机中的巨款时，以为自己真的中了奖，就在交完税之后发现这串数字不过是空中楼阁。看得见的银行存款，却变成了虚拟的信号，被莫名的力量所操纵，该女士虽然看见了，却完全不知道这种虚拟的钱是如何划到自己卡上，又是如何消失的。就如同第一个故事中的金融危机为什么会影响到自己的工作一样，在第二个故事中，该女士依然不知道为什么虚拟的钱币会消失。如果说因为金融危机的客观状况而造成的“失业”与她自身无关，那么第二次中奖风波却是“完全”因为她自己的原因，一种被讲评人归结为“性别”（女性）和“年龄”（老年）的本质缺陷导致了她的受骗。而短片没有说出的主题在于正是这种固有的人性缺陷也导致了她的失业，在这个意义上，受骗不过是为了印证失业的合理性，为该女士以及金融危机下失业的人们提供一种心理解释，从而把某种社会结构的问题转移为一种个人的内在“本质”缺陷。正如“一切都是自己惹的祸”，她以为看见了，其实没有看见，或者说她以为看明白了，其实她什么也没有明白。

因此，这次受骗更像该女士说服自己相信失业的心理剧。也就是说，她想让这次略显弱智的欺骗作为自己失业的“合理化解释”，并且询唤金融危机下观众反思自己是不是也像这位头脑发蒙的中年妇女一样傻呢？这就把一种社会制度和结构的问题转喻为一种人性的议题，一种贪婪的本性，而且是弱者的本性。这就倒置了这个短片按照时间顺序所完成的一种因失业而受骗的因果逻辑，变成了因为受骗所以失业的自我抚慰。这种“受骗的”的感觉难道不正是金融危机时代那些遭受资产泡沫的股民、房奴们所感受到的基本情感吗？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是失业导致了该女士的受骗，不如说是该女士的受骗导致了她的失业。

说出“真相”？

如果沿着这种把失业解读为一种受骗的路径，那么失业也就变成一种受骗，一种被归结为自己人性缺陷的受骗。在这个意义上，失业被“转喻”为一种受骗，该女士通过受骗再一次体验猝然降临的失业。换一个角度来看，这种电信受骗的故事又何尝不是金融危机的最佳“隐喻”呢？

在失业的故事中，该女士并非因为自己工作不努力而被解雇，尽管这并非金融公司，但金融危机已然影响到实体经济，该女士用自己的劳动换回了工资。如果说这是一种劳动创造价值的实体经济的逻辑，那么在受骗的故事中，该女士遭遇的恰好是一种“金融”资本的诈骗。在受骗的故事中，金融资本或虚拟资本的功能开始显现出来。导致中年妇女上当的最为直接的诱因是她清晰地看到ATM机上显示的“数字”，这份意外获得的资金回报，就如同中了彩票一样“神奇”，而金融资本的恰好正是建立在这种“神奇”的神话之上。金融资本之所以如此吸引投资者，就在于一夜暴富的神话和无止境地利润率。正如那个电话员所告知的，“你中奖啦”。这种神话很快就破灭了，这就如同金融危机一般，在投机资本的钱瞬间蒸发和消失。从这个角度来说，受骗恰好成为对金融危机的一种解释。君不见在金融危机之后，华尔街投资家以及普通投资人的贪婪被认为是导致这次金融海啸的罪魁祸首吗，而最先被绳之以法的也是庞氏诈骗案，其作案手法与手机中奖如出一辙，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并非只有中年妇女才具有的贪小便宜的人性弱点，金融大鳄也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是中年妇女贪婪才上当受骗，不如说是这些来无影去无踪的虚拟资本坑害了她。

有趣的是，在该女士刚刚收到中奖短信时，画面中突然插入一个闪回段落：在一个四合院中，某位老街坊（像个退休的老头）说中了一万元彩票，在迟疑（“这个老家伙也会中奖”）和羡慕（“为什么我就中不了”）中，看着邻居兴高采烈地去兑奖。于是中年女士开始相信自己也会中奖，因为老街坊能中奖，所以“我”也能中奖，在中奖的机率上，处在同一空间和阶层的他们应该具有相似的可能性。中彩票、得奖也是新自由主义时代支撑下的金融资本说服中下层阶级改变自我命运的神话，尽管这种神话的“神话性”已经昭然若揭，但是却成为危机时代唯一能够被讲述的“白日梦”。正如2009年初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就是一个穷小子“意外”获得百万奖金的故事，来自印度贫民窟的小演员也因此获得人生的改变，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奥斯卡大奖就是他们的“幸运图章”，这种中奖的神话依然是抚慰遭受打击的美国中产阶级的良药；正如《蜗居》中姐姐海萍也坐着中彩票的梦来买房子。这种中奖式的“一夜暴富”不在于去论述资本在金融杠杆中获得超额利润，而在于成为弱势群体、底层人获得上升空间的“空中楼阁”。

