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中国农业———由解码农业解码中国

独孤开讲之二：　　

解码中国农业　　
———由解码农业解码中国
　 　

简序　　

无闻氏：　　

独孤先生，看了你写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和《对乡镇文化站改革的深层次思考》两篇帖子，感觉到你对农村农民农业也就是“三农”问题的关注，请问你为什么那么关注“三农” 问题呢？　　

独孤盛伯：这个问题问得好。在建国前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今后要把工作的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因为城市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共产党要建国，要执政，要率领全国人民建设现代化的富強国家，继续偏居农村一隅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这无疑是正确，但并不是就此说农村不重要了，恰恰相反农村农业农民 即所谓“三农”的作用更为突出，更为重要，其重要程度已经达到“农稳则国稳，农兴则国兴”的地位。　　

  无闻氏：　　

你为什么把“三农”问题提到这么高的地位？　　

  独孤盛伯：　　

其实在世界各国农业的地位都极其重要，只不过在中国尤其突出而已。因为农业不只给工业提供原料，提供市场，还提供工业生产需要的劳动力，提供城市居民生活的必需品，可以说沒有农业就沒有工业，沒有农村就沒有城市，因此农业是工业之母，是城市之母。而且这个母亲仍然哺乳着工业和城市，试想如果母亲生病了，沒有乳汁了，儿子还会健康么？毫无疑问，工业和城市一旦缺少农业的哺乳就会憔瘁，生病，衰败。　　

回忆中国的近现代史，任何重大的历史亊件和变革都是从农村开始，农民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从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到1958年由农村开始的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推动的中国史无前例的工业化高潮，再到邓小平时代由推行安徽风阳县小岗村分田到户而引发的延续至今的改革开放，无不是从农村开始，农民在书写着历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历史上就是个农业大国，中国的文明实质就是农业文明而且已经发达到几近巅峰，而代表工业文明的近现代工业和工人的数量因其少在这之前无论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造就了中国強大的现代工业和数以亿计的现代工人，而这数以亿计的（绝大多数由农民转化）工人基于对中国共产党（今天看实质是对毛泽东那一代）的毫无保留的信任把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赋于了这个党，加之已经取得的农民的支持，所以在毛泽东时代及其后一段吋间中共的威信是无比的，党要干什么人民都支持（即使可能不理解）。这也就是为什么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满怀热情地参予，分田到户、工厂转制、工人下岗也得以风平浪静地推行的根本原因。　　

正因如此，要解码中国必须先解码“三农”。 解决不好“三农” 问题也就解决不好其他问题。“三农” 问题考验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决定执政党的执政资格。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而在台湾得以延寿原因在此，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得以执政的原因也在此，而今天国家和中共面临的种种问题其根源亦在此。基于这种认识，本文虽名《解码中国农业》实为试图通过解码中国农业来解码中国（工业、城市。但因为太敏感的缘故不包含解码政治军亊，那将视情另讲。　　

是以为序。　　

上编：中国农村面临的困局和潜在危险　　

无闻氏：　　

你认为“三农” 诸多问题中，首先要解决哪些最主要问题？　　

独孤盛伯：　　

所谓“三农”问题实质上只是一农问题即农业问题，只要农业发展了现代化了农村也就发展了，农民问题也就解决了，城乡差别也不成问题了。而要较好地解决农业问题，必须找出它的主要症结在哪里，才能抓纲挈领，纲举目张的解决问题。　　

我认为农业问题是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它的问题症结就是影响农业生产力发展的诸多因素，因此必须悉心研究这些阻碍生产力发展旳因素，加以清除解决，才能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理论，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等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发展的动力，而在生产力三要素中人的要素是首位的。　　

无闻氏：　　

有人说科学技术是、、、、、、。　　

独孤盛伯：　　

科学技术是人创造并由人来使用才能发挥它的效能，如果把它作为第一生产力，难道生产资料是笫二生产力、生产关系是第三。。。。。。生产力？人的作用又在哪里呢？世上难道有沒有生产者这一第一要素的生产力吗？　　

我认为要解决“三农”问题，发展农业生产力首先要解决从事“三农”工作的“人”的问题。　　

我说的“人”的问题有几个意思：一是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的问题；二是农村中起领导组织和带头从事农业生产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问题；三是从事“三农”工作的基层干部的培养使用问题；四是从事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使用人员应有地位和待遇的问题。以上四个问题主要涉及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它们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影响农业生产发展。　　

还有一个阻碍农业生产发展的问题是农业生产资料（固定资料如田地、山林、湖海水面和流动资金）的配置和投入不合理的问题。　　

因为这五个问题的存在且日益严重，使中国农村农业面临着困局和潜在危险。　　

无闻氏：　　

你是否可以详细谈谈你所说的问题和困局？　　

独孤盛伯：　　

可以。　　

一：缺乏年青而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农民（生产者）　　

我首先谈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分田到户，农村集体经济生产关系解体。农民从事真正地农业生产收入日益减少甚至亏本，大量青壮年脱离了农业生产，到城里打工或另谋生路，真正支撑农业生产的大多数农村靠人们戏称的“　3860”　部队即妇女和老人。如今情况更有所恶化，“　38”　 分队也走了，到城里打工去了，只剩下“　60”　分队在苦苦坚守“阵地”，农业生产存在后继无人的大问题，维持现状都不容易，要想有所突破更难。　　

这是影响农业生产力发展“木桶效应”短板中一块最短的“短板” ，是首要关注和解决的。尽管国家近几年来多方加大对农业政策、资金、科技等的投入，由于这块短板的制约农业生产力虽有发展却不快，农村面貌虽有变化却不大。农民的纯农经济收入排除国家势必难以持久的输血补贴和物价上涨的互冲后实际增加量简直不值一提，根本吸引不了外出打工的青壮年农民回乡务农。这个影响“三农”发展，并使之与国民经济发展同步的主要症结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农业自身的造血能力就难以解决，“三农” 仍是制约国家和谐稳定发展的“短板”。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国家稳定和谐的基础。粮食是国家战略物资。“民以食为天”， 生产粮食其意义是生产原子弹等战略武器所不可比拟的，更不是生产电视机、汽车、时装、玩具、及日用消费品可以提高经济GDP数目字和换外汇可以相比的。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是毛泽东总结中国历史上历代因饥馑导致政权败亡，及建国后“三年自然灾害”的惨痛教训得出的经验。今年的一度猪肉及其它付食品等尚不涉及根本民生的农副产品价格狂涨都引起民怨沸沸，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粮食短缺影响民生，国家还是安全的么？中共还能平稳执政么？　　

也许我们有可以夸耀于人的GDP，手中攒有大把外汇又有什么用？且不说世界上本已短缺的粮食难以养活13亿中国人；就是有充足的粮食，因为它不是一般普通贸易货物，是战略物资，届时有人也会把它当成战略武器来用，会不会痛快轻易卖给你还得看人眼色。乞食于人，必然要以丧失自我为代价，中华民族的振兴梦，多少代人的强国梦岂能实现！正因为农业（粮食）生产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世界上各发达国家例如美国日本法国乃至澳大利亚韩国这些中等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对本国农业的保护，都先后有一个由国家投入巨额资金类似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在这些国家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生产成本远高于其他欠发达农业国，但是无论哪个政党政府上台都要巨额补贴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实行保护主义，不因外国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价格比本国便宜全面开放市场。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就是卡在发达国家拒不取消农业补贴，全面开放本国农产品市场这个症结上迟迟没有进展。所谓世界是一个统一市场，无障碍自由贸易，正象世界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国家一样，永远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无闻氏：　　

可是在我国以茅于拭等主流经济学家主张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扩容城市,农田开发房地产，只要GDP上去了，粮食不够可以到国际市场采购。他们认为工业生产比农业生产利润大赚钱多，现在是自由贸易时代，地球已经成了“地球村”，世界已经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市场，我们只要生产工业制成品到国际上赚外国人的大钱，用赚来的钱买粮食更合算，更符合经济学法则。　　

独孤盛伯：　　

这是一批为新生买办阶级官僚阶级和资产阶级出谋辩护和张目的“聪明人”，他们自诩而且更喜欢人们称他们为“精英阶层”，他们正影响我国经济政策的制订和经济的走势，任其继续“主流”下去必将会使中国共产党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悄然异化，中共也迟早会象苏共“在野”了亊。　　

只是我弄不懂这些主流“聪明人”心中的“祖师爷”“亚父”的西方经济学家和令他们魂牵梦萦刻意要中国效仿的已经现代化了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什么没有他们那么“聪明”，仍然“傻”到制定法规，投入巨资保护“经济效益不高的” 本国农业，不但不知道拿钱到外国买粮食养活本国人，还居然把本国生产的粮食作为战略武器时不时使用以求实现某些政治目的。我想这些“聪明人”是把他们的聪明用在为自己依附的国内外利益集团谋取私利，从中分得一杯羹，挤进吴敬琏自诩的“富人阶层”，危害的是国家人民和共产党的政权，使一九四九年依靠百余年无数志士仁人鲜血生命站起来的中华民族重新仆伏下去，仰洋大人鼻息苟且偷生。吴敬琏们也许认为我对他们的这种大不敬是“穷人仇富情绪”的发泄。是的，我很穷，每月区区几百元的收入仅是富人几十分之一甚至还不够，但我不仇富，我敬重依靠自己的知识辛勤的为国家人民工作同时自己也获得高收入的人如吴文俊黄昆王选袁隆平等，我也敬重象张朝阳那样的依靠自己的才能诚实经营致富的企业家。我甚至为我国民族工业其中（不乏私营企业），因为在这些“主流经济学家”操弄下在自己国家里不但享受不到国民优先的“国民待遇”，反而备受歧视，承担比外企多得多的税赋，致使他们只好采取偷税漏税，延长工时压低工价残酷剥削工人转移税赋成本，以和外企同场竞争；因此国营企业由于不能违法犯规纷纷亏损倒闭，经营管理者被斥为“无能”，私营企业主犯罪或受牢狱之灾或遭人民痛恨而替他们叫屈喊不平。我鄙视这些主流经济学家，是因为他们虽然缺乏学术良知，却不缺少卑劣的人品。当他们的恩主提出生产力有一二三......的说法，身为经济学家自然懂得什么叫生产力这个经济学基本常识却为了保自己荣华富贵的私利集体噤声，不提醒自己恩主反而跟着起哄，使这场现代版的指鹿为马游戏让外国人怀疑十三亿中国人都是白痴，也使他们的恩主留下了历史笑柄。倘若他们恩主地下有知，也会对自己豢养的这群食客不齿。　　

无闻氏：　　

列宁也说过“社会主义就是电气化十苏维埃”......　　

