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40）

论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40）　　

听婵释禅　　

认清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可以有效地把握某一特定“社会基本制度”条件下的人类当下的主要任务和工作，并通过抓住“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起到“纲举目张”的事半功倍作用，以便能更好更快地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祉。　　

一、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始终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政府、企业等各层级组织不能公平正义、平等民主进行社会财富分配”之间的矛盾”　　

市场经济之“分配”环节所演变出来的“分配力和分配关系”，在市场经济中具有核心、命脉和灵魂的地位和作用。由于人类的社会化群体性“衣食住行用”等的需要和社会分工，而形成了满足其生存、生活等需要的“市场经济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并因此形成了以地域或是种族等为凝聚力的各个国家。而各个国家为了保证其全体社会成员的能在一起长期和谐稳定的共存共处和幸福生活，就必然要求各个国家对无论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无论是实物的，还是货币等的社会财富进行公平正义、平等民主的“分配”。而由“分配力和分配关系”的矛盾运动，也就演化出来了关于封建主义、封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的“社会基本制度或是叫社会基本分配制度”的学说，用以衡量一个国家的社会财富“分配”的状况，并把那些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相对公平正义、平等民主地社会财富分配的国家公认为是“文明进步”的国家。　　

所谓分配力：就指是人类在市场经济之社会财富分配过程中创造和分配社会财富的能量、水平、多少、手段、方式、流向、公平正义、平等民主和社会效果等因素综合效应所形成的能力。所谓分配关系：就是人类在市场经济之社会财富创造和分配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社会关系。 “分配力和分配关系”的矛盾运动的“激化”可以产生：一是社会财富分配，也即货币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分布“不均衡”引发的“贫富两极分化”的经济社会危机。二是货币生产“过剩”引发的“通货膨胀”金融危机。  三是货币生产“短缺或是销毁”引发的“通货紧缩”金融危机。　　

讨论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最首要的问题就是要先弄清某个特定“社会基本制度”是一种“什么性质或是什么形态”的社会。而决定一个社会基本制度“性质或是形态”的唯一评判标准那就是听婵释禅在〈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社会性质的决定力量…〉一文中所阐述的那样：“分配力和分配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性质、社会形态’变革的决定力量”，或者说是：“分配力和分配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了一个社会基本制度的‘性质或是形态’”。 也即蕴含在这“各种社会基本制度”中的“市场经济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之“分配”环节所演变出来的“分配力和分配关系的矛盾运动”，则决定了一个社会是“封建主义市场经济、封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性质或是形态，还是“社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共产主义市场经济、共产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性质或是形态等。更确切地讲，就是市场经济之“分配”环节所具有的“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按公权力分配、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按需分配”等五种最基本的分配方式在某个社会中的“不同组合方式和主导或是决定作用”，决定了一个社会基本制度的“性质或是形态”。 也正是由于市场经济之“分配”环节的这五种分配方式在“不同”社会基本制度条件下所形成的“不同组合方式和主导或是决定作用”，才使“市场经济”这种人类赖以“衣食住行用”等的“经济运行实体”的前面被冠上了反映某个特定“社会基本制度”的对不同的利益集团或是阶级、或是全体社会成员等实施不同的利益分配“倾向”的“封建主义、封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等的定语。 　　

