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罪人--民族败类秦桧(1-5)

千古罪人---民族败类秦桧之被俘降金（1）　　

　 　

引用大量的史实证据全面地揭批秦桧奸险歹毒，残害忠良，无恶不作，祸国殃民的罪恶生平，彻底批判秦桧叛国投敌，甘当内奸，勾结异族敌国，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汉奸行径！　　

　 　

　 　

第一章 被俘降金

　 　

　　一、拜师出仕

　　  秦桧（1090-1155年），字会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他出生于一个下级官员的家庭，父敏学，曾先后任湖州（今浙江湖州市）安吉县丞、信州（今江西上饶市）玉山县令、静江府（今广西桂林市）古县县令等官职。秦敏学有四个儿子，秦桧排行第三。

南宋初年的奸相汪伯彦未中进士时，曾接受徽州（今安徽歙县）祁门县令王本的聘请，到当地开馆教学，秦桧和他的兄弟都拜他为师，在他的门下读书。

秦桧小时就“天资狡险”[1]，又在汪伯彦那里学到了一套玩弄权术、搞阴谋诡计的本领。所以，当他在做太学生时，便阴一套、阳一套，表面上有时也乐意为大家做些事情，同窗要去出游，必“委之办集” [2]，但在暗地里又“善干鄙事” [3]。同学们觉察到他有这种两面派的行为后，都瞧不起他，称他为“秦长脚”[4] 。

　　 南宋初，汪伯彦曾当宰相，因专权自恣，投降误国，受到朝廷大臣们的猛烈抨击，宋高宗赵构在不得己的情况下才把他撤职。但后来秦桧任相，却利用职权，庇护其师，为其开脱罪责，并多次向高宗推荐和吹捧他的才学，致使这位民愤极大的罪人，复为知池州、宣州，任江东安抚大使，拜检校少傅、保信军节度使等官职。甚至在他死后，还被追赠为少师，“谥忠定”，备极哀荣。

由此可见，汪伯彦和秦桧之间，他们不仅在师徒关系上是臭味相投，一脉相承，而且在仕宦生涯上更是相依为命，狼狈为奸，秦桧“后日主和，即伯彦志也” [5] 。

　　 北宋政和五年（1115)，秦桧中进士，任密州（今山东诸城县）州学教授，后又中宏词科，由李邦彦“荐入馆职” [6] 。他进入宋朝官场，可说是平步青云，一帆风顺。

　　 秦桧进入仕途的时候，正值北宋徽宗赵佶在位。徽宗是历史上有名的荒淫腐朽的皇帝。他沉湎于酒色，迷信道教，宠信道士林灵素，在开封和各大城市都添修了许多道观。有方士对他说京城的东北角风水好，只是地势稍低，如能稍增高，则“皇嗣繁衍矣”[7] 。徽宗完全听信其言，大兴工役。后来，又在这里兴建穷侈极欲的万寿山。徽宗还酷爱书画、音乐。他画的《梦游化城图》，人物只有半指大，且有几千人之多，还有城郭宫室，鼓乐仙嫔，“云雾霄汉，禽畜龙马，凡天地间所有之物，色色具备” [8] 。这固然反映了徽宗在绘画上的艺术成就，但也暴露了他所梦寐以求的是腐朽享乐的生活。徽宗的书法也很好，所创的“瘦金书”，擅名于后世。由于他沉缅酒色、书画、音乐，很少过问政事，因此朝政腐败；他又重用蔡京、童贯、王黼、朱缅等人，将军政大权全部交给他们把持。

　　 蔡京、童贯等为投徽宗之所好，在苏、杭设置“造作局”，役使大量工匠为皇室造作各种奢侈品。后来又增设“苏杭应奉局”，专事搜罗各地的奇花异草，怪石巨木，运去京师，以供徽宗赏玩。凡民间有一石一木被看中，都要被抢走，甚至用拆墙拆屋的办法才能进行搬运。当时主持应奉局的朱缅等人，又借机大肆贪污勒索，中饱私囊。被掠夺的人民，中等的人家多被弄得倾家荡产，下等的人户还要卖儿卖女来供奉他们的需索。朱缅搜刮来的花石，还要用大量的船只运到开封，每十船组成一纲，称为“花石纲”，有的船只役使的民夫甚至多到数千人。老百姓被害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东南地区的广大人民，在备受骚扰、积愤难平的情况下，奋起反抗，爆发了以方腊为首的农民大起义。在方腊起义的同时，北方京东地区的农民，因不堪农田被“西城刮田所”刮为官田，因不堪日益繁重的赋税剥削，也爆发了以宋江为领导的农民大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先后都被北宋王朝镇压下去了，但它们都沉重地打击了北宋王朝的统治，使北宋政权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正当北宋王朝统治集团一天天腐烂下去的时候，居住在我国东北黑龙江流域和长白山一带的女真族，正在蓬勃地兴盛起来。逐渐强盛起来的女真族，长期承受辽王朝的奴役和压迫。女真族杰出领袖阿骨打在统一女真各部落的同时，领导女真人民开展了反辽的正义斗争，取得了节节的胜利。辽天庆五年（1115），阿骨打称帝，定都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县南），建立了金朝奴隶制国家。金天会五年（1125），辽王朝的天作帝被金俘虏，辽亡。

　　 金灭辽以后，新兴的女真奴隶主集团不但不肯把战争停下来，反而转向北宋发动了掠夺性的非正义战争。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金兵第一次分东西两路大举南下：一路由粘罕率领，进攻太原；另一路由斡离不率领，进攻燕京。南侵的两路金军，谋划要打到北宋的国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市）会师。然而，西路的金军，在太原城下则遭到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不可能再向南前进。但东路的金军，却攻下了燕京，又在北宋降将郭药师的引导下，长驱直入。南侵的金兵，到处烧杀掠夺，把俘虏去的劳动人民用铁索锁上，并在耳朵刺字，再转卖到西夏、蒙古等地作奴隶。女真贵族的侵略暴行，激起了北宋广大劳动人民的奋勇反抗，他们纷纷组织抗金武装，打击金兵，保卫家乡。

　　 面对金军的猛烈进攻，北宋一部分官僚地主也主张抵抗。因为金兵的入侵，也损害了他们的利益。金兵所到之处，不但他们的家财被烧掠，而且有些士大夫还作了俘虏。有些被关在云中，无法生活，有些则无家可归，“乞食于途”。金将粘罕怕他们生事，便以散米赈济为名，“诱三千人出城，令甲兵坑之” [9] 。这些情况，反映了他们和女真贵族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主战派以李纲、宗泽为杰出代表。但是掌握实权的大官僚、大地主统治集团，却害怕人民群众，甚于害怕女真贵族，因而他们主张向金乞和。投降派的总头目，就是徽宗和钦宗。

　　 当金兵南下的消息传到汴京时，徽宗惊慌失措。他虽然下了“罪己诏”，号召天下军民勤王，但又急急忙忙地把皇位传给太子赵桓（钦宗），自己带着蔡京、童贯等人南逃到镇江避祸。钦宗也和他的老子一样，十分害怕金兵，曾几次企图弃城南逃。金兵于靖康元年（1126）一月，渡过黄河，包围了汴京。本来就不准备抵抗的钦宗，这时便积极进行投降活动，几次派人到金营乞和。金军提出：索取黄金五百万两，白银五千万两，牛、马各万匹，缎百万匹，宋朝割让太原（今山西太原市）、中山（今河北定县）、河间（今河北河间）三镇，并要以亲王、宰相作为人质，才许议和。

　

　　 对于这些苛刻屈辱的投降条件，钦宗和李邦彦、张邦　昌等　君臣，都主张全部接受。但李纲坚决反对。他认为三镇是北方十余郡的屏障，要是割出去，宋朝如何立国？金人索取的金帛数目也太大，即便竭尽天下财物，也不可能如数供给。因而他极力主张坚守汴京，等待四方勤王之兵的到来，定然可以打败孤军深入的金兵。

　 　

　　 秦桧当时任太学正，他见有机可乘，便上了一封谈兵机四事的奏章，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他认为金将贪得无厌，只许割燕山一路为好；第二，他认为金兵奸诈，会伺机进击，守御不可松弛；第三，他建议钦宗召集百官详细讨论，选择其中的重要意见，登记在誓书上；第四，他认为金使前来，不能引进宫殿[10] 。

从这些建议看来，秦桧并不是积极主张抗击金兵的，至多也不过是消极地主守而己。在割地问题上，他的意见和张邦昌不大相同，但也有相似之处。此后，秦桧被任命为职方员外郎.

　 　

　　 在金兵包围汴京、国家危急的严重时刻，钦宗没有采纳主战派李纲的正确意见，却派康王赵构为军前计议使，令张邦昌为副，去金营为人质。当时，各地勤王兵已陆续到达汴京。于是，宋将姚仲平建议夜劫金营，生擒金将宗望．救回康王。他的这个建议，不仅得到了李纲的支持，而且此时钦宗也希望能侥幸取胜。但由于消息被泄露，金营有准备，结果宋军劫营遭到了失败。金将宗望乘胜派使者到宋廷斥责问罪，并提出要改换人质。钦宗为了乞和，完全接受了宗望的要求：把肃王赵枢送去作人质，换回了赵构和张邦昌，并下诏把三镇割给金朝，命礼部侍郎秦桧和程瑀为割地使。秦桧往河中，程瑀往河东。但由于李纲率领汴京军民积极备战，将士奋勇杀敌，各地来援的宋军又不断增加，而金兵孤军深入，宗望不敢久留，便乘机北撤。秦桧、程瑀等人为割地使也只到达河北就返回了汴京。

　

　　 秦桧回汴京后，得到翰林学士吴幵（jian）的赏识，经吴幵的推荐，“由此进用”[11]任殿中侍御史，升左司谏。吴幵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投降派，对于是否割让三镇的问题，当时“议者多主战守，惟南仲与吴幵坚欲割地” [12]。后来徽宗、钦宗二帝被俘，朝廷“士大夫救死不暇；往来贼中，洋洋自得者，吴幵、莫俦二人，路人所知也” [13] 。秦桧之所以受到吴幵的如此赏识，就是因为他与吴幵是一丘之貉。

　 　

　　 八月，金太宗（完颜晟）又以粘罕为左副元帅，宗望为右副元帅，再度发兵南侵，金军仍为东西两路进兵。这时的北宋，李纲等抗战派已被排斥出朝廷，投降派唐恪、耿南仲等人控制了朝政。他们无意抗战，一心求和。太原被攻陷后，金军东西两路合兵南下。钦宗惊惶失措，立即派康王赵构为使，王云为副，到金军宗望营求和。赵构走到磁州（今河北磁县）, 被知州宗泽劝阻，没有继续前往，返回留在相州（今河南安阳市）。

　　

　

　　 金兵再次渡过黄河后，金将宗望看透了北宋朝廷的软弱无能，故议和的条件比过去更为苛刻，不仅要求割让三镇，而且还要划黄河为界，把河东、河北之地全部归金，并扬言宋朝如不割让这些地方，立即就进兵攻打汴京。

　　 十一月，钦宗召集文武官员一百多人，在延和殿商讨对策，谏议大夫范宗尹等七十人主张“乞予之，以纾祸” [14] ，尤以范宗尹言最切，“至伏地流涕” [15] 。而梅执礼、秦桧等三十六人，虽认为不可，但态度并不坚决，当钦宗命黄门拿着范宗尹的奏疏向百官宣称“朝廷已有定议，不得异论” [16]时，秦桧等人便不再吭声了。就在这次廷议后不久，秦桧升为御史中丞。由此可见，他的态度和待遇，与当时屡遭贬黜的抗战派，并非一样。

　 　

　　[1] [2][3][4]《鹤林玉露》卷5，《格天阁》。

　　[5]《历代史论•宋史论》卷3，《秦桧主和》。

　　[6]《三朝北盟会编》卷220，引《中兴姓氏录》。

　　[7]《说郛》卷30，《寿山艮岳》。

　　[8]《说郛》卷13，《宋画》。

　　[9]《大金国志》卷6 。

　　[10]《宋史》卷473，《秦桧传》（《三朝北盟会编》卷27载《太学正秦桧论兵机三事》，与《 宋史•秦桧传》所载四事有不同）。

　　[11][13]《挥麈录•余话》卷2 。

　　[12]《宋史》卷352，《耿南仲传》。

　　[14][15][16]《三朝北盟会编》卷62。

　 　

二、“存忠”赵氏

　　

　　 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底，金军再次包围了汴京。不久，京城便被攻破。金兵纵火烧杀抢掠，把汴京城内的金银财宝搜括一空。最初，他们并不以搜括金银财宝为满足，还想夺取北宋王朝而代之，但又“惧民不听”，也顾虑悬军南下，占领州、县过多，“兵力不周，是自贻患也”，所以才不敢这样做。但是，又恐怕“他日赵氏必复兴”，于是又有“就城中别择贤人之议” 1 。金人为要另立异姓，便把徽宗、钦宗、亲王和后妃等人都扣押起来。

到靖康二年（1127）, 金朝下令废徽、钦二帝。在‘君为臣纲”的封建时代，士大夫把忠君的思想言行，看为是最高的道德准则，所以一听到二帝被废而要另立异姓的消息，同知枢密事孙傅便立即发动文武百官写了一封呈文送往金营，陈述当时在中外异姓中没有合适的人选，如果仓促册立，不但四方必然不从，而且宋金双方还会因此而造成兵连祸结，争斗没有止息之期，况且汴京经过两次搜刮之后，“公私所有，各已罄竭”, “难以立国”，请求金军班师，让北宋朝廷“退守偏方，以备藩屏”, 如能准许钦宗复位，所有“称呼位号，一听指挥” 2 。但这个呈文并没有送到宗望、粘罕那里，孙傅自己便又写了一封呈文，再次向粘罕等人请求，力主要是不允许钦宗复位，就在皇族中“择一贤者立之” 3 。这就是“存忠”赵氏的主张。很明显，这个主张，是把国家的存亡，看作是一姓之兴废，只要能保住赵氏的皇位，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向金朝屈辱称臣，甚至永为藩属。

　　

　　 尽管这样，金朝还是置之不理，它直接指令北宋投降派吴幵、莫祷等人催促百官，要他们“督举异姓”4 。其实，要百官推举异姓也不过是一种形式，粘罕他们早就看中了前宰相张邦昌，要立他作为金朝的傀儡皇帝。

　　 当时，钦宗的太子还留在汴京，宋统制官吴革请太子“坚避，以固国本”，又在启圣院设立赈济所，招募人士，“一日之间，至者万计”，并企图把这些人以军队的编制形式，组织起来，“且告急于王，及在外诸大臣” 5 ，约定日期，举行武装反抗。但吴革的这一主张，始终未能得到孙傅的赞同。因孙傅对于金朝还存有幻想，想乞求粘罕或“许国主归国，降号称藩；或立监国太子，以从人望；或选立赵氏近属” 6 。但是，这时粘罕凶相毕露，他限定日期要宋廷官员推立异姓，交出皇族，如不按期照办，就要举兵屠城。被扣押的钦宗知道这一消息后，更是害怕，立即写信给投降派徐秉哲，要他镇压京师人民，不准他们起来抗金，以免连累了他。同时，徽宗也是一样，他也写信要朝臣“速令太子出来” 7 。结果只好交出太子，送往金营。金将还要汴京群臣一同拥立张邦昌为帝，如有人敢持异议或藏匿赵氏者，以军法严惩。敌人虽然气势汹汹，但北宋许多官员仍不屈服于金军的威胁，当时要求辞官者就有四十余人，他们宁愿弃官，也不肯拥戴张邦昌为帝。

　　 粘罕等人见用硬的一套行不通，便改用欺骗与武力威吓相结合的办法来逼使百官就范。他们命北宋吏部尚书王时雍为汴京留守，要他到处张贴榜文说：“金人许推择赵氏贤者” 8为帝，并要他请文武百官到秘书省商议这一事情。

当文武百官到达后，秘书省的大门即被关闭，周围布满了全付武装的金兵。在这森严而恐怖的气氛中，范琼出面宣布：金王朝要立张邦昌为皇帝。文武百官这才知道上当受骗了。面对这种情况，有的人“唯唯而退” 9 ，也有不肯俯首就范的，其中有个太学生就说：“某等所见，意殆不然”。范琼怕其他的人也跟着他起来反对，‘即抗声折之”。王时雍更怕拖延时日，夜长梦多，又看到大家不肯写推举状，他就带头签写，于是文武百官也只好跟着他签写了。起初，虽有人流泪悲叹，但又不敢提出异议。后来，奉直大夫寇庠才严然厉声地说：“吾乃异议者，请如所令”。接着，朝请郎高世彬也悲愤地说．“吾请同行”。他们的抗议在同僚中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监察御史马伸当场对众官说：我们“职为争臣”, 怎么能够“坐视不吐一辞”？我们应当共同写一篇反对状，要求保“存赵氏”10 。

　　 秦桧这时官为御史中丞，他看见文武百官的反对态度，也听到属下马伸等人的慷慨陈词，自己作为御史台的长官，当然也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就独自地写了一纸状文送到金营。其状词的开头，首先表明：他写此状的目的，并不完全是为了尽忠于赵宋王朝，也是为了替金朝着想，并帮助你们权衡利弊。他还说：要提醒金朝注意的是，赵宋建国已有一百多年，统辖地区辽阔，子孙蕃衍，“号令一统”。张邦昌作宰相时，只不过是一个“附会权幸之臣，共为蠹国之政”, 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如果把他立为皇帝，天卞的英雄豪杰必然会“共起而诛之”，最终还是不能成为金朝的屏障和藩属。金朝如果不顾一切，一定要立张邦昌为帝，那么“京师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子可灭，而天下之宗子不可灭”。所以，他衷心地希望金王朝要深思熟虑，最好还是恢复钦宗之位，这样“实大金万世之利也” 11。这就是秦桧后来一再所吹嘘的，他在靖康末年如何不顾安危，“存忠”赵氏的事实真相。

　　

　　 实际上，秦桧在状文中虽已申明，他的反对状“非特忠其主也，且明两国之利害耳”12 ，但在当时仍是迷惑了许多人。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认为秦桧能“存忠”赵氏，就是一个难得的忠臣，假“使会之（秦桧的字）诚有此，而无绍兴再相，擅国罔上，专杀尚威，则谓非贤可乎”? “倘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13 ？当时粘罕虽没有接受秦桧的建议，但对他能为金朝的利益着想，则已产生了好感，并“心嘉其忠”14。

　

　　 金朝为要灭宋，在靖康二年（1127）三月就扶立投降派的头目张邦昌为大楚皇帝，命他统治黄河以南的宋朝旧域，统治了一百六十八年的北宋王朝至此灭亡。到同年四月，金军才北撤。北撤时掳走了徽、钦二帝、后妃、嫔御、亲王、宗室、文武百官共三千多人，还运走了搜刮来的大量金银、珠宝、古器物、天下州府图籍、图书、浑天仪以及百工、技艺、僧道、医卜等等，满载北去。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靖康之祸”。

　　

　　 金朝立张邦昌为傀儡皇帝，也只是权宜之计。他们打算先巩固对辽东和黄河以北地区的统治后，再作南侵，所以在他们北撤时，还“取秦桧及太学生三十人、博士正录十员”15 ，并明白地告诉他们说：“金国不要你们作大义策论，各要汝等陈乡土方略利害”。在太学生中，有些无耻之辈就争着拿起纸笔，“陈山川险易，古人攻战据取之由以献”16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当时粘罕等人之所以特别指名要秦桧前往，从表面上看其理由是说他“以废立异议，故取之”17。但实际上，是粘罕看了秦桧写的反对状后，不仅“自喜其为人”18 ，而且“心嘉其忠，与之俱归”19 。同时，使粘罕对秦桧产生好感的还有一件事，就是后来秦桧对人家所说的：他在靖康末年，与莫俦同在金营，当时由于粘罕怕赵氏他日复兴，要将宗室全部抓去，来个斩草除根，但又顾虑到“搜寻宗室，有所未尽”，忧心忡忡，不知怎么办？于是莫俦就先向粘罕献计，要他到“宗正寺取玉牒（皇族的谱牒），其中有名者尽行根刷，无能逃矣”。当时秦桧也在旁，他认为：莫俦这个计谋不好，因有的人家宗族繁多，大家虽有宗族之亲，但情谊却很疏远．有的人虽同姓，但他们的恩情还比不上异姓，他们平时既然不能共富贵，一旦有了祸患，就想“与之均，以人情揆之，恐无此理”。秦桧的确是老谋深算，乍听起来，他是不同意莫俦的意见，而其实他是婉转地指点粘罕：以单纯根刷宗室的办法，是不可能防止赵氏的复兴的。粘罕当然也听懂了他的意思，所以才说：“中丞之言是，由此异待之”20。

　 　

　　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系年要录》）卷2 ，建炎元年二月丙寅，

　　2 3同上，卷2，建炎元年二月丁卯。

　　4 5同上，卷2，建炎元年二月戊辰。

　　6同上．卷2，建炎元年二月庚午。

　　7同上，卷2，建炎元年二月辛未。

　　8 9 10 11 12 同上，卷2，建炎元年二月癸酉。

　　13《挥麈后录》 卷2。

　　14 19《鹤林玉露》卷5，《格天阁》 。

　　15系年要录》卷2，建炎元年二月乙亥。

　　16同上，卷2，建炎元年二月乙亥注引《遗史》。

　　17《三朝北盟会编》 卷81，靖康二年二月十五日。

　　18《大金国志》卷13。

　　20《挥麈后录》卷3。

　 　

三、变节降敌

　 　

　　 金兵北撤时，被俘去的北宋大臣，除御史中丞秦桧外，还有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何樐（实为上“卥”下“木”）”、同知枢密事兼太子少傅孙傅、资政殿学士签事枢密院事张叔夜等人。就这几个人来说，他们对待抗金和被俘的态度，也不尽同。

　　 被俘前，张叔夜是个主战派。在金兵第二次包围汴京时，他曾带兵前往保卫汴京，当时“勤王之师，无一致者，独叔夜以孤军入卫” 1 。到汴京后，他一连四天与金兵大战，英勇杀敌，“斩其金环贵将二人”2 。钦宗对张叔夜打胜仗，非常高兴，把他的事迹写好藏在腊丸内，派遣使者送到各地，号召各地官吏派兵入卫京师，但是“迄无赴者”。汴京城被攻陷时，他虽受了伤，“犹父子力战”3 。当钦宗出城到金营乞和时，他也极力劝阻。当粘罕要立张邦昌为傀儡皇帝时，他还写信给粘罕和宗望，请求“立太子以从同望”4。他被俘北去时，沿途宁愿挨饿，也不食金军的粮食，只是饮些汤水，以维持生命。走到宋金交界的地方，有人告诉他就要过界河了，他悲愤至极，“乃矍然而起，仰天大呼”，以后再也不说话了，到第二天，“扼吭死”5 。他以死来抗议金军的侵略暴行。

　　 何樐在宋金战争发生后，最初曾与抗战派一起，提出反对割地的主张。不过他并没有把这一主张坚持到底，当汴京城被攻陷后，他轻信敌人许和的诡计，和钦宗一起到金营求和，结果自己也成了阶下囚。当他被俘到金国后，总算还有点骨气，“仰天大恸，不食而死” 6。

