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金安：再谈罪孽深重的刑讯逼供

 再谈罪孽深重的刑讯逼供 

蔡金安 

刑讯逼供早已是个老话题了，已曝光的很多这方面的案例，屡屡激起人们的满腔愤怒，笔者也曾写过多篇这方面的批评文章，表达对实施刑讯逼供的执法者的痛恨。然而，在中国，刑讯逼供就像恶性肿瘤，始终无法得到根治，不时会冒出来，其直接恶果就是制造出众多冤假错案。目前，网民看得多的常常是媒体的揭露、呼吁，而司法机关为屈打成招的冤屈者平反昭雪的案例少之又少（往往是极特殊的情况出现才会平反，如被宣称已被杀害的“被害人”突然回家，或者是查出了真正的杀人凶手）。

今天，笔者又从网上看到一个刑讯逼供案例，激愤之情不由得促使我再说几句。 

一、判决依据仅仅是五位被告的口供和二位证人的证言 

杀人案：1996年6月4日，阜阳市颍泉区周棚办事处王庄村西张庄村民刘凤海之女刘某（17岁）骑自行车外出取照片途中被人用手扼颈造成窒息死亡，尸体被抛在颍东区口孜镇西2公里处阜口公路南侧沟半坎，次日被人发现后报警。

两年多后，张虎、张云等五人作为嫌犯被抓。此后历经六次审判，五人最终被认定有罪并被判刑。而法院判决的依据，仅仅只是这五人的口供和另外二位证人的证言，并没有任何直接的物证。对于这五人的口供，一直争议很大；而两位证人的证言，也非常蹊跷；办案警察的言行，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针对本起杀人案，在过往的六次审判中，五名处于弱势地位的被告共同指控办案警察搞刑讯逼供，还展示自己身上的伤痕，但均不被法院采信，而处于强势地位的警方宣称的“没有实施刑讯逼供，审讯人员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等，则得到了法院的认可。两个证人因警察用枪抵头逼做假证，还遭到办案民警的威胁远走他乡不敢出庭，但这样的假证均被法院采信。该案就是在两位证人未出庭的情况下对五位被告做了有罪判决。 

二、被告、证人和警察，到底谁在撒谎？ 

有太多的案件，对于有无刑讯逼供，双方总是各执一词：被告人指责警方搞刑讯逼供，警方则坚决否认搞刑讯逼供。对本案，大家看看五位被告、两位证人和警方的陈述，来判断一下到底谁在撒谎。 

被告人：当庭脱裤展示伤痕，警察拿枪威胁

虽然过去十几年时间，但张达发、张虎谈及刑讯过程仍然显得有些痛苦、心悸。他们称在腊月寒冬时，衣服被剥掉，被一边往身上泼冷水，一边用风扇吹；此外，还被用竹签刮伤口。

被告张云称，审讯期间，他受刑过重，曾被以化名送往医院救治。获得审判长允许后，张云当庭脱下裤子，展示大腿上留下的伤痕。另一名被告人许文海说到激动处，未经审判长允许，即脱掉袜子展示脚踝上的伤痕。

张虎的辩护人则申请了当年一名看守所同号嫌犯孙博出庭作证，证明张虎曾被外提遭受刑讯。孙博称，张虎有一次被从看守所提走，三四天后才回来，几乎“不认识是谁了，脸肿得变形了，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躺着两天没吃饭”。

除了控诉遭受刑讯外，张云和许文海称，曾被该案主要侦办警察张平业用枪威胁。

许文海称，张平业边用枪拨他的嘴边说，“整死你了，在你后背补两枪，就说你畏罪潜逃。到时候你身上就是有一百个嘴，也说不清了。”

张云称，接受审讯时，张平业曾称：“到时候可以用车把你带出去，去掉手铐、脚镣，一脚踢下车后打死，就说你畏罪潜逃。” 

    吴敬新讲述自己遭受的刑讯逼供 

　　证人：警察用枪抵头逼做假证，打电话威胁不准出庭

本案的两名关键证人——刘方军、张奇，均控诉警方刑讯逼供。

1999年，在侦办该起杀人命案时，张奇和刘方军均被警方抓捕。刘方军起初是作为该命案的犯罪嫌疑人被抓，而张奇则因涉嫌参与另一起抢劫案被抓。但最后两人却都转变为该案的证人，并在给出不利于张虎、张云的证言后，被警方释放。

去年庭审时到庭作证的刘方军和张奇称，正是因为惧怕再次被警方抓捕，因此十几年来一直未出庭作证。

时隔十余年后，去年案件开庭再审时，两名关键证人终于站在了法庭上，并否认了当年给出的不利于张虎、张云的证言。

两名证人均称，此前在警方处所做证言系伪证，因为受到了警方的刑讯逼供。

他们说，被抓时正是冬天，温度在零度以下，办案人员扒光他们的衣服，然后往身上浇冷水，且用风扇吹。 “不是七夜六天，就是六天五夜。”张奇说。

刘方军称，张平业曾用枪威胁他，用枪抵住他的头，威胁如不交代，一枪打死，“就说是拒捕。”

两位证人还称遭到办案民警的威胁远走他乡不敢出庭。

证人刘方军说，当年每次一要开庭，该案的主要侦办警察张平业就打电话给他，“说这个案子要开庭了，你滚远点。在阜阳看到你，就把你再抓进去。”张平业还两次支付他出走的路费，一次100元，一次200元。

