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向毛泽东交权”——当代制造的谎言

1、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象征——毛泽东 
1921年中共成立以来，经历了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王明、博古“五朝领袖”。但是，其中没有一个人曾经或能够称为中共的象征，也没有一个人被共产国际和中共高层当作中共的象征对外宣传。1934年的毛泽东，尽管倍受博古、张闻天等左倾中央的打击，但是，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却开始把毛泽东当作中共的象征，向全世界宣传。 
苏联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关注和推崇，可以上溯到1929年。最初的关注和推崇，是以毛泽东缔造的红军为主要标志的。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称毛泽东领导的武装革命“其史诗般的英雄行动是十分引人注目和具有重大意义的”，“现在恐怕谁也否定不了朱德和毛泽东的红军已取得重大胜利，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支军队无疑地已成为中国游击运动中出现的最为重要的现象”。 
苏共把毛泽东称之为红军的政治领袖。在报刊上登载时，把朱德的名字排在前面，是按照苏联红军一长制的传统，把军事领导人朱德放在毛泽东的前面。大量的宣传和称颂，国际共运阵营对毛泽东的名字已经十分熟悉，都熟悉了毛泽东这位“极为出色的领袖的名字”。1930年初，苏联共产国际误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在讣告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 
1930年中旬，斯大林当面对前来莫斯科的周恩来肯定了毛泽东道路的正确性：既然中国的军阀都能搞武装割据，你们为什么不能建立大一些的武装根据地？如果有四川那样大的一块地方，中国革命就好办了。并明确指示周恩来回国后，要支持毛泽东。 
1932年10月的第一次宁都会议，周恩来取代了毛泽东红军总政委的职务，遭到了共产国际的强烈反对。苏共中央明确表示：尽管批评毛泽东的“纯粹防御路线”是正确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应该将毛泽东从前线召回，并取消其军权。随后发给上海转往苏区中央局的电报明确提出：毛泽东在指挥作战上有丰富经验，召回毛泽东不仅可能会“造成我们队伍的分裂”，而且会直接影响反围剿战争的有效指挥。但是，上海临时中央的博古、张闻天等，并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苏区中央局周恩来等，也没有执行这一指示，毛泽东就此被排挤出党政军的领导之外。 
1933年初，博古、张闻天等临时中央要人来到苏区。下车伊始，就对毛泽东开始实施残酷的打击和批判。博古发动了对“罗明路线”的批判运动。张闻天发现江西也有“罗明路线”，发动了对江西“小罗明路线”的批判热潮。毛泽东的信仰者和亲属，在此中遭到了严重的株连。 
与博古、张闻天这些“王明路线”代表人物不同的是，身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王明，开始把毛泽东做为中共的象征，向国际阵营宣传中共革命。这无疑是王明诸般考虑的结果：向世界阵营宣传中共革命，就必须有一位无论国内外影响还是实际作用，都足以象征中共和中共革命的领袖人物，而只有毛泽东才能够担承起这个象征作用。——这也是1934年初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召开时，共产国际坚决否定了博古等想把毛泽东排挤出中央委员会的企图并直接确定毛泽东为政治局委员的根本原因，也是共产国际坚决否定了博古想取代毛泽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一职务的根本原因。而张闻天与博古合谋取代了毛泽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则遭到共产国际的强烈反对，而且，在宣传中，仍然把毛泽东称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 
当时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中共中央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即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是中共中央的上级。王明用毛泽东的名义向世界宣传中共革命，并非支持毛泽东在组织上成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而是借用毛泽东无与伦比的威望。当然，这也并非王明的自我主张，而是尊奉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和苏共深为明白，只有毛泽东才配做中共和中共革命的象征。 
这是王明极为聪明的一点，也就是王明比博古、张闻天这些人高明，因此才成为教条宗派的“领袖人物”。王明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即由教条宗派掌握中共的实权，利用毛泽东的威望和才能来扩大中共革命的影响和壮大中共革命。1937年王明回国后，就采取了同样的措施：毛泽东排名第一，但王明想要控制实权。也就是说，1937年王明回国后对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的重新组阁，不是因为遵义会议，而是一种必然的策略。即即使当时还是博古挂着总书记的名义，也同样会没落。 