独孤盛伯：　　

列宁是浅显形象的说明社会主义就是先进的生产力（生产力先进与否，与人是否创造运用先进科学技术相关）和先进生产关系两者相加会产生倍增放大效应关系，这可以从列宁在其它场合对同一命题的论述得以证实，与主流经济学家的恩主说的一、二、三……风马牛不相及。要探讨这些问题决不是三言两语说的清，我们今天开讲的主题是解码农村、农业问题，不应该游离主题多所赘述，让我们回到今天探讨的主题。　　

无论是保障粮食安全，还是为工业生产找原材料，为工业产品找销售市场，改造贫穷落后相对愚昧的旧农村，发展农业生产，实现农业现代化，都是一个国家（不独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要做的事。我们国家已经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国家领导层显然注意到这个问题，适时的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决策。　　

但是要实现这个宏大的战略目标必须靠有充足的有文化懂科技热爱农业生产的青壮年农民参与，他们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可替代缺席的主体，没有他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美丽空话。然而这些农村最需要的人却离开了农村，离开了农业，到城市充当廉价劳动力，到工厂打工用自己的血汗赚微薄的工薪，生产很有价格竞争力的“中国制造”， 使中外资本家能够攫取更多“劳动剩余价值”，国家则为城市的失业工人和“三农”的停滞凋敝承受后果和买单。这才是我国经济生活中（不独是农村农业）最忧心的事情。 　　

无闻氏：　　

依你看农村怎样留住这些青壮年劳力或者使已经离开农业生产的青壮年劳力回归呢？　　

独孤盛伯：　　

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例如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模式中修乡村硬化路面，建带有文化体育设施的新村，文化科技医疗“三下乡”等等，这些都是必要的应该的，对青壮年农民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没有牵住“牛鼻子”，使他们回归的吸引力远远不够，只有培育增强农业自身造血能力，使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经济收入达到城市蓝领甚至白领的收入，才能使他们回归安心农业生产。　　

我在律师事务所服务的时候，曾经到福建长乐代理一件我县农民工建筑工伤赔偿纠纷案件，见到他们的吃住状况极其恶劣，远比在家里差。为什么他们还在那里苦捱？因为当时农民税负特重种田亏本，农民纷纷逃亡，逃亡不了的便外出打苦工挣几百元钱给家里纳税赋，维持生计。其实中国农民是最恋家的，所谓“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一九五八年前的中国农民要动员说服他们才肯离开农村。只是后来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城乡剪刀差愈张愈大，农民才千方百计想离开农村。毛时代主要靠上中专以上学校，当兵当干部，乃至通过婚姻等途径，他们离开了农村但仍保有自己的自尊和尊严；现在他们外出打工，出卖血汗挣几个苦钱，除了饱受资本的盘剥还处处遭受白眼和歧视，自尊和尊严受到极大损害，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极不情愿和无奈的。如果他们务农的经济收入能得到大幅度提高，他们是乐意回归的。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能保持相对稳定的高素质的从事农业生产的青壮年劳动力和农业科研队伍，其关键因素是从事这一行业的人都有不错的收入。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中产阶级，至不济的收入也不低于城里的蓝领，还享有城里白领蓝领没有的自主权和自由。　　

无闻氏：　　

国家今年对农业投入高达3000多亿元人民币，农民的收入提高仍然有限，如果要大幅度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不说使他们达到中产阶级就是达到城里蓝领的收入水平国家还要投入多少天文数字亿人民币？这是国家财力难以担负的；通过大幅提高农产品价格来提高农民收入也是城里人承受不起的，而且也受中国签的世贸条约承诺的制约，不现实。既然这两条路都走不通，你说的岂不是纸上谈兵？　　

独孤盛伯：　　

国家对农业的投入是巨大的，在这基础上再增加巨大投入财力不逮；而且我感觉这种还债补偿应急式输血，虽然必要但思路不对，国家应该授农民以渔而不是授之以鱼。古希腊哲人阿几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橇动地球。国家应该做的是给农民一个坚实的支点，让他们橇动我国农业，改变自己的命运。　　

至于这个支点应该是什么，在本文下编再谈。　　

二：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甚至阻碍农业生产发展　　

我认为影响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的一个因素是现有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甚至阻碍农业生产力发展。这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即农村体制及涉农政策法规问题，第二个问题即县及以下基层政权人员素质及由此派生的政策执行力问题，第三个问题即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基层组织与“白发军团”的问题。当前这三个层面都存在问题，尤其笫一个层面存在的问题最大，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最为严重。　　

无闻氏：　　

改革开放就是从农村开始的，邓小平以来的历代中共领导历届政府对“三农” 问题极为关注，倾注了许多心血，制定的“一号文件”就有好多个。胡温执政以来免除农业税，种粮有补贴，多次提高粮价和其他重要粮产品（棉花油料）收购价，釆取多种办法增加农民收入，难道不是仁政？你说的第一个层面问题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最为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我不理解，也难以接受，你能不能详细谈谈你的观点？　　

独孤盛伯：　　

可以。胡温执政以来在涉及“三农”上制定的法令政策措施确实有不少惠农的仁政，我不但不否认而且很赞许。但仁政有两种，有小仁政，有大仁政。小仁政是妇人之仁，施以小恩小惠，给予一时之利，而不能解决农民的切身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这也就是农民一方面由衷的称许党的惠农政策好，一方面仍然田地抛荒，依旧外出打工，不愿回乡种田的原因。这是农民用自己的行动来表明对小仁政的态度，也说明用小仁政粉饰大恶政，修补大恶政造成的危害农民并不认可买账。　　

无闻氏：　　

你说的大恶政是？　　

独孤盛伯：　　

在全国以“不換思想就換人”的方式强行推行安徽凤阳小岗村分田到户，搞小农经济，就是违背社会发展潮流，违背现代农业生产必须大农业，集约化，产业化才有高效益的发展趋势，倒行逆势，开历史倒车的大恶政。这个问题很敏感，我说到这个程度就很犯忌了，不想多谈。它的恶果已经开始显露，隨着时间的推移，它对中国农业农民的危害，对国家民族的危害，人们将会看得更清楚。　　

现在我谈第三层面的问题，即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与“白色军团”的问题。　　

无闻氏：　　

第二个层面你还沒谈。　　

独孤盛伯：　　

是的，我分三个层面是按它的重要性大小来分的，谈就不一定要按这个顺序，不需多说的放在前面，需要多说的放在后面。　　

我是信奉毛泽东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英明论断的。但是今年“七一”我所在的管窑镇党委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六周年，举办了一次全镇党员集会和演讲比赛。作为镇文化站长我这个非党员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从台上朝台下看去满满一礼堂千余人几乎是白头发灰头发，黑头发很少，后来了解不多的中青年党员除当村干部的外几乎都外出打工经商去了，有的更多年未回来过组织生活和交党费。又据人告诉我，全县全市乃至全省农村党组织情况差不多。我感觉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基层的核心领导作用因为党员的老化受到动摇和削弱。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可忽视令人忧心的第三个症结问题。如果这个“白发军团”问题不解决，依靠这些年迈的“老兵”（尽管他们仍忠心耿耿）充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突击队，是无济于事和不可想象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是个美丽的空话。　　

现在再谈农村村级领导班子的现状问题。　　

任何一项政策制定出来都需要热心的人去推动执行才有生命力，尤其是要有大量的基层干部认同贯彻推行，否则便成了空中楼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是一样。毛泽东说“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讲的就是执行问题。　　

但是现下大多数村级两委班子和乡镇干部状况是不容乐观的，如果不改变显然不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难以胜任他们应该担负的责任。先说村级“两委”班子的“两化”现象。村级“两委”班子的老化是两个方面，一是其成员年龄偏大老化；二是这些人所掌握的知识结构老化，尤其欠缺农民急需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现在“两委”成员中基本上是老中年，青年人很少。所谓“老中青”优化组合缺少最重要的代表未来，代表发展潜力的青年，具有大专院校学历尤其是农业大专院校学历的青年基本上缺如。这些老中年“两委”干部学历大都是初中而且还是“文革”期间的初中，高中学历很少，甚至还有部份小学学历乃至文盲，没有受过专门的现代农业技术培训，自己种田都依靠老祖宗传下来的老经验，怎么能指望他们带领村民搞现代化农业生产科技致富？还有一点，现有的“两委”干部大都是当地优秀能干具有一定威信的人，但不一定是当地头脑最灵活最能干的人，那些人几乎都经商办工厂为个人发大财去了，这也使“两委”的素质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如何建设好最基层的“两委”组织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败的大问题。　　

