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十大危机》（国内部分）

　　核心提示：
　　●党内整风。——不要怕被指责搞“政治运动”，要不要搞政治运动，要看有没有必要搞，搞了有没有效。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政治团体，不是好好先生协会。
　　●重新确定基本路线。微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核心内容。把“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调整为“以社会综合发展为中心”。
　　 ●还利于民。放弃所谓效率优先原则，强调公平第一。至少也要把公平与效率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在目前我们这种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如果没有公平，那么所谓效率就是资本与特权的效率。
　　●城乡结合部是个危险的区域。弱势群体在身处劣境时是懦弱的，他们往往会抱怨命运，轻易不会对抗社会。但是，如果生存的压力超过了他们所能承受的极限……那么，由此带来的反抗也将是异常剧烈的。
　　●赋权于民。在当今这样的社会，千万不要让少数专家代替公众进行思考、做出选择。精英，并不是一个最可靠与最值得依赖的群体。社会的进步，需要所有人的参与。



　　如果仔细体味，国歌中那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无疑是全曲中最慷慨激昂的高潮。每每唱到这一句，总会令人心潮澎湃。
　　对于这句话，不同的人可以产生不同的理解。
　　有人认为过时了。对于持“盛世说”的人士来说，会情不自禁地把歌词改一改，“中华民族到了最辉煌的时候”。事实上修改国歌歌词的声音几乎一直未断。2010年甚至又上了两会。
　　但对于忧思者来说，国歌中的这句歌词，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警醒，它没有过时，至少现在没有。不仅没有，而且环顾国内放眼世界，这句话依旧振聋发聩。

　　当某位明星在仍然具有全国政协委员身份的情况下宣誓加入外籍时，我们不得不深思，我们的国家还有凝聚力吗？
　　当校园里，一手执书一手托举和平鸽的少女雕塑被学生解读出“读书顶个鸟用”来的时候，我们禁不住担忧，我们的民族对未来还那么自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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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我们无须罗列那些经由主流媒体传播的负面报道。只要稍稍有些忧患意识与危机意识的人，面对当今社会，心情就注定无法轻松。

　　一个无法否认的现实是，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家，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国家荣耀感、社会责任感、时代使命感……这些普通民众积极意义的基本感知力正在逐步降低。——当然，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日益活跃的身影，海外华人的民族认同感反而正在提升中。不过，本文着眼国内事务，类似积极因素的增加非本文探讨的重点。因此，还望不要因此判定不坏只看到了“阴暗面”。
　　这些基本感知，构成了一个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性格特征、精神状态等等，它决定了一个民族未来的命运。
　　群体性的精神迷失，事实上就是国家方向的迷失。这是非常危险的！
　　本帖将从以下十个方面对上述观点进行简单梳理。

　　声明：草根观点，难免偏颇，挂一漏万，抛砖引玉。


　　一，党建问题

　　党建问题，目前最突出的问题不是中国共产党失去先进性，而是失去纪律性。
　　应该说，无论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建理论的阐述都是明确的，科学的，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想是崇高远大的，从理论上说，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不过在现实中，党的政治理想是由各级党组织践行、体现的，再具体一点，是由每一个党的领导干部和每一名普通党员体现的。党的要求，必须由党员来具体落实。
　　问题就出在落实这个环节。
　　党员，只有更大的责任和义务，而不应该有特权。但是，看看因各种原因被查处的党员干部落马的事实，不难发现，党员干部的特权事实上是普遍存在的。
　　2009年，中国有17位省部级干部落马；仅1~11月份，有3千7百多名县处级以上干部被查处；全国共处分干部10多万人，受党纪处分者占到党员总数的1.1%。不到一年时间，全党处分了百分之一点一的党员。无论是数量还是比例，都是惊人的。这些人中，经济犯罪、腐化堕落占绝大多数。没有特权，是不会产生如此庞大的违纪群体的。
　　这个庞大群体的出现，意味着执政党的政治理想与部分党员的个人追求产生了脱节。
　　对于这个庞大群体来说，首先，党员在现实生活中也是普通人，很难抵御各种现实利益与享受的诱惑；其次，有些党员干部无法抵制小政治生态环境的浸染，不得不随波逐流；再次，个别党员本来就是抱着投机心理入党，表面要求进步，其实低俗市侩。
　　但是，无论是先天动机不纯者，还是后天学坏者，都说明党的纪律出现了问题。
可谓纪律一松，四面透风。
　　大批党员违纪，严重弱化了党的执政能力。也恶化了社会风气。甚至威胁到社会稳定。甚至于，在突发性事件、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不得不以增设综治办、维稳办等类似机构来加以强化稳定。但不得不说，这样的办法只治标不治本。

　　怎么办？
　　还记得毛泽东主席那句话吗？“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问题是明摆着的，治理整顿也不难。
　　（一）取消特权。——取消党员干部的所有特权。不要听什么“权力限制过互工作不好干”。工作好不好干，不在有没有权力，群众基础才是做好工作的最大保证。
　　（二）党内整风。——不要怕被指责搞“政治运动”，要不要搞政治运动，要看有没有必要搞，搞了有没有效。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政治团体，不是好好先生协会。问问中国十三亿老百姓，是否支持整党？如果支持，就有必要，就是整好党的最大保证。也不要怕阻力大，重庆打黑阻力也不少，搞了又怎样？只要可以取信于民，代价大点无所谓的。
　　（三）党外监督。——广大群众与民主党派的眼睛是雪亮的。话虽然老套，但道理依然正确。
　　（四）大力清党。——加大清党力度，并且要把它作为一项长效机制。让政治钻营、结党营私者畏险而退，让意志薄弱的党员把这种念头和行为遏制于萌芽状态。

　　政治理想是一种信仰，为了追求这个信仰、实现这个理想，党员应该怀着一种悲悯的情怀来理解它所包涵的一切。明白它可能意味着的牺牲、奉献，而不是倒过来，让你满足贪婪，享受政治特权与物质优先。
　　共产党曾经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以高度的智慧化解最复杂的国内国际矛盾。如今，面对日益扩大的社会矛盾，共产党应该牢牢记住：当公众利益与特权阶层、资本阶层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执政党要坚定地站在公众的立场上，毫不妥协。因为无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如果失去最广大的民众支持，就会失去执政的根基。


