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改革与中国自由主义的未来

改革与中国自由主义的未来

[郑永年]　(2007-02-06)

        最近一段时间里，原本在中国思想界非常活跃的自由主义趋于销声匿迹。中国自由主义的这个现状并不难理解。笔者曾经于去年6月6日在本栏论述自由主义衰落的几个主要根源。
　　其中包括中国本身就没有自由主义传统；改革开放后，政治自由主义一直把自身置于权力的对立面；经济自由主义因为种种原因沦落为权贵资本代言人等等。
　　自由主义的失声只能表明其误入歧途，不再得到民众的支持。但这种现状并不表明中国自由主义已经没有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空间。
　　恰恰相反，要回答目前中国改革所出现的问题和寻求解决方法还是要回到自由主义。但是，中国自由主义如果想要得到重生，就必须在中国的实践中重新建构自身。
　　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不能光扮演一个反对角色，把自身置于权力的对立面。不错，自由主义的确是制约权力的一种有效制度。自由主义一直强调“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自由主义非常强调用制度来制约权力。
　　但是从历史上看，所有制度建设都涉及到权力。没有权力就没有制度建设。并且，所有国家制度建设都是自上而下的。
　　自由主义强调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但并不否认自上而下的制度建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多自由主义理论家都承认，任何社会都是精英统治。
　　经济自由主义也是这样。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抓住几个概念不放，如“私有产权”，“市场”和“效率”等。这些当然是经济自由主义的重要部分。但在现实经济生话中，并不存在着中国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所描述的经济体。
现实不可改，理论应修正
　　市场经济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历史发展的产物。如同政治自由主义没有产生一个普遍认同的民主政体一样，经济自由主义也没有产生一个普遍认同的市场经济体系。
　　各国的市场经济都是受制于本国的具体情况，例如，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国家很不相同，公共经济部门的比例在各国也不一样。
　　自从早期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到福利资本主义之后，所有资本主义市场国家都有了社会主义的成分。就是说，从经济实践层面来说，社会主义已经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内在一部分。
　　欧洲各国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相当高，一些国家公共经济部门的比例甚至要比中国高。即使在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尽管没有在意识形态层面强调社会主义，但在实践层面也有相当的社会主义成分。
　　在中国，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似乎处于一个对立状态。中国本来实行计划经济之上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左端。经济改革的定位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所以，在改革开放时代，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出现从一开始起就是和社会主义对立的。
　　在很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那里，去社会主义化成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这也就是经济自由主义今天服务于权贵资本而失信于多数人民的根本原因。
　　无论是政治自由主义还是经济自由主义都没有能力来解释今天中国所存在的问题。无论是政治自由主义还是经济自由主义都会坚持说，正是因为中国没有按照自由主义的方式来运作，所以才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
　　很自然，对他们来说，解决现存问题的药方当然就是自由主义。但是，当理论和现实不相吻合的时候，要修正的往往不是现实，而是理论。任何一种主义如果不能解释现实，很难让人们接受其作为解决问题的药方。
　　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过于脱离现实，把现存的制度和权力作为自己的对立面；而经济自由主义又太过于现实，成为权威资本的工具。
　　要重新建构中国自由主义就必须把自由主义基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之中，或者从中国去过将近三十年的实践经验中去改造和发展中国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必须既能够解释中国的实践，又能指出未来的发展方向。
投入实践才能得到重生
　　人们往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用西方成熟的自由主义实践来衡量中国目前的状况。这样做并不公平，因为西方自由主义实践是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产物。
　　（应当再强调一下，这里所说的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实践，而非理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都是理论上的或者教科书自由主义，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实践和其历史性的理解并不很深刻。）
　　如果人们能够认真理解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实践过程，就不难理解如何去重构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了。
　　改革开放以来，从理论层面来说，没有任何中国领导人能够标榜自己是自由主义，但从实践层面，他们所实施的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有自由主义的色彩。
　　邓小平所说的“资本主义有市场，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和“摸着石头过河”是典型的自由主义实践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市场社会主义”是自由主义经济实践的很好的一个表述。
　　尽管中国还不是一个典型的自由经济体，但很少有人会对中国的种种自由主义经济实践视而不见。
　　在政治上，中国也有很多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实践。应当指出的是，政治自由主义的内容远比以选举为中心的民主丰富。选举只是自由主义政治中的重要一环，但并非全部。
　　自由主义最强调的是法治建设和制度性参与，利益妥协是自由主义的核心，而妥协的基础是法治和制度性的参与。除了分权和自治，中国没有西方自由主义所体现的传统。但社会经济的客观转型已经为政治自由主义的一些实践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政治实践符合自由主义原则
　　各种政治参与实践如协商民主、基层选举和公民社会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发展。政治自由主义尽管强调个人自由，但它更是一种开放的政治实践和一种渐进的政治实践。
　　就是说，政治自由主义向任何有助于个人自由的方法开放。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很多政治实践也是符合自由主义原则的。
　　强调应当看到中国政治经济实践中的自由主义因素，并不否认中国的各种实践和制度建设还远离人们理想中的自由主义的事实。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就是要求中国自由主义者们或者那些要求中国发展出自由主义的人们，直面中国的实践。
　　中国自由主义只能产生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自由主义是普世价值，但这种价值只能是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开放社会、渐进政治的过程中得到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自由主义只有告别了过去，投入于中国本身的实践，才能得到重建和重生。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中国有没有第三条道路？
[郑永年] (2006-04-25)

