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与美国霸权的危机

新自由主义与美国霸权的危机

2009年9月6日美国网站http://www.mrzine.org刊登了法国学者热拉尔·杜梅尼尔和多米尼克·莱维题为《新自由主义与美国霸权的危机》的文章，认为当前世界金融危机既是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也是美国霸权的危机。这是因为美国霸权和新自由主义是高度重合的：美国霸权推动新自由主义使美国因为金融化而致富的人数和规模大增。不过这一进程持续下去却使美国实体经济日益衰弱，使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实体经济增强，并使美国陷入金融危机，这将威胁美国霸权，也将终结新自由主义。文章内容如下。
　　
　　一、导言
　　
　　在20世纪70年代末，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阶段，即“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或简称为“新自由主义”阶段。在将近30年之后的2007年8月，一场危机袭击了美国这个新自由主义世界的中心。这场危机最初被当作“次贷危机”，但美国金融业很快就遭到毁灭性打击。2008年10月，全球受到影响，大多数国家的GDP步入萎缩时期。
　　这无疑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危机，除了这个首要特征之外，人们还得提及“美国霸权”。在新自由主义30年的发展历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特点就是美国统治地位的巩固。苏联解体之后，在单级的帝国主义世界中，美国成为无可争议的领导者。现在，新自由主义和美国霸权正受到威胁。世界正在进入一个超越新自由主义的新阶段，美国霸权的削弱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以下各节将依次考察新自由主义和美国霸权、新自由主义和美国霸权的危机以及世界正在迈入的新的社会和全球秩序。
　　
　　二、新自由主义——新帝国主义
　　
　　20世纪70年代的结构性危机，一场“利润率危机”，为新自由主义的建立创造了基本的经济条件。21世纪头10年晚期这场危机所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利润率的下降，而且更具有大萧条的本质，它标志着20世纪70年代危机的终结。
　　在这两场危机之间，新自由主义盛行了大约30年，不过各国之间或世界各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我们可以把拉美有些政权(尤其是智利和阿根廷)看作新的发展进程的“试验场”，不过充分发展的新自由主义首先出现在美国和欧洲，然后输出到世界其他地区，通常这是以亚洲或拉美的严重危机为代价的。后来日本加入到其他主要国家之中。很多国家受到新自由主义的重大影响，如非洲和拉美，日本同样如此，尽管背景不一样。中国通过融人到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当中而获益匪浅，不过并没有完全受制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基本规则。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阶级现象、一种社会秩序和一种新的“金融霸权”。它是上层阶级(资本家和管理阶层)反对大众阶级(产业工人和职员)取得胜利的结果。这场斗争的目标是追求高收入(资本收入，即利息、股息和资本收益，高工资包括职工优先认股权和奖金)。这也意味着一种“复辟”，因为高收入在战后几十年被抑制。
　　由图1可知，战后几十年和新自由主义的几十年相比，社会各阶级购买力发展趋势形成强烈反差(以国家税务局的收入报表为基础)。第一个变量(左边坐标轴，实线所示)表示的是美国99％的低收入家庭(0—99分位点)平均购买力(到2006年为止，单位：美元)。第二条线(右边坐标轴，虚线所示)
　　金融资本的霸权第一次出现于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自由主义似乎是第三次出现这样的“社会秩序”。它首先是一种“金融霸权”，从20世纪初就开始盛行，但是在阶级斗争加剧的大萧条和新政时期，它被动摇了。从新政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这种社会秩序，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民主主义政体”或“凯恩斯主义”，不过不同国家存在明显差异。它的主要社会特征就是管表示的是美国1％的高收入家庭(99-100分位点)购买力变化的大致情况。右边坐标轴的比例是左边的20倍。这一观察报告指出，在这段时期的开始和结尾，99-100分位点的平均购买力是0-99分位点的20倍。