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中国归来答客难”：一名美籍华人在文革期间的访华见闻

出版日期:1974.12.31　　

期次:5847　　

版次:4　　

栏目:[第四版]　　

文章正文: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一九七五年一月号（提前出版）刊登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赵浩生的一篇题为《二次中国归来答客难》的文章如下：
     （原编者按：赵浩生先生于一九七三年第一次访问中国后，曾写有《中国归来答客难》及其他专访文章在本刊发表。一九七四年五月，赵氏又随“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访华团”第二次赴中国旅行三周，这是赵氏返美后和一群留美中国朋友谈话时的录音记录。）
      问：你这次去中国的签证是怎么办的？
      答：我这次是随“耶鲁大学教授访华团”回国，这个访华团组织的经过是这样的：我去年（一九七三年）第一次回国探亲的时候，耶鲁大学校长写了一封信给我，要我代表耶鲁向中国人民致候，并且希望我能借这个机会和中国学术界交换一下促进文化交流的意见。
       我感到中美两国隔绝了二十多年，要进行平等互惠的文化交流，必须先对新中国有所认识。我因此向中国国际旅行社提出了组织这个访问团的请求。这个请求被批准后，我们就欣然就道。我们是五月八号从深圳入境，路线是广州—杭州—上海—西安—延安—北京—广州，五月二十九日离开中国。
       这个访华团的目的是促进中美了解，但倘若有人说我是“假公济私”，我也不否认。因为去年在一别二十八年之后和我七十多岁的老娘见面时，我曾向她老人家许了一个愿，就是我要设法年年回去看望她。
       问：今年请准签证的人少，是不是因为中国在搞批林批孔运动，情况很乱，怕外国人看呢？
       答：这猜想一部分对一部分不对。中国签证的政策如何，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几个事实：第一，中国绝不靠旅游赚外汇，根本无意发展旅游事业。第二，中美之间，现在只有联络处的关系，还没有达到正常交往的阶段。虽然不少美国人迫不及待的要到中国去，有些人甚至觉得：“我去花钱，你怎么还不欢迎？”但中国方面并不一定这么想。所以自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至今，还是去的多，来的少。这情况恐怕非到双方正式建交以后不会改变。第三才可能是批林批孔运动的影响。批林批孔运动在中国确是一个热烈、普遍、深入的社会思想改造运动，是目前中国人民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因此减少其他活动，是很自然的事。在这个运动中，中国既不乱，更不怕人看，只是因为家里忙，少请客，所以批准的签证少，这是人情之常；不过在过去一年中，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外国元首、首相，以及官方、民间的代表团并不少。
       问：你们的访华团有多少人？包括哪些科系？
       答：我们一共有十五个人，包括十五个不同的专业，理科教授占三分之二。
       问：有没有研究中国问题的？
       答：有三位，历史、语言、美术史，他们都会说中国话。但是除我以外，都是第一次到中国。走之前，大家充满兴奋、紧张、好奇的心情。他们曾问我在中国应注意的言、行、礼貌，更顾虑到能否看到要看的东西，能不能自由照相等等，我都以两句中国老话作答，就是“宾至如归”、“客随主便”，只要记得自己是去作客，一切都没有问题。
       他们的顾虑一过了罗湖桥就消释了。因为我们走进深圳的海关大楼，就见到从北京国际旅行社派来迎接我们的三位向导。
       张培根同志和他的助手孔令玉、薛焕辉两位女同志都是标准的主人，热情、亲切、充满耐心，都说得一口流利的英文。
       老张在欢迎词中说明作为一个旅行社，他们的任务是尽一切努力给大家安排一个愉快满足的旅行。各种参观活动节目，大家商量决定。有要求，尽管提，能做得到的，他们必尽力而为。在交换意见时，有人就郑重的提出照相问题，老张却轻松的说：“除了在飞机上和重要桥梁外，都可以。”
       老张的一席话和海关大楼的一顿丰富午餐，立刻使大家感到“宾至如归”，疑虑全消。
       问：你们的团体能不能有单独活动？所到之处是不是都有向导跟着？
       答：我们集体、分组、单独的活动都有，因为我们的专业不同，要看的东西要见的人也不完全一样。各人的要求都事先提出，交给老张通知各地的旅行社安排。每到一处，当地旅行社的负责人就根据我们的要求和我们一起商定日程。
       比如到一间大学，都是由学校负责人和同样专业的师生接待。集体先作一般的参观讨论，然后各专业分组交谈。要是有人感到看的不够或是言有未尽，可以留下作更详细的参观讨论，或是约个时间单独长谈。我们参观西安半坡博物馆时，那位美术史教授就一个人留下来待了整个下午。我在各大学参加批林批孔座谈会，总是发言踊跃，热气腾腾，每次我都是一个人留下来，一直谈到尽欢而散。
       有时我们也按不同的兴趣分组参观不同单位，或作单独的访问：医学院的教授曾单独去参观医疗药剂机构，我曾单独去访问杨荣国、费孝通、吴文藻、谢冰心，向他们请教批林批孔的问题。
       参观时我们也提出不少要求，比方说我们在杭州织锦厂时，有人要求看看该厂的幼儿园，没想到进去以后，大家就被那里的环境和天真可爱的孩子吸引住了，舍不得走，弄得接待人员无法可想，只好取消下一个节目，他们开玩笑的问我们：“你们离开美国还不到一个星期，就这么想孩子了！”
       离开中国前夕，没有安排节目，大家临时要去看看广州夜景。结果我们被带到人民文化广场，其中各种杂耍和球赛应有尽有，男女老少，人山人海，热闹异常，是广州市民工余健康游乐生活的最好写照。这个意外的节目，给大家的印象极深，畅游之后，有人开玩笑的埋怨招待的同志，为什么不把这么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排在我们正式参观的节目中。这一事实说明，中国并不是专挑最好的给外宾看。
