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一个皇民化的作家及其时代

告别一个皇民化的作家及其时代
盖棺论定叶石涛
曾健民
(台湾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

在二○○八年，不管是对世界或对台湾而言，是一个激变之年。百年罕见的金融风暴横扫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摇撼着战后以来的美国霸权秩序，并继续深远地影响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国大陆则在川震后以及在西方反华势力的包围中，成功地举办了京奥，同时近三十年来急驰的开放改革列车也正面临世界金融风暴的大考验。而处于美中历史巨浪交汇的蕞尔小岛台湾，更处于动荡与激变之中，金融经济问题自不待言，政治层面的变动更是二十年来未曾有过；上半年经历了有惊无险的政党轮替，接着下半年，贪腐的扁一家遭到侦办和起诉，同时围绕着两岸和平与交流问题上前进与保守两势力爆发了严重的冲突，终至两岸大三通实现。李登辉、陈水扁主政的分离主义的时代将步入历史；两岸关系将脱去六十年来世界冷战的枷锁。基本上，台湾将回到一九四九年的真实面貌。对台湾而言，二○○八年的重大历史意义，就像一九四五年的「台湾光复」、一九五○年是内战和冷战「双战年代」的起点、以及一九八七年是「解严和民主化」的开始一样，它将是一个巨大变革时代的开端，新的历史列车正开动着巨轮。然而，另一面，新旧时代的斗争也是激烈的，特别在意识型态文化领域。

在新的历史列车正开动着巨轮的时刻，十二月十一日，二十年来被封上「台湾文学大师」荣冠的叶石涛，以八十四高龄去世了！文艺界依旧是一片哀悼兼吹捧之声；单从《中国时报》的版面来看，就有歌颂叶石涛为「文学良心」（蔡诗评）、「代表风骨文人的离开」（林怀民）等等发言。吹捧之余，还不忘再批评过去曾批评叶石涛的声音为「蓝绿恶斗」、「政治口水」、「扣上意识型态的帽子」、「贴上本土论述文化霸权的标签」等等，继续为叶石涛辩护，暗里为自己的文化立场辩护。其实叶石涛正是过去二十年台湾的统治势力在文学文化历史等意识型态上的代表性人物，他的去世与李、扁政权的结束以及两岸大三通的启动是有同等意义，都昭示旧时代将要结束，新时代将要来临。只不过文学文化属潜移默化层次的问题，更形复杂，因此有必要对叶石涛一生言行作一评述，让大家能更总体地掌握历史脉动和时代方向。

大体而言，文学有作为一种思想的方面和作为一种艺术的方面，孰轻孰重，当视时代、民族、地区的不同而不同；一般来说，受过帝国主义侵略或殖民的地方，文学作为一种思想的方面更受到重视，譬如在中国或台湾，特别在受过殖民统治与内战冷战长期支配的台湾，文学上的民族认同问题一直是重要的问题。叶石涛被封为「台湾文学大师」并非由于他在小说创作上有什么高艺术成就，而是由于他对台湾文学的论述，亦即他对台湾文学的民族观点和立场；并非因为他在文学原理或观念上有何进步或启发性的论述，而是因为他从一九八六年以后在台湾文学上的「本土论述」，主张台湾文学的「台湾主体论」；具体地说，就是主张台湾文学不是中国文学，积极地配合政治的两国论，主张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一边一国论。譬如，他说：「中国文学与日本、英、美、澳洲文学一样，是属于外国的」、「大学里的中文系应该是属于外国文学……」等等「两国文学」论。只是在分离主义的台湾意识高涨时敢背弃自己长年的主张而改唱文学的两国论，「台湾文学大师」、「文学良心」、「风骨文人」的桂冠就荣宠加身，批评者即被戴上「政治口水」、「意识型态」的大帽。叶石涛不断配合台独政治势力的演出，不断将「本土论述」极端化到「台湾主体论」，甚至把真正的本土作家杨逵、龙锳宗都排除在他的本土论标准之外，贴上「大中国主义者」的标签。

一九二五年出生的叶石涛，在关于台湾文学的民族立场上经历过三次的大转向，前后互相自我否定。第一次是在日据末的皇民文学当道时期，青少年的他担任日本皇民文学总管西川满的左右手，是一个皇民主义者，帮西川满打击《台湾文学》上的台湾作者。台湾光复后，他马上转向成「大中国主义者」，除了中间十数年的白色恐怖时期保持了缄默外，一直到一九八六年都主张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从六十一岁起，他又再次转向否定自己大半生主张的「大中国主义」，转而主张与中国对立或排除中国的「本土论」乃至「台湾主体论」，明白说，就是文学台独论。如此看来，叶石涛是没有什么文学中心思想的，充其量只是一个文学的投机主义者，他所谓的「主体」，只不过是一个没有主体的「移入主体」；而是「统治者主体」论，随着统治者更替而转变。