　　二，施政问题

　　前面说了，党建问题影响了党的形象，损害了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但这并非问题的全部。
　　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是，基于各地方、各阶层自身的利益诉求，中央政府的各项政令在实际的落实过程中被人为地打了折扣。这种抵制是显而易见的。所谓“上边的好经，被歪嘴和尚念坏了”。
　　这是政体是否健康的问题，与党风相关联，但属于另一个范畴。
　　而且，这种阻力与抵制并非完全来自与中央隔山隔水的基层政府或基层团体。一个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难以推行，让全世界都知道这种抵制也来自高层。
大领导也有大领导的难处。虽然迫于舆论不得不再三再四地强调，但政令难出中南海也是个不容否认的现实。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这至少但不限于与以下两点有关。
　　第一，现行体制给了部分人分割权力与资源、架空中央政府的可乘之机。
　　理论上讲，无论是公有制下还是私有制下，公共权力与公共资源是不能被少数人利用或占有的。但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即使在早些年完全公有的体制下时，也仍然有大量（只是层次极低）的假公济私现象。何况到了近些年，各地方、阶层、行业部门等利益团体，更是凭借各种手段对公共权力与公共资源进行大肆的掠夺。这种掠夺近乎疯狂。政治权力、经济政策、金融资本、市场份额等等等等，无不是利益集团瓜分掠夺的对象。以至于驻京办遍地开花，各种秘密会所大量滋生，行业惯例泛滥，潜规则盛行，以及各种势力林立。甚至，导致类似负责国有资产监管的国资委、负责国土资源管理的国土部等中央国家部门形同虚设，难有作为。
　　这就是分割权力、资源，架空中央，使中央政府的决策难以落到实处。
　　第二，利益团体的自私本能使然。
　　且不说资本集团，为了寻求利益最大化，会不择手段地寻求权力保护，煞费心机地垄断市场，无孔不入地投机钻营……
　　也不说垄断行业，为了保持垄断地位，或保持竞争优势，获得行业优先发展权，他们会对各种有可能损害行业利益的动向保持足够的警觉，并处心积虑地加以防范……
　　更不说地方（市场）保护主义，为了给受保护的企业创造一个更有利的生存发展环境，地方政府有时会违背经济规律而采取一些本不应由政府干预的措施……
　　以上这些是很容易理解的。中央政府从全局的高度所做的某些决策，在触动到这些利益集团的时候，必然会遭到抵制。至少是在执行时打不小的折扣。
既然权力与资源可以分割后进行重组、瓜分，那么谁不参与其中谁就是傻瓜。
　　于是，资本急了，千方百计地与权力结缘——甜蜜地诱奸，不行就绑架；行业团体急了，制造市场假象迷惑、要挟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也急了，“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弄虚作假，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官僚吏治重新抬头，权力寻租，滥权现象严重等等，这些全出来了。
　　于是，权力腐败了，行政效率下降了，公平丧失了，正义消失了，秩序混乱了，显规则失效潜规则大显其道，社会的良性机制遭破坏，进入恶性循环中。

　　怎么办？
　　非以雷霆手段，难显菩萨心肠。
　　（一），大力治吏。大力推行阳光行政，严惩恶吏，打击酷吏，整治奸吏，重新塑造清明政治，廉洁政府的形象，取信于民。——这一点可以和党建工作联系起来。
　　（二），重新确定基本路线。微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核心内容。把“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调整为“以社会综合发展为中心”。这个 “中心”，不仅包括经济水平产业结构，还至少包括环境友好度、可持续发展水平，文化发展水平、教育水平、医疗水平，百姓的满意度、安全感、失业率、健康状况……等等。“两个基本点”不变，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变干部考核机制，扭转干部片面追求经济指标的观念，并从一定程度上斩断官商勾结的基础和纽带。
　　（三），严格限制资本特权。取消一切与资本挂钩的特权与优惠，让资本只与资本的利益有关，最大程度地打破“金钱万能”的神话。
　　（四），赋权于民。放弃所谓效率优先原则，强调公平第一。至少也要把公平与效率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在目前我们这种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如果没有公平，那么所谓效率就是资本与特权的效率。而背后是日益积重的民怨民愤。
　　最后必须提醒一句：政府，必须千方百计与民谋利，万万不可与民争利。
　　这其中的道理是，如果政府的利益与百姓一致，哪怕大家再穷，也都是一条心；如果是与民争利，哪怕百姓日子再好过，也会视你为强盗。

　　三，价值观

　　文明与文明的碰撞大致有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一个文明被另一个文明吞噬；另一种结果是两者相融。究竟是融合还是被吞噬，以弱势一方最终是否还能自成体系为准。被吞噬的例子如：中国北方游牧文明屡屡被中原的农耕文明吞噬。再如欧洲人进入美洲后，当地的土著被消灭。
　　欧美文明在近几个世纪里依仗坚船利炮所向披靡，现在依然强势。只是这种强势的主要表现方式发生了些许变化——原来是军事进攻为主，文化演变为辅；现在是文化演变为主，军事进攻次之。
　　当今世界，欧美文明主要与伊斯兰文明和东方文明发生激列的碰撞与摩擦。在中东，欧美文明以文化演变的手段难有作为，所以军事介入的频率与力度很高，从地中海东岸一直到帕米尔高原，半个多世纪硝烟不断。而在东方，欧美文明的文化演变收到奇效，已经在东方文明的主体——中国周围形成了一道密实的欧美文化包围圈。
　　在中国国内，这种文化演变正如火如荼。一部分人迫切地希望用欧美文化尽快改造中国文化；而另一部分人则坚定地捍卫着传统文化。
　　理智地说，文明的碰撞有利于文明的进步。但如果把握不好，则极易造成文明嬗变。平心而论，文明、文化的融合应该遵循其自然规律，如果用政治、军事等强制力为其附加其它目的，那是非常危险的。就如两个人，合作固然好，但如果一方恃强凌弱另有图谋，那么这种合作不仅充满变数，而且相当危险。
　　在思想文化领域，完全拒绝与西方的交流是不可能的。所以，抱残守缺式的固步自封不仅愚蠢而且没有任何意义。既然拒不掉，那么，怎样交流、交流什么领域、交流到什么层次等问题才是真正需要认真思考的。而且，既然是交流，就要讲求对等，不能一味“引进”，还要考虑融合、怎样融合？还要考虑输出，输出什么、怎么输出、输出多少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
　　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无论左右都有不足。
　　这涉及到强势文化的“文化殖民”与弱势文化的“文化防御”问题，而且这并非什么极端思维，只是国人对此还没有足够清醒的意识。中国仅仅在海外挂了几块“孔子学院”的牌子，西方就出现“中国文化入侵”的声音了。事实上，欧美诸国在这方面的警觉意识远比国人强很多。不过，这属于另外的话题，在此不多涉及。

