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下）

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下）

甄岩

四、1945年8月-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的胜利，使远东的局势乃至世界的局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动。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败了，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抗日战争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已经过去了。
在这种形势下面，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国共两党的关系，现在怎么样，将来可能怎么样？我党的方针怎么样？这是全国人民很关心的问题，是全党同志很关心的问题。为回答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毛泽东于1945年8月13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极其重要的演讲《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这篇演讲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深刻地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并且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正如毛主席在1945年4月党的七大的开幕词中所指出的，在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后，中国仍然有成为一个新中国和还是一个老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从人民手中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要使中国仍旧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尽力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另一方面必须对于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内战的反革命计划有充分的准备，采取正确的方针，这就是说，对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抱幻想，不怕威吓，坚决保卫人民的斗争果实，努力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定胜败的斗争，就是从抗日战争结束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个历史时期的内容，这个历史时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或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一再撕毁和平的协议，发动了空前的反革命的大内战，企图消灭人民力量。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国人民只经历了四年的斗争，就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战胜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

第一、关于重庆谈判。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早就预料到并作着准备的。但它来得那样快，却不是毛泽东完全想到了的。整个局势在短时间内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无数新问题一下子涌来，需要迅速地作出决断。其中最重要的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后，怎样妥善处理迅速上升的国内矛盾。
毛泽东以惊人的精力，日以继夜地投入工作。为了应付瞬息万变的形势，毛泽东干脆把办公室搬到枣园的小礼堂，一面处理日常事务，一面接见各地来请示工作的负责人和将领。他每天工作都在十多个小时。办公桌是原来的一张乒乓球台子，中间摆着笔墨纸砚，别无它物。毛泽东饿了，就啃几口馅饼和面包冲击。小礼堂周围放着一圈长条靠背木凳，来自各地的干部坐在那里等候他的指示。

——毛泽东冷静地观察着当时十分复杂的局势。

早在党的七大前，毛泽东就充分预见到：抗战胜利结束之后，蒋介石极有可能挑动反革命内战，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进攻；并且反复地教育党的高级干部，要提高警惕，保持清醒的头脑。现在这种局面即将来临。抗日战争刚一结束，人们还沉浸在一片胜利欢乐中的时候，中国上空却已笼罩着一片阴云：一直在坐山观虎斗的蒋介石，他要下山了，迫不及待地动手争夺抗战胜利果实，把刀锋指向中国共产党。
在8月10日日本乞降消息传出的当晚，朱德总司令向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发布向日伪军加紧进攻的命令。11日，延安总部又连续发布六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向敌伪所占地区和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包括要求冀热辽解放区等部队向东北进军，迫使日伪军投降。
同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明确地指出：
“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为两阶段：甲、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存犹豫。”“乙、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P1、2）
此时，华北和华中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都处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包围中，在东北也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一小部分抗日武装在活动；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退缩在中国的西南和西北地区。这是蒋介石国民党当局长期奉行消极避战积极反共保存实力政策的结果。蒋氏明白，他的军队难以很快开到日本占领的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受降。当延安总部发布向敌占区大举进军的命令后，他在11日发出两个相互矛盾的命令：一个要求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推进，勿稍松懈”；另一个发给第十八集团军的，却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他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就是要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手脚捆起来，让国民党独吞抗日胜利的果实，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去。人们从这里已经感受到一股浓烈的内战气息了。
8月13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提醒全国人民：“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同日，他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指出：“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他用斩钉截铁的语言说：“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同时，他也指出：“公开的全面的内战会不会爆发？这决定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因素。国内的因素主要是我们的力量和觉悟程度。会不会因为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我们的奋斗，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使全面内战拖延时间爆发呢？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毛泽东选集》P1125、1127、1130）中国共产党力争的就是实现这种可能性。

事情正如毛泽东所判断的那样：蒋介石打内战的决心已经定了，但他要放手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困难。在国内，全国人民刚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普遍反对在战后再发生内战，要求实现国内和平，以便在和平环境中重建家园。在国际上，英美苏等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也都不赞成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而对蒋说来，更大的困难在于他的精锐主力仍远在西南、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到内战前线需要时间。为此，他不得不首先施放“和谈”烟幕。
于是，蒋介石在8月14、20、23日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共定大计”。蒋绝不是真的想通过谈判来实现国内和平。他的如意算盘是想利用这一着来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如果毛泽东拒绝到重庆来，就给共产党安上拒绝谈判、蓄意内战的罪名，把战争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使自己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蒋估计毛泽东是不敢冒险来重庆的）；如果毛泽东来了，就给共产党几个内阁职位，迫使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这样，他最后仍可以消灭已变成赤手空拳的共产党。另一个是，可以用谈判来取得准备全面内战、特别是调兵遣将所需要的时间。

——确定我党的方针。

在接到蒋的第一、第二次电报后，8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一开始就指出：“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他分析：进入这种情况时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我们曾力争进入若干大城市，现在没有成功。原因有二：一是苏联受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二是蒋介石利用他得到盟国承认的合法地位，使日军完全向他投降。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蒋介石的地位，既有有利方面，也有不利方面。他的不利方面是：在他面前摆着强大的解放区，解放区的抗日功劳无法磨灭，也无法封锁；国民党内部有矛盾，又不能满足人民的民主民生要求。毛泽东着重提出一个问题：“和平能否取得，内战能否避免？”他说：我们现在的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和平是能够取得的，因为英美苏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摊子没有摆好，兵力分散）。他同时也指出：“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蒋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因为上面所说的那些原因，需要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等待机会消灭我们。所以斗争是长期的，迂回曲折的。从中国的局面来看，成立的联合政府“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要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根据这个方针，毛泽东建议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一个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他判断：在谈判中，关于承认解放区和解放军的争论一定是非常激烈的，可能要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他才能逼他让步，总之他是不会满足我们的。毛泽东说：对国民党的批评，本来是决定停一下的，因为日本突然投降，蒋下令要我们“驻防待命”，不得不再批评一下，今后要逐渐缓和下来。以后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团结，有理有利有节。不可能设想，在蒋的高压下没有斗争可以取得地位。他建议：“恩来同志马上就去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就去。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参加这次会议的萧劲光回忆道：毛主席“对我们这些即将奔赴前线的同志说，同志们担心我去谈判的安全。蒋介石这个人我们是了解的。你们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险一些。你们打了胜仗，我谈判就容易些，否则就困难一些。他风趣地说，目前的情况是有三种果子，我们可能得一批小的，失一批大的，另外，还要力争一批不大不小的”。（《萧劲光回忆录》P325）
当参加会议的周恩来等同志发言后，毛泽东最后说：大家的意见很好。今天的方针是七大定下来的，七大的方针就是反对内战的方针。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内战。所以和平是可能的，必需的。他又说：“我是否出去？我们今天还是决定出去而不是不出去。但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出去后，书记处还有五人开会。”
就在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一天，蒋的第三封邀请电到了。25日，中共驻重庆的代表王若飞回到延安，毛泽东等连夜同王若飞商量。26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对他去重庆谈判的问题，明确地表示：“可以去，必须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他说：“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涉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出去谈判会不会造成“城下之盟”的局势？毛泽东说：“签字之手在我。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他设想了可以作出让步的限度：第一步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但“陇海路以北迄外蒙古一定要我们占优势”。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危险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决不怕。”
为了统一党内的思想，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未宥”电（即《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已收入《毛泽东选集》），并在当天向各中央局和各大战略区发出。电报中指出：
“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国民党在取得沪宁等地、接通海洋和收缴敌械、收编伪军之后，较之过去加强了它的地位，但是仍然百孔千疮，内部矛盾甚多，困难甚大。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假如此种局面出现之后，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加紧国民党区域城市、农村、军队三大工作（均是我之弱点）。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
“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毛泽东选集》P1153-1154）
毛泽东起草的这个党内通知，把中共中央力争实现国内和平局面的态度说得很清楚了。

