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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现在的农业问题

火烧 2007-01-08 00:00:00 三农关注 1025
本文探讨中国当前农业问题,分析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重要性,涉及农村改革、农业与工业结合、城乡对立解决等关键议题,为农业发展提供思路。

论中国现在的农业问题

许 国 禄

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现在中国人,谈论得最多的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前提下的农业问题、工业问题、市场问题和科技文化知识等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经济建设问题,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社会改革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把全部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快速发展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是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绝大部分人贫困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人们便会重新开始为争取必要的生活产品而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旧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无法建成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环境。马克思、恩格斯曾在他们所著的共产党宣言(后简称《宣言》中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取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的无产阶级手里,并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为了做到这一点。《宣言》还指出:根据有关国家不同的情况,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采取措施,改变全部生产方式。其中主要的有: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征收高额累进税;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废除继承权;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按总的计划开垦荒地、改良土壤;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教育,禁止儿童在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实行普遍的公益劳动制度等等。
若就农业经济而言,马克思还认为,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生产基础,而且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现在,也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基础。我们称之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因为:
第一、农业劳动是其它一切劳动得以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第二、在一个国家里剩余劳动首先是在农业劳动中出现的,然后才有可能再从农业中取得原料的那些工业部门中出现。第三、社会用来生产小麦、水稻、牲畜和棉花等等所需要时间越少,用来进行其它的生产——物质和精神的生产时间就愈多。人们就有时间从事工业生产、政治、科技、文化等活动,从而又反过来改善农业生产工具,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生产率,进一步改善人民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方面的问题。只有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的局面逐渐消灭。第四、只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只有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内在的规律性联系,在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方式的前提下,才能使农村人口从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栖息在里面的那种孤立和愚昧的状态中挣脱出来。

二、当前中国农业发展的辉煌

中国古人早就觉悟到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这个道理。汉代晃错,在《论贵粟疏》中说:“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高城深池,严法重刑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脂,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他主张“务民于农,薄赋敛,广积蓄,以实全廪、备水旱”,他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汉文帝接受了晃错的建议,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为汉武帝时期民富国强,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实际上,中国整个历史都证明,凡是注重农业生产发展的朝代,国家就富强,人民就能安居乐业,就能避水旱,度过兵荒马乱等劫难。不过在私有制的阶级社会里,剥削统治阶级总是把农民看着是为他们服务的生产劳动工具和牲口,劳动所得的劳动剩余价值,绝大部分都被权贵们掠夺去了。尽管随着科技的进步,生产工具的改善,生产能力的提高,耕地面积扩展,生物技术的广泛应用,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然而,我国农民始终还是在生死线上挣扎。若遇重大的天灾人祸,便会出现饿殍遍野的情况。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生物技术的应用,农业工业的现代化,生态环境的治理,并进行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改革,实行改革开放、和平共处等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已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国。
若就农业发展方面讲:
——我们的以占世界7%的耕地面积,养活着占世界22%的人口,这是一个世界奇迹。
——在我国的平原上和丘林地带,大都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化肥化和农村电气化。
——由于生物技术的广泛应用,我国已初步实施科学种田,逐步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
——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已初步建立起,公路交通运输网络和邮电信息网络。
——我国已建立起一大批,以军垦农场为立体的国营集体所有的制的农业生产基地;普遍实行的是家庭承包责任制,属于个体经济范畴;还有如山东潍坊的“公司+农户”模式,也是属于个体经济的范畴。这种模式,在短时间内就造就了一大批农村的骨干企业,在这些企业的带动下,农业产品结构得到不同程度的调整,部分地解决了农产品的交换和流通问题;还有一种模式,是根据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思想,建立起了不多像河南临颖的南街村“人民公社”式的农业经营组织,其基本内容是:以农业经济组织为中心,通过土地公有代替私有,集体经营替代个体家庭经营,实现农村工业化,培育农民集体协作精神,使农民共同富裕,最终完成对传统农业、农村、农民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农业现代化。
从总体上看,当今的中国农业,比起封建社会、半殖民地社会时代不知进步发展了多少倍,现在我们大都能够利用拖拉机替代畜力耕作;能用机器碾磨面粉和谷物;用电灯替代油灯,用电器替代手工操作,用化学肥料替代人畜粪便;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从每亩百公斤左右,提高到数百公斤。在正常情况下,农民基本上已解决了温饱问题,少数农民还有自备的运输车辆,过着小康家庭生活。
然而,若用马克思所主张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生活标准来衡量,农民还没有摆脱贫困化的处境。两极分化的现象还十分严重,而且呈现出越拉越大趋势。