这个图标对战后数十年和新自由主义发展的数十年做了引人注目的对比。它表明大量美国家庭的购买力在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得到发展，随后处于停滞状态。相反，1％的高收人家庭的购买力在战前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之间几乎没有发展，随后就是飞速增长。(这种有利于高收人家庭的收入增长模式的变化，虽然描述的是美国的状况，事实上是一种全球现象。)因此，就其社会目标而言，新自由主义对上层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成功。理阶级与大众阶级的妥协，同时对资本利息进行限制。
　　新自由主义在历史上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这个问题，不属于本研究的范围。不过可以对它所使用的手段作出简单明了的描述。一种新的强制强加到工人头上，与此相伴随的，就是对他们购买力的控制、新的劳动条件以及福利的减少。战后，非金融部门保留了大量利润，以便用于投资，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利润被当作红利大肆分发，到21世纪头10年为止，很大一部分利润被当作利息支付出去。以稳定物价为宗旨的政策取代了意在促进发展和就业的宏观政策。大萧条时期遗留下来的金融规则逐渐被废除。对国际贸易的约束也因为自由贸易之故而被抛弃，资本在全球的自由流动这一原则被强加到绝大多数国家。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使得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扩张。
　　美国通过两次世界大战而崛起，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力量。当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如法国和英国，致力于维护传统帝国的时候，美国在19世纪末期放弃了建立那种帝国的努力，这主要得益于威尔逊提出来的观点，即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先进国家应进行非正式统治，即通过使美元成为国际货币来统治。大萧条时期并没有动摇这种霸权，美国通过成功地参与“二战”而极大地巩固了这种地位。美国从来就没有接受布雷顿森林协定限制国际贸易和资本国际流动的新规则，美元被认定为一种真正的国际货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与苏联抗衡，捍卫所谓的“自由世界”和它在世界范围的统治地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惜在世界各地使用贿赂、颠覆和战争手段。美国经济最终主导了金融和非金融的世界经济。美国的跨国公司最有影响，它的金融机构尤其如此。在20世纪70年代，许多分析全球趋势的分析师指出了美国霸权的衰落和“三巨头”(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形成。新自由主义颠覆了这些趋势，加强了美国经济体的优势地位。美国经济体是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效仿的范本，美国也是世界的领导者。
　　
　　三、美国霸权下的新自由主义危机
　　
　　美国霸权领导下的新自由主义的“成功故事”，与21世纪头十年晚期这场危机的出乎意料的、戏剧性的特征形成强烈对比。危机不但暴露了新自由主义趋势无法维系的特征，也揭示了美国霸权的脆弱基础。新兴挑战者必然带来的威胁性也得到了更加明确的确认。有人或许想知道为什么大家就没有意识到潜在的趋势。大萧条的历史先例表明，那种令人狂欢的时期可能突然间导致严重的崩溃，很显然，大家忘记了这一来自历史的基本教训。
　　两组决定性因素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危机。第一组因素涉及新自由主义所特有的“毫无节制的对高收入的追逐”。除了工人所受到的强制之外，规制调控，尤其是金融规制调控被抛弃了，全球化的一切障碍都被清除了。由此在世界范围形成了新的全球金融体系，一种脆弱而笨重的结构。在这种背景下，对高收入的追求达到了极致。对愈益增加的“虚拟盈余”的盗用，导致支付出大量真实的收入：股东的红利和管理层的高额“工资”。金融企业尤其如此，它们的基金由此被蚕食。这些趋势在21世纪头十年变得更加明显。
　　第二组因素是美国经济所特有的，即这，个经济体难以为继的宏观发展路线。这涉及：非金融企业资本积累的下降趋势，家庭消费的上升(尤其是高收入家庭)，家庭和政府债务的上升趋势(政府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早期，家庭是在21世纪初)，外贸逆差增加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对美国经济体愈益增多的融资。