——关于重庆谈判。
1945年8月28日下午3时37分，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到机场迎接的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有邵力子、张澜、沈钧儒、左舜生、张伯钧、陈铭枢、黄炎培、郭沫若等。飞机在九龙坡机场徐徐降落。当毛泽东等出现的时候，掌声与欢笑声齐作。迎接毛泽东是一种新的体验，没有口号，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几百个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却都知道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
毛泽东在机场向记者发表书面谈话，他强调：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
当晚，出席蒋介石在山洞住处举行的欢迎宴会，并留住在山洞林园。第二天， 同蒋进行第一次商谈。并确定双方的谈判代表：中共方面是周恩来和王若飞，政府方面是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30日晨，毛泽东、周恩来从林园进城，分别拜会了宋庆龄、张澜和赫尔利；然后住入红岩八路军办事处。9月1日，毛泽东出席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有宋庆龄、孙科、冯玉祥、陈诚、陈立夫、沈钧儒、马寅初、郭沫若、茅盾等三百多人参加的鸡尾酒会。
毛泽东来到重庆，在社会上激起巨大反响。《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读者胡其瑞等四人的来信说：“毛泽东先生应蒋主席的邀请，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8月29日）
毛泽东在重庆的四十三天，除刚到和临行时有三天，住在林园外，其他时间都住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二楼，同周恩来王若飞住在一起。红岩村地处郊区，对来客很不方便。因此，张治中把自己的寓所上清寺桂园让出来，给毛泽东作为在城里会客、工作、休息的地方。毛泽东每天上午从红岩来，下午在桂园会客和工作，晚上仍回红岩。
“每天晚上，毛泽东从桂园回来后，首先要和周恩来、王若飞、胡乔木一起研究当天谈判的情况，揣摩国民党代表的心理，把握谈判的动态，制订出有关的政策。他们研究得很深很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常常研究到深夜。”“研究完谈判之事后，周恩来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起草电报或文稿，安排毛泽东第二天的活动，处理一些要事。毛泽东则在自己的房间里思考下步的工作。”“待忙完这些事后，毛泽东要通览全天的各大小报纸，不仅要看《新华日报》，还要看国民党办的各家报纸。一般的报道，他通览一遍放下。重要的文章和报道，他要认真反复地看，通过报纸，了解各界人士对谈判的反映，掌握时局的发展。”（蒋泽民：《忆毛泽东在延安》P201、202）

首先，重庆谈判是一场复杂而艰苦的斗争。
由于国民党对这次谈判并没有诚意，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真会这样快地应邀来到重庆，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只能由中共方面先提出意见。
9月2日，毛泽东约王世杰到桂园商谈，周、王也在坐。毛泽东对这次谈判提出八点原则性意见：
一、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会议；二、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成立协议；三、应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四、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五、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六、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内的民选政权；七、中共军队须改编为四十八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之军队；八、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
次日，周恩来等将中共方面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十一项交给国民党转送蒋介石。王若飞在谈判结束后向政治局汇报时说：“前六天，看他们毫无准备。左舜生刻薄他们，说只见中共意见，不见政府意见。”（王若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10月11日）
9月2日晚、4日、12日、17日和10月9日、10日，毛泽东或者单独，或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或在赫尔利参加下，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
当时担任毛泽东副官的蒋泽民回忆道：“毛泽东到重庆后，每次参加谈判，我和陈龙都跟随前往，毛泽东他们在里屋商谈，我们在外屋等候。无论谈判多么紧张，斗争多么尖锐，争执多么激烈，毛泽东的表情是平静的，举止是从容的，讲话时的语调也都是温和的。”“在外屋等候的我们，有时也能隐隐约约听见里面的争吵声。我观察，毛泽东说话并不多，但是很有分量，只要他的声音出现后，屋内就立刻安静下来。”（蒋泽民：《忆毛泽东在延安》P190、191）
在近一个月的商谈中，国共双方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军队缩编、解放区、国民大会等问题上却搁了浅。9月21日晚，赫尔利向毛泽东提出，中共应该交出军队，交出解放区，否则谈判就要破裂。赫的这些话，是最后通牒式的施加压力。毛泽东从容不迫地用八个字来回答：“问题复杂，还要讨论。”他说：军队国家化，国家要统一，我们是完全赞成的，但前提是国家民主化，军队和解放区不能交给一党控制的政府。如何民主化，还要讨论。虽然目前有很多困难，但总会想出克服办法的。我们不主张破裂。
谈判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继续缓慢前进，斗争十分激烈。10月8日，双方代表最后就《会谈纪要》达成协议。10月10日下午，周恩来、王若飞和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桂园客厅里正式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通常称作《双十协定》）。签字仪式后，政府代表邵力子说：“此次商谈得以初步完成，多有赖于毛先生之不辞辛劳。”接着，毛泽东从楼上下来，同在场者一一握手，表示祝贺。当晚，毛泽东又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到山洞林园同蒋介石长谈了一个晚上和一个早晨。毛泽东告诉蒋，他回延安后，周恩来、王若飞仍留在重庆同国民党代表进行商谈，使《纪要》没有解决的问题能在召开政治会议以前得到解决。
这次国共重庆谈判就告一段落。

其次，毛泽东在重庆这四十三天中，除主持谈判外，还同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会见了政界、军界、经济界、妇女界、文化界中具有各种倾向的代表人物；会见了几个国家的驻华使节；会见了中外记者，还会见过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总部的三名士兵，并同他们一起合影。
8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来到被称为“民主之家”的特园，拜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毛泽东和张澜在这次来重庆之前，从未晤面，但他们神交已久。毛泽东向张澜详细地介绍了解放区的开创和建设情况，解释了中共中央八月二十五日《宣言》中提出的六项紧急要求。张澜连着说了几声“很公道”，并且说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该采纳实施。张澜担心地对毛泽东说：“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会顾得上一点信义！前几年我告诉他：‘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民主’来了！”毛泽东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张澜说：“蒋介石要是真的心回意转，弄假成真，化干戈为玉帛，那就是全国人民之福呀！”（《重庆谈判纪实》P441）
毛泽东和柳亚子，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老朋友。9月6日，毛泽东和周、王一起到柳亚子寓所去拜访他。毛泽东把手书的旧作《沁园春•咏雪》赠给柳亚子。柳也即席赋诗作答：“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乱倘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柳亚子选集》下册，P911）10月4日，毛泽东接到柳亚子一封信后，复信说：“时局方面，承询各项，目前均未至具体解决时期。报上云云，大都不足置信。前曾奉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毛泽东书信选集》P261）
对国民党内各派人物，毛泽东也广泛接触。他说：“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要作具体分析，也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作铁板一块。”就是对一向反共的陈立夫、戴季陶等，他也前去看望。9月20日，他在秘书王炳南陪同下去看陈立夫。见面后，他用回忆往事的口气，谈起大革命初期国共合作的情景，然后在谈笑自若中批评国民党后来实行的剿共政策。他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象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抗枪上山了。”陈立夫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另一次，他由王炳南陪同去看戴季陶，出来时正好在小路上同蒋介石相遇。蒋问他去哪里，他说去见了戴季陶。蒋先是一怔，然后说：“好，见见好，见见好。”有的人指责：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针锋相对地回答：“‘不要另起炉灶’的话我很赞成，但是蒋介石得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王炳南：《阳光普照雾山城》，《人民文学》1977年第九期）
再次，在重庆，毛泽东的活动十分繁忙。举《新华日报》一天的报道为例：“外交部王世杰部长昨日晨十时往访毛泽东同志，畅谈很久。下午三时以后，毛泽东同志往访于院长、戴院长、白崇禧将军、吴稚晖先生等。下午五时，晤韩国临时政府张先生，六时又接见文化界郭沫若先生，七时半赴苏联大使馆宴请并观电影。”（《新华日报》1945年9月4日）这里，还没有把他晚上同周恩来、王若飞研究工作等活动包括在内。
毛泽东在重庆还探访了一些故旧。王炳南回忆道“毛主席很念旧，不忘老朋友们。到重庆后，开了一个他过去相熟的新民学会会员的名单，要我去了解他们的近况。后来打听到其中一位，当时赋闲在家，穷愁潦倒，住在一面山坡上。毛主席便亲自去看他，还叫我们事先不要惊动主人。当我们随同主席走进一间低矮潮湿的小屋，告诉主人，毛主席来看望他时，主人颤巍巍地站起，久久凝望着毛主席，脸上滚下簌簌的热泪，半晌说不吃话。屋子矮小阴暗，不便招待客人，毛主席便同他拉过几把旧竹椅，坐到屋外的空地上，款款叙旧。”（《人民文学》1977年第九期）
毛泽东在同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中，一是交流政治见解，并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二是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实际情况；三是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大后方以及国外人们的情况和想法。他在回到延安后所作的《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谈到这方面的感受：“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热情。”“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