被遏制了多年的中国左派力量近来又开始活跃起来，浮现其对政策话语的影响。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这股政治力量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不可小看。

　　老左派、新左派，甚至是民族主义者，尽管在很多问题上意见相左，也代表着不同的利益，但对一些现行政策尤其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内部改革和对融入世界体系为导向的外部政策的不满这一点上表现出相当的一致性。

　　这些力量的结合在一定的客观条件驱使下可以造成巨大的政治能量，改变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方向。

　　左派力量的政治话语并非无的放矢，而是针对中国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的。左派最大的特点就是其对国家政治力量和分配正义的强调，就是说通过国家力量达到分配正义。

　　左派因此提出要“反思改革”，即反思以发展为核心的改革。不可否认，利润和效率的最大化早已经成为了中国以市场化为导向改革的内核，这场改革运动在大大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极端的分配不正义，中国已经从毛泽东时代的贫穷社会转变成为多元利益社会，进而转变成为极端分化社会。

　　尽管左派尤其是老左派是针对现实问题而发的，但其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如果套用中国的政治话语来说，则具有“反动性”，就是说他们提倡要回到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市场经济与社会正义的平衡

　　很少会有人否认包含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里面的理想。但问题是这些理想是否具有现实可行性。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但马克思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具有不同的实践。在欧洲，有社会民主主义实践，也有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有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则有毛泽东式的贫穷社会主义。一些实践成功了，另一些则失败了。

　　今天的中国纵然问题重重，但很少会有人乐意走回已经证明为失败的斯大林式社会主义或者毛泽东式贫穷社会主义。社会弱势群体当然希望一个更为公平的社会的出现，但这并非是左派所强调的通过国家力量而达成的分配正义。“反思改革”不应当是走回头路，而是要修正现行改革模式，遏制社会的恶性分化，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而造就一个多元的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选择的社会主义最好表达于中共十四大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中国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选择，而在于对这个概念认识的偏差和政策实践上的变形。

　　十四大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成为原始资本主义式的发展。今天来反思它，不仅是因为原始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极端不公平性，也是因为这样的发展方式在中国没有可持续性。

　　今天看来，中国社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是不足的，简单地认为市场经济可以创造财富，财富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而社会化。但实际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并不存在任何逻辑关系。从市场经济这一机制产生以来，从来没有一个案例可以说市场经济可以导致社会主义的产生。

　　作为资本主义核心机制的市场经济，其唯一的目标就是利润的最大化。从欧洲产生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要修正市场经济所产生的非人道因素。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政治的产物，是要用社会政治力量来修正和遏止市场经济的消极面。

　　在中国，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几乎可以说是同义语。但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要作历史的分析。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时很精确，但在寻求解决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方法时过分政治化，提倡要通过消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方式本身来解决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问题。

　　无论是苏联的斯大林还是中国的毛泽东都是这种极端社会主义的实践者。比较而言，欧洲尤其是北欧社会主义则理性地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利用市场经济来发展生产力，用政治力量来干预市场，在市场经济和社会正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

　　“美国化”，却走向极端

　　没有市场经济的社会正义不可持续，最终只能沦落为一种贫穷的正义。而没有制约的市场经济导致社会的不正义，最终使人沦落为经济的奴隶。正因为如此，现代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前者要回答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利用市场经济机制的问题而是如何达到市场经济和社会正义之间的平衡。

　　市场经济具有不同的模式，有美国模式、欧洲模式、日本模式等等。中国所出现的问题并不是对市场经济的选择，而是市场经济的“ 美国化”。必须强调指出的是，美国也并不是一种完全的放任自由市场经济，政府尤其是联邦政府也担负着很大的社会责任，医疗、教育、就业等等社会服务越来越成为政府的责任。

　　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美国化”完全是“美国教科书化”。美国的教育并没有像中国那样产业化，美国的教育评估并没有像中国那样的极端化，美国的医疗体系也没有像中国那样的市场化。种种原因，近十多年来的政策话语“美国化”了，而政策话语的“美国化”导致了实际政策面的消极后果。

　　更有甚者，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为市场化推波助澜。政府本来应当扮演产业化或者市场化所不能扮演的角色，解决产业化和市场化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但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只是一味地站在市场化这一端。为了地方利益，为了政绩，不惜以牺牲人的利益来保护资本的利益。结果，应该产业化的没有产业化，应该推向市场的没有推向市场，而应当由政府来承担责任的各种服务如教育和医疗等则被极端地产业化和市场化了。

　　针对“反思改革”的浪潮，中国领导层已经明确强调，改革中产生的问题应当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解决，回头并没有出路。

　　近年来，“以人为本”政策导向的确立应当说是个好的开头。但要市场经济为人服务，就要改革政府，从发展型政府转型到服务型政府。而服务型政府的出现更需要通过政治改革来推进。

　　政治改革必须要为社会的各个群体创造参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的机制。以人为本的目标在于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达成平衡。人本社会主义应当就是中国的第三条道路或者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