　　 孙傅在钦宗被扣押到金营后，辅助太子留守京师兼任少傅，曾冒死一再上书给金人，反对立张邦昌为帝。当金将来索取太子时，他也表示：自己是太子的师傅，应当和太子同生死，金朝这次指名要我去，我当然要和太子一起前往，希望去后求见金朝二帅，当面斥责他们，或许事情还可转机。他的儿子闻讯前来看望他，不料却遭到他严厉的斥责。他说：叫你不要来，你又来了，我为国而死的决心己定，你再来也没有用了7 。他被俘到金国后，“终以不屈，卒于金国”8 。

　 　

　　 秦桧过去反对过割地，也反对过立异姓为帝，但这些都是为了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始陈此议，特激于一朝之谅”9 。当他一旦当了俘虏，受着严峻考验的时候，也就脱去伪装而原形毕露了。他“既至虏廷，情态遂变”10 ，变为金朝的狗奴才。其实，粘罕本来就看中了秦桧，对他已有好感，而今就更加信任他了。所以，秦桧到金朝后，却受着其他俘虏所不能得到的礼遇。

　　 连徽、钦二帝和其他宗室大臣在被俘北去的时候，都受尽了金兵的折磨。燕王赵俣因绝食死在路上，金兵用马槽来收敛他，马槽不够长，“犹露双足”11 。徽宗在途中口渴，也只能“摘桑堪食之”12。他们到达燕山府（今北京市）后，金朝怕宗室人多势众，难以对付，便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命宗室一千八百多人留在燕山府，按人口配给粮食，监视很严，使“宗室之死甚众”13 。至于徽、钦二帝以及其余的人，都被押送至金朝的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原来位极至尊的徽、钦二帝，当他们成了阶下囚时，一切都得俯首听命，任人摆布。他们被迫穿着素服去跪拜金太祖庙，又到乾元殿去叩见金太宗。金太宗封徽宗为昏德公，封钦宗为重昏侯。这种封与被封之间，意味着君主与臣属的关系，而这些封号，对徽宗、钦宗更是莫大的讽刺。他们在备受凌辱之后，被“移居韩州”14。宗室晋康郡王赵孝骞等九百余人，也徙“至韩州同处”15。金王朝对他们不仅在政治上百般凌辱，而且在生活上也极为苛虐，“仅给田十五顷，令种莳以自养”16 。但在当时的俘虏中，只有秦桧是唯一能得到特殊待遇的人。

　　 由于粘罕的推荐，金太宗对秦桧极为赏识。在流放徽、钦二帝及其他宗室大臣时，惟秦桧“不与徙”17，并将他赐给左监军挞懒为“任用”, “任用者，犹执事也”18。秦桧得到这样的知遇，自然受宠若惊，感恩戴德，便卑躬屈膝地投靠了金朝，依挞懒“以居”19 ，“谄事挞懒，顷心为之用” 20 。挞懒对秦桧，“亦厚待之”21。金太祖的四太子兀术，还专门宴请秦桧，而左右侍酒的人，也都是“中都贵戚王公之姬妾”22。秦桧变节投降后，和女真统治者的交情打得十分火热，他们主奴之间一场可耻的政治交易就这样开始了！

　　 自从金兵北撤以后，张邦昌的傀儡政权遭到人民的唾弃，也无法支撑下去。一般未被金兵俘去的北宋臣僚，仍希望重建一个赵氏政权。可是，在汴京的宋朝皇室都被俘走，只有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赵构此时还在济州（今山东巨野县）, 他是北宋皇室中仅存的近支，北宋巨僚们当然也就把他看成是赵宋皇位的合法继承人了。张邦昌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只好自请退位，于是仅存三十三天的傀儡政权，在一片唾骂声中垮台了。靖康二年（1127 ）五月，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重建赵宋王朝，改号建炎，也就是后来继续了一百五十二年（1127 一1279 ）的南宋王朝的第一个皇帝，史称为宋高宗。

　 　

　　 高宗即位的消息传到金朝，徽宗得知后非常高兴。他在被俘北去的途中，就希望康王能重建赵宋政权。他还在衣领中写了密信，交给宣赞舍人曹勋，要他秘密地从小道去找康王，要康王此后真的能够登上帝位，即“来救父母”23，并要曹勋告诉康王，如果他有“清中原之策”24，就放手进行，不要以他为念。但是事实上，徽宗并没有真正放弃他历来的投降主张，只是由于捱受不了痛苦的俘虏生活，才希望康王能够北伐，能够救他出苦海。所以，徽宗又以康王登位作为向金乞和的资本，借机写信给金左副元帅粘罕，与约和议。徽宗这封求和信，是由秦桧代笔的。

秦桧后来也供认不讳，他说：“向在北庭，代徽宗作书稿”25。在这封求和信中，秦桧以五代时契丹的耶律德光为例，认为他攻入汴京，灭掉后晋，把石氏宗室北迁，这样做的结果，契丹反而守不住中原地区，但得利的倒是刘知远建立了后汉。秦桧要女真统治者从这一历史事件中汲取经验教训，最好的办法，还是派一名被俘的宋廷旧臣南归，带着徽宗的亲笔信，劝说高宗“子子孙孙”向金朝称臣纳贡，这样才是金朝的“万世之利”26。

女真统治者虽没有接受徽宗的求和，但对代笔人秦桧能这样竭智尽虑地为金朝着想，却非常赞赏，“粘罕喜之，赐钱万贯，绢万匹” 27。而粘罕之所以重赏秦桧，当然也是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1《系年要录》 卷5，建炎元年五月乙巳拄引《吕中大事记》。

　　2 3 4《宋史》卷353，《张叔夜传》

　　5《系年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乙巳。

　　6《宋史》卷353，《何樐传》 。

　　7《宋史》卷353，《孙傅传》 。

　　8《系年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乙巳注引《林泉野记》。

　　9 10 20《鹤林玉露》 卷5，《格天阁》。

　　11 12 23 24《系年要录》卷4，建炎元年四月丁亥。

　　13同上，卷9，建炎元年九月庚子。

　　14 15 16 17 19 21同上，卷17，建炎二年八月。

　　18同上，卷38，建炎四年十月辛末。

　　22《金佗续编》卷20 ，章颖：《鄂王传》之4。

　　25《系年要录》 卷159，绍兴十九年四月戊辰。

　　26《三朝北盟会编》 卷211 ，引《北狩行录》。

　　27同上．卷220，《中兴姓氏录》 。

千古罪人---民族败类秦桧之南归为奸（2）　　

　 　

引用大量的史实证据全面地揭批秦桧奸险歹毒，残害忠良，无恶不作，祸国殃民的罪恶生平，彻底批判秦桧叛国投敌，甘当内奸，勾结异族敌国，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汉奸行径！　　

　 　

　 　

第二章 南归为奸　　

　 　

　　一、挞懒参谋

　 　

　　新建立的南宋政权，实质上是腐朽的北宋政权的继续。高宗登位之前，曾到金营作过人质，亲眼看到金朝统治者的野蛮暴虐，而今又看到徽、钦二帝被俘，在金朝过着屈辱痛苦的生活，宗室中的许多人又因不堪折磨而死去。这些都使高宗患有严重的恐金病，因怕再抗金，惹怒金人，又作俘虏，重蹈徽、钦二帝的覆辙。也因为要保住自己的帝位，只想南逃偏安，丝毫也不打算收复中原的失地。高宗的这些思想，后来在一次与秦桧的谈话中，曾有过赤裸裸的暴露。他说：在和金国打仗之初，我就知道“其必至于讲和而后止”，所以我平时“惟和好是念”1。这就清楚地表明，从南宋政权建立之初，妥协苟安就成为他的基本国策。所以高宗本人，仍是投降派的最高代表。他任命投降派黄潜善为中书侍郎，参预政务，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执掌军权。对于这两人，他言听计从。投降派仍居于左右政局的地位。但当时南宋政权刚刚建立，为要收买人心，高宗不得不起用主战派李纲做宰相。在任命李纲为相时，他又提拔黄潜善为右相。高宗真正所依靠的是黄潜善，而不是李纲。

　 　

　　李纲上任后，立即采取了抗金的防务措施，并荐用抗战派宗泽担任汴京留守（主持开封防务），张所为河北西路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副使。自北宋灭亡以后，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河北只失真定等四个府州，河东只失太原等七个府州，其余三十多个府州仍为宋军民所扼守，两河各地的军民和女真贵族侵略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他们激于义愤，组织武装，拿起刀枪，结寨自保，痛击金兵，各地都开展了英勇壮烈的抗金斗争。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活跃在太行山区由王彦领导的 “八字军”，活跃在河东地区的红巾军，活跃在河北庆源府（今赵县）的五马山义军，活跃在梁山泊地区由张荣领导的水军．此外，规模较小而结寨自保的，还“不知其几”2 。各地义军与金军不仅进行了大小数百次的战斗，而且屡败敌人，斩获无数。

　　北方军民的抗金斗争，不但沉重地打击和削弱了金朝的统治力量，而且也牵制了金军的主力，使他们不能从速整军继续南犯。李纲等主战派看到联结忠义民兵抗金的重要性，主张由南宋政府派官员到河东、河北组织和领导这些抗金力量。宗泽在开封也积极联络两河和陕西等地的抗金义军。许多义军都自愿拥戴宗泽，听从他的号令。当时士气大振，开封及其附近的防务也逐渐加强，金兵此时也不敢轻易来犯。这本来是件好事。可是，高宗对抗金义军却十分忌恨。他诋毁义军的抗金斗争，是 “假勤王之名，公为聚寇之患” 3，严禁官军支援义军。其实，他是想借金兵之手，来消灭北方的义军力量。高宗对于主张联络义军的李纲等人，也极端仇恨。李纲只当了七十五天的宰相，就被他罢免了。李纲的抗金措施，也全被废除。

　　不但如此，高宗和黄潜善、汪伯彦等人，还想放弃中原，从归德逃往扬州，金朝知道这些消息后，就于建炎元年（1127）十二月，再次兵分三路，从山东、陕西、河南向南宋大举进攻。但三路金军都遭到南宋各地军民的猛烈抵抗，这才迫使他们停止了这次攻势。

　　宗泽本想乘势率兵北伐，向高宗呈报了他的全面反攻计划，但被高宗拒绝：七十多岁的宗泽忧愤成疾，背上疽发而死。宗泽死后，由杜充担任汴京留守。他一反宗泽的措施，打击抗战派将领和义军，迫使原来接受宗泽号令的义军，都纷纷地离去。

　 　

　　南宋王朝最高统治集团的这些投降行径，为金兵再度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建炎二年（1128）秋，金军又南下，到第二年初即攻占了徐州，又由泗州渡过淮河，兵锋直指扬州。高宗听到这些消息后，急忙由扬州逃到镇江。金兵攻占了扬州，进行大肆掳掠、焚城后才离去。

　　高宗逃到镇江，惊魂未定，又由镇江逃到杭州，后再由杭州北上，进居江宁，改名为建康府。这时，高宗对于金兵的侵犯，更是畏之如虎，根本不敢抵抗，一心只想乞和。他写信给粘罕，哀求金朝答应他无条件投降。他在信中无耻地说：“今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 4 ，愿意“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亦何必劳师以远涉，而后为快哉！ ”5 真是一副十足的奴才相！ 高宗摇尾哀怜所乞求的，只不过是想保持一个金朝属国的地位，但金朝统治者并不理睬他。高宗落到这样的地步，连他自己也禁不住地哀叹说：自登位以来，为了求和，“卑辞降礼，无所不至”, 但金人还是“迫逐凌犯，未有休息之期，朕甚惮之” 6。

　　然而，高宗为要再次表示自己的降顺之意，于建炎三年(1129）九月，又派奉议郎直龙图阁张邵使金。张邵为使去山东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和金左监军挞懒会见，见面时挞懒却要他行下拜之礼。张邵反驳他说：你我都是南北朝臣，没有相拜之礼。但挞懒恼羞成怒，就把他扣押起来，送去密州（今山东诸城）。当时和张邵形成鲜明对照的反面事实是，秦桧投靠金朝以后，却成了挞懒军中的座上客，在张邵会见挞懒时就亲眼见到“前御史中丞秦桧在焉”7 。

　

　　南宋乞和不成。同年十月，金朝又以兀术为统帅，分兵数路，大举南侵。

　　这次南侵，挞懒带兵攻取淮东。过去秦桧为御史中承，对南宋的情况很熟悉，挞懒就利用这条走狗，“命桧以任用偕行”8。秦桧不满足于独身前往，还想带他的妻子王氏一同随行，似又摸不透金将的底蕴，夫妻俩便假装争吵。王氏故意大声地叫嚷说：“大金国以汝为任用，而弃我于途中耶？”9 因挞懒的住所和秦桧的住址相邻，挞懒的妻子一车婆听见争吵后，便过来相问。王氏把争吵的缘由告诉了她，一车婆即安慰她说：不用顾虑，金朝的法律允许家属随军。一车婆回家后，便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挞懒。挞懒要利用秦桧，对他当然不同于南宋的一般降将，也用不着扣留他的家属作为人质，所以就准许了王氏随军而行。于是，秦桧夫妻两人，便一同地为挞懒的侵宋卖力。

　　秦桧在挞懒军中为“军事参谋”，兼充“随军转运使”10。这次，挞懒先攻打楚州（今江苏淮安）。当时南宋的徐州守臣赵立，因在徐州城中势孤粮缺，就带领部下救援楚州。沿途遇上不少金军，且战且进，接连打了七次胜仗，才进入了楚州城。进城时，赵立的嘴为流矢所伤，不能说话，但他仍坚守岗位，以手指挥。将士们极受鼓舞，奋勇力战，其时楚州城内的军民总共不满万人，而挞懒所率领的金兵却有几万，一连攻城四十多天，仍不能攻下。敌人没有办法，只好退守孙村大寨，命骑兵抢掠杀害城中出来购买粮食和柴草的老百姓，并企图以这种做法来困死赵立的军队和城中的老百姓。

　　金军主帅兀术率领的一路金兵，从和州（今安徽和县）附近渡江攻打江浙，企图活捉高宗。高宗又急忙地从建康逃往杭州。当时负责长江防线的杜充投降了金朝，金将兀术才得以渡过长江，攻占建康，紧追高宗。高宗又由杭州逃奔越州（今绍兴），再从越州逃往明州（今宁波）到定海。在定海还未站稳脚跟，金兵又尾追而来，高宗赶忙又逃到温州、台州一带海面，在海上飘泊了三、四个月，才苟全了性命。金兵连续攻下了杭州、越州、明州、定海等地，践踏了繁庶的江浙地区。

　　另一路的金兵攻打江西、湖南，想活捉在洪州（今江西南昌市）的隆裕太后（哲宗废后）。这路金兵的一支打到抚州时，抚州守臣即秦桧的岳父“王仲山以城降拜”11。金人得到这条鹰犬，非常高兴，马上命王仲山的儿子王涣（实为“日”字旁）权知州事，令括管内金银赴洪州送纳”12。当金兵进犯袁州（今江西宜春）时，袁州守臣即王仲山的哥哥“王仲嶷亦降”13。在南宋军民浴血奋战的抗金过程中，不仅秦桧夫妻，而且连同他妻子的一家人，都成了这一抗金斗争洪流中的败类，当了金朝的狗奴才。

　　兀术这次统兵南侵，本要活捉高宗，一举消灭南宋政权。但是，金朝的后方受到黄河两岸义军的不断袭击，南宋军队和南方各地人民也奋起反击南侵的金军。金军在遭到重重打击之下，被迫在建炎四年（1130 ）二月，收兵北撤。

　　在金兵北撤途中，在镇江附近的黄天荡，遭到南宋浙西制置使韩世忠军队的包围，后来金军利用老鹳河故道凿成一条连接江口的大渠，才得以逃往建康。韩世忠以八千的军队，拦击兀术大军四一天之久，在南宋抗金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同时，岳飞也率领军队击败金兵于牛首山等地，乘胜收复了建康。正是由于南宋各地军民的英勇斗争，逃命海上的高宗才能够再回到杭州，南宋政权也才得以勉强地稳定下来。

　　建炎四年（1130）八月，挞懒以重兵攻城，兵锋甚锐，楚州形势，十分危急。赵立派人向南宋求救，宋廷虽派张俊、刘光世支援，但他们都畏敌怯战，拒不从命。当时只有岳飞的军队，应命驰援，但一旅孤军，也难以解救楚州之围。

　　楚州被敌军围攻了一百多天，城中情况极为困难，初时还有“野豆、野麦可以为粮”14 ，后来这些都吃光了，只有食草木、榆皮。但城中军民仍然毫不气馁，斗志昂扬。赵立和士卒同甘共苦，每次作战，必先士卒。而且，军纪严明，在战斗中如果有人临阵退缩，他立即就大声疾呼，飞马而来．将其斩首。因而“众畏服，亦乐为用”15。全城军民在赵立的指挥下，都誓死保卫楚州。

　　挞懒围城久攻不下，万分着急，奸贼秦桧则替他想办法，出计谋。他以自己贪生怕死之心来度楚州军民之腹，认为城中粮尽援绝，劝降的鬼计必定可行，于是他为挞懒写了一道“檄文”，妄想劝说楚州军民投降16。但楚州军民，誓死不降。他们决心战斗，与城池共存亡。在楚州城被攻破的前几天，赵立的头部被敌人的飞炮打中，壮烈牺牲。城中军民虽失去了主帅，但毫不动摇，又共推参议官程括为将，继续守战，一直坚持到九月底，终因寡不敌众，城被攻陷。但楚州军民仍是宁死不屈，“抑痛扶伤巷战，虽妇人女子，亦挽贼俱溺于水17。楚州军民的抗金斗争，真是可歌可泣！

　 　

　　1《系年要录》卷159 ，绍兴十九年四月戊辰。

　　2《宋史》卷360 ，《宗泽传》。

　　3《三朝北盟会编》卷115。

　　4 5《系年要录》卷26，建炎三年八月丁卯。

　　6同上，卷27 ，建炎三年闰八月丁丑．

　　7同上，卷28 ，建炎三年九月丙辰。

　　8 10同上，卷38 ，建炎四年十月辛未。

　　9同上，卷38 ，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注引《赵甡遗史》

　　11 12 13同上，卷29 ．建炎三年十一月丁卯．

　　14 15同上 ，卷37 ，建炎四年九月戊辰，

　　16《大金国志》卷13。

　　17《挥薼后录》卷9。

　 　

　 　

二、归宋奸计

　 　

　　兀术这次起兵南侵，虽被迫北撤，但女真统治者灭宋之心未死。而南宋军民抗金斗争的事实，又使他们认识到单凭军事力量，是不可能征服南宋的。于是，他们就改变了策略：（一）在天会八年（1130）九月，扶立早已投降金朝的南宋济南府知府刘豫为“大齐”傀儡皇帝，将中原和陕西地区交给伪齐统治，把它作为宋金之间的缓冲地带。（二）金军集中兵力攻取西北，图谋先夺取秦川五路（秦凤路、环庆路、泾原路，熙河路、鄜延路），然后从陕西进入四川，顺流而下，从而形成对南宋的迂迥大包围。（三）采用“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1的谋略。所谓“以和议佐攻战”, 其实“和议”是一种烟幕弹，是想诱惑南宋王朝放松警惕，丧失斗志，最后乘机一举而灭之，所以“和议”仅仅是金朝作为侵宋战争的一种辅助手段而已。所谓“以僭逆诱叛党”, 就是扶立刘豫为傀儡皇帝，给予高官厚禄，以此来引诱南宋内部的投降派，从中破坏抗金。金朝企图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措施，来达到他们在战场上不可能达到全部占领和统抬南宋领土的侵略目的。

　　为此目的，他们还派内奸打进南宋王朝。对此，金朝最高决策者于天会八年（1130）在“黑龙江之柳株”2 开会，会议的中心内容即是商讨如何才能灭亡南宋的问题。会上金太祖阿骨打的远房侄儿陈王兀室，担心“宋氏之再隆”3，可是单凭军事力量又“不可以威取”4，于是认为要想方设法从南宋内部进行破坏。他们又进一步地分析了南宋大臣们的情况，认为张浚等人“志在于复仇”5，韩世忠等人“则习于兵事”6，这些人“势难先屈”7，也不可能为金朝所利用。于是有人提出：只有派遣在金的宋臣先归，对南宋进行威吓，使之归顺，我们“佯不从而勉强听之”。大家觉得这计谋很好，但派谁合适呢？有人提出派遣张孝纯。粘罕认为不妥，他说：“此人在河东失节，人谁不怨，便去如何得位，得志，只有桧可用”8。他认为秦桧有见识，又能“尽忠”于金朝。他说：我喜欢这个人，才把他“置之军中”，不到半年，“其言皆验”，他不仅已经投靠了我们，而且还提出了“南自南，北自北”的策略。“若纵其归国，必是得志，可济吾事”9。其他人也觉得粘罕所说的话有道理。

　 　

　　秦桧自卖身投靠金朝后，的确不断用实际行动表明他是真心实意为其主子服务的。在楚州之战时，秦桧为挞懒劝降的目的虽未达到，但他的行为却表现了对金国主子的忠心。女真统治者在经过多次对秦桧“试之以事”10之后，认为“南臣贫薄，唯桧温实’11。也就是说，他们对秦桧经过多次考验以后，对他是完全信赖得过的。同时，他们还认为秦桧在靖康末年，给金朝上书请存赵氏，成为俘虏，在南宋朝廷里也留下了“忠义”的名声，是以“天下高之”12。有了这件迷人的外衣，送秦桧回去，就容易掩盖其内奸的真面目，而且还能取信于朝廷。所以，他们就把决策告知秦桧，“阴以桧约”13，要他回南宋后，“俾结和议为内助”14。即是要他南归充当内奸，从内部破坏南宋的抗金事业。秦桧当然非常乐意，结果女真统治者也就“纵之南归”15了。

　　为了使秦桧能安全回宋，女真统治者还作了一番筹划。秦桧的岳父王仲山有别业在济南，就在他的产业中取了一部分给秦桧16，作为路费等用，而且还帮他准备好船只，叫秦桧“乘船舰全家厚载而归” 17。建炎四年（1130）十月，秦桧带着妻子王氏、小奴砚童、小婢兴儿以及御史台衙司翁顺和亲信高益恭等一班随从，乘船满载着丰厚的财宝，从楚州投奔涟水军（今江苏涟水）丁襈（同“祀”字）水寨，恰好被丁襈的巡逻兵捉获。为了蒙混过关，秦桧还编造了一套谎言，说他是如何如何地杀掉了“金人监己者，奔舟而来”18，把自己装成一副英雄汉的架势。但丁襈的部将对秦桧的回来颇有怀疑，认为宋金两军对敌，秦桧哪有可能全家带着这么多的财宝，定然是金朝暗中派遣回来破坏抗战的奸细，“宜速诛之，以绝后患”19。但参议王安道、机宜冯由义都不同意这样做，他们极力保护秦桧，认为秦桧是钦宗时的中丞，如果杀掉了他，将来朝廷追究起来，对丁撰军实为不利。这样，秦桧才免了做刀下之鬼，被送回到行在。

　