——毛泽东返回延安。
1945年10月11日上午9时许，毛泽东在张治中和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从桂园前往机场。临行前，他向桂园的工作人员和担任守卫的国民党宪兵都热情地一一握手告别，向他们表示谢意。到机场后，他又同前来送行的蒋介石的代表陈诚以及其他友好人士握手道别，然后偕同张治中王若飞登上一架草绿色的双引擎C47型运输机。经过近四个小时的飞行，在下午1时30分回到延安。
毛泽东一到延安，当天就召开政治局会议。他报告这次谈判的经过说：我们清楚地表示要和平，社会舆论造成了非发公报不可。《会谈纪要》是蒋介石提议，由周恩来起草的，也采纳国民党方面的意见略有修改。国民大会和解放区问题还没有解决。赫尔利回美国前，要我们交出解放区，说要么承认，要么破裂。我说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毛泽东还谈了对《纪要》的看法，说这个会谈纪要，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第二是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没有解决的问题，还要继续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10月11日）
第二天，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给各中央局并转各区党委的指示，对重庆谈判作了这样的评价：“双十节国共协定今日公布。这一协定奠定了和平建国的基础，并为全国人民争取了许多民主权利（当然还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取得了我党和国民党平等的地位，这些都是这次谈判的重要成就。”同时指出：“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冲突仍不可避免”，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军队整编问题也没有最后解决。国民党军队现正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因此，“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以松懈。”
在这里毛主席特别强调地是：“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冲突仍不可避免”，国民党军队现正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因此，“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以松懈。”之后，在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两手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两手的激烈斗争实践中，完全证实了毛主席讲话的无比正确性。可过了几个月后，当蒋介石的反革命内战已经准备好了，并开始向我发动局部反革命军事进攻的1946年2月1日，刘少奇仍然乘毛主席养病之机，在他主持召开的大会上，发表讲话，大讲现在武装斗争已经不是国内的主要问题，国内已经到了一个“和平民主新阶段”。要通过所谓“非武装斗争”，甚至“议会”斗争的方式，来建立新中国。刘少奇完全是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来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为蒋介石张目。这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
10月17日，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一次报告（即《关于重庆谈判》）。他说：“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他同时也指出：“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但不管怎样，“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毛泽东选集》P1161）
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这次谈判所采取的革命原则性与斗争策略灵活性的统一。关于让出八个解放区的问题。他说：“为什么要让出去呢？因为国民党不安心。人家要回南京，南方的一些解放区，在他的床旁边，或者在他的过道上，我们在那里，人家就是不能安心睡觉，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争。在这一点上我们采取让步，就有利于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现在全国所有的宣传机关，除了新华社，都控制在国民党手里。它们都是谣言制造厂。这一次谈判，它们造谣说：共产党就是要地盘，不肯让步。我们的方针是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我们过去和蒋介石办交涉，也作过让步，并且比现在的还大。”“这一次，我们在南方让出若干地区，就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使国民党的谣言完全破产。军队的问题也是这样。国民党宣传说，共产党就是争枪杆子。我们说，准备让步。我们先提出把我们的军队由现在的数目缩编成四十八个师。国民党的军队是二百六十三个师，我们占六分之一。后来我们又提出缩编到四十三个师，占七分之一。国民党说，他们的军队要缩编到一百二十个师。我们说，照此例减下来，我们的军队可以缩编到二十四个师，还可以少到二十个师，还是占七分之一。国民党军队官多兵少，一个师不到六千人。照他们的编法，我们一百二十万人的军队，就可以编二百个师。但是我们不这样做。这样一来，他们无话可说，一切谣言都破产了。”但是关系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问题上，是坚决不能让步的！毛泽东说：“是不是要把我们的枪交给他们呢？那也不是。交给他们，他们岂不又多了！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毛泽东选集》P1158、1159）
毛泽东十分明确地告诉大家：“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目前，蒋介石正在部署进攻解放区，“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 “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毛泽东选集》P1159）

第二、以革命两手反对反革命两手。

重庆谈判及其所签订的《双十协定》，只是蒋介石争取时间以调集兵力准备发动反革命内战消灭中国共产党的暂时手段，即所谓“和”的一手。所以，《双十协定》签订后，内战的烽火不但没有停息，反而越燃越大，即所谓“战”的一手。
对此，毛泽东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在力争实现和平的同时，早就看到内战的威胁仍然严重地存在着。他在8月13日向延安干部会议所作的讲演中就清醒地指出：“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按照我们的方针，人民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的。不要打内战的只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可惜不包括蒋介石和国民党。一个不要打，一个要打。如果两方面都不要打，就打不起来。现在不要打的只是一个方面，并且这一方面的力量又还不足以制止那一方面，所以内战危险就十分严重。”因此，毛泽东要求我党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以革命的两手反对蒋介石反革命的两手。

——蒋介石阴谋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具体部署。
其一，重庆谈判期间，蒋就在9月17日以命令形式向内部重新颁布他在十年内战时期手订的《剿匪手本》，指令各部队要在“剿灭共匪”的作战中“切实遵行”。阎锡山部集中了十三个师的兵力，在日伪军配合下，侵入晋东南的上党地区，在刘伯承等指挥的晋冀鲁豫部队的自卫反击下，被歼三万五千余人。
其二，10月13日，《双十协定》签订后的第三天和公布后的第一天，蒋介石又向各战区司令长官发出了一份杀气腾腾的密令：“此次剿共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共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1集，P174）
其三，在11月9日和11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分别召开军事会议和复员整军会议。各地重要将领到重庆参加这两个会议。此会议决定了进攻解放区的作战计划。
会议决定要在六个月内击溃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然后分区进行清剿，以期“根绝匪患”。这个计划分三步行动：第一步控制苏北、皖北和山东，打通津浦路、平汉路；第二步集中兵力于平、津，“扫荡”华北；第三步打通平绥路，占领察、绥。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好充分准备，以革命的自卫战争对付其反革命内战阴谋。

这时，国内局势确实相当复杂：一方面，国共双方正在进行谈判，还签订了协议；另一方面，蒋介石又在杀气腾腾地部署和进行更大规模的内战。对于这样充满矛盾的现象应该怎样认识呢？
其一，毛泽东的认识是：第一，蒋介石要消灭我们，这个主意老早定了。最好是很快消灭；纵然不能做到这一点，也要使形势对我们更不利，对他更有利些。这是目前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根本原因。第二，由于他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存在和他要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还不足，因此目前的大规模军事斗争可能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和一定的时间内，还不是全面的内战，“不能把目前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误认为内战阶段已经到来”。第三，“和平、民主、统一，这是我党既定方针，也是国民党被迫不得不走的道路”。和平是能够实现的，只要我党有明确的方针与坚决的努力。
其二，为了应付这种复杂的局势，从重庆返回延安的毛泽东，不顾旅途疲劳，立刻连续召开会议，统一领导层的认识，并在10月2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过渡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这个指示的着重点仍在击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它指出：
“目前开始的六个月左右期间，是为抗日阶段转变至和平建设阶段的过渡期间。今后六个月的斗争，是我们在将来整个和平阶段中的政治地位的决定关键。”在这一期间内，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任务，“是扩大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广大友好的及可能争取的中外人士合作，组织广大群众，发动要求民主、惩办汉奸、挽救经济恐慌、救济失业人民与援助还乡人民等项运动，并与政府当局继续谈判尚待解决的问题。”“在解放区的中心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反对顽军的进攻及尽量扩大解放区。为此目的，除移动大量军队与干部去东北及热河等地，并在那里组织人民、扩大军队、阻止与粉碎顽军侵入外，在一切解放区，是组织强大的野战军，有计划地歼灭向我进攻的顽军，歼灭得愈多愈干净愈彻底愈好。这是自卫的战争，我们具有充分的理由，站在有理有利的地位。解放区的一切工作，都应为这一中心任务而服务。”在这场复杂的斗争中，“必须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这一方针，毫不动摇地争取目前斗争的胜利，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目前斗争的胜利愈伟大，和平实现的时间将愈迅速，愈对全中国人民有利。”目前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重点在华北和东北，“只要战胜与大量歼灭向华北、东北进攻的顽军，争取我党我军在华北、东北的有利地位，迫使顽方不得不承认此种地位，然后两党妥协下来，转到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是完全必要与完全可能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P370、371、372）

