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项观奇同志“半社会主义论”的几点看法

关于项观奇同志“半社会主义论”的几点看法　　

首先说明，这里所以称项观奇“同志”，因为据介绍项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又为德国共产党党员；本人几十年来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世界上才有了共产党，世界各国共产党人的总志向应该是相同的。

项观奇同志关于“半社会主义论”的著作相当长，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内容，要作一个全面而科学的评论，就要研究和考察很多方面的问题和具体资料，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仅想简单谈点总体感觉、挑出几个方面的问题谈点看法。

看来，项观奇同志是下了功夫的，其作品是认真学习马列毛著作、又对社会主义实践做了比较深入思考总结的结果。不论其正确性、真理性如何，比较深刻的思想性是明显的。作者既自信而又不自信、既大胆进行理论概括又抱抛砖引玉以及期待别人指正的态度，也是科学的。本人读后，感到挺受启发、激励思考。

下边就几个方面的问题谈点不同看法与项观奇同志商榷，也与对此问题有兴趣的网友讨论。

（一）

首先，“半社会主义”这种提法可能不大合适。

任何事物、包括任何社会形态，都会包含着多种多样的因素或成分，都会是错综复杂的矛盾运动系统。但是在相对确定时空中的任何事物，都应该有其相对确定的基本性质。其基本性质由该事物矛盾运动系统基本矛盾的主导方面决定、或者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要确定一种社会形态的基本性质，就要对其经济基础的各种成分、政治形态中的各种因素、意识形态中可能更为复杂的状况，进行详细的科学分析，然后综合经济、政治、意识各方面的情况作出整体性估量，确定何种社会成分占据主导地位。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那是指鸦片战争以后至辛亥革命之前一个时期。那个时期，一方面中国的主要经济关系是地主与农民的剥削与被剥削、主要政治关系是满清封建王朝与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统治与被统治；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掠夺中国、剥削中国人民，政治上控制和扶助朝廷、压迫和镇压中国人民。仅就前一方面说，中国无疑是封建社会；仅就后一方面说，中国属于殖民地。而这两个方面在经济和政治上密切结合在一起，很难分清主次。比如，在甲午战争结束签订《马关条约》后，形成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根据条约中国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澎湖列岛，还有辽东半岛都割让给日本；由此引起视中国东北为其禁脔的沙俄的强烈不满，引起了沙俄、法国、德国“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以至《中俄密约》的签订。根据这个密约，允许西伯利亚铁路通过中国境内以达海参崴，并且使俄国获得了在沿线开矿建厂、设置警察的权利。根据《马关条约》，帝国主义列强都有在中国设厂投资的权利。20世纪初，帝国主义已控制中国生铁生产的百分之百（1910）；棉纱生产的百分之七十六（1908）；国内航运的百分之八十四（1907）；到清朝灭亡时，帝国主义直接和间接投资经营的铁路达一万六千余里，占中国铁路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各地设立许多银行，发放贷款，投资铁路、矿山、房地产，从而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和信贷。《马关条约》还有一条就是，赔偿日本军费二亿两白银。“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中国又被日本勒索三千万两白银。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两，自然无力偿还巨大的赔款。这就迫使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借款。这也就正中帝国主义进一步掠夺、控制中国之下怀——其贷款“利息重、回扣高，并以关税、盐厘作抵押担保”。加之清政府财政开支、购买军火、修筑铁路等都依赖于借款，到清朝末年，债台高筑，借款总额达银十二亿两、相当于清王朝十五年的财政收入。显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连在一起、密不可分。再比如，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以及义和团运动中，帝国主义和封建王朝也是密切联合不分彼此的。所以把当时的社会叫做“半封建半殖民地”是合适的。