　　在此说说西方文化强势入侵给中国造成的后果。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先生提出一个“不争论”的理论。为什么不争论呢？因为西方的私有制理论与中国当时的公有制状况是完全水火不相容的。如果争论起来，恐怕一百年也争不出个是非曲直。但邓先生却清醒地看到了，虽然“私有”容不下“公有”（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但“公有”却可以容下“私有”，所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于是，邓小平先生用不争论的办法避免了一场有可能旷日持久的争吵，为经济建设节省了大量的精力。
　　不过问题是，毕竟中西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不同，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西方文化趁中国人困惑迷惘之际乘势进入中国，浸染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甚至曾经一度浸染到军事领域。到近几年，已经差不多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大有全面摧毁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趋势。
　　无谓的口舌之争是避免了，但没有认清路就上了路，也至少造成如下恶果：
　　（一）思想领域左右分野。至今还在争吵不休。
　　（二）体制改革出现失误。尽管中央政府一再强调“坚持……不动摇……”，但这只能用来表达改革开放的决心，却无法回避很多方面出现的乱象。
　　（三）经济领域麻烦不断。可谓按下葫芦起来瓢。稍微稳定一点就欢呼伟大成就，一出问题就说还得深化。
　　（四）文化领域摇摆不定。一会向西方靠拢，一会又向传统回归。或用西方视角审视传统文化，或用传统手法解读西方观念。但都不入流。
　　（五）教育领域不中不西。按传统教吧，学生走出校门后回头就说受到了“欺骗教育”；按西方方式教吧，学生的父辈祖辈人不干。所以，老师只好说：身体是你自己的，性行为是你的自由，但我不能把安全套放在你书包里，那样的话你的家长接受不了，所以我只能把它放在校园门口，用的话取就是了。
　　这就是折衷。
　　中国人善于折衷，因为中国人比较温和。但是，善于折衷的中国有时也把自己弄的不伦不类无所适从。
　　而且，中国人的温和也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非常极端。这种极端是西方人根本无法理解的 ——同样是中国人组成的军队，数十万上百万清兵与国军可以被千百个侵略军像赴鸭子一样追着打。而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却可以打败以美军为首的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而且还是在境外。
　　同样，中国人可以建立一个超级合作社式的公有制国家，也可以于顷刻之间将它挖空卖光分净。
　　尽管我们的现行宪法中仍然明白无误地写着“中国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但事实上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现在的中国，除了天安门广场上的那根旗杆，其它所有一切都程度不同地私有化了。
　　东方人诗意而浪漫。也正是这种感性导致了极端。中国人很容易在得意或失意时失去理性。
　　于是，在与西方接轨的过程中，获得现实利益的务实派成为西方文化的忠实拥护者；而在这个过程中最初怀着美好的憧憬却被现实撞弯了腰的理想派们则表达了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尤其是很多在现实中尚未安顿好自己的80后，以及涉世未深初生牛犊的90后，他们的不满更是激烈。很多人在激烈的价值观碰撞中阶段性地成为义务协助西方摧毁中华传统价值观的志愿者。
　　因得意或失意而颠覆自己的价值观，是很多中国人的通病。——不仅年轻人，甚至有很多七老八十为了自己的理想奋斗了终生的人最终都会因为得意或失意而颠覆自己的价值观。

　　说了这么多，价值观混乱的后果是什么？
　　是严重的内耗！低效！以及严重的社会生态环境的恶化！

　　怎么办？
　　我不知道。


　　四，道德问题

　　经济大潮涤荡着一切。
　　一向自视清高视钱财如粪土的中国人，被“没钱是万万不能的”这条经济社会的铁律一棒打翻了。彻悟之后，中国人开始疯狂捞钱。——拜金，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的第一次道德滑坡。
　　随着一大批“能人”如雨后春笋般的异军突起，民间资金开始在经济领域崭露头角。但接下来残酷的市场竞争，让这些并不真正懂经济的先富们开始使用非正常手段展开与对手的角逐，以及对利润的疯狂追求。从最初的假烟假酒，到后来的大头娃娃、苏丹红，直到不久前的三氯氰氨。而所有这些，毒害的不仅仅是人和身体，同时被毒害的，还有所有人的心灵。这些恶性事件，严重拉低了中国人的道德水准。——非法获利（包括其它领域），以及对非法获利这种现实的无奈认同，是中国人的第二次道德滑坡。
　　如果说最初的“官倒”还只是少数，虽然犯了众怒，但民众毕竟还怒了。那么，随着资本势力的逐步扩大，大批资本开始寻求权力庇护。于是权钱交易出现了。权钱交易的大量出现，不仅腐蚀了党风政体，同时也让民众的心渐渐凉了，愤怒的激情都没了。 ——丑恶现象，以及对丑恶现象的麻木，是第二次道德滑坡中的另一个重要表现。
　　官权与资本的媾和，以及两者在交往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礼尚往来，又滋养了一大批消费、娱乐场所。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从大都市到小县城，太多“社交场合”的基本构成都是一样的：官员与富人。无论高档餐厅、休闲娱乐场所、养生保健场所，甚至高尔夫球场等，生意大多火爆，官员与暴富是这类场所的基本客源。奢靡消费由此滋生蔓延，并不断花样翻新。从满足口舌之快，到寻求感官刺激；从满足精神需求，再到发泄生理冲动……奢靡，尤其是在这种肆意放纵中沉渣泛起的原始冲动，以及这种奢靡消费方式对普通民众的消极影响，造成中国人的第三次道德滑坡。

　　千万不要以为那些在阳光明媚的《好日子》里跳舞的大妈们真的很和谐，你可以随机采访其中的一位，问她，假如您摔倒了自己起不来怎么办？她很可能会告诉你，小伙子，别说你是打酱油的，帮帮我，我承认我是自己摔的。

　　不坏在博客里发过一篇博文《“为老婆发工资”，西方价值观下蜕化的中国社会道德》，结果有位网友给不坏留言：中国社会道德退化就是退化，干嘛非要扯上西方价值观搏眼球？
　　不坏一愣，也是，人家提案委员也没说是受了西方的启发啊，我为什么一下就跟西方价值观联系上了？又仔细想了想，觉得是这样：中国几千年传统，从未有过为老婆发工资的提法——大观园里的月银是福利，不是劳务。而家务劳动货币化，摆明是经济社会的产物。再者，首倡女性回家专职家务的，是早些年由日本人提出的。虽然不坏不能确定提出这个议案的委员是受此启发，但是，市场经济与家务劳动货币化却显然是西方式的思维。所以不坏回复这位网友留言：不是非要扯上关系，是这种思维模式的演变脉络清晰地指向了西方。

　　道德观决定一个民族发展方向与取向，而文化则决定社会生活的细节。西方社会没有中国社会这么浓厚的人情味，没有形成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观，所以，他们只能借助法律，强调契约关系。
　　而中国人，在引进西方文化时，错误地以为这是一种先进模式而不假思索地加以模仿。于是，夫妻协议出现了，父子合同出现了，亲情爱情友情逐渐寡淡了，传统面临断裂，美德面临失传，有钱养宠物，没钱敬爹妈——早年山东某地有一案例：一名农家子弟，鲤鱼跃龙门，考上大学，读研究生，海外留学……最后携妻从海外归来。春节探亲时，语言间抱怨父母没本事，没有让他过上体面生活。父亲与他发生了激烈争执，他怒气难消，是夜，趁父母熟睡之机斧劈了双亲，酿成惊天血案。

　　不得不说，对于西方文化不假鉴别地引入，致使原本系统、完善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发生了严重的基因突变。亲情、爱情、友情、人之常情，全变味了。“情”已不再是区分人与其它动物的标志，而是影响中国向先进的契约社会进步的路障。
　　当南京的小伙子彭宇扶起身边摔倒的老太太，反被法院判为需要对老太太受伤负责的时候，中国人的道德就基本没有前途了。

　　怎么办？
　　不知道。


　　五，经济问题

　　“发展是硬道理”，这是几乎所有人认为必须发展经济的一个政策支撑点。
　　不过，不坏要说的是，这句话不能解读为“发展经济是硬道理”。正确的解读应该是“社会的综合、协调发展是硬道理”。绝不是说，“只要经济发展了，其它方面出了问题也没事，仍然是硬道理”。

