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唯‘民’是举”
有人说,毛主席的政治哲学,从总体上看具有极其浓厚的伦理学色彩。在他的意识结构中,“人民”或“群众”其实总是与“小人物”、“穷人”、“贱人”、“下等人”、“被压迫者”等等划等号的。毛主席的人民群众观,与他对人的限定和划分有着直接的关联。
资料表明,只要出身贫寒、身份低下,再加上自我奋斗,就说明了他曾是被压迫者,天生具有反抗意识,因而也就最有创造性。1958年5月8日下午,毛主席在怀仁堂讲“破除迷信”问题,一连举出近40个古今中外、历史、神话和现代人物,用以说明“自古以来,发明家、创造新学派的人,开始的时候都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并以相对肯定的口吻设问:“这是不是个普遍(客观)规律?不能肯定,还要调查研究。但可以说,多数是如此。”
他十分突出地强调“贫贱低微”与“生命力旺盛”之间的必然联系,自觉地把二者视为因果转化的必然过程,从而构成了极为明显的“压抑——创新”价值取向。毛主席认为,凡是被压抑的主体,必然内聚着天然的实现欲望,而压抑着别人的主体,又必然本能地产生堕性。二者之中,前者是活泼的、赋有生命的动力,后者则是呆滞的,形成历史的阻碍;前者是弱小的,但却蕴育着伟大;后者虽然实力雄厚,但却意味着衰亡。上述命题沉淀在毛主席的观念中,就形成了那个众所周知的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文革”中,毛主席又一再重申,“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干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具体地说,毛主席在三个层面,展开了他的“唯‘民’是举” “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社会改造理想。
一、在干部与群众之间,毛泽东毫不犹豫地选择群众。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都鼓励来自下层的冲动,任何时候他都敏感地去寻找、发现和拯救那些破土而出的希望之芽。在“合作化”运动中,毛主席说:“群众中蕴藏了这样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什么在许多领导机关,在几个月以前,居然没有感觉到,或者感觉的那样少呢?……回答只有一句话,就是不要脱离群众,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
在他看来,压抑群体的生存本能,与其说是一种失误,不如说是极大的罪恶。正因如此,他对“官僚主义”体现出同样的敏感,将其视为不可饶恕的丑恶:“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对这些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极恶的,也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新权贵”呢?毛主席指出:“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
垂暮之年,毛主席还反复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民主革命成功后,一部分党员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大官们压人,但是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就要革命。
二、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毛主席将二者看成“源”与“流”、“体”与“用”的关系。
不能认为毛主席是否认甚至敌视知识和科学的价值的。一方面,在他晚年的著述中多次谈到知识在国家建设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认为“老九不能走”;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具有丰富经验,以务实为本的治国政治家,他不可能抛弃社会现实而陷入纯粹的思辨暇想。
在毛主席看来,体、脑劳动都不可缺少,但前者是“源”,后者是“流”,前者是“体”,后者是“用”。二者的位置不能颠倒,即所谓“皮毛之论”:“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是辞退你,明年就不发聘书了。”
三、在“小人物”与权威者(与此相应的“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间,毛主席总是义无反顾地充当着保护前者的角色。
他几次说过“青年人要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的话,例如,1954年毛泽东支持李希凡、兰翎的《红楼梦简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大人物”压“小人物”的不满,通读毛主席给政治局和有关人士的那封信,可以说其直接矛头也并非对着俞平伯本人,更主要的目的是表现自己要为“小人物”说话……
毛主席一生口心如一,光明正大,在他把握了“人民必然革命”的时代脉搏之后,一生都在为“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而殚精竭虑,艰难奋斗,从不畏惧,决不后退,更不变节。
这就是人民领袖的本质所在!
这就是人民日益怀念毛主席的原因所在!
中国有幸!中国人民有幸!人类历史有幸!——在切实的历史需要中,“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基于这一不可阻灭的历史需要,今后一定还会孕育产生“毛泽东”!!!
【太行山水 编辑 2010/02/14 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