       有些机构因为整理内部，不开放，经过要求后，特准我们去参观。使爱好艺术的同事们最感兴奋的，是上海美术馆，特地为我们开放了整个上午。
       在这三个星期中，我们还有很多私人活动，有人受人之托代访亲友。我的母亲、三个弟弟、弟媳都从河南老家到北京和我团聚，我的私人活动更多。旅馆有计程车出租，出出进进非常方便，根本没人注意，有时候我们一起出去逛街、买东西，旅行社就用大客车把我们送到市中心停下来，约定时间回来。这期间，可以随意闲逛。有一次一位同事到时候没回来，等了半天不见踪影，我们只有开着车子在这个区域巡回寻找，最后在人群中把他找着了。原来他以为中国街市也象纽约一样方方正正，记着街数就可以走回原处，几个弯子转下来，他就迷失了方向，再也找不着停车的地方了。
       同事中有几位为减肥，早上起床后和就寝前有跑步的习惯。但他们没想到，中国人生活得规律、健康，起得早也睡得早。他们早上出去跑步的时候，街上已挤满了上班的自行车，晚上出去，街上已很少行人，大城市因为工厂换班还好些。只有在延安时情况最理想，他们早起爬到这个圣地的标志宝塔山上，由地质系主任带队，看太阳、看农民耕作，兴奋无比。
       问：他们对中国的观感如何？
       答：我们回来以后，每人写了一篇报告，这个报告的要点已经在耶鲁大学校友月刊上发表。此外他们在美国许多学术刊物上也写了些文章，发表了不少演讲。我们旅行期间同事间自己的讨论，更足以说明他们的真实感觉。
       大家感到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在耕作技术和人工水利上，他们都认为是见所未见。在延安看到化荒山为耕地的情况，更使他们啧啧称奇。有一位同事在一个小山坡上就照了几十张照片，因为他实在不能想象在那样的地形上会垦出一块麦田，他要把这块地当作奇迹向人解说。
       在工业上，最使他们惊奇的，是他们发现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工业化飞速进步的条件已经具备。他们也听说过西方国家嘲笑中国当年的“大跃进”是“大跃退”，但这次他们亲眼看见，中国今天工业发展的情况，都是“大跃进”期间培养的。这些条件，包括一般人民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农村和小城市小型工业的普遍发展，这一切都说明着一个事实，就是中国工业赶上并超过最进步的工业国家，只是时间问题。
       在医药、卫生方面，给他们印象最深的，是“赤脚医生”和对传统医药的研究。到中国以前，他们也听到过“赤脚医生”，但不了解其具体内容，甚至觉得有些可笑，这次亲眼看到“赤脚医生”的工作后，才感到这不但是医学界一个光荣的名字，而且是一个值得全世界普遍效法的制度。关于传统医药，药剂系主任在他的报告的结论中写道：“我相信毛主席所说‘中国的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的话是正确的。”这次他会见了许多医药研究专家，和他们作过长谈。回美以后，他立刻开始奔走联系，希望能邀请到中国的专家们到耶鲁和美国参观，作进一步的共同研讨。一个中国肿瘤专家组成的参观团，已应邀于十二月初来耶鲁及其他研究机构访问。这是我们到中国访问后所引起的第一个交流活动。
       他们对中国也有许多批评和不了解的地方。主要的是因为他们都是第一次去，为时太短，又不能作新旧对比。此外，更由于中美两国代表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譬如我们参观工厂时，负责人告诉我们，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都推动了生产的增加，并列举具体数字，他们立刻就问：“工资增长了多少？”根据以利润和物质刺激促进生产的资本主义观点看，这个问题问得很自然，不过我们的主人也回答得很自然：“我们除了要增加工资以外，还有发展社会主义的更大目标。”
       和美国比起来，他们觉得中国的科研设备不够现代化，为了客气，没有公开说。但是当他们听到主人自己坦率指出时，他们对这种面对现实充满自信的作风则感到由衷的钦佩。后来我们在延安陈列馆中看到八路军、新四军曾经以“小米加步枪”击溃日本侵略和数百万美式配备的蒋军史实时，他们才发现新中国人民的自信心是如何培养起来的。
       有几位在报告中估计，中国的工业水准较美国最进步的部门相差五年到十年，不过同时他们也看到，中国不但具有多数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条件，即农业基础巩固，人民丰衣足食，此外中国更没有先进工业国家的原料、能源、市场、劳资、浪费等问题，这使他们即乎不能作新旧对比，也可以清楚的意识到中国工业发展的前途。
       另一个他们不好意思向主人说明的感觉是，他们认为，中国要争取工业科技的快速发展，不能没有西方的帮助，有几位在报告中指出，目前有很多中国专家，过去都在美国受过教育。这种想法并不是恶意的，原因是他们不了解新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但第一次到中国旅行数周的外国人不了解，很多海外的中国人也不了解，只有在解放前身受过帝国主义压迫控制的老一代，和目睹到六十年代初期苏联如何企图以技术资源卡住中国脖子的中国人，才能真正了解“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刻骨深意。
       但这次旅行已引起他们对中国由衷的敬慕。在我们从上海到西安一天一夜的火车中，大家看到铁道两边一望无尽的田亩，一排排冲天的白杨和一行行一片片新栽的林木时，他们热情的告诉我：“就为了看看这些新栽的林木的成长，我也希望五年或十年后能再回到中国。”（一）　　