　　不坏在此要说的，不是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具体操作方面的得失。而是经济发展的战略与方向问题。
　　此经济问题非彼经济问题。
　　而且，经济问题是个非常大的问题，本节只从其中一个角度来剖析。
　　什么角度？经济发展脱离了民生需要。
　　几十年以前，大凡工厂企业供销社的外墙上多有这样八个字：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是对经济发展方向的一个最朴素简洁的描述。没错，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首先要保障民生需要。
　　我们的经济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经济的发展，脱离了民生需要。
　　不坏从草根角度对这种现状的根源进行一些非专业梳理。
　　第一步，改革初期，中国深感实力的薄弱影响了经济的发展。所谓基础差底子薄。于是，为了实现快速发展，开始引进外资。那时，我们幼稚地认为，外资是需要拜请才会来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对外商满脸都是灿烂的笑容。甚至令外商都怀疑这是不是共产党在摆鸿门宴。国人似乎忘了一百多年前，外商对清政府不与他们通商是多么恼羞成怒。资本对于中国这个巨大市场的渴望，是当时缺少市场经济经验的国人所不能理解的。
　　由于过于依赖外资，而外资又只是从赚取利益的角度进入中国，而根本不会去考虑你的产业结构与民生需求。所以，这是第一次经济发展脱离民生需要。
　　第二步，国家为了保持贸易平衡，以及购买所谓“先进技术”与短缺物资，需要大量外汇。于是，国家又开始极力鼓励出口。大量优质资源都用于出口了。四十岁以上的人都记得，二十多年前，商店里最受欢迎的是“出口转内销”商品。那时人们的观念是，凡能出口的商品，都是优质商品。即使十年前，在很多地方能出口创汇的企业还都是“牛”企业。经济发展只是为了创汇，这是第二次发展经济脱离民生需要。
　　第三步，由于能生产出口产品的才是“牛”企，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那么，从这时起，国内哪些（行业）企业能够发展起来实际上就一定程度地掌握在进口方的贸易清单上了。人家要发展你的哪个行业，只需增加进口即可。要打击你的哪个行业，找个理由限制即可。而中国政府，由于经济膨胀的速度过快，根本来不及研究经济结构，来不及研究经济布局。
　　而且，更由于迅速膨胀的经济总量需要国家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配套跟进。于是，交通、能源、电力、矿山、通讯等基础设施使用了太多国家财力，甚至，实在满足不了需求的领域不得不向民资开放。如煤炭等。因此，即使意识到经济结构、经济布局存在问题，也无力调控。这是中国经济第三次在一片辉煌成就的赞歌声中脱离了民生需求。
　　——当然，交通、能源、电力、矿山、通讯等产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间接惠及民生，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这些产业的发展，其根本目的是服务经济的，而经济又是外向型的。
　　第四步，由于国家投入始终重点围绕着包括外资、民资在内的资本经济服务，所以，资本也间接调配了国家财力，使得国家在宏观调控方面非常被动。
资本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造成了一次分配不公，所谓血汗工厂的存在。而国家在宏观控制方面的不力，又造成二次、三次分配的不公。致使各领域发展出现不平衡，东西部发展差距加大，城乡差距加大，行业收入差距加大等。形成严重的两极分化。而民生领域的账却被一欠再欠。如，三农、教育、医疗、文化产业、环境保护与治理等等，甚至军队建设也有贻误。

　　因此，中国的经济很辉煌，但除少数先富外，辉煌的经济却没有惠及民生，普通老百姓反倒有点灰头土脸。而且，中国经济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而这种辉煌的局面却没有成就一位哪怕稍微权威一点、为人们所尊敬的经济学家。那么，谁的GDP呢？

　　应该说，吸引外资也好，鼓励出口创汇也罢，都没有错。错在哪？错在没有看清路就跑了起来。理论研究没有跟上，道德讨论没有跟上，舆论引导、观念普及都没有跟上，就全民争当经济人了。很多外资进入中国，瞄准的就是中国这个拥有十三亿消费者的巨大市场，而我们自己，却忽略了自己的需求。
　　卖了儿子，买个宠物。我们只是貌似富了。
　　把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向定位于出口创汇与国际接轨，甘当国际产业分工中最没地位与话语权的装配工，最终倒是与国际接轨了，但同时也被华尔街彻底操控了。

　　怎么办？
　　（一）痛下决心调方向，调结构，转向内需与民生产业。
　　（二）降低出口依赖度。降低与国际经贸组织的联系度，或修改某些经贸协定，甚至不惜退出严重制约中国经济，或本质上损害中国经济（如WTO的某些条款）、经常被用来打压中国经济的国际经贸组织。
　　（三）对于不良外资，该驱逐就驱逐，该限制就限制，不要受什么规则、约定的束缚，整顿国内经济，不容别人说三道四。本国国民第一。
　　（四）削峰填谷。国家要下大力度从三次分配的角度向欠发达地区、弱势产业、低收入群体倾斜。这不是搞大锅饭式的均富，而是避免严重的两极分化。如，经济发展好的地方，要大幅减少国家投入，即使基础建设也要多用地方财政。国家要把投入重点放在欠发达地区，欠优势产业，以及最需要补贴的群体身上。
　　（五）扶持集体经济，增强普通民众在经济市场环境中的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同时，坚决打击国资贱卖，让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一起，提高公有经济比重。以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抗风险能力，以应对外部环境恶化给中国经济带来的风险。
　　偏激吗？或许吧。但若中国果真挺起胸这样做了，其一，未必有人真敢说三道四；其二，未必没有人为中国喝彩。退一万步，真翻脸了，大不了重喊一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再多说一句，这些年来，外国人对中国的经济总是大加赞赏，却很少批评，更缺少有价值的建议。难道，中国经济的诸多问题那些经济学家居然全都没有看出来？还是看出来了却全都心照不宣地保持了沉默？所以，以“小人之心”推断，这要么是中国恰巧迎合了外国人的期望，要么就是别有用心。反正我没觉得这是双赢。
　　因此，国人还是清醒点好。


　　六，城乡问题

　　十年前就有一句话，看中国的城市，像欧洲；看中国的农村，像非洲。这是现实。
　　在中国所有由分配不公造成的两极分化中，城乡差距最大，由此带来的危险和变数也最大。本节重点说说由此带来的危险和变数。
　　如果大家对发生在2005年10月至11月的巴黎骚乱还有印象，那么，不坏告诉您：如果中国不能有效地解决三农和城乡问题，那么这种危险就会向中国步步逼近。因为诱引都是一样的。而一旦在中国的某些城市发生这样的事件，其烈度将远远超过巴黎。
　　由于严重的三农问题，农民年人均收入与城市居民差三四倍，加上其它社保福利等实际上差六七倍，甚至更多。这还只是经济收入问题。如果算上医疗条件、就业机会、教育水平等问题，那么城乡差距就不仅仅是欧洲与非洲的差距了。因为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度里，同一套体制下。他们现在还没有意识到，或者说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去主张自己的权利。但如果不久的将来条件成熟了，而国家又难以一下满足他们的要求，那么，矛盾必将升级，到那时，一切就都晚了。