这种赌博式的白日梦所实现的意识形态效果不仅把富裕、财富的拥有建筑在“人人平等”的运气之上（“彩票面前人人平等”是机会平等的最佳写照，也是彩票式“公平”的体现），而且为成功与失败提供了合理化解释，好运气就会拥有好人生，上当受骗只能是自己命不好。这种应该认命和活该的逻辑也成为金融危机中说服人们接受现实的意识形态，正如灾难片《2012》依然把这种金融海啸的“人祸”转移为一种无法控制的“天灾”，能否登上诺亚方舟，除了白花花的银子来买票之外，还需要自己的运气。影片最后雨过天晴，“人类”的幸运儿走到甲板，等待新一轮抽奖的开始。在这个意义上，这艘象征着人类希望和最后留居地的资本主义“大船”，不仅不是人们的灾难之源，而且是希望所在。正如当好莱坞的评委们把奥斯卡奖颁给《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时，如同那个幸运的印度童星一样怀有白日梦的美国中产阶级再一次由金融海啸的受害者/制造者变成了对他者的拯救。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她者的意识形态功能）

作为经历双重“失业”，或双重“欺骗”的中年妇女，可以用一句歌词来形容，“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到底我是做错了什么”。这个“我”就是在性别、年龄处在双重边缘状态的或许处在更年期的中年女性。如果翻开近期沸沸扬扬的诸多事件，可以发现“女性”再一次成为苦难、困境的主角：讲述“房奴故事”的《蜗居》是海清海藻姐妹、“一个女人的燃烧瓶和政府铲车的拆迁大战”是海归潘蓉、成都女企业家唐福珍为抵制强制拆迁而自焚死亡、上海海事大学也是女研究生自杀，当然还有这个“虚构”的无名的中年妇女。为什么这么多女性再一次成为故事的主角，显然她们不是“巾帼英雄”花木兰，而是那些被命运捉弄的苦命人。

这个受伤的“我”或匿名的“她”几乎在20世纪中国每一次社会转型或文化危机中出现。在“五四”时代，“她”是出走“玩偶之家”的娜拉，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自我，与此同时，“她”也是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单四嫂子等，也就是说在“五四时代”，女性已经充当着双重功能，一方面是冲突封建枷锁的“新女性”（也是离开封建大家庭的“新青年”），另一方面又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她者”。在这里，“她者”已经成为两种有效的社会修辞，小资产阶级的理想镜像和被压迫、被剥削的客体，一方面，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具有软弱、动摇、伤感等女性特质，另一方面，这些被压迫的、受到剥削的女性又是小资产阶级同情和怜悯的对象；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化取得霸权的时代，“她”是《神女》、《新女性》、《马路天使》和“摩登女郎”，“她”是可怜的、需要被救助的对象，也是社会底层及困难的象征；在五六十年代，“她”是白毛女、林道静、吴琼花、竺春花，是由被迫害的对象逐渐获得自我意识，变成“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当代“花木兰”；在八九十年代之交，是《妈妈，再爱我一次》，是《渴望》中“好人一生不能平安”的刘慧芳；而九十年代中期，在“分享（社会）艰难”的叙述中是下岗女工和《漂亮妈妈》[1]。

可以说伴随着中国现代史及革命史，女性始终充当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尤其是在社会危机的时刻，受伤的女性给社会、阶级的弱势带上性别的假面。也许当外敌入侵之时，花木兰的故事可以成为替父/兄从军的“匹夫有责”的询唤，而当危机来自内部之时，这些女性又成为负载社会灾难的最佳修辞，观众在同情中看到同样受伤的自己，又在怜悯中看到比自己更弱的她者，从而心安理得地接受这并不如意的现实。

201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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