蒋介石在紧锣密鼓调兵遣将。从八月中旬到十月下旬，他已调集113个师约80万人的兵力到内战前线；此外又收编了伪军30万人，共110万人。沿平绥、同蒲、正太、平汉、津蒲五条铁路线东进或北上。企图以此达到两个战略目的：一、打通铁路线，大举进兵平、津，再向东北推进；二、把华东、华北各解放区分割开来，尔后各个击破，或逼迫中国共产党在不利形势下订立“城下之盟”。

其三，为了争取在有利条件下实现国内和平，毛泽东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回到作战指挥上来。他在给各大战略区的许多指示中，一再强调对付国民党军事进攻一定要遵守两个基本原则：第一是自卫的原则，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第二是胜利的原则，即“不要浪打，打则必胜”。

1945年10月、11月、12月，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达到高潮。在此期间毛泽东精心指挥晋冀鲁豫部队进行了平汉路战役（又称邯郸战役）。
蒋介石北上平、津的基本部署是兵分三路：左路以第1战区胡宗南部九个军东出潼关，并以其中的三个军北渡黄河进入晋南，然后经同蒲铁路到太原和第2战区阎锡山部会合，再经正太铁路东进石家庄，转而北上平、津。中路以第11战区孙连仲部三个军八个师进占郑州，然后北渡黄河，沿平汉铁路北进，攻占晋冀鲁豫解放区首府邯郸，同胡宗南部会师石家庄，再继续北进，同由美国帮助空运到北平的第92军和94军会合，完全控制平汉铁路。右路以第10战区李品仙部三个军七个师由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指挥，先到徐州地区，然后沿津蒲铁路北上，占领济南，伺机进击平、津。在这三路国民党军队中，中路的孙连仲部三个军八万多人已在九月中旬占领了新乡等八城，作北上石家庄的准备。左路胡宗南部两个军约五万人，也有太原附近沿正太铁路向石家庄东进。

面对着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地向解放区推进，如何阻碍和迟滞国民党军队沿铁路线北上，便成为解放区军民的严重战略任务。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北进的国民党军队在兵力上多于解放军，装备更优于解放军，这是他们的优势所在；但官兵中很多人不愿意打内战，士气不高，部队严重脱离群众，对地理民情不熟悉，系统不一，补给困难，又有轻视人民解放军的心理，却是他们的短处。
根据敌我双方情况的比较，毛泽东决心以刚刚胜利结束上党战役不久的晋冀鲁豫军区主力迅速东移平汉线，迎击孙连仲部由新乡北上的三个军。从10月12日起，毛泽东连续签发或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等一系列作战指示，提出打胜这一仗的重要指导原则：
一、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大，因此必须精心筹划，精心组织，准备以一个半月以上的时间，在连续多次的战斗中争取歼灭北上的八万敌军中的一半左右。
二、鉴于安阳以南临近敌之出发地域，不易求得歼敌机会，且易打成阵地持久消耗战，因此必须审慎忍耐，采取以逸待劳方针，诱敌深入到安阳、沙河间地区寻求机会各个歼灭。
三、在安阳、淇县间应当先以小部兵力采取宽正面的运动防御，轮番抗击，达到迟滞、消耗、疲惫敌人并摸清敌情之目的；但在敌深入安阳再行北进时，则应避开正面抗击，让敌放胆前进。
四、具体打法上，应待敌进至于我有利之地区时，一面在正面坚决阻击扼制，迫敌展开，我主力再从敌暴露的侧翼或后方进行坚决的、猛烈的突击，加以围歼。

当第11战区三个军按照蒋的部署进击我解放军，此时，根据毛主席战略部署，晋冀鲁豫解放军星夜兼程东进在预定地区完成集结，10月24日晚开始按预定部署出击。经过合围、逐步削弱敌人、总攻、诱敌残部突围加以围歼等几个作战阶段，于11月2日胜利结束平汉路战役，歼灭第40、第30军两个军的主力两万多人。在战役过程中，刘邓派参谋长李达在夜间到高树勋司令部，劝他率部起义。10月28日，高树勋毅然率新八军等部一万人起义，对这次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对平汉路大捷，毛泽东十分高兴。他致电正在重庆进行谈判的周恩来等，告诉他们：“高树勋率两个师起义，影响极大。”“此战胜利后，将给‘剿匪’军以大震动，我们拟公开发表”。“现令刘邓清查缴获文件，为数必多，拟公开发表，击破国民党之诬蔑宣传。”（《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P115）11月5日，他为新华社撰写了《豫北冀南战场胜利捷报》的新闻报道。同一天，他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用平汉路战役的实例，驳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吴国桢所谓“政府在此次战役中全居守势”的谈话，指出：“由彰德北进一路，攻至邯郸地区之八个师，两个师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六个师（其中有三个美械师）在我解放区军民举行自卫的反击之后，始被迫放下武器。这一路国民党军的许多军官，其中有副长官、军长、副军长多人，现在都在解放区，他们都可以证明他们是从何处开来、如何奉命进攻的全部真情。这难道也是取守势吗？”（《毛泽东选集》P1167）
对于高树勋的率部起义，毛泽东更是备加赞扬。12月15日，他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的党内指示中，决定把“开展高树勋运动”作为解放区十大工作任务的第二项，指出：“为着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我党必须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的工作。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 （《毛泽东选集》P1174-1175）
在平汉路战役前后，毛泽东还组织指挥了平绥路战役、津浦路战役以及其他一些重要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1945年最后三个月内在军事上取得的一连串胜利，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再加上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推行所谓“马歇尔计划”以更有效地控制中国，而作某些调整，广大人民反对内战、要求实现国内和平，终于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中共代表团提出的无条件停战的建议，在1946年1月10日同中国共产党签订了《停战协定》。中国土地上（除东北外），暂时出现了和平的局面。

——自重庆谈判以来，过度紧张的工作，终于使毛泽东在11月中旬病倒了。
他得的是神经系统的疾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神经疲劳”。当时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回忆：“十一月，毛主席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令人担忧。我每天都要看他几次。他有时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不能成眠。他要求用冷湿毛巾敷头，照做了，却无济于事。”（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P313）经过书记处领导人研究并一再劝说，毛泽东终于同意暂时集中一段时间治病养病。历来党内的重要文电，一般都有毛泽东自己起草。但在11月14日他起草了给东北局及晋绥、晋察冀军区等九份电报后，一直到1946年3月5日出席欢迎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宴会，长达近四个月的时间内，他起草的电报只有九份，其中有三份电报是比较长的，就是已收入《毛泽东选集》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和《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以及11月15日致东北局关于作战部署的电报，其余六份都只有数十字至百余字。
毛泽东养病期间，仍然密切关注着全党的大事。他养病的地方，最初是在柳树店附近的联防司令部干部疗养所。由于这里离中央和总部比较远，不能及时了解有关情况，后来又搬到王家坪的桃林。为毛泽东治病的，除原来的医务人员外，还有两位苏联医生：阿洛夫和米尔尼科夫。他们是斯大林应中共中央的要求选派来的，还带来一些新的医疗器械和新研制的特效药。阿洛夫过去曾长期在延安为中共中央领导人看病，1945年10月才离开延安回苏联，12月间又返回延安，他对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比较熟悉。由于他们的精心治疗，又由于在一段时间内减少了繁重的工作，1946年开春毛泽东的病已逐步好转了，工作也逐渐恢复。
毛泽东病情好转得比较快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阔别二十年的长子毛岸英又回到他的身边。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时，杨开慧带着三个孩子返回湖南长沙故里。1930年杨开慧被国民党当局杀害，毛岸英等三兄弟由中共湖南党组织秘密送到上海。1931年，毛岸龙患病死了。1936年，毛岸英毛岸青又被送到苏联学习。1945年12月初，已在莫斯科大学毕业的毛岸英（在苏联学习期间参加伟大的卫国战争，受到斯大林的亲自嘉奖），随阿洛夫医生等到达延安。毛泽东十分高兴，抱病到机场去迎接，父子的久别重逢，给了毛泽东极大的安慰和温馨，也使他的病体能较快好转。
毛岸英在苏联生活了近十年，对中国的情况所知极少，甚至连中国话也几乎忘却了。毛泽东为了让毛岸英多了解些中国的社会情况，尤其是中国的农村情况，当他自己病情稍有好转，就在1946年二月间春耕快要到来的时候，把毛岸英送到陕北农村，接受劳动锻炼，学习农业生产知识，熟悉农村情况。毛岸英走的时候，毛泽东嘱咐他：你在苏联大学毕业了，但学到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只是知识的一半，这是不完全的。你还需要上另一个大学，去学另一半知识。这个大学中国过去没有，外国也没有，它就叫“劳动大学”。毛泽东还告诉毛岸英：你要老老实实地锻炼，要和群众打成一片，生活上不要有任何特殊，要多做调查研究工作，通过实际的调查，了解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情况，学习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在病休期间，毛泽东十分关心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健康状况。他一再叮嘱阿洛夫等为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作了全面的身体检查。当他了解到任弼时血压过高、血管硬化的情况后，十分担忧，几次催促他赶紧治疗。
1946年1月10日，在国共双方公布《停战协定》并各自发布《停战通告》的同时，由国共两党和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史称“旧政协”）也在重庆开幕。经过二十天的激烈争论，先后通过了有关军事问题、宪草问题、和平建国纲领、政府组织问题以及国民大会问题等五项重要协议，在1月31日闭幕。2月25日，由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达成了《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
国共停战，政协各项决议的通过，人们无不额手相庆，期望中国从此可以走上和平民主独立富强的康庄大道。
毛泽东和中共还为此作了认真准备。如对我党军队作了精简计划和具体部署。