比如：“封建资本主义”社会，是以“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为主，以按劳分配和按公权力分配为辅”的社会利益分配制度模式。这种形式的“经济运行体”的全称我们把他叫做：“封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社会，是以“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占绝对主导和统领地位，而“按劳分配和按公权力分配”则处于补充地位。这种形式的“经济运行体”的全称我们把他叫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以“按资分配和按公权力分配为主，以按劳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为辅”的社会利益分配模式。这种形式的“经济运行体”的全称我们把他叫做：“社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社会，是以“按劳分配和按公权力分配”占绝对主导和统领地位，而“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则处于补充地位。这种形式的“经济运行体”的全称我们把他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按劳分配、按公权力分配和按需分配”占绝对主导和统领地位，而“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则处于拾遗补缺的地位。这种形式的“经济运行体”的全称我们把他叫做：“社会共产主义市场经济”等等。也即“各种”社会基本制度下的“市场经济”，都是人类赖以“衣食住行用”等的同一个“经济运行体”，所不同的就是这些“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等的不同概念或是名词所定义下来的、并代表着“五种分配方式”在“不同”的社会基本制度条件下的“不同组合方式和主导或是决定作用”所形成的“利益分配制度模式”。不管人们把这种“利益分配制度模式”的争斗和更迭变换冠上“造反有理”的激烈说法也好，还是冠上“改革开放”的平和说教也罢，其所要实现的根本目的，归根到底就是要通过或是暴力的方式，或是和平的方式去实现所属利益集团或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分配制度模式”，进而完成人类的生存、生活、享受和发展的“衣食住行用”等的“或是独享，或是共享”的不同利益分配的根本需要。　　

而这“各种社会基本制度”之间的由“封建主义”向“封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再向“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等的“由低级向高级”的不断文明进步的“各种社会基本制度”的“性质或是形态”演进过程；或是由“社会主义”向“社会资本主义”，再向“资本主义或是封建资本主义”等的“由高级向低级”的不断倒行逆施的“各种社会基本制度”的“性质或是形态”的退化过程，正是一种“利益分配制度模式”向另一种“利益分配制度模式”不断转化和变化的过程。也即在某个特定的“社会基本制度”向另一种特定的“社会基本制度”转变、转化的过程中，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将要转移给另一些利益集团，或是向全体社会成员公平正义、平等民主地播撒。 比如：中国目前的由“社会主义”向“封建资本主义”的“转轨”，就是由原来的“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相对公平正义、平等民主的共享”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和按公权力分配占绝对主导和统领地位，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占补充地位”的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制度模式，转变转化为由“腐败官僚（包括卖国贼）、资本家（包括买办）、地主、精英等的“官商学勾结”的铁三角们独享社会财富的“封建资本主义”的以“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为主，以按劳分配和按公权力分配为辅”的利益分配制度模式。当然，毛泽东时代的由“封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轨”，也是在剥夺了“腐败官僚、资本家、地主、精英等的“官商学勾结”的铁三角们社会财富“独享”的基础上，才实现“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包括被改造和洗心革面的“腐败官僚（包括卖国贼）、资本家（包括买办）、地主、精英等在内的）相对公平正义、平等民主共享”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和按公权力分配占绝对主导和统领地位，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占补充地位”的利益分配制度模式。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在整个人类社会里，特别是在由某些利益集团或是阶级“独享”社会财富的“社会基本制度”条件下，听婵释禅认为，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始终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政府、企业等各层级组织不能公平正义、平等民主进行社会财富分配”之间的矛盾。也正是由于在整个人类的这“各种”社会基本制度的历史上存在着这样一个社会的“主要矛盾”，才使得历朝历代的“皇族或是执政党”、“朝廷或是政府”在这个“成也分配、败也分配”的社会“主要矛盾”的作用下，很难跳出其不断更迭变换的千古周期律的怪圈。　　

更进一步地讲，就是无论是封建主义社会、封建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等，其社会的“主要矛盾”始终都是这样一个主要矛盾。只不过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等已没有“防修反修任务”的平稳和谐稳定发展时期，由于已经有了“公有制”这种社会财富分配载体形式所形成的以“按劳分配和按公权力分配占绝对主导和统领地位，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处于补充地位或是仅存一个尾巴等”的社会财富利益分配模式，再加上科学技术推动市场经济之商品生产手段、交换手段、消费手段有了极大发展和发达，并形成物质文化极大丰富繁荣、货畅其流等地进入“过剩的市场经济”阶级。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等社会的“主要矛盾”与“基本矛盾”也就合二为一地统一为同一个社会的“主要矛盾”了：也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与政府、企业等各层级组织必须达成市场经济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过程”之间的矛盾。比如：朝鲜和古巴做为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其由于科学技术推动市场经济之生产手段、交换手段、消费手段的还相对落后一些，还没能使“物质文化”极大丰富和繁荣，其还处于“短缺的市场经济”运行状态，但由于其整个社会的基本“利益分配制度模式”是按照社会主义的以“按劳分配和按公权力分配（也即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各种生活必需品等共享社会公共福利）占绝对主导和统领地位，而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则处于补充地位”的社会财富分配的“固有”制度模式实施的。因此，这种“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政府、企业等各层级组织不能公平正义、平等民主进行社会财富分配”之间的“主要矛盾”也就与社会的“基本矛盾”合二为一地统一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与政府、企业等各层级组织必须达成市场经济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过程”之间的“主要矛盾”。　　