　　这两组决定因素与它们的影响结合在一起，就可以解释为何这场危机首先发生在美国。年复一年，更多的贷款被给予一些国内机构，以便支撑美国经济体的生产能力，而由此导致的需求却越来越多地需要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来满足。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家庭的按揭贷款是债务攀升、住宅投资和普通消费的主要组成部分。一小部分家庭已经陷入危险的债务之中。债务是证券化的发展(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尤其是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及世界各地越来越多地购买这种有价证券导致的。这些机构通过创新手段而盛极一时，如发行抵押债务证券，其中有大量可疑资产，但被评为虚假的AAA级有价证券。保险公司和投资银行对这些信贷活动作出担保，由此导致信用违约调期这种衍生品市场高度的投机方式的泛滥。这些机制只是更大的金融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大厦的这个支柱的坍塌，引发了这场危机。震波最初引发流动性危机，然后动摇整个建筑，由美国开始而波及整个世界。金融结构的崩溃引起史无前例的信贷急剧收缩，即“信贷紧缩”。其结果就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生产低迷，从而增加了金融混乱。
　　这种难以为继的发展的另一个后果，很可能就是美元危机，这背后原因是美国依赖世界其他地区对美国越来越多的融资。今天，危机并没有通过这种方式席卷世界，但是危险依然存在。
　　这场危机是逐步发展起来的。图2表示的是美联储对美国金融机构的贷款总额。金融危机的爆发通常被迫溯到2007年8月9
　　一项对基本趋势的调查强调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美国主导地位衰落的迹象非常有限。这大概解释了为何需要以一场危机来向世界揭示美国霸权的延续所面临的威胁(各种更加长久的趋势的体现)。
　　这些趋势的第一个表现就是挑战者的相对日。在此之前，图中的变量描绘了标准的货币政策的起伏，即“回购协议”的总量。那时美联储支持的上升趋势很明显。与此相应的是联邦基金利率的下降，从2007年8月的5.25％到2008年12月的不足0.25％。一开始显示的是稳定的状况，上升的重要一步发生在2007年底。在美联储总计1100亿美元的支持下，这种稳定状况似乎维持了一段时期。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将金融机制的瓦解称为“流动性危机”。但是这场危机在2008年3月达到新的高度，贝尔斯登公司申请破产标志着危机进入一个新阶段。第二次稳定期是由大约4500亿美元带来的。2008年夏天，政府资助的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困境被公布出来。最后一个阶段标志着恐慌时期，伴随着美国一系列主要的破产事件，金融危机扩大至全球范围，以及所谓“大萧条”开始。最后一个稳定时期是由18000亿美元建立起来的。崛起：世界范围内其他经济体的发展。在21世纪头十年，就全球范围而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Developing and Emerging Countries，DECs)的GDP增长速度超过主要的发达国家。1980—1990年间，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GDP大约相当于发达国家GDP的59％。这一稳定的比例掩盖了中国和印度的较快发展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下降趋势。但是，2000年以后，所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增长都超过发达国家。仅仅在2000-2008年间，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GDP所占比例就从原来的59％上升到80％。2008年，中国GDP大约相当于欧盟的50％，而欧盟GDP只是略高于美国的。
　　第二个表现就是美国经济固有的“去积累”(disaccumulation)的发展进程(从本质上