出版日期:1975.01.01　　

期次:5848　　

版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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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他们都是第一次到中国，在和中国人民感情的交流上有没有什么困难？
       答：在中美两国二十多年的隔绝和反共反华宣传的环境中，他们难免对中国有很多疑惑和误解。譬如到中国以前，他们想象着社会主义社会是“单调刻板”，共产党是“冷酷无情”，特别是其中有几位到过苏联的，更难免依其对腐蚀的苏联的印象来想象生动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这次从广州走向北京，象走向太阳一样，这种惑疑和误解渐渐的冰释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这次有机会看美国人如何看中国，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譬如我们到广州的第一天，就有一位年轻的女同事非常兴奋的告诉我一个“意外”。她说她和当地的翻译女同志小赵成了好朋友，因为我们在一起谈话时，她讲了一个笑话，小赵竟笑得跟她抱起来。在反共宣传的画面上“革命的女同志”，是“铁面无情，不苟言笑”的。同时在有些旅行社的“访华须知”中更特别警告说：中国人不喜欢在大庭广众之间有亲热的举动，更不能触及对方的身体。根据这些不知出自何典的说法，小赵的动作，确实使这位女同事感到“意外”。
       到广州的第二天，另外一位同事也象发现“奇迹”一样的对我说，他以前觉得中国人的面孔看上去都一样，在尼克松访华的电视上又看到大家穿着同样的衣服，他恐怕更分不清谁是谁，到中国以后他才发现，因为不必注意衣着，才正视对方的面孔，造成精神的交流，对方的面孔一下子就记得了，他觉得这实在是一个他想象不到的发现。
       不久他们就发现，到处都是这样的“奇迹”、“意外”，我们所接触到的中国人，从幼儿园中叫“叔叔”“阿姨”的孩子、能歌善舞的中小学生、雄辩滔滔的大学工、农、兵学员到科学家、教授和各大学与各地旅行社的负责人，都充分表现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温暖生动、多采多姿和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
       也有许多东西使他们感到发人深省的。譬如有一天我们到上海普陀区少年宫参观，看了很多出色的文娱体育节目，其中有一个是木偶戏“东郭先生”，大意是：东郭遇见一条被猎人追捕的狼，他好心的把狼藏在书袋里，但猎人去后，狼跳出来要吃他，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猎人又追回来，最后把狼杀了。我们的小主人告诉大家说，这个故事说明帝国主义者的嘴脸可变，但本性难移，中国人民绝不会因为他们的嘴脸不同而放松反帝反修的决心和警觉。有一位同事听了不胜惊惧的说：“要是我是苏联人，我也会害怕的！”
       在我们从上海到西安的长途旅程中，他们轮流传阅几册英文《毛泽东选集》，发现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说的“武松打虎”比“东郭先生”的寓意更生动。这些故事都使他们清晰的认识到，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平等互惠，不亢不卑。还有些中国人习以为常的情况，使他们感到稀奇敬佩的不得了。
       比方说有一天我们参观杭州的学军中学回来，一位同事提到那天有一个场面给他的印象很深。当我们坐在一间大教室中听负责人作报告的时候，一个学生来晚了，跑得气喘吁吁的在门口探头一看，发现谈话已经开始。要是一个美国中学生，大概就悄悄的溜走，不进来了，但是这个学生站在那里，目光扫遍全室，发现最里面有一个空座位，就从容不迫的穿过教室中心走到那个座位上坐下，别的学生并不以为意，先生也没有对他怒目而视。这位同事认为，这可以看出中国学生的自信心，和师生之间感情的谐和。
       在我们旅行期间，除了小孔、小薛一直给我们翻译外，每一地的分社也有翻译，都很年青，都讲得一口流利的牛津英文。不过因为我们的专业太多，需要的生字复杂，担任翻译的同志有时不免感到生字不够。最困难的一次是在北京大学，那天轮到最年青的小刘作翻译，许多科学名词他不知道，在座的老、中译员和教授们不断的帮他的忙，小刘侃侃而谈，丝毫不觉得不好意思，负责人也没有当场换人的表示，这种边干边学的精神，给同事们的印象也十分深刻。
       关于中国不会丢东西的故事他们听得多了，但在亲身经历时还是感到十分有意思。比方说我们从杭州到上海下车后，一位同事把烟斗忘在车上，但吃午饭时，就又看到这个烟斗失而复得，他满面得意的衔在嘴里。
       还有一天清早我们经过北京西区的公共汽车站，看见沿车站的人行道边上空无一人，但是放着一排皮包、篮子之类的东西，问向导，才知道是早来等车的，把行李放在那儿去吃早饭了。同事们听了，纷纷照相记录，预备回来让朋友们猜猜，这个在任何国家也不能想象的奇迹。
       问：作为这个参观团里唯一的中国人，你对他们的褒贬、误解、惑疑作何反应呢？
       答：我觉得自己是“半客半主”。他们的赞誉我当然高兴；他们的批评、惑疑、误解，我觉得有责任予以解释；意见不同的时候，我就以同事的地位跟他们辩论。我们这一路辩论的问题很多，最激烈的一次是在延安展览馆参观，看到日本投降的史实展览时，有同事认为日本投降是因为美国的原子弹，这个我不能完全同意，因而展开一场激辩。这场激辩中，他们对中国的八年抗战、游击歼敌和全国军民遭受的牺牲，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在北京成都饭店的告别宴上，一位同事兴奋的提议，我们要组织一个“五七干校”的耶鲁分校来纪念这次成功的访问，宾主同声鼓掌赞成。回到美国不久，我们就举行了一次幻灯片观摩的重聚，每人挑出十张自己认为最得意的幻灯片来共同欣赏。有一次我打电话给一位同事，开玩笑的问他是否已经从这次旅行所引起的“中国热”中清醒过来，他的回答是：“我不要清醒过来！”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事实是，我们初到广州时，有七个人吃美式早餐，后来越来越少，离开中国前，只有三个人吃美式早餐。这都是我们这次旅行成功的证明。
       问：你跟一个美国的访华团回去，你感到中国是把你当主人还是当客人？
       答：我仍然觉得是“半客半主”。这种感觉很复杂，需要一番解释。去年（一九七三）我在去国二十五年之后第一次回去，看到新生的祖国、久别的亲人，处处使人兴奋，事事让人感动。记得在我们快要离开前几天，从南京坐火车到上海，途中看到太湖上的孤帆远景，万顷烟波，引起我无限的感慨。我当时曾对陪我们旅行的老陈和小骆说，想到我们不久就要跟祖国告别，我心里觉得十分凄凉。他们劝我不要这么悲观，以后可以常常回来。我告诉他们，这次回来，虽然享受到祖国的温暖照顾，但心情上老觉得是在作客。现在快要离开了，感到恋恋不舍，但是又不能不回去。我们在美国住了二十多年，可是感到美国也并不是我们的家，这种四不着边的感觉是十分凄凉的。（二）　　