再说村级“两委”班子的“异化”问题。所谓异化就是发生质变。不必讳言，在我国农村有相当数量的“两委”班子已经由于各种原因发生了异化，由坚持党的领导服务广大农民的宗旨转化成了家族和封建宗族利益的代理人，有的地方甚至被黑恶势力把持，成了他们鱼肉农民，蹂躏乡村，犯罪作科的工具。前不久曝光的哄动全国的山西洪洞县黑砖瓦窑事件仅是冰山一角，山西一省在该事曝光后清查类似地方全省有四百几十处，还不包括黑煤窑、黑...... 。通过各地媒体冲破阻力报道出来的事例看，山西省不是特例，全国各省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这种现象。由于“黑窑事件”极为恶劣，引起全国一片哗然，也造成了极坏的国际影响，为了平息民愤，挽回影响，处理有关或无关但民声谔谔的人自然是任何政党任何政府任何政治要做的功课，于是洪洞县长被撤了，刚上任不久的山西省长被调离了。只是我不明白那些久在任上对丑恶现象熟视无睹的省市县其他官员为什么能轻易滑过去，让一个到任不久一切尚陌生的人“顶缸”？ 从处理这件事的作法和态度看，也是就事论事，主旨是平息民怨挽回影响，并没有深刻认识到政权的最基础“细胞病变”的危险性和严重性，制定一个全面清理、整顿、重建农村“两委”及城镇“两委”（居民党支部、居民委员会）的统筹计划和措施。这从处理了洪洞县黑窑事件后便偃旗息鼓，再没有下文就可以证实。其实当民怨鼎沸时，各省市地方渎职官员是很紧张了一阵子，生怕自己那地方类似甚至严重过于洪洞黑窑事件的丑恶现象被清查出来脱不了干系，待处理尘埃落定，他们感到万事大吉，暗笑瞎虚惊一场，该贪的依然贪该渎的依旧渎。把严重的社会问题当成特例个案处理，如果不是陶醉在被一些御用学者编造的“太平盛世”的虚幻里，就是自以为可以杀一儆百教育警醒其他官员的天真，或者虽很清醒，但前朝留下的旧臣太多势力太大处处受掣，造成前朝之规不可违，不能违，干脆维持“守成” 。殊不知如果对这些“病变” 不下决心清理治疗，任其“癌化”，一旦风云突起，自己和“前朝”都有可能“风卷残云”而去，想维持“守成”都不可能。事实证明当社会丑恶渐趋普遍漶漫时，仅处理一两个个案是无济于事的，杀了成克杰李嘉廷贪官仍然有增无减。其实黑窑事件正处理之时，湖北省武汉市就曝光出所谓“黑棉工场”事件，其性质比前者更恶劣更令人深思，因为后者发生在一个政治局委员主政的省会而不是洪洞县那样边远贫困小县，行政力执政能力弱化到连眼皮底下的事都管不好，处理也不了了之，无怪群众对政府产生不信任，离心离德。吴敬琏们不是恶狠狠地指斥人民群众“仇富”“对改革产生抵触情绪”“不相信政府” “与政府离心离德”......么？试问当社会财富集中到少数没良心的人手里，而这些人聚敛财富往往靠黑砖窑、黑棉加工场或土匪般的血腥拆迁以及偷税漏税、“零购买”国家集体财产、尽最大可能榨干工人农民和其他底层劳动者血汗等等手段，政府却处理不力，或支持或默许放任，有什么理由要群众相信？不离心离德？说句不好听的话，如果长似下去，吴敬琏们忧心不乐的“仇富”情绪就会象野草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心中疯长，一旦条件适合遇到火星就会延烧成燎原大火，吴敬琏们及其主子和豢养他们的“金主”靠敲骨吸髓构筑的“极乐园”和我们的制度及整个社会都会“玉石俱焚”。　　

无闻氏：　　

独孤盛伯先生，你说的远了，有点跑今天开讲的主题......。　　

独孤盛伯：　　

哦，是的，有点跑题。我要讲的是，如果不认真对待，研究解决部分农村“两委”或某些地方政府的异化，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但难以建成，而且还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和社会主义政权的稳固。　　

现在我讲讲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即影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败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乡镇一级干部的素质、作用和地位问题。　　

在现在的政体中，乡镇一级政府是我国最基层的政权机构，直接面对农民，承担传达贯彻推行政令，肩负发展一方经济，教化一方人民，维护一方治安稳定的职责，是国家政权的基础，必须夯实，决不可轻忽。所谓“亲民官” ，封建时代是指县令。因为那时县一级是最基层政权，“里”只不过象现今村委会一级组织，职能甚至还没有村委会那样多，县域里民刑事都要县令亲往亲理，因此朝廷非常重视对县令的选擢任用，选拔由中央吏部负责，任前甚至还要朝见（皇上接见），年年述职，三年一考（评），根据德能勤绩升调黜免，所谓“宰相擢于州县，将帅拔于卒伍”。 如今乡镇长是乡村中群众接触最多与群众利益最关切的，他们才是最直接面对农民群众的“亲民官”，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影响群众对政府的认识和态度，离开了他们要想建设新农村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新农村建设成败决定于乡镇党政班子建设的好坏，尤其“一把手”的选拔任用。　　

然而如今我们不少地方最基层的政权乡镇公务员已不是“亲民官”了，乡镇干部中较普遍存在着农民群众评说的“五子一没有”现象。所谓“四子一没有”，是说乡镇干部心里只想着妻子孩子和票子，日夜考虑的是位子，上班干事象点水的燕子，没有农民急需的实用科技和致富点子。　　

他们与农民群众不再是鱼水关系，已变成了一种油水关系，个别地方甚至变成了水火关系，导致群体事件甚至恶性群体事件时有发生。据我所知不少地方都制定了预防和制止群体事件的一套甚至几套方案，主旨是弹压甚至包括动用警察和部队，这种把自己摆在群众对立面的做法是很危险的，对一个政权来说是会致命的。动用专政机关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路和办法，是强调所谓行政正规化、法制化、与国际接轨的误区，是放弃和削弱群众路线工作的结果，是与人民群众产生隔膜和生疏后严重的不自信的表现。　　

这种隔膜和生疏产生的原因不一，既有思想上的认识误区，如过份放大过去“不正规，法制不健全，没有与国际接轨”的弊端，矫枉过正“把孩子连同脏水一起倒掉了”， 放弃了与群众血肉联系的群众路线和工作作风；又夸大了“正规化、程序化、照章办事”的作用，醉心于所谓专家学者生吞活剥抄袭照搬外国资产阶级政客统治人民大众的那一套，不顾国情闭门造车弄出的治国术，以为凭那些东西就可以治国安民，发展经济，富国强兵，振兴中华。“将军下连当士兵” ，“厂长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 ，“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这套与基层群众建立血肉联系的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都被视为“不正规，不正常，不合时宜” ，被屏弃。殊不知任何政党任何政府最大的财富资本就是基层人民的民心民意，而不是浮在社会上层的所谓名流精英。在我国任何执政方略如果难以兼顾两全，就应该象毛泽东那样宁可怠慢少数人，也要维护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利益。只要能与广大基层民众建立血肉联系，获得他们的民心民意，无论新办法老办法象某人名言“只要能抓老鼠就是好猫”， 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克服任何险阻和困难，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前是这样，克服二十世纪中叶“三年自然灾害”也是这样。不能为了否定某一个时代就把赖以起家看家的家传法宝给“改革”掉了。　　

乡镇基层干部与农民产生生疏隔膜的另一个原因是，在提拔使用乡镇干部上出现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片面的强调年轻化学历化的思维不无关系。现在乡镇一级干部大都在20岁至40岁之间，很年轻，大多数人都有大专学历，即使没有正规上过大专院校也要通过函授电大自学考试甚至住党校培训班弄个学历“本本”，至不济的甚至花钱找造假的买个假“本本”。然而农业院校，涉农专业的很少。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对农村农业农民感情不那么深厚，把在乡镇工作视作一种无奈，谋生手段，仕途起跳的跳板，把家安在县城，眼里盯着县里科局的位子，根本没有扎根乡镇带领农民建设新农村的思想和主观能动性。乡镇干部如今一般都是每天从县城到乡镇上下班，晚上回县城的家。早上晚上或星期六星期日农民有事到乡镇机关根本找不到他们的身影。当然这与乡镇工作艰苦，事繁难搞，所谓“上头千条线都穿乡镇这根针”，比在科局机关待遇差，提拔慢也有很大关系。乡镇干部中的这些问题如果不认真对待统筹解决，不仅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难以奏效，也影响执政能力的提高。无闻氏：　　

你好象对强调干部年轻化知识化有自己的看法，你是如何理解“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独孤盛伯：　　

