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批判---兼论文化属性

　　理学批判

　　——兼论文化属性

　　先秦时代，儒学大致经历了孔子谈仁，孟子说义，荀子论礼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都是对时代呼声的回应。理解一种思想，一定要结合产生这种思想的时代背景。儒家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那个国家四分五裂、诸侯混战、民不聊生的时代。乱世暴力就是真理，强权就是公理。各国君主公然说寡人好色，寡人好武，寡人好货，统治阶级对老百姓无底线的掠夺毫不羞耻。儒家思想是作为暴政的对立面出现的。要保障人民的生活幸福，遏制统治阶级的贪欲，建立稳定的国家秩序是最重要的事情。君臣父子的礼法体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儒家思想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思想：一个是民本思想，就是以人民的生活幸福作为一切政治体系构建的基本出发点；另一个是把君臣父子的礼法体系视为理想的国家治理模式。这两方面的思想在孔孟和荀子那里是一致的，统一的。因为那是乱世，人民在暴力和强权的掠夺面前毫无自我保护能力，所以统一和秩序符合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话还有被宋明理学阉割了的下半句，“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对于暴君暴政，人民的反抗具有天然的正义性。宗法体系只是实现民生幸福的工具而不是目的，更不是绝对真理。儒家思想文化里，服从和斗争是矛盾的一体两面，对立统一于民本思想。这与中华文明内核里集体性和斗争性辨让统一于人的生存和发展原理一致。儒家思想能成为中华文化主流的根源在于民本思想的先进性和生命力。

　　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由于内政治理和对军事贵族权力平衡的需要，经过长期探索，确立了科举制度。这是人类历史上一项重要的政治发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分立有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基于财产继承的经济阶级不再与政治统治阶层相关。从此有了一条供中下层杰出人才进入官僚阶层的常态通道，打破了九品中正制对政府官位的垄断，对中华文明走向全面繁荣起了重要作用。但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任何制度都可以被腐化和扭曲。科举文官专权后权力失衡，失去制约的政治力必然追求经济权力进而合二为一，官商一体，开历史的倒车。

　　武周革命后，由于对试图架空皇权的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军事贵族和以褚遂良为代表的门阀贵族的全面清洗，急需从中下层选拔人才补充，科举制度得以发展壮大。通过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的宋朝立国后，为消除军事贵族对皇权的威胁，制定了以文制武的国策。唐朝科举每次只有几十个名额，宋朝则是几百名额，科举文官迅速占据了国家权力，掌握了政治主导权并实质性的控制了军事力量。独占国家神器后，开始追求权力来源的独立性和合法性，理学思想出现并被奉为儒家正统。

　　文官权力来源于皇帝授权的科举考试，本质上是皇权的附庸。皇权来自于组织军事力量抵抗外敌入侵和组织人民对抗自然灾害的必要性。皇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来自于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需求，无须任何理论加持、美化。文官集团要摆脱皇权的制约，保证其权力来源的独立性和合法性，无法从生产生活中追溯，就只有从编制、创造的理论中追溯。这是理学产生的背景和根源，也是理学与儒学貌合神离的本质区别。

　　理学之前，天道、天命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是民心向背，是政权代表谁的利益的根本性问题。在程颐、朱熹那里，天道被解释成了一种客观存在，通过格物致知等哲学方法可以推导出来。理学是道学的发展和强化，它建立了一套抽象的哲学体系来证明道统是世界真理，任何人，包括皇权也无权质疑。理学士大夫掌握了天道、天命的最终解释权，道统与法统分离，皇权被虚置，理学士大夫成为国家的真正统治者，理学士大夫统治国家，就一定会把理学搞成统治思想。

　　理学是彻头彻尾的统治阶级思想，理学的核心就是强化社会的等级关系。人人都必须遵守宗法等级制度的要求，建立一个高度僵化，权贵利益绝对不受侵害的社会。统治阶级普遍用这套来奴化人民思想，镇压人民反抗。端着孔子牌位的理学，背叛了儒学民本思想的灵魂；拿着君臣父子招魂幡的理学知识分子，走到了民生幸福的对立面，走向了历史的反动。