而对于中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就经济基础而言，虽然还存在私有成分，但毫无疑问，公有制占有明显支配地位；就政治上而言，虽然还有资产阶级干扰，但也毫无疑问，无产阶级占有明显主导地位；就意识形态而言，虽然非无产阶级、非社会主义的东西相当严重地存在着，但不可否认，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占据主导地位。因而，那个时期的社会基本性质总体上属于社会主义。如果说它是“半社会主义”，另外“一半”是什么呢？是“半封建”还是“半资本主义”？抑或是“半封建－资本主义”？那个时期尽管有“资产阶级法权”“封建主义”残余，但它们都达不到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分庭抗礼、占据半壁江山的程度。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确实都增加了不少资本主义成分，对其社会基本性质的确认带来了很多复杂性。党中央一直称其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者“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称呼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还是一种政治策略性的称呼，没有充分的资料依据，不宜妄加猜测。但无论如何，用“半社会主义”这种概念称呼它也说不上是恰当的。改革开放一开始，有些学者就拿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俄社会相比。虽然做这种历史的比拟不一定合适，因为历史的时空不同、条件不同——十月革命刚刚胜利后，面对国内外敌人的武装进攻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时期不能等同于我国改革开放前二十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社会状况、可供政策选择的空间、实际实行的政策本身等等都有很大不同。但是从国内外客观环境都发生了比较大转折、因而政策也须要转折这一点来说，还是有可比拟之处的。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时，国内外环境、尤其是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政策转折带有很大的必然性。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绝不是中国一个国家发生了政策转折，而是发生在很多国家。早在毛主席在世的七十年代初，美国与中国都相向地扭转了对外政策；原“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家，只有个别国家政策变化不大，多数国家都发生了很大的转折。经过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看来，中国的情况可以说是最好的。原苏联、东欧剧变后的情况是大家所共知的；越南的情况也不如中国好；早些年基本没有改革的朝鲜、古巴的情况也是大家所知道的，近些年他们也在摸索改革之路。列宁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一种暂时“退却”、把那个时期仍然看作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国将改革开放后的社会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渡”、“阶段”这种动态性更强的词比起“半社会主义”的“半”这种静态性更强的词要好。

（二）

项观奇同志在其著作中用了不小的篇幅强调论述了在中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多党制的必要性。在本人看来，这可能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的原则。

大家都知道，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自己的民主制。在西方古代史上有过古希腊罗马的奴隶主贵族民主制；在西方近代史上有资产阶级民主制；在现代史上则有与一切剥削阶级民主制本质上完全不同的、形式上也有区别的无产阶级民主制。

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包括议会制、直接选举制，以及与此相关的多党竞选制，是在资产阶级的成长和革命过程中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的，它一直处在资产阶的政治、金钱的支持下、支撑下，它一直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带有深刻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性。

美国的民主制被一些人标榜为世界的榜样，但是人们应该知道，它是从屠杀印地安人开始的。即使在现代史上，美国的所谓民主也总是与血腥联系在一起。美国战后非暴力民权运动的黑人领袖、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马丁.路德.金多次被捕、最后被种族主义分子刺死之类事件的发生；麦卡锡主义时期对共产党和持不同政见者的系统镇压等等，将其所谓民主的本质暴露得相当清楚。似乎就在昨天发生的公开侵略南斯拉夫、侵略伊拉克等国际事件，也是在所谓民主的幌子下进行的；更不用说早些年对朝鲜、越南人民的赤裸裸屠杀。

法国1848年大革命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但在推翻七月王朝以后，资产阶为了独掌政权，立即把矛头对准无产阶级。他们下令解散“国家工场”，把工人赶到外省做苦工；把一部分工人强行编入军队，在资产阶的严格管制下充当炮灰。巴黎无产阶级被迫举行了6月起义，资产阶级乘机将无产阶级镇压下去。资产阶级于十二月在无产阶级的血迹、尸骨上举行了总统选举。法国1871年事件更为惊人，巴黎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群众自动组织起来保卫祖国、抗击普鲁士侵略者，而却遭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客们的镇压。形势迫使无产阶级组成巴黎公社以后，资产阶级更加疯狂起来，在“五月流血周”里，巴黎被资产阶级淹没在血泊中。这些不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莫大讽刺吗！

西方每一个国家，都是几年搞一次选举，执政者可能是资产阶级的不同派别，但是还没有选出过、也不可能选出别的阶级的执政者。西方的选举制，过去在选举权上都有大同小异的财产资格限制；现今，虽然没有了财产资格限制，参加竞选的人要筹集少者几百万、多者上千万、甚至近亿美元的竞选资金，这也只能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可以做到的，无产者连边都无法粘上。“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的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西方在长期的资产阶级的物质、精神统治支配下，在资产阶级各种舆论工具的作用下，人们只能从资产阶的不同派别中选择执政者，极难冲破资产阶级的控制而选出别个阶级的代表。