在阶级社会里，政党是阶级或阶级中某个阶层利益集团的工具，党员是政党的工具。任何政党都竭力追求执政，维持执政，因此政党的一切行为都是围绕执政这个核心考量，所以追求最佳执政效率和效益是政党制订任何政策的根本原则。干部政策也应是如此。我们对“四化”也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和理解。问题是过份的片面的强调“年轻化学历化”就能达到最佳的执政效率和执政效益吗？古今中外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原因有两个：一是行政工作，特别是基层行政工作需要杜会知识和经验积累，同样一个社会问题由有丰富的社会知识和经验的干部处理可能顺顺利利，而让一个缺乏社会知识和经验而又年轻气盛的干部处理很可能不但不顺利相反还激化矛盾导致问题严重化。我们社会时有发生的群体事件有不少就是对人民群众缺乏感情，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激化而成的。从这个角度讲年轻并不代表优势，反而成了需要弥补的缺憾。　　

二是学历只能证明一个人在学校接受教育时间的长短，并不能证明一个人知识的多寡。古今中外事实上有许多精英伟人学历并不高，如华罗庚只是个初中学历；沈从文则连正规西式学校都没上；鲁迅也只不过是日本仙台医专肄业，而且后来从事的文学事业与所学毫不相干；苏俄高尔基只读了小学二年级而已。再从中共第一代伟人精英来看学历都不高：毛泽东中等师范毕业；周恩来南开中学毕业；陈云商务印书馆学徒；邓小平广安初中肄业......。我们能因为他们没有显赫的学历就否定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伟人和精英吗？既然伟人们都不需要高学历支撑，为什么要基层行政干部都有高学历呢？我认为学以致用，学以够用就行，不应过份看中学历。我非常赞同社会是最好的人文大学，实践是最好的老师，历练是最好的学习这一观点，因为它辩证的唯物的说明了把学历教育（从书本上间接接受前人经验的过程），和自己从实践中获得经验有机的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毛泽东1957年在前苏联对留苏学生代表讲话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终归是你们的。毛泽东深刻揭示了青年对国家民族政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性，但他从来没有忽视和排斥中老年干部的重要作用，他反复强调各级党政机构要“老中青三结合”。 而现在不少地方（不仅乡镇）许多四十五以上不到六十岁正年富力强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担任过一官半长的干部都拿全薪“退居二线”不工作了。愈是基层愈是普遍，每个乡镇少则四五个多则七八上十个，县每个科局机关少则两三个多则四五个这样的干部。这种现象也蔓延到国家财政供养的事业单位，以我县文化馆为例，统共不足二十人编制的单位居然有三个“退居二线休息”的干部，这些人本来就是分别从事群众文艺辅导工作的业务人员，因为按现下体制任何单位麻雀虽小也要五脏俱全兼任了副职，现在享受待遇拿全薪不干事了。象这样的人我估计每个县大概有个几百上千，全国总有几十万人，而且正在逐年增加。这种以政治改革的名义把大量的正值盛年的干部当成“冗员” 用全薪把他们“养冗”起来是历史上罕见的人才资源浪费，同时也是对必须辛劳到老的人民大众和广大纳税人最大的不公平。而那些正值盛年却被当成冗员裁汰“养冗”拿全薪等死的干部心里也极为不平衡，大部份人不愿甘当寄食者想继续工作而不可能，少部份人因为失去了权力这个魔杖为正薪之外少了许多捞取灰色甚至黑色收入机会心有不甘。为了安抚这些人，稳定即将步他们后尘的现职干部情绪，各地各级政府于是又大花国帑“办福利” ，组织他们游山玩水，游了内地游港澳，游够中国游外国。　　

另一方面为了填补那些正值盛年就被养冗的“冗员”们非正常的缺位，国家每年又得花天文数字的国帑提前招收数达十万计的“公务员”。 没有准确的资料，但我估计这三项及其他的一些行政非正常的糜费（例如毛泽东时代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开会抽烟喝茶都要自己掏钱，刘少奇因为家里人多工资不敷开支只抽普通百姓抽的几毛钱一包的前门香烟，吴桂贤拿工人工资，陈永贵拿农民工分，每次开会付不起一角钱的茶叶只好喝白开水，而今只要是由财政供养的单位每逢有大小事不管客人还是自己都抽几十乃至百多元一包的“公务烟”。）每年总得花公帑几千亿元。而本届政府实施减免农业税；落实九年义务教育经费两项全国人民衷心拥护的德政肯定少于那些钱。如果这些钱用来解决人民的诸如读不起书看不起病等等民生问题，必定会办出许多人民希望的德政。我们应该计利当计天下利,谋计当谋久远计，切不可只谋小团体、特权阶层私利。有消息说今年农业部招一个“公务员”竟有3592人报名，我想这种现象表明社会生了病。　　

对于革命化我的理解是坚定不移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执政为民，为人民服务。然而现在许多干部拉帮结派，心里只有利益没有主义，只有自己那帮人没有党，为人民服务异化成为人民币服务，这也是党纪国法难以制约各种贪腐窝案频发的原因。实话说近二三十年来不少干部的人品、素质是中国共产党自创党以来最差的，已经引起人民群众严重不满。这些问题不解决或者讳疾忌医，无论是建设新农村还是构建和谐社会都成问题。　　

我之所以在本开讲之中不厌其烦的讲农村基层组织及基层政权的现状和问题，是因为它代表和体现生产力三要素中另一个重要要素——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这个要素在生产力中起着掣动作用，它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也可抑制生产力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的是发展农业生产力，从而带动农村乃至整个社会全面均衡的发展，也就是建设和谐社会，因此对这个要素决不可忽视。当然仅凭本人的才识不可能讲全讲深讲透，只能点到为止。　　

除了上面讲的生产力三要素中生产者和生产关系之外，现在我们继续来谈开讲之初讲的“人”的第四个意思，即从事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使用人员应有地位和待遇问题。　　

其实农业科技工作者无论是搞研究的还是搞推广的，他们都是属于生产力三要素中的第一要素生产者范畴。但他们对生产力的作用和贡献有別于普通农民，是生产力最重要的要素生产者中最有价值最活跃的部份，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尊重他们就是尊重先进生产力，爱护他们就是爱护先进生产力，依其贡献给他们应有的地位和待遇就是对先进生产力的价值的肯定。　　

我国是具有六七千年农业种植史的农业文明古国。世界上第一本记载农事古书是我国两千多年前西汉末年的《汜胜农书》，世界上第一部著名的农业科学专著是一千四百多年前我国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我国历来十分重视农业，历代统治者都把以农为本作为基本国策，客观上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科技的发展，郑国渠惠民渠都江堰都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水利技术。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农业科技发展，办了大批农业科技大中专院校，建立了不少现代农业机械和化肥工厂，基本上形成了农业科技教育体系和农业机械和化肥生产体系，使我国农业生产一直保持较快的发展，以世界上人均最少的耕地生产出单位均产最多的粮食养活了十三亿多人口，保障了社会稳定，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以“杂交稻之父”袁隆平为代表的广大的农业科学工作者对国家民族的贡献功勋卓著。　　

但是尽管纵比我们取得了令世界惊奇和佩服的农业科技和生产成绩，横比从整体上说我们与世界上发达国家先进的农业科技和生产还有很大的差距，落后还很明显，我们的农业科技和生产必须花大力气走超常规的跨越式发展道路，才能奋起直追进入世界先进之林。例如我国的农业生产基本上还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盲目生产为主，不是某种产品生产过剩卖不出去，影响农民收入，就是某种产品短缺，造成市场价格非正常波动，影响社会稳定，这既拜分田到户搞倒退之赐，也与没有如先进国家那样的规模化的订单式农业生产有关。又例如我们的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原始自在粗放型的不是科学自为精细型的；是产量型的不是效益型的；是数量型农业不是质量型农业。这些都严重地制约了农民收入实质性的大幅度提高，制约了农业农村的发展，也影响国家全面发展。　　

要解决这些问题，首要发展和推广农业科技和调整农业生产关系。二十一世纪的经济是科学技术经济，二十一世纪的农业也应是科学技术型的农业。而决定这一切成败的关键是人材，即基础科学研究、应用科学研究和基层推广使用农业科技的三个层次的科学技术人才。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先生曾感叹他的学校招收不到最优秀的考生，那些考生都不愿学农，呼吁国家要给予农业院校优惠政策吸引优秀考生学农。作为国家的最高农业科技学府都面临这样尴尬，其他农业院校的境况可想而知。一个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既与建国以来国家发展经济长期实行工农业发展二元化战略，对科技人材的培养偏工轻农，对农业科技研究投入有限，农业科技人员地位待遇不高有关。也与搞农业科技的条件艰苦，出成果相对时间要长要难，而且政治经济待遇比搞文搞工的要低，尤其在我们这个受腐朽的儒教浸淫了几千年学而优则仕的影响，形成了读书做官观念的国情有关。别的省情况我不知道，就从我们湖北省来说，在“机构改革、减轻农民负担、财政负担”的藉口下，不但不去精减庞大的官僚机构和臃肿的官员队伍，反而将涉农的为农服务的，推广农业科技生产的，毛泽东时代好不容易建起来的公益性的“七站八所”一刀砍光，推向社会成商业性“中介机构”，使多年费劲培养的基层农业科技队伍星散，有的人改行或外出打工，剩下的人忙于买卖种子化肥农药挣钱养家糊口，甚至有人卖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利农的机构异化成了坑害农民的机构，这对发展科技农业是个重大的倒退和打击。　　

