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者”的“demos”——评《十月围城》

詹明信在讨论好莱坞电影的“后现代”特征时，强调了“预告片”对“正片”的主导性意义。现在这种“预告片“不仅仅是展示几个明星的形象和少许的亮点，事实上它必须扼要地说明情节的错综复杂，并且事先预演了整个故事。如此一来，“预告片似乎作为一个结构和本身作为一个作品”，甚至可以使观众发现，“预告片”中才有人们所需要的一切，除非为了消磨时间，已经没必要在电影院中呆上两个小时了。

作为一种抽象的理论把握，詹明信的说法当然言之成理。但实际的电影制作，自然还是希望能够吸引观众到电影院中来。于是，这种“预告片”机制便内化为电影中举足轻重的部分，特别是电影的开头，往往就是预告片的搬演，“事先预演了整个故事”。《十月围城》以“香港第一例政治暗杀案”开头，兴中会会长杨衢云在“辅仁文社”前被清廷派来的杀手阎孝国一枪毙命，预示了整部电影围绕着暗杀和保卫孙中山展开的故事，暗杀发生后，电影镜头从地上堆满的号外大标题一直往上推，经过皇后大道，移向码头，直至波涛汹涌的维多利亚湾，与暗杀前从半空中掠过“辅仁文社”的牌匾到达街景的下摇镜头相互呼应，颇有几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

不过，《十月围城》的开头并不止于故事的提点和意境的渲染，更重要的是在题旨上“画龙点睛”。杨衢云在被暗杀前，正与学生讨论“民主”以及“建国”的理念。关于“民主”，他先是说明了“民主”来源于希腊文的demos，也即“公民”；然后再引用美国总统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的名言“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加以说明；最后落实在孙中山对这段话的著名翻译“民有、民治和民享”。杨衢云话音未落，就被阎孝国开枪打死，除了以“鲜血”殉“民主”的壮烈，他关于“民主”的跨语际解释，更是别具深意。

从古老的希腊文，再到彼岸的美利坚，最后转化为耳熟能详的汉语……“民主”在翻译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下降的趋势，不仅语义切合了中文的表达，而且内涵也贴近了中国的现实。在古希腊，“demos”指的是“公民”，按照亚里斯多德的说法，即“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具备这样两种权利的人在希腊城邦中如雅典只是极少部分的成年男性，妇女、外邦人和奴隶自然不在其列，所谓的“民主”只是“极少数人”的“民主”；因此，在葛底斯堡演说中，林肯引人注目地使用“人民”（people）而非常用的“公民”（citizen）来表达“民主”的原则，某种意义上扩大了“民主”的内涵。在民主宪政国家，“公民”的原初含义是指向政府纳税的那部分人，“公民权”首先取决于有无纳税，纳税多少，有所谓“不纳税不做代议士”之说。很显然，如果按照这种方式来定义“民主”，那么未成年人、老年人和种种原因失去部分或全部劳动能力的人，他们不纳税或很少纳税，是否就不配享有“民主”呢？林肯用“人民”代替“公民”，其实是想表明“民主”不仅包括纳税人，也包括——按照法律——不需要纳税的那些人；但对于贫穷、落后且处于君主制淫威下的中国来说，绝大多数的底层民众不受任何法律的保护，他们的民主诉求却理应得到表达和尊重，这就是孙中山对林肯的翻译：“民有、民治、民享”，“民主”的意义进一步扩大，它不只是包含了“公民”以及受法律保护的“人民”，还容纳了在“法”的边缘甚至被“法”排斥的贩夫走卒、引车买浆者之流。

如果说杨衢云表达的只是一种抽象的民主理想，那么在后面两个多小时的电影中，这种抽象的理想则获得了落实、展开和升华的机会。正如“民主”的理念透过孙中山的语言得以表达，《十月围城》也是通过孙中山来香港这一核心事件来传达“民主”与“民众”的关系。作为一场事先张扬的暗杀，电影对故事情境的假定具有高度的象征意味——因此没有必要讨论为什么孙中山不能秘密来港，何必兴师动众，大动干戈……等等——重要的不是为什么要保卫孙中山（恰如无需讨论我们为什么需要“民主”），而是谁能够又怎样保卫孙中山（就像我们追问谁可以参与并且保证“民主”的实施）？本来保卫孙中山的任务是由陈少白这样的“职业革命家”和方天这样以戏班身份掩护的“职业军人”以及倾向革命党的青年学生来承担的。无论从专业程度还是知识程度来考量，他们作为社会精英，都更应该担负起这一重任——在故事层面是保卫孙中山，在象征层面是参与民主——但整部电影的转折在于，职业革命家被绑架，职业军人被消灭，青年学生群龙无首……可孙中山来香港的时间却越来越近了。当精英溃败时，能够挺身而出的只能是无名之辈：本打算“只出钱不出力”的商人李玉堂、车夫阿四、小贩“臭豆腐”、乞丐“刘公子”、赌徒沈重阳、戏班班主的女儿方红……

不过，这不是一支由“乌合之众”拼凑起来的“加里森敢死队”。《十月围城》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它不避冗长和煽情之嫌，用了一半的篇幅，近乎“现实主义”地交代这些无名无姓之辈、引车买浆者之流的身世背景、情感逻辑以及慷慨赴死的缘由。于是，这些人物由“扁平”转化为“圆形”，由“抽象”演变为“具体”，所发挥的作用却不只是文学意义上的刻画人物，而是深刻地揭示出“民主”面对的并不是空洞的“人口”，更关键的是如何进入到丰富复杂的“生活世界”，进而重新赋予“生活”以“意义”。就像电影中，通过保卫孙中山，李玉堂获得了儿子由衷的钦佩；阿四表达了对阿纯的爱情；“臭豆腐”恢复了少林和尚的身份，并且给自己正名：“我叫王复明”；刘公子终于能够面对自己的悲剧；沈重阳意识到父亲的责任，而方红则体会到父亲对她深深的爱……甚至史密夫这个看似假洋鬼子的警监也用行动表明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对于这些“无名者”，“民主”使他们获得了身份和主体，体会到幸福与痛苦。

这就重新定义了“民主”的意义，“民主”不是简单的投票和选举，更不仅仅关乎程序；“民主”是不断地争取绝大多数人的权利，“民主”是为了理想的献身，“民主”就是与“幸福”和“痛苦”紧密相关的“革命”。这就是孙中山说的“今天，假如再道何为革命，我会说：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作革命。”倘若能够理解电影的这层深意，孙中山在结尾的“革命”诉求就不会显得突兀，而是与开头杨衢云的“民主”理想遥相呼应，如导演陈德森所期待的那样，给观众再一次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