另一名证人张奇称，起初以为警方给自己办理的是取保候审手续，但后来又听说自己是批捕在逃，因此不得不隐匿自己的行踪，更不敢说出庭了。 

警方：办案警察众口一词地否认刑讯逼供

　　1999年4月，阜阳刑警支队黄英案侦破组曾经出具一份案件侦破的情况说明。对于审讯中有无刑讯逼供的问题，《说明》中写道：决定破案之前，警方的相关领导就强调对嫌犯审讯时，一定要依法办事、文明办案，不准刑讯逼供，“就是案件破不掉，也不能违法办案”。在审讯每一个嫌犯时，每个审讯人员都充分发挥出了个人的聪明才智，讲政策、讲法律、讲危害、讲事实、摆道理，最后迫使每个嫌犯在政策、法律的感召下，在办案人员的说服教育下，在事实证据面前，不得不交代了自己参与作案的犯罪事实。“张云在交代罪行时不得不佩服我们的办案人员办案能力强，懂得的知识全面，讲得让人信服。《说明》还称，在审讯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刑讯逼供行为，这方面可以有审讯所在地的派出所作证。　

　　去年9月，该案开庭再审时，经检方申请，四名当年的办案警察出庭接受询问。他们的陈述极为一致，均称当年严格依法办案，自己未刑讯逼供，也没有看见或听说他人刑讯逼供。五名被告人情绪激动地指责说，“要凭良心说话”， “上有天，下有地，中有法，都在看着呢”。一名当年的办案警察继续说道，“说句心里话，确实没有刑讯逼供。” 

三、案件逆转的原因 

2015年7月17日，安徽阜阳张虎等五人故意杀人案，在宿州中院再审宣判。安徽省高院认定，张云、张虎、张达发、许文海、吴敬新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宣告无罪。

该案之所以发生逆转，源于两名证人的出庭作证。

实际上，早在去年9月开庭再审时，该案已露出逆转苗头。当时出庭检察员称，因本案出现了新情况、新证据，建议法庭核实相关证据后，再作出客观、公正的判决。

“新情况、新证据”主要是指两名关键证人——张奇、刘方军的出庭作证。该案此前历经六次审判，五名被告最终被判有罪，但两证人自1999年的一审起就从未出现在法庭上。

直至2014年9月24日的庭审当天，两名证人才出庭，并推翻此前曾在警方所做证言并控诉警方刑讯逼“证”：车主刘方军称从未借车给张虎行凶，张奇则称自己根本没有目击张虎密谋和张云登上作案车辆的情况。

至此，该案的证据链已经彻底断裂。

张虎的辩护律师余鸿飞说，启动再审这一动作，使得证人感觉公安不敢“找麻烦”了，因此他们才敢站出来作证。

“刘方军在看守所里被关了近30天，他一开始没有承认借车给张虎，但是遭到刑讯逼供就承认了。后来他就不愿意说了，也不出庭作证。我们经常找不到他，头一天说的好好的（出庭作证），第二天就不去了。”

张达发的辩护律师康诗绕认为，两名关键证人的出庭作证，是本案得以逆转的关键，“十几年前的案子，材料并没有变，最关键的是两个关联性证人刘方军和张奇。这两名证人在法庭上所说的话非常客观、具体和真实，也切断了五个被告与被害人之间的关联，这对法官的内心确认起了很大作用。”  

四、结语 

对一些没有直接物证的命案，办案警察破案的难度通常较大。许多案例显示：为了在限期内破案，办案警察常常走捷径：对嫌疑人采取刑讯逼供的手段来屈打成招，以获取其“有罪”的口供。随后，检察院把关不严，以这些口供为依据对嫌疑人实施批捕，而法院也以这些所谓”有罪“口供作为证据判决嫌疑人有罪。在上述过程中，我们尤其感到愤怒的是：公检法的工作人员为了办案，竟实施了第二次犯罪：通过刑讯逼供、枉法批捕、非法判决，制造出了冤假错案！公检法人员这样做的好处是，既可完成任务，又可获取奖励，至于冤枉了无辜的人，那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必须让冤大头当炮灰才能完成这一套程序。这样的办案流程，多年来在各地周而复始地进行着，有不少国家花巨资养着的公检法人员，就是这么不断地干着犯罪的勾当，多么触目惊心啊！

“疑罪从无”本来是审判的基本原则，但多年来，很多“疑罪”者被办案人员暴打来逼口供，法院则习惯办成“疑罪从轻”，硬是把许多本来无罪的人判为有罪。

面对受冤者长年累月的申诉、上访，当年共同办下冤假错案的公检法办案人员千方百计进行打压，他们这么做，自然主要是为了自保，逃避错案追责。再一个，就是保住司法机关的声誉，另外，可以避免高额的国家赔偿。既然有这么多重要因素，他们自然会抱团对抗，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会认输的。

我们清楚地看到，许多通过刑讯逼供制造出的冤假错案，手段极为卑鄙，罪孽非常深重，但是，令人愤怒的是处于强势的公检法部门，常常无视弱小的受害者的据理力争，让受害者无可奈何！

我们再次追问：何时才能消除刑讯逼供——受害者心里永远的痛？！ 

2015.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