况且，资产阶级就是在实行所谓“民主选举”的时候，也随时准备采取铁血手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希特勒法西斯党的上台并猖狂镇压共产党人，以至发动了世界大战，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1932年11月，德国举行的新一轮国会选举结果表明，共产党的威信进一步提高了，获得大约600万张选票。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中共获得221席，而纳粹党获得196席。这时，垄断资产阶级非常恐慌，生怕政权落到共产党手里。于是，垄断寡头们亲自出面，上窜下跳，把希特勒弄进内阁并任总理，最终将政权交给纳粹党。纳粹党一上台，为了打击共产党，就阴谋策划、制造了“国会纵火案”。纳粹党冲锋队队员，通过连接当时戈林任议长的议长府与对面国会大厦的地下暖气管道，进入国会大厦纵火，引起大厦火灾。希特勒赶到现场，立即声称这是共产党的罪行。次日，希特勒政府便宣布，为了“防止共产党危害国家的暴力行为”，暂停执行宪法中有关保障个人和公民自由的条款。于是，法西斯分子肆无忌惮地逮捕共产党人和反法西斯主义人士。很快就有一万多人被捕入狱。共产党领袖台尔曼、共产党议会党团领袖托勒格以及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季米特洛夫等等都遭逮捕，被诬蔑为国会纵火案策划者。这样卑鄙无耻的行径也是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这还不够，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狼子野心远远没有得到满足，不几年后就发起了残忍的世界战争。

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和建设中也创造出来自己的民主，而且是真正的人民大众的民主。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苏俄无产阶级创造出了“苏维埃制度”。我们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中，创造出来以共产党为主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民主集中制原则指导下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政领导人员的工作方法及相应的联系群众的制度。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党所领导的这种民主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真正的人民民主。有比较才有鉴别。我们的这种民主比起也是在中国人中实行的台湾西方式民主，比起曾经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原苏联垮台后分离出的国家和东欧国家实行的西方式民主，可以自豪地说，中国不但一点也不差，而且要强得多。现在，连西方国家一些有识之士都在研究所谓“中国模式”在当今世界表现出的优势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的民主制度的优越性问题。有时有些人攻击中国的民主制度，那是出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偏见和西方人的价值观偏见。甚至有极少数人，可能仍然站在近代史上的帝国主义立场，认为中国只能作为他们的欺侮对象，对于中国任何自强的表现都视为洪水猛兽而加以攻击漫骂。

在谈民主问题的时候，就不能不谈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在本人看来，民主与集中是一对矛盾、总是处在矛盾运动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者同一时期的不同阶段，它们之间会有着不同的主导被主导地位或主次地位，并且它们的地位总是处在或急或缓的转化中。对社会的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认真负责的人们，应该、一般也会十分注意把握这对矛盾的运动状态，促进或促退它们之间的的转化，使其最有利于人民利益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比如，中国在两千多年里一直基本延续的封建专制制度，无疑是一种集中对于民主占据压倒优势地位的状态，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就是当时先进的人们促进中国社会向民主转化的革命运动；中国人民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运动，则是促退由刚开始的民主向集中、专制的逆向转化（当然，反袁运动也可以看作促进集中向民主的转化）。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是经济领域的一种过分自由民主状态，像美国所施行的加强金融管制也是该领域民主向集中一定程度的转化。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所实行的民主集中制应该是最科学的制度。在人类社会的任何领域，都不能没有民主，也不能没有集中。这是为客观的民主与集中的矛盾运动所决定的；是全面认识、把握事物所必须的。在这种制度、这种原则的指导下，人们就比较容易做到适时地把握民主与集中的尺度，使之尽可能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尽可能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而不大容易出现片面、绝对的自由民主化和片面、绝对的集中专制化。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把握这对矛盾运动有点像航行的舵手，时而左扭一点、时而右扭一点，力争使航船沿着最好的路线行驶；而不大会出现老是左打舵或老是右打舵的情况。