　　中国几乎所有城里人对农村都是陌生的。
　　很多朋友每年也到农村去转上几次，以为自己对农村是了解的。但事实上我告诉你，你看到的新农村、新气象未必是真的。
　　农村是有不少先富，但跟城里一样，是极少数，按人口比例比城里更低。农村百分九十以上还是普通农民。普通农民的日子并不好过。
　　不坏春节前遇到一件事，一位邻家主妇向弟弟借了二百元钱过年。弟弟是无意间说起这事的，而不坏却很吃惊。因为那位邻居的房子很新、很漂亮，五间大瓦房，甚至连院墙上都镶了很多瓷砖。女儿出嫁了，家里只有老两口与一个上高中的儿子。虽然没什么高档电器，但院子里和屋子里也算整洁漂亮。儿子正读高中，但按成绩断没有考上大学的可能，所以，老两口也就盖好了房子，准备给儿子结婚用。这样的家庭，上没有体弱多病的老人，下没有太小的孩子，如果不说邻家主妇借二百块钱过年这个事，任谁都会认为他们家肯定已经小康了。可真实情况绝非如此，他们的日常生活很窘迫。详细情况我是后来了解到的，在此不详细叙述了。总之，这种生活的窘迫在农村是普通存在的。
　　这才是农村的普通情况。在农村，房子那是必须得盖的，否则，会缺少尊严。而且，这种尊严不仅仅是面子问题，而是生存问题。比如，如果没有房子，子女的婚姻就是大麻烦。可盖几间房子也要几万、十几万的，一个普通农民，盖起几间房子后，很可能就一贫如洗，甚至债台高筑了。如果一个家庭有几个打工的，日子还过得去，否则，日子都是勉强维持，哪里有几万、十几万的积蓄用来盖房？
　　农村的真实境况在此也不多说。总之，现在的城里人，尤其是决策者，对农村的真实情况是不了解的。这一问题最初是由于媒体的对农村的宣传误导的，三农问题暴露之后，却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以至现在积重难返。
　　长话短说。现在说说农民工进城。
　　现在，无论是媒体还是决策层，都存在一个普遍的共识：发展城市经济，让农民工外出打工，同样是增加就业机会，为农民增收。甚至，在为当前南方严重干旱寻找解决办法的时候，很多专家、地方政府都不约而同地想到，让经济发达地区多招收灾区农民工。这就是典型的短视，且不说抗灾需要劳动力，也不说灾后恢复生产需要劳动力，单说应不应该趁此机会好好补偿一下前几十年在农业基础设施、水利设施方面欠下的债？如果政府狠狠心拿出一部分财政把人们组织起来，打井、修塘、挖渠、建坝……难道不会产生长远利益吗？这是题外话，不多说。
　　农民工外出务工，产生了另外几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信息沟通了。有一种现象，越是没出过门的老人，对自己村子在这几十年的发展越满意，越有满足感。而从外面回村的年轻人，则羡慕、向往城市的生活，对自己的村子不满意。不管我们对这种现象感到欣慰也好，担忧也好，总之，必须客观承认：不满情绪正在年轻人身上越来越多地积蓄起来了。
　　二是城市边缘聚焦了越来越多的弱势群体。由于工作性质、生活成本等原因，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大多聚居在了城市边缘地带。北京早些年就有“浙江村”“河南村”等，近几年这种趋势有增无减。其它城市也差不多，大批低收入群体聚居在城乡结合部，在缺少城市服务功能的环境里，以缺少保障的手段维持一种极其不稳定的生存状态。
　　三，现在，很多外部条件都具备了，比如，聚居在城乡结合部的“外来务工人员”很多人都有一定的知识，对自己的现实处境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很强烈……其实在这种时候，“不稳定”只差一个触发点了。事实上，有些小规模的冲突已经在不少地方陆续发生了。缩小城乡差距，修补城乡关系，如果还如某些专家那样以一种施舍的姿态在那里品着茶、慢条斯理地说：大约还得十年吧。那么不坏悲观地提醒专家，您恐怕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弱势群体在身处劣境时是懦弱的，他们往往会抱怨命运，轻易不会对抗社会。但是，如果生存的压力超过了他们所能承受的极限，尤其是眼前的贫富与特权阶层强烈地刺激他的眼球，那么，由此带来的反抗也将是异常剧烈的。
　　不要以为现在还很和谐，普通百姓从自卑懦弱到认识到社会不公并从而奋起抗争，这并不需要很长时间。

　　怎么办？
　　决策者、既得利益者必须抱着极其愧疚的心情与态度（而不是居高临下地）来解决两个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尽快对已经长期生活在城里的所谓“外来务工者”进行身份认同，哪怕损失一些城市原住居民的福利，也不要让这种“身份差距”以及附着在身份上的现实利益越拉越大。
　　虽然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但我本人对此没有抱太大希望。因为决策者认为现在还是和谐的，而为决策者提供政策咨询的专家、学者，要么是既得利益者，要么已经被利益集团收买了。他们的兜里大多有绿卡，可以随时“扯乎”。而对于普通市民来说，一下损失很大一块利益均给那些“外地人”，无论如何心理也不那么舒服。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可能并不能清醒地意识到，一旦某些尖锐的社会矛盾激化，那损失的恐怕就不仅仅是一些表面的利益了。
　　重点说说第二个问题。当前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问题。
　　严格说，城市化是解决城乡矛盾的根本出路。但却涉及一个操作是否得当的问题。操作的好，矛盾化于无形；操作不好，激化矛盾。比如“圈地运动”就是加剧矛盾。
　　城市化不是造城运动，不是把田园土地都盖上楼房。城市化不是夺了农民的土地后把农民驱赶到城里在城乡结合部蜗居起来。
　　建设城市是发展第二、三产业的需要，是完善和改进产业结构的需要，建设城市的终极目的，是要促进包括农业在内的各种产业的综合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的造城运动，以及大把花钱装扮城市的行为都是愚蠢的。
　　城市化，也不是用行政手段强行让散居的农民聚居起来。这是对城市化的彻底误解。
　　城市化是要让相对封闭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下的农民享受城市文明、现代文明，使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能够达到一定的品位，以及使自然农业经济产业化，效率化。让农民以更加文明的方法指导生产、安排生活，享受生活。
　　具体怎么办？
　　如果不坏上述的理念被认可，那么可以采取下面这样的措施。
　　将现在具备基础条件的规模村镇，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加以引导，按城市社区模式进行组织、管理，不坏将这种改造称为“村镇社区化”建设。
　　以华北、华东这样的平原地区为例。比如一个五十万人口的县，可以在认真勘察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的基础上，选择十到十五个村镇，进行社区化改造。社区与社区间距十公里左右。
　　这种改造不以聚拢产业和人口为起始点，而是首先改造组织、管理模式，让村民市民化。政府在社区化改造中，要采取与城市社区相同的政策对社区进行规划、建设、管理。完全打破城乡界限与地域界限，将试点社区内的农民在尊重其生产生活方式的前提下完全市民化。
　　地方政府可以将以往撒胡椒面式的各项惠农资金、政策适当集中到试点社区使用（但不得严重侵害试点社区外的农民权益）。鼓励（但不强迫）周围农民加入社区，成为居民，并为其保留土地权益。这样，试点社区就会产生吸纳效应，社区的规模会逐步扩大，而周边就会逐渐产生空置村庄。这些村庄，有条件的可以复耕，部分可以改造成为农场、养殖场、农产品加工厂，从而逐步实现农业生产农场化，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提高农业经济产业化程度。
　　这样，经过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该县就基本可以形成以县为中心，辅以十多个3~5万人口规模的小城市（或社区）为主体的城市化改造了。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事实上是产业工人）将降至总人口比例的 10~20%。
　　不坏个人认为，这是一种把产业结构和产业升级相结合的城市化过程，而不同于现在的向城市移民，或以盖新房为标志的新农村建设。只要规划合理、管理科学，十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同样会非常富有活力。
　　城市，未必是大而全，小而精未必不是一种理想的宜居环境。如果各方面建设搞得好，它必然会为大城市（区域中心城市）的人口压力减负。