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任其下去，甚至加以恶化，我真为我国的农业科技是否能够强有力的发展，赶超世界先进国家感到担忧，也对建设新农村的前景不抱乐观。很可能不但赶不上先进国家的农业先进科技术，还会比象孟山都这样的西方国家的农业科技巨头渗入、控制，使我国的农业生产处于受控于人的危险境地中。　　

三：农业生产资料的配置不合理　　

无闻氏：　　

独孤先生，你说的生产力三要素中你谈了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生产者和生产关系这两个要素存在的问题，你对农业生产资料这个要素如何看？　　

独孤盛伯：　　

生产资料在生产力三要素中是一个基础性的要素。没有生产资料再多再能干的生产者也“英雄无用武之地”，科学家任何奇思妙想也只是一种空想，人类创造财富的生产无法进行，也就不会有所谓的生产力。而没有生产这个前题，也就无所谓的生产关系，所以我说生产资料是生产力三要素中的基础性要素。　　

农业生产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农田牧场山林湖海滩涂等）。其次就是生产资金，这包括两个方面：投资资金，流动资金。　　

在谈当前的土地政策之前，我想先回顾一下毛泽东的土地政策。　　

几千年来，“耕者有其田”一直是我国农民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国农民几千年来或自发的或被人领导甚或欺骗下反抗掠夺了他们开垦耕种的土地的地主豪强乃至他们的皇朝政权，演出了一幕幕的惊心动魄的改朝换代的历史剧。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党的领袖毛泽东透彻的了解我国国情和农民的迫切愿望和要求，许诺给农民土地，并且在革命的过程中就十分注重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在自己的控制区域实行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才获得农民真心实意的拥护，党所领导的革命才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22年革命战争，除去八年的抵抗外侮的抗日战争，其下的14年本质就是土地革命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正因为大规模的迅速地在全国（除西藏等极少数民族区域及未解放的台湾省外）实行了土地改革，嬴得了农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旧中国遗下的百孔千疮的经济才得以迅速恢复；在亿万农民的人力（兵员）物力（粮棉）等的支持下100多年来积贫积弱的中国才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17国联军，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奠定了新中国世界大国地位。　　

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生产积极性和能动性极大地高涨，形势一片大好。但是有的农户缺少其他生产资料（例如耕畜资金等）；有的农户则老弱病残，缺少劳动力缺少技术，尽管他们积极性很高，但却难以正常地生产，生活艰难，一遇到天灾人祸或其他急需用钱的事，只好把自已刚分得的唯一值钱的土地出卖。而一些因各种原因富裕起来的少数农民则开始收买土地出租或雇人耕种，成了剥削穷人的新地主富农。这种由于小农经济的局限和私有制的痼疾，导致历朝历代改朝换代之初农民得到土地又失去土地的徵象显露说明，并不因为执政者名叫共产党而泯灭自动消亡。　　

从全国各地来的大量此类报告，引起了毛泽东重视和深思远虑。如果这种现象不能杜绝，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就与历朝历代的改朝换代没有什么区别，农民将跳不出（造反）得地———失地———（造反）得地——再失地的周期律，政权也逃不脱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一部几千年封建皇朝至新中国诞生之前史不就是这样一部历史吗？　　

无闻氏：　　

历史已经进入了21世纪，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成份比例越来越小，农民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历史作用是不是逐渐无足轻重？　　

独孤盛伯：　　

不是。尽管历史发展到了进入到现代工业时代和现代商业时代，农业占国民经济GDP的比例越来越小，我手头没有翔实的数据但估计占我国GDP的比重不会超过20（0/0）吧？但农业是一切经济之母，它的基础地位和作用仍不可忽视和动摇，这不光是在中国在全世畀都是如此。这也是西欧和美国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发达国对其国内占GDP仅百分之几的农业仍然十分重视，不敢掉以轻心的根本原因。　　

无闻氏：　　

你是否可以详细解释一下你的观点？　　

独孤盛伯：　　

可以。首先，我们要明白，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就是通常说的国力是实物财富的多寡，而不是GDP数字高低。GDP是虚拟财富，是经济学家创造出来的统计学意义上的一个名词，与实物财富没有必然的对称关系和联系，因此经济学家们又创造出一个名词叫“比较平价购买力”弥补修正。举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1965年我参加工作的时候，猪肉每市斤价0.65元人民币（印象中似乎全国同价），而今年（2007年）己经涨到超过10元人民币一市斤，不但全国价格不一，而且同一买肉点价格也隔夜可能生变，如果统计GDP那时候GDP当然只有0.65元人民币，现在则高涨了十几倍，但实物财富仍然只是那么一市斤猪肉供人们消费，这样的GDP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对个人而言意义则可能不同，掌握GDP越多的人就意味着掌握虚拟财富的另一种工具——货币越多，对社会实际财富的占有和支配份额越多，贫富由此产生甚至殊异。对社会实际财富不义占有还有另一类人，就是官吏利用公权力贪占，这一点今天不详谈。因此，社会如果缺乏公平正义，社会财富缺乏合理分配，一个国家的GDP再高再多对于农民对于平民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中国历史上宋朝是当时世界最富科技最发达，GDP最高的国家，但也是最受外敌威胁疆域最小，社会最动乱的朝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和范成大等的词所描述的有产阶级和有闲人的生活与《水浒传》中描述的阮小七李逵们的生活殊异就是根本原因。　　

其次，“民以食为天”，只有衣食无忧，工人才能安心做工，科学家才能安心研究，教师才能安心教书，军人才能安心为国效命，社会各界才能各安其职，并力图有所建树贡献。人类最大的两大根本需求和渴望就是衣食无忧和人身自由，其他的欲望和需求都是这两大需求和渴望派生衍化出来的，现在一些人叫得震天价响的民主只不过是企求达到这些目的一种手段。除此以外，现代工业还离不开农业提供生产需要的劳动力和原料，产成品销售的农村市场。而任何内外商业（金融也是商业）则完全依附于工农业生产，没有发达的工农业经济，也必然不会有发达的商业经济。尤其象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更是这样。要详细解说它们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是许多皓首穷经的经济学家都讲不明白的，但是否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概括一下：农业是工业的基础，工农业又是商业的基础，工农商构成整个国民经济，因此才说农业是基础的基础，是一切经济之母。　　

为了使你能理解，我给你再讲一个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事例：58年大跃进促进了我国的工业和其他行业大发展，工厂学校卫生医疗机构井喷式建设，它们构成了至文革前夕我国从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的农业国一跃成了门类齐全的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位居世界前列的科技大国，并初步建成了遍布全国城乡的教育体系和卫生医疗体系。正是由于毛泽东时代在一张白纸似的国土上建设发展和积累，才使后来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英雄有用武之地”，否则连改革的对象都没有，所谓“改革”又从何谈起？　　

但是随着井喷式的发展，涌进城市的农业人口也井喷式增加，超过了当时全国总人口的三十分之一。原来种粮卖粮的突然变成吃粮的，当时落后的农业根本就供养不了承载不起。到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由于天灾人祸以及苏联趁危逼灾等原因，全国性的大饥荒暴发了，许多工厂、学校不得不关闭，国家只好组成以邓小平为主任的疏散城市人口办公室，疏散人口到农村生产度荒，据有的资料称达近2000万之多。试想如果当时的农业承载得起这2000万人做工读书，我们的工业现代化是不是发展得更快？我们的科学技术现代化是不是发展得更快？　　

无闻氏：　　

有人说这是毛泽东极左错误，不懂经济，搞“大跃进”，导致当时国民经济计划失调，如电力不足、运输运力不足、工厂缺原料等等原因造成的？　　

独孤盛伯：　　

毛泽东懂不懂经济，有毛泽东论经济的著作讲话文稿在不须多说。毛时代在帝国主义国际封锁的恶劣环境下，大小战争接二连三（抗美援朝、援越抗美、中印边境自卫战、中苏边境自卫战）不断，经济发展是快是慢，有新加坡学者董玉振的文章《邓小平的历史责任及本来面目》及美国学者莫里斯.迈耶纳等许多国际的专家学者研究专著在我不想多说。但我也不否认有当时国民经济失调这些因素，但主要是农业承载不起。如果农业承载得起，电力不足可以派他们去盖电厂啊，运力不足可以派他们去修铁路啊，工厂缺原料可以派他们去开矿啊。现今的改革开放，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是依托于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大批农业科学家功不可没的贡献，生产出的粮食和副食品不但可以承载城市人口，还能承载一亿二千万农民工进城打工。如果没有这个基点改革开放能够进行下去吗？能够给蜂拥进来的外国资本开的血汗工厂提供似乎不竭的廉价劳动力吗？经济能够快速发展吗？人们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把今天中国的一切成就都归功于他而贬低毛泽东，甚至说没有邓就没有“新新中国”，而忽视了毛泽东一生中最关注的是农业农村农民，农业机械化、水利建设、土地平整改良、农业科技发展、化学肥料生产等等，并制定“农业八字‘宪法’”；忽视了广大农业科学者的巨大贡献。“时势造英雄”，时代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前人的付出和努力，才使后人取得前人难以取得的成就。要知道站在巨人的肩上即便是矮子也显得比巨人高大，我们能因此责贬巨人是矮子吗？把矮子当巨人，把巨人颠倒成矮子显然不公允！　　