当然，在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的修正主义强烈要求恢复落后的利益分配制度模式的关键时期，朝鲜和古巴也会向毛泽东时代那样为了防止修正主义破坏这种社会主义的“固有”利益分配制度模式，也必须要进行“防修反修的阶级斗争”，有时在修正主义进攻特别激烈的社会主义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还会把“广大人民群众与资产阶级、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等之间的阶级斗争”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即在一个人病的快要死了的时候，救命是第一位的，所谓的各种药物的副作用则就降为很次要的地位是一样的道理。“文革”的不得不出手，所面临的形势正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面临这样一种生死存亡的危机形势。当然，如果整个社会没有了这种修正主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等复辟的强烈要求和猛烈进攻，这一“广大人民群众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等之间的防修反修的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也就自动降格为很次要的矛盾地位了。但自从毛泽东建立社会主义的“利益分配制度模式”以后，修正主义者们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这种试图恢复“剥削压迫的利益分配制度模式”的努力，你说你让毛泽东怎么办？尽管毛泽东想用思想教育的“大家教育大家”的“文化思想解放运动的文革”来普及这种社会主义“利益分配制度模式”的思想理念，但由于中国几千年的深入国民骨髓和血液里的“唯我独官的官本位”思想理念和几十年的“官商勾结的金本位”封建资本主义思想理念的毒害和深刻影响，终于在毛泽东离开他一生为之努力而建立的社会主义利益分配制度模式的国家以后，他的继任者便轻车熟路的振臂一挥，民众就“不用扬鞭自奋蹄”地使整个社会一夜回到解放前的那种落后的利益分配制度模式之中了。其实，就是朝鲜和古巴也是面临着同中国一样的修正主义时刻想恢复落后的分配制度模式的“防修反修，防止和平演变”的艰巨任务。而这样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始发展阶段也必然在一定的特殊历史时期上升为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其实质就是维护社会主义；就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维护社会主义的利益分配制度模式。一旦社会主义的利益分配模式变成的资本主义、封建资本主义等社会的利益分配制度模式，不管谁说再多的维护和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那也只不过是忽悠再加欺骗罢了。也就是说，在“即定的”利益分配制度模式下谁又有什么办法不让资本家、地主、买办、精英等不去剥削压迫广大劳动群众呢？　　

有些人在这个社会已经真材实料地“转轨”到“资本主义或是封建资本主义”的利益分配制度模式，并形成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经济社会危机的今天，还在捣腾他那睁眼说瞎话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商品生产”之间的“主要矛盾”来忽悠欺骗人民呢，你那“物质文化”生产繁荣的再多，在现有的即定“资本主义或是封建资本主义”的利益分配制度模式下，还不是大多数的“物质文化”要吃进“资本家、腐败官僚、地主、买办、精英”等少数人的“老虎嘴里去”，又能给广大人民群众剩下多少汤。所以，以现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或是形态”来看其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制度模式，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毫无疑问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政府、企业等各层级组织不能公平正义、平等民主进行社会财富分配”之间的矛盾，并且也将是经济金融危机，甚至是社会危机等不断爆发的社会“性质或是形态”。其离真正的社会主义及以上那种“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与政府、企业等各层级组织必须达成市场经济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过程”之间的主要矛盾，并不再会闹什么大的经济、金融、社会危机的时期又何止相距十万八千里啊！　　