　　其他指标显示出同样的结果。危机之前，美国金融霸权的建立显然涉及富有家庭的富有程度和数目、大型公司的规模和数量、证券市场的资本化……美国经济在最先进的金融机构和工具上居于领导地位。高达42％的亿万富翁和超过1/3的百万富翁是美国人，美国拥有最大的金融和非金融企业。绝大多数抵押债务证券是由美国金融机构操作的，尽管它们都位于避税天堂。所有变量都表明最近时期各种挑战者在猛然崛起。试想一下2003-2008年间世界500家最大企业，美国失去65家，所谓“金砖四国”获得50家。2008年，世界25位最富有者中，有15位来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在世界范围的亿万富翁排名中，中国名列第5，加上香港在内则排名第3(尽管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以及与其他国家相比较而言)。新自由主义对美国非金融企业的投资产生破坏性影响，其消极影响在21世纪头十年后半期企业大量回购股票的活动中达到顶点。图3所示是美国公司发行的股票在世界范围的公司所筹集的新资本中所占的比例。这个比例在1997年达到最高的48％，这意味着，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全球发行的股票数额几乎有一半是由美国企业发行的。此后呈下降趋势，在2006年和2007年降到17％。
　　
　　四、新的社会和世界秩序
　　
　　正如前面所说的，对新自由主义和美国霸权危机的决定性因素的分析，指向两组趋同的因素：一方面是追求高收入，这是新自由主义及其金融化和全球化含义所特有的。另一方面是美国经济体的发展轨迹，即积累的下降趋势和国内债务上升以及外债失衡。
　　就所有这些方面而言，进行大幅调整刻不容缓。这里讨论的是基本的经济需要，与它们的政治可行性没有关系。它们与新自由主义的目标和方法完全对立。最明显的要求是金融规制，这是美国经济全面稳定的一个条件。不受限制地对高收入的追求是新自由主义的特征，它无疑会导向危险的金融扩张和创新。因此，除了对债务予以控制之外，还得有一个新的框架来对这些野心进行严格限制。矫正外债的失衡，是另一个基本要求，这也是限制国内债务所必需的。从纯粹会计学的角度来说，贸易逆差会导致世界其他地区对美国经济投资的增加(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外债”)。净内债和净外债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在一个自由贸易和资本在国际上自由流动的时代，如何矫正贸易赤字呢?如何确保生产“再区域化”
　　(reterritorialization)呢?这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无法解决的。这意味着一种新的企业管理(在这里，利息、股息和高工资依据固定资本投资效益而受到限制)，新的政策旨在促进增长和技术效率，不但规制金融机制，而且使金融部门为生产性投资提供服务。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考虑到美国GDP的下降速度，如果不作出重大调整，美国的国际霸权就会丧失。如果危机前十年出现的新趋势得以延续，美国以及欧洲经济体就会失去它们的经济领导地位，危机本身也加剧了这一相对的衰落。出路肯定存在，只不过它比较狭窄，并且与新自由主义的阶级目标相左。
　　正如新政和战后经济那样，现在也涉及各阶级的收入和权力分配。如果美国确实希望减缓它主导地位的衰落，那么即将实施的新社会和经济措施，就会损害资产阶级的利益，也会损害高级管理层的利益，尤其会损害金融机构中数量相当可观的工薪族的利益。新政提供的经验就是在管理阶层领导下限制金融利益，很显然，管理阶层并不是从新自由主义之中获利最多者。政府官员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种新的社会秩序建立之初的阶段尤其如此。他们与大众阶级的联合能否实现这个目标，取决于大众阶级对即将来临的转变所施加的压力，以及上层阶级之间的社会冲突程度。就美国而言，我们依然不清楚管理阶层与左派或“中一左”派的再次联合是否可能。两次世界大战所提供的经验是，政府官员在第一阶段会寻求大众阶级的支持，就如罗斯福政府所做的那样，接着而来的就是一个新的、明确无误的妥协阶段，如“二战”之后那样。
　　新的全球秩序的形成已经开始了。我们可以猜测，在未来几十年内，没有谁会取代美国的霸权成为新的霸权，更确切而言，一个更加“多级的”世界会建立起来，既定的中心会出现在世界不同地区：巴西成为南美中心，亚洲出现多“极”……在这种背景下，加强国际机构成为迫切需要，这样有利于全球治理模式的形成。(很显然，这些全球管理的新形式所体现的依然是国际等级秩序，由各地区的霸权国家所支配，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同样存在阶级划分和妥协。)布雷顿森林协定昭示了在这种新背景下将流行的阶级和国际权力的可能模式。由于一种“新的新政”正提上每个国家的议程，一种“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已成为国际热点问题。在后美国霸权的世界秩序中，我们需要这样一种框架来确保各国之间某种程度的协调。
　　新的多极结构在世界范围的逐渐建立，为受控制国家的解放提供了新的机会，就如同战后几十年两极世界背景下万隆会议所证明的。当代危机和美国霸权的衰落，同样为多样性的社会秩序在各国的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