一九四三年初，日帝「大东亚战争」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进入所谓「决战期」。日本军国殖民者为了进一步加强控制台湾文学界，于五月一日成立了「台湾文学奉公会」。皇民文学总管西川满也于同一天，写了《文艺时评》，厉声责骂台湾文学的主流是「狗屎现实主义」；遂引起了台湾作家的反驳，爆发了一场「狗屎现实主义论争」。当时担任西川满助手的叶石涛，只是一个十八岁的「红颜美少年」，竟提笔为西川满帮腔，指责张文环和吕赫若的作品中，「到底有没有像西川作品中的『民族意识』？」当时被人质疑有没有「皇民意识」，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决战期」是相当严重的一件事。为此，吕赫若在日记中写下：「有叶石涛者以我和张文环……没有皇民意识……在人身攻讦上令人愤怒。」

对于日据末的这件文学公案，叶石涛在台湾光复后转向「大中国主义」后，于一九八○年前后的一篇《日据时期文坛锁忆》文中表示了「心里至今仍觉惭愧。」在同时期另外一篇《〈文艺台湾〉及其周围》文中，他更明白地坦承：「这种见解的错误，来自我的意识型态的不明确，那时我还未确立坚定的世界观，我的思想里充满着日本军国主义教的遗毒，一直要到台湾社会发生巨变，即台湾光复，回归祖国怀抱，摆脱殖民地的枷锁，接受来自大陆的各种思想型态，读破了五四文学运动以后丰富的文学作品以后才扭转过来。」

然而，就在这篇痛切反省的告白后不到十年，当民进党台独政治势力日渐夺得台湾统治地位之时，叶石涛又再度改口，否定那篇指责吕赫若「没有皇民意识」的文章是他写，而推说是西川满写的。叶石涛为了符合台独「本土论」的政治正确，居然可以自打嘴巴，无视过去的满口振振之词；且在当事人都故世后，企图掩饰不名誉纪录而公然说谎。

由此可见，叶石涛不但不是「风骨文人」，说「软骨文人」还太恭维了。否定了又再否定，这样的「言而无信」就是「文学良心」吗？

其实，扣除自称是「日本人」的前二十年，叶石涛在六十岁以前所写下的大量有关「台湾文学」的文字，大多是以六十岁以后他厉声指责的「大中国主义」为基调的。

首先，台湾光复后不久在《新生报》的「桥」副刊论战中，叶石涛发表了《一九四一年以后的台湾文学》，这是他在日本投降台湾光复后有关台湾文学的试啼新声，他说：「无疑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弹压下，台湾文学走了畸型的不成熟的一条路。我们必须打开窗口，自祖国文学导入进步的、人民的文学，使中国文学最弱的一环，能够充实起来」。

一九七七年《联合报》副刊主办的「光复前台湾文学」座谈会上，他的书面发言也侃侃而谈：「光复前的新文学运动是属于抗日民族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一环……那便是推翻日本人殖民统治重归祖国的怀抱。因此，台湾新文学运动始终是中国文学不可分离的一支流。」

进入八○年代上半年，叶石涛主张「大中国主义」的台湾文学论更是不胜枚举，譬如他说：「台湾文学是整个中国的一环，我们的主权在大陆，惟有统一的、强大的中国出现，台湾文学……才能获得历史性的归宿与意义」。（一九八三年）

「台湾……在血缘上、地球上、历史上、社会结构上为中国不可割裂的一部份。……台湾文学为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殆无疑问了。」（一九八一年）

这些鲜活的论调是如何慷慨激昂的「中国主体」的「台湾文学论」！他还更肉麻地谄媚当道说：「光复前的台湾新文学是实践三民主义的文学！」这种「三民主义台湾文学论」任谁听了都汗颜。蒋介石过世时，当大多数有「骨气」的作家拒绝配合当道写悼念文之际，他欣然写了！

绝大多数在日据时期即从事文学活动的台湾作家，终其一生莫不认同台湾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杨逵、龙锳宗如是，杨云萍、黄得时、王诗琅、吴漫沙莫不如是。惟少有人丑表功到连「台湾新文学就是三民主义的文学」那样的话也说得出来。

九○年代后，李登辉和民进党里应外合，致使政治上泛独势力统治台湾。以省籍意识和反中国为内容的所谓「台湾意识」几乎成了「国民意识」；在文化上，本土论、台湾主体论也逐渐确立其「霸权」地位，而作为其核心的就是所谓的「台湾文学本土论」。透过国家的力量，教育部在各大学广设台湾文学系所几乎到浮滥的程度，来自文建会、国艺会、文总会乃至国科会大量政府金钱的挹注，遂急速形成了一个包括学术、学者、校园、论客、各种团体基金会、媒体出版业所构成的「台湾文学圈」，一个庞大的文化利益集团。在这过程中叶石涛被捧了起来，成了台湾文学宗师，人人口中的「叶老」。叶石涛也在众人簇拥中积极配合演出，把他的台湾文学论日益极端化。