二、对几种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分析　　

一是有人认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间的矛盾。其可以这样理解，即“无产阶级”要与“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争夺社会财富“分配模式”的选择权和决定权。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了“资本主义或是封建资本主义”的“以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为主，以按劳分配和按公权力分配为辅”的社会财富利益分配模式，使少数权贵、资本家、地主、买办、精英等占有了太多的社会财富，而广大人民群众则只占有很少的社会财富。也正是由于“转轨”成了这种不公平正义、不平等民主的社会财富利益分配模式，才引起了没有“共享”到社会财富的“无产阶级”的不满和反抗，才引发了两者“利益之争”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和斗争的目的，无非就是想让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真共产党人成为这个国家的当权派，进而恢复原来的社会主义利益分配模式，实现“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社会主义利益分配制度模式。虽然这种提法的针对性比较强，也能通过“绕几个弯”地间接地反映了其内在的“利益分配之争”的关系，但却没有把问题的“实质”真正地揭示和表达出来，把本质的“根本利益分配制度模式之争”，表面化为“不同社会成员集团之间的斗争”。这种“掩盖和成员集团间对立”的表述，除了有利于暴力方式的针对性解决问题外，但却不利于那些本想把事情办好的“当权派”由于理论的不清晰而被蒙敝后并迅速地觉悟过来，再通过“改革改良”去恢复社会主义利益分配制度模式。    　　

不过，这里所提的“无产阶级”，从现代意义上讲，也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当今社会通过全面“私有化”过程，特别是“住房”等生活、生产资料的全面私有化，绝大多数人都有“私有房产”等“私产”了，哪些人可以被定义为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无产阶级”呢？如果按照那个时代给“无产阶级”所下的定义，现在的真正“无产阶级”是否还能代表95%的大多数中国人。如果那时关于“无产阶级”的定义不合时宜了，谁给现代的“无产阶级”再下一个崭新的定义？所以说，还是用“人民”或是“广大人民群众”，或是“全体社会成员”等含盖性较高的集合名词代表要求“公平正义、平等民主”进行社会财富分配的绝大多数人可能更准确一些。也即把“无产阶级专政”改变说法为“人民民主专政”可能更准确一些。　　

至于“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使给他们打倒了，由代表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掌权了，那现在的这些已经全面私有化的私有制企业、股份制企业、农场等及其代理人的资本家、地主、买办精英等你怎么处理？他们可是代表了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呀，并且也是真正决定了这个社会的“利益分配关系和利益分配制度模式”的利益集团。社会主义的当权派怎么去改变改造这种现实并已普及化的“利益分配制度模式”。如果改变不了，那么无论是谁掌权，都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不过，这种排斥、痛恨“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希望“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成为当权派”，以便来改变这一切的愿望是值得肯定的，其无疑是突出了“人民领袖或是领袖集团”对一个国家命运的根本决定性作用。但其两者之间的矛盾还是很难“切中实质”地成为一个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表述。 其实，在资本主义国家，其领袖或是领袖集团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政府、企业等各层级组织不能公平正义、平等民主进行社会财富分配”之间的这个社会“主要矛盾”，也是在不断地通过“调整利益分配模式或是叫调整社会财富分配政策”而不断地缓解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否则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可能通过 “改革和改良” 不断进化到象美国等发达国家那样的有着全方位“社会公共福利共享保障制度体系”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益分配制度模式了。奥巴马的那些损害资本家利益，并弄的这些利益集团整天上街游行抗议反对的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医疗社会福利式的医改也就不用搞了。     　　