　　理学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知识分子的束缚和毒害。宋代科举的必读书目都是儒家典籍，明代朱棣当皇帝后，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科举的指定内容，清朝也是如此。中华民族自诞生起就是融合多种思想碰撞，从而产生无限创造力的民族，不是只有儒学一家。摒弃了来源于劳动生产的自然科学知识而只剩极其狭隘的社会科学内容，知识分子坐井观天般的脱离生产实践，脱离生活实际，最终脱离人民而不自知。知识分子被引向了皓首穷经，寻章摘句，读死书死读书的知识与能力脱节，理论与实践分离的黑暗胡同。更可悲的是理学做为统治思想，读书做官、升官发财成为了读书人的全部人生价值追求。被私利收买的知识分子集体沦陷，成为有知识没文化，有肉体没灵魂，只有私利没有公义，既无斗争牺牲又无节操骨气的精神难民。中华民族最精锐的部分完全堕落腐朽了。

　　二是以文制武，严重削弱了国家军事能力，制约了中华文明的深度生长。文、武、监察三者力量保持平衡是一个政权稳定高效的基础。理学文官为了独占国家权力，必然大力清洗武将势力，再把文官带兵形成制度，全面控制军事力量。失去文武力量平衡制约，监察自然虚化，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统治阶级腐朽是文明之癌，一切文明都会因为统治阶级腐化而走向衰亡。再加上打仗是专业性很强的事，除了个别天才，读儒家典籍出身的科举文官控制军事力量，一定会严重损害汉民族政权的战斗力。人口近1亿的宋朝，辽国打不赢，金国打不赢，连鼎盛时人口不过两百多万的西夏也打不赢。人口1亿2千万的晚明，居然被几十万人口的满清灭了国。一般来说，对外军事行动的成绩，是检验政治清明与否的重要参考指标，因为军队体系不可能独立于国家政治经济体系之外保持清明或腐败。腐朽的理学文官严重削弱了国家军事能力。军事能力低下意味着文明缺乏深度生长，总是刚发育出一些苗头，就被入侵者打断，每一次新来的入侵者覆盖掉上一层的文明印迹，每一层都很浅。有宋以来，中华民族数亡于异族致使中华文明缺乏深度生长，既无法再现汉唐盛世，也无法率先孕育出资本主义，这应是重要原因。

　　三是知识分子整体与人民背离，与统治阶级合流。消蚀了中华文明的精髓——集体性和斗争性，从此人民麻木，国家涣散，这是中华民族沉沦的核心原因。知识分子历来就掌握着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教育的权力，也一直是民众的代言人。先秦儒家虽然开出维护周礼的药方，但目的是为人民鼓与呼，而不是为统治阶级张目。理学统治国家，知识分子被私利收买，成为了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的帮凶，走到了人民的反面，社会撕裂为二元对立，彻底丢掉了自五帝始民间和官家共同维持的“谤木制度”，即下对上的政治批评。政府与劳动人民直接对立。政府代表谁的利益，谁就支持政府。理学政权成为压迫奴役人民的工具，人民自然会抽掉对政权的支持，政府无法把人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政权必然软弱涣散。其内人民反抗不绝，内忧招致外患；其外军事失败不断，外患加重内忧。内外交困直至国破家亡，尤其数亡于异族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李自成从陕西进攻北京时，诏书里有“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李自成已经称帝，要推翻明朝，论理应该抹黑攻击崇桢，以凸显自己的合法性，可他居然说崇桢的好话，还公告天下，这说明起义军内部应该形成了共识。理学士大夫的反动性和伪君子本质，已经为天下所不耻。理学的危害性已经暴露得很充分了，但理学思想为什么没有得到批判和清算呢？因为理学士大夫开启了向异族大规模、集体性妥协和投降的历史先河。