出版日期:1975.01.02　　

期次:5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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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你是不是说大陆上的同胞把回国华侨当作外人看呢？
       答：不是，这种感觉不是起于国内的同胞把我们当外人，而是由于我们自己的一种失落感愧的心情造成。失落，是因为我们当年出国的时候，认为可以在外国找到安身立命之所，结果所得到的，也许是若干物质满足，但精神上却十分空虚，这种空虚，在客观环境迫使你有家归不得时，还可以勉强的忍在心底，但是一旦有机会重见到祖国、亲人，就一发而不可收拾。感愧，是因为祖国改天换地的新生，而自己对这一切毫无贡献，回去又受到这样的亲情照顾，使人恋恋不舍。国外的旧生活因为这次回去在自己的眼中变了颜色；暂时又不能留在国内，因而发生一种不知所从，不知所属的矛盾。这是我对自己的分析。
       不过这种凄凉矛盾之感很快的就被一种健康的感情代替了。我回来以后写了些文章，被国内的《参考消息》转载了。《参考消息》是一份销行全国的日刊，专门转载大陆以外的各种文字报刊上的文章。这些文章发表以后，我收到很多国内读者和几十年不见的亲友们热情的来信。每一封都是热情洋溢，都使我感动得流泪，我都把它们看作珍贵的万金“家书”。
       让我找一封念两句给你们听听，这封信上说：“看到你的文章的，在新中国最少也有二千万人......我们过去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当时怎么能够想象，写一篇通讯报道能获得上千万人去读，去议论并受到称赞呢！？”提到《参考消息》时，他说：“我们连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最反动的东西都一律登载，让广大人民群众自由去看，去议，这当中蕴藏着多么大的自信与力量，人民群众享有多么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与民主。相反，今天在美国和苏联这些国家，谁又敢办一张专门刊登新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刊物，报道他们的活动，重要文件，文章，通讯，让他们本国人民自由去看去议呢！？”他最后写了三首旧诗“表示你的文章多么有感染力量，使人感情激荡，不吐不快……。”其中有四句是：“白白发还乡堪回首，青春复活倍增欢。纵横热泪感人处，祖国山河正好看。”......这样的感情，怎么还会使人觉得国内同胞把我们当作外人呢？
       问：中国对华侨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政策？
       答：我不知道，不过我记得好象叶剑英将军在一次谈话中提到，中国不反对华侨入外国籍，并且鼓励大家在海外安居乐业。中国欢迎华侨回国观光省亲，并不主动的鼓励大家回去安家落户。
       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实，就是国内报纸报道已入外籍的学者回国的活动时总是指明是“×籍××学家××ד，身份清清楚楚。这并不是对入外籍的华侨见外，而是说明一个事实。这和蒋介石政权的作风完全不同。蒋政权平常不顾海外中国人的死活，但华侨一在海外赢得荣誉，或有了特殊成就，他们就抢着以此向自己的脸上贴金。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不少留美学人一获得国际荣誉，或是在著名大学作了正教授或讲座教授，台湾就设法请他做院士。说是选，实是送，这种作风，对海外和在台湾的学人同是一种侮辱。对海外学人，是以此利用他们的成就作政治工具，并无尊重学术的诚意。对留台学人，则是意味着不到外国镀金，就很难做上“院士”，这充分显示出蒋政权在学术上的殖民地的自卑感。
       新中国不把华侨当外人，但也不把已入外籍的华侨硬说是中国公民。爱国要自动自发，国家可爱，侨胞会自动的认同、回归。革命，更要自动自发，自己真正有了决心和认识，才回去安家落户。我两次回国，接触了多方面的人，大家都表示欢迎华侨回来观光省亲，从没有人要鼓励华侨回国安家落户。我也认识几个回去安家落户的留美学人，他们都是自己先下了决心，几经要求，先请准作短期居留，最后才在国内定居的。
       作为一个已入外籍的中国人，我感到回国观光省亲，有点象出嫁的女儿，或入赘的儿子回娘家，骨肉亲情依旧，但身份已有所不同，除非你决定离婚，但娘家人并不鼓励你这样做，这是一种非常健康、合理、光明正大的关系。
       问：你自己第二次回国，和第一次比较起来有什么不同的感想？
       答：我有两个很清楚的感觉，一个是回家了，一个是落实了。我们这回经过的地方和上次差不多，在广州、杭州、上海、北京，住的都是同样的旅馆，里面的工作同志都还记得我，都亲热的欢迎我。
       我上次告诉他们这回要带孩子来，他们一见面就问：“你的爱人跟孩子怎么没有来？”他们也记得我是爱吃馍的北方人，到了饭厅，不用我说，他们就端来一盘热腾腾的馒头。一到广州，我就换上布鞋、中山装，除了对美国同事外，就一句英文也不说了......。这一切，都使人觉得是回了家。这种愉快是无法形容的。
       我感到落实，是因为去年是二十五年之后第一次回去，一切都来得太突然，太激动，太兴奋，从看到盖在我护照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拿大大使馆领事部的签证起，到和母亲、弟弟们团圆，都使人觉得象在做梦，觉得可能不是真的，觉得可能稍瞬即逝。
       这次回去发现这一切都是真的了，我的感情也从激动变落实了。这种落实之感，不但更满足，而且使我确信这个存在了二十五年的现实，还在迅速的成长壮大，一定会发展到二百五十年，二千五百年......（三）　　