可以这样说，奥巴马总统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这些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化”的重大改革改良举措，正是把社会主义的“按公权力分配”方式深刻地通过“制度化”植入资本主义的利益分配模式的心脏，并使其原来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化成为具有 “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社会主义鲜明特征的“社会资本主义”的利益分配制度模式。说实在的，那些“自以为是”并还“七个服八个不忿”的什么国民福利都没有的自称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若能达到人家领导的国家那种“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共享制度体系”的水准，那还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福份呢！　　

二、有人认为，中国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广大人民群众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矛盾。这里的“广大人民群众”同上面的“无产阶级”所定义的内涵和外延差不了多少，基本属于同一个利益集团。其有所差别的，只不过是“无产阶级”比“广大人民群众”的外延要小一些罢了。而“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两者所定义的内涵和外延也差不了多少，基本也属于同一个利益集团。当然，这里还掺杂了一小撮卖国的买办精英们，后者的外延相应地扩大了一些。显然，这两种提法也是比较接近的。　　

三是还有人认为，中国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全党、全国人民与权贵资本主义或叫封建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这里的“全党、全国人民”与“广大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所定义的内涵和外延虽然有所差别，但基本上差不了多少，基本也同属于一个利益集团或是阶级。但“权贵资本主义或是叫封建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则是代表着一种社会基本制度的“性质或是形态”，代表着“以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为主，以按劳分配和按公权力分配为辅”的社会财富“分配模式”。当然，其内在所包括的“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的官商勾结的“贪腐官僚”和以“按资分配”的资本家和地主等的利益集团，则是其“权贵资本主义或是叫封建资本主义”的社会基本制度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应有之义。这种表述，先不说其正确与否，就其前后两个概念来说，就是很不对等、对称的。如果其确定了当今社会基本制度的“性质或是形态”就是“封建资本主义或是叫官僚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那么就应该找出这种社会基本制度里的最主要的“财富利益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的特征。也即通过对其社会基本制度“主要矛盾”的揭示，来找出你所要“走向”的某种社会基本制度所要倡导和消除的分配方式，特别是“市场经济或是经济、计划经济”的具体载体形式，也即是倡导“公有制”、“私有制”，还是消除“公有制”、“私有制”等的这些具体的载体形式。可以这样说，一个号称“社会主义者”的人，如果他不倡导可以实现“按劳分配和按公权力分配”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载体形式“公有制”，那么他一定是一个假社会主义者。因为其如果倡导“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占主导和统领地位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实现“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社会主义社会的。　　

以上“三种观点”都没有说到点子和实质上。整个社会之所以出现这许多矛盾，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整个社会或是局部利益分配的不均衡，不平等，不公平、不公正，不正义，不民主，不人权”等引发的。这是引起整个社会这诸多矛盾、问题、纠纷、不满、诉求、上访、群体性事件、下岗失业、黄赌毒黑、痛苦、斗争、血泪和战争等的实质和根源。所以，只有政府、企业等各层级组织能够公平正义、平等民主地进行社会财富的分配，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产生这些不和谐稳定共存共处的根源，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才会随着市场经济之生产、交换、消费的日益发展获得真正意义的满足和共享。　　

这里再提一下“市场经济、经济、计划经济”这三个概念或是词汇。在以前的文章里已经阐述过，其都是人类赖以“衣食住行用”等的“同一个”经济运行体，所表达的是同样一个“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在“短缺的经济运行体”里，由于商品“生产”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人们习惯用“计划经济”这个概念对这个“经济运行体”进行称呼，其政府、企业等各层级组织管理这个“经济运行体”，特别是对商品的“生产”的突出重视和采用的管理方式方法也最接近这种对商品“生产”的“有计划规划性”等，并因此有人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商品‘生产’”之间的矛盾确定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过剩的经济运行体”里，商品“生产”的效率已经非常高了，存在了大量的“生产和产能过剩”。当然，中国目前的所谓“生产和产能过剩”是因为利益分配的极其不均衡而导致的大多数人想消费却没钱消费，有消费能力的人却没有即期消费能力的“结构性生产和产能过剩”。这时商品“交换和消费”就处于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人们也就习惯用“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对这个“经济运行体”进行称呼，其政府、企业等各层级组织管理这个“经济运行体”的方式方法也最接近商品“交换和消费”这种“市场化、多样化和选择化”等运行模式；而“经济”这个概念基本属于一个中性词，基本处于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不偏不倚的“中立”状态，比较适合商品“生产”效率很高了，社会财富“分配”也公平正义、民主平等了，商品“交换”也货畅其流地互通有无了，商品“消费”也更加“各得其所”了等的促进“运行体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过程”的社会主义及以上的“社会基本制度”。当然，这里是从没有突出社会财富“分配”的最基本概念了。只有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等这些概念或是名词，才将社会财富的公平正义、平等民主分配写进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字典里。　　