　　七，精神状态

　　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已经全面临近崩溃的边缘。
　　正写到此节的时候，从媒体得知一个恶性凶杀事件。福建南平一男子郑民生，因为“对社会不满”，在南平实验小学校门口，用55秒钟的时间砍杀十多名小学生，截止目前（2010年3月24日）已经造成8个孩子死亡，还有数名仍在抢救中。
　　因为这条新闻的影响，不坏的心情相当沉重。
　　不可否认，中国的经济正在发展，按官方和主流的口径，还相当乐观。从城市到乡村，一派繁荣与祥和。
　　难道，郑民生仅仅是我们这个和谐社会里的不和谐音符？
　　不坏对此是悲观的。

　　用简单两句话概括一下当今国人的精神状态吧。
　　抱着追逐时尚的心态追求低层次满足感的年轻人缺少高尚的情操与理想。——时尚替代了高尚；
　　抱着“终于有条件了”的心态追求物欲与肉欲的中年人缺少对家庭、社会、民族的责任感。——欲望冲垮了责任的约束。

　　在中国，到绝大部分城市，最出名的街区是缺少甚至没有文化含量的所谓繁华区，只所以出名，往往是集购物、就餐、休闲、娱乐、怡情于一体。真正能够体现城市风貌、人文历史的街区，要么被拆迁了，要么鲜有人至。市井中，最常见的是洗头房、按摩屋、美容院、洗浴中心、练歌厅、麻将馆、时装汇、茶楼、成人用品铺。而真正有品位的图书屋、资料馆、阅览室、影剧院、体育场（馆），以及带民俗民风特色的表演、培训、授艺、交流等场所，全部难觅芳踪。
　　农村更差。早年间那“姥姥门唱大戏”的情景早已不复存在，高跷、旱船、舞龙、灯会、杂技团、武术队、唱大鼓、露天电影等等统统组织不起来了。电视就把所有这些消灭了。老人小孩天天小燕子、大长今，再不然就是超女、快男。年轻人玩网游、网恋，中年人打麻将、推牌九。公共娱乐也有，就是那些走村串乡走到哪就拿帆布围个场子大跳脱衣舞的。
　　男人，吃喝嫖赌坑蒙拐骗；女人，偷人养汉加婚外恋。——这话是绝对了一点，但城乡都弥漫着这样一种糜烂气息是不容否认的。
　　中国人，正在全民追求日益奢糜的生活方式。那一颗颗麻木枯死的心灵，很难被激情点燃了，很难用温情融化了。

　　不久前，有位知名教授居然说，现在生活是好了，条件比过去不知好了多少倍，都不知道该怎么玩好了。
　　“生活条件好了，就是要吃要喝要玩，要消费要享受要挥霍……”，在很多人心里，生活条件就是为实现这些理想为目的的。这是典型的精神迷失症候。高级知识分子尚且“一心想玩”，民众会怎样？
　　有条件的醉生梦死穷奢极欲，没条件的怨天尤人心怀不满。这就是我们的现实精神状态。
　　现实中，还有人会对孩子进行理想教育吗？学校还有德智体美劳吗？——只剩下考试成绩的学校教育，早在多年以前就沦落了。

　　现实中的成年人往往告诉孩子：长大了要当大官，发大财，开豪车，娶美女，住别墅……
　　甚至有太多四五十年前的热心青年，都把自己当年的激情反省成一种狂热了。不仅如此，他们还循循善诱地告诉他们的后代：记住，不要相信任何人的说教。他们自以为自己明白了、清醒了，以为自己受到了欺骗与蛊惑，并试图让他们的后辈不要受到这种欺骗。
　　但他们不明白，年轻人如果一旦失去激情、浪漫、理想，将是一种比受到欺骗更悲哀的事情。——何况，那不是欺骗，那样的激情到什么时候都会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

　　怎么办？
　　大兴精神文明建设之风，重塑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
　　只是，这样的社会行动敬请政府多些支持，少些干预，否则，像轰轰烈烈的举办什么思想、什么理论、什么观点学习班等一类官样文章，一阵风过后我们能剩下什么？


　　八，传媒与文化

　　当今的大众媒体严重误导大众精神。
　　就以当前最强势的电视媒体为例。
　　几年前看过一个打报道，是向来以严谨而著称的央视新闻联播里面的：记者就学习某个中央精神采访某地村干部，干部说，我们从去年就在打井，总是打不出水，后来大家集中学习了****文件精神，结果调整了思路改变了办法，果然就打出水了。真不知这是歌颂党还是羞辱党？
　　当今的几乎所有电视媒体都失去了传播时事信息、引导舆论方向、传播有益知识、传承优秀文化的载体作用。从中央级媒体，到地方级媒体，除了报道领导人活动不知时事为何物；除了充当传声筒不知舆论导向为何物；除了板着脸说教不知知识传播为何物；除了娱乐选秀不知文化为何物。即不代表人民，也不代表党，或者，即不“打算代表人民”也不“打算代表党”，它只代表自己的利益和资本集团的利益。甚至于弱智到做“虚假广告”、搞“有奖竞猜”等下三滥的地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今的绝大部分电视媒体，几乎没有任何思想，除了充当一级传声设备外，全是迎合低层次满足的娱乐。娱乐至死。
　　用央视崔永元评价电视媒体的话说，中国的电视媒体，用公共传媒的标准看是最无耻的；用商业媒体的标准看是最失败的。
　　其它媒体更是好不到哪里去：广播里满是贫嘴和成人笑话，报纸上至少一半的广告，还多数是假的。网络环境更是不容乐观，不良信息充斥整个网络，令无数缺少自控能力的未成年甚至成年网民身陷其中。更由于其商业性，使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互联网，几乎成为有钱人随意操控、把玩的媒介工具。