所以，王明和共产国际不但阻止了博古、张闻天等对毛泽东的进一步排挤和打击，而且还使毛泽东在党内地位更进了一步。同时，王明明确告知博古、张闻天等人，中国革命对国际阵营的宣传，是用毛泽东的名义。就在1934年5月张闻天跟毛泽东搬住到一起、对毛泽东实施架空不久，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领导人，指示有关部门将毛泽东在二苏全会上的讲话迅速印成各种文本的小册子广为散发。8月3日，王明写信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和结论，除了个别地方有和五中全会决议同样的措词的缺点外，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历史文件!我们与国际的同志都一致认为，这个报告明显地反映出中国苏维埃的成绩和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同时认为，这个报告的内容也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同志在中国苏维埃运动中丰富的经验。这个报告的中文单行本不日即将出版(其中欠妥的词句已稍加编辑上的修正)，其它俄、德、英、法、日本、高丽、蒙古、西班牙、波兰、印度等十几个国家的译本也正在进行译印。中文本印刷的极漂亮。”9月16日，王明再次写信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中文已经出版，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美观的书。与这报告同时出版的，是搜集了毛泽东同志的文章(我们这里只有他三篇文章)出了一个小小的文集，题名为《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装璜与报告是一样的。这些书籍，对于宣传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有极大的作用。”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被教条宗派及其追随者彻底丧失，而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也在筹备第七次代表大会。有关中共革命方面的材料中，毛泽东已经被明确的确立为中共的象征，称毛泽东为“年青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富有才干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令人吃惊的大无畏精神，出色的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天才——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具有的高贵品质。” 
“革命的统帅”，是就整个中共革命而言。“中国人民的领袖”，也是就整个中共革命而言。1935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王明代表中共中央发言，把中共革命的发展壮大等一系列成就，归结为“以毛泽东同志任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而不是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会议之后，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宏扬再度升级：“出色的党内领袖和国家人材”、“中国人民传奇式的领袖”、“苏维埃国家的首脑”、“亲手创建了屡战屡胜、威名大振的中国红军”……归纳起来即：中共创始人、红军之祖、中国人民的领袖等等。 
苏区的丢失和长征初期的大溃败，中共高层和普遍的红军将士，也开始冲破教条宗派及博古“三人团”对毛泽东的长期禁锢，情感集中在毛泽东的身上。遵义会议前，中共高层和红军将领达成共识：推翻“三人团”，推毛泽东出来领导。遵义会议后，常委分工出乎绝大多数干部战士的意料，但他们只把毛泽东看作领袖和红军统帅。以至于被赶下台的“太上皇”李德，长期在“许多中国领导同志”的许多讲话中，感受到毛泽东有着党的领导人的最高名义。陈云受中共中央的派遣，去苏联向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汇报有关情况，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也只突出“我们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而不提其他人。 
不仅如此，即使潜伏在遵义的国民党特务，在军民 “毛主席”“毛主席”的热情欢呼声中，也向国民党当局汇报：遵义设匪军总机关，毛泽东当主席⑴。 
1935年5月5日，毛泽东与朱德联名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由“反蒋抗日”转向“逼蒋抗日”。这类代表中共对外发布的方针性文告，总是以毛泽东的名义或毛泽东与朱德联名的名义发布。1935年11月28日，中共发表《抗日救国宣言》，也是以毛泽东的名义。1936年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发布对内对外两个文件。对党内发布《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由张闻天起草；对外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则由毛泽东起草。——对外代表中共，除了毛泽东，不管是王明、博古或者其他人，都没有这个资格。 