三、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始终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市场经济之商品生产、交换、消费”之间的矛盾　　

     “市场经济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所演变、演化出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分配力和分配关系、交换力和交换关系、消费力和消费关系”等“四组”最基本的推动“市场经济四个环节“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过程和调整其利益分配关系”的能力和关系，是进一步“准确合理地解释和正确有效地指导人类赖以“衣食住行用”等的“市场经济运行体”的重要理论和实践工具。　　

 一是市场经济之“生产”环节所演变出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市场经济运行体”中具有龙头的地位和作用。人类所有的关于市场经济的“分配、交换和消费”活动，都是建立在商品的“生产”基础和前提之上的。没有“生产”出来的商品，其它三个环节的活动都要嘎然而止。由此，也就确立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市场经济中的不可替代的的龙头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激化”可以产生：生产和生产手段或是叫产能“短缺”的经济危机与生产和生产手段或是叫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   　　

二是市场经济之“交换”环节所演变出来的“交换力和交换关系”，在“市场经济运行体”中具有互通有无、架构国家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文化一体化等的桥梁、纽带和支撑的地位和作用。科学技术不仅推动了商品“生产手段、工具等”的进步，而且也极大地推动了有如飞机场、港口铁路公路高速路、商场、互联网和飞机轮船火车汽车等各种交换设施和交换工具等的飞速发展，由此也就给人们一种在一个国家或是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有了一种“朝辞夕归”的地球村的感觉，其极大地推动了一个国家内部和整个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文化一体化，甚至是政治一体化的进程，极大地推动了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向着人类所追求的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的迈进，激发了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各个国家内部各省市县等之间的“比学赶帮超”的积极热情和奋勇争先的劲头。这就是“交换力和交换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进步的结果。当然，这种矛盾运动推动社会也有负面的不利影响和结果，那就是把全世界大多数原来是社会主义的国家，都程度不同地拉向了在社会文明进步方面的倒退方向。虽然其许多国家的“生产力、交换力、消费力”等发展水平是进步了，但代表社会“文明进步”的“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却遭到了彻底的破坏。“交换力和交换关系”矛盾运动的“激化”可以产生：交换和交换手段或是叫运能“过剩”的经济危机与交换和交换手段或是叫运能“短缺”的经济危机。   　　

三是市场经济之“消费”环节所演变出来的“消费力和消费关系”，在“市场经济运行体”中具有实现人类的生存、生活、享受，甚至是穷奢极侈等各层级消费档次的归宿点和落脚点的地位和作用。人类一切商品的“生产”活动，社会财富的“分配”活动和互通有无的“交换”活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或是实现其“衣食住行用”等的仅仅能维持基本活命的“生存”的消费需要；或是实现其“衣食住行用”等的基本满足的小康“生活” 消费水平；或是实现其“衣食住行用”等的基本上可以随心所欲的富裕“享受”的消费水准；或是达到其“衣食住行用”等的穷奢极侈的富翁“按需分配”的消费档次。但无论这种消费是处在何种档次，其最终都是需要通过“衣食住行用”等的“消费活动”，来实现和完成市场经济的四个环节的一个又一个循环和演变过程的终结。“消费力和消费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并实现了市场经济四个环节循环和演变过程的完成，并成为了人类全部市场经济活动的最终落脚点、归宿和最终目的。“消费力和消费关系”矛盾运动的“激化可以产生：消费和消费手段“过剩”的经济危机与消费和消费手段“短缺”的经济危机。　　