这个话题只谈到这里，我们继续谈原来的话题。　　

前面说到土改之后农村出现了两极分化，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考虑到社会的安定，政权的长治久安，更考虑不能让已翻身解放的农民重蹈旧社会的苦难。他还从战略的高度考虑到小农经济只能维持简单的再生产，一遇天灾连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根本不能给全国即将开始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提供积累资金。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是处在小农经济海洋中的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既不能象帝国主义国家那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搞殖民地掠夺别国的财富搞工业化，小农经济又不能为工业化积累提供必需的资金，而民族复兴国家发展又非得走发展现代化工业道路不可，怎样破解这个难题呢？毛泽东从农民那里得到启发，汲取了他们的智慧，这就是将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合作化道路，发展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样使农民的生活既可以逐年提高，又可以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　　

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是革命根据地农民的创造发明。因为战争或其他原因，不少农户劳力缺乏，于是有心人便组织了变工组互相交换变工劳动，后来发展到互助生产合作组，再后来发展到农业生产合作社。毛泽东选择了这条我国发展工农业道路之后，便以极大地精力和热情领导全党在全国积极开展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他亲自组织编写了《农业合作化高潮》一书，并几乎篇篇都亲自写了按语。他批评邓子恢“小脚女人”，他批评周恩来“反冒进”，他反感梁漱溟“工人九天，农民九地”言论，原因只有一个：尽快把农民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力，积累资金，使一穷二白的中国尽快现代化。中国自清末以来已经落后了100多年，受帝国主义欺侮了100多年几至亡国，要迎头赶上，不被“开除球藉”，傲立世界民族之林，时不我待，必须走超常规发展道路。事实上，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较大地剪刀差价从组织起来的农业中积累了发展工业资金，至文革前夕工业已经发展到能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并能开始反哺农业。除工业外，其他行业包括科技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事业也都得到了超常规地发展，这可以1957年的中国各方面地状况与1976年中国各方面地状况进行纵比，还可以与同时期世界各国发展速度进行横比，任何一个正派的中国人只要不带偏见和卑鄙的心态都会得出这个结论。国际上也有许多不企图在中国政治现实中捞一把的严肃的公认的学者的著述都不约而同地得出这样肯定地结论，只不过他们的著述由于政治的缘故被“净化” ，不得进入中国，鲜有中国人知晓。　　

因为毛时代迫于世情国情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和装备制造业，为了积累资金不合理地扩大了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挤占了农业本身发展再生产急需的资金，确实影响了农业生产发展的速度。但农业生产并没有停滞，仍然取得了很大发展。莫里斯迈耶纳的结论：从1950年到1976年中国农业平均年增长4（0/0），超过英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巨烈工业化”时期农业3.25（0/0）增长率。他依据的大约是我国对外公布的数据，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我国当时并没有把农民修建水利设施，平整土地，修建乡村道路，住宅计算GDP，如果象现在算法应该年均增长应在6—7（0/0）之间。我再给你讲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到1965年我国粮棉油虽说仍实行统购统销凭票供应，但供应充足，肉鱼蛋莱等副食已经相当丰富敞开供应。我把尚记得起来的当时物价（生活物品）的价格报给你听：大米：妤米每市斤“四清”前8.5分钱（66年涨到9分）；差一个等级降1分，共三个等级，菜油豆油花生油芝麻油价格记不起来了，猪肉价前面说了，牛肉价0.42元/市斤，一级淡水鱼（青、鲤等野鱼）公斤以上级0.29元/市斤，二级（花、白鲢）公斤以上级0.27元/市斤，其它小杂鱼0.11元——0.05元/市斤不等，鸡蛋0.38元/市斤，鸭蛋0.32元/市斤，蔬菜瓜果最便宜的几厘钱/市斤最贵的一两毛钱/市斤……那时我在县副食品公司糕点作坊当徒工，每月工资21元加上“四清”后奖金改头换面平摊给每个人的“粮价补贴”每月2.8元，基本上可以养活三个人，68年我参军前已是轻工2级月工资34元加上那2.8元已是“富有一族”了。　　

当然，那时农民的生活还是很艰苦的，但这种艰苦是创家立业的艰苦，是充满希望和未来的艰苦，农民能够理解和接受，这可以从毛泽东逝世已经31年，亿万农民仍然对他怀念和崇敬，视作为神，而不是怨恨就是明证。事实上农民通过组织起来，依靠集体力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造穷山恶水，极大地改善了自己的生产生活条件，涌现出例如山西的平顺西沟村，昔阳的大寨村、山东的黄县下丁家村……等等乡村，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绝大多数农民温饱还是解决了的，而且走上了日渐富裕的道路。他们中集体经济坚持发展到今天的大寨、华西村、南街村、周庄乡、兴隆十四村……其富裕程度是所谓“农村改革的发轫地” ——政府用30年的大量财力人力仍“扶不起的阿斗” ——分田到户典型安徽凤阳县小岗村难望项背的。这些村的农民如今令城里人羡慕不已。他们虽各处中国东南西北，边陲腹地，自然环境地理环境差异很大，之所以能发展起来实实在在地共同富裕，而不是邓小平那个愈来愈远眇眇忽忽的“先富……后富”的许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组织起来，艰苦奋斗，走工农业并举发展集体经济道路。而这正是毛泽东设想的并引导亿万农民要走的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人民公社”就是它的雏形，仅管它许多方面超越了时代出现许多严重失误，导至一直令人诟病，并被某些人利用为非毛反毛的重要炮弹，但它确是使中国富强农民富裕的正确发展道路。　　

无闻氏：　　

你的观点与主流精英学者的说法完全相悖，他们一致认为正是农业集体合作化特别是“人民公社”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要发展农业生产力只有土地私有制，才能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你怎么看待他们的观点？　　

独孤盛伯：　　

这些人你别看他道貌岸然，妆神弄鬼，冠冕堂皇，其实骨子里信奉的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他们都是《镜花缘》中伪君子，掀开他们面人的浩然巾就可以看到他们极端自私的本质，并以己度人衡事。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几千年剥削社会里一直被大多数人视为真理，依我看即使是“真理”也是相对的“真理”，对于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献身的仁人志士例如同盟会的林觉民共产党的方志敏等来说就不是真理。不信你读读林觉民的《与妻书》家信，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　　

这里，我还要就真理这个哲学问题多说几句，因为改革开放就是从辩论真理的标准开始的。世界上只有相对真理没有绝对真理，所谓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和。 即便如此也只是接近绝对真理，而不可能达到绝对真理，《矛盾论》和《实践论》讲的很透彻，读读就知不用我赘述。改革开放以来，精英和当政者只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根本不讲真理也受时空的制约和检验。而从某种意义来说时空是检验真理的更重要标准，所谓“真理是被人们逐渐认识和接受的”就是这个意思。真理从少数先知先觉者那里到被大多数人认识接受是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的，少则十几、几十年，长则一两百年，真伪真理只有经过时间的检验才能验证出来。因此骗子们便把实用主义冒充真理，兜售他们的私货。善良的人们不明了这一点，一味地把所谓“实践”当“唯一的试金石”，就会被实用主义者愚弄，把他们的适用一时的实用性法术当成了真理。要知道，真理固然要能实用，但并非所有能实用的东西都是真理，也就是俗语说的：是金子必然会发光，但会发光的不一定是金子。有一句成语叫：“饮鸩止渴”。渴，是可以致人死命的，水能止渴，鸩也能止渴，但谁都知道鸩不等于水。面对渴症病人，不是想法找水给他喝，而是给他饮鸩，我们能说“饮鸩止渴” 是救人的真理吗？这不是挽救生命，而是居心叵测的故意谋杀。许多当政者倚重的精英30年来就是这样给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特别是农业开这样的处方，并利用自己掌握的主流话语权给这些处方冠以“真理”的桂冠。改革开放之初，这些人在官办的电视台报刊杂志上，在各种讲台论坛上或以宣传某某新政为由，或以“学术研究”为名，宣扬社会发展要循序渐进，不能跨越，否则就要形成悲剧；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最合理的路线图是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制社会——才方可搞社会主义社会，而且这个历史过程要相当长甚至不止是一两百年，如果跨越了资本主义这个阶段历史就会留下空白，要退回去“补课”。 按照这些人只有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才适合搞社会主义的观点，全世界只有美国最适合搞社会主义。中国因为跨越了发展资本主义这个历史阶段就建设社会主义是“历史的误会”， 他们主张“中国要退回去从头补资本主义这一课” 。但碍于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社会主义制度也被中国人民接受和拥护，他们没有胆量也自忖没有力量公然搞倒退复辟，于是一方面给人洗脑用他们的行话叫“冷水煮青蛙”，一方面采取渐进式的敲牛皮糖般的复辟。联系他们30年来在理论上的鼓噪，开的各种花样“饮鸩处方” ，显而易见他们是在有计划有步骤的“鸩杀”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包括我国的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他们的目的部分已经达到，部分正在或即将达到，这其中包括对农业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的配置上。　　