1937年底，王明回国。包括张闻天在内，都倾向于王明，毛泽东成了“孤家寡人”。即使如此，被众星捧月般的王明，在1938年2月2日用毛泽东名义发表一篇二月二日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以阐述中共的纲领。此前去苏联的王稼祥及此后去苏联的任弼时，向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汇报，也都归结为“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了长征的胜利、开拓了现在的局面。 
陕北军民，对毛泽东的崇敬，犹如中央苏区拥护毛泽东的干部群众，“听到毛主席的名字便肃然起敬”⑵。中共中央从保安搬到延安时，延安军民打出巨大的横幅标语：“欢迎党中央毛主席”。毛泽东做为中共的象征，从1934年共产国际的确认，到遵义会议及其之后中共党内的确认，到王明回国时，已经成为国内外、党内外不可颠覆的事实。 
 
⑴：《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 
⑵：《我的回忆》  张国焘

2、“张闻天向毛泽东交权”——当代制造的谎言 
1937年12月9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王明根据共产国际的旨意，对政治局和书记处进行了重新组阁。不管是政治局还是书记处，毛泽东的名字排在了第一位。而且，在确定组成的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中，毛泽东任委员会主席，王明自任委员会书记。新成立的书记处（常委会）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康生、陈云五人组成，毛泽东管军事、王明管统一战线、张闻天管党务、康生管政治保卫、陈云管组织。实质上确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格局，张闻天负责会议召集。 
随即发生的一件事情，公开确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格局的事实。1938年2月22日，广州《救亡日报》者洛基2月22日采访张闻天，于3月26日发表题为《〈救亡日报〉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之谈话——张闻天谈抗战诸问题》的文章。中共中央获悉后， 4月12 日在《新华日报》第一版发表《张闻天（洛甫）启事》，声明：“中共中央设有由数同志组织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 
因此，所谓“张闻天向毛泽东交权”，无疑又是一个国际玩笑。当然，从这些“研究”出的国际玩笑中可以看到，确乎存在一个客观事实，即张闻天即使发表“启事”后，依然觉得自己是总书记或总负责。还有更可笑的“研究成果”：说张闻天对毛泽东理论上有“帮助”，《论持久战》就是张闻天理论帮助毛泽东的结果。张闻天唯一擅长之处就是写文章。1931年9月，博古、张闻天被周恩来、王明指定为新的临时中央核心人物后，向苏区发出的各种文件、指令以及发布的各种文告，大都出自张闻天之手；苏区时期，博古中央发布的纲领性文字，也大都出自张闻天之手。批判毛泽东土地政策、推行“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政策，不但文章出自张闻天之手，而且也是张闻天提出的。批判毛泽东制定的坚决废除肉刑、不准逼供信的肃反政策，批判和严厉废除毛泽东制定的肃反法令和条例的文章，也都是出自张闻天之手。批判和发动江西“罗明路线”的纲领性文章，还是出自张闻天之手。博古中央及三人团决定退出苏区，发布的“动员令”，仍然是出自张闻天之手。《论持久战》这样流芳万世的杰作，张闻天若是真有这个理论水平的话，决然不可能不自己来写。 
王明对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重新改组，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与感到“打击自己”的张闻天没有丝毫关系，更不是打击张闻天。事实上，张闻天、博古都是王明推上来的“火箭”人物。去到苏联的王明，对博古、张闻天这些自己麾下的“二十八宿”，向来以上级自居。苏区时期，王明以博古的上级自居；张闻天担任总负责名义后，王明依然以张闻天的上级自居。这不仅仅是王明有着共产国际的光环而轻视博古、张闻天，也不仅仅是王明自视高而从来不把博古、张闻天放在眼里。更主要的是，王明对“二十八宿”有着自我“正确”的认识：一伙“鹰嘴鸭爪、能吃不能拿”，即口头上夸夸其谈可以，一遇实际，则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也是王明到苏联后一直反对博古等打击排挤毛泽东或者说王明支持毛泽东的根本原因。 
张闻天最大的感觉，就是认为王明回国后，是在打击自己。所有的人们，则没有人认为王明想对张闻天怎么样，而是认为王明想“爬”到毛主席的“头上”，也即人们已经把毛泽东当作最高领袖。最突出的是贺龙，在王明甚嚣尘上之时，贺龙放言：要是王明爬到毛主席头上，老子一枪崩了他！ 
1938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到延安：“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争了吧!”即使共产国际，也认为王明向毛泽东争夺权位，跟其他什么人都没关系。“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共产国际认为一年多来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新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内，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的问题，中央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⑶。 