——从二月份开始，国内政局却向着同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
国民党当局破坏和平发展的国内局面。他们指使暴徒制造了一系列反对政协决议、反对国共合作和平建国的严重事件。
2月10日，重庆发生了校场口事件，国民党特务以暴力捣毁各民众团体在校场口广场举行的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与会的各界知名人士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等被打伤。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竟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如此明目张胆的破坏。这件事向人们发出一个严重的信号：国民党根本没有诚意来实行政协决议。当然，对中国共产党说来，事态会如何发展，还需要继续观察。
2月20日，北平国民党特务又以河北难民还乡请愿为名，纠集暴徒千余人，大闹军调部中共方面的办公室，侮辱殴打工作人员；2月22日，国民党在重庆制造反苏反共游行，并捣毁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民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打伤工作人员多人。
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蒋介石为会议定下了基调，这就是抛开国家的民主化来谈“军令与政令的统一”，对政协会议通过的宪草修改原则“妥筹补救”。会议根据这个调子，通过了一系列推翻政协决议案的决议。国民党以中央全会的方式公然破坏政协决议。这就进一步证实：二月发生的一系列暴行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国民党最高当局决策的先行步骤。
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对此表示严正的态度。《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评国民党二中全会》，批评国民党当局推翻政协决议；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3月18日召开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也指出：国民党“动摇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3月20日，中共方面的参政员拒绝出席蒋介石召开的第四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
4月1日，蒋在参政会上发表长篇演讲，公然宣称：政协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受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可言”。前一点，是由蒋亲自出面，公然推翻政协决议；后一点，是表明他们要向东北的解放区大举进攻了。
此时，蒋介石已调集7个军25万人进入东北，其中包括曾在缅甸作战的精锐主力新1军和新6军，开始对中共领导下的东北人民武装力量发动全面进攻；在关内，也频繁地蚕食、侵占解放区的城镇乡村。
一切事实进一步证明，1945年12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局的指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中，所指出的：针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因此，我党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在西满和热河，坚决地有计划地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在东满和北满，则是迅速准备粉碎国民党进攻的条件。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而在毛泽东养病期间，刘少奇主持党中央工作时，却相信了蒋介石会放弃独裁统治，会改变他的反苏反共立场，出现了一个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在他所发出的1946年2月1日的党内指示中，着重强调：“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武装斗争是一般的停止了”，“中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改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指示认为：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狭隘的关门主义”，因而要求全党必须很好地克服那种不相信内战会停止，不相信和平真能实现，以及不相信蒋介石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现民主改革，并能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的“左”的倾向。（《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6，P62-67）刘少奇的“指示信”，完全暴露了他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倾向。
而在1946年3月15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在发言中对国际国内时局作了四点分析。在谈到蒋介石时，毛泽东说：蒋介石的主张有两条：第一条，“一切革命党全部消灭之”；第二条，“如一时不能消灭，则暂时保留，以待将来消灭之”。蒋介石的这两条，“第一条很清楚，第二条是人们容易忘记的，稍为平静一点就忘了。二月一日到九日就忘了（主要针对刘少奇的指示信），校场口事件后就不忘记了。”马歇尔能放长线，蒋介石也较何应钦不同。假如有一个放长线的，放半年我们就会忘了，那就危险得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6年3月15日）
3月1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国民党修改政协决议和宪法草案原则致周恩来的电报上，加写了一段话：“最近时期一切事实证明，蒋介石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方针一时不会改变。只有经过严重斗争，使其知难而退，才有作某些较有利于民主的妥协之可能。”第二天他又致电周恩来，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很坏，我们应展开批评攻势，针锋相对， 寸土必争”，“我党国府名单及国大代表名单暂无提出”。
毛泽东在这年11月21日中央会议上指出：在七大时，我们估计在日本投降后如果不克服蒋介石和中国的斯科比事件，中国的内战就不可避免。今年一、二月间似乎变了。后来还是证明七大估计是正确的。谈判是有成绩的，教育了人民，党内也是一个教育的过程。
当然，对复杂事物有一个认识过程并不奇怪。然而，刘少奇的那种认识，显然代表了党内那一部分，相信蒋介石超过相信毛泽东的谆谆告诫的，具有右倾错误倾向的人的观点。