三、农业经济建设中存的问题及其改革

近几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按照统筹发展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农惠农的政策,农业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对保持整个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但是,人们清楚地看到,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仍然处于十分艰难的爬坡阶段。新生物技术(新农业技术)尚未得到广泛的应用;农业基础建设仍然很脆弱;农村社会主义改革滞后;农产品的价格太低,它在市场上与工业产品的交换并不等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文盲半文盲充斥整个农村。
本文仅就其中几个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马克思主义认为,无论人们是生活在什么社会形态里,都必须首先发展农业生产力。如果没衣穿饭吃,其它什么事都无从谈起。中国应该如何提高农业生产力呢?我们认为:
——首先必须结合中国自然空间条件,利用新的生物技术从事农业生产。因此,今后我们应该必须大力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并及时转化为生产能力。国家应尽快建立一些创新基地和区域农业科学研究和开发中心,长期不懈地从事这一科技研究和开发工作。每个乡镇都应由国家委派一个长期固定的农业技术人员,其编制和工资全由国家负担。他们的任务是指导、带领农民一起科学种田。绝不能象过去那样搞群众运动。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始终是与先进工业有机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农业、农村的基础建设相当落后。诸如,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虽然历代都很重视,但始终都未较好地解决,南涝北旱的重大问题;西、北广大区域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水、电、交通运输和、邮电、信息基础设施也相当薄弱。国家应在现有基础上,围绕农业、农村的实际需要,按照自然科学发展规律作出中长规划,持续、健康、有序地开展水利工程建设、维护治理生态环境建设,为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工业必须全面大力支持农业、农村、农民的基础设施,其中水、电、农机、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最为重要,并且带有垄断性。必须由国家投资建设。
(二)随着农产品数量的增多,手工业产品的扩展,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农不工的商人,他们将工农业产品通过货币在市场上进行交换、流通,从中渔利,人们称之商业。它是一种人类历史发展进步的必然现象。在中国,古往今来,也是如此。我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其所著的《货殖列传序》中曾有很好的论述。
在该《列传序》中,司马迁说他自己不知道神农以前有无商业交往。他借用老子的话说:“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但至虞夏以后(即奴隶社会以后),就出现了商人,在市场上进行社会商品交换。那时的社会阶级结构,大体上可以分为农民、手工业者、商人、知识分子和权贵官僚等群体(或阶级)。司马迁说,那时人们欲望很高,“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其争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当然这些欲望虽是人民共同需要,但其重点、高低迥然各异。无论你是属于哪个群体里的人,都需要工农业产品作为生活、生产资料,并以此养家糊口,缺了这些,人就不能存活下来了,这是人们共同的需要。其不同的地方是:
——农民、工人和劳动知识分子,主要需要是通过自己劳动,自食其力,安居乐业,过上小康生活即可满足欲望。
——商人主要欲望是通过不等价交换的手段,聚财千百万贯,驷马高车,住在楼台亭榭的院落里。富甲天下是他们的需求。
——至于权贵们的口味更大,权势越高、越大越好,通过权钱交换,达到至尊极富的目的。
《列传》中描述当时的社会情况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主、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乎匹夫编户之民乎”。
然而,农民虽有自食其力欲望,但是从古到今,却并未摆脱贫困化的处境,归根到底的原因是剥削统治阶级的掠夺和谷贱伤农。早在汉代,晃错对当时的社会也有这样一些描述。他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担(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农夫“勤苦如此,尚复避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早令而暮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即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也。而商贾大者积贮备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纹彩,食必良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之所以兼并农人,农人之所以流亡者也。”故晁错主张贵粟,重农、抑商。实际上,在中国,从奴隶社会开始,中经封建社会,直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一不存在谷贱伤农的问题。即使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里,也不例外。
现在农民年均收入不过数百元,实在少得可怜,农产品价格很低。除了留下自己口粮,能够解决温饱问题外,其他有如,养老保险,子女上学、家用电器、地少人多,农村劳动力过剩,等等问题。都未得到合理解决,以至形成农民贫困化。
如何解决农民贫困化呢?我认为首先还是应当实施重农抑商政策。
