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进大山，如何改变命运

　　网络上关于郜艳敏的讨论还是热火朝天，有人指责政府在烂疮上画花粉饰太平，有人可怜她命途多舛未能脱身，更有人指责她不敢举报拐卖自己的公公。但是，我们工人为何必须关注这样的新闻热点?

　　拐进大山，命运无处安放

　　17岁，初中毕业，外出打工。

　　这一行字，让多少人想起了自己外出打工的起点?只是她被拐进深山21年，再难逃脱。有人问，她为什么不离开？

　　郜艳敏不是没有挣扎过：“一般的人都会认命，我不会，我只能抗争。我被拐卖到这后，跑过一次，丈夫追上我，打了我一顿，把我抓了回去。我自杀过3次，第一次是刚来不久，穿着秋衣跳了水，第二次吃的安眠药，第三次吃的老鼠药。”

　　但是她遇到了沉默的一群人。这群人在她被拐时不说话，在她被家暴时不说话，在她被强奸、生孩子时不说话，假装没有看见她的苦难，像《盲山》里的司机、村民、小卖店老板，每个人都是沉默的作恶者。在这些人眼里，女人是可供买卖的物品，是十块钱的萝卜，抑或几百块钱的什么东西;而郜艳敏，这个女人就值2700块。这个2700块的物品没命地往山下跑，甚至跳了水准备逃走，却被村民通知了“家人”把她带回去了

　　不止沉默的人们这么想，甚至连郜艳敏的亲生父母也劝她先替花钱买她的公公婆婆考虑，还劝她说，“在咱们这个地方，结过婚的女子，再想找个好对象就难了……”既然女人是物品，那么物品是有主人、被占有的：你就是“他”的人了，咋还能想着回来重新开始生活?

　　而现在的她更不可能离开了。她要照顾孩子、照顾老公、照顾老人，她成了母亲、媳妇、儿媳妇，却唯独不再是她自己，不再是一个“女人”。这些曾经的疼痛和负累，以亲情和善良的名义，让“自由”的郜艳敏别无选择，无法离开。

　　穷人、女人的无奈与反抗

　　如果17岁开始打工的郜艳敏没有被拐进大山，又会怎样?

　　打工几年，结婚，生子，在家带孩子或者外出打工。这样的轨迹，和郜艳敏的现在，和身边多少姐妹重合在一起?只要不被拐，只要自己小心逃脱这个劫难，我们就能逃脱家暴、强迫生育、贫困，过上幸福生活么?

　　有工友说，郜艳敏被拐卖了20年还当上了老师，像我们啊，出来打工20年，命运一点改变都没有，她比我们幸福。

　　我们可以用“她比我们更幸福”来掩盖“我们比她更惨”。但郜艳敏没有沉浸在这样的麻木之中。她在凤凰卫视的采访中说，那些孩子很小就不上学了，家里给买三两个羊放羊去了。我们听过那个很多年前的故事：记者遇到一个放羊的小男孩，他说放羊是为了赚钱，赚钱才能娶媳妇;娶媳妇生了娃再放羊、赚钱、娶媳妇。在郜艳敏所在的下岸村，唯一不同的是“娶媳妇”变成了“买媳妇”。郜艳敏不忍孩子们重复“放羊、买媳妇”的命运，选择了投身教育这样的行动，来做一点点改变，作为一个乡村代课教师，每月几百块钱的补贴，微博的收，入却隐藏着郜艳敏单纯美好的幻想，希望通过她自己的努力和外界的救助，不再让这些孩子们重复她的命运，不堪的命运。但事与愿违，面对记者的采访，她有很挣扎很困惑：我来的时候，这里是这样的，到了现在，这里几乎没什么改变!，可想而知，一个苦命的女人，处于弱势的地位，自杀不成，逃跑也不成，通过教育解救山村的孩子成为了唯一可找到的寄托，奋斗了21年，现实还是一样的残酷，孩子们依旧要出来打工，当地依然还是只有她一个代课教师。

　　做老师不是郜艳敏对生活的屈从，而是她最绝望的反抗;她的故事被拍成电视剧《嫁给大山的女人》不是她自己想出名，而是政府和社会要掩饰他们对打工妹的残忍，就像当年国企工人下岗的时候，刘欢就在大江南北唱响《从头再来》掩盖这个国家对国企工人的残忍一样，郜艳敏个人的绝望的反抗让她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这种绝望的反抗正是源自我们共同的命运：穷人，打工妹，农村，山区.......

　　在铁屋里呐喊

　　与其悲天悯人，自暴自弃，不如有所行动，寻求一些改变，郜艳敏的故事并没有结束，我们打工的人没有像她一样早早的就被拐进了大山，只是以另一种自愿的形式被“拐进了”工厂里，问题是，贫穷，农村的破败，教育的落后，女人的商品化，生活的压抑无奈……这些我们和郜艳敏共同面对的东西，到今天，我们还要像郜艳敏那样，独自面对21年么?还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再面对21年么?

　　既然我们工人与郜艳敏有着相似的命运，这个命运就像一个铁屋子一样，我们从四面八方地被赶了进来，我们有什么办法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呢?接受教育?创业?还是有其他的道路?

　　记得小学的时候，大家都学过《呐喊》，里面讲述了鲁迅与《新青年》编辑钱玄同有一个一段经典的对话，鲁迅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钱玄同回答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