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渐地，《求是》开始同毛泽东有了共同语言

新近，《求是》杂志上撰文说，任何政党、政治集团执政以后，都面临着失去政权的危险。在和平建设时期，危险主要来自执政党内部的腐败。执政党只有坚决反对腐败、有效地预防腐败，才能保持执政地位，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年稍长一点的人都会清楚，毛泽东在建国后，是一直有这类观点的，——仅在表述上更社会主义化——要求强化思想政治工作。


如今有此文章，可以解读为：我们渐渐同毛泽东有了共同语言。这里，我们还得回顾历史，转点弯子来说明这一问题。


当一个社会，在发展的生产力的要求下，需要变革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时，革命和思想政治工作，就显然是须臾不可离的法宝。今天，我们要消灭社会剥削、压廹，消灭私有制，——革命、思想政治工作更显得特别的重要。毛泽东是特别清楚这一点的。


但是，认识有先后，就是在领袖群体内，领袖们的认识也有差别的。而这些差别，以及因有差别而互有批评、斗争。这是十分正常的。也是极其需要的。有人把这种批评斗争看成是一种“伤自尊”的残酷事。这是一种卑拙。这对领袖们来说，分明又是一种以个人虚荣心度领袖之腹的俗、陋。


今天，无需避讳，已披露的史实表明，对中国社会革命和建设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一直就是毛泽东同他的战友们，以及一些同道人，在原本“没有共同语言”的斗争中，——（同战友们）逐步找到共同语言，同后者——分道扬鏣——的问题。


毛泽东年轻时就对持不同意见者说过，你不问政治，政治偏来管你。后来，严重的政治斗争，让这些不意见者，有的很快转移到毛泽东立埸上来，从而有了共同语言。


红军初创，耿直忠诚的朱老总对红军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点“轻淡”，他甚至说，我是军长，我只管打仗。毛泽东对他说：不错，你是军长，只管军事、打仗，但我要问你，你本在旧军队，哪就是打仗，你为什么偏要到红军中队伍中来打仗呢？！这一问话，以及革命实践的曲折，使朱老总在这一问题上有很大的转变。


井冈山时期，特别坦诚忠直的陈毅甚至对毛泽东发火：“什么思想政治工作最重要，是你干什么工作就什么最重要！”此时的毛泽东，一笑置之，就荐请陈总当政治部主任，让他主抓思想政治工作。后来，以至若干年后，陈总回忆这段历史时，总不免哈哈大笑。豪爽的哈笑中寓含着“历史性”钦佩。


建国后，毛泽东提出了政治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观点，提出通过教育、改革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但，有人又有不理解，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总得有个基础吧！这一说就是三、四十年过去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三、四十年，思想政治工作被淡化。现在，人们开始认识到，如今社会风气不好，党风不纯，腐败，黄赌毒等，都与此有关。有人开始各种各样的抱怨，而其中最为典型的抱怨则是：本应崇高、清雅的学术殿堂——大学里，现在也只看钱、功利，这是个要命的事！然而，有此抱怨的人应懂得,对某些改革来说，这话是应完全反过来说的：大学里不计功利，超然“钱”外，哪才是要命的事；改革就难以为继。


这是一个矛盾。我们已无法回避。令人欣喜的是，当前，原本同毛泽东没有共同语言的人中，有一部分人又在体味毛泽东的思想，又在把握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解毛泽东的目光长远、深刻和深沉：


——辩证看待得失，把住长远目标，权衡利弊，而取利大者，不为懦弱的善良、平庸的同情挡住前进道路，不被告一时的某些损失，甚至失败吓破胆，在人民的根本的长远利益中，坚持革命，坚持先进阶级的革命和思想政治领先。


现在的人们大多知道，以上，是毛泽东坚持思想政治领先一贯的“依据”。这一依据，多少又是“依据”于马克思。


马克思于19世纪50年代，曾以不无矛盾的心情，描述经济和思想上落后国家在社会革命和政治斗争冲击下（不过，当时马克思讲的是资本主义的革命冲击），出现的混乱、惶恐和痛苦。


他说：“从纯粹的人们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亲眼看到他们的成员在丢失自己的祖传的谋生手段后的痛苦（比如，当年集体化后的小岗人，乞讨成了不方便、不光彩的事，小岗人对此，是十分痛苦的），是会感到悲伤的……”


但是，马克思不是徒有善心的慈善家，他从来都认为政治革命带来的混乱和痛苦是社会进步所必须的。


马克思接着写道：“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旧的生活、生产方式，这些旧的观点，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即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们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那种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他们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我们不应忘记，这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


在表达了这一系列思想之后，马克思仍希望以革命的形式，促成古老社会的崩溃。他明确而坚定地说：


“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高唱：


即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对！让我们同歌德高唱，同毛泽东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