　　整体环境不多说了。总之，如果用百分制来为中国的传媒环境打分的话，不足二十分。
　　不得不说说媒体的另一项重要的社会功能：监督。
　　套用美国新闻学者普利策的理论，如果说社会是一艘航行在大海上的船，那么新闻媒体就是站在船桥上的瞭望者，他时刻注视着地平线上的变化。
　　社会这艘大船，在航行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这需要有人充当瞭望者的角色，时刻提醒人们注意、思考，并在足够充分的理性下做出选择。这个瞭望者的角色，在古代，曾由“言官”充任，但自从现代意义上的媒体产生以后，就已经非媒体莫属了。
　　媒体的提示、监督、呼吁呐喊的社会功能，是任何社会形态下被公认的。
　　当然，我们国家曾经有一段新闻管控的历史，但那是在特殊历史条件、特殊国内外环境背景下的新闻制度，有其特殊性与必要性。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很不稳定，不良信息的传播有可能引发社会的动荡。但现在已经不同于当年了，社会的巨大变革，需要各个方面的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新闻制度亦然。
　　然而不得不说的是，我们的这种调整不但没有与时俱进，反而弄巧成拙。自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对信息的管控不力，造成全民意识形态混乱。此后的几十年，又面对乱象无计可施，只能抱着僵化的教条不放，今天禁这个明天禁那个，但禁来禁去，结果什么都没禁住。
　　现在要说的是，对于境外的政治、文化渗透当然该禁还得禁，但对于境内媒体之于社会所应承担的功能，则该放必须放。
　　比如完全赋权于媒体对社会的监督功能。——不要怕敏感，不要怕负面。公众其实是更愿意看到一个敢于面对自身问题的政权组织的。
　　什么是敏感？心理上对某些事物的敏锐感知。那么好了，敞开来大面积接触还敏感吗？少男少女拉手敏感，老夫老妻拉手还敏感吗？
　　什么是负面？对事物起消极作用的那一面。那么好了，通过辩证法我们知道，正面与负面在某种条件是相互转化的。什么条件下？就是公示出来，举一反三，引以为戒，杜绝这个消极面。

　　从公众心理的角度来说，不要说负面的事务，就是美好的事物接触多了都会审美疲劳，何况那些使人压抑的所谓负面报道。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最能激发人兴趣与冲动的是什么状态？是半遮半掩。矇眬与模棱两可给公众带来的求知、求解欲望，远远高于一览无余真相大白。
这么说，并非建议宣传部门用“审丑疲劳”来麻痹公众的神经，而是说，大可不必对公众的知情权怕得要命。
　　更重要的是，在当今这样的社会，千万不要让少数专家代替公众进行思考、做出选择。精英，并不是一个最可靠与最值得依赖的群体。社会的进步，需要所有人的参与。
　　诚然，或许是有关方面担心，现行的体制不能解决所有的现实问题，某些深度矛盾经由媒体参与会引起舆论的强烈抨击，那样会使很多既定的方针政策受到影响。
　　不坏认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公众的智慧是无穷的。有些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完全应该听一听公众的意见与思考，民间智慧未必输给精英。而且，前辈领导人也说过，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执政者千万不能失去对公众的信心，不要失去让公众参与讨论社会现实问题的勇气。
　　总之，中国网民虽然赞赏传媒主管部门在诸如谷歌事件中采取的原则立场，但说实话，类似的赞赏并不多。而且，少许的赞赏并不能替代大面积的不满。


　　九，教育问题

　　教育的问题多如牛毛，说三天三夜未必能说完，所以只说一个基本问题：教育方向。

　　如果有人问，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伟大的民族，只有数量不菲的大款和数量庞大的产业工人（或农民工）和农民，而没有杰出的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我会不假思索地告诉他，有，就是现在的中国。
　　中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凡是学校教育培养不出的人才，我们中国出了很多，如世界冠军、富翁大款、明星名人。——当然，这里没有看不起这类人才的意思。而凡是小学中学大学硕士博士一路学出来的人，成才的却不多。
　　博士跳楼的比率恐怕比成为杰出人才的比率要高。
　　即使哲学家需要时间沉积，那么诗人是不需要的吧。盛唐时的诗人大多年轻就成名了。像李贺，虽然二十多岁就病逝了，但已经有了流芳百世的文采。而近二三十年，却只出顾城、海子一类的诗人。
　　所以，用不着拿时间的沉积说事。因为，按这种趋势发展而不加改变，中国再过二百年还是没戏。
　　也正因为如此，钱学森老去世时留下著名一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据说温总理2006年拿这个问题请教国内最有名的六所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他们的回答是：要培养杰出人才，关键是教师。
　　这不是废话吗？要是杰出人才可以由车间造出来，温总理还找校长干什么？找厂长就行了。
　　然而，如果仔细推敲，这话也值得深思。不过要从反面理解。现在的学校，把“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教学的老师都逼得改行了，剩下的都是完全循规蹈矩照本宣科的老师，能说“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关键不是教师？
　　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学生最多听到的是什么？是考上好中学好大学，学习好专业，即使出不了国，也好找工作，有了好工作，才有好前程，做大官发大财，住豪宅娶好妻……难道这不正是中国的教育方向？！
　　如果哪个孩子问诸如：天为什么是蓝的，星星为什么会眨眼，蜜蜂为什么要采蜜，壶盖为什么会跳……那么老师虽然嘴上会说：这些等你长大就明白了。而心里保不齐会骂：这关你屁事！关我屁事！你当不了瓦特、爱迪生，我却得按学校的考核评定来挣钱养家。所以，地震时我还得头一个往外跑。

　　好了，闲话不扯太远。
　　怎么办？
　　一，转变全社会的人才观，坚决摒弃唯学历论
　　一个体系健全的社会，不仅需要高学历人才，也需要低学历甚至没学历的人才。那些在各行各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劳动模范、生产标兵、优秀外来务工者等等，哪个不是脚踏实地爱岗敬业，能说他们不是人才？而他们只是这批劳动者的代表。他们的背后，站着数亿（包括农民）这样的劳动者。我们的社会，需要树立对所有劳动者的敬重，而不单单是对高学历者的厚待有加。
　　唯学历论，只会严重降低普通劳动者的自尊与自信。同时，也会扼杀大批没有学历而在其它方面具备超常潜在能力的人。新中国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陈云同志只有小学学历，可这并不影响他成为新中国经济大管家。
　　唯学历论，让基础教育不得不围绕高考的指挥棒转，让高等教育不得不围绕功利转，最终培养的，只是合格的蓝、白领，却不会培养出领军人物级的名家、大家。
　　唯学历论的团队，不是一个有丰富内涵的团队；唯学历论的国家，也不会是个睿智厚重的国家。
　　学历崇拜，只会让浮躁风气扬起一股股沙尘。

　　二，理解教育，不要流于肤浅，不要急功近利
　　有太多的人对教育的理解太肤浅了，肤浅到对有些话只能听半句。比如，以前有句话，再穷不能穷教育。但这只是半句话，有多少人能把它说完整？下面半句是：再富不能富孩子。有多少人真正理解这句话了？现实是，（家庭）再穷不会穷孩子，（社会）再富都没富教育。“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钱上”这是家长的宗旨。而一个“代课教师”问题全国几十年都没解决好，能说教育“富”了吗？
　　现在我们多数人理解的教育，是学习成绩，说白了，就是考试能力——书面应答能力。尽管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但至今缺少扭转这个观念的整体意志。因为目前的教育不得不围绕着高考指挥棒打转转。所以又回到前面第一个问题，必须全面打破唯学历论。