出版日期:1975.01.03　　

期次:5850　　

版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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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你这次回老家没有？
       答：没有。因为这次是团体旅行时间比较短，没有回老家，但是经过旅行社的安排，我的母亲，三个弟弟，一个弟媳妇都到北京和我见面了。
       谈起火车，我倒有不少感想。解放以前蒋介石把作为国家血脉的筑路权卖给外国。那时有限的几条铁路，从所有权到车辆、机件都是外国的。后来有些地方外国人不要了，由蒋介石政府管，一直是破破烂烂，似有似无，只有从南京到上海这一段，为了供给国民党要人到上海去陪姨太太度周末，在外国买了几节所谓“蓝钢皮”、“绿钢皮”卧车，其他都是自生自灭，一个地方军队的小营长，就可以“抓”几节火车运煤运货到黑市上卖。
       我们去年回国，曾顺着京广路，坐着中国造的绿钢皮到北京。今年，我们的参观团从上海坐火车到西安。那天在上海北站上车，当我看见那整洁的车身上标着两排红色的字“上海—乌鲁木齐，直快”的时候，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上海—乌鲁木齐，直快”！闭起眼睛一想，这实在是一首最壮丽的诗，最豪迈的画，在这动人的诗篇和画面上，有杏花春雨的江南，秦时的明月汉时的关山。今天，在解放后的中国，大河上下，长城内外，中国人可以坐自己造的最舒服漂亮的火车，以直快的速度穿过这些关山沙漠直到祖国的边疆，这实在是不可想象的事。到西安下车时，我恋恋不舍的目送着那光荣的列车开过去，希望有一天，我也会一直坐到乌鲁木齐。
       回美国不久，又看到已经通车四年的成昆铁路的消息正式发表，我又开始梦想着：有一天可以从北京坐上直快火车，经过郑州、西安、宝鸡，跨秦岭，越剑门，迈过“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到成都，再坐成昆铁路直到祖国的西南边疆。或是从上海坐浙赣、湘黔、贵昆铁路，去经历一次“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的长征精神洗礼。
       问：成昆铁路已经通车的消息为什么在四年以后才发表，是不是因为是国防秘密？或是发表了，修不成，不好意思呢？
       答：这是《纽约时报》的说法。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人“做了再说”的精神。中国国内的建设，是为人民服务，人民政府有义务为人民服务，没有义务向世界报告，更不必大吹大擂。有些敌视中国的人，因为在《人民日报》的字里行间和中国的广播中找不到这些新闻，就很生气。为国防也好，不为国防也好，中国都没有向他们宣布的义务。湘赣铁路通车的消息，也是最近才发表，事实上这条路在一九七○年已经动工，七二年完成，已经通车两年了。
       你打开新中国的地图想想看，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今天是一片铁路网、公路网、民航线，这一切都说明着，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国防上，是一个血脉流通，筋骨健壮的巨人，这种情况连孙中山先生当年也没梦想到。
       问：他们是不是因为看到你是华侨，对你和你母亲特别客气呢？
       答：不会，因为我在北京，不但穿的衣服跟大家完全一样，连我的美国式的眼镜都不戴，也不擦头油，完全是人群中的一个。我去年第一次回国就注意到新中国对老、弱、残废特别怜惜照顾。
       因为人们的活动多，所以每个大都市的公共场所都非常拥挤；但是不论多么拥挤，都是秩序井然。奇怪的是，这种秩序并不是警察维持的。事实上，在中国我除了看到交通警察外，从来没碰到过一个公安警察，更没有看到过一个带枪的警察。我回国两次，只看到过一个带枪的警察，就是从广州到深圳的火车上的路警，我觉得希奇，我的美国同事们也觉得希奇。
       中国公共场所的秩序都是人民维持的，而且多半是只听见声音，看不见人。比方说那天我到北京车站去接我母亲，看见人潮不断从这座宏丽的建筑中涌出涌进，有些提着行李的旅客停留在大厦门前的广场上等人、歇脚，但不久就听见广播的声音说：“同志们！请不要停留在车站大门口阻碍交通。”话未了，人们都自动走开，好象他们都知道方向，都有去处，只有我自己象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感到不知所从。
       在北京，我们最熟悉的地方，就是离民族饭店不远的西单。去年，我跟我太太早晚都到那里去蹓腿儿，早晚都非常拥挤。在那里我们常看到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同志手持电力扩音喇叭，看见哪一段人挤多了，她就用喇叭叫着：“同志们！菜市门口的人太多了，请让让！”人们马上让开了。
       问：这种守规矩是自动的还是被迫的呢？
       答：我觉得这是经过教育养成的自觉和有计划的管理造成的。譬如那天我们在颐和园，我看见很多小孩，一边走，一边啃着一种北京最流行的“营养面包”，都是用纸包着，以防面包屑撒到地上。园里到处有垃圾桶，随时有清洁人员在打扫，让人不可能、也不好意思乱丢东西。
       我们去年从安阳坐汽车到林县，公路上挤满了马车，却看不见马粪。这实在不可思议。后来我们才发现，每一辆马车上都坐着两个人，前面的一个大人赶车，后面的一个小孩儿拾粪。拾粪可以做肥料、燃料，又可以保持公路的清洁，这是计划管理的周到。
       今天在中国，清洁已成为理所当然，污秽则使人不能忍受。中国变了，中国人的想法变了。这二十五年，中国象脱了一层皮，不但生活上的垃圾要清除，就是思想上的垃圾也要清除。批孔运动就是要清除这种思想上的垃圾。（四）　　

