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伟大（2）——民主的楷模

毛主席的伟大（2）——民主的楷模　　

肖克上将在1978年《伟大所在》一文中，讲到往事。1931年秋，他与毛泽覃聊天，天南海北，东扯西拉，无拘无束，无话不谈，毛泽覃谈到了他与哥哥毛泽东吵架之事。毛泽覃说，兄弟俩讨论一个问题，彼此意见不同，争论起来，互不服气，进而争吵。哥哥说服不了弟弟，要动手打人。毛泽覃说：“我问他（指毛泽东），红军还打人？这时，他拿我没办法，也就不打了。”          　　

将军说，1959年4月，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讲到党内民主生活时，也讲了与弟弟毛泽覃吵架一事。讲弟弟在一些人面前说哥哥的闲话。毛泽覃说：“共产党执行的是家法，还是党法？难道我不同意他（指毛泽东）的意见就打人？如果实行家法，父母不在，他是哥哥，也可以打我。”肖克将军说：“毛主席多次讲，在党内可不能搞家长制的领导，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对人民对同志，不能压服，只能说服，要以理服人，我们都是平等关系。”　　

他回忆井冈山时期，军内民主是，领导批评群众，群众批评领导，直来直去，谁也不拐弯抹角。有时候，群众议论领导的错误，缺点，领导知道了，也不打击报复。“毛主席从来就不主张按‘长官意志’办事，常说，我的话不管正确与否，如果多数人不同意，那就要按多数人的意见办。”（《中外名人评说毛泽东》P.72 ）     　　

黄克诚说：“1930年，立三路线来了，要打武汉。当时只有毛主席一个人看出来不能打，他就通过周以栗同志向红三军团领导做说服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争论终于说服三军团领导。1931年，项英同志对蒋介石的‘步步为营’围剿，主张跑，离开苏区，开始，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反对，争论了一个多月，得到较多的人支持。”　　

伍修权回忆长征时，毛主席与王稼祥，张闻天三人一起行军和宿营。毛主席与王，张三人，日夜交谈，反复讨论，对反围剿失败的原因，面临的危险局势，解脱困境的方法，终于取得了一致的认识。后来，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斗争。有的同志主张，张国焘要派部队来，就与他们打。毛主席连说：“打不得，打不得！红军不能打红军。”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期间，党内，军内民主的不断扩大与完善，我们党是与人民群众鱼水关系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军民一心，官兵平等，上下一致，军爱民来民拥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人民军队。　　

建国后，毛主席继续用民主的方法，让大家讲话，特别是对人民群众，下级以及“小人物”的言论，总是让他们表达出来，并在他力所能及范围内，给予帮助或保护。　　

1954年，对“小人物”李希凡批评红学家俞平伯给予支持和帮助。《人民日报》发表《质问《文汇报》编者》一文，质问；“对名人，老人，不管他宣扬的是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一概加以点头，并认为，应毋置疑，对无名的人，因为他们宣扬了马克思主义，于是编者就要一概加以冷淡，要求全面，将其价值尽量贬低。我们只能说，这在基本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老爷式的态度。”　　

1957年，发现李希凡“一到报社就脱离群众了，平心说理的态度就不足了”。毛主席写信给袁水拍，认为“李希凡宜回到学校边教书，边研究”，要袁水拍与领导同志以及李希凡本人商量。李希凡不愿回学校教书，写信给主席。　　

打倒“四人帮”后，李希凡问袁水拍，主席看过信后，表示了什么意见？袁水拍苦笑地说：“你不想去，主席还能怎么样？不是说和你商量么？”　　

1957年反右，《人民日报》发表的《是香花还是毒草？》，把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列为毒草。毛主席非常不满意。他说，北京就有官僚主义。毛主席说：“王蒙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又说：“王蒙有文才，就有希望。《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有缺点，正面人物写得不好，软弱无力，但不是毒草，就是毒草也不能采取压制的办法。”　　

对教师李庆霖反映儿子插队后生活情况的信，毛主席读过信后“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对插青在农村的困难，希望各级领导调查研究，于以解决。　　

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世时，对人民群众的意见，上访，总是不但允许，而且支持，保护。1956年。在合作化运动中，对人民群众的大字报形式，给予肯定。1957年，资产阶级利用大鸣大放的资产阶级民主，向党和人民发动猖狂进攻，毛主席则支持人民，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展开与资产阶级大辩论，打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　　

邓力群同志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毛泽东讲：“不管正确的错误的，要服从多数”。大会后不久，刘少奇在北京西楼召开会议后，向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同意刘，周，邓等人多数人的意见。主席说：“党内要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只是不允许秘密的反对派存在。”　　

毛主席不同意的，他就讲自己的意见，经过辩论，争取多数人的认同。1959年的庐山会议，黄克诚在回忆录中说，毛主席讲话后，形势急转，100多个中央委员，全倒向主席一边，就剩下他们四个人。他说，应反思盲从，而李锐之流，却说毛主席是暴君。李锐不反思自已为什么原来那么坚定支持彭老总，毛主席发表意见后即主动检查，还把周惠，周小舟出卖了。　　

毛主席逝世后，对老百姓的上访，对人民群众维护自身利益，自动组织起来的静坐，抗议，示威，有的人认为这是闹事，视为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行为。他们雇佣保安公司，抓回上访者，出动城管，警察镇压群众，结果却不能压服人民群众。辽宁通钢在改制的冲突中，老板被愤怒的工人打死。后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措施，凡出现人民群众“闹事”的地方，先罢免第一把手的官职，再派人调查事情真相，处理问题。大规模的群发冲突，才有所减少。　　

我每次读毛主席关于民主与集中的语录，回忆自己70年的经历，从孩子时候在家，受父母长辈的管教到上学读书老师的教育，我感到，大都是教育我做一个言语谨慎，顺规守纪，不调皮，不捣乱，尊师敬长的乖孩子，好学生。中国古训：祸从口出。言多必失。很少听到像毛主席那样，让人讲话，骂自己的话，也该让人讲，特别是让群众，让下级讲，人家讲不对，不能压服，更不能打击报复，给小鞋穿，要以理说服人。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建议，要发扬延安整风传统，制定法律保障言者无罪，公开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除外。（　2011年4月10日　稿，12日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