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的根源--分配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罗宾逊发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正统派经济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有两点:第一,正统派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马克思则认为它是从封建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第二，正统派经济学家认为社会各部分的利益是调和的，而马克思则认为不劳动的财产所有者和没有财产的劳动者之间的利益是冲突的。马克思是基于发展的的观点看待事物，而正统派却是静止的、形而上学的看待问题。本文试图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思考危机的根本原因，探寻生产三要素-劳动、土地、资本的历史来源。为简化起见不妨先考察两人社会，然后扩展到资本主义的多人社会，本文考察的两人社会模型有如下特点：第一，社会上只有两个人，不考虑性别因素，只考率社会经济发展。第二、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即技术进步是永恒的，技术进步不影响社会总财富的增加，只影响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技术进步使得生产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一定财富量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减少。第三、社会关系简单，二人之间仅有经济关系。第四、二人社会所生产的财富总量不变，恰能满足两个人的需要。
原始社会技术落后两人都要靠自己的劳动去获得生活必需品，谁都没有能力去获取比自己的生活所需更多的生活资料。这时，二人之间地位均等，劳动力是唯一的生产要素。危机的发生仅来自于外界的变化，如暴雨、冰雹、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以及猛兽异类的攻击。危机的结果是轻伤、重伤、丧失劳动能力甚至死亡。

到了奴隶社会，由于技术进步，使得一个人的劳动所获得的生活资料可以供应两个人的生存需要，于是在两个人中便产生了有一个人“失业”而成为奴隶主的可能。奴隶社会的二人社会便是由奴隶和奴隶主组成的。由于奴隶的劳动成果可以供应奴隶主的生活所需，于是奴隶主便通过强迫占有努力的劳动成果而光荣“失业”了。技术进步是奴隶主“失业”的根本原因。

技术的持续进步使得奴隶生产两个人所需的生活资料所需的劳动时间越来越短，而奴隶主根据奴隶的劳动时间分配生活资料，这使得奴隶分到的生活资料越来越少，技术越是进步生活资料在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分配越不公平，奴隶越来越吃不饱饭，过着饥不褁腹的生活，分配问题激化到一定程度为了生存奴隶不得不起来反抗奴隶主，于是奴隶社会的危机爆发了。而其根本原因是技术进步引起的分配不公问题。

到了封建社会,技术进步使得人民对自然界的征服进入了新的阶段—利用土地的能力大大提高并且能够区分土地的优劣，随着对土地的开发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已经不再是公共物品，土地成了生产必需品，这就是生产三要素之土地的来源。两人社会中的一个人通过某种方式抢先占领了土地，取得了土地的所有权，成为了地主。另一个人没有土地，只能租种地主的土地，成为了农民。封建社会的两人社会就是由一个地主和一个农民组成的。地主因占有土地而可以“不劳而获”的“失业”。农民的劳动不但可以供给自己生存而且可以供给地主生存。随着技术进步农民耕作一天所获得的劳动成果，现在仅需要半天就可以完成了，但地主仍然按照耕作时间分配给农民生活资料，农民就有了半天“不可劳而不获”的失业状态，农民的温饱问题无法得到满足，吃不饱饭。如果扩展到多人社会来讲，会更通俗一些。由于技术进步，原来由10个农民耕种的土地，现在由5个农民耕种已经足够了，于是另外5个农民便“不可劳而不获”的失业了，整个社会只有五个熟练地农民能够吃饱饭，社会便处于半温饱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生产的总产品没有变化，然而由于技术进步分配问题却发生了变化，使得原来应该分配给农民的物质财富减少了一半流入了地主的口袋。

当然，应该指出技术的进步会使得社会总财富增加，但由于土地是有限的，因此技术进步必然会节约一部分劳动力，而这部分节约的劳动力就成了“不可劳而不获”的失业者。在我们建立的二人社会模型中，我们假设社会总财富是不变的，目的是在一个不变的总财富量下清晰地研究分配问题。总财富不变，分配变化的结果使得社会越来越不均衡，于是“失业”的农民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也成为封建社会危机的根源。

从地主的角度考虑，技术进步使得生产相同社会财富的必要劳动量减少，即劳动效率提高，地主可以以更小的成本获得更多的财富，这就是地主推动技术进步的原因。那么地主为什么不把技术进步的成果多分给农民一点呢？是人性的利己动机，也就是经济学中常说的理性人假设。如果地主将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益全部分给农民，就丧失了地主推动技术进步的动力。

至此，我们说明了技术进步带来的分配问题才是封建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地主的巧取豪夺强占土地只是手段罢了，是保证总产出不变让更多人失业从而获得更多财富的手段。