出版日期:1975.01.04　　

期次:5851　　

版次:4　　

栏目:[第四版]　　

       问：对了，你这次回去，正碰上国内批林批孔运动闹得最厉害的时候，这个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
       答：我这次回去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看看批林批孔。我觉得要了解这个运动，我们应该先了解“群众运动”在共产党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意义。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现在五十多年，中国经过各种各样的运动，每一个运动，对这个革命的政党都发生消毒、新生、清除垃圾的作用。这个“毒”，可能是一种思想、一种作风和代表这种思想作风的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之所以能在当权之后不腐化、不倒退，就是因为有这些运动。对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这些运动也具有消毒、新生的作用。就以“批孔”来说，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怎么能允许歧视劳动、歧视女性、提倡天命、提倡复古的孔子思想存在呢？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要批孔，是应该的，不批孔，才怪呢！
       问：可是批孔和批林怎么会连在一起呢？
       答：把批林批孔连在一起，并不是说这两个相隔两千多年的死人曾串通一气，狼狈为奸，而是因为发现林彪要叛变，急于当国家主席的思想是起源于孔孟之道。北京方面已经公布林彪常写“克己复礼”的条幅，常发“名不正则言不顺”的牢骚，更秘密进行“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叛变阴谋。林彪事件说明孔孟之道还在作祟，所以批林必须批孔，据说必须批林。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
       问：话虽是这么说，一个国家要是老搞运动是不是会妨碍生产建设？老闹运动，是不是说明这个政权还有问题呢？我们不了解中国情况，有这样的顾虑；美国报纸的报道，专家的分析，也这样看。你看到了批林批孔运动，你的看法如何？
       答：我觉得我们在海外的中国人，最悲哀的地方，就是要经过外国报纸或外国“专家”来看中国。说实话，外国的所谓“中国专家”大多是一知半解，新闻记者更是以危言耸听为能事。他们多半是抱着唯恐天下不乱，一厢情愿的心情看中国。他们之中，几乎没有一个真能说好中国话，读通中国书的。同时又有许多反共专家，特别是为台湾国民党作宣传的，更是有计划的利用记者的无知进行其恶毒的反共宣传。最具体的方法是制造新闻登在香港的“中立”或反共报刊上，无知的外国记者有时就如获至宝的把它翻成外文再加油加酱的打回本国；这个新闻在外国报上出现后，中央社又加油加酱的发回台北，说是“某权威报纸的权威消息”，以此欺骗台湾和海外中文报的读者。这个经过两次加工的新闻在香港的报上出现后，说不定外国记者又加上新作料打回去，如此周而复始，变成回锅回锅肉，内容越写越离奇，而不少在海外的中国人就以此了解中国，这是何等悲哀的事！
       我自己没回国以前，也上过这个当。尼克松访华前，在美国很难看到来自祖国的出版物，看到的，都是二手货、三手货，照这些货色的说法，新中国应该早垮了；而今天千千万万到中国旅行参观过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些货色都是漫天大谎。绝无损于新中国的发展强大。
       回到你问的“老闹运动是不是说明这个政权有问题”的问题。我感到，就是因为新中国已经根深蒂固，才有自信、有能力、敢于发动象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这样大规模的运动，并且敢于公开承认在文革中所发生的小偏差、小错误，像不该烧毁英国领事馆以及走后门进大学等。
       大家忽略了新中国的稳定力量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翻了身的工、农、兵。他们与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生死与共、血肉相连，愿献出一切来建设社会主义捍卫革命的成果，他们绝不容许任何人搞资本主义的复辟。刘少奇、林彪爬得那么高，有那么大的权势，结果还是被他们拉下马、揪出来。这足以说明中国社会主义江山的基础稳固抗病力强。而每经过一次群众运动，工、农、兵群众的觉悟就提高一步。将来再有刘、林这类人出现，更躲不过他们的眼睛。
       至于搞运动是不是妨碍生产建设的问题，则有现成的事实证明。中国从一九六三到一九七四年，不论涝旱，连续十一年的丰收。刚才我们提到西南的几条最伟大的铁路工程，都是在最近四、五年中完成，我们相信一定还有不少已经通车但尚未正式发表的新铁路。最近在世界油荒声中，中国开始输出石油，我们所听到的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还有很多不曾公布的油田，绝不是“突如其来”。我今年回国就亲眼看到广州的新车站、新交易会展览馆、新东方宾馆和新北京饭店，都是在这一年中完工......这些事实都证明搞运动不但没有打乱生产建设，相反的，是群众运动推动生产建设。我们在国内每到一处参观，负责人都清清楚楚的指出，文革前后和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前后生产数字的对比，可以证明思想运动对生产建设所发生的推动作用。（五）　　

