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安石变法，看文化大革命

《炎黄春秋》2006年第7期上刊登了一篇题为《陆定一党是国是漫谈录》的文章，浏览过后，不胜唏嘘：这老一辈的胆识果然超人。陆定一是“文革”初期最早被打倒的高级干部之一，“彭罗陆杨”中的“陆”，就是陆定一。因此，陆定一“漫谈”，谈的最多的自然是“文革”，而陆定一老对“文革”的定位，让人不得不掩卷深思。陆老说：“文化大革命”在我们历史上有过，如王安石变法等。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改革家”，被列宁誉为“十六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变法”，也就是王安石的“改革”。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朝代，因了宋朝开创者宋太祖赵匡胤立下的“不杀士子”的规矩，而为当代“文化人”极为推崇。宋朝的特殊，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在国策上“重文抑武”。“重文抑武”的国策，导致两个社会现实：自宋朝开国以来，可谓战将如云、英雄辈出，但是，北宋、南宋两朝，却始终处在被动挨打、忍辱求全的境地，外族入侵不断，终至于被蒙古族所灭。与此同时，文化繁荣昌盛，尤其是“宋词”，被后来的历朝历代称之为“奇芭”。文人墨客、风流韵事，也是冠各朝各代之首，还留下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奇书”《金瓶梅》。
其次，经济上被当代“文化人”称为“繁荣昌盛”。所谓“繁荣昌盛”，实质是官僚世族在经济上“繁荣昌盛”，百姓则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由此，一方面是达官贵人、文人骚客的灯红酒绿骄淫奢侈，一方面是风起云涌的“造反”：官逼民反。现如今依然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梁山贼寇”，就是宋朝的“特产”。
再次，官员世族及其依傍者文人骚客，是人类现代史以前最“幸福”的一代。以留有“清名”的“宋朝名相”寇准为例，即知一斑。寇准当宰相后，每天要啖食“鸡舌汤”，以至于“后花园”变成了“鸡山”，惹得“穷苦出身”的寇母不得不“忆苦思甜”，对寇准进行“再教育”。也由此，留下了“彪炳青史”的“寇母课子”的“佳话”。
这些事实，构勒出一个“活生生”的宋朝。官员世族的骄淫奢侈与民不聊生、官逼民反相对应，文化繁荣与忍辱苟安相并存，国弱民穷，引出了“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是真宗在位时的进士，而真宗是宋朝的第三个皇帝。王安石进入仕途之时，就觉察到了宋朝的积弱积贫，至于倍受外族欺辱的现状，则是人人皆知，王安石也由此打下了“变法图强”的信念。到了神宗时期，王安石的机会终于来了。但是，这机会在没来之前，就已经打下了失败的基础。
王安石变法的主旨是：富国强兵，还富于民。“富国强兵”是无人可以指责的，但“还富于民”则就是大逆不道了。普国之内，就那么多财富，就是经济高速增长，也还是有一个“总量”的。官富必然民穷，相反，民“富”，官就会相对的“穷”。王安石还有一个恶习，这个恶习就是生活简朴：掉在饭桌上的米粒和馒头碎屑，也都要拣起来吃掉。
按照现在“文化”的说法，王安石的这个恶习，纯属个人“嗜好”。堂堂的大国宰相，有着这种恶习式的“个人嗜好”，仅仅是个人行为也就罢了，倘要以这种恶习要求“干部”，那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罪恶了，而王安石偏偏有着这种罪恶。
关于“王安石变法”的实质，当时另一大宋“名相”文颜博，代表众多干部对神宗皇帝的当庭诘责，真真切切的道了出来：陛下是与士大夫们一起治理国家还是跟泥腿子们共同治理国家？也即，“王安石变法”的实质是：为民请命，“迫害”了广大干部。
中国的优秀文化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不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文化，而且还是当代的一个文化主流，而且还是当代一些“文化人”用来教化“全世界”的尖端武器。儒家文化的真髓，孔子生前一直用四个字概括：君君臣臣。
一个社会必须有秩序，而秩序的实质，就是等级。皇帝是超级干部，宰相是一级干部……到刘邦这个“亭长”，就是基层干部。各级干部有着与级别身份相对应的各方面待遇，违反这个秩序，就是造反，就要砍头。至于老百姓，有一个共同的“封号”：子民。干部是“父母官”，百姓是“子民”，这秩序和伦理就理顺了：父母管教打骂子女，天经地义；子女奉养父母，也是天经地义。谁违反，谁就是“贼寇”，谁就是大逆不道，谁就得被清理出这个社会，以保持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王安石变法，虽然触动了达官世族的利益，但实质上仅仅是企图稍微降低达官世族的“生活水准”，让老百姓有个基本的生存条件，不要动不动就出现一些“梁山贼寇”。即使如此，已经惹得自上至下的干部们群起而攻讦。这攻讦，一直延续到现在。
“文化大革命”与“王安石变法”一样，而这“一样”，则“一样”在不是“梁山贼寇”们的行为，而是“国家”的号召和领导。不一样的地方也存在，“王安石变法”是通过“制度法令”来减少干部的收入、约束干部的行为，而“文革”却是直接把干部交给群众，由群众直接评判优劣。
“王安石变法”也好，“文化大革命”也罢，都已经成了历史，功过是非任人评说。需要思考的是，如何防止“王安石变法”和“文革”再现。
由“王安石变法”和“文革”的“一样”看，防止这类事情在人类社会再现，与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甚至，与一般的高、中、低层的官员也没什么关系，仅仅是防止王安石、毛泽东这样的领导人“再现”，尤其是防止毛泽东这样的受到民众热情歌颂和崇拜的真正的人民领袖“再现”。说穿了，就是防止现今及以后的最高领导人成为毛泽东式的领袖。只有出现这样的把“泥腿子”抬高、对“共同治理国家”的干部严苛的领导人，这“王安石变法”或者“文革”，才会“重演”。否则，则大可不必丝毫的害怕“再现”。
至于那些自发犯上作乱的人们，则都是“梁山贼寇”类的行为，跟“王安石变法”或者“文革”没有丝毫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