第二度转向是在一九八六年之后，叶石涛把他原在《文学界》上连载的《台湾文学史纲》中随处有关「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一支流」的论述全部删除或窜改，刻意贬低或抹消台湾文学中中国文学的存在，而大力强调台湾文学已脱离中国文学的独立性、主体性，而于一九八七年结集出版了《台湾文学史纲》。这一抹一唱，自然使他的《台湾文学史纲》与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并驾齐驱，成为台湾分离主义在台湾文学、历史上的两本圣书，其文学、历史的意识型态成为分离主义者在台湾文化霸权的中心论述。把叶石涛高高抬起据以维护自己的文化利益者，如张良泽、陈芳明、彭瑞金、游胜冠、日本右翼「学者」星名修宏、中岛利郎、若林正丈等，到处造神吹捧叶石涛是台湾文学的础石巨木、旗手、火炬、典范、宗师……等等。除了获得各种各样的文学尊称之外，一九九九年还召开了「叶石涛文学国际学术研究会」，二○○○年成功大学文学院颁赠给叶石涛「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并在该校台文所任教。最后，还获得最高政治名位，荣任陈水扁政权的「国策顾问」和文总会副会长。荣登台湾文学宗师大位的叶石涛，陶陶然如坐云端睥睨现实，其言行如登皇座的陈水扁政权一样，忘我地走向极端，终至自曝其短。

二○○○年叶石涛应日本右翼学者之邀，在日本东京大学用日文以《我的台湾文学六十年》为题演讲，同时又接受了日本杂志访问，发表了《访问叶石涛》。在这次于日本的演讲和访问稿中，叶石涛掏心掏肺地倾诉了他六十年来文学感情认同的原点。

第一、演讲内容，明白印证了他曾说过的「日本是我心里故乡」的话。面对日本听众，演讲一开始叶石涛便急着表态说：「二十岁以前我是作为一个日本人长大的」。这种表态像极李登辉向司马辽太郎的倾诉。接着他明言：「皇民化就是想使台湾人日本人化」、「皇民化就是使台湾现代化、近代化」。他露骨地宣称自己和已被人类文明历史唾弃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和殖民主义站在一起。显然心智急速退化到六十年前皇民化的荒废年代。这还不够，叶石涛还在演讲中站在日本人殖民主义和皇民主义的意识型态立场，批评绝不说日语坚持过传统汉民族生活的父母亲是「有民族尊傲，然而却是错误的尊傲」。

第二、退化到六十年前日本殖民主义和皇民主义意识型态去的叶石涛，突然又跳到「台湾主体」论来，大力批评：「如果按照台湾主体的标准，杨逵和龙锳宗都不合格，因为他们都是大中国主义者，必须重新检讨他们在台湾文学上的地位」。由此可知，叶石涛大肆宣扬的台湾本土论乃至台湾主体论中的「本土」、「主体」，其基础就是日本人殖民主义和皇民主义意识的亚流；如果依日据时期绝大多台湾民众的素朴伦理来说，就是「三脚仔」的「主体」。

叶石涛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用皇民意识去质疑台湾作家吕赫若、张文环「没有皇民意识」；在台独分离主义当道的时代，又用分离主义的「台湾主体论」去审查杨逵、龙锳宗，并称他们不合格，冠之以「大中国主义者」。这种言行，与他人生大半所处的反共戒严时期，以反共的「大中国主义」来审查台湾的文学心灵与思想，有什么不同吗？

都同是站在台湾统治者的立场，用统治者的意识型态去审查文学的心灵与思想。六十多年来，统治台湾的意识型态，一个是皇民主义，接着是反共主义，再来就是分离主义，而贯穿这三者的本质就是反共与反中国的复合意识，这种复合意识存在于日本右翼法西斯的思想和历史脉络中，也独霸于战后冷战与内战的时代中。在政权轮替的今天，这种愚昧的复合意识仍旧统治着绝大部分人的心灵。在叶石涛的冥日，寄望大家早日告别那样愚昧的意识和时代。

在新旧时代交替之际，客观世界的斗争必然是激烈的，在精神领域的矛盾更是深刻的。叶石涛去世了，对其人的物故，我们祈其冥福；惟对以其为代表的意识，我们要清楚的认识其本质与其今日或未来在台湾可能的动向，站在两岸和平民族统一的立场，毅然向它宣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