　　元灭宋，真正的罪魁祸首理学士大夫集团投降元朝，不仅逃过了惩罚还继续升官发财。蒙古人对宗法伦理的使用有限，再加上元朝时间短，理学思想的危害暴露得不充分。朱元璋虽然没有清算理学思想，但他一家八口饿死四口的悲惨经历，让他对官僚集团的贪暴无耻深恶痛绝，这不是读书学习能体会到的。对官僚集团的严刑峻罚客观上压制了理学思想，朱元璋政权是一个实际意义上的农民政权。朱棣政变后，理学士大夫集团迅速投靠他，朱棣改变了明朝政权的性质，科举文官成功上位。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科举的指定内容，理学思想又成为了官方意识形态。

　　清军入关后，以东林党为代表的理学士大夫大规模投降满清。虽然不了解理学心学之争，但满清统治者很容易看出来，最愿意跟他们合作的基本都是理学士大夫，而且理学本身就是统治阶级思想，有利于专制统治。满清贵族和理学士大夫联合起来统治人民，理学再次逃过清算，继续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辛亥革命虽然推翻满清统治，结束了帝制，理学思想仍然没有被清算。理学士大夫——土豪劣绅、官僚地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换了个共和的马甲，继续统治中国。只要政权不是劳动人民的政权，理学就一定占据统治地位，不可能得到批判和清算。

　　从周公制礼做乐起，就进入礼制时代。礼制不下庶人，隔绝了社会上下流动通道，统治阶级开始全面垄断文化，知识分子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文化基本上异化为贵族士大夫专有技能，与文化的真实内涵渐行渐远，民间气质伦理与庙堂气质伦理开始分际，统治阶级文化与劳动人民文化分道扬镳。

　　统治阶级的文化性格绝不代表我们民族的文化气质。文明和文化的产生是在认识自然，了解天文地理时空变幻的过程中，大量长期为求生存而劳动的人们，在劳动中形成的对自然普遍认识和创造各种财富而产生的精神追求。文化是劳动实践的结果，既是物质创造，也是精神创造。真正的中华文明和文化是劳动人民文化，是实践真理，是民心品质。士大夫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不是历史文化的直接创造者，他们只是历史文化的文字记录者和刻意加工者。历代统治者都热衷于编书修史，动机是根据他们的利益目的对历史、文化进行篡改、杜撰修饰，美化统治者，丑化劳动者；美化统治者思想文化，丑化劳动者思想文化。统治阶级利用他们掌握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文化和教育的权力反向劳动人民灌输统治思想，把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加工成抽象的概念、僵化的教条覆盖掉劳动人民的文化，至宋明理学达到高峰。伴随着政治、经济上的统治，又产生出一种更为阴险的控制形式——文化思想上的控制。文化思想上的控制不仅奴役劳动者的肉体，还奴役劳动者的灵魂，使他们沦为惟命是从的精神奴隶。不对理学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文化思想进行全面深刻的批判和清算，劳动人民的文化思想就始终无法滋养劳动者，武装劳动者；中华文明也无法滋养中华民族，武装中华民族。

　　理学思想和理学士大夫的祸害，将中华民族逼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开始救亡图存。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君主立宪到资产阶级共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仍然没有跳出理学的窠臼。失掉了根本道义，统治阶级在政治、经济、社会伦理上倡导的各种思想，各种变法都是用劳动人民创造的生产力来改造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统治制度，造就新的统治阶级，本质上仍是“吃人”，全都忘记了人民。与人民对立的统治阶级思想，使他们得不到真正的力量，主导的变革和革命注定一败再败。

