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崇高是导致突破底线的根本原因？——与易中天先生商榷

　　提倡崇高是导致突破底线的根本原因？

　　——与易中天先生商榷

　　易中天是一位有名的学者，本人一直对他尊敬有加，对他的大作常常拜读，最近拜读了他的一篇题为《缺少底线的中国人，很可怕!》对他文章的正文部分非常赞赏，拍案叫好，但是对于文章结尾的结论却令我困惑，特提出来向易中天先生请教。现在将其全文摘录如下：

　　缺少底线的中国人，很可怕!

　　你问当下中国缺什么?我看最缺底线。这很可怕。一个人，没了底线，就什么都敢干;一个社会，没了底线，就什么都会发生。比方说，腐败变质的食品，也敢卖;还没咽气的病人，也敢埋;自己喝得五迷三道，那车也敢开;明明里面住着人，那房也敢拆。还有“共和国脊梁”这样的桂冠，也敢戴，全不管那奖多么野鸡，多么山寨。

　　于是冲突迭起，于是舆论哗然。不是“当惊世界殊”，是“世界当惊殊”——怎么会有这种事?怎么会这样?

　　奇怪并不奇怪，不奇怪才怪，因为突破的都是底线，比如“恻隐之心”，比如“敬畏之心”，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如“杀人偿命，借债还钱”这些原本都是常识，却被丢到九霄云外。被严令禁止的“毒奶粉”，自然会重现江湖。

　　可见，底线是最重要的。没有了底线，企业就会弄虚作假，学者就会指鹿为马，裁判就会大吹黑哨，官员就会贪赃枉法，警察就会刑讯逼供，法院就会草菅人命。从这个角度说，底线就是生命线。

　　人类为什么要有底线?为了生存。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任何人，都不能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所以，只有让别人生存，自己才能生存;让别人活得好，自己才活得好。希望所有的人都活得好，甚至为了别人的生存放弃自己的利益，这是“境界”。至少不妨碍别人的生存，不侵犯别人的利益，不破坏社会的环境，这是“底线”。其中，通过立法程序明文规定下来的，是“法律底线”;在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大家都共同遵守的，是“道德底线”;各行各业必须坚守的原则，比如商家不卖假货，会计不做假账，医生不开假药，是“行业底线”和“职业底线”。境界不一定人人都有或要有，底线却不能旦夕缺失。因为底线是基础，是根本，是不能再退的最后一道防线。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防线失守，全盘崩溃。

　　中国人从来就有底线。做生意，明码实价，童叟无欺;做学问，言之有据，持之有故;做官，不夺民财，不伤无辜;做人，不卖朋友，不丧天良。正是靠着底线的坚守，中华民族虽历尽苦难，中华文明却得以延续。

　　要想守住底线，必须不唱高调。因为那些“道德高标”比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甚至是大多数人做不到的。做不到，又必须做，就只好做假。道德做假一开头，其他的造假就挡不住。假烟、假酒、假合同、假学历，就都来了。当下中国缺底线，这是重要原因。或者说，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我对未来中国的希望，就是八个字——守住底线，不唱高调。

　　对于正文部分的观点，我一百个赞成，但是对于“要想守住底线，必须不唱高调。因为那些‘道德高标’比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甚至是大多数人做不到的。做不到，又必须做，就只好做假。道德做假一开头，其他的造假就挡不住。假烟、假酒、假合同、假学历，就都来了。当下中国缺底线，这是重要原因。或者说，重要原因之一。”这段话，本人就不敢苟同了。

　　按照他的意思，提倡崇高就是导致突破底线的根本原因。

　　是这样吗?

　　首先要厘清几个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

　　第一，什么叫“唱高调”?易先生給出的定义是“那些‘道德高标’比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甚至是大多数人做不到的。”

　　第二，什么叫“守底线”，用易先生的话说就是“中国人从来就有底线。做生意，明码实价，童叟无欺；做学问，言之有据，持之有故；做官，不夺民财，不伤无辜；做人，不卖朋友，不丧天良。”

　　第三，“唱高调”和“守底线”之间是一种什么逻辑关系呢?易先生说：“要想守住底线，必须不唱高调。”换句话说，就是当且仅当不唱高调，才能守住底线。从逻辑学上理解，就是说“不唱高调”是“守住底线”的充分条件，易先生在这里采用的是“充分条件假言推理”，其公式是：

　　只有P(“不唱高调”),才Q(“守住底线”)

　　非P(没有“不唱高调”)

　　所以，非Q(没有守住底线”)

　　按照“充分条件假言判断”的逻辑规则，没有前件就没有后件，那么，是否没有所谓“唱高调”，就能够“守住底线”;一“唱高调”，就不能“守住底线”呢?