（三）

在项观奇同志的著作中还特别强调了反封建主义的问题。我看，封建主义残余，不论是意识形态领域的还是某种意义上影响到政治上的，那是要在社会主义革命或者改革过程中逐渐消除的。但那肯定不是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所在，也不是当代中国的基本矛盾所在。当代世界和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的基本矛盾，都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当然在这个历史时期的不同阶段会有各个阶段的主要矛盾。比如，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就是中国一个阶段的主要矛盾。不过，这并没有改变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对基本矛盾。而且还可以说，封建主义不仅不是基本矛盾所在，而且也不会成为这个历史时期某一个阶段的主要矛盾所在。

现代世界上主要的社会形态是资本主义，中国处在有着不少资本主义成分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无产阶级对立的最大的社会势力是资产阶级势力。无产阶级如果搞得不好，可能在很多国家、很长的时期内都处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而不能获得解放；已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部分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尚没有复辟的也有可能复辟。但是，不论在世界还是在中国，封建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在东欧有的国家，社会主义被颠覆以后，有的　封建　君主时代的皇帝乘机回到国内，封建主义势力有所抬头，可能会有人幻想复辟封建王朝。但是没有一个封建主义的代表人物成为气候，更没有一个国家出现封建王朝复辟。这就说明，在现代社会上，封建主义已经失去了社会基础，封建势力已经很小，他们已经没有力量、没有条件实现封建社会复辟。

至于说到等级制，在人类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之前，什么社会制度都会有等级制。等级制从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度下都有其不同特色的等级制。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有等级制，尚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就与等级制密切关联，“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就是等级制。中国当今的等级制，它有导向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而却没有或基本没有导向封建制度复辟的可能。因此，把等级制完全看作是封建主义的、对封建主义的严重性做过分的估量，是不符合客观现实的。

项观奇同志提到原苏联及其共产党的垮台或者说原苏联的亡党亡国，以及东欧多国共产党政权的垮台，认为“是封建专制特权阶层下台， 资产阶级民主派上台。 是历史的进步， 不是历史的复辟。”并进一步认为“从56年的匈牙利事件， 57年的中国的『反右』， 直到89年的『六四』， 苏东掀起的人民运动， 其贯穿的基本矛盾的性质都是一样的， 就是人民群众和封建专制的矛盾。”这样的结论显得太离奇了，太不像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说出的话了。这不知是戴了什么有色眼睛、站在什么角度看问题的结果。

人们应该比较清楚地知道，原苏联及东欧共产党曾经是无产阶级政党。他们曾经为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是由列宁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前身的布尔什维克创立的。东欧所有共产党，都是在苏联共产党的影响下成长发展起来的。他们不仅开创性地进行了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且有力地支援过世界很多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支援过世界很多国家的反帝反殖的人民民主运动。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也曾经伸出过援助之手，这也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

从1953年以后、特别是从1956年开始，苏联共产党才逐渐变色、它所所领导的国家也随之逐渐变色，最后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社会帝国主义政党、甚至是某种程度的法西斯党；其国家也就随之变为遗留着不少社会主义成分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但苏联从来和一直都不是一个封建专制国家。它所表现出的专制，不能说没有封建专制的影响或残余，但它的总体性质是资产阶级专制，所有封建残余都被资产阶级化了。在苏联影响下，东欧几乎所有共产党和国家都改变了颜色，它们的情况与苏联大同小异。它们也没有一个是封建专制国家，它们或重或轻的专制性也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专制；那些国家的经济基础也都是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变质成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国家就是“总资本家”，各级官僚就是“总资本家”代理人或经营资本家。

苏东剧变、“颜色革命”，如果说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资产阶级自由派代替了资产阶专制派还有一点道理、还有些事实依据（实际上还未必算得上民主派）；如果说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代替了封建专制，那就显然远离了事实、没有任何根据。