　　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探索中碰得头破血流的先进知识分子高举打倒孔家店的旗帜，开始了对理学思想的批判和清算。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华民族的先进知识分子终于和劳动人民结合起来。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就必然得到人民的支持，才能把人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伟大的力量。有了伟大的力量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共产党与所有压迫、奴役、剥削人民的反动势力都没有牵连，只与人民血肉相连，是崭新的力量。领导人民横扫一切内外反动势力后，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社会主义是劳动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是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社会制度，是对理学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思想文化的根本清算。为什么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制度呢？因为任何一种思想文化背后反映的都是经济利益。古今中外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或是人民革命，口号和诉求的核心都是均贫富，等贵贱。均贫富是要求经济地位平等，等贵贱是要求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经济地位的平等就一定没有政治地位的平等。地主可以把地租给佃农，也可以不租给佃农；佃农可租地主的地，也可以不租地主的地，可以租这个地主的地，也可以租那个地主的地，看起来很是公平合理。但地主的地要是地租贵了没有租出去大不了少收一季粮食，农民要是没有租到地，那就不是少收一季粮食而是无粮可炊的生死存亡大计。同理，租客与房东，打工者与老板等都是同一情形，农民在地主面前，工人在资本家面前，根本没有议价权。这是因为双方经济地位不平等而导致的其它所有权力都不平等。西方资本主义选举的虚伪性根源也在这里，没有经济地位的平等而空谈自由、平等、人权。所有统治阶级的政治文化思想都是这样愚弄、欺骗劳动人民的。一切形式的私有制都是在保护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只有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才能真正保护劳动人民的经济地位平等。

　　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让劳动人民实现了经济地位平等，摧毁了封建宗法体系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这是对理学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思想文化清算的第一步。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消灭了土豪劣绅、官僚买办为代表的理学士大夫，这是第二步。第三步是破四旧，立四新，开展文化的、思想的大革命。用劳动人民的文化代替统治阶级的文化对人民进行教育，对旧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培养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这是最难的，也是最重要的。

　　统治阶级由于其不劳而获的寄生性，体现在思想文化上则是欺骗性，既欺骗劳动人民也自我欺骗。对人民的欺骗主要是矮化劳动者，丑化劳动者文化。将劳动者定义为卑微、低贱；将劳动者文化定义为粗鄙、浅陋。对统治者的自我欺骗主要是美化其寄生方式，将无病呻吟的文史艺术类以偏概全、指鹿为马地当成文明文化的全部。长期思想灌输和心理暗示的结果就是统治者思想文化价值控制了道德制高点，掌握了社会评价体系。不破除统治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对劳动人民的矮化、禁锢、愚弄和腐蚀，劳动者仍然是对统治者顺从、膜拜、向往的民，人与民仍然分说。劳动者仍然会仆伏、下跪在剥削者、压迫者面前，只不过统治者换了茬人而已。劳动者不能从思想文化上站起来，人民就不能真正站起来；没有人民的站起来，中华民族就不可能真正的站起来。

　　先进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结合后，成了劳动人民，而落后的甚至反动的知识分子仍然抱着腐朽反动的统治阶级思想，念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呓语，做着不劳而获的统治残梦。当先进知识分子，热血青年奔向革命圣地延安的时候，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反动知识分子大量投降日本人；当全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时候，张东荪之流居然在向美国提供可以合作者名单；更可笑的居然有人要求共产党搞轮流坐庄的议会制，不满足参政议政而要执政，反右倾的导火索就这样被点燃了。落后的甚至反动的知识分子如果不能回到实践中，用劳动人民的思想文化通过生产劳动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为人民的知识分子，最后的结局一定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沦为人民所不耻的历史反派。

　　社会主义重拾了中华文明自下而上改造社会的劳动人民文化，遭到人民痛恨、唾弃的理学，这个给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统治阶级腐朽思想被批判、清算，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劳动人民文化滋养中国人民，集体主义和斗争精神重新武装了中国人民。社会主义改变了劳动人民的命运，重铸了我们的民族文化精神气质，创造了中国奇迹。克劳塞维茨说：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才是真正锋利的刀刃。

　　诚如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