　　秦桧回到南宋朝廷之后，继续捏造自己如何逃返归宋的谎言。但对秦桧的骗人鬼话，当时朝廷不少官员也不相信。他们提出了种种疑问，认为：第一，秦桧和何樐、孙傅、司马朴一起被俘拘禁，他们三人都不能够回来，为什么秦桧能够单独回来？第二，从燕山府到楚州二千八百里，在这样漫长的地带怎么会没有金人防禁？秦桧怎么能够逾河越海而又不被金人觉察？第三，秦桧自称是随军至楚州后乘金人不备而逃走回来的，那么最多也只能是一个人逃脱，但他怎么能够和妻子王氏以及一班随从一起逃回呢？第四．秦桧又说在涟水军时众将要杀他，是为要贪图他的“囊橐”之财，既然他有“囊橐”之财，又怎么会是逃回来的呢20？对于这一连串的种种疑问，秦桧是无法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释的。人们在议论纷纷之后，大家推测说：莫非秦桧在金朝“尝倡和议，而挞懒纵之使归”21乎？这些疑问和推测，都说明了不管秦桧是如何巧妙地伪装，终究也瞒不住人们雪亮的眼睛。

　　

　　1《大金国志》卷7 （《脚气集》也有相同内容的记载）。

　　2 3 4 5 6 7 同上，卷24。

　　8 9《脚气集》。

　　10 11 12《大金国志》 卷13 。

　　13 15《鹤林玉露》卷5，《格关阁》。

　　14《三朝北盟会编》卷220 ，《中兴姓氏录》。

　　16《系年要录》卷38 ，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注引《秀水闲居录》。

　　

　　17 19同上，注引《林泉野记》 。

　　18《宋史》卷473 ，《秦桧传》 。

　　20 21《系年要录》卷38 ，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注

　 　

　　四、被迫下台

　　

　　当时，和秦桧一起为相的还有吕颐浩。吕颐浩也是在绍兴元年（1131）九月，即在秦桧为相后的一个月，才被任命为左相的。和吕颐浩共掌朝政，秦桧却不能容忍。他为要“谋出吕而专政”1，就“多引知名之士为助”2 ，如胡安国等人。由于当时很多人为秦桧过去“存忠赵氏”的表现所迷惑，如向子忞在绍兴初就对胡安国说：和秦桧一起被俘而去的人很少有生存下来的，“独桧尽室而归，非大奸能如是乎？”但“安国犹以为忠”3 。他还认为秦桧“若得执政，必大可观”4。李光也认为“桧临难尝有不夺之节，欣然肯来，唯上所用”5。胡安国之子胡寅更认为“秦相死生不动，社稷臣也” 6。连抗战派李纲也书启赞扬秦桧“精忠许国”, “立大节于社稷倾危之秋”, “直谅公忠，久孚中外”7。可见，“桧之奸，可以欺贤人君子也如此”8。秦桧过去所写哀存忠赵氏”的状文，已成为他的护身符，也成为他炊世盗名的资本。正因这一缘故，所以当时不少有名望的所谓贤士，才肯与他合作。另方面，秦桧又竭力结党营私，培植私人势力，把他的亲信也安插到重要部门。当私人势力培植起来之后，秦桧又唆使其党羽向高宗建议说：“周宣王内修外攘，故能中兴，今二相宜分任内外”9。高宗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命吕颐浩率军在外，建都督府于镇江。而且还对秦桧和吕颐浩说：“颐浩专治军旅，桧专理庶务，如（文）种、（范）蠡之分职可也”10。

　　

　　秦桧把吕颐浩排挤出朝还不满足，又在绍兴二年（1132 ) 奏请高宗设置修政局，“自为提举，参知政事翟汝文同领之”11。设置修政局，秦桧美其名是为要“更张法度”12。但实际上，修政局的所作所为，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当时的监察御史刘一止就指出：“宣王内修，修其所谓外攘之政而已”，如今修政局所做的，竟是“簿书狱讼，官吏差除，土木营缮”13。但这些事，都不是当务之急。屯田员外郎曾统更是直言不讳，他对秦桧说：“承相事无不统”14，还要设置这个修政局来干什么？但是，对于这些意见，秦桧一概置之不理。他自己当然心中有数，设修政局“实欲夺同列之权”15。为了达到这个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就把自己的党羽“刻薄之士”，安插在修政局里。所以，后来才有人“议废修政局以摇桧者”16，正是这个道理。

　　

　　秦桧为相后的胡作非为，不仅大失众望，而且，朝官也甚为不满。和秦桧同领修政局的副宰相翟汝文，虽由秦桧推荐，但他为人刚直，不愿屈从，他对秦桧前几年被俘南归的历史，颇有怀疑，把秦桧看作金人的奸细。而且，他对秦桧的所作所为，也十分愤慨，认为秦桧做宰相后，“四方奏请填委未决，吏缘为奸”17，要求秦桧责成都司考核官吏政绩，“违者惩之”18。他自己还以身作则，“当印，凡讼诉直送所属，会六部者，不得过一日”。其部属因此而“惧，自力无复滞事”。在同僚中也有人讥讽他，翟汝文却耐心地向他们解释说：当前是处在战争时期，皇帝被俘，“四方奏报利害，刻不容发”，如果还以和平时期的方式处理公文就是“玩时废日”，就会“事失机会”。在高宗召见翟汝文时，他也向高宗奏请惩“治堂吏受贿者”。对于翟汝文的言行，秦桧既恨且怕，便想方设法要逼使他离职。于是，他就在高宗面前弹劾翟汝文“擅治吏”。翟汝文受到秦桧的弹劾，便“力求去”任，言官方孟卿又迎“逢桧意”，上章攻击翟汝文不该“与宰相不协”19。结果，翟汝文被迫离开了参知政事之位。

　　

　　当时反对秦桧的不仅是翟汝文，起居郎王居正也请求高宗质问秦桧：当初他曾自夸，如能任他为相，“数月，必耸动天下”20，至今他所做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事？而且，当时许多朝臣也把秦桧的所作所为归为二大罪状：一是“不知治体，信任非人”21，专以“苛刻为务”，使得“人心大摇”22, 怨声载道；二是把自己的私党，“布列要路”，同党之间，互相吹捧，异己之人，“力肆排摈”23。看来，众朝臣直接抨击的虽是秦桧，但实际上也间接地斥责了高宗，因如果不是高宗做他的后台，秦桧哪里敢这样地专横。

　　

　　然而，秦桧之所以党同伐异，实“欲倾吕（颐浩）而专政”，后来高宗也“颇觉之”，所以在绍兴二年（1132）四月，才下了一道“以戒朋党”24的诏令，并告诫臣下以后如有“朋比阿附，以害吾政者”，定要“严置典刑，以诛其意”25。可见，秦桧的植党专权，已发展到和高宗的专制统治也产生了矛盾，因而也引起了高宗对秦桧的不满。而且，在宋金媾和的问题上，秦桧也没有能够象高宗原来所期望的那样，迅速地达成和议。同时，南宋将领吴玠等人，在西线战场上又取得了许多新的胜利，军民抗金斗争的情绪也非常高涨。

　　

　　 　

　　因而，当秦桧“以河北人还金国，以中原人还刘豫”的计策一出笼，群情大哗．“天下之人，无贤愚，无贵贱，交口合辞，以为不可” 26。广大军民对秦桧所提出的所谓二策，都纷纷反对。正是由于民情激动，高宗怕因此而激起民变，所以他才丢车保帅。加之，由于此时左相吕颐浩已经回朝，他也怨恨秦桧把白己排挤在外，于是就和朱胜非、黄龟年等人结为一党，反击秦桧。即在绍兴二年（1132）八月，殿中侍御史黄龟年弹劾秦桧：“专主和议，沮止恢复”；“植党专权，渐不可长”27。接着，黄龟年又上书揭露秦桧自做宰相以来，“乃不顾国家，盗威福在己”, “阳为面从，退恃明比之奸，阴谋沮格”, “上不畏陛下，中不畏大臣，下不畏天下之议”，犯下了“欺君私己”28之大罪。正是迫于臣民群起的反对形势，高宗才罢免了秦桧的宰相职位，贬他为观文殿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

　　　 　

　　在罢免秦桧时，高宗也不得不列举了秦桧的罪状，一是阳奉阴违。罪责秦桧和范宗尹共同执政时，他明知许多事情不完善或不妥当，但从来不和范宗尹争议，而是‘私言于朕”29。而且近来，朝廷任命权邦彦为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朱胜非为提举醴泉观兼侍读，日赴朝堂议事，秦桧对于这些人的任命，皆“面从而称善”30，但退朝之后，却“与其党力攻之”31。二是植党专权。罪责秦桧“凭持其党，排根所憎，进用巨邻”32。三是没有政绩。罪责秦桧自夸要是任他为相只要有几个月，就可以耸动天下，但至“今无闻”33。四是和议误国。罪责秦桧拜相时所献的二策：“一则与南北士大夫通致家信；一则纠率山东、河北散群之人，愿归乡土者，差官管押前去，此何理哉　34”　？高宗为要表明自己并不赞成秦桧所提出的主张，还专门召见了兵部侍郎兼直学院士綦崇礼，并对他说；秦桧主张“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也是北人，那么叫朕将到那儿去呢？綦崇礼听后“请御笔付院，上即索纸书付崇礼”35。綦崇礼才把高宗所列举的秦桧罪状，写成“制词”, “播告中外”36，以示高宗“终不复用”37秦桧。

　　

　　但是，高宗和秦桧的政见难道真的不同，真的“终不复用”他吗？不是的。上述高宗所列举秦桧的前三点罪状，都是朝臣们早已指出而无法否认的事实．高宗只不过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加以承认而已。至于第四点的和议问题，后来的史实已作了回答，而且在绍兴十八年（1148）八月，高宗在一次和秦桧的谈话中，也完全说出了当时自己的心里话。他说：我记得你初从金朝归来，曾对我说，如想天下太平无事，必须实行“南自南，北自北”，这和我原来的想法是一样的，当时只是“梗于众论”，才没有马上实行38。这倒是实话。这些话，也暴露了高宗本人的两面派的丑恶面目。

　　　

　　1 12《系年要录》卷53 ，绍兴二年四月己卯注引《秀水闲居录》。

　　2《宋名臣言行录别集》卷2 ，《吕颐洁传》。

　　3 8《系年要录》卷124 ，绍兴八年十二月庚辰注引《吕中大事记》。

　　4《朱子语类》卷131，《中兴至今日人物》。

　　5《历代名臣奏议》卷286 。

　　6《斐然集》卷18，《寄张相》 ．

　　7《梁溪全集》卷114 《与秦参政书》. 卷130 《贺秦相公启》 。

　　9 10 11 13 14 27 33 36《宋史》卷473，《秦桧传》 。

　　15《系年要录》卷57，绍兴二年八月甲寅注引《龟鉴》。

　　16同上，卷56 ，绍兴二年七月癸酉。

　　17 18《宋史》卷372 ，《翟汝文传》 。

　　19引文见《忠惠集附录•孙繁重刊翟氏公巽埋铭》 。

　　20《宋史》卷381，《王居正传》。

　　21 22 23《系年要录》卷58 ，绍兴二年九月戊午。

　　24《宋史》卷362 ，《吕颐浩传》 。

　　25《系年要录》卷53 ．绍兴二年四月癸未。

　　26《朱子集》卷73 ，《戊午谠议序》 。

　　28《宋史》卷381 ，《黄龟年传》 。

　　29 30 31 32 34《北海集》卷7 ，《除秦桧侍受观文殿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依前通奉大夫食邑实封如故任便居住制》。

　　35 37 《系年要录》 卷57 ,绍兴二年八月甲寅.

　　38同上 , 卷158 ．绍兴十八年八月癸丑。

　　

千古罪人---民族败类秦桧之伺机夺相（3）　　

　 　

引用大量的史实证据全面地揭批秦桧奸险歹毒，残害忠良，无恶不作，祸国殃民的罪恶生平，彻底批判秦桧叛国投敌，甘当内奸，勾结异族敌国，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汉奸行径！　　

　 　

　 　

第三章 伺机夺相

　　　

　　金朝褒举

　　

　　当时秦桧虽被罢相，但高宗主张妥协投降、偏安江南，仍是南宋的既定国策。

　　 绍兴三年（1133）冬，金派使者李寿、王翊来议和，要挟南宋政府归还它所获得的伪齐俘虏及西北地区流移在南宋境内的人民，并要求以长江为界，把江北地区划归给刘豫统治。这些苛刻的条件，虽没有被南宋所接受，但金朝派使者来议和，这还是第一次。自高宗登位以后，曾多次派使者到金求和，金朝都置之不理，使者也被扣留，现在竟然派使者来宋，正说明金朝已开始丧失军事上的优势，并考虑要和南宋谈判了。原来绍兴元年（1131）十月，兀术亲率十余万大军猛攻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宋将吴玠、吴璘兄弟组织强弓劲弩分番轮射，连战三日，打败金兵，俘虏万计，兀术身中流矢，他败退时境况极为狼狈，以“至自髡其须发而遁”。自金军侵宋以来，还没有打过这样的败仗，此次从川陕进军的计划被粉碎了，此后深感“南军日强，惧不能当”1 。和尚原之战争后，宋金对立的形势，便继续朝着有利于南宋方面而不断地发生变化。

　　　

　　

　　绍兴四年（1134）二月，金将兀术、撒离合协同伪齐的刘夔，率军十万进攻仙人关〔今陕西凤翔西南）。敌人自持兵多势众，以为一定能够打败宋军。但这次进攻又被吴玠、吴璘打败了，宋军乘胜收复了过去陷入金人手中的秦川五路之凤、秦、陇等州，从此金兵有好几年不敢再进犯四川。由此，南宋的西部战线，也得到了稳定。

　　

　　 　

　　金兵虽然在仙人关吃了败仗，但是金朝的侵宋之心不死，敌人又把军事进攻的重点转移到中原战场。金朝一方面支持刘豫出兵南下侵宋，另方面，自己也不断派兵向南侵掠。但在这一战场上，金军、伪齐军也都没有得到什么便宜。绍兴三年（1133），敌人曾占领了在地理上“襟带吴、蜀”的战略要地襄阳，切断了南宋东南与四川的联系，不仅使“湘、湖之民亦不奠居”2 ，而且也使南宋偏安的政权又受到了直接的威胁。但是，岳飞在绍兴三、四年间，则屡次上疏，要求出兵收复襄阳六郡（襄阳府、郢州、随州、唐州、邓州、信阳军）。这一建议，不仅得到宰相朱胜非和参知政事赵鼎的支持，而且高宗为了保住长江防线，保住偏安政权，也同意了这一主张。在这之前，岳飞曾为南宋朝廷先后镇压了虔州（今江西赣县）、吉州（今江西吉安）等地的农民起义和流窜在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的“游寇”，因而得到了高宗的特别赏识。高宗不仅亲自召见了他，而且还特赐“精忠岳飞”的军旗，并把岳飞由通州、泰州镇抚使提升为镇南军承宣使、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驻军江州（今江西九江市）, 所以这一次，高宗就把收复襄阳六郡的重任，交给了他。绍兴四年（1134）五月，岳飞率领大军进发，只经过了两个月的战斗，就按预定计划胜利地收复了襄阳六郡。岳飞因此又被提升为清远军书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不久又被晋封为武昌开国侯，驻军鄂州（今武昌），担负防守中线战场的重任。从此，岳家军就一步步地发展为抗金的中坚力量，岳飞也一步步地成长为南宋的抗金名将。

　　

　　 　

　　宋军收复襄阳后，刘豫又怕又急，立即向金求救，请求派兵联合攻宋。绍兴四年（1134年）秋，金将兀术和挞懒统帅军队五万人，和刘豫的儿子刘麟、侄子刘猊合兵南犯。金军、伪齐军共七十多万。他们绕开岳家军的防线，以骑兵出泗州（今安徽盱眙北）攻滁州〔今安徽滁县），以步兵出楚州（今江苏淮安）攻承州，在几天之内，就分头渡过了淮水。在这次战斗中，迎敌的宋军都能奋勇作战，韩世忠的军队在大仪（今扬州西）、承州等地打败金兵，在庐州（今合肥）的金军偏师也被岳飞部将牛桌、徐庆打败而逃。

　　

　　

　　从前仙人关之役和岳飞收复襄阳六郡，以及这次韩世忠的大仪之捷，都显示出南宋经过前一阶段的抗金斗争，已锻炼出一批能征善战的将领和几支战斗力较强的军队。在襄阳大捷之后，岳飞曾上书高宗，要求一鼓作气，直捣中原。岳飞这一恢复故土的大计，显然与高宗妥协苟安的政策存在着很大的矛盾，高宗依然置之不理。其实，早在岳飞上次出兵之前，高宗就担心他收复襄阳会惹怒金人，会阻碍他的妥协投降政策的实现，所以他对岳飞的抗金行动则作了种种的限制，用“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的名义下谕给岳飞，声明这次出兵只是为了通使议和，限定岳飞收复襄阳六郡失地后，则不得再出兵越境，如敌人逃遁出界，则不得远追，也不得声言起兵北伐和收复汴京。而且，高宗对于绍兴四年（1134) 秋，金、伪齐合兵南侵的抵御，也非常消极。他虽然一方面派宋军将士进行抵抗，但另一方面又派吏部员外郎魏良臣、合门宣赞舍人王绘往挞懒处求和。临行前高宗还待别嘱咐他们说：这次你们前去不必用言语与金人计较，“卑辞厚礼，朕且不惮，如岁币、岁贡之类，不须较”3；他还要他们向金人作解释，这次南宋收复襄阳诸郡，只“因李成侵犯不已”4 ，别无其他用意。由此可见，尽管抗金将士浴血奋战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但高宗梦寐以求的还是妥协投降，只要能够议和，他就不惜卑躬屈膝，也不惜贡纳巨额的岁币。

　　　

　　

　　宋使魏良臣和王绘奉高宗的命令，过了大仪镇，先见到金将聂（口旁+锊右边）贝勒。聂（口旁+锊右边）贝勒质问他们：皇帝何在？韩世忠何在？宋朝有多少兵马？还别有用心地问到“秦中丞何在”？王绘郎告诉他说：秦桧现“带职奉祠居温州”。聂（口旁+锊右半边）贝勒又责问说：曾听闻秦桧作宰相，现被罢职，“非恐为军前所取故耶”？王绘又告诉他说：秦桧是作过宰相，但过了一年，他“坚欲求去”, 并非有其他原因5。经过了这样一番盘问之后，魏良臣等才被送到挞懒处。挞懒派团练使宵揭录、少监李聿兴来接头。会见时，魏良爪等又按照高宗卑躬屈膝乞和的旨意，不敢自称南宋，而只是说江南，言下之意无非是表明南宋愿意奉金朝为上国，白己仅是要求作为属国而苟存。因此，他们首先声言此来的目的是，“江南欲守现存上地”，每年愿意向金朝贡纳“银、绢二十五万匹两”6 。然而，和前次聂（口旁+锊右边）贝勒一样，宵揭录也特别问起“秦中丞安否”？并特意认为秦桧“此人原在北军中，煞是好人”7。魏良臣等人对他的回答如前。南宋派他们出使，高宗虽然也愿意屈膝称臣，但是金朝此时还不愿意立即与之和谈，所以过了一个多月，挞懒就打发魏良臣、王绘回南宋，临行时又再三地加以责难，指责南宋缺乏讲和诚意，“一面讲和，又一面令人来掩不备”, “终为将臣所误”。而且，还特意交代他们说：“本朝事体，秦桧皆知，若未信，且当问之”8。

　　

　　　　魏良臣、王绘这次出使金朝，先后见到过三个金将，他们三人都异口同声地问起秦桧，并别有用心地赞扬秦桧。聂（口旁+锊右边）贝勒质何南宋朝廷之所以罢秦桧相，是否是因为他从金军回去而对他有所怀疑；宵揭录有意褒扬秦桧是个大好人，挞懒更是要挟南宋必须信任熟知金朝情况的秦桧。所有这些，当然不是偶然的事。他们“数问桧，且称其贤，乃知桧之策出于虏意也”9 。这就表明了金朝对秦桧的下落极为关心，一再打听，同时也表明了他们对高宗罢免秦桧为相的不满。因秦桧被罢相，对于金人推行“以和议佐攻战，以儹逆诱叛党”的策略，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所以，他们一见到南宋的使者，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来发泄他们的不满，并特意褒扬秦桧。很明显，这是向南宋朝廷施加压力，要高宗重新任用秦桧，否则，宋金和谈就休想成功。

　　

　　

　　1《鹤林玉露》卷5，《格天阁》。

　　2《系年要录》卷75，绍兴四年四月庚子。

　　3 4同上，卷80，绍兴四年九月乙丑。

　　5同上．卷81，绍兴四年十月戊子。

　　6 7同上．卷81．绍兴四年十月己丑。

　　8同上，卷82，绍兴四年十一月辛未。

　　9《三朝北盟会编》卷220．《秀水闲居录

　 　

             

　　二、升枢密使

　

　　　

　　绍兴四年（1134）十二月，魏良臣、王绘回到南宋，在平江（今苏州）晋见高宗，立即转达了挞懒等人的意见，高宗当然非常重视。绍兴五年（1135）正月，他对大臣们说：“前宰执尝在朕左右，必知朝廷事”。于是便下诏令秦桧等人条陈“攻战之利，备御之宜，措置之方”1 。到二月，就令秦桧为资政殿学士。

　　

　

　　秦桧被罢相后，人虽在温州闲居，但贼心不死，仍在伺机有朝二日，图谋东山再起。有一次，仁宗朝宰相富弼之孙富直柔去见他，在言谈中偶尔说及富弼为相时，曾离开朝廷，出使河北，不料被人乘机进了谗言，等等。秦桧听后大有感触，忽然离开客人，掉手入内，很久之后，出来再三感谢富直柔说：蒙“荷见教”2。富直柔一时摸不着头脑，就问他见教何事？秦桧才说：“处相位，原来是不当起去” 3的。只此一语，即暴露了秦桧的心思。他时时都在研究如何耍弄权术，图谋再得相位。“后来所为，皆得之于此”4 。

　　

　　秦桧被起用为资政殿学士，这就为其东山再起迈出了第一步。于是，他就乘机而动，立即上了一道奏章。为了蒙蔽主战派的耳目，便故意投其所好，认为金兵擅长弓矢，应该“多造强弩神弓臂，以备攻讨。”果然，高宗马上就赞扬他说：“桧虽在宫祠，不忘朝廷”⑥ 。但是，狐狸的尾巴终究是隐藏不住的，就在上述之言的余音犹在的时候，秦桧又上疏陈说：自从宋金交战以来，“言战者专欲交兵，而彼己之势未必便；言和者专事恳请，而军旅之气因以沮。皆非至当之画”。大家知道，秦桧过去专主和议，反对抗金，才受到朝臣的弹劾而被罢相。这回他虽改变了一些言词，不敢公然重弹过去的老调，但还是攻击了主战派，认为他们的主张亦“非至当之画”。

　　

　