出版日期:1975.01.05　　

期次:5852　　

版次:4　　

栏目:[第四版]　　

       问：那么，我们所听到的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混乱情况是真是假呢？
       答：红卫兵刚出现的时候，是经过一段有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混乱时期，我去年回去访问当年的红卫兵头头的时候，他们也坦白承认并且痛加检讨。但这些错误是暂时的，而文革的成果和它带来的新事物的影响却是长远的。这些新事物包括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七干校，赤脚医生，老、中、青三结合等，对中国都是“好得很”！
       问：对不起，我对中国大陆的有些名词弄不清楚，“五七干校”是不是“劳改”？
       答：大陆上的名词，都非常新鲜、生动，代表人民的语言，反映生动的社会，经常有新的出现，我也记不清楚。但是我知道五七干校不是劳改。劳改是劳动改造，是对犯错误或是反革命分子的一种教育方式。五七干校是一个光荣的名字，是响应毛主席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要干部向工、农、兵学习的指示而成立的。
       关于五七干校我还没参观过，但是我所碰见的参加这五七干校的人，谈到这个学校，没有一个不是眉开眼笑的。认得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的，大概都知道他有气喘病，这次在北京见面，我问他的旧病如何，他非常得意的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在五七干校期间自己好了！”在北京，我还见到一位新闻界的负责朋友，他正在干校受训，周末有事回来，他是一位文质彬彬的文化人，但这次看他满面红光，精神抖擞，谈到庄稼活和这一季的麦子，他兴致勃勃，如数家珍，这和过去以记者身份去探访一趟的心情与感受完全不同。在纽约，我曾问一位从北京到联合国来工作的朋友：他最想念的中国生活是什么。他毫不踌躇的说：“劳动”。
       问：国内的人可知道，不少外国人和海外华侨，对今天大陆上的批孔感到疑虑，台湾政府，更借此宣传他们是“保卫和发扬中国文化”吗？
       答：我在国内访问的时候，也提到这个问题，大家觉得，这是必然的现象，无损于这个运动，不值得顾虑。因为中国的运动，并不是做给什么人看或取悦于任何人。这种疑虑，是起于一般人认为孔子代表中国文化，批孔就是毁灭中国文化的错误观念。关于文化的定义，中国报刊上有很多精辟的文章，我们应该找来看看。简单的说，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已经清晰的认识到：文化，是中国人民劳动的成果，绝不是压迫剥削人民的孔孟之道。解放后的二十五年来，中国文化有新的发展，就是工、农、兵所创造的生气勃勃的新文化。今天，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有智慧、有能力，来批判的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清除历史垃圾，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我这次在各地参加座谈、访问，看到工、农、兵和知识分子象在一个战壕中的战友一样，以知识和经验互相印证进行批林批孔的学习，看到各行各业在积极的进行着“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看到各级领导干部轮流参加劳动，这种热气腾腾的景象和目前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萧条、社会不安的情况比较起来真是两个世界。
       至于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宣传他们是“保卫和发扬中国文化”，只是叫人觉得好笑。
       问：但是你是不是不能否认，海外还有许多保守的华侨，因为受旧文化的影响，跟旧中国的渊源，和对新中国的隔膜，特别是在批孔问题上很容易受国民党海外反共宣传的影响呢？
       答：这个情况当然存在，所以我非常赞同有些进步的华侨、留学生在海外发动的“批蒋批孔”运动。在这个运动中，他们不必作空洞的宣传，有举不完的事实可以证明，国民党政权所代表的，是孔孟之道和帝国主义文化结合而成的反动文化和崇洋媚外哲学。蒋介石自己一生所作所为，更是这种文化和哲学的最好注脚。且看他年青时，为了要升官发财到日本进军校，醉心于东洋的武士道；在上海混世界的时候，他拜杜月笙作老头子，加入了青红帮；为了跟孙中山和美国拉关系，他娶了宋美龄，做了基督徒，窃国之后，为发建立蒋家王朝，他提倡以孔孟之道为主的新生活运动；为了对日实施不抵抗政策，他推崇卖国的曾国藩；为了独裁，他信奉法西斯主义，组织蓝衣社；被中国人民从大陆上赶出来的时候，他诬赖是美国丢了中国，要华盛顿替他“反攻大陆”；被逐出联合国时，他声称要跟魔鬼“苏联”握手；尼克松访华，他又被美国狠狠的踢了一脚，但仍死命的抱着山姆叔叔的大腿不放。最近，他让日本报纸发表自己的“秘录”，借此向日本人表示当年对日抗战的歉意，以争取日本的同情。当然，他的最得意之作，是传位给儿子，这是不折不扣的封建余孽。此外，新中国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他对洋人说这是“拳匪之乱”，希望能引来八国联军替他“反攻大陆”。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时，国民党立刻跳出来，奴颜卑膝的告诉外国人：“你看，我才代表你们所喜欢的中国文化。”为了对外宣传，他们塑造孔子像送往外国；动用教育经费大兴土木盖孔庙，使外国观光客在畅游红灯区后，再到“大成殿”中去看佾舞听音乐。
       今天的国民党政权，除了把他们从大陆偷出来的一些古物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馆”专门陈列给外国人看以外，他们所推行的，完全是卖国文化、崇洋文化、色情文化。（六）　　