这次会议，张闻天自然还是负责“召集”。但是，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张闻天不管会上还是会下，都没有什么表示。两天后的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央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陈云等提议张闻天在会议上做个表态，即提议会议决议由毛泽东担任党的最高负责人这个名义。毫无疑问，陈云等是早已感受到张闻天在“十二月会议”后依然以总负责或总书记自居的心态和表现，因而要求张闻天如此做。这种党内最为严肃的事情，自然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进行。但是，张闻天却去向毛泽东表示“交权”或交出总负责的名义。毛泽东照顾张闻天的情绪，更是鉴于高层“教条宗派”势力的庞大，让张闻天继续担任。“张闻天也就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到中央政治局同志中去讨论。曾有同志向张闻天提出以毛泽东为总书记的建议，张按照毛的主张，也未向六中全会提出这个问题讨论，毛让张闻天名义上仍‘负总责’，张也就‘没有表示坚决让位的态度’”⑷。 
也就是说，张闻天在1937年“十二月会议”失去总负责的名义后，又被毛泽东任命为“总负责”。这显然不存在张闻天向毛泽东“交”什么“权”，而是毛泽东重新任命心情郁闷的张闻天。因此，即使陈云、康生等一再要求张闻天在会议上表态，张闻天自然只听“毛主席”的话了。 
但是，张闻天此后显然没有找准自己的位置，依然以党的负责人自居。毛泽东则为了团结，开始表扬张闻天“不争权”、是“明君”。如果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太上皇”的地位只是中共高层的决议而没有得到共产国际在组织上的确认的话，那么，此时的毛泽东的“太上皇”地位已经由共产国际从组织上确立了。 
张闻天在理论上的教条、心理上的颟顸、尤其是在领导能力上的严重欠缺，多方面原因，导致其在中央的地位迅速没落。遵义会议后到六届六中全会这个阶段，首先是长征，接着是“西安事变”，再接着是王明回国，这个期间，不许要张闻天独当一面的具体负责什么。因此，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张闻天主持一下会议，归结一下毛泽东的方针贯彻执行，显现不出什么来。六中全会后，张闻天具体领导宣传和文化工作，必须独当一面的开展。因此，能力上的严重欠缺，就凸显了出来。时任中央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回忆：“不少同志愿意接近他，同他谈论问题、交换意见或向他请教。但在解决实际问题、处理困难而复杂的事务时，大多是不依赖于他，也不苛求于他的。这或许是由于他的实际斗争经验较少和他那十足的书生气的缘故而造成的吧。” 
尽管师哲描述的很委婉，但却很明确：张闻天在处理具体事务上的领导能力的欠缺，不是一般的。说穿了，就是在“理论”上引经据典很有一套，但却跟实际一点都挂不上，这其实就是“教条主义”的典型特征。 
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由于“当时负责理论宣传教育的领导同志没有理解它的深刻意义，对它没有予以重视”⑸，直到1942年3月27日才给予发表。能力欠缺也就罢了，但还要掣肘，就不可思议了。 
此时的张闻天，有三种心理相互交织。一是认为自己以往奉行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认为毛泽东的政治路线是“旧社会旁门左道那一套”；二是在这个基础上，要把握政治方向，因此“还不了解使毛泽东负起领导的全责，发挥他的全部的指导力量”⑹；三是张闻天依然认为自己是党的负责人：“这个时候洛甫是不是也有点觉得我是一个党的负责人，你得跟我商量商量”⑺。 
毛泽东并非不跟张闻天商量，而是张闻天长期的表现，已经让毛泽东无法跟他商量了。党内事物繁重，急需解决，连师哲这些干部都“大多是不依赖于他，也不苛求于他的”了，何况毛泽东。一个很客观的事例，即延安的文艺工作部门，思想混乱，矛盾频发，甚至还出现了动刀子的现象。相关人士找主管这个部门的张闻天，张闻天则“和蔼可亲又近乎打哈哈”。最后，文化艺术部门为了解决问题，不得不去找毛泽东，毛泽东只好把文化艺术方面的领导工作兼管起来。 
由此，毛泽东对张闻天进行批评，就成了必然。而张闻天并不接受这些批评，既十分苦闷又十分负气：“1940年我回到延安，闻天当时就只管宣传，别的事他一般都不管。我看他那时很苦闷，我去看他时，见他成天在剪报，他是很注意收集材料的。反正闻天那里我到了延安是经常去串门的……闻天跟他（毛泽东——笔者注）去谈过一次，这是闻天跟我讲的，这个事情我统统交给你，我不管了，一切听你的”。“所以那个时候洛甫的情绪就很坏，自己就走了，走了这个事情不是就更好了嘛！你毛主席一个人拿主意去，我离开了。这个时候洛甫是不是也有点觉得我是一个党的负责人，你得跟我商量商量。从洛甫这一方面来想有点觉得你毛泽东不尊重我。”⑻ 
这是张闻天的一个突出的特征：不管什么事，从不反思自己，把责任归咎于他人而苦闷、负气。 
1943年3月16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次会议并没有取消张闻天总负责的名义，也即张闻天依然有着总负责的名义，一直到1945年中共“七大”。因此，周恩来说，张闻天当了十年的总书记。 
 
⑶：《毛泽东“宽”待王明》   陈秋红 
⑷：《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领导地位确立和巩固的过程考察》  曾景忠 
⑸：《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⑹：《反省笔记》  张闻天 
⑺⑻：《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  张培森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