　　然而，什么才是“至当之画”呢？秦桧认为：“为国者自有正理”，并大言不惭地认为他过去所说所做的事，就是“正理”。这是明目张胆地在为自己过去的罪行翻案。他还说：他从金朝回来，就命刘光世写信给金帅，说明利害关系，“得地则归豫，失好则在金”人，没过多久，“敌果退师”。后来，他又派益恭去向金朝说情：“河南之地，自非金国所欲者，渊圣（指钦宗）所割河朔，既亦有盟约，岂敢睥睨？”而且，他还叫益恭告诉金朝，不应扣留南宋所派遣的使者，不然会使南宋不敢再派，经此说明之后，过去被扣的使者，也有一二人放回，“后所遣使，悉不拘留”。秦桧不仅故意把金朝与伪齐说成是毫不相关的两个政权，抹煞了他们之间所存在的主从关系，而且还把侵略成性的金朝统治者，美化为非常通情达理的恩人。只要他将自己的意见和双方的利害关系向金朝陈述清楚，他们就会采纳，不会南侵，南宋也无须用兵抗金。同时，他还别有用心地警告高宗，河朔地区，原是钦宗就割让给金人，双方订有盟约，不能收复。所以，在秦桧看来，现在刘豫和金将“提兵南向”，应该只伐伪齐，不可抗金，以“安慰强敌”。他的做法是，利用所俘金人，叫他们写信给金将，讲明南宋朝廷“止欲讨叛，而不敢轻犯大国”，只要金朝知道南宋“志在讨叛，而意不得已”，他们就会加以愿谅的6。

　　

　　

　　秦桧所陈述的意见和主张，正合高宗的主意。所以，就在秦桧上了这道奏章后的第二个月，即绍兴五年（1135）六月，他又被任命为观文殿学士、知温州。在秦桧知温州期间，尽管他十分无能，“碌碌无治声”7，可是高宗仍要再提升他。

　　

　　当时，南宋是赵鼎和张浚分任左右相。张浚是主战派。他看到此时南宋对金朝和伪齐的战争，不断地取得了胜利，洞庭湖畔扬么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又被岳飞镇压了下去，南宋政权也逐步地稳定了下来，于是他就向高宗建议：北伐刘豫，恢复中原。

　　

　　张浚以右相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的身份，在绍兴六年（1136）初，召集各路将领到平江商讨北伐大计。会议商定：韩世忠从承州、楚州出兵，夺取淮阳（今江苏邳县）；刘光世屯合肥，牵制伪齐军，张俊屯盱眙，互相策应；岳飞进驻襄阳，进取中原。这些计划，实际上是由岳、韩的军队为主力而发动总攻势的军事部署。

　　

　　会后，韩世忠随即率军从楚州渡淮北上，攻下了安徽宿迁，但在进攻淮阳时，因伪齐有重兵防守，金朝援军又到，也因韩世忠兵少，所以要求张俊出兵支援，但张俊不肯，结果战事不利，韩世忠只好暂时撤退。岳飞的军队进驻襄阳后，他在七月间出征，很快地就攻下了镇汝军（伪齐时的军名，北宋时称汝州，在今河南鲁山县）8、颖川（今河南许昌市东），并收复了虢州（今河南灵宝东）的卢氏、虢阳、朱阳、栾川四县，商州（今陕西商县）的上洛、商洛、洛南、丰阳、上津五县，以及伪齐占领下的顺州（北宋时称伊阳，在今河南嵩县）四县。他所收复的这些州县，包括了今陕南、豫西的大部份地区9。当时，岳家军已逼近了西京洛阳，岳飞本想乘胜北进中原，但高宗下诏要他班师。岳飞的军队，也因孤军无援，粮食不继，被逼中途撤回。结果，这些新收复的一部份州县，又得而复失。

　　

　

　　高宗阻止岳飞北征后，又进一步地重用秦桧。绍兴六年( 1136）七月，秦桧改知绍兴府。八月，高宗又迫不及待地召见了秦桧，而且十分亲切，“命坐赐茶”。接着，高宗就任命秦桧为醴泉观使兼侍读，行宫留守，参决尚书省枢密院事。从此，秦桧又得以参预朝政了。当时，张浚要部署北伐，劝高宗离开杭州，移驾建康。他认为东南形势，“莫重建康，实为中兴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则北望中原, 常怀愤惕，不敢自暇自逸”，而临安“僻居一隅，内则易生安肆，外则不足以号召远近，系中原之心”10。高宗接纳了这一建议。秦桧知道后，立即晋见高宗，毛遂自荐，说自己身陷敌国多年，“敌国诡计，稍知一二，贼豫狂谋，备见本末”，如能随驾前往，“可以备顾问”11。这些冠冕堂皇之词，乍听起来，似乎也有道理。其实，秦桧的用意是想借此机会，亲近高宗，掌握北伐军事部署，以便左右南宋的抗金政策。但是这次，高宗却没有立即答应他的要求。

　　

　　这次张浚的北伐部署和岳飞的军队北征，消息传到伪齐后，刘豫惊恐万状，急忙向金求救。此时金太宗已死，在位的熙宗，立即召集诸将商议。金朝领三省事宋国王宗磐认为：太宗之所以要立刘豫，是想望他能够“辟疆保境”，使金朝得以“安民息兵”。可是，刘豫“进不能取，又不能守，兵连祸结”，不但使我们达不到目的，而且现在再支援他，我们从中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熙宗听后，觉得这些话颇有道理，于是对于刘豫的请求，置之不理。但也派兀术“提兵黎阳，以观衅”12。实际上，这是坐山观虎斗，以便伺机从中取利。

　　

　　刘豫见金朝不肯出兵，只好自己征集了三十万大军，以作孤注一掷。绍兴六年（1136）九月，刘豫分兵三路南下：中路刘麟由寿春攻庐州，东路刘猊出涡口攻定远；西路孔彦舟从光州攻六安。东路军刚到淮东，便被韩世忠的军队所阻，西路军攻光州，也攻不下，只有刘麟率领的中路军，由淮西渡水到达寿春附近。

　

　　这时高宗正御驾到平江府，前线的紧张战局使他胆怯，不愿再向建康进发。随从在高宗左右的左相赵鼎对张浚的北伐大计，本来就有不同意见，“赵鼎专为守江之计，而浚力督诸将进之”13。所以，赵鼎也不想让高宗去建康。现在，他看到高宗有犹豫踌躇之情，便和签书枢密院事折彦质提出建议：“皇帝回銮，诸将守江”。

　

　　

　　当时，淮西是南宋刘光世和张俊的军防区。他们见到伪齐的军队，浩浩荡荡，来势汹汹，都很害怕，张俊准备放弃盱眙，刘光世奏称庐州难守，秘密申报赵鼎，“退保太平州”14。其时对于进犯的敌军，“自赵鼎以下，莫不构（树心加匈）惧，至欲移盱眙之屯，退合肥之师”15。因此，赵鼎就代刘光世奏请高宗同意，允许他从庐州退军。但宰相张浚得知这些消息后，竭力反对，并向高宗陈述说：如果放弃了淮南，长江之险与敌共，那么东南的半壁江山，也就难保了。高宗采纳了他的意见，立即御笔写了军令；“有不用命，当依军法从事”。于是，张浚便派人赶往传令，命刘光世带军急回庐州御敌。刘光世不得已才回军庐州。当时正好遇上伪齐军向庐州杀来，双方展开了激战。刘光世的部将王德、郦琼大破敌兵，刘麟所带领的伪齐中路军败退。当时，伪齐刘猊所带领的东路军，在藕塘（今安徽定远东）也被张浚派来的杨沂中援军，打得大败，纷纷投降。杨沂中乘胜又与王德合兵，追击刘麟至寿春南，敌军大败而逃。伪齐孔彦舟从西路围攻光州的军队，听到东路、中路两支军队都被打败的消息后，也急忙撤兵。这次，刘豫的三路进军，结果都被宋军杀退了。

　　

　

　　当刘豫的军队进攻庐州时，高宗和宰相赵鼎都怕张俊、刘光世的军队，防守不住长江下游，命岳飞率军支援淮西。当岳家军东下到达江州时，刘豫的军队已被打退，而南宋朝廷也急忙地命岳飞回军。由于岳飞的军队被抽调去支援淮西，至使襄阳等地前沿防线兵力不足，敌人以为有机可乘，便于绍兴六年（1136）十一月，金朝与伪齐又合兵南侵。岳飞军防区的各部将，都英勇杀敌。寇成在虢州打退了敌人骑兵的两次进攻，王贵在唐州北离何家寨四十里的大标木，也大败敌军主将、刘豫之弟五大王刘复的进攻。岳家军在何家寨取得了大捷后，又乘胜追敌至蔡州城下。这时，岳飞已回师鄂州，并立即挥师渡江，亲自督战，奋勇杀敌。敌人被迫撤军时，岳飞军因粮草不继，也从蔡州城外回师。刘豫派李成等率兵在背后追击，岳飞军队又在白塔、牛蹄（都在蔡州境）等地，把敌军打退。

　　

　　南宋军队虽一而再、再而三地打退了金兵和伪齐的进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但高宗仍然是念念不忘议和。要议和，就必须进一步依靠和重用秦桧。他在绍兴六年（1136）十二月下诏，名义上是要秦桧来平江（今苏州）奏事，实际上是要晋升他的官职。当时，右相张浚与左相赵鼎争权，张想把赵排挤出朝，再推荐别人来辅政。张浚志大才疏，喜欢专断，又为秦桧过去的表现所迷惑，认为秦桧在“靖康中，建议立赵氏，不畏死，有力量，可与共天下事”16。所以他就极力推荐重用秦桧。于是，在绍兴七年（1137）正月，秦桧又被任命为枢密使，授“恩数”,“并依现任宰相条例施行”17。

　 　

　

　　1《系年要录》 卷84， 绍兴五年正月己酉。

　　2 3 4《朱子语类》卷131 ，《中兴至今日人物》。

　　6《系年要录》 卷86，绍兴五年闰二月丁卯。

　　⑥ 同上．卷87．绍兴五年三月癸卯。

　　7《 三朝北盟会编》卷220 ，《中兴姓氏录》 。

　　8 9王曾瑜：《岳飞几次北征的考证》（《文史》第六辑）

　　10《系年要录》 卷102，绍兴六年六月己酉。

　　11同上，卷104 ，绍兴六年八月癸亥。

　　12同上，卷105，绍兴六年九月庚寅。

　　13同上，卷106，绍兴六年十月丙申注。

　　14《宋吏》卷3 69。《刘光世传》 。

　　15《朱子集》卷89 ．《少师魏国张公行状》 。

　　16《系年要录》卷107 ，绍兴六年十二月甲午。

　　17同上，卷108，绍兴七年正月丁亥。

　 　

　 　

　　三、乘机捣鬼

　　

　　秦桧任枢密使后，便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蒙上骗下，拨弄是非，乘机捣鬼，从中破坏抗金斗争。

　　

　　在淮西战役中，刘光世作战不力，临阵退却，平日又沉缅酒色，治军不严，张浚对他很不满意，要罢免他的职务。赵鼎反对，因而辞去相位。刘光世知道后，就主动上奏要求解除自己的兵权。高宗也批准了，并决定把他属下的官兵五万二千多人，马三千多匹，拨归岳飞统领。这样，就使岳飞的军队，一下子增加了一倍多，岳飞因此异常兴奋，亲自向高宗上了一道奏章，提出北伐收复中原的大计。高宗的决定和岳飞的北伐大计，秦桧却非常震惊，“忌其成功，沮之”1。秦桧探知高宗历来猜忌和防范武将，为要达到“沮之”的目的，便在高宗面前奏称“合兵为疑”2。这话果然生效，高宗听后马上改变了主意，于是本来要把刘光世的军队拨给岳飞指挥的事遂寝3。合军不成，岳飞的北伐大计，便不能实现

　　

　　事情还不止此。宰相张浚也害怕将领兵权过大，想将淮西军由自己所掌握的都督府来直接指挥，并决定由吕祉以都督府参议的名义去节制。对张浚这一措置，秦桧又从中加以阻挠。因张浚是抗战派的首领之一，又掌握着朝政大权，这对秦桧图谋再夺相权，是一个严重的障碍，要是张浚再直接掌握了淮西军，这就更为不利了。因此，秦桧就和知枢密院事沈与求，上奏高宗，非议“以握兵为督府之嫌”，请求 “乞置武帅”4。那么，由谁来担任武帅合适呢？“秦桧等奏：以王德为都统制，即军中取郦琼副之”5。

　

　　关于由谁来代替刘光世的人选问题，本来张浚曾征求过岳飞的意见，询问他可否以王德为都统制，以参谋军事兵部尚书吕祉以都督府参议的名义镇之？岳飞坦率地向他讲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王德与郦琼素来不相上下，要是一旦把王德升在郦琼之上，郦琼必然不服，他们一定会互相争斗起来，而吕尚书是书生，又不熟悉军旅之事，也难以服众。对于这些情况，当时秦桧是知道的，但他仍是别有用心地奏请高宗任命王德为都统制、郦琼为副都统制。在这个问题上，张浚和秦桧的用意是不同的。张浚虽不顾岳飞再三地申明利害，执意不肯把淮西军拨给他，要由都督府来统辖，并派吕祉去节制，但在他听了岳飞的意见后，对王德与郦琼之间的关系和矛盾还是看到了的，所以当他知道高宗要住命王德为都统制时，就立即提出了“以除王德不便”的反对意见。但是此时，已无济于事了。

　

　　到王德为都统制后，果然不出岳飞所料，郦琼不服，积怨日深。当郦琼把自己与王德的宿怨诉诸吕祉时，吕祉却高高在上，无动于衷，对于他们之间的矛盾，又不作任何调解。结果，在绍兴七年（1137）八月，郦琼不但杀了吕祉，而且还劫持所部四万人，叛投伪齐。因而，造成了淮西的局势甚为混乱，防务空虚，南宋也更直接地受到敌伪的军事威胁。当时之所以发生这一贻误军国的重大事件，作为宰相的张浚当然负有处置失当的责任，但秦桧却在暗中搞鬼，不过当时出面处置的不是他，而是张浚，所以张浚则被迫辞去了相位。秦桧从中既破坏了抗金斗争，又迫使主战派张浚下台，这就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

　　张浚辞相后，高宗本想用秦桧为相，但又怕群臣反对，就先试探性地征求张浚的意见，询问他谁当宰相合适？但张浚没有回答。高宗出于无奈，只好公开告诉他说：“秦桧如何？”6张浚也直言不讳地说：“近与共事，始知其暗”7。在这原则问题上，张浚知错能改，仍不失其为主战派的朝臣本色。因他过去举荐过秦桧，但经过这八、九个月来的共事，不仅发现了秦桧的昏庸与奸诈，而且也知道自己原来认错了人，所以这回才不肯再推荐他。其实，当时对秦桧有这种认识和看法的，不只是张浚一人，而参知政事张守也说过：他过去以为秦桧旧有德声，“今同班列，与之朝夕相处，观其趋向，有患失之心” 8，是将为天下深忧。因而，他还特别嘱托张浚，要求把他的意见，“力陈于上”9。正是由于大臣们的反对，高宗不得已才召回赵鼎为相。

　　

　　但在当时，秦桧还不知道事情的原委。他还得意忘形地以为自己任枢密使时，“惟奉张浚而已”10，并以为张浚“必荐己，退至都堂，就浚语良久”11。及至高宗派人催促张浚，要他呈上所拟召回赵鼎的诏文时，秦桧才发觉高宗所要任命的宰相不是他，而是赵鼎。因而．秦桧就公开怨恨张浚了。当时恰好台谏又弹劾张浚失职，高宗要把他流放去岭南。赵鼎赶紧约好同僚，并和张守分别上了数千言奏章，合力营救张浚，但“桧独无一语”12；而且，秦桧还用造谣诬陷的手法，离间赵鼎与张浚的关系。他对赵鼎说：“上欲召公，而张相迟留”13。赵鼎却信以为真。木来，赵鼎对秦桧是没有好感的，“赵公极恶秦之为人，不与通情”14。过去，张浚要推举秦桧并和赵鼎论及秦桧的为人时，赵鼎也说过：“此人得志，吾人无所措足矣” 15。但是现在，他对秦桧的看法和态度，却完全变了！

　　

　　

　　赵鼎复相后，高宗就对他说：现任宰执大臣，“去留惟卿”。赵鼎认为：“秦桧不可同去”16。这一意见。正合高宗的心意。但张守等大臣要求辞职，高宗都一一批准了，当秦桧也假惺惺地要求辞职时，高宗就劝慰他说：“赵鼎与卿相知，可以必安”17。因而，秦桧保住了枢密使的要职。此后，秦桧“在枢府惟听鼎”，自是赵鼎也“深信之”18。但赵鼎又怎么能够知道，秦桧用这种阿谀奉承的讨好做法，完全是为了骗取他的信任，后来连自己，也“卒为所倾”19。

　　

　　郦琼叛变后，宰相赵鼎和枢密使秦桧，就把张浚一年来在淮上的一切处置措施全改变了，“凡张公所为，一切更张”, “张公所用蜀中人材，一皆退之”20。本来由于张浚的积极主张，高宗已由平江进驻建康，现因“赵鼎、秦桧协议移跸临安”。李纲在江西听到这些消息时，立即上疏谏阻，认为不能“因一叛将之故，望风怯敌遽自退”，要是高宗御驾回临安，马上就会造成不堪的后果，即会引起“人情动摇，莫有固志，士气消缩，莫有斗心，我退彼进，使贼马南渡，乱臣附之”21。但移跸临安，正合高宗的本意，所以他对李纲的劝谏，置之不理。

　　

　　绍兴七年（1137）十一月，南宋被金朝扣留的使者朱牟派人回来报告说：粘罕等人相继死亡，金朝政局动荡不安。秦桧害怕主战派岳飞等人乘机要求收复中原，便故意蒙骗告慰高宗说：“陛下但积德，中兴固自有时”22。所谓以“积德”来等待中兴，真是荒诞绝伦！这些话，连高宗听起来都感到刺耳，也不得不反驳他说：也要有所作为，然后才“可以得志”23, “来春当极力经理中原”24。高宗说这些话，当时只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罢了！他那里是真的要有所作为，又那里有决心恢复中原呢？

　　

　　1金佗粹编搞》卷7，《行实编年》之4。

　　2 3《宋史》卷28 ，《高宗纪》五。

　　4《系年要录》卷111．绍兴七年五月乙丑．

　　5同上．卷111 ．绍兴七年五月甲申注引《张浚行状》。

　　6 7同上．卷113．绍兴七年八月甲辰。

　　8 9《宋史》卷375，《张守传》。

　　10《系年要录》卷108．绍兴七年正月戊子注引《林泉野记》。

　　11 同上，卷113，绍兴七年八月甲辰。

　　12 13 15 18 19《宋史》卷473，《秦桧传》。

　　14 20《朱子语类》卷131，《中兴至今日人物》。

　　16 17《系年要录》卷117，绍兴七年十月戊戌。

　　21《宋名臣行录别集上》卷1，《太师李忠定公》。

　　22 23 24《系年要录》卷117，绍兴七年十一月庚戌。

　 　

      

　　四、再复相位

　　

秦桧施用种种阴谋鬼计逼使张浚离开相位后，又阿谀奉承新上任的宰相赵鼎，实际上是为自己重新篡相夺权踢开绊脚石和铺平道路。以后他就等待时机。不久，这样的时机到来了。绍兴八年（1138 ）三月，高宗果然把秦桧从枢密使升迁为右相。高宗要再次任命秦桧为相，他既心怀鬼胎，又怕群臣反对。因张浚等大臣曾反对过秦桧为相，言犹在耳，如今要下达任相的制书，群臣又会作何反应呢？

　 　

于是在颁布制书的前一天，当赵鼎单独留下来奏事时，高宗就询问他：任命秦桧为相，“堂中必无异议者？”还询问说：“秦桧久在枢府，得怨望否？”1赵鼎当时因喝了秦桧的迷魂汤，对他非常信任，立即就回答说：“桧大臣，必不尔”2。他表示赞成高宗的意见，认为：决定任命秦桧为相的大权不但掌握在陛下手上，何况现在相位又空着呢。

　 　

高宗虽得到赵鼎的赞同，但他还是感到心虚。因过去秦桧罢相时，高宗曾亲笔批文：“秦桧不知治体，信任非人，人心大摇，怨声载道” 3。但为要堵住群臣反对之口，现在高宗却赞扬秦桧说：“秦桧秉德宽裕”, “忧国忘家，持心无二”, “蕴龟蓍先见之明，有松柏后凋之操，朕念朝夕之诲，必资左右之良”4。高宗出尔反尔，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

　　

　　高宗虽竭力把秦桧打扮为一个“秉德”“优国”、“持心无二”的“忠臣良相”模样，但在他任相的诏令刚一下达时，吏部侍郎晏敦复就忧心忡忡地议论说：“奸人相矣”5，他用短短的一句话，四个字，就把秦桧的为人本性和他当宰相后，会给国家人民造成怎么样的祸害，揭露得淋漓尽致，一目了然。而作为南宋最高统治者的高宗之所以不惜丧失自己的尊严，颠倒黑白，吹嘘秦桧，这是由于他在此时十分需要再次重用秦桧。

　　

　　原来，在绍兴七年（1137）十一月，金朝统治者因伪齐屡次发兵侵宋，都被宋军打得狼狈逃窜，感到立刘豫“为帝数年，无尺寸功” 6，便把他废黜了。在伪齐政权建立的八年中，对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赋敛及于絮缕，割剥至于果蔬”7 。老百姓对它的统治，恨之入骨。在废黜刘豫时，金朝统治者怕人民乘机而起，无法收抬，甚至还派金将兀术、挞懒等人，亲自带兵到汴京弹压。他们到后，立即就派士兵深入街巷巡逻，防止暴动，同时又宣布：今后不再征发人民为签军，不收免行钱、五厘钱，过去伪齐所立的“重法，一切削去，应食粮军愿归农者许自便”8。这些措施，无非是为了压制伪齐境内人民的反抗斗争，缓和当时的阶级矛盾。

　　　

　　但实际上，刘豫被废后，原伪齐的“淮北兵归正者不绝，今岁合肥度可得四五万众”9。原伪齐政府的官员，有的也奔走四散，有的则率领队伍南逃降宋，如：“伪齐知寿州宋超率兵民来归，蔡州提辖白安时杀金将兀鲁，执其守刘永寿来降”10。这些反杭斗争，使金朝“诸帅之在中都者，如居积薪之上”, “势之倾危，未有易于此者”11。这样，摆在金朝统治者面前的新课题是，应当用什么办法来处理原来伪齐统治的地区好呢？

　　

这时金太宗已死，熙宗在位。金朝内部两派的斗争，也很激烈。原来掌握军政大权的粘罕，已愤郁而死，朝政大权落在宗磐、挞懒等人手上。金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不仅削弱了它们本身的统治力量，而且长期斗争不息，“宗戚思乱”12，政局也动荡不安。因而，他们为巩固对北方的统治，挞懒等人主张把原伪齐统治的河南、陕西地区交给南宋，要南宋向金称臣、贡纳岁币，实质上也是要把南宋变为和伪齐一样的属邦。

　 　

于是，金熙宗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在这一年的年底，挞懒就送宋使王伦回国，要他带口信给高宗：“好报江南，既道涂（途）无壅（阻），和议自此平达”13。王伦还告诉高宗：金朝愿意归还徽宗梓宫（灵枢，徽宗在金朝已死）、韦太后（高宗生母）以及‘河南诸州”14。高宗听后，喜出望外。因为，早在绍兴七年（1137）的春天，高宗就派王伦去向挞懒乞求：“河南地，上国既不有，与其付刘豫，曷若见归”15。这已是明白地向金朝表示，他要和刘豫争做金熙宗的儿皇帝。现在金朝既然想满足他的要求，所以他欣喜若狂地说：只要金人肯答应他的讲和要求，其他一切条件都可以接受。

　