　　咱们用事实说话。

　　毛首次提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在1939年12月21日写的《纪念白求恩》一文，与之差不多同时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是在1944年9月8日为了纪念张思德同志而写的《为人民服务》一文。

　　那么就在执政党内部而言，毛“唱高调”——提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以后，导致没能“守住底线”了吗?

　　先别说人们非常熟悉的张思德同志和白求恩同志的事迹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最高境界就是舍生取义、舍己为人，那么从1939年毛提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到建国以后多年，舍生取义、舍己为人的英雄人物层出不穷，建国60周年表彰的两个100英模人物就是明证，难道这说明了没有“守住底线”?易先生能够列举一些这段时期的历史事实证明“唱高调”——提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导致没能“守住底线”吗?

　　其次，改开以后，很少提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口号了，因为这正如易先生所说的，“那些‘道德高标’比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甚至是大多数人做不到的。”而偏偏易先生正文部分所批评的没有能够“守住底线”的现象绝大部分出于这段时期。

　　按照易先生提出的逻辑判断“要想守住底线，必须不唱高调。”那么应该出现的符合易先生的逻辑判断的社会现象是，在毛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时期，人们没有能“守住底线”;在没有提倡或者不强调“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改开时期，人们应该“守住底线”才对，但是事实大相径庭，不知道易先生对此作何解释?

　　易先生从理论上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做不到，又必须做，就只好做假。”对此，本人非常困惑，像易先生在正文部分批评的“企业就会弄虚作假，学者就会指鹿为马，裁判就会大吹黑哨，官员就会贪赃枉法，警察就会刑讯逼供，法院就会草菅人命”的这些没有“守住底线”的行为是因为执政党或者政府“唱”出了哪些“做不到，又必须做”的“高调”造成的呢?

　　在这个问题上，易先生最起码犯了两个错误，第一，张三患病，李四吃药;第二，混淆了对一些理念的提倡、允许、限制、反对、禁止之间的差别。

　　有人把人分为圣人、贤人、好人、小人、坏人五种人。

　　无论是执政党对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成员的道德要求也好，一般民众对所谓“十全十美”的“圣人”、“贤人”、“完人”的道德要求也好，总是会提出一些“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甚至是大多数人做不到的”的道德标准，而这种提出属于“提倡”的范畴，而提倡的这些东西恰恰是因为“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甚至是大多数人做不到的”才更加显得可贵，这种提倡是在引领一种社会风尚，但是从来就不强迫所有人这样做，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以前，也不存在“做不到，又必须做”的情况?只是提倡一种精神;倒是在出现易先生所批评的那些现象的历史时期，对那些所谓“唱高调”的东西不仅不提倡，而且根本谈不上“做不到，又必须做”，最起码我没有发现，不知道易先生能否明确告诉人们，哪些东西属于你所说的“做不到，又必须做”并且导致了社会乱象的东西吗?

　　至于所谓“底线”，人们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在易先生心目中的“唱高调”时期，不但道德标准定得高，就连底线也定得高，并且对“守底线”或多或少有强制性的要求，以至于很多现在允许的东西在当时也受到限制甚至反对和禁止，比如贩点货物就是“投机倒把”，不知道易先生认为当时的“唱高调”造成了哪些“守不住底线”?

　　而改开以后，曾经一度，对于众人来说，“有钱就是草头王”，于是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层出无穷;对于官员来说，“领导也是人”，于是腐败现象到处蔓延，一些官员的道德水平甚至不如普通百姓，“调”低得不能再低了，却出现了易先生所批评的种种社会乱象，怎么“唱低调”了，却从官到民都在“底线”上大幅度失守呢?

　　我不知道在一直来逻辑严谨的易先生身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因果乱系”的情况，是一时糊涂呢还是另有其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