 也就是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交换力和关系、消费力和消费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性质、社会形态”变革的“基础”力量。但不是“决定力量”，“分配力和分配关系的矛盾运动才是推动“社会性质、社会形态”变革的“决定”力量。也正是由于“市场经济之生产、交换、消费”这三个环节没有什么阶级性或是归属性，才成为了“各种社会基本制度”条件下的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力量。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社会基本制度”，这些活，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被剥削阶级；无论是政府、企业等各层级组织，还是广大人民群众等，都是千方百计想要干好的。比如：有人问，“社会主义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力”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和区别。客观地讲两者是没什么本质不同和区别的。所谓生产力：就是指在市场经济之商品生产过程中人类进行商品生产的能量、水平、手段、方式、品质、效益和效率等因素综合效应所形成的能力。也即无论人们处在什么样的“社会基本制度”条件下，只要你采用同样的可以提高商品“生产”效率和效益的机器设备、生产手段、生产工具和先进管理方式等，其都会效率不相上下地“生产”出来数量质量等差不了多少的商品，而生产出来的商品，都可以通过“分配”来的钱，再通过商品的“交换”而实现最终的“消费”。 一般地讲，生产力发展水平主要取绝于一个国家：一是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善商品生产手段、分配手段、交换手段、消费手段等的社会化商品大生产的力度；二是和平建设时间的长短；三是人口增长速度和素质高低；四是政府、企业等各层级组织领导组织商品“生产、交换、消费”的能力等因素。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等社会制度，只要具备这些必要而良好的条件，都是可以达到很高的生产力、交换力、消费力发展水平的。也就是说，人类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基本制度”或是叫“社会基本分配制度”条件下，只要在这几方面上不断有所改善、改进和创造并推广普及，其整个社会的市场经济之生产力、交换力、消费力等都将会获得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这丝毫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和平建设时期，虽然随着科学技术推动市场经济之“生产手段、交换手段、消费手段有了长足的进步，并使社会的“分配力也即财富数量”等有了极大的增加，但由于“分配关系”倒退了N年N步，所以也没有因为生产力、交换力、消费力等的快速发展而使更多的社会成员进入“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社会主义并与之共同富裕起来。这就是说，科学技求推动市场经济之生产手段、交换手段、消费手段无论有多发达发展，创造了多少“物质文化”财富，但如果都进了资本家、腐败官僚、地主、买办、精英等少数人的“老虎嘴里”了，也即这个社会没有一种“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利益分配制度模式，那么这种“生产力、交换力、消费力再发达再发展，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而言也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当然，有时候资本家等的”物质文化”财富多的实在是“朱门酒肉臭”地没地方放了，为了再生产劳动力也是会给广大人民群众施舍点汤的，但仅仅靠那几滴“鳄鱼的眼泪”的施舍，广大人民群众那是绝对过不上幸福美满好生活的。　　

所以，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那就是：“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商品生产、交换、消费”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在由某些利益集团或是阶级“独享”社会财富的“社会基本制度”里，只能是社会的“基本矛盾”，而绝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只有那种象毛泽东时代和朝鲜那样的不管是有多穷，还是象古巴那样的有多富，都能使“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都有能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的利益分配制度模式，才能最终使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社会的“主要矛盾”合二为一地统一成为同一个主要矛盾。　　

总之，人类社会，特别是在由某些利益集团或是阶级“独享”社会财富的“社会基本制度”条件下，其主要矛盾始终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政府、企业等各层级组织不能公平正义、平等民主进行社会财富分配”之间的矛盾”。 而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则始终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市场经济之商品生产、交换、消费”之间的矛盾。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等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才能合二为一地统一为同一个“主要矛盾”：也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与政府、企业等各层级组织必须达成市场经济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过程”之间的矛盾。　　

　2010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