　　正是由于高宗为了求和，付出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所以他这次再任用秦桧为相，虽会招致朝臣们的非议，他也不计较其中的得失了。何况高宗还清楚地知道，目前挞懒掌握着金朝的实权，秦桧过去和挞懒又有特殊的关系，挞懒一直非常赞赏秦桧，对秦桧过去被罢相，曾表示过强烈的不满，如今要和金朝讲和，也就必须重用秦桧，否则金朝是不会答应的。因此，高宗非重新任用秦桧为相不可。由此可见，当时不仅高宗需要秦桧，而且金朝统治者更需要秦桧。因为只有他，才能忠实地执行高宗的屈和政策，也只有他，才能为金朝实现“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的既定策略。秦桧既受到高宗重用，又有金朝主子撑腰，他就更加有恃无恐了。此后，他之所以敢于公然不顾一切与金朝相互勾结，与高宗一唱一和，作恶为奸，大搞投降活动，其原委和底细就在于此。

　　

　　1 2 5《系年要录》卷118 ．绍兴八年三月壬辰．

　　3《挥麈录•后录》卷7。

　　4《三朝北盟会编》卷183。

　　6《金史》卷77，《挞懒传》。

　　7《系年要录》卷128，绍兴九年五月癸卯。

　　8 12《系年要录》卷117。绍兴七年十一月丁未．

　　9同上，卷118，绍兴八年二月戊午。

　　10《宋史》卷29 ，《高宗纪》六。

　　11《系年要录》卷120 ．绍兴八年六月戊辰。

　　13 14《系年要录》卷317 ．绍兴七年十二月癸未

　　15《宋史》卷371，《王伦传》。

　 　

千古罪人---民族败类秦桧之丧权辱国（4）　　

　 　

引用大量的史实证据全面地揭批秦桧奸险歹毒，残害忠良，无恶不作，祸国殃民的罪恶生平，彻底批判秦桧叛国投敌，甘当内奸，勾结异族敌国，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汉奸行径！　　

　 　

　 　

第四章 丧权辱国

　　

　　

　　屈膝媾和

　　

　　王伦从金朝带回许和的讯息后，不久又被派往金朝言和。到绍兴八年（1138）五月，金熙宗才派乌陵思谋和高庆随同王伦一起来宋议和。七月，南宋又派王伦赴金迎接徽宗梓宫，以及进一步向金求和。

　　

为了向金求和，为了蒙蔽群臣，为了制造舆论，高宗在接见金使乌陵思谋之前，装出一副非常悲痛的样子，他对大臣们说：先帝梓宫，果有归还之时，虽再等二三年，倒也无所谓，惟独太后年纪大了，我日夜思念，很想能早日相见，“所以不惮屈己，冀和议之速成也”1。

　 　

高宗搬出了封建儒学的孝道，来为他无耻的投降行为进行辩解。秦桧也唯恐群臣提出异议，马上附和说：“陛下不惮屈己，讲好外国，此人主之孝也”2。言下之意，无非是要群臣同情高宗为了孝道，不得已才屈己求和的，而且求和也不是什么坏事，只是要和金国“讲好”而已。

　 　

虽然高宗和秦桧一唱一和，费尽了苦心，但朝臣们听后，仍是群情激动，纷纷反对，他们反对的理由，简而言之，大致如下:

　　

第一，   要接受过去与金入议和和刘豫当儿皇帝的教训。

　 　

左宣议郎王之道认为：自靖康以来，国家就因议和而失策，结果以致微、钦二帝被俘，“百姓堕于涂炭，迨今十有四年，如今“尚不觉悟，再与金人议和，那无异是“引贼入家”3。而且，“金立刘豫于济南，岁责币三百六十万缗”4，刘豫如数贡纳，不敢少缺，一旦金人不需要他，就乘机用计谋把他废掉，现在金朝还是想“以刘豫畜我也”5。

　　

第二，   金朝今天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它只好用讲和的办法作为缓兵之计，他日必将再图南侵。

　 　

大臣们又进一步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自废刘豫之后，中原地区，“辽人与汉人上下不安，日夕思变” 6，金朝已无法控制。同时，金朝本身又“内讧外叛，互相猜贰，拥兵角立”7。军力日弱，签发而来的军队，“老弱尽行，人心乖离”8。他们想要继续南侵，也力不从心，于是只好“徐为后图” 9。

　　

第三，   金人所谓许还“河南诸州”，也是一个骗局，实际上是要坐收渔人之利。

　 　

枢密使王庶认为：宋金双方议和要以哪里为界呢？如果要以淮水为界，那么不但淮水以南的土地本来就是宋朝所有，而且“淮之外，亦有现今州县所治，如泗州、涟水军是也”，这根本不存在所谓归还领土的问题。如果要以黄河为界，那么这块东西四千里的土地，经过兵火之后，“白骨未敛，几无人迹”，金朝归还这样一些地方，每年所要索取的岁币，“无虑数百万”，而南宋政府又要派三十万的军队去屯戍，“数年之间，终于自毙”，但金朝却达到了“彼无所施为，而坐收成功”10的目的。

　　

当时南宋群臣不但从议论上纷纷反对，而且在行动上也加以抵制。

　 　

当金使乌陵思谋等人要来议和时，高宗、秦桧唯恐接待不周，特派权吏部侍郎魏矼当“馆伴使”，但魏矼坚决拒绝。他说．过去我当御史时，曾认为和议是不对的，如“今不可专对11。秦桧把他召至都堂，责问他为什么反对议和？他认为敌人不可信。秦桧埋怨他说：“公以智料敌，桧以诚待敌”。魏矼毫不客气地反驳秦桧说．“相公固以诚待敌，第恐敌人不以诚待相公耳”12。针锋相对，话中有话，驳得秦桧目瞪口呆，理屈词穷。魏矼不屈从，秦桧也没有办法，只好改派别人。

　 　

南宋朝廷要派使者到金朝议和，曾命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曾开写国书，也遭到曾开的拒绝。他推辞自己年高无能，学业荒废，“志力俱衰，凡有撰述，动系国体”13，担负不了这一重任。最后，他宁可辞去“兼权直职事”14, 也不肯屈从。

　　

尤其最使秦桧感到为难的是，手握重兵的将领岳飞、韩世忠等人，也坚决反对和议。

　 　

本来，刘豫被废后，岳、韩两位大将就不约而同地要求趁金朝无力控制中原之机，全师北伐，恢复故土。但南宋朝廷却置之不理。

　 　

后韩世忠的军队，移驻山阳（在楚州）．并派人和山东等地的抗金民兵联络，彼此约好互相支援，“宿州马秦”及太行山的民兵都拥戴韩世忠，愿意听从他的号令。可是，秦桧又惟恐他们的行动会阻碍和议，于是就急忙地命韩世忠的军队后撤至长江以南的镇江府，但韩世忠认为金人奸诈不可信，故人是企图用和议的办法来阻止宋军的北伐，因而他的军队必须驻守此地，以“蔽遮江、淮”15。结果，秦桧又碰了壁。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岳飞也到杭州朝见高宗，他不但痛切地陈述：“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而且还指责秦桧：“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16。正是由于韩、岳两位将军都反对议和，都斥责秦桧，所以秦桧就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图谋陷害韩、岳。

　　

　　1 11《宋史》卷473，《秦桧传》。

　　2 6 8 10《系年要录》卷120，绍兴八年六月戊辰。

　　3 4 5 12《系年要录》卷119，绍兴八年五月辛亥。

　　7 9同上，卷121，绍兴八年七月戊子。

　　13 14《系年要录》卷120 ，绍兴八年六月壬午

　　15《宋史》卷364，《韩世忠传》。

　　16《宋史》卷365，《岳飞传》。

　 　

      

　　独揽相权

　　

　　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时代里，江山成为私产，“朕即国家”，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它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或军事上，都拥有专权，可以把爵位、官职、财产和各种特权赏赐给任何人，也可以用无中生有的种种罪名处死任何人。高宗就大言不惭地对大臣说：“人主之权，在乎独断”1。老奸巨猾的秦桧，曾一度飞黄腾达，也曾一度被罢黜相，他对皇帝的权威，深有体会。所以，他这次再复相后，便汲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懂得了自己要想保住相位，独霸相权，按照女真主子的意旨办事，就必须首先稳稳地抓住高宗。

　　

　　 秦桧的阴谋主意打定之后，便绞尽脑汁，寻找时机。有一次，大臣们朝见高宗，议事已毕，群臣告退以后，他就单独地留了下来对高宗说：议和之事，臣僚们畏首畏尾，各持己见，这是不能决断大事的。假如陛下决意讲和，单独与“臣议，勿许群臣预”2，秦桧说这番话的用意，一来是要首先试探高宗，对于议和之事有没有因群臣的反对而动摇了决心，二来也是进迫高宗，如果真的想要议和，就必须把这一重任交给他全权处理，不允许大臣中的任何人加以干预。高宗也知道，今天的秦桧，已“挟金人自重”3，要是离开了他，议和就难以成功，自己梦寐以求的偏安江南的既定国策，也就难以实现。何况，金人在废刘豫之后，又故意地放出空气说：请“少帝（钦宗）来此住坐”4。这对于他的宝座，在心理上也是一种威胁。所以，高宗听了秦桧的话之后，就毫不犹豫地对他说：“朕独委卿”5。决然把议和的事，完全委任秦桧去办理。

　　

　　居于一人之下的秦桧，这时却担心高宗会中途变卦，他就请求高宗“更思三日”6，然后再作决定。过了三天，群臣退朝后，秦桧又单独地留下来，询知“帝意欲和甚坚”7。可是，秦桧唯恐高宗还会有反复，又对高宗说：“臣恐别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别奏”8。高宗也照样答应了。又过了三天之后，秦桧依然单独地留身奏事，这回确实深知高宗求和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了，于是他才在朝廷公然宣旨：今后要一心求和，不许臣僚再干预这一事情。

　　

　　奸相秦桧就是这样紧紧地抓住了高宗，不但从他那里得到了独揽议和的大权，而且还千方百计地排挤和他同居相位的左相赵鼎。

　　

　　赵鼎复相之后，对于抗金也‘无所设施”9。他把抗金的形势，比作人患了一场大病之后，身体虚弱，只宜“静以养之”。也就是说，抗金只能守，不能攻，如果要采取攻势，就“必伤元气”10。在他为相时，金朝曾派使者来南宋议和，朝臣纷纷反对，对此高宗又非常恼火。当时赵鼎就向高宗献计说：陛下屈己求和，完全是为了梓宫及母后，群臣以愤懑之辞纷纷反对议和，也是为了爱君，不必加之以罪。请陛下好好地和臣下说明，讲和诚然不是美事，只因梓宫及母兄的缘故，才不得已而为之。群臣见到陛下这样孝诚，必然也就能够互相谅解11。高宗果然采纳了他的意见，用封建伦理的孝、诚为理由，以压制反对求和的群议。赵鼎虽然主守，但是他支持了高宗的求和政策，因而也助长了投降派的投降活动。

　　

　　虽然如此，但是赵鼎还是认为：“假使金人与我河南之地，亦维严备江南”12。他主张在议和时，也要加强防守，才能保住和巩固偏安的南宋政权。这和以秦桧为一方的投降派，仍然是有区别的。当时，高宗、秦桧要以厚礼接待金使，命宰执大臣和他们“议事于都堂”，可是金使乌陵思谋却要逞威风，“欲宰相就馆中计议”13。赵鼎坚决反对，乌陵思谋无奈，只好到都堂相见。相见时，乌陵思谋又想以“客礼见辅臣，鼎抑之，如见从官之礼”14。这些，都是由于赵鼎能够坚持原则，才把金使的骄横气焰压了下去，迫使“思谋气稍夺” 15。再者，王伦要出使金朝，在临行前曾向赵鼎请示关于“议和后礼数”事，赵鼎认为：高宗登位已久，“君臣之分已定”，不能“更议礼数”16。关于宋金议和的地界划分问题，前次乌陵思谋来见赵鼎时，曾蛮横地说：“地不可求，听大金所与”17，因此，赵鼎又指示王伦：应当依照钦宗时旧约，以旧河为界（黄河旧道自山东滨县南入海），不能以新河为界（黄河改道后，自江苏清河县入淮）。同时认为：上述这二件事最为要紧，如果金朝不答应，“此议当绝”18。赵鼎能够坚持这些主张，可见他与高宗、秦桧的不惜屈膝称臣、不顾地界划分的乞和态度，是有明显的不同之处的。

　

　　正是由于赵鼎坚持了这些主张，使秦桧觉得不把他排挤出朝，对于他自己的投降活动始终是一个莫大的障碍。于是，秦桧就暗施鬼计．一方面，他推荐肖振为侍御史。肖振一上台，就上奏章弹劾参知政事刘大中，说他“不以孝闻于中外，乞赐罢斥”19。实际上，“其劾大中，盖以摇鼎也”20。肖振弹劾刘大中后，又四处放出风声说：“赵丞相不待论，当自为去就”21。一时之间，议论纷纷。今天有人说：赵丞相要求辞职。明天又有人说：赵丞相已搬上船去了。其实，这些谣传，都是“秦桧之属，以此撼之”22。另一方面，秦桧又施用两面派的手法，使高宗对赵鼎产生了恶感。原来，高宗有一个儿子，小时因病夭逝。金兵南侵，高宗败逃，在扬州因惊恐过度发生了生理变态，丧失了生育能力。此后，他选了宋太祖七世孙赵伯琮、赵伯玖入宫抚养。伯琮先封为建国公，原想选他作为未来皇位的继承人，高宗命赵鼎“专任其事”23。赵鼎曾请建资善堂（皇太子读书的地方），但后来赵鼎一度罢相，所有攻击他的人必“以资善为口实”24。可是到赵鼎复相后，高宗又下御札要封伯玖为吴国公，当时宰执大臣商议，都认为不妥。赵鼎也认为．伯琮所封的建川，只不过是一郡之地，而伯玖所封的吴，却是一个大都会，“恐弟之封不宜压兄”25。枢密副使王庶也认为：“并后匹嫡，此不可行”26。他们的用意，是要高宗取消这一决定。当时，赵鼎就对秦桧说：过去议论我的人，都以“资善”为藉口，今天我为了避免嫌疑，“公专面纳此御笔如何” 27？秦桧装得非常正经的样子回答赵鼎说：“公为首相，桧岂敢专？公欲纳之，桧当同敷奏”28。于是，赵鼎就约定秦桧、刘大中一起将札子进呈，但到时秦桧却不肯参加。赵鼎又对秦桧说：札子还是共同呈上为好。秦桧再次表示：“公为首相，桧不敢专，明日进呈”29。到第二天朝见高宗时，赵鼎先奏说．建国公虽然没有正式立为太子，可是天下都知道“陛下有子矣，今日礼数不得不异”30。此时秦桧“无一语”31，在高宗退朝群臣下殿时，枢密副使王庶对秦桧的奸诈行为就非常气愤，他对赵鼎说：“公错了”32。当时，秦桧因怕此会遭到群臣的非议，又有见不得人的阴谋，于是就说：“桧明日留身敷奏”33。但到次日单自朝见高宗时，他却说：“赵鼎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无子也，宜俟亲子乃立”34。阴险毒辣的秦桧，明知高宗丧失了生育能力，却故意说这些话来刺激高宗，使他迁怒于赵鼎。果然，赵鼎却因此事“拂上意”，而“桧乘间挤鼎”35。赵鼎被迫上奏章辞职。

　　

　　高宗之所以再次起用赵鼎为相，本来就是出于不得已的，在议和问题上，赵鼎所唱的调子和他也不完全合拍，在“储位”这一有关国家的“根本”大事上，又引起了高宗的反感。于是，在绍兴八年（1138）十月，高宗便把赵鼎罢相，令他出知绍兴府。

　

　　和张浚一样，赵鼎原先也是轻信了秦桧，和秦桧打得火热，经过这一段时期以来的共事，他对秦桧的为人才有所认识，但己为时太晚了。他对于秦桧的饯行，也只能以“不为礼，一揖而去”36，即以此来表示自己对他的憎恶而已！

　

　　 赵鼎既去，“桧独专国”37。南宋的朝政大权完全由秦桧一人独揽了。自高宗登位至绍兴八年（1138）的十二年内，“所用相凡十人，执政三十三人”，其中不论是主战派李纲、张浚，还是投降派黄潜善等人，“皆不久而去，规模数易”38。惟有这次秦桧独揽相权之后，因既得到高宗的特别信任，又有金朝主子作为后盾，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他死时为止，都一直窃踞着相位，专政持续了十九年。在他任相这样长的时期里，南宋朝廷内部投降派的气焰极度嚣张，政治也极为腐败。

　　

　 　

　　1《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月丙寅

　　2 3 5 6 7 8 23 24 26 30 31 34 37《宋史》卷473，《秦桧传》

　　4《系年要录》 卷117，绍兴七年十一月丁未

　　9 10 21 35 36《宋史》卷360，《赵鼎传》

　　11《系年要录》卷120，绍兴八年六月丙子

　　12同上，卷120 ，绍兴八年六月戊辰

　　13 14 15 17同上，卷120，绍兴八年六月丁丑。

　　16 18同上，卷121，绍兴八年七月戊戌。

　　19 20同上，卷122，绍兴八年九月丁亥。

　　22同上，卷122，绍兴八年十月甲戌．

　　25《朱子类语》卷131，《中兴至今日人物》。

　　27 28 29 32 33《系年要录》卷121，绍兴八年注引《稽山录》

　　38《系年要录》卷123，绍兴八年十一月癸未

　 　

       　　

　　党同伐异

　　

　　绍兴八年（1138）十月，金朝派张通古为江南诏谕使，肖哲为明威将军，携带金熙宗的诏书来南宋和谈。他们进入宋境后，要求所经过的州县守臣，不仅要象迎奉宋帝诏书的礼节那样，“具礼迎其书”，而且到了临安，还要高宗象金朝臣子那样，“再拜亲受之”1。这对南宋不仅是极大的侮辱，而且也充分地暴露了他们议和的实质。

　　

　　然而，对于高宗来说，只要能够与金媾和，就顾不得卑躬屈膝的耻辱。秦桧早已成为女真贵族的代理人，当然也唯主子之命是从。但是，对当时朝野的舆论，也不能不有所顾忌。为了试探群臣的反应，也为了议和之后要由台谏群臣来分担受谤和分任其咎，秦桧便建议高宗先下一道诏书。十一月，高宗果然下了一纸手谕，内容除了重弹过去所谓梓宫未还以及兄弟宗族未得聚会等儒家孝悌之道的老调外，还装出一副关心人民的嘴脸，说什么：由于“南北军民十余年间不得休息”2，不得已才屈己求和，讲和后老百姓从中也会得到好处，虽“常赋亦蠲减，以宽百姓”3。

　　

　　高宗虽然装出伪善的嘴脸，但是仍然欺骗不了群臣和老百姓，全国立即再次掀起了反对议和的广告，斗争比前次更为激烈。

　　

　　先是，朝臣们愤怒地揭露了金朝对南宋的侮辱。殿中侍御史张戒朝见高宗时，一针见血地指出：金使不称宋国而称江南，无非是袭用当年宋太祖对待南唐李氏的办法，把南宋看为藩属。李纲也责问说：金朝不称通问，而称诏谕，这究竟是什么礼节？当时群臣都极为愤慨，如司勋员外郎朱松、馆职胡珵、张扩、凌景夏、常明、范如圭等人，他们在上疏中义愤填膺地说：敌人要挟陛下行磕头之礼，自公卿、大夫、军队，以至全国老百姓，没有不扼腕表示愤怒的，那里肯听陛下做敌人的臣下呢！“天下将有仗大义，问相公（指秦桧）之罪者”4。再如，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韩世忠更是认为，现在“正当主辱臣死之时”，他“愿效死节，激昂士卒，率先迎敌”5！

　　

　　在群情激怒的同时，臣僚们还痛切地规谏高宗。他们认为：敌人用一个“和”字玩弄我们已经十二年了，他们就是用这个和字推翻了王室（北宋），松弛了边防，疲竭了国力，瓦解了将士的斗志6。今天无非又是假讲和，实际上不仅是重兵压境，以兵势威逼，而且还有贪婪无厌的需索，以耗费我们的财力，将使陛下先失天下人心，“坐致困毙，方为大举”，到时悔将何及7！枢密院编修胡铨更是慷慨激昂，他怒谏高宗说：国家是祖宗的国家，陛下所居的皇位，是祖宗的皇位，为什么要把祖宗的国家，变成敌人的国家，为什么要把祖宗的皇位，变成藩属的皇位呢？…… 即使没有知识的三尺儿童，要他向仇敌下拜，他都不肯而发怒；如今我们一个堂堂的大国，却相率而拜仇敌，连儿童的羞耻都没有，难道陛下能这样做吗？… … 如果陛下还不觉悟，费尽人民的膏血而不恤，忘记国家的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辱，把我们的国家当作敌人的仆从也心甘情愿，“就令虏决可和，尽如伦议，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8？这些“名正言顺”的严词，不仅揭露了敌人所谓议和的伪善，而且也戮穿了高宗所谓孝悌之道的实质。

　　

　　如果说，群臣囿　于　君臣之礼，对高宗的规谏在言词上还有所拘束，那么人们对于秦桧就毫不客气了。他们不但面斥了秦桧的奸相言行，而且还与他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例如，权尚书礼部侍郎张九成向来就坚决反对议和，秦桧却厚颜无耻地劝诱他说：“且同桧成此事如何”？张九成反驳他说：事情如果是好，我怎么会反对呢？我始终以为“特不可轻易以苟安耳”！秦桧又搬出他的投降哲学对他说：“大抵立朝须优游委曲，乃能有济。”张九成当众指责他说：“未有枉己而能正人”9！这一句话，气得秦桧的脸色都变了。

　

　　又如，枢密副使王庶七次上疏、六次面奏高宗，表示坚决不在议和文件上签押。无耻的秦桧就与他争论，王庶以严词讥刺他说：“公不思东都抗节存赵氏时，而忘此敌耶！”10这一句话，更是揭露了秦桧变节为奸的嘴脸。

　　

　　再如，秘书省正字范如圭也写信给秦桧说：靖康以来，女真贵族所杀戮的，不是将士的父兄，就是他们的子弟，将士们和金兵有血海深仇，恨不得将其肉“脔而食之”，而你对他们反而“爱信之如天属之亲，万口藉藉，扼腕忿怒，莫不归罪于相公”，你知罪吗？但秦桧却无耻地扬言说：他自己“欲济国事，死且不恤，宁避谤怨”？范如圭不但直截了当地驳斥了他的这些无耻谰言，而且还严厉地警告他说：你如果犯了众怒，陷君主于不义，那么你的遭遇恐怕不只是“怨谤而已，将丧身及国，毒流天下，遗臭万世”11！

　　