蒋介石加紧发动全面内战步伐。1946年3月以后，国内的军事形势出现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
关外，就是指东北地区。该地区东、北、西三面同朝鲜、苏联、蒙古接壤；南面，陆上同华北地区衔接，海上隔渤海同山东半岛相望。人口三千余万，资源丰富，重工业发达，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军队在蒋介石不抵抗命令下撤入关内，东北人民从此陷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统治之下。东北军一批爱国将领（马占山李杜等），在民众支持下，自发地组织东北义勇军奋起抗击。中共满州省委一面派人到各地义勇军中参加抗日，一面组织东北人民武装起来开展游击战争。1936年，东北各地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成东北抗日联军。后来在日军重兵“讨伐”、“清剿”下，抗日联军一部分部队撤退到中苏边境地区活动，小部分仍在日本占领区内进行隐蔽斗争。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抗日联军配合苏联红军作战，八路军在冀热辽边和山东的武装也迅速深入辽南。
毛泽东一向十分重视东北。1945年中共七大期间，他曾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但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中共中央还不可能派遣更多的部队进入东北。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根据延安总部的命令，冀热辽军区司令李运昌就近组织部队挺进辽宁，配合苏联红军作战。中共中央还决定以晋绥军区政委林枫率千余干部先行进入东北，抓紧时机开展工作；命令原属东北军的山东军区万毅支队等向热河急进，待查明情况后准备进入东北。在1945年8月23、26日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都谈了东北问题。他说：限于中苏条约，苏联不能直接援助我们。我们先派干部去是确定的，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军队去不去，还不一定。要看情况。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后，根据东北政治军事情况的变化，党中央（经在重庆的毛泽东同意）制定了以发展东北和热辽两省为中心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立即决定从关内各解放区抽调大批主力部队昼夜兼程急进，进入东北。
蒋介石同样十分重视东北。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取得了接受东北的法定身分。8月31日，他明令将东北三省划分为九省三市，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准备进入东北，从苏军手中接受政权。他在驻华美军帮助下，经海上运送军队登陆秦皇岛，向东北挺进，并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他还收编了伪满军及日军共20余万人及大批土匪武装，要他们“保持武器”，“为自身安全而奋斗”。然而他接受东北是以压迫剥削东北人民大众，建立其法西斯独裁统治政权为目的的，自然要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革命人民的反对，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
1945年冬，苏方多次表示要将中长路及其沿线各大中城市移交给国民党政府，并要求中共领导下的部队迅速撤离这些地区。12月28日，病休中的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如前所述）。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必须经过艰苦奋斗。这个极富远见的指示，明确了东北工作的方向，对日后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1945年11月起，美国以31艘运输舰把国民党两个军从九龙、海防运送到秦皇岛登陆。连续攻占已被八路军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山海关和绥中、锦州等北宁路上的要点。1946年1月，蒋介石企图利用国共在关内暂时停战的机会，一面要求苏军暂缓撤军东北，一面要求美方加大海运能力，加速运兵东北，到1946年4月已有7个军约25万正规军进入东北，以为其大举进攻我党领导的部队服务。
陆续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在国民党军队没有赶到前，已在东北各地取得很大发展，并于1945年10月同东北抗日联军合编，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7日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
东北民主联军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乘苏军已从中长路撤军而国民党军还滞留西满的有利时机，在三月中旬攻占四平，四月中下旬先后攻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要城市，歼灭被国民党加委的伪满军和土匪武装三万多人。至此，中长路的开原以北段已全部处于东北民主联军控制之下，形成了背靠北满、依托内线迎击大举北上的国民党军队的有利战略态势。
三月中旬，在中共谈判代表团的力争下，军事三人小组谈判达成《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但蒋破坏这个协议，坚持必须占领哈尔滨、长春、四平并控制中长路后，才能谈停战问题。为了实现此目的，他一面指令杜聿明指挥新1军和71军从沈阳地区北进，限令占领四平，再向长、哈、齐推进，一面请求美国再协助运送五万兵力进入东北。
——刚刚恢复工作的毛泽东，对蒋的企图早已料到。
他认为：苏军将于四月完成撤军。蒋必将部署部队自沈阳北进和我争夺长、哈。不给向北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以有力打击，东北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停战的，东北解放区后方也难以巩固。在此特殊情况下，经取得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领导人的共识后，定下了“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阻滞国民党军队北进，以争取在东北实现停战的决心。
自沈阳北进的国民党新1军和71军，在遭到东北民主联军顽强抗击，并在四平西南被歼一个师的大部后，于四月中旬逼近四平市区。此时，返国述职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已返华，并提出东北停战方案。为了争取在有利态势下实行停战，毛泽东在4月26日致电林彪、彭真：“望加强四平守备兵力，鼓励坚守，挫敌锐气，争取时间。”27日至30日又多次致电林彪，指出：在停战前国民党军队可能继续发动几次猛烈的进攻；我军必须“死守四平，寸土必争”。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东北民主联军加强四平守备力量，同国民党军队对峙。国民党军以其精锐部队，采取正面进攻和两翼迂回相结合的战法，对四平发起总攻。东北民主联军防守四平的部队虽经顽强抗击，仍不能挡住国民党军的猛烈攻势。
四平守军鏖战一个多月，伤亡已达八千多人，疲惫困乏，难以再战，加上防线左翼被突破，退路受到严重威胁。在此紧急情况下，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5月18日致电中央，陈述理由，并于当日午夜组织部队撤出四平，分别向南满、东满、西满转移。19日，毛泽东复电：
“一，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英勇顽强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二，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的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三，如果采取此项方针，我军必能从目前的被动与不利地位转变到主动与有利地位；而敌则愈前进愈分散粮源愈困难，其力量必减弱下来。”
正如毛泽东所估计的：国民党军占领四平后，又继续向北推进，占领公主岭、长春、德惠，直抵松花江南岸。但其势已成强弩之末，无力再向北渡江进占哈尔滨。此时经过紧张谈判，至六月上旬国民党被迫接受暂时休战的局面。
四平保卫战是在国共双方有可能在东北实现停战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战役历时一个多月，东北民主联军共毙伤俘国民党军队一万多人，给敌以沉重打击，使东北出现从六月到十月的实际停战局面。这就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使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在原来立足未稳的情况下，通过深入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在北满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国民党军队始终未能北渡松花江进攻北满解放区，使东北民主联军保持住了一块完整的战略基地。这一局面的形成，在四平保卫战中我军以高度顽强英勇的精神使进攻的国民党军遭受重大损失，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说，四平保卫战是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当然，此战是属于城市防御战性质，这并不是我军的长处所在，而且在当时条件下也不可能达到成建制的消灭敌人的目的。并且也使我军伤亡达八千人，其中绝大部分是从关内调赴东北的骨干。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战又是有所失的。所以中央军委认为这是“一时特殊条件”下形成的作战，不能成为“一般的作战方针”。

综上所述，自重庆谈判签定《双十协定》以来的八个月中，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革命的两手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反革命两手，有理有利有节，表现了高超的斗争艺术，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为顺利地进入到全国全面战争的爆发，创造了良好的国内外环境。

第三、全国内战爆发以后，我党我军正准备一切，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

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毛泽东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国内形势，对美国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内战，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而又善于斗争、善于胜利！坚决地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军事进攻。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1946年6月，蓄谋已久的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终于发动了全面内战。
蒋介石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发动这场内战，主要是自恃拥有远较共产党方面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其中包括美国给予的大量援助，以为可以凭借这些力量很快地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
蒋介石当时的兵力是“飞机坦克加大炮”。总数达430万人，军事装备精良：其中有接受侵华日军一百万人的武器装备；大量的美国军事和经济援助，美械装备一百多万人；其它是现代化的混合装备；还有飞机坦克大炮和军舰。而中国共产党方面，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仅有61万人的正规军（野战军）、66万人的地方部队和后方机关人员，总数127万人。
蒋介石控制着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控制着全国百分之七十六的土地和百分之七十一的人口，控制着几乎全部的现代工业，军火工业也有相当规模。而中国共产党方面，却只有全国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四和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九，除哈尔滨外没有一个大城市，经济上主要依靠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只靠肩挑、背扛、大车拉、小车推，军工生产基础极为薄弱，只能制造远不能满足作战需要的机步枪弹、手榴弹、炸药以及极少数量的迫击炮。
蒋对发动这场大规模内战充满自信。在1946年6月的一次会议上，他对他的部下提出“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声称“因为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而是他们匪军则绝对没有的”，因此“我们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蒋总统集》台湾印行，P1558）
“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毛泽东选集》P175）这是毛泽东十年以前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应用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探索战争发展规律的，一段非常精辟的话。无疑在此时此刻是特别重要的。
面对国共双方这样悬殊的力量对比，中国人民解放军能不能战胜蒋介石军队的大规模进攻？这是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的毛泽东首先需要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作出回答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已成为解放区军民心目中感到忧虑的中心问题。1946年9月27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信中明确地指出：“在解放区军民中目前的中心问题不是对美蒋的幻想问题，存在这种幻想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向军民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后则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目前解放区军民心目中的中心问题是能否胜利与如何取得胜利。”
面对这个重大问题，毛泽东是怎样考虑的？他充分看到蒋介石在军事、经济力量方面所占有的优势，尤其是美国大力支持这个优势，这是一个方面；但他坚持对事物采取分析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清晰地看到蒋介石存在的种种弱点和自己的种种优势，尤其是革命力量在八年抗战中取得的巨大发展，已远非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可比。
正是根据对双方力量对比的这种清醒的认识，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第二个月，也就是1946年7月20日，他对前面所说的这个重大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我党我军正准备一切，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借此以争取和平。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毛泽东选集》P1186、1187）
怎样去“战胜蒋介石”呢？毛泽东提出几条基本的指导方针：
其一，在军事方针方面，他强调两点：一是“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的是运动战”。为了打好运动战，“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此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二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当着敌人使用许多个旅（或团）分几路向我军前进的时候，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于敌的兵力，于适当时机，首先包围歼灭敌军的一个旅（或团）。这个旅（或团），应当是敌军诸旅中较弱的，或者是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驻地的地形和民情对我最为有利而对敌不利的。”他指出这种方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在蒋军武器加强的条件下，这是“我军必须特别强调的”。
其二，在政治方针方面，他要求“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并为此规定了党在农村中、在城市中和在国民党军队中必须团结、争取、孤立的阶级、阶层和人员。
其三，在经济方针方面，他要求“必须作持久打算，必须十分节约地使用我们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力戒浪费”。要“努力生产”，要“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要“艰苦奋斗，军民兼顾”。
为了使人们认清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虚弱本质，树立起必胜的信念，需要提出一个更加鼓舞人心而又具有科学精神，使人一听就明白并能记住，最终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基本观点，那就是毛泽东向正在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说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就确立了我党“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总方针。
斯特朗是一位美国籍的进步女记者。1946年初她从旧金山来到上海转往北平，接着乘军调部的飞机到达延安采访。她在延安住了几个星期，同各界人民和中共许多领导人广泛接触，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解放区的情况已有相当的了解。
8月6日下午3时，延安雨后初晴。在毛泽东居住的杨家岭，斯特朗见到了毛泽东。长期在延安工作的美国医生马海德陪同她去，并担任临时翻译。听到斯套朗来了，毛泽东走出窑洞门口，来到院里欢迎。为了表示对客人的礼貌，他那天特地穿了件稍好的蓝布衣服。他们一起坐在窑洞前苹果树下的一张石桌周围，娓娓而谈。
毛泽东是不放松任何一个机会来作调查工作的。他先向斯特朗询问了许多美国国内的情况。斯特朗惊奇地发现：“美国发生的事有许多他知道得比我还详细”。接着，毛泽东回答了斯特朗提出的问题。他谈话的中心点，就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泽东列举俄国沙皇和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例子，来说明这些反动力量从表面上看是强大的、可怕的，但从长远的观点看，从本质上看，“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当斯特朗问到对美国使用原子弹的看法时，毛泽东爽朗地回答：“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原子弹当然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毛泽东最后又谈到蒋介石发动的这场大规模内战的前景。他十分坚定地告诉斯特朗：“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吃饭后，他们又接着谈下去，直到午夜。
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一提出来，立即震动国内外，深入人心，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1960年，斯特朗在《一个现时代的伟大真理》这篇文章中，怀着深厚的感情回忆起这吃谈话。文章说：“毛主席是十四年前在延安时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现在这已成为有历史意义的历史名言了。”“毛主席的一针见血的语句，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分析和诗人的想象力，使他的谈话成为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启发性的谈话。”
这次谈话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谈话开始后不久，斯特朗发现附近二十多米的草丛中有响动，吃惊地问：“那儿有谁？！”“是另外一家老百姓家的孩子”，毛泽东笑着回答：“他大概是对我的外国客人产生了好奇心。”这件小事给斯特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四年后他回忆说：我很少见过这样能和周围环境打成一片的人。