重农,绝非是一句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要落实到具体的政策和措施上,落实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态度(立场)和行动上。科学合理地提高农产品价格。以能满足农民基本的生活、生产资料用费为准,制定一个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基本价格准则。随着通货增减率的变化调整粮价。
抑商,现在我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制度,其实质就是商业第一,并且扩展到了政治、教育、医疗、文化等上层建设领域,打造成了一个官商勾结、权钱交换的社会环境,与旧社会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其主要表现是:
——官商勾结,压低农业产品的收购价格,进行着不等价的商品交换。吃大亏的是农民。
——官商勾结,寻找种种借口,以及低价格,征购农民世世代代拥有使用权的良田沃土,断了人家的生计。这与我国封建社会时代的兼并土地,与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圈地运动又有什么区别呢?!
——在一些行政部门、教育机构、医疗单位市场化之后,以营利为目的,采用高收费、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手段、谋取小集体和个人利益,使贫苦农民无力承担。其中危害最深最远者,莫过于农民上不起学。现在,我国的义务教育制度形同虚设,没有不收学费的中小学,比起资本主义社会义务教育还差。本来,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曾在大、中、小学实行过免费教育制度,并誉之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现在人们在问,这一点儿优越性究竟跑到哪里去了。五十余年的普及义务教育,农村多数的人还处于半文盲状况。如果这种现象还继续下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呢?
抑商,并非弃商。如前所述,发展商业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必然,当然也是时代的要求。邓小平主张我国实行对内对外开放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人们只是希望当权者能全面、正确理解市场经济的概念,界定实行市场经济的范围。要用法律的、政策的、经济的手段规范市场交换的行为。并具体落实到我们党员、国家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的认识、态度和行动中去。对那些知法犯法、违法乱纪、贪脏枉法、谋取暴利的人,都应予以严厉制裁。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暂时解救农民于危难之中。
(三)农业经济所有制改革滞后。即使能将上述的,诸如重农、贵粟、抑商和各种形式的扶贫困等工作做得都很好,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贫困化的问题。但是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走伤合作化、集体经济所有制的道路。
按照我国宪法规定:“农村中的生产、供销、消费、信用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城镇中的手工业、工业、建筑业、运输、商业、服务行业的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运输、商业、服务行业的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的集体经济所有制经济。”“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利和利益、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宪法第八条),但是,至今没有合作经济的法律。群众创立的经济合作组织,无法取得法人地位,从而得不到政府合法的、应有的支持和银行贷款。
人们知道,我国是一个在小农经济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现在已转型为新兴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并取得了无以伦比的辉煌成就,但在农村,仍然是以一家一户单打独斗个体经济一统天下。
个体经济,是处在十字路口的经济,它像一叶小舟,飘流在风吹浪打之中,极不稳定。要么,除少数人通过非法手段,可以变为资本家之外,绝大多数农民则随时可能跌入贫困的深渊之中,不能自拔,成为弱势群体。要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过国家鼓励、支持、帮助和正确引导之下,参加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道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领导我国人民,过早错误地搞过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人民带来不应有的痛苦。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张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过时,社会主义已经过时,毛泽东思想也过时了。在农村过早地搞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主要在于不顾当时的社会历史发展客观条件,错误地将主观愿望当作发展规律,犯了空想社会主义的错误。我们党已经自己起来纠正了这种错误,绝不可以将刚生的婴儿和其洗澡盆的脏水一起倒掉。
邓小平早在1990年就提出,中国农业改革和发展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应规律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现在有些人,虽然口头还在坚持邓小平理论,但却早把这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毛泽东思想扔到九霄云外去了。现在我国农村经济,仍是以个体经济为主,所有制改革滞后。现在,我国农村的经济,一般的可以分为三种模式,两类性质。