苏东剧变、“颜色革命”不能算是“苏东掀起的人民运动”，更不是什么“历史的进步”。人民运动，按照马克思主义来说，应该是指有利于人民的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运动、人民革命运动、推动历史前进的运动。而事实上，所有苏东剧变、颜色变动都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不战而胜”战略的一部分；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又是共产党内部阶级斗争的剧烈表现、隐藏在共产党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或者变质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向无产阶级夺权的表现。苏东哪一个国家的颜色变化都有着帝国主义背景，包括帝国主义间谍的直接参与、金钱的支持、舆论的煽动等等。关于共产党内部的情况，人们应该知道吧，当苏联刚刚亡党亡国以后，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有过一个“精彩讲话”，公开表功似的宣称，他从上中学开始就已经下定了决心搞垮共产党。当叶利钦坐在坦克车上炮轰苏维埃白宫的时候，绝不意味着他在实行民主、更不意味着他要掀起的是有利于人民的运动。由于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蛊惑宣传，在人民群众中可能有一部分人被卷挟到闹颜色的人当中，那只能是上当受骗。那些国家真的变了颜色以后所造成的国家混乱、民不聊生的状况，使很多人觉悟过来，又重新怀念“过去”那个社会主义的或者有着不少社会主义成分的时代。《参考消息》2011.1.28.第11版《罗马尼亚人怀念齐奥塞斯库》报道：“CSOP民意调查中心上个月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83%的受访者怀念齐奥塞斯库时代的生活。”83%这应该是大多数了！

所谓“颜色革命”，绝不是什么革命，而是一种颠覆性的动乱。它的的反动性非常明显，所谓“历史的进步”，实在找不到证据。本来由社会主义变质为尚存在不少社会主义成分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就已经是历史的倒退了，而在此基础上几乎将一切社会主义成分扫除干净的全面的资本主义、极少数人腰缠万贯耀武扬威而绝大多数人日落千丈甚至生活无着的资本主义，怎么会是社会的进步而不是反动呢！近两年，在世界上有不少总结所谓“颜色革命”实质是颜色动乱的文章，《参考消息》2010.2.24.所报道的《颜色革命的退潮与教训》就是其中之一。文章在“颜色革命为何下场不好”小标题下写道：

“颜色革命成功的国家以漂亮的口号在里应外合下煽起群众，取得了政权，当他们掌权后，未必比他们咒骂的旧统治者好；当颜色革命被他们自己证明只不过是夺权的工具，而非真正的目标甚至还是别国的鹰犬，这时候群众的热情很快就散去。”　　

“以2003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为例，萨卡什维利当权后，唯美国之命是从，内政上则无恶不作。该国富人帕塔卡迪什维利向他挑战，就硬被‘做票’做掉，最后更惨遭暗杀；前国防部长奥克瓦阿什维利组建‘统一民主革命党’，却遭判刑11年。格鲁吉亚的腐败残酷已使其政情动荡，但因他是美国在里海地区的桥头堡，美国将他的一切装作没有看见。”　　

“再以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为例，尤先科取得政权以后，与格鲁吉亚一样，一个是美国在黑海地区的前哨，一个是成了美国主控里海的前进基地。”　　

“由于自恃有美国撑腰，尤先科政府的贪污无能腐化已到了可怕的地步……有81%的人认为，这个国家的方向全都错了。”　　

这就是对所谓“颜色革命”的写照，这就是所谓的民主代替专制。这种服从于美国“辐条战略”的“革命”、“民主”，这种腐败残暴的政权，到底是进步还是反动，这还须要什么分析吗！

苏东剧变和动乱的前前后后不能不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民主和专制都有阶级性乃至有阶层性。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专制，也没有绝对的民主，专制和民主总是处在矛盾运动中。无产阶级及其共产党人，不要被某些政客的民主叫喊弄糊涂了。有的大叫“民主”叫得最响亮的人，实际上有可能是很残忍甚至是最残忍的人。不管有些人如何叫喊，我们始终要看他代表谁的利益，代表资产阶级、少数人利益，还是代表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凡是有利于人民利益的，就应该拥护和坚持；凡是不利于人民利益、有损于人民利益的，就应该反对和抵制。一切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所在。当然对于长远利益、根本利益与眼前利益、现实利益的关系，我们也须适时进行科学分析和得出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并以此指导我们的行动。

在当今社会搞封建专制固然是反动的，但并不是所有专制都是封建专制、都是反动的。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资产阶级就是一种专制，这种专制却是保障人民民主权益不可缺少的。所以马克思才说，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都要实行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少数严重损害人民群众权益、破坏社会治安的坏人，采取适当专制措施，显然也是必须的。