无闻氏：　　

你认为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在哪里？是只有走集体合作发展经济途径吗？　　

独孤盛伯：　　

不全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主观能动性建立在客观最大容许范畴内，进而反作用（改造）客观。基于这个基本点，我认为我国现阶段的农业可以有多种经营形式存在，因地制宜，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搞国有制的农业公司（农场），集体经济所有制合作社（公司），在某些边远的居住分散、地理环境不适合集体经营管理，农民又没有“走集体”意愿的地方允许农民搞个体农业，但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还是公有制（集体制也是公有）农业，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优化整合利用农业资源（当然也包括土地资源），使之发挥最大效益，发展现代化大农业。要知道当前搞的所谓“土地承包责任制”实际上就是分田到户搞小农私有制农业（由于土地产权不明晰甚至还不如旧中国），激发出来的农民生产积极性对农业生产发展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与现代大农业依托对农业资源的优化整合，利用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先进的机械设备大规模的经营农产品生产和销售，其抗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对农业生产发展的作用相比甚至可以不值得一提。正如安徽凤阳县小岗村那27户农民自己说的那样“一年跨进温饱线，20年难进富裕门”，依我看搞小农私有制农业岂止20年难进富裕门？恐怕永远也难进富裕门！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中央政府一年一个“一号文件”，不遗余力地大投入支农扶农，全国各地仍然有大量农民撂荒农田，抛妻别子到城市“血汗工厂”卖苦力的根本症结所在。30年来1亿几千万农民以背弃农业进城打工的行动，证明在中国依靠小农私有经济发展农业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如果不改弦更张，幻想仅仅依靠修修补补继续走下去，不但发展不了中国农业，甚至还要拖累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民族的复兴。　　

无闻氏：　　

现在回头看毛时代“人民公社”式的农业集体化，也有许多诸如“吃大锅饭”，农民缺少自由，生产积极性不高等等影响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弊病，这些你不否定吧？　　

独孤盛伯：　　

我完全不否定当年的人民公社有许多重大的失误和弊端，而且这些失误和弊端确实影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我认为它并不是代表农业走集体化经济发展道路的本质，也就是说它不是不可避免的结构性的弊病。人民公社的失误和弊病是超越时空急躁冒进的极左错误，是运作的错误，在少数地方运作得好犯的错误就少甚至基本没有犯错误，就全国层面来说由于各地受极左思想影响深浅不一，错误的轻重程度也不一样。这也是当年全国解散集体经济，推行分田到户承包制狂潮时，有少数地方顶着“不换思想，就换人”的巨大政治压力，把集体经济坚持下来的原因所在。我们知道，真理超前一步就是谬误，而这个谬误是真理的超前而不是真理的本身，如果在否定超前的谬误的同时也否定真理的本身就是“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　　

无闻氏：　　

你所说的毛时代的人民公社的超前谬误是哪些方面？　　

独孤盛伯：　　

其一：超越时代的客观容许，超过农业生产力有限的承载能力，片面强调“一大二公”，致使农民集体所有产权不明晰；搞“一平二调” 平均主义，不等价交换工农产品等等，影响农业集体经济发展。其二：没有充分认识到几千年的私有制观念对农民思想意识影响，在劳动报酬上忽视效率和价值规律，初次分配吃“大锅饭”，记“人头工”，抑制了人们的创造力和竞争力，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养成了不少懒汉。还以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为例，当年化肥紧缺而且集体无钱购买，那里的人宁可让上好的有机肥牛粪堆在集体牛房四周一人多高，也懒得运到田里作肥料，“种卫生田”，丰年勉强能糊口，歉年外出去讨饭。但是，我看这种“集体养懒汉，懒汉赖集体”应各有各的帐，不应该把板子全打在毛泽东时代农业集体化身上。这种超前的极左政策在十年“文革”期间发展到了极端，“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把农民仅有的一点“大集体，小自留”的自留地也收走，限制农民饲养家禽家畜，致使农民生活愈益拮据贫困，供应市场的农副产品紧张匮乏，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这也是江青等人垮台，绝大多数人不同情的原因。也被一些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人用以攻击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的口实和武器。　　

这些人主张私有化，把已经集中成了集体的土地象切豆腐块一小块一小块的分给农民，据他们论证可以促进农民生产积极性，是发展我国农业经济的不二法门。但是他们忽悠了近30年，操弄了近30年，随着农民家庭细胞增生分立，“豆腐块”越分越小，根本丧失了经营价值，农民分田之初纵然有点种田的积极性，也逐渐消失殆尽，纷纷弃农进城打工。胡温执政以后尽管有政策性补贴，有高产粮种，丰年也只能混个温饱，灾年就得靠政府开仓借粮，致富则依然是可梦而不可及，数以亿万计的农民仍然任由“责任田”荒芜而涌进城里打工。“精英”们千方百计想留住脸面和样板的安徽凤阳小岗村27户农民不是也有人弃田出外打工了么！农民是最讲实际的，你可以欺骗利用他们一时，以售复辟私货，但他们上当以后，即使无力反抗，也会以自己的方式打你的“耳光”，宣告在中国走资本主义农业道路行不通。　　

现在我谈谈农业生产资金的配置不合理，存在的问题。　　

毛泽东时代农业合作化时期不仅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还组织农民股份制的农村供销合作社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供销合作社和农村信用合作社与农业生产合作社构成了毛泽东时代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全部。这三个合作社实际是三位一体，互相促进，难以分割，构成了农业合作化体系。农村供销合作社通过对农产品的购销不仅解决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产品大宗如粮棉油（1953年实行粮油统购统销政策后划归新成立的粮食局经营，但棉花则一直由供销合作社经营）销售，也解决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乃至农民个体的小宗土、特、杂、小产品的销售难问题，而且还推广新农具化肥，既帮助了当时主要是由贫苦农民组成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筹集解决了急需的生产资金需求，也给农户日常生活必需品购买和资金筹资提供了方便。当年河北遵化县王国藩组成的“穷棒子”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组织社员到山上割荆条编筐卖给供销合作社才解决急需的生产资金的问题的。当然全国也不止这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此筹集生产资金，《农业合作化高潮》一书中就有不少这样例子。　　

就我个人而言，少年时期也与农村供销合作社打过几年卖买交道。我父母去世的早，加之没有什么亲属甚至同姓的都没有，1960年被送到县孤儿院（正式名称叫儿童福利院）抚养。当时县孤儿院对我们的衣食住及上学读书都是照顾得很好的，逢年过节（如六一、国庆、元旦、春节等）还分发诸如糖果饼干之类糕点，远比一般家庭孩子幸福，但就是没有一分钱零用钱。而我已经11岁了，而且已经读了初中，除上课外尤爱读课外书，学校图书室少得可怜的藏书读完后常到县书店蹭书看，久了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常遭驱赶，便昼思夜想有零用钱买书。于是我向一些有经验的同龄人学习想法自己搞钱，当然不是偷，而是向大自然索取。　　

无闻氏：　　

你们用什么方法向大自然“索取”呢？　　

独孤盛伯：　　

其实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是极其丰厚的，你只要有心且懂得一些必要的知识，一年四季都能搞到钱。当然这不是大宗的而是一点点的，而且要有一点点也收购的地方（供销社）才能变成钱。据我的经验，春天有金银花可采，夏天有半夏香附子可挖还有蝉蜕蛇蜕可检，还有海金沙什么的，秋天则有黄芪等药材及野毛粟籽橡籽等野果，初冬则有瓜蒌桐籽及乌桕籽（本地叫木梓，可以榨油）……，总之能卖钱的东西多着呢。那时候我是几两几两的采集送到供销社去卖，最少的可以卖一角多钱，最多的一次卖了一块多钱，渐渐地我身上总有几块零花钱，记得最多时有将近十块。这是什么概念呢？当时油条一两粮票5分钱一根，没有粮票高价油条5毛钱一根，一碗炖藕5毛钱，而小学一年学费仅两块多钱，初中书本费只两三块钱，买一本几十万字的小说如《军队的女儿》也只块把钱。现在许多“精英”及一些所谓回忆文章一谈起毛时代就说农民完全依赖养几只鸡，靠“鸡屁股银行”解决日常所需及子女读书，这除了有蓄意贬低和污蔑嫌疑外，对农村实际并不了解，更不了解基层供销社有个土产收购部那些象中药铺的筐筐篓篓收进了些什么，是什么人送了什么东西来卖。毛时代农民除了粮油棉靠集体分配外（按基本定量加工分分配），其实年终分红现金是不多的，家里劳力多的可以分到几十到一两百块钱，劳力少的不但分不到钱往往还倒挂欠集体的钱。农民实际上日常开支子女学费及小型生产工具（大型的归集体）添置所需的钱主要靠所谓的“家庭副业”，这其中有养猪羊鸡鸭收入，也有如我般的“向大自然索取”，而且还是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所以说，供销合作社对农民来说是很重要的，家里有人在供销社做事是一种荣耀和地位。　　

可惜这30年来由于私营经济的冲击，加之“精英”们置集体经济于死地的操弄，各地基层农村供销合作社基本上解体了，勉强残存的也只是“承包给个人”垄断经营的利润颇丰的卖化肥农药等的生产门市部，而那些事烦利薄的土产收购门市部已成了记忆中的“昨日黄花”。 由于没有收购渠道，农民对那些散布在大自然中的零星山货药材也不再采集了，这不但造成了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资源浪费，也使农民损失了生产生活的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我们说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国粹。但我一个中医朋友告诉我，现在开处方用药量比过去加倍药效反而没有过去好，原因是现在野生地道药材越来越少，人工种植的（甚至用化肥种植的）药材多，他耽心这样长此下去会毁了流传了几千年的中医药。野生的药材比家种的药材药效好这是不争的事实，他的耽心不无道理。野生地道的中药材越来越少，我想与基层农村供销合作社解体，农民找不到销售渠道不再采集不无关联吧。　　