　　尤其是，胡铨上疏要求高宗应当斩秦桧的头。他的上书稿写好后，知道因此会招来横祸，犹“迟疑未上”，先拿给亲友们看，并征询他们的意见。其亲友有些胆小怕事的人，就劝阻他说．你有老母在堂，怎能做这样的事，“以其稿寸裂之”。但也有伸张正义的，就鼓励他说：你的书稿内容，“外间已籍籍传诵，庙堂计亦知之矣”，既然“书上亦得罪，不上亦得罪。书上而得罪，其去光华，不上而得罪，其去暖昧，且其祸恐甚于不上也”。他听了这些意见，更坚定了上书的信念，抱着舍身的决心，把母亲、妻子“托其所亲厚”12，毅然上书高宗。他在上疏中说：王伦本是一个无耻的狎邪小人，市井无赖，正是由于“宰相无识”，使王伦出使敌国，诱使陛下效法刘豫。内而百官，外而军民，众口一词，恨不得要吃王伦的肉。不过，王伦本不足道，秦桧身为心腹大臣，却想“导陛下为石晋”。而且，孙近也是由于趋奉秦桧议和，而做了参知政事。胡铨决然疾呼：“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请求陛下斩秦桧、孙近，王伦三人之首，悬挂街头，然后扣留金使，，责备敌人无礼，随即出兵问罪。那么，三军之士不用作战而自然勇气百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邪！”13胡铨的奏疏，义正词严，正反映了广大臣民的心声和愤慨。当时，宜兴的一位进士吴师古把他的奏文版刻出来，大量印发，杭州的吏民争相传诵，都人喧腾，数日不定。全国反对议和的呼声，更加高涨！

　　

　　高宗和秦桧却惊怒交加。高宗对秦桧说：“朕本无黄屋心，今横议若此”14。秦桧怕众怒难犯，也急忙“上表待罪”。但高宗那里会罪责秦桧呢？为了安抚秦桧，他还急忙下诏：“无罪可待”15。

      

　　但胡铨的上疏，正象一篇铿锵有力的讨敌檄文，影响极大。它不但在南宋境内轰动一时，四处传诵，而且也传到金国，“金虏闻之，以千金求其书，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盖足以破其阴遣桧归之谋也’。”16

　　

　　金朝不打自招，南宋的确也大有人在。在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不仅胡铨写出了“为中兴第一，可与日月争光”17的疏文，而且，金朝统治者“阴遣桧归”为奸的阴谋，又被南宋臣民所揭露。当时，御史中丞常同也面奏高宗说：秦桧自金朝回来，“受其大帅所传密谕，阴为金地，愿陛下察其奸”18。而且，还有人在树上贴出了一篇榜文说：“秦相公是细作”19。但是，死心踏地要和金朝乞和的高宗，却高踞皇位的宝座，内奸秦桧，又独揽了相权。臣民们的正义斗争，反而遭到了残酷的迫害。

　　

　　秦桧先进行诱逼。如礼部侍郎曾开上书反对和议，抨击秦桧。秦桧就把他召来，先“慰以温言”，后引诱他说：“主上虚执政以待”，企图以高官厚禄来诱逼他就范。但曾并立即反驳他说：士大夫“所争在义，苟非为义，高官厚禄弗顾也”。同时，他还进一步怒斥秦桧：你的职责应当是“强兵富国，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又引古谊折之”。但恬不知耻的秦桧，却反口相讥：“侍郎知故事，桧独不知耶”？过后，他还抬出高宗来威逼曾开说：议和之事，“圣意已定，尚何言”？不但如此，他还要倒打一耙，恶毒攻击曾开反对和议，是为要“取大名而去”。曾开迫不得已，只好又上疏高宗，请求对金要“严于为备”20。秦桧却不肯罢休，故意散布危言耸听，公然扬言讲和“事大，系安危”。此时，曾开已忍无可忍，就厉声怒斥他说：“丞相今日不当说安危，止合论存亡牢！”21秦桧听后，不禁失色。

　

　　又如吏部侍郎晏敦复当时也“力诋屈己之非”，秦桧怕他“不附己”，就指使心腹“啗敦复以利”。并对敦复说．“公若屈从，两地旦夕可至”22。利令智昏的秦桧，以为晏敦复必然也能为其利所动。可是秦桧万万没有料到，晏敦复也当场反击他的心腹说：“吾终不以身计而误国家，况吾姜桂之性，到老愈辣，请勿复言”23！秦桧一伙，始终都没有能够逼使他屈从。

　

　　不过，秦桧以高官厚禄的引诱手段，也勾结了一帮无耻之徒，来为他的投降活动效劳。他们奴颜媚骨地奉承秦桧，无非“姑为一身进取之资”24。如起居舍人勾龙如渊，就附和秦桧“主和议，力赞屈己之说”，当“外论纷然，群起以攻之，桧大惧”时25。他为要助纣为恶，就向秦桧献谋说：“相公为天下大计，而群说横起，何不择人为台官，使尽击去，则相公之事济矣。”26这条计谋的确非常毒辣，他要秦桧改组御史台，一拉二罢，把赞成议和的人拉进，把反对议和的罢官。于是，“桧大悟”，立即采用他的毒计，罢免了反对派的台官张戒等人。同时，升勾龙如渊为御史中丞；由于施廷臣一向力赞和议，也升为侍御史；由于莫将曾上疏附会和议，也“由寺丞而擢右史”27。这些人升官后，其职位“皆据要地”28。

　　

　　当任命下达后，“人皆骇愕”, “众论沸腾，方且切齿”29。兵部侍郎张焘立即上奏章揭露秦桧改组御史台的阴谋，他认为：勾龙如渊、施庭臣是庸人，莫将是奸人，秦桧把这些人选入御史台，以致“一台之中，长贰皆然，既同乡曲，又同心腹，惟相附会”。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变乱是非”，“紊国家之纪纲，蔽陛下之耳目”。他还认为：秦桧把这些人升为要职，尤其把莫将“由寺丞而擢记注，则自祖宗以来所未有”，要是此例一开，那些奸邪之徒，为求得高官要职，“倡和邪谋，终危社稷”。末后，他还请求高宗把这些人“特加斥逐” 30。当然，高宗是不会采纳张焘的建议的，但秦桧勾结奸党的阴谋，已被彻底揭露，公诸于众，因此，“秦桧患之”31。

　　

　　秦桧为了进一步打击和迫害那些不肯屈从的众官，使出更为恶毒的手段，他诬加各种罪名，将他们罢官或流放。王庶历来强烈反对议和，被罢去了枢密副使，出知潭州。他的职务，由秦桧的党羽参知政事孙近接任。对于上疏激烈反对议和的胡铨，秦桧更是恨之入骨。但由于他在臣民中具有特大的影响，秦桧就奏请高宗先下一道诏令，罪责他“狂妄上书，语言凶悖，仍多散副本，意在鼓众，劫持朝廷”32。然后将他罢官，送去昭州（今广西平乐县）编管。秦桧严惩胡铨，无非是要惩一警百，恐“言者不己”, “故白上下此诏，以戒谕之”33。但是，诬罪惩办胡铨的诏令刚一宣布，“给、舍、台谏及朝臣多救之” 34。高宗、秦桧“迫于公论”难违，不得已才将胡铨由“瘴疠地”的昭州编管，改为到广州监管盐仓。而且，还把当时刻印胡铨奏疏的宜兴进士吴师古，“送袁州编管”，令他“永不得应举”35。

　　

　　高宗和秦桧虽然可以利用他们手中所掌握的权力来迫害胡铨，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消除胡铨在臣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以及胡铨在奏疏中反对议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当胡铨被械押出发时，监登闻鼓院陈刚中写信为他送行，爱憎分明。一方面，他热情地歌颂胡铨“张胆论事，喜枢庭谋远之有人，身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另一方面，他辛辣地讥刺秦桧“屈膝请和，知庙堂御侮之无策”36。这就触怒了秦桧，“桧大恨之”37，又把陈刚中送去吏部，“差知赣州安远县”38。当时赣州（今江西赣州市）的安远，“地恶瘴深”，谚语有云：“‘龙南、安远，一去不转’，言必死也。”39。果然，陈刚中被贬到那里后，终于被逼害致死。

　

　　总而言之，秦桧之所以要逼害异己，勾结奸党，党同伐异，“大则窜逐，小则罢黜，虽举朝非之而不顾，至有一言迎合，则不次擢用” 40，其罪恶目的无非是为了向金投降。

　　

　　1《系年要录》卷123 ，绍兴八年十一月戊申注引勾龙如渊《退朝录》。

　　2《三朝北盟会编》卷185。

　　3《系年要录》卷123，绍兴八年十一月庚寅。

　　4 6 38 39《宋史》卷473 ，《秦桧传》。

　　5《系年要录》卷123，绍兴八年十一月壬辰。

　　7《系年要录》卷123，绍兴八年十一月甲午。

　　8 13 34《宋史》卷374 ，《胡铨传》。

　　9《系年要录》卷123 ，绍兴八年十一月丙戌。

　　10同上，卷123，绍兴八年十一月甲辰。

　　11同上，卷123，绍兴八年十一月辛亥。

　　12《鹤林玉露》卷17，《胡忠简上书》。

　　14 32引文见《系年要录》卷123 ，绍兴八年十一月辛亥。

　　15同上，卷123，绍兴八年十一月丁未。

　　16《鹤林玉露》卷6，《斩桧书》。

　　17《　胡澹庵　先生文集•评论》。

　　18《文定集》卷20，《御使中丞常公墓志铭》。

　　19《朱子语类》卷131，《本朝中兴至今日人物》。

　　20本段以上引文均见《宋史》卷382 ，《曾开传》。

　　21《系年要录》卷124，绍兴八年十二月戊午。

　　22 23同上，卷154，绍兴十五年十月戊子。

　　24 27 31同上，卷124，绍兴八年十二月丁丑。

　　25 26《三朝北盟会编》，卷186。

　　28 29《宋史》卷381，《晏敦复传》。

　　30《三朝北盟会编》卷187。

　　33《系年要录》卷124，绍兴八年十二月丙辰。

　　35《系年要录》卷126 ，绍兴九年二月乙亥。

　　36 37同上，卷123 ，绍兴八年十一月壬子。

　　40《三朝北盟会编》卷192。

　 　

　 　

　　四、无耻受降

　　

　　金朝为要迫使南宋屈服投降，在绍兴八年（1138）十二月，又派张通古、肖哲为使者到达杭州议和。

　　

　　当金使进入宋境时，南宋就派接伴使范同去迎接。在接见时，一拜，“再拜，问金主起居”1。军民们见到宋使卑躬屈膝的无耻丑态，无不痛心疾首地而纷纷流下了眼泪．人们到处议论纷纷，“士大夫有不可屈之言，诸大将有君辱则臣辱之说，咸欲奉兵以示威”2。当张通古、肖哲经过平江府时，知府向子諲就不肯以臣下之礼跪拜，并上奏章质问高宗说：“自古人主屈己和戎，未闻甚于此时”。他还力劝高宗“宜却勿受”3。内奸秦桧知道这些情况后，迫于群情的反对，既怕议和不成，又怕“物论咎己”，在金使来宋后，就请高宗派人和张通古等人商议，要求“改江南为宋，诏谕为国信”4。但金使到达杭州后，气焰十常嚣张，坚持要册封高宗为帝，只“先归河南地”5，其余的事待以后再作商议。

　

　　秦桧当然不敢违抗主子之命，“欲上行屈己之礼”6。这一消息传开后，整个临安城都沸腾起来了！军民们纷纷发出了“不平之语”，投降派“闻之有可骇者”。这是临安军民对秦桧主张无耻投降所发出的愤怒抗议！当时“上自大臣，下至百执事”7，为此事也都朝夕而惴惴不安，不少官员还因此而辞职。临安城中的老百姓，反对议和，群情激动，怒不可遏，终夜不能成眠。不止是临安，连临安附近的常州、润州〔镇江）、会稽（绍兴）等地，也是“民悉不安”8。在国家危难之秋，军民们都在关心宋金议和事态的发展。他们反对议和的高昂情绪，是无法平静下来的，“众心共怒，军士至汹汹欲为变，夜或揭通街，指桧为金谍”9，即在酝酿着兵变、民变。当时主管御前军马的杨沂中、解潜、韩世良等人去见秦桧，告诉他说：如果高宗向金使拜受诏书，行屈己之礼，“万一军民汹汹”，无法弹压，如何是好10？接着，他们又去御史台，问勾龙如渊说：现在三大将（韩世忠、岳飞、张俊）在外，如果他们责备我们，说我们是宿卫之臣，“乃令上行此礼，不知何词以对？”11连禁卫军的将领们，都认为“军民汹汹”，不知所为，既感到无法弹压，又害怕大将们的责备，当时军民反议和、反投降斗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投降派确实很担心，怕“此礼一行，或生意外之变”12。即便是反对议和的宫员，如吏部侍郎晏敦复也乘机警告高宗：军民不胜其忿，当年磁州人民反投降杀王云的事件，可能在临安重演。

　　

　　高宗听后，急怒交加，惊恐万状，立即下诏，欺骗军民说：这次金使前来，止是为要“尽割陕西，河南故地，与我讲和，许还梓宫、母兄亲族，余无须索”13。但他又凶相毕露，威吓军民，不得狂妄煽惑14。

　

　　高宗虽然下了诏令，软硬兼施，但秦桧还是唯恐高宗由于军民的反对，而中途变卦。故他又假意提出辞职，以激怒和要胁高宗。果然，高宗怒气冲冲而又不知羞耻地对群臣说：士大夫只为自身谋利，当初我被金兵追赶到明州时，虽对敌人跪拜百次，也没有人来过问。而秦桧素来主张议和，现在竟要辞职。他走了虽无妨，但将来金人只会怪我，哪里会怪秦桧呢！秦桧的辞职鬼计，果然应效。

　 　

　　为了蒙骗军民，缓和舆论，当议和将要签字揭榜时，秦桧又建议高宗任命李光为参知政事。高宗一时不知秦桧的用意，“不欲用光”15。秦桧就告诉他说：“光有人望”16。原来，李光在北宋末年曾坚决地参与反对蔡京、童贯等六贼的斗争，在南宋初年又积极地支持过李纲的抗金斗争，他不但在士大夫中享有较高的威望，而且当时又主张与金议“和而为自治之计”17。所以，秦桧要，“藉光名镇压” 18臣民。因而，秦桧才向高宗建议说：“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议自息。”19高宗当然听从他的鬼计了。

　　

　　可是，高宗、秦桧要完全接受金使提出的和议条件，感到还是有所为难。因高宗要在满朝文武面前跪拜接受金主的封册，这是骗不了人的；如果不跪拜接受，和议又难以成功。他们一时也想不出妥善的解决办法，秦桧就去找给事中直学士院楼炤商议，楼炤替他想出了一个鬼主意，他说：以“高宗谅阴（居丧），三年不言”之句以对20。也就是说，高宗正在居丧守孝期闻，不得行礼，可由宰相代理。当时，金使也知道南宋军民反对议和的情况，是以“惧而从”21。于是，高宗才不必亲自出场，由秦桧代他跪拜受降。在举行投降仪式时，又“命三省、枢密院使朝服乘马导素”22到金使馆中，在金使面前跪拜，接受金朝诏书，才完成了授受礼节。

　　

　　正是由于秦桧“首创和议”，才演出了这幕“致亏国体”的丑剧，“天下咎之”23。

　

　　到绍兴九年（1139）正月，南宋朝廷才正式宣布和议所达成的内容。丧权辱国，白纸黑字，其条款有四点：

　　

　　一、宋对金称臣；

　

　　二、宋每年向金贡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三、金归还原来刘豫统辖的河南、陕西之地；

　

　　四，金归还徽宗灵柩、韦太后和钦宗。

　　

　 　

　　宋金议和完成后，高宗、秦桧为要安定民心，为要粉饰太平，宣布“大赦天下”，而且，为了拉拢朝臣，还命百官进庆贺表，并给予加官进爵。

　　

　　尽管高宗、秦桧达到了向金乞和的目的，大庆其投降的“成功”。但广大臣民对议和的实质早已一目了然。南宋虽在名义上收回了河南、陕西之地，但在实际上却变成了金朝的属国，高宗也做了刘豫第二。高宗原先欺骗臣民说；金朝除了归还河南、陕西之地和归还梓宫、母兄亲族外，“余无所需”。如今却要向金朝贡纳巨额的银两和绢匹，“犹不以和议为未是”24。军民对于高宗，秦桧的这种欺骗行为，极为愤慨，“此人情所以汹汹也”25。

　

　　当时，左迪功郎监明州比较务杨炜就罪责秦桧：“专为误国之谋，倾心敌人”，犹唐代“李林甫，以盛美称禄山”26。杨炜罪责秦桧的刻画，倒是画出了奸相秦桧的丑恶面目。尤其是，抗战派的将领们为了反对宋金签订和约，他们在言行中都积极加以抵抗。岳飞在文武百官加官进禄中，所授予的新官衔“开府仪同三司”，他几次上琉，力辞不受，并沉痛地说：“今日之事，可忧而不可贺”，“不可论功行赏，取笑敌人”27。吴璘也拒不进呈贺表，并公然直说：璘等“不能宣国威灵，亦可愧矣，但当待罪称谢则可”28。韩世忠更是在洪泽镇设下伏兵，等待金使张通古等人经过时，“劫之，以坏和议”29。但走漏了消息，金使改变了路线，结果此计未能成功。

　　

　　1 4 5 6 21《宋史》卷473 ，《秦桧传》。

　　2《系年要录》卷124 ，绍兴八年十二月乙卯。

　　3《宋史》卷377，《向子諲传》。

　　7 8 12《系年要录》卷124 ，绍兴八年十二月丙子。

　　9《朱子集》卷93，《皇考左承议郎守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累赠通议大夫朱公（松）行状》。

　　10 11《系年要录》卷124，绍兴八年十二月庚午。

　　13 14同上，卷124，绍兴八年十二月丁丑。

　　15 16同上，卷124，绍兴八年十二月己未。

　　17 18 19《宋史》卷363，《李光传》。

　　20 22 23《系年要录》卷124，绍兴八年十二月庚辰。

　　24 25《高峰文集》卷9，《与秦相公》。

　　26《系年要录》卷125，绍兴九年正月乙未。

　　27《 宋史》卷365，《岳飞传》。

　　28《系年要录》卷125，绍兴九年正月丙戌。

　　29《系年要录》卷125，绍兴九年正月己丑。

　　

　 　

千古罪人---民族败类秦桧之葬送北伐（5）　　

　 　

引用大量的史实证据全面地揭批秦桧奸险歹毒，残害忠良，无恶不作，祸国殃民的罪恶生平，彻底批判秦桧叛国投敌，甘当内奸，勾结异族敌国，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汉奸行径！　　

　 　

第五章 葬送北伐　　

　　　　

　　一、贼喊捉贼　　

　　　　

　　由于王伦与金议和有“功”,绍兴九年（1139）二月，高宗赐他同进士出身、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接着，又任命他为东京留守，与金交割地界。三月，东、南、西三京及河南、陕西诸州郡，由金朝“赐还”南宋，这次和议才告完成。　　

　　　　

　　南宋为了表示格守和议，对于所收复的州郡，规定“现任文武官，各安职守，并不易置　1”　。不仅伪齐文武官吏的原班人马丝毫没有变动，而且后来还“以文臣为新复诸县令”2。这样，新收复的河南、陕西之地，根本就没有部署边防，也没有任何战备设施。高宗、秦桧还宣称：“大金割还河南故地，信义甚著”3。并下令禁止抵斥金朝的文字，想以此来束缚臣民的手脚，“使忠义之士，结舌而不得伸，忠良之将，缩手而不为用”4。而且，在南宋境内，他们还要“戢宇内之干戈”5。当时，京城留守郭仲荀曾请求增兵添粮，高宗却训斥他说．“朕今日和议，盖欲消兵”,“留司岂用多兵，但得二三千人弹压内寇足矣”6。由此可见，宋金议和以后，南宋已把国内的主要军事力量用于“弹压内寇”了。　　

　　　　　

　　对于高宗、秦桧的倒行逆施，当时许多臣僚都有异议。张浚上疏说：“人主奄有天下，非兵无以立国，未闻委质外国，可以削平祸难。”他恳请高宗要以“远而石晋，近而叛豫”7为戒。秘书省正字汪应辰在奏章中也说：宋金和议后，金人“竭取财物”，上自壮丁，下至鸡狗猪牛，尽括而去，他们哪里有“爱于我而不取哉？”他们又哪里有“悔过效顺之本意”呢？所以，我们应该“申戒边吏”,“宜各戒严”，以防“异时意外之患”8。其他朝臣也“皆言金人叵测”,“自古讲和，未有终不变者”，他们纷纷向朝廷提出了“预备之策”9。　　

　　　　

　　南宋朝臣们根据他们过去的经验教训所提出的对敌人的种种看法，很快就被实际情况所证实。高宗原先曾以孔孟的儒家孝悌之道来为其投降行径辩解，但在宋金和议签约后，他就把所谓孝道置诸脑后而沉迷于腐朽的享乐生活。范如圭见此，就面奏说：“两京之版图既入，则九庙八陵瞻望咫尺”,若不派使者去扫陵，怎能上“慰神灵，下萃民志”?！高宗听了他的奏议，才装着惨然的样子说：“非卿不闻此言，立命遣使”。秦桧过去曾一而再地颂扬高宗为行孝道才屈己议和，可是一当高宗接受范如圭的意见而要派遣使者去扫陵时，他又“益怒”范如圭“不先白己”10，并逼迫范如圭离开了朝廷（奉先人灵柩归葬故乡）。　　

　　　

　　不久，高宗不得不派赵士(左亻右褭，音同袅）和张焘去洛阳恭谒洒扫祖宗坟墓。他们回临安后，张焘就去朝见高宗，并上了一道奏疏，在疏文中不敢讲明（只是隐约地说到）陵寝全部被发掘和暴骨露尸的情况。高宗为了表示孝敬祖宗、关心祖坟，曾问到其祖墓的情况，张焘不敢正面回答，只是说：“万世不可忘此仇”。同时，张焘还奏说：前次金朝初废刘豫，中原地区“人情汹汹”，宋廷没有及时出兵收复故土，是“坐失机会”。现在，敌人又在淮阳作了很多竹筏和绳索，“黄河船尽拘北岸，悉为敌用”，以致黄河南岸的人民都没有敢渡河到北岸去的。而且敌人还非常狡猾，派了很多暗探前来分布在南宋境内，南宋的动静他们都知道得清清楚楚。而我们却下令禁止驻防的将领派遣暗探到敌境去，将领们也图省事，接到命令后，“遂不复遣”11。结果，敌方的情况，“我则漠然不闻”12。张焘认为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并建议高宗要“饬戒边吏，谨封疆，严守御，广耳目，明斥堠，先事而预防之，庶无后悔”13。张焘看到敌人在加紧备战，宋廷却麻痹松懈而提出的这些建议，“皆切中时务”14。　　

　　　　

　　但是，当时宰相的大权独掌在内奸秦桧一人手上。他对上疏揭露女真贵族终将破坏议和阴谋的官员，“悉加黜责”15。对加强战备的一切建议，“惟恐少忤敌意，故事皆不行16。原先，赵士(左亻右褭，音同袅）、张焘要去洛阳扫墓时，岳飞曾上奏高宗，请求准许他带着轻骑跟他们前去，借以窥察敌方情况，以便决定讨伐之策。秦桧知道这件事后，非常吃惊，但他又很狡猾，自己不直接出面，而是“白帝止其行”17。　　

　　　　

不久，王伦又出使金朝。当时兀术就秘密地对金熙宗说：河南之地是挞懒和宗磐割与南宋，他们必定与宋廷有勾结，现在宋使到来，“未可令过界”18。此时，金朝企图撕毁和议的阴谋，已是昭然若揭。当时，王伦的“云中旧吏”，隶属在兀术帐下，也秘密地来见王伦，告诉他兀术要图“谋挞懒”等情。于是，王伦就把这些情况向南宋朝廷报告，“乞令张俊守东京，韩世忠守南京，岳飞守西京，吴价守长安，张浚建都督府尽护诸将，以备不虞”。　　

