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与“文字疫”

在狭隘文化的渲染下，“文字狱”这个名词可谓妇孺皆知，其涵义即指因言获罪。
仔细观察一下历史，发现“文字狱”的发明者不是别人，正是被成为文化“结晶”的儒家鼻祖孔子。孔子推行礼治，少正卯倡导法治，做了高等法院院长的孔子，首先把少正卯下狱，继而诛杀。汉朝创立到汉武帝初期，可谓“百家争鸣”，而“百家争鸣”往往是有突出者占据“鳌头”，其它“九十九家”则稍显逊色。“占鳌头”者，又往往是统治者最青睐的“一家”，因此，“九十九家”者，则都千方百计的也要独占鳌头，“文字狱”或者“戕害文化”的事情，就必然发生了。要独占鳌头，就必须搔到统治者的“痒处”使其倍感舒服。儒家在汉朝就出了董仲舒这个“搔痒”专家，使汉武帝倍感舒适，儒家占了“鳌头”。占了“鳌头”仍然意犹未尽，来了个“罢黜百家”，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大规模的“文字狱”。
不反政府、不干国法，纯粹以“学术观点”不同而遭诛杀和戕害，才是真正的“文字狱”。而历史上真正的“文字狱”就是上述的两次：一次是孔子的诛杀少正卯，一次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
当代所诅咒的“文字狱”，当然不包括真正的“文字狱”，而专门指文人大兴文字“瘟疫”，迫使统治者不得不采取措施，继而文人的劣性又使得清理文字“瘟疫”的行为演化成的“文字狱”。这里，姑且称之为“疑似文字狱”。
历史上也的确有过几次“疑似文字狱”的现象，而且，大多都是发生在“盛世”。最著名的，莫过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疑似文字狱”了。因为罹难“疑似文字狱”或者“疑似因言获罪”的都是崇尚儒家的文人，因此，这“疑似文字狱”尤其被渲染的极度罪恶。然而，狭隘文化除了极度诅咒和恐吓统治者外，却从来没有反思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疑似文字狱”。
直接的说，“疑似文字狱”是“文字疫”也即“文字瘟疫”造成的。不但“疑似文字狱”如此，即使被狭隘文化渲染的历史上几次“疑似戕害文化”的“史实”，也是“文字疫”的作祟。
“焚书坑儒”一直被狭隘文化所咒骂，而且，一直在用篡改历史的手法欺骗历史。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宋朝时，开始被渲染成不世之“罪行”的，在此之前，人们对秦始皇更多的是称颂。宋太祖临死之前下了一道圣旨，规定对儒家文人要优待不能用“死刑”。于是，文人们为了保住这隆宠的地位，开始诅咒秦始皇“戕害文化”的暴行以恐吓宋朝的统治者，防止继任者改变这一政策。首先编造了“焚书坑儒”，得到了文人的“共鸣”；犹嫌不够，又编造了“孟姜女哭长城”，掀起了目不识丁的民众对秦始皇的仇恨。
“焚书坑儒”和“孟姜女哭长城”就是宋朝兴起的“文字瘟疫”。任何朝代的建立，首先要收拢民心安定社会，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统一的“社会意识形态”标准，而六国的遗老遗少们却要“宏扬”六国文化，也即“历史文化”，无疑阻碍了社会的统一和安定。于是，李斯建议“焚书”，除了“自然科技”书籍和秦朝自己的“社会科学”书籍，对于其它杂七杂八的“历史文化”除了国家图书馆收藏一套之外，其余的通通一火焚之。这就是“焚书”，而李斯是当时“文化精英”中的“精英”，也就是“精英”的班头，其采取这样的措施，显见有其必要性。而且，跟当今焚烧“黄赌毒”的书籍一样，确乎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坑儒”则完全是活该，至少是“儒们”咎由自取。国家拿着民脂民膏供奉着其们，其们却不干正事，专门搞一些“邪教”的东西欺骗政府。什么“方术”，什么“长生不老”，掀起了一股“文化瘟疫”。而且，谎言被揭穿后，又造政府的谣，煽动民众。被坑的，多是类似“邪教”的中坚分子，不同的是，秦始皇惩办的是“主犯”，而不是把“主犯”放跑、惩治“胁从”。
“孟姜女哭长城”，在宋朝之前，则是一个纯粹的“爱情故事”，跟秦始皇没有一点关系，跟秦始皇修长城也没有丝毫的关联。但是，宋朝的文人为了长期保住高蹈的社会地位，就编排了“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诬陷秦始皇，以此讹诈宋朝的统治者，使宋朝统治者在“千古骂名”的恐吓下，不敢对文人怎样。
因而，宋朝的文化，实质上体现为一种“文化瘟疫”。被称为“奇芭”的宋词，多是士大夫吃喝玩乐之余的“雅作”，或者，根本就是“吃喝玩乐”的“心得体会”。也因此，被一些人吹捧为“世界首富”的宋朝，“先进”却没有停止过“挨打”。也因此，宋朝不但是“世界首富”，也是“世界首穷”，即富在官而穷在民，民不聊生、官逼民反、“刁民”闹事和起义接连不断。
“盛世”之时，狭隘文化往往要掀起一股“文化瘟疫”，使得“盛世”伴随着“盛即危”的社会态势。毋庸讳言，这种文化瘟疫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文化瘟疫”，即以“学术”掩盖下的政治文化潮流，如“自由化”领导人支持下的“伤痕”之类的东西，还有文化的“平反扩大化”（文化“平反”已经到了给秦侩平反），还有诬陷“扩大化”，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没有一个不被诬陷的。一是“特异功能”“什么功”之类。
“文化瘟疫”一旦成为潮流，社会意识混乱，社会不安定也就不可避免。中国文化，传统性的缺乏“自净”功能，也是“文化瘟疫”往往泛滥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