　　三，要让懂得“人”的人管基础教育
　　基础教育是塑造一个人的精神、品质、性格、心理、身体、审美能力、实践能力等等的综合素质的事业，它不单单为了培养一个人某一种或某些方面的技能。更不是把所有人都培养成一种模式。而且，所谓素质教育，也不单单是给孩子多加几个课外班，琴棋书画都会点那么简单。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基础教育即不是考试分数，也不是灌输知识，是发现一个人的长处与短处，在尊重其个性的基础上，扬长避短，因材施教，使之成才。
　　所以，基础教育，不要让只懂“教育”的人去管，这会造成教育的形而上学；更不能让不懂教育的人管教育，那样是祸乱教育。
　　只有让懂得“人”的人管基础教育，才能为整个民族种下优良基因。

　　四，不要让高等教育只围绕着经济转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这同样“殃及”教育。几十年来，高校里有几大热门专业，无不与经济有关——管理、财经、金融、贸易等等。
　　八十年代末（或九十年代初，记不清了），有一位清华大学农机化专业的研究生因为找不到工作投塘自杀了，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但当时，人们仅仅为“名校研究生”而惋惜，并没有把这个个例与社会发展“跑偏”导致高校教育脱轨太多地联系起来。——农机化专业？农业都被抛弃了，还“机化”个鸟！
　　前面说过，“发展是硬道理”这话不错，但正确的解读是“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而我们现在，已经把这句话片面地理解为“只要经济发展了，就是硬道理”了。
　　高等教育在这种只认经济，不认其它学科、专业的情况下，只能给经济当陪衬。学校建设、师资建设、学科建设……无不以“经济”为圭臬。
　　不过，这种“唯经济论”，却只限于拜倒在西方现有理论的脚下对其进行生吞活剥式的解读，而不是对人类经济活动发展轨迹的探究与发展。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经济创造了如此辉煌的世界奇迹，可在这个伟大的过程中，竟没有从中国本土产生哪怕半个像样的经济学家。

　　社会发展，不仅需要干活的人才，也需要思考的人才，也就是“仰望星空”的人。只有仰望星空的人，才有希望让自己的思想向深邃而广袤的宇宙延伸。


　　十，法治与法制

　　在探讨法治与法制问题时，我们有必要首先弄清法治、法制是怎么回事。
　　法治——是治理国家理念。
　　法制——是统治者通过制定、执行法律来管理国家的工具和手段。

　　法制，对于日益频繁、活跃的社会活动具有重要的规范和约束作用。所以，很多人认为“依法治国”是一句至理名言。
　　事实上错了。这是对法治的误解与曲解。
　　法律是啥？是根绳，是个底线，越过它，就要被它捆绑。
　　法律是公民道德的强制体现。但它标注的只是一个底限，而不是上限。也就是说，它与道德高度无关。
　　例如，法律对见死不救有惩罚措施，但法律对扶危救困却没有褒奖办法。前者是法律层面，后者是道德层面。再如，法律惩治损人利己，但法律不褒奖无私奉献。前者属于法律范畴，后者属于道德范畴。高下立见。
　　人类发明用法律手段维护道德秩序，（相对于皇权来说）的确是文明的进步。但法律意志的体现，却是通过暴力形式完成的，警察监狱甚至军队等。因此，人类用法律维护秩序是文明进步，但执行法律本身并不文明，相反，它充满野蛮与残酷。原子能理论和技术是文明进步，但用原子弹杀人不是。
　　因此可以说，法律是统治者管理国家方法的进步，但它与道德水平无关。道德的文明层次高于法律体现的文明层次。法律要体现主流阶层的意志，但它只保证价值体系的基本底线，而且，它不是一经制定，就死硬到需要道德来委曲求全。
　　为什么当今中国有那么多“合情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的事情？这就是法律与道德发生了冲突。
　　因此，抱着“法治”的理念一味强调“法制”，从而忽略了本民族的传统价值观道德观，忽略了道德建设，只能让国家“越治越乱”。

　　有人说，为什么强调法制在西方有奇效，而在中国不见效？
　　其实严格说，西方只是相对于东方比较强调法制，但并不是一味强调法制。二战以后，随着现代文明的日益普及，除美国以外，西欧诸国基本都完成了法制观念道德化的进程。如英法德意等国，法制观念已经道德化，并非时时事事搬出法律。
　　美国至今还是一个例外。因为美国社会至今还具有多民族、多文化背景、多价值观混杂的特点，还处在社会融合阶段，尚未形成统一稳定的价值观、道德观，所以不得不用严格、完备的法律体系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当然，美国目前也正在尽可能提取它的核心价值观，并使之道德化。
　　有些人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美国式的法制观念价值观标准可以为美国带来稳定和谐，而放在中国就没有好效果呢？中国的法制意识真的很差吗？！
　　我可以告诉这些人答案。
　　美国用完备的法律维护的核心价值观，已经得到了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同，不认同这个价值观的成了次流、末流。而中国，有着深厚的自成一体的传统，完善的道德观体系形成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尊崇这个标准的是主流。
　　但是，近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却让极少数接受并推崇美式价值观的人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些人在经济、文化、法律等广泛领域模仿美国，这就形成了社会主体人群与少数人主导的法律体系发生大面积碰撞、摩擦甚至对抗。其实这也就是说，美式的法治理念并没有被中国社会的主体所接受。
　　如果法制不被社会主体所接受，那么，就会有大量潜规则、黑社会悄然滋生。
　　美式价值观也并不为所有美国人接受，但不接受美式价值观的人被挤出美国的主流社会，成为美国社会的末流或疤癣。而中国，是法律体系造成中国社会主体不适应，所以，中国的乱象是深根源大面积的。
　　这就是答案。有些人仅仅看到了美国的法制，却不知道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没有看到美国也正在努力将法律意识升华为道德观念，却愚蠢地将我们本来很完备的道德体系降低到法律底线的水准上。
　　还是那句话，不能让高层面的道德在低层面的法律面前委曲求全。但在现实中，无论是南京的彭宇还是湖北的邓玉娇，都已经明白无误地显示，道德在法律面前受到了侮辱。
　　而且，这种情况如果出现在美国，法律很有可能会立即被修改。而一味机械地推崇美国的“中国专家”却不会这么做。——某省司法部门曾经积极赦免企业家原罪，但在几乎所有法律工作者眼中，无论是《收容遣送条例》《拆迁法》还是《户籍管理条例》，改起来都那么艰难。也就是说，法律，在这些人看来似乎只是部分人的特权，而不是维护公民基本权益的公器。

　　其实，一个有着长期固定形态、完善的道德传统的社会，只需将其中优秀的传承加以大力彰显，就可以达到和谐稳定。
　　在一个道德水平高尚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是缺少“法制观念”的。人们会“忽视”法律的存在。——就如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无论是在深山还是在闹市，都不会放纵自己的行为，因此他是感受不到法律制约一样。
　　只有在“法律失去威风”的社会，才是真正的太平盛世。那种社会环境中，“刑责”或许只是个摆设了。
　　而如果一个社会，人人都熟知各种法律条款，并不得不高举着法律文本寻求法律保护，甚至寻求法律也无法保护自己的利益与尊严，那只预示着道德崩溃、法律败坏了。
　　用不着环视全球，只中国数千年的历史经验就足以说明：法治，只有在“德不彰”的时代才会凸显其之于社会秩序的维护功能。

　　总之，如果一种社会形态已无道德可彰，而只能事事诉诸法律时，这个社会就该认真反思了。



　　偶尔喝多不算坏
　　201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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