第一种模式是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属于个体经济范畴。由于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生产规模的狭小,以致不能完全靠土地作为生产资料,只能作为安生立命的生活资料。正是由于这狭小的生产规模,又使单打独斗的农民不能主动影响市场交换。反而为变化莫测的市场经济所制约。好年成也不一定幸福。盲目地生产,无序地竞争,导致农产品局局性的生产过剩或不足,造成谷贱伤农,或者某些农产品馈乏。
政府试图通过对农业的宏观调控来解决农业经济危机,通过直接补助,或者不收农业税和提高粮食价格来加以解决,但均收效甚微。于是农民纷纷进城打工。但又受到大小企业主(资本家)的苛刻剥削。就现在情况看,一亩地几块钱的粮食补贴,即使不被政府机关贪污挪用,对一户农民来,也只能填饱几天肚子。粮食价格标准原来就订得很低,谷贱伤农,是中国数千年来遗留下来不治之症,粮价一提高,又带来了物价普遍地上涨,其原因不是价值规律起作用,更多的是人为因素起作用。这一切的一切,均使农民长期处于贫困之中,家庭承包制模式,似乎已经走到了它历史的尽头。
第二种是山东潍坊的“公司+农户”模式,也是属于私有经济的范畴。1993年初,山东潍坊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农业产业化的口号。这个口号的提出,催生了“公司+农户”模式的产生。这种模式在短时期内造就了大批农业龙头企业,在这些龙头企业的带动下,表面上潍坊农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农产品结构得到了调整,初步解决了农产品的市场问题和农民就业问题,但实际上却造成了农民增收缓慢,农村贫富分化拉大等社会问题。这种状况,很适合新自由主义(即旧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翻版)的口味。
第三种是河南临颖县的南街村模式,属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模式。南街村模式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是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思想的探索和实践,通过从劳动互助社到人民公社,建立起社会主义农业组织。
人们记得,毛泽东曾在农村搞过带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由于超越时空条件而失败了。但毕竟是中国化了的社会主义的主要来源及其组成部分。水有源、木有限,我们绝不能废典忘祖,抛弃毛泽东正确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去搞别的什么社会主义。
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在南街村模式实践中,突出表现为通过劳动互助社到人民公社的农业经营组织的创新发展。其基本内容归纳为,以农业经济组织为中心,通过公有代替私有,集体经营代替个体家庭经营,实现农村的工业化,培育农民协作精神,使农民共同富裕,最终完成对传统农业和农民改造,实现农业现代化。说得具体一点,南街村干了一些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实事:
——南街村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部分生活资料私有制,以推动生产关系变革为核心,通过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发展,将个体分散的农业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农业。
——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发展科学技术种田,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大规模经营。在实践中把农业经济由个体家庭经营推向公有制集体经营。
——南街村按照自愿和入社自由的原则,不搞强迫命令,只是在1986年5月,在村委会门口贴了一张“安居告示”,从1986年一直延续到1990年10月,才将全村2300亩土地全部收为集体经营、集体组织生产管理。这就是说南街村的组织形式,是在农民自发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既能适应大规模农业生产的需要,又是发展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最好的组织形式。
——南街村人,在集体组织中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大力发展了工业、教育;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初步进行着科技种田;围绕发展村办企业,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实力,使企业具有核心竞争力。南街村,现在已拥有26个企业,年产值10亿多元的大型企业集团。
——在发展村级经济的过程中,积极引导个体、私营经济向集体经济过渡,实现了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制。在分配上实行工资和供给相结合的办法,并且逐步扩大供给范围,提高供给的档次,高度重视民兵工作,占企业中编制,对职工实行军事化管理,组建了一支专业化民兵独立连。南街村新建了文化园、公共食堂、浴地、学校、医院、图书馆、档案馆等一系列的公共设施,对南街人免费开放。
审视南街村的方方面面,南街村已不是传统计划下的人民公社,更不是虚构“空想的社会主义”组织。南街村是在随着改革开放的日趋深化,市场经济的建设,竞争日趋激烈,家庭承包责任制下单打独斗的农民日益需要合作的历史背景下,发展壮大起来的社会——经济合作联合体。在这种联合体里,南街村人,再不由于盲目生产导致经济危机,使自己倾家荡产。也不必忍受“公司+农户”和“公司+基地”模式下,资本家对他们的隐性和真正的雇佣剥削。
现在,重新走集体化、建立合作社的村庄不少了。据传,全国已有七千余个南街村式的合作社。
我以为,南街村现象是毛泽东合作社思想的开拓创新,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解决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
人们要求,国家应在《宪法》的指导下,建立一套解决三农问题的法律法规,大力鼓励、指导、支持和帮助个体经济走集体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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