——坚决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1946年6月19日，也就是蒋介石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的前夕，毛泽东对国内外形势作了如下分析：“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根据这个判断，毛泽东得出结论：“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毛泽东传》P769-770）
全面内战成为事实后，7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中又进一步指出：“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在东北占我四平、长春等地后，现在又在华东、华北向我大举进攻，将来已有可能再向东北进攻。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可见，即使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的初期，直到这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仍在力争实现国内和平的局面，进行自卫战争的目的仍是为了恢复国内和平。
怎样去争取自卫战争的“大胜”呢？鉴于蒋已发动全面内战，毛泽东决心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在南线和北线分别组织几次强大的攻势，歼灭大量敌人，扩大解放区，以此逼迫蒋介石知难而退，恢复国内和平。为此他在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和各战略区领导人多次磋商后，通盘筹划，拟定出南北两线的作战计划（这个作战计划，经过实践中的探索，后来都作了比较大的调整）。
在南线：
处在被国民党军队重兵包围下的中原军区李先念、郑位三部以“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为基本行动目的，立即组织突围。由于中原军区东部的鄂东皖西是国民党预有准备的筑垒地带，北部则东西向的河流较多，在国民党军队堵截下不易渡越，向西虽也有国民党军堵截，但地域广阔，便于机动，便于就粮，而且鄂西北、豫陕边地形复杂，高山峻岭，便于分散坚持，如果情况十分紧张，还可分向陕南、湘鄂川边突进和向陕甘宁解放区、太岳解放区转移。根据这样的分析，毛泽东批准了中原军区的建议，决定他们除以一部分部队就地坚持，一部分部队以苏皖边解放区为目的地向东突进外，主力三万多人分两路西进，越过平汉路，直趋鄂西北及豫陕鄂边地区。
在毛泽东考虑中的南线作战计划，更重要的是，在全面破裂后准备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五万人、山东野战军主力五万余人、华中野战军主力四万人，分别出击津浦路徐州、蚌埠段及其两侧地区和蚌埠、浦口段及其东侧地区，在野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在上述作战胜利后（不一定取得开封、徐州），可考虑以晋冀鲁豫和山东两军主力南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一线挺进。这是一个大踏步挺进的计划。毛泽东指出：“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的计划着重向北相反，可将很大一部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地位”，“这一计划依靠老根据地逐步向南，稳扎稳打，并不冒险”，“如能渡淮而南，即可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中共中央致刘邓薄、陈舒电，1946年6月22日）
在北线：
提出了夺取“三路四城”的计划。准备以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和晋绥野战军主力协同作战，逐一占领平汉、正太、同蒲三路和保定、石门（石家庄）、太原、大同四城，而将冀东、热河作为钳制方向。毛主席向华北部队提出：“在国民党大打后，你们的基本任务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四城”。这个计划的实施次序，后来在设想中又演变为：第一步夺取大同，控制同蒲北段；第二步夺取平汉北段，相机占领石家庄、保定；第三步转用主力于正太路，相机占领太原。毛泽东在电报中要求：“须准备六个月或较多时间，但是必须完成此任务”，“所有对平汉、同蒲、正太三路之进攻，均是攻城战，望立即训练攻城技术，多备黄色炸药。”（中共中央致聂萧刘罗，并告子华电，1946年6月28日）
除了作出上述南北两线的作战计划外，毛泽东还要求中共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本着“一心一意准备以长期艰苦奋斗去取得和平的总方针”，抓住停战时机，通过加紧进行军事、政治、群众工作多方面之准备，以“增加革命力量，减少反动力量，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中共中央致林彪电，1946年7月11日）而在目前则应采取“敌不攻我，我亦不攻敌，保持平静”的方针，以争取时间。他十分强调东北应准备持久战争，提倡自力更生，告诉即将去苏联治病的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东北斗争主要靠自力更生”，勿向苏方提出“过高与过多要求”；“关内应完全靠自力更生”，不能向苏方“作任何要求”。（中共中央致罗荣桓电，1946年7月30日）
在周密进行军事部署的同时，毛泽东仍力图以战争胜利来谋求恢复国内和平。他从“大概半年之后又可能和”的估计出发，要求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驻南京代表团按照“继续争取长期全面和平的方向去进行工作”，并指出：“如不可能则争取再延长休战时间。”