　 　

高宗把王伦的建议拿给宰执大臣看，秦桧坚“持不行”，也不作防守准备，只是急催王伦北去19。后来，王伦到了金朝，又被女真统治者扣留起来。因此，朝臣们又纷纷上疏，要求加强战备。御史中丞廖刚建议：“请起旧相有人望者，处之近藩重镇”20，以加强防御。秦桧把朝臣们的上疏，诬为“外间有匿名书，诽毁朝廷”21，妄加以罪。他对于廖刚的建议，更是暴跳如雷地说：你“是欲置我何地耶？”22廖刚因这一建议，得罪了秦桧，被赶出了御史台。　　

　　　　

　　此时，连原先在签署和议时被秦桧所利用的李光，也已觉察到秦桧的阴谋，尤其当秦桧“议撤淮南守备，夺诸将兵权”23时，李光更看清了他的真面目，并与秦桧力争，认为敌人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备不可撤，桧恶之”24。李光还多次在高宗面前和秦桧争论这一问题，并直言不讳地揭露：秦桧“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盗弄国权，怀奸误国，不可不察”25。秦桧老羞成怒，必欲把李光赶出朝廷而后快，子是就指使其推荐的殿中侍御史何铸出面，弹劾李光“狂悖失礼”26，逼使李光辞去了参知政事之职。　　

　 　

　　尤其使臣民更为愤慨的是，凡是金人有所需求，秦桧都无不唯命是从。绍兴九年（1139）正月，金朝“知宿州赵荣以城来归”27。接着，“知寿州王威者，亦以城来归”28。女真统治者对于这两个人不等到割地就先归顺宋朝的行为非常恼火，“必欲得之”。秦桧知道后，立即就把他们送回金朝。韩世忠对秦桧这种为虎作伥的罪恶行径十分愤慨，立即写信责问秦桧说：赵荣、王威不忘本朝前来归顺，他们在金朝的父母妻子，已“悉遭屠灭，相公尚忍遣之，无复中原望耶？”29。无恶不作的秦桧，却无动于衷，置若罔闻，但他又怕韩世忠再次阻挠，赶紧谋令“荣、威自六合趋淮西而去”30。事后，他煞有介事地上奏高宗说“外间颇有异论”31，请求高宗下诏压制反对遣返的舆论。为要“箝制人言”，高宗果然下了一道诏令，反诬赵荣、王威“屡抗官军，及驱掠两州之罪。32 　　

　 　

　　　　

    南宋军民对秦桧卖国求荣的滔天罪行，极为悲愤，“故老含泣而望绝，黄河呜咽以流悲”33。人们无不痛心疾首，切齿痛骂，“桧之肉其可食呼”34！　　

　 　

在宋金对立的形势下，事实果然不出人们的所料，一纸和约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和平，委屈求全也决不会使敌人放下屠刀。加之，又因在绍兴九年（1139）秋，金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也非常激烈。金熙宗以谋反的罪名处死了挞懒，从而兀术、宗干等人掌握了大权。兀术始终反对把河南、陕西之地交还给南宋，并一直想以武力再夺回去。于是，在绍兴十年（1140）五月，金朝在“盟墨未干”、“血口犹在”的情况下，便撕毁了和约，出动了他们的全部兵力，由兀术为统帅，分兵四路，大举南侵。乌禄出山东，撤离合犯陕右，李成侵河南，兀术自带精兵十万，和孔彦舟、郦琼等叛将，直取汴京。　　

　 　

　　　

　　由于高宗、秦桧的倒行逆施，对敌人不加设防，对反对议和的人又加以罪罚，才致使这次金兵打来，原来伪齐的官吏又纷纷迎降。金军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又夺去了原来根据和议由金归还给宋的陕西、河南之地，继而进兵威胁淮南。　　

　　　　

　　金军这次大举南侵，对于一向极力宣扬金人“信义甚著”的高宗和秦桧来说，也是当头一捧。高宗无奈，也只好以“夷狄之人，不知信义”35的话来为自己打园。同时还发表文告，陈述兀术的罪状，并拟定赏格，声言有能生擒兀术者，封为节度使，“赐银帛五万匹两，田千顷，第一区”36。　　

　　　　

当时秦桧的处境更是狼狈不堪，因他做尽了坏事，不但民怨很深，而且朝臣也义愤填膺。资政殿学士提举醴泉观郑亿年是秦桧的亲戚，在签订和议后，郑亿年曾力挺秦桧说：“和好可久，愿以百口保之”37。金人这次败盟后，工部尚书廖刚就当面指着郑亿年的鼻子说：你过去以身家百口担保金人讲和，金人“今已背约，有何面目尚在朝廷？”38实际上，廖刚所说的话是双关语，既指责了郑亿年，又抨击了秦桧。秦桧当然也听出了弦外之音，“以为讥己”39，他虽然又气又急，但在当时还不敢发作，反而装出一副可怜相向廖刚求饶说：“尚书晓人，不当如是。” 40　　

　 　

秦桧由于作贼心虚，担心自己的“去就未可卜”41。但他也知道，“大臣皆不足虑”42，只怕高宗怪罪于他。为了摸清高宗的底蕴，秦桧就去找给事中冯檝，因冯檝在议和时曾上疏赞颂和议是“一举而兼备孝、梯、仁、慈之四德”43，受到秦桧的重用，秦桧一向对他也很信任。所以秦桧这次就对冯檝说：“未测上意，君其为我探之。”44第二天，冯檝就去朝见高宗。见高宗时，冯檝很狡猾地从侧面试探高宗说：现在金兵长驱直入，我们势必兴师，像张浚这样的人，应该把军事重任交给他。高宗听后，勃然变色说：“宁至覆国，不用此人。”45高宗的话，说得这样斩钉截铁，他宁愿亡国，也不起用主战派张浚。其实这也表明：金人虽败盟毁约，出兵南侵，但高宗妥协苟安的国策仍不改变。秦桧“闻之喜”46。　　

　　　　

　　再者，秦桧所举荐的御史中丞王次翁，为了报答秦桧对他的知遇之恩，凡可以为秦桧出力的地方，他无不尽力为之。这次秦桧处于危急之际，王次翁更是竭尽全力帮他的忙。王次翁去朝见高宗时，又热切地恳求高宗要保住秦桧的相位，他说：“前日国是，初无主议，事有小变则更用他相，后来者未必贤于前人，而排斥异党，收召亲故，纷纷非累月不能定，于国事初无补。愿陛下以为至戒，无使小人异议乘间而入” 47。高宗听之，深以为然。其实，大家知道，只要高宗妥协苟安的国策不变，他就必然依靠秦桧。高宗和秦桧是一丘之貉，他们只能是风雨同舟，相依到底！因此，“桧位复安，据之凡十八年，公论不能撼摇矣！”48。　　

　　　　

秦桧虽知道高宗要保护自己的相位，但他还必须在朝臣面前表演一番，才能蒙混过关。于是，秦桧一方面把自己打扮像极端痛恨降敌叛国贼的样子，贼喊捉贼。有一次高宗对秦桧说：金兵打来时，士大夫不能守节，望风投拜，极为可忧。对此秦桧深有体会，他立即回答说：靖康以来，卖国之人，皆蒙宽恩，若惩革之，当在今日。话说得怪好听，然而，一向极力庇护投降派的，正是高宗和秦桧自己。　　

　 　

秦桧的岳父王仲山因投降金人，被“除名编置”, “桧初蒙任，即奏令自便”49。秦桧妻子的伯父王仲嶷投降过金人，秦桧对他也有“复官之命”。对于作过金朝鹰犬的秦桧妻兄“王涣（实为‘日’字旁），与郡左正言”。辛次膺为此曾弹劾秦桧，认为此两人“投拜虏人，仲嶷不当复官，涣不当作郡官”，正因“桧极力营救”50之，而高宗竟也听之任之。　　

　 　

此时的秦桧却装出另一副面孔，要高宗惩革投降派，这显然是故弄玄虚，掩人耳目。因此，秦桧又装模作样地向“朝士”征询对敌的计策。秦桧的亲信张巨山于是就引《尚书》轻声地诵读说：“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于克一。” 秦桧“心异之”，但还不完全明白其中的意思，待众人退出后，就把张巨山单独留下，问他刚才所说的话的含义。张巨山就告诉秦桧：天下之事，各随时节，不可拘泥，过去相公与金人讲和，是当时应“当讲和也”，现在金人既败盟，“则曲在彼”，我们不得不应战，亦是“此时当如此耳”。因而，张巨山还为秦桧“策画召诸将为战攻之计”51。　　

　 　

秦桧大喜，认为张巨山的话很能为自己的投降行径辩解，于是秦桧就厚颜无耻地说：自己过去看到挞懒有“割地讲和之议”，所以赞成高宗主和，“取河南故疆”，这是“善德”，现在兀术败盟毁约，他又赞成高宗“吊民伐罪之计”，这也是“善德”52。秦桧的奸相嘴脸，不仅把自己的言行说成是一贯正确的，而且还把自己打扮成抗战派将领的样子，他慷慨激昂地向高宗表示：愿先至江上，谕诸路帅，同力招讨”53。　　

　　　　

　　老奸巨猾的秦桧，以为他这样一来，定然可以继续蒙骗群臣，掩人耳目。然而他所玩弄的这套自欺欺人的鬼把戏，一下子就被大臣们识破了。岳飞听了秦桧所谓“德无常师，主善为师”的骗人鬼话后，就无比愤慨，“恶其欺罔”，怒斥秦桧是犯了“面谩其主”54的欺君罪行。不过，秦桧因有高宗这把保护伞，终究得以“恃禄固位”，朝臣们对他也只能是无可奈何而已。　　

　　　　

　　1 5《系年要录》卷125，绍兴九年正月丙戌。　　

　　2《宋史》卷29，《高宗纪》六。　　

　　3《系年要录》卷129，绍兴九年六月壬戌。　　

　　4同上，卷125，绍兴九年正月戊子。　　

　　6同上．卷126，绍兴九年二月癸丑。　　

　　7同上，卷125，绍兴九年正月庚寅。　　

　　8同上．卷125，绍兴九年正月己已。　　

　　9 15 48《宋史》卷473，《秦桧传》。　　

　　10《朱子集》卷83，《直秘阁赠朝议大夫范公神道碑》。　　

　　11 12 13 14 16《系年要录》卷129，绍兴九年六月丁卯　　

　　17 54《宋史》卷365，《岳飞传》。　　

　　18《系年要录》卷129，绍兴九年六月乙亥。　　

　　19《攻媿（通愧）集》卷95，《签书枢密院事赠资政殿大学士谥节愍王公神道碑》。　　

　　20 22《系年要录》卷134，绍兴十年二月庚申。　　

　　21同上，卷134，绍兴十年正月辛已。　　

　　23 24 25《宋史》卷363，《李光传》。　　

　　26《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十二月辛酉。　　

　　27同上，卷125，绍兴九年正月甲午。　　

　　28同上，卷127，绍兴九年三月丙申。　　

　　29 30 31 32同上，卷131，绍兴九年八月乙亥。　　

　　33 34同上，卷129，绍兴九年六月丁卯注引《龟鉴》。　　

　　35 36同上，卷135，绍兴十年五月戊戌。　　

　　37《三朝北盟会编》卷200。　　

　　38 39 40《系年要录》卷133，绍兴十年五月辛丑。　　

　　41 42 44 45 46同上，卷136，绍兴十年六月丙午。　　

　　43同上，卷124，绍兴八年十二月乙卯。　　

　　47《宋史》卷380，《王次翁传》。　　

　　49《宋名臣言行录•别集》卷6，《黄龟年》。　　

　　50《三朝北盟会编》卷180。　　

　　51《朱子语类》卷131，《中兴至今日人物》　　

　　52 53《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甲辰。 　　

　 　

　 　

　　二、废于一旦　　

　　　　

　　兀术在这次南侵前，曾把南宋叛将郦琼召到军中，征询他对“江南成败”的意见。郦琼说：江南的军队都是败亡之余，又没有良帅，怎能敌我？而且南宋又是秦桧当国用事，他是“亡国之大夫”，我们的大军一到，他们君臣就象吓破了胆，连哀鸣都来不及，好比被射中的惊弓之鸟，听见了弦响，就会跌下来的1。叛将郦琼虽不了解秦桧的内奸面目，但他也看出了秦桧专权用事会造成亡国，这是有些道理的。不过，他对南宋军事实力的估计，却完全是错误的。兀术为了急于要用武力灭宋，听了郦琼的话后非常高兴，以为这次提兵南下，定然会马到成功。但当金兵重新占领了河南、陕西再进逼南宋原来的防线时，立即就遭到宋军的猛烈阻击。 　　

　　　　

　　刘锜的军队在顺昌（今安徽阜阳）大败金军，赢得了著名的顺昌大捷。　　

　　　

　　刘锜是新上任的东京副留守，他率领王彦旧部八字军（王彦已死）一万八千人，从临安走水路往东京去。在到达顺昌时，知道金军己破东京正要进入陈州（今河南淮阳）。他在顺昌守臣陈规的支持下，坚守顺昌，抗击金军。八字军士气昂扬，将士互相鼓励说：今日当为国家破贼立功，妇女们也磨刀擦枪，准备战斗。刘锜下令凿沉船只，表示决不退兵，同时还把柴禾堆积在自己的家门前，决然告诉守卫的兵士说：“脱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敌手也。”2刘锜既有与金兵决一死战的勇气，又能以智斗敌。他抓住兀术傲慢地以为金兵用靴尖就可以把顺昌城踢倒的轻敌思想，利用金军远来、疲惫不堪以及天气炎热、人马饥渴等弱点，在颖河上流和草丛中撒下毒药，使金军人马大批中毒，在敌军战斗力大为削弱的情况下，趁机出击，大败金兵。这一仗，杀敌五千，把金军中号称长胜军的兀术三千牙兵（侍卫亲军）也杀得十去其七八。兀术不得已才拔营退兵，顺昌解围。顺昌之役，兀术不仅在军事上遭到惨败，而且在士气方面也受到沉重的打击，于是“金人震惧夺魄，燕山珍宝尽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3。　　

　　　　

　　入侵陕西的西路金军，也屡遭川陕宣抚使胡世将、右护军都统吴璘、都统制杨政等人的迎头痛击。敌人不得不退守凤翔，不敢再出兵攻战。于是，金兵原想侵占和尚原后再进取四川的计划也被挫败了。　　

　　　　

　　起初，金人败盟南犯，南宋朝廷再次面临覆灭的危险时，高宗虽然下令各军进行抵抗：“仰诸路大帅，各竭忠力，以图国家大计。” 4秦桧为了应付局面，虽然也假惺惺地表示自己愿意先至江上，谕示诸路将帅合力招讨金兵，并装模作样地规劝高宗，“相次劳军，如汉高祖以马上治天下，不宁厥居，为社稷宗庙决策于今日”5。但是，一到顺昌解围，东西两线都顶住了金兵的进攻，在局势有所和缓时，他们又原形毕露。高宗还是“以和议为主”6。秦桧更是进行破坏抗金的罪恶勾当。　　

　　　

　　本来在顺昌之役，金军已遭到沉重的打击，当时各路宋军也能齐心协力分兵出击，乘胜把敌人打退是完全有可能的。但秦桧知道金“元帅宗弼（兀术）之未败也”7。为了不让战局再朝着有利于宋军方面发展，秦桧就上疏高宗，要高宗下诏，令刘锜“择利班师”8。因当时金军还没有退兵，刘锜也没有执行命令。到后来金兵正要撤退，刘锜也正要“乘虚”进击时，“桧召锜还”9。致使宋军又一次失去了进攻的有利机会，“实可惜也”10。　　

　 　

　　这时，高宗、秦桧都怕惹怒金人，不许其他各路诸将乘胜进击，还特派朝廷的一些文官，“李若虚往鄂州军，周聿往建康府军，周矼往楚州军”，派他们分别到岳飞、张俊、韩世忠的军营中去，名义上是与他们“计议军事”，实际上是要他们阻拦三大将之“兵不可轻动” 11。　　

　　　　

　　李若赶到鄂州时，岳家军已出发北上抗金。他又赶到德安府（今湖北安陆县）去向岳飞传达高宗、秦桧的旨意，宣称军队“不可轻动”，“宜班师”12，但是岳飞却不肯盲从，并向李若虚说明继续进军的胜利形势。岳飞认为先头部队已进入河南地区，要是仓促班师，就会再次失去恢复中原的大好时机。李若虚也为岳飞坚决抗金的精神所感动，不仅毅然表示支持岳飞的北伐大计，而且还愿意承担“矫诏之罪”13的责任。李若虚回朝后，果然秦桧没有放过他。后岳飞被害时，秦桧便指使其党羽罗汝楫弹劾李若虚“公私欺罔”，14罢了他的官。　　

　　　　

李若虚当时对岳飞的有力支持，使岳家军能够按原计划继续向北挺进。岳家军这次北伐，也取得了比其他各路宋军更为辉煌的战果，他们先后攻克了颖昌（今河南许昌）、蔡州、陈州（今河南淮阳）、郑州、洛阳等地。　　

　 　

在各部将向金军展开猛攻的同时，岳飞亲自率领轻骑，驻扎在郾城（今河南郾城）。在岳家军的强大攻势下，金兵接连败退，兀术于是亲自带领金军最精锐的拐子马（左右翼骑兵）一万五千多人去袭击岳家军首脑所在地郾城。岳飞指令将士手持刀斧，冲入敌阵，上砍敌人，下砍马足，大败金兵，取得了历史上有名的郾城大捷。　　

　　　

兀术在郾城战败后，又率领二十万大军进迫到郾城和颖昌之间的临颖，岳飞随即亲自督军迎战，先锋杨再兴率三百军士侦查时，在小商河与金军主力发生遭遇战，杀敌二千多后，英勇牺牲。这时，岳飞的部将张宪率领大军赶到，连战皆捷，迫使兀术不得不连夜逃跑。　　

　 　

但兀术还不死心，再整军马，转攻颖昌。岳飞早就估计到敌人有这一着，便派岳云带轻骑去驰援在颖昌驻防的王贵。当金兵来犯时，他们立即就进行反击。岳云是岳飞的长子，作战十分英勇，他双手使用一对铁椎，带领八百精锐骑兵，向敌阵往来冲杀十多次，并令步兵分左右翼包抄杀敌，大败金军，兀术再次狼狈而逃。岳家军又一次大获全胜，取得了著名的颖昌大捷。　　

　　　

　　郾城大捷和颖昌大捷，是宋军取得的两次关键性的大捷。岳家军以少胜多，打败了金军的主力。岳飞又乘胜前进，驻军朱仙镇，此地离东京开封只有四十五里了。经过多次的战斗较量，金人也感到岳家军锐不可挡，因而，他们也不得不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与岳家军两次取得大捷的同时，韩世忠的部将王胜也收复了海州（今江苏东海县东），张俊的部将王德也收复了毫州（今安徽毫县）。　　

　　　　

　　当时，在敌人的后方，忠义民兵也展开了威武雄壮的战斗场面。原先奉岳飞之命回到黄河北岸去的梁兴，这时与太行山义士和两河忠义民兵会合，大败金兵，收复了垣曲县（山西垣县）、孟州（河南孟县）、卫州（河南汲县）、怀州（河南沁阳）、赵州（河北赵县）等地。而且河北、河东地区的忠义民兵，也都已互相联络，约好以“岳”字旗为号，在等待岳家军过河起兵。各地的老百姓也纷纷牵牛拉车送粮，积极支援义军。河南地区的人民，更是在道路两旁，顶盆焚香，箪食壶浆，以迎接岳家军。　　

　　　　

　　由于宋军在正面战场作战的胜利和义军在敌占区不断打击敌人，两者紧密配合，不仅形成了对金军的大包围，而且也切断了敌人的归路。抗金的形势空前大好，敌人的处境十分困难。在燕京以南，金朝的号令已无法执行。当时，兀术想在河北地区征调一批壮丁，企图继续进行顽抗，竟然“无一人从者”15。更严重的是，连金军中的将士，也有不少人来投降或准备来投降宋军的。即便是素来以狡猾阴险称著的金将乌陵思谋，此时也已无法控制军心，只好以“毋轻动，俟岳家军来即降”16的话来蒙骗部属，以求稳住阵脚。兀术看到当时的败势，也只好在那里仰天长叹．“自我起北方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衂”17为了收拾败局，不至全军覆没，他立即命令随军老小尽先渡河，自己也不敢再战，准备撤出开封北归。　　

　　　　

　　岳飞看到抗金胜利在望的大好形势，当然是无比兴奋，信心满怀。但是，他也知道，要迫使金军从河南撤退，一直到最后打败敌人，单凭他孤军作战是不大可能的，还必须有其他几路军的配合作战，才能成功。所以他就奏请高宗，要求赶快命令各路大军火急并进，发动总攻。当时高宗如能真的这样做，那么宋军长驱渡河，收复失地是完全有可能的。然而单是军事方面的有利形势，还不能决定抗金战争的胜利进程，政治因素往往起主要的作用。因南宋朝廷中的决策人物是高宗和秦桧，他们在胜利面前禁不住惊慌起来，深怕岳飞的胜利会影响他们的议和，因而迫不及待地下令岳飞班师。　　

　　　

　 　

　　当各路宋军捷报频传，尤其是在岳家军取得颖昌等战役的大捷后，宋军“指日渡河，秦桧私于金人，力主和议，欲画淮以北弃之。闻先臣（指岳飞）将成功，大惧，遂力请于上，下诏班师”18。秦桧当然懂得，在此时奏请高宗令宋军班师，是他破坏岳飞抗金、葬送北伐的最好时机。　　

　　　　

　　对于高宗来说，当金朝统治者败盟，派兵气势汹汹南侵时，他虽然怕南宋政权会遭到灭顶之灾，怕自己也会落到无容身之地，所以不得已才下令抗金的。但是现在，宋军既然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已保住了偏安的政权，与金朝重新议和也有可能，要是继续再打下去，不仅会惹怒金人，而且也会使岳飞功高权重，惧他有震主之威，后果不堪设想。　　

　　　

　　内奸秦桧的心理状态和高宗并不完全一样。一方面，他从来就是不断地在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尤其是在金朝危难的关键时刻，更是要破坏这次胜利在即的岳飞北伐，来为其主子效劳。另一方面，他在南宋朝廷中，正因有金朝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才取得了高宗的宠信而久居相位的。如果这次宋军抗金北伐取得了胜利，金朝政权势必被打垮，连自己也会随之而失去一切，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保。这是秦桧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他就千方百计地破坏这次宋军的北伐。　　

　　　　

　　为要达到这一目的，他当然也知道，首先，必须牢牢地掌握住相权。因赵鼎虽然被罢相，但在金人败盟南侵时，他立即“上书言时政，秦桧忌鼎复用”，即指使其党羽御史中丞王次翁诬告赵鼎：“逼近行朝，阴幸有警，规图复用，门下党与，往来于临安，撰造事端，鼓惑众听，以摇人心”19，且犯有“乾没官钱十七万缗”20等罪。因而，赵鼎再次受到贬官降职。　　

　　　　