出版日期:1975.01.06　　

期次:5853　　

版次:4　　

栏目:[第四版]　　

       问：现在国民党拼命争取海外华侨、学人回去访问、开会，你也到过台湾。回到大陆和回到台湾，在感觉上有什么不同？
       答：我到台湾，是自己掏钱到远东旅行时经过那儿，不是国民党政府送的飞机票。比超大陆和台湾，我的感觉是分明而简单，一个是神气，一个是泄气。在中国大陆一切的一切，都使你感到做中国人的骄傲，使你热切的希望着自己会成为这光荣人群中的一分子。虽然国内的人并不在意，但是你回去以后，生怕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洋味儿，从思想、意识，到头发太长或裤管太窄，都会觉得不好意思。这种心情，正象你不愿母亲看到你说不好家乡话一样，而愿全心全意、满怀敬慕的向祖国认同。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省，一下飞机你就看到满目是殖民地经济、殖民地文化、殖民地思想意识。这里的一切就是学美国、谄日本。有些地方学得比美国更过火。比方说，女人的迷你裙比美国的更短，喇叭裤比美国的更大，摇滚音乐比美国的更狂乱。靡靡之音比日本占领时代还肉麻。有时候你会感到，这里究竟是中国还是美国的中国街。这种殖民地文化和色情文化也许使有些外国观光客乐不可支，但任何一个从外国回来具有民族自尊感的中国人看来，都会觉得泄气、恶心。更使人想到，在国民党统治下，具有民簇自尊感的台湾同胞敢怒而不敢言的心情是多么痛苦。连我的到台湾作研究的美国学生都感到痛心。
       问：你看台湾的前途如何？有没有和大陆和平统一的一天？
       答：现在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全靠美国。其喜、怒、哀、乐，全靠华府的一句话；其军事全靠和美国的一纸条约；其经济发展，全靠美国和日本的订货、投资。美国和日本的经济打个喷嚏台湾就要害重伤风。如今经济寒流冲击美、日，台湾已经患了肺炎。
       国民党官员心里知道前途已经无望，早在外国安排了退路，子女都送到外国。台湾青年一向都把前途寄托在到外国留学，近年来，留学对青年人又有新的意义。今天出国留学，成了向祖国认同回归的桥梁，祖国的消息，也经过这个桥梁传到台湾。国民党的特务不论如何严密也阻止不了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精神交流。蒋家父子不敢跟北京和谈，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却已建立起曲线的联系。从世界大势看，台湾的前途更清楚。目前和中国已经建交的将近一百个国家以及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中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蒋介石政权已走投无路。国民党所宣传的殖民地假繁荣已经成了明日黄花。从人心看，做一个神气、值得骄傲的中国人，还是做一个泄气、受人轻视的中国人？加入一个欣欣向荣的独立自主经济，还是等待着解放前大陆经济崩溃的悲剧在台湾重演？台湾同胞是知道如何选择的。
       国内的人谈到台湾问题时，很清楚的表示：“台湾海峡已经不是解放台湾的障碍”，“和平方式不成，也要考虑到非和平方式”，这一切都说明着，条条大路通台湾，台湾的解放，只是时间问题。至于台湾解放以后的政策，大陆上负责人的态度则十分平易、缓和，就是：“跟台湾同胞商量着办，不能马上就把大陆上的一套搬过去。”
       我希望有一天能重游台湾，那将是回到祖国怀抱的神气的台湾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