工业化是资本主义最大的技术进步，工业化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第一，仅仅占有土地是完全不够的，工业化大生产不再是在土地上简单的耕作，而是在土地上利用设备集中地生产，，土地是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但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这时候人类历史上第三个生产要素—资本闪亮登场了。占有资本的人成了资本家，没有资本没有土地的人成了赤裸裸的无产阶级—工人。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二人社会，一个人叫工人，一个人叫资本家。第二、工业化使得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使得工人的工资在社会总产品分配中搜站的比重越来越小，但这并没有消除“不可劳而不获”的失业，一方面技术进步使得生产所需的劳动越来越少，另一方面资本家的贪婪并不会以一天的工资雇佣工人半天的劳动。社会仍处于半温饱状态。资本主义社会所经历的历次危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抛弃两人社会的假设，在经济危机中技术进步使得社会财富日益增加，而需求却为什么日益萎缩呢？其根本原因是分配问题，财富日益集中到两类人手里，一类人是少数资本家，由于他们的物质生活已经相当富裕，而其掌握的财富又相当巨大，因此他们投入到消费里面的很少，由于社会资源的有限又不可能无限的扩大再生产，于是大批的财富沉淀下来，泡沫的时候就流入股市、楼市。另一类人是那些技术熟练，社会生产所必须的工人，我们称之为白领又叫中产阶级。他们因为掌握熟练地生产技能而成为“可劳可获”的就业人员，这部分人有一个温馨的生活环境，能够满足自己的消费和生活需求，但却没有过多的财富增加社会总需求，是社会的稳定阶层。出问题的是“不劳而获”的阶层和“不可劳而不获”的阶层。一方面有巨额财富却没有需求，另一方面有巨大的需求去没有财富，这就是社会总需求萎缩的原因。

不幸的是，随着技术进步这种分配两极化的趋势日益加剧，当达到社会不可承受之重时，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的爆发了。危机爆发有典型的征兆，一方面华尔街高管的薪酬屡创新高，另一方面是失业率的增加，人们将危机归结为华尔街的贪婪是再贴切不过了。

危机的解决有多种方式，在过去的历史中不难发现人们一直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努力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通过农民战争重新分配土地，使得分配问题得到暂时缓解，但每次改朝换代都是另一次危机的开始，因为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分配问题。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地主的贪婪土地又会集中在新的地主阶级手中，农民又会“不可劳而不获”的失业。资本主义社会解决危机有多种手段，一种是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根本上都是社会危机造成的，但战争并没有治愈危机，因为战争与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一样，只是暂时缓解了危机，而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分配关系。战争使得社会总财富和人口急剧减少，因此战后的萧条创造了就业岗位，表面是危机消失了，但实际上另一次危机去正在孕育当中。另一种方式是形而上学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倡导的共产主义，这种方式的确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共产主义没有危机正是共产主义者宣扬的共产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信条。但前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的实践表明消除危机的同时也消除了发展，消除了技术进步，消除了资本家推动技术进步的动机，或者说共产主义的政府无法履行好推动技术进步的责任。用现代经济学的观点就是有了公平没了效率。形而上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比较极端的解决分配问题的方式。

那么有没有一种方式既能保持技术进步的推动力，又能合理的分配社会财富从而消除社会危机呢？在技术相当发达，自然资源相对有限的条件下，社会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较少，只需要有限的熟练工就可生产出一定资源下的最大化的社会产品，而这些产品要在三类人中分配，一类人是掌握生产资料的“不劳而获”的“失业”者，现在他们有个响亮的名字：管理阶层。第二类人是社会必要劳动者。第三类人是既无生产资料又不具备社会生产所需必要技能的“不可劳而不获”的失业者。面对这三类人群，要达到如下分配目标：第一、不损害第一类人推动技术进步的积极性又不使得过多的财富积累到第一类人手中而沉淀。第二、要保证第二类人的劳动积极性，不使第三类人的分配所得超过第二类人，避免产生道德风险，即不干比干拿得多。第三、要保证第三类人的生活，并使其收入不断提高，有足够的消费能力。

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通过信贷保证了第三条，信贷使得第三类人有足够的财富去生活和消费，但却没有注意到第一条，财富更加快速的积累到第一类人手中，分配问题加速恶化，“美国老太”不但花光了现在的钱而且还花光了未来的钱，透支了所有消费能力，当财富分配的天平无法再继续倾斜的时候，危机爆发了。“中国老太”跟“美国老太”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美国老太”已无可透支，再也没有可供分配的筹码，而“中国老太”相对来言还有很大的潜力。

北欧高福利国家的模式或许给了我们启示，通过高税收达到第一条分配目标，通过高福利达到第二第三条目标，然而无论是高税收还是高福利都需要有高效透明的机制，并且要有合理的税收目标和福利原则，否则会打击第一类人的推动技术进步的积极性。形而上学的共产主义者倡导的完全税收完全公平的福利原则显然过于极端化了，它抹杀了效率。而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却又不顾第三类人的利益，从而不可避免的产生需求相对不足带来的经济危机，是相对于形而上学的共产主义者的另一种极端做法。

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从分配角度讲，货币政策并不能改善分配状况，经验表明，货币政策带来的财富重新分配大多数情况都是有利于第一类人的，从而使分配状况越来越恶化，因为资本市场的调整从来都是以大资本为导向的，在竞争中，大资本占明显优势。

而财政政策则起积极作用，累进税有利于控制第一类人的收入，政府支出有利于增加就业使第二类人所占的比重增加，政府转移支付则直接保证了第三类人的收益。鉴于此可以给出如下政策建议：

（1）改变征税体系

1、取消商品税用于提高工人工资，从而保证第二类人的收入。

2、征收所得税和财产税，所得税实行累进税率和高税率，提高起征点，从而保证第二类人的收入并使第一类人的收入受到限制。财产税对于超出生活所需的部分征收高额税收，如对第二套房征收物业税，对第二套房屋的买卖征收80%的资本利得税。

（2）扩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完善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合理增长机制，保证第三类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3）政府廉政建设，好的制度需要有廉洁的政府来执行。

1、提高公务人员工资水平，使其为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三倍以上。

2、透明的公务费用监督和官员个人财产监督机制。

3、严格有效的公务人员奖惩制度。

4、对公务员团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