　　其次，秦桧严密地控制朝野舆论，不许百官上书条陈抗金大事。他一而再地逼害赵鼎，就在于要“先窜赵鼎，而人无敢言矣”21，可是，当时的右承事郎监潭州南狱庙陈鼎就毫不畏惧，上书高宗说：“敌今日败盟，乃朝廷之福，未败则他日之祸，有不可支持，愿乘此早为自治之策。”22秦桧知道后，大为恼怒，立即把他降官处分，以图惩一警百。　　

　　　　

　　尤其是，秦桧为要在军事上破坏抗金战争，从顺昌战役起，他就想尽一切方法使诸大将失利。当时，韩世忠把所获敌俘押送到行在，秦桧怕俘虏供出金朝的虚实，即请求高宗令诸将“今后获敌不必解来”。这个鬼主意，连高宗都觉得不对头，他听后马上对秦桧说：“不然，须令押数人来问之，庶得虚实”23。对于在顺昌战役中积极支持刘锜而立有战功的陈规，秦桧又故意把他调任知庐州，“时秦桧将班师，故命规易镇淮右。”24后来，刘锜又被召还，他所率领的八字军也被调到长江以南的太平州。张俊本来畏敌怯战，赞成议和。这次，他的军队攻克宿州和毫州后，秦桧就命他把全军撤回淮南。秦桧这些调虎离山的手段非常毒辣，他完全知道东线的韩世忠和西线的吴璘，对金军只是起到遥相呼应和牵制两翼的作用，当时能与兀术大军对阵的，只是中线战场的岳飞、刘锜和张俊三大将。现在要是先把刘、张的军队调走，势必造成岳飞孤军深入，这样就可以借刀杀人，假金兵之手，来消灭岳家军。但他的这一罪恶阴谋，并没有得逞，岳飞虽孤军作战，仍把金军打得落花流水，取得了如上所述的几次大战役的辉煌胜利。　　

　　　　

　　秦桧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嗾（sou,擞音）使台官向高宗奏请说：现时“兵微将少，民困国乏。岳某若深入，岂不危也？愿陛下降诏，且令班师。”25高宗听之，正合心意，立即降旨要岳飞“措置班师”。岳飞一时摸不清高宗和秦桧的用意，还在极力陈奏说：现在正是功及垂成，“豪杰向风，士卒用命，时不再来，机难轻失”26，请求朝廷增兵添粮，以便一鼓作气，收复故土。高宗、秦桧不但置之不理，而且用十二道金牌递送诏旨，以君命逼使岳家军班师。于是，岳飞的抗金斗争，“十年之力，废于一旦”27。　　

　 　

　　正当兀术大败，准备撤离开封时，却有一个无耻的太学生在马前劝阻兀术不要走，并告诉他说：岳家军要撤退了，京城可守。兀术觉得很奇怪，就问他说：岳飞以五百骑破我精兵十万之众，京城内外之人，日夜都望他到来，怎么说京城可守呢？那个太学生认为：“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28。兀术听后，恍然大悟，决定不撤兵了。不幸，事情的真相，果然如此。岳飞虽然把全部精力贡献在抗金事业上，并且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但是高宗、秦桧掌握着朝政大权，岳飞的一切行动都要听他指挥，他坚持抗金的北伐大计不可能实现也就势所必然的了。　　

　　　　

　　高宗、秦桧葬送岳飞抗金北伐于垂成之时，这就不仅使岳家军以浴血奋战所攻克的颖昌、陈州、蔡州、郑州等地，又相继失陷，而且也使岳飞在精神上遭到沉重的打击。岳飞知道，自己在抗金战场上驰骋了半生，己为秦“桧所忌，终不得行其所志”29。过去自己虽费尽了心机，兴师动众，好不容易地才收复了一些失地，但“今日得之，明日弃之，养寇残民，无补国事”30。因而，岳飞也产生了消极悲观的念头。高宗、秦桧对岳飞抗金的打击，正好迎合了金人的需要，也是敌人想做而无法做到的事。而岳飞的消极态度，又加深了高宗对他的猜忌，使君臣之间早已存在的矛盾又进一步地恶化了。　　

　　　　

　　 　　

　　1《金史》卷79，《郦琼传》。　　

　　2《宋史》卷366，《刘锜传》。　　

　　3《宋史》卷373，《洪皓传》。　　

　　4 6《系年要录》卷135，绍兴十年五月戊戌。　　

　　5同上，卷136，绍兴十年六月甲辰。　　

　　7 8同上，卷136，绍兴十年六月乙卯。　　

　　9 10同上，卷136，绍兴十年闰六月己亥。　　

　　11 12 13《三朝北盟会编》卷202。　　

　　14《系年要录》卷144，绍兴十二年正月戊申。　　

　　15 16 17 26 27 28《宋史》卷365，《岳飞传》。　　

　　18 29 30《金佗粹编》卷8，《行实编年》卷5。　　

　　19 20《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闰六月丁酉。　　

　　21同上，卷146，绍兴十二年八月己丑注引《吕中大事记》。　　

　　22同上，卷136，绍兴十年六月戊午。　　

　　23同上．卷137 ，绍兴十年七月乙丑。　　

　　24同上．卷136 ．绍兴十年闰六月己亥。　　

　　25《三朝北盟会编》卷207。 　　

　 　

       　　

　　三、尽收兵权　　

　　　　

　　岳家军被迫班师后，金兀术又在征兵调将，准备继续南侵。到绍兴十一年（1141）正月，河南的金军又攻陷寿春，并很快地就渡过淮河，占领了庐州。金军这次南侵，前锋已到达长江北岸，且有渡江之势。　　

　　　

　　当时，淮西是张俊负责的防守区，高宗便命他从杭州急赴建康拒敌。高宗怕张俊抵挡不住，还命刘锜由太平州渡江，命杨沂中带领殿前司三万人，从杭州出发去支援淮西。高宗又接连下御札给岳飞，催促他要赶快出兵援淮。前时岳飞的抗金行动，虽屡遭高宗、秦桧的打击，心情沉重，但他仍以抗金大局为重，抱病出征。在岳家军赶到庐州前，刘锜、杨沂中和张俊的部将王德合兵．在柘皋（安徽巢县境）打败了金兵，收复了庐州。岳飞到达庐州后，就驻军舒州（今安庆）等待朝命，再决定举止。　　

　　　　

　　在柘皋战役后，张俊便派人侦察敌情，所得的消息说：敌军已经北去。于是他便命刘锜回军太平州，自己同杨沂中一起去濠州（安徽凤阳）,“耀兵淮上”。但所得的敌情不实，兀术在庐州失败后却转而攻占了濠州。张俊这时又慌张起来了，急命刘锜回军，要他一起去解濠州之围。当刘锜回军时，张俊又得到情报说，敌军占领濠州后又退兵了。可是，身为主帅的张俊，竞然视战争为儿戏，自己不认真分析敌情的虚实，又派人告诉刘锜说敌军已退，耍他先回太平州，他自己和杨沂中去应敌就行了。但当杨沂中和张俊的部将王德到达濠州城西时，却被金军伏击，宋军大败。听到这消息后，张俊、岳飞、韩世忠都率军赶赴濠州救援。　　

　　　　

　　此时，身在朝廷的秦桧，对前方的战事倒很关心。因他知道，兀术这次南侵，金军的战斗力已大不如前。柘皋之战，金军已经败阵，濠州之战，金军虽打了一些胜仗，但当时他们所遇到的只是张俊、杨沂中这些不属于能征善战的对手。现在，岳、韩的部队，都已开赴濠州，他唯恐金军难以招架，就急忙上奏高宗说．“韩世忠距濠三十里，张俊等亦至濠州五十里”，而岳飞已从舒州，亦要“去会师矣”1。其用意，是要高宗下诏阻挠宋将合力攻打金军。　　

　　　　

　　由于高宗的本意就是要向金人求和，并无北伐的打算，所以他听了秦桧的话后就说．“首祸者惟乌珠（兀术），戒诸将无务多杀，惟取乌珠（兀术）可也。澶渊之役，达赉既死，真宗诏诸将按兵纵契丹，勿邀其归路。此朕家法也”2。他告诉秦桧，只要宋将擒取兀术，对金军不能穷追猛杀，也不能断其归路，实际上是担心扩大战争，会影响和议。结果，韩世忠、张俊的部队先后失利，岳飞赶到定远时，金兵已攻占了濠州并进行大肆焚掠后，安然无恙地离去了。　　

　 　

　　　　

　 　

　　兀术这次撤兵后，又重新估量了形势。他一贯轻视南宋的军力，认为用武力可以灭宋，所以他才“锐意败盟，举兵南征”3。但南侵的结果，“败于顺昌，败于郾城，败于柘皋”4，一败再败，使他看到金朝在军事力量上已失去了优势，想用武力亡宋是不可能的了。于是，他就改变策略，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5。　　

　　　　

　　兀术要讲和，这当然是高宗、秦桧求之不得的。但他们又感到议和的最大障碍是来自握有重兵的大将。因南宋经过改组了御史台，贬逐了许多朝臣，又严密地控制了舆论，在文官中要掀起象绍兴八年（1138）那股汹涌澎湃的反议和潮流，已是不大可能的了。唯独武将还握有兵权，岳、韩等人的抗金态度又非常坚决，他们要是拥兵抗命，议和就难以成事。因此，要使议和成功，就必须想办法解除诸大将的兵权。　　

　　　

　　高宗要解除诸大将的兵权，不仅是为要议和，而且也是出于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这后一条是赵宋王朝恪守不喻的家规。宋朝历来就重文轻武，以文制武。虽然在南宋初年，由于金兵进犯，高宗狼狈逃窜，不得不提高武将的权位，允许他们“便宜从事”。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尤其是，高宗对于过去所发生的苗（傅）、刘（正彦）兵变事件，始终耿耿放怀。即在建炎三年（1129）三月，御前军统制苗傅和副统制刘正彦在临安发动了兵变，杀死了高宗的宠臣、作恶多端的御营都统制王渊，并派兵包围了宦官康履的家，杀死了内侍多人。苗、刘还在临安市内张贴榜文历数高宗的罪状：重用黄潜善、汪伯彦，宠信宦官，以致“奸臣误国，内侍弄权”6，老百姓灾难重重，痛苦无边，“数路生灵，无罪而就死地，数百万之金帛，悉皆委弃，社稷存亡，悬于金人之手”7。当时，高宗亲自召见了苗、刘。他俩见到高宗时，又在文物百官面前厉声责罪高宗，赏罚不公，将士有功者得不到奖赏，宦官没有功劳却得到美官。黄潜善、汪伯彦，“误国至此，犹未远窜；王渊遇敌不战，因交康履，乃除枢密院”8。对高宗表示极大的失望和不满，并公然宣称：“上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钦宗）皇帝来归，不知何以处”9。他们迫使高宗退位，令立三岁太子为帝，由孟太后垂帘听政。政变发生后不久，大臣吕颐浩、张浚等随即命韩世忠、张俊、辛道宗、刘光世等将领，率兵包围了临安。苗、刘逃离后，后被俘杀。高宗才恢复了帝位。　　

　　　

　　这件事虽已相隔多年，但高宗一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正如王夫之在《宋论》中所说：“高宗惩苗刘之难，心惴惴然。”10。何况而今与建炎时相比，将帅们的权利又更大了。所以，高宗更是时刻担心他们权大，威胁朝廷。有一次，他问张俊：你读过郭子仪传吗？张俊说：没有。高宗又谕示他说：子仪“虽总重兵处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诏至，即日就道……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身享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持兵权之寸，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享福，身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11。这番话，虽是说给张俊听的，其实是对那些手握重兵的大将的警告，也是他一向猜忌武将的心理状态的反映。　　

　　　

　　秦桧当然深知高宗有这种心思。当时军民有这种习惯，以各将领的姓为军号，称呼张俊统领的军队为张家军，韩世忠统领的军队为韩家军，岳飞统领的军队为岳家军。对此，秦桧便“乘间密奏，以为诸军但知有将军，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虑”12。秦桧说这些话，是针对高宗最敏感的间题而发的，因而触动了高宗的内心世界，“上为之动”13，促使高宗下决心要收回兵权。　　

　　　　

　　早在绍兴八年（1138）五月，高宗就对监察御史张戒说过，他想用提升各军裨将使其独立成军的办法，来分割各大将的兵权，并打算在一、二年内解决这个问题，但因当时与金朝还未达成和议，要是一下子分兵，又怕造成军队的力弱势孤，抵挡不住金兵的进攻，维护不了偏安的政权，因而事情才被搁置起来。但在金人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它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点连一向畏敌如虎的高宗也看得清清楚楚。如绍兴十一年(1141)初金兵再犯淮西时，他就认为：“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14。高宗对此形势的分析，是符合当时客观实际情况的。正因宋金形势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赵宋偏安江南已经十分有把握，解除诸大将兵权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高宗就把他这一心思告诉了秦桧，“乃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 15。秦桧为要替其主子女真贵族效劳，为要适应兀术“乃始讲和”的策略，更是“力主和议，恐诸将难制，欲尽收其兵权”16。因而，高宗的主意，正中他的下怀。于是，秦桧便积极地与他的党羽参知政事王次翁、给事中直学士院范同密谋。经过反覆的策划后，范同向秦桧献计说；把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都调入朝廷任枢密使和副使，明升其官职，实“罢其兵权”17。秦桧采纳他的建议，密奏高宗，以酬赏拓皋之捷为名，召张俊、韩世忠、岳飞并赴行在。高宗完全同意。　　

　　　

　　三大将中，张俊、韩世忠路近先到，岳飞路远晚到了六七天，秦桧却“忧之甚”18。因他耽心岳飞手握重兵，万一知道朝廷“论功行赏”的真实意图，起而反抗，后果就不堪设想。不过，秦桧的内心虽忧心仲忡，但他外表仍非常镇静，天天在西子湖上摆设盛宴，装出象要热心款待三大将的样子。王次翁参与了这一密谋，神经更为紧张，“外示闲暇，而终夕未尝交睫”19，甚至还做了“灭族”20的准备。　　

　　　

　　待岳飞到达后，高宗立即就下了一道诏令，任张俊、韩世忠同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同时，高宗还假惺惺地对他们说：“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抚之权尚小，今付卿等以枢府本兵之权甚大，卿等宜共为一心，勿分彼此，则兵力全而莫之能御，顾如乌珠（兀术），何足扫除乎，”21这些话，说得虽非常冠冕堂皇，为要抗金，他对三大将无比信任，无比荣宠，不但给他们升了官，而且还把枢密府掌兵的大权都交给了他们。但实际上，他是为要降金，才把三大将控制在朝廷，让他们当有职无权的高官，而把他们的实权都解除了。接着，高宗、秦桧又立即撤消三大宣抚司的机构，宣布各宣抚司统制宫都要加“御前军”的头衔，直接由“三省枢密院”指挥。　　

　　　　

事到如今，三大将只好受命了。不过，各人的态度，也不一样。　　

　 　

　　张俊自抗金以来，情绪不高，拥兵自重，畏敌怯战，且“贪，可以利动”22。因而秦桧看中了他，极力拉拢他，“约俊主和议”23。张俊也乐意投靠秦桧，“与桧意合，故力赞议和”24。在要解除三大将兵权时，秦桧也答应张俊，“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俊”25。他能够得到全国各军的最高指挥权，当然求之不得，所以“力助其谋”26。因而，他任枢密使后，立即就上奏章表示愿意交出他所统率的全部兵马，表示对解除兵权的绝对拥护。　　

　　　

　　韩世忠和岳飞也明白高宗、秦桧的意图，他们并不贪恋个人的兵权，但他们与金军浴血奋战，驰骋疆场，过了半生的戎马生涯，使他们深深地懂得宋廷解除他们的兵权，无异是自毁国防力量，后果不堪设想。虽是君命难违，无可奈何，但他们眼看高宗，秦桧做出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内心的愤懑却难以抑制，各以不同的方式来表示抗议。韩世忠特地做了一条“一字巾”，进入枢密院衙门时，把它裹在头上。岳飞“披襟作雍容状”27。由于他们以悠闲自在、雍容之状的行为来表示坑议，“桧颇不喜”,“桧亦忌之”28，视他们为大敌。　　

　　　　

　 　

　　高宗、秦桧虽解除了三大将的兵权，但这只是完成了降金的第一步。岳、韩的手脚虽被捆住，但他们的军队还是原封未动，军事力量还没有被摧毁。尤其是，岳、韩多年来与将士们一起抗金，并肩战斗，同生死，共患难，他们在广大将士中不但享有祟高的威望，而且许多将士对他们都“有念旧而不能忘者”的深厚感情29。这个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高宗、秦桧要降金还会遇到严重的障碍。于是，他们就利用三大将之间的矛盾，实行各个击破的策略。　　

　　岳飞在三大将中年纪最轻，由于十多年来的东征西讨，屡立战功，使他从一名兵卒成为一员大将，官阶和张、韩并列，而功劳和威望都在他们之上。张、韩为此都心怀不平。岳飞也觉察到这一点，但他以抗金大局为重，谦虚谨慎，以长辈之礼对待他们，并经常写信向他们问候和赠送一些战利品，以表敬意。后来，韩世忠为岳飞的谦逊态度和团结精神所感动，在抗金事业上又能志同道合，所以很快地就消除了嫌怨。但张俊是个贪功忌贤之徒，他不但不体察岳飞这一片心意，反而加深了对岳飞的妒忌。因而，高宗、秦桧就利用他们之间的这些矛盾，使其互相残害，图谋先由张俊和岳飞陷害韩世忠，然后再用张俊谋害岳飞。　　

　　　　

　　绍兴十一年（1141）五月，高宗、秦桧派张俊、岳飞出使楚州，去检阅原来由韩世忠所统率的军队。临行前，秦桧对张俊和岳飞传达高宗的旨意说：你们此行的任务，是“捃摭（jun zhi,拾取的意思）世忠军事”30，即以检阅为名，搜集韩世忠的过错，网罗罪状。秦桧还叮嘱他们，此去“且戒令备反侧”31。表面上似乎很关心他们，要他们小心从事，以防发生兵变，但实际上又暗示他们：要“激其军，使为变，因得以罪世忠耳！”32秦桧还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这些都是高宗的旨意。刚直的岳飞听了秦桧的话后，非常气愤，立即反驳说：韩世忠已经归朝，“楚之军则朝廷军也”33。也就是说，韩世忠的军队已经由朝廷直接指挥，即使出问题，也不能由韩世忠负责。岳飞还责问秦桧：“公相命飞以自卫果何为者”34？这就揭穿了秦桧所谓“备反侧”的罪恶阴谋。岳飞还义正词严地告诉秦桧说：“若使飞捃摭同列之私，尤非所望于公相者”35，他坚决表示绝不与秦桧同流合污，不愿做对不起同僚的事情。秦桧见岳飞不肯附和，更痛恨岳飞。张俊为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便秉承了高宗、秦桧的旨意，竭力地去执行。　　

　　　

　　张俊、岳飞先到达镇江，检阅了韩世忠的亲随背嵬军。张俊虽找不出什么岔子，但他为要实现高宗、秦桧蓄意破坏韩家军的计谋，便提出要“与飞分其背嵬军”36。岳飞不肯苟从，他说：现在国家所赖以维护和收复故土的，只有我们三四个人了，万一主上仍要韩世忠领兵，我们怎么好意思去见韩世忠呢？岳飞的态度光明磊落，“俊大不悦”37。　　

　　　　

　　他们再到楚州后，又检阅了韩家军的全部人马，这才发现：“韩世忠止有众三万，而在楚州十余年，金人不敢犯，犹有余力以侵山东，可谓奇特之士也”38。检阅的结果，张俊挑不出任何毛病，但他不死心，又无事生非地认为楚州城残破不堪，要赶紧把城墙修筑起来，以便防守。这是责备韩世忠治军不善，在这里驻屯多年，连一座城池都没有修好的意思。当然，岳飞也听懂了他的言下之意，便据理反驳说：应当努力向前进取，收复故土，不能只图保守。张俊见到岳飞不但不附和自己，反而处处为韩世忠辩护，心中非常恼怒。他回朝后，就歪曲岳飞的话意，向高宗、秦桧告状，存心陷害岳飞。正是由于岳飞的刚正不阿，才使高宗、秦桧一伙要陷害韩世忠和收拾韩家军的罪恶活动，受到重大的阻碍。　　

　　　　

　　在张俊、岳飞出使的同时，秦桧又买通了淮东军总领胡纺，由他出面向朝廷告发说：韩世忠的亲校耿著曾对他说过，“二枢密若分世忠军，恐至生事”39。于是，耿著便被加上“鼓惑众听”40的罪名，立即被秦桧逮捕下狱。秦桧不但派了酷吏来审理这一案件，而且还煽动耿著“诬世忠”41。岳飞知道这一情况后，不禁叹息地说：“吾与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以不辜被罪，吾为负世忠”42。他马上派人“驰书，告以桧意”43。　　

　　　　

　　韩世忠接到岳飞的信后，又惊又急，赶忙求见高宗，伏地表述了自己的心迹。由于过去苗、刘兵变时，韩世忠有救驾之功，而且宋太祖又立有“不得杀大臣”的誓约，徽宗被俘到金朝后，怕高宗不知此事，还特命从小道逃归南宋的宣赞舍人曹勋告诉他，要他遵守“不得杀大巨及言事官”的誓约，“违者不祥”44。同时，陷害韩世忠的阴谋，又被岳飞及时揭穿，要是再蛮干下去，可能会产生严重的恶果，高宗不得不考虑这些问题。所以，他听了韩世忠的话后，便若无其事地说：有这样的事吗？第二天，“诘桧，且促具著狱”45。高宗既然没有点头要杀韩世忠，秦桧当然也不敢自作主张，结果，耿著免死，被刺配流放，韩世忠也没有被诛连进去。但秦桧的积怨，却转而集中到岳飞身上。岳飞成了投降派所要陷害的主要对象。　　

　　　　

　　1 2《系年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三月庚戌。　　

　　3 4 5《大金国志》卷27。　　

　　6 7 8 9《系年要录》卷21，建炎三年三月癸未。　　

　　10《宋论》卷10，《高宗》。　　

　　11《系年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正月庚戌。　　

　　12 13《鹤林玉露》卷5，《格天阁》。　　

　　14《系年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二月丙子。　　

　　15同上，卷146，绍兴十二年八月己丑。　　

　　16《宋史纪事本末》卷72，《秦桧主和》。　　

　　17《系年要录》卷140，绍兴十一年四月辛卯。　　

　　18 19 20 24同上，卷140，绍兴十一年四月乙未注引《王次翁叙记》。　　

　　21同上，卷140，绍兴十一年四月乙末。　　

　　22 41 42 43 45《金佗粹编》卷8，《行实编年》卷5。　　

　　23 25 26《三朝北盟会编》卷219，《林泉野记》　　

　　27 28《系年要录》卷140，绍兴十一年四月壬辰。　　

　　29同上，卷140，绍兴十一年四月乙未。　　

　　30 31 33 34 35《金佗粹编》卷20，《吁天辨诬通叙》。　　

　　32《金佗续编》卷21，章颖：《鄂王传》之5。　　

　　36 37 39《宋史》卷365，《岳飞传》。　　

　　38《系年要录》卷140，绍兴十一年六月癸未。　　

　　40《系年婴录》卷141，绍兴十一年七月壬寅。　　

　　44《系年要录》卷4，建炎元年四月丁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