再说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也是农民群众为了适应组织起来的集体生产组织生产和相互之间互帮互助解决生活急需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创造的集体金融组织。集资互帮互助在我国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中自古至今都有（现在只不过是残存）的融资方式，民间叫“打会”或“起会”， 即由一个或几个人发起，邀约若干人按份集资然后按需用缓急轮流帮会员解决资金困难，实质是资金无息拆借的一种办法。我刚参加工作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商店普遍存在的“互助会”就是由工会组织的，有些类似上述“会”的职工互帮互助解决家庭困难的组织。但是这种民间“会”有很多局限性，诸如：一，它是临时性的，往往是一事一“会”，事毕“会”散；二，人数有限，而且有所选择，邀“会”的和入“会”的往往是亲戚朋友；三，入会者经济状况相若。显然，想靠这种“会”解决贫苦农民组织起来的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资金问题是不现实的。因此在生产上组织起来的农民在创建供销合作社的同时，也创建了信用合作社。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组织起来》的文章，就是号召农民在生产、供销、信用三方面组织起来，三位一体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农村信用合作社初期社员入社和经营方式是很灵活的，在农民心目中是真正地“自己的银行”。 我曾经接触过的资料及老农和信用社老人告诉我，那时穷户甚至只要卖几个鸡蛋就可以入股，信用社工作人员则背着挂包在农户炕头田边地角服务，对推广农业新技术新农具（如双铧犁）化肥，甚至农户因天灾生病急需起了很大作用。我曾经见过一个基层信用社一笔账，一个农户在上世纪50年代贷了2、5元钱给儿子治病，救活了他的儿子；我也曾见过信用社一次性贷款100几十元给一个高级社买柴油机水泵抗旱。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厄运肇始于1958年的公社化。农村信用合作社原本是农民自己筹资（入股），自己运作，自己管理（设有理事会监事会定期股东大会），政府只给适当的指导和（通过国有银行）资金拆借支持的农民自己的自负盁亏的集体性质的金融组织。它成立的宗旨首要是保障农业集体生产发展，和保障农民尤其是股东的不时之需，其次才考虑赢利。据我了解，全国绝大多数农村信用社当时都既能提供农业生产集体发展生产资金的需要，又都赢利促进了自身发展，远不是今天的金融机构只顾赢利而不顾及一切。　　

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把农村信用社也纳入了所谓“工农商学兵” 统归人民公社“一元化领导” ，剥夺了农民股东自主经营管理权和监督权，股东的股金也只是档案纸上的数字，从沒有分红。另一方面成了公社乃至县领导的“钱袋子”， 他们搞“拍脑袋工程” 、“政绩工程”从信用社拿钱比从自己口袋中拿钱更隨意，更无所顾忌，根本不考虑信用社的经营成本和效益，“崽卖爷田不心痛”，结果往往是这些人因有所谓“政绩”升官了，信用社却因背离了它创建的初衷和经营方针，不仅耗光了它原有的积累还背上以我估计（全国）大概数以千计的巨额呆帐亏损。　　

1958年以后，仅管信用社历经脱离人民公社“一元化”，“文革”期间并入全民所有制的农业银行，“文革” 后又独立等几次变化，但始终是乡镇县长官的“钱口袋”， 只能按照他们的意志运行的命运沒有改变，对农业集体生产虽不无帮助，但离农民以至股东却越来越远。　　

改革开放特别是金融体制改革以后，信用社虽不再是地方官员的“钱口袋”， 但也不是恢复20世纪50年代早期以服务农业服务农民为本的原来的办社宗旨，而是向以追逐最大利润为目的商业银行转化，从本质上丧失了它的独特性和存在的特殊作用。前总理朱镕基意识到这一点，抛开农村信用社，另起炉灶搞“农村基金会” 。 结果以失败告终，本想助农反成坑农，弄得股东血本无归，各级政府忙着揩屁股至今都沒有揩干净。他的失败在于忽略了农村信用社是隨着农业集体化运动应运而生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农业集体生产组织，今天的农村与当年的农村已经发生了巨大的主客观变化，当集体已经瓦解信用社都改弦更张竭力弃农而去，而基金会却模仿当年信用社囿于一地一隅经营，资金全靠募集的股金和少量小额存款运作，既不能向央行拆借又无国家资金注于填补呆帐造成的损失和周转不灵，加之经营粗放管理薄弱，放贷全由基金会工作人员个人操作缺少审批监督，造成大量呆滞贷款，拖累资金链条断裂，因此失败是必然的。　　

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对工、农、建、中、信五大金融机构规定了各自的服务对象和服务范畴——注意是“服务”而不是“经营” ——农村农业划归农行和信用社。攺革开放以后，自由市场经济，整个国家以逐利为最大目的——所谓东西南北中，党政兵学军，全民都经商——农行和信用社因为农业金融业务成本大，利润低，风险高，纷纷撤消在农村的经营网点，缩减涉农业务，“姓农”却要“跳农门” ，因此扶持农业是中央政府热，“两行”（农行、农信社）冷，地方政府冷（因为看政绩是看GDP，农业GDP不高对升迁作用不大）。　　

每年开全国人代会政府工作报告都说农业投入增加多少多少亿资金，但又有谁认真计较过这些资金真正落实到发展农业生产及相关产业上有多少。因为这些用于农业投入资金政府是委托“三行” （农行、农发行、农信社）运作，它们除了向所谓的“种植大户” “养殖大户” “农机大户” “经销大户”投放资金外，更有相当额度的农业专项资金被转向流入到其他非农产业“优质客户” ，甚至股市房市。这其中的原因有：一，“三行”规避风险，追求利润的利益冲动；二、满足大户需求资金有余；三、最尴尬的是，仍坚持在“豆腐块”上劳作的绝大多数小农维持简直的再生产投入，依靠家庭成员打工收入及其他收入即可满足，不愿意求爷爷告奶奶的向农信社贷款（农行龟缩在县城，乡镇无网点且不向非大户农民放贷），因此无论政府投入多少亿资金与他们不相干，他们也不领情，依然惯性地年复一年维持着简单的再生产，政府期望通过加大资金投入促进农业生产的愿望很大部份变成失望。这就是“一号文件”连年发，资金投入年年加，农业变化仍不大的原因。　　

无闻氏：　　

你是说发展农业生产可以不需要国家继续加大资金投入？　　

独孤盛伯：　　

不，要想农业生产有质的突破，大的发展，国家的投入仍然不夠，必须继续加大投入。但现在的投入方向方式不对，亊倍功半，达不到应有的作用和目的。　　

21世纪的农业必须是集约化的、产业化的、高度机械化的、高科技化的大农业，才有竞争能力和生存空间。小岗村模式是对这一历史趋势的反动，我国农业要想有出路有发展必须彻底抛弃这种落后的开历史倒车的模式。　　

21世纪的农业应是生物革命的农业，迫切需要更多更高更強的农业科技在诸如良种的培育，现有物种的改良，有益生物细菌微生物的研究和利用，发现和研究培育光敏植物（更好的转化利用太阳能的植物，或可做人的食物、动物饲料、生物能源工业原料，是21世纪农业发展的新方向，新的增长点）等等方面的投入。农业科技研究是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正因为我国在农业高等教育和农业科研上长期资金投入不足，导致我国与先进国家在农业科技水平农业生产效益农产品品质等方面存在很大差距，这种状况至今沒有改变甚至还在扩大，所以我国是农业大国但不是农业强国。我们已经在种籽技术方面受制于人，如果不加大科研投入最终势必会导致我国农业技术丧失竞争力，受制于人的恶果。　　

试想一下，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一个以最悠久灿烂的农业文明夸耀于世的农业大国，农业受制于人，仰赖别人养活自己的后果该是多么危险可怕和耻辱，建设富强国家振兴中华民族更是痴人说梦。果真到那时候国家民族己经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再来清算某某人某某利益团体又有什么用呢？不要以为我是危言耸听，这种危险正一步步逼近我们，而国内那些所谓主流精英权势利益集团为了私利正充当着帮凶，这是中国农业面临的潜在危机，也是整个中国面临的潜在危机。　　

本篇结束语　　

无闻氏：　　

独孤先生，你讲了当前农村中存在的许多现象，甚至现行政策中你认为不如意的地方或失误，按你的说法就是困局和潜在危机，你认为要解决这些困局和危机首先应解决什么问题？　　

独孤盛伯：　　

变革落后的、不适应的生产关系。本文列举的困局和潜在危机究其根源都出在现有的生产系是退化的，违背时代潮流的缘故，它阻碍并窒息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不果断地予以变革（大仁政）企图以修补的办法（小仁政）维持现状无济于亊，不仅解决不了现在的困局，潜在的危机必将会发展成现实的危机，当前全国各地不时发生的“群体亊件”就是先兆和警讯。　　

无闻氏：　　

独孤先生，你对解决这些问题有些什么样的思考和办法呢？　　

独孤盛伯：　　

医生治病发现疾病不是目的，目的是如何开出一张好处方来治好病。我写当前农村存在的影响发展的困局和危机，目的不光是给人们提一个警醒，目的是提点如何解决这些困局和危机的刍议，也算是张处方吧。　　

这张处方就是解码中国农业的下篇：　　

解码中国农业面临的困局的刍议。　　

这个“处方”是否合理有效，你看下篇就知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