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政权来说，专制与民主的关系相似于集中与民主的关系，在它们的矛盾运动中，关键是如何据情把握好二者的尺度而不在于专制与民主的共存。即使像秦始皇那样的封建专制，在当时的春秋战国末期也曾经起到过非常积极的作用；即使像1652－1791年间波兰贵族共和国的自由否决权那样的民主，也使国家遭到瓜分以至灭亡。还是那句话，对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政权的阶级性质、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政权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

至此，项观奇同志一股脑儿把“56年的匈牙利事件， 57年的中国的『反右』， 直到89年的『六四』， 苏东掀起的人民运动”不加具体分析地统统连在一起，并说“其贯穿的基本矛盾的性质都是一样的，就是人民群众和封建专制的矛盾。”这种论断的偏颇之处，应该是不必分析了吧。由此也再一次告诉我们，抓住诸事件所在历史时代的基本矛盾运动，该是多么重要。

还是回到反封建、清除封建残余的问题上。在中国，即使仅仅就清除封建残余而言，也要靠无产阶级、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完全不需要依靠资产阶级的所谓“先进性”。资产阶级在世界历史上曾经起到过特别先进的作用，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如果说无产阶级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还可以利用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中革命、先进的一面，那么在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他们已经不可能有什么先进作用；如果说在社会主义借鉴资本主义的某些经济手段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还可以发挥某些资产者从事一些经济活动的作用，那么在思想政治领域却不能让资产阶级起作用。在社会主义的运动中，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与一切剥削阶级的、私有制的思想政治一样，都是落后的、对社会的前进起负作用的。而且，越是存在比较多的资本主义成分，就越是须要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政治的领导作用。

如果说中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全面发挥过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而就认为，在社会主义运动中资产阶级还有先进作用，甚至认为中国须要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那至少也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误解、对人类历史实践缺乏了解。人类发展中的各种社会形态由落后到先进顺序更替的规律，是世界性的、全人类性的规律，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历史是交错跳跃式发展的，不一定每一个国家都会顺序经历每一种社会形态。欧洲的日耳曼人就是表现跳跃发展的很好的例子。他们并没有经历奴隶制社会形态，而是在罗马帝国封建生产关系萌芽的基础上，由原始公社制社会直接跃入封建社会。日耳曼人早期建立起来的西哥特王国、东哥特王国、汪达尔－阿兰王国、勃艮第王国等都是这种情况。作为欧洲大国法国和德国前身的法兰克王国，也是这样。既然在别的民族别的国家封建制萌芽的基础上，日耳曼人可以由原始公社制社会跃入封建制社会，那么为什么中国就不可以在别的国家有了社会主义萌芽、有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而且极其重要的，有了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前提下，直接由封建制社会跃入社会主义社会呢？！日耳曼人的封建社会不须要发挥奴隶主阶级的“先进性”，那么中国的无产阶级也不须要发挥资产阶级的“先进性”；日耳曼人的封建社会不须要补奴隶社会的课，中国的社会主义也不须要补资本主义的课。

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要逐渐清除封建残余，但更重要、更现实、更艰难的是在建设起一个经济上强大的中国的同时，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不是说在中国没经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就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而是更容易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自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世界就进入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转变和过渡的历史时代，不论这个时代会出现多少曲折、反复，不论这个时代是长是短，它的方向是不会错的，它的目标一定会达到。我们不能让世界历史的进程在中国走回头路！

最后，我想说几句忠告性的话、也是作为知识分子阶层的我们共同警戒的话，就是观察分析任何社会问题时，我们都要像马列毛一样坚定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立场，或者说把我们的立场、我们看问题的角度调整到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方面来。一个人自发的立场和看问题的角度，往往与所处的阶级、阶层、政治经济地位以及个人的经历有关，我们必须有意识地、自觉地防止由于自己的某些特殊性站偏了乃至站错了立场和角度。因为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代里，两大阶级、两大势力的基本矛盾运动是决定性的。一切其他的社会矛盾都或近或远、或密或疏地从属于这对矛盾运动。从根上说，一个人不是站在或偏向这一边就是站在或偏向那一边，稍有不慎，随时有站错的可能。

（项观奇《半社会主义论》曾被转贴在“费尔多思哲学论坛”，可能最初发表在“乌有之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