首先，慎重初战。
慎重初战，是毛泽东一贯的作战原则，在重要战略转折关头更是如此。
中原突围。大规模内战的战火，首先在中原地区燃烧。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郑州绥靖公署和武汉行营所属的8个整编师另两个旅共30万人，在武汉、西安两地空军直接支援下，向中原军区部队集结的以宣化店为中心的方圆不足百里的地域发动进攻。这就挑起了全面内战。
毛泽东在组织中原突围的同时，他密切注视着南线敌情的变化。当他听到中原军区部队胜利突围和王震部回到陕甘宁边区，十分欣慰，多次致电李先念郑位三加以慰勉，指出这是战略上的伟大胜利；他还不断同南线各区领导人磋商原定的三军进击津蒲路的计划，并根据情况的变化加以调整。
在这个计划拟定后的短短几天中，他接到周恩来从南京发来的国民党军队即将向各解放区、特别是苏中和苏北发动大规模进攻的重要情报，又先后接到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6月27日的电报，以及华中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会商后于29日联名发出的电报。这两份电报列举苏中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后，建议在津浦路作战的第一阶段中，华中野战军主力仍留置苏中来迎击来犯的敌军，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争取先在内线打一、两个胜仗，而以一部加入津浦路作战；待津浦路作战进入晋冀鲁豫、山东两军渡淮作战的第二阶段时，华中野战军主力再加入这个作战序列。
毛泽东审慎地分析了国民党军队即将发动全面进攻的形势，认为这些建议“似有理由”。他当机立断地先后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致南线各战区领导人，对南线作战部署作了调整，指出：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之顽可能同时向我进攻，我军要“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宁周午文称：苏北大战即将开始，蒋军将有徐州向南、也津浦向东、由江北向北，三方面同时动作，先求解决苏北，然后打通津浦、平汉。”“在此情况下，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豫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毛泽东还告诉他们：“一切作长期打算，争取最后胜利。”（中央军委致陈张李，刘邓薄，张邓粟谭电，1946年7月13日）
显然，“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对原定的三军进击津浦路然后渡淮而南的外线出击计划是一个重要修改。从毛泽东的几个电报中可以看出，他认为作出这样修改有两个好处：一是“在政治上更为有利”；二是便于“看出敌人弱点”。这两点，正是战争指导者在战争初期必须充分把握的重要原则。根据毛泽东确定的这个作战方针，华中、山东、晋冀鲁豫野战军分别在苏中战场、淮北战场和豫皖苏、鲁西南战场取得了重大胜利，其中较著名的战役有：华中野战军遂行的苏中战役，七战七捷，一个半月中歼灭国民党军六个旅；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定陶战役，全歼国民党军一个整编师及另两个整编师各一部。随着内线作战的不断取得胜利，毛泽东一再推迟原定的外线出击时间，要求南线各军在内线更多地歼灭敌人，为尔后转入外线作战创造条件。
在北线，毛泽东拟定的半年内外夺取“三路四城”的作战计划，经过一段曲折的实践过程后，也由他作了重要修改。
毛泽东虽然在自卫战争初期作出了“三路四城”计划的决策，但对晋察冀军区主力会同晋绥军区部队准备夺取大同，仍取审慎态度。当得知晋察冀军区部队迟迟未能攻克大同外围的应县后，他立刻致电晋察冀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和副政委刘澜涛，询问他们：“应县久攻未下，你们对大同把握如何？”“如大同久攻不下，其结果将如何？此种可能性应当估计到。”（中央军委致聂刘，并告贺李电，1946年8月1日）
为了答复毛泽东的询问，大同前线翌日即召开有各纵队领导人参加的阳高会议进行研究。8月3日，向中央军委报告了会议的结论：“一致认为攻占大同对今后各方执行任务均为有利。”“大同（敌）总兵力不强，但工事坚固是其特点，故须在技术上充分准备方可奏效。”“对大同拟强攻及坑道进行，我们与晋绥已有一些准备，并继续加强中。”这样，首先夺取大同的决心就确定了下来。
但随着攻城战正式发起，部队伤亡很大，进展缓慢；且傅作义部以主力东犯
集宁，增援大同。致使攻城部队陷入两面作战，未能达到歼敌目的，集宁失守，大同亦难再攻。攻城部队只能从大同撤围，转入休整。
毛泽东总结了大同失利的教训，复电聂荣臻萧克：批准他们歼敌建议，同时强调“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每次歼敌一个团二个团，并不需要很多兵力，以几个团钳制诸路之敌，集中十个至十五个团即有可能歼敌一个旅（两个团）。”（中央军委致聂萧刘罗电，1946年9月18日）这样，毛泽东就已在实际上改变了“四路三城”计划，而采取内线作战的方针了。
    人对客观事实的认识常常需要有一个过程。南北两线初战作战的实践，为毛泽东提供了许多新经验，使他对指挥作战的认识不断发展和变化。主要是：在敌强我弱的基本条件下，人民解放军只有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实行内线作战，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兵力不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逐步缩小双方力量对比的差距，才能最终改变战略上敌攻我防、敌主动、我被动的不利态势。

    其次，经过头四个月战争实践的反复探索，证明“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

1946年7-10月，是全国内战爆发后的最初的四个月。它在解放战争历史上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在全面内战开始时所作“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这种预言是不是符合客观实际？用什么方法去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战争的发展过程和结局会是什么样子？这一连串问题，经过头四个月战争实践的反复探索，已经从事实中得到初步的回答。
在头四个月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32个旅，其中包括一部分美械装备的部队，连同被歼灭的非正规军，总数达30万人。其中，起义、被俘和毙伤的约各占一半（而被俘的经过教育后，大多参加了解放军）。四个月中，人民解放军损失兵员12万人，其中负伤的占9万多人（约百分之八十治愈后，归队）。在四个月战争中，国民党占领解放区县以上城市153座，其中包括张家口、菏泽、淮阴、安东（今丹东）等当时解放区的中心城市。解放军方面只收复或攻占了48座县城，得失相较，解放军共丢失105座县级以上城市，包括大片土地。
四个月战争军事形势发展的基本状况，进一步暴露了蒋介石兵力不足同他的企图过大之间的矛盾。蒋介石和毛泽东各自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
蒋介石认为自己进行的是“现代作战”。他的根本观点是：“无都市即无政治基础，无交通即无政治动脉”，所以，“最要紧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控制都市”。当他占领了解放区105座城市之后，认为自己已取得重大胜利，其战略目的已接近实现。此后即对第一战区司令胡宗南下达进攻延安的命令，这样，蒋介石完全关闭了和平谈判的大门。
但是，一贯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而特别重视打歼灭战的毛泽东，却从这些数字中得出了同蒋介石恰好相反的结论。1946年10月1日，毛泽东全面总结了三个月战争实践的经验，在一份党内指示中指出：
“七月二十日中央对时局的指示上说‘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七、八、九三个月的作战，，业已证明此项断语是正确的。”
“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为我必胜蒋必败的基本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
“向解放区进攻的全部正规蒋军，除伪军、保安队、交通警察部队等不计外，共计一百九十几个旅。此数以外，至多再从南方抽调一部分兵力向北增援，此后即难再调。而此一百九十几个旅中，过去三个月内，已被我歼灭二十五个旅。”
“蒋军一百九十几个旅中，须以差不多半数任守备，能任野战者不过半数多一点。而这些任野战的兵力进到一定地区，又必不可免地要以一部至大部改任守备。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地被我歼灭，另一方面，大量地担任守备，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
“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任务，是再歼灭敌军二十五个旅。这个任务完成了，即可能停止蒋军的进攻，并可能部分地收复失地。可以预计，在歼灭第二个二十五个旅完成的时候，我军必定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那时的任务，是歼灭敌军第三个二十五个旅。果能如此，就可以收复大部至全部失地，并可以扩大解放区。那时国共军力对比，必起重大变化。欲达此目的，必须在今后三个月内外，继续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的伟大成绩，再歼敌二十五个旅。这是改变敌我形势的关键”。（《毛泽东选集》P1205、1206）
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还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又第一次提出了在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变化后，人民解放军将转入战略进攻，而实现这种战略转折的关键在于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正式召开。毛泽东清楚地看到和谈的大门已被蒋介石完全关死，中国人民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经过战争推翻蒋介石的统治，才能在中国获得真正的和平。这是毛泽东在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是他从抗战胜利后一年多来的事实中得出的结论。这对中国共产党下决心领导中国人民去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据此判断，11月16日，即“国民大会”召开的第二天，毛泽东致电中共驻南京代表团，要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立即返回延安，南京只留下董必武等少数人同国民党继续保持某种接触。
11月18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向全党指出：
“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灭亡之时。蒋介石的军队在被我歼灭了三十五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总之，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毛泽东选集》P1219-1220）
值得注意的是，此指示中，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来代替前一阶段一直使用的“自卫战争”。这不只是一个概念上的变换；毛泽东是把它同蒋“自走绝路”联系在一起的。在蒋发动了全面内战之后，毛泽东又观察了四个多月，随着蒋不顾一切地攻占张家口和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实现国内和平已经不再可能，客观形势迫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别无选择，只有下决心以战争手段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11月21日，中共中央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决策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方针是一无自由，二要消灭，他是不允许共产党在保持一块地方的条件下签订城下之盟的。因此，“我们的方针是战争的方针，这是确定了的。”毛泽东强调：过去几个月内消灭了国民党军三十八个旅，使有些战场上的国民党军停止了进攻，证明打歼灭战是可能的，也是能够改变战局的。毛泽东为解放战争的发展勾画了一张大致的蓝图，说：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消灭国民党军七八十个旅，就可以消耗掉美国七八年中援助蒋介似的所有积蓄，使国共双方的力量达到平衡。“达到平衡后就很容易超过。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我们就可以再向长江以南”，大约用三到五年的时间达成这一目标。毛泽东还指出：当然，我们还是应该把事情估计得严重些，我们不但要准备三到五年，还要准备十到十五年。一方面，要藐视他们，非此不足以长自己志气，灭他人威风，另一方面，又要重视他们，每一仗都要谨慎。对于现在是不是马上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毛泽东主张可以按这个目标去做，但不必急于提出这个口号。（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6年11月21日）
    一个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推动下，在全民全党全军的共同奋斗下，很快就要到来了。

     第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继续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主动撤离延安；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军事家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和实践达到了光辉的顶点。在他的亲自领导和指挥下，仅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这真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毛泽东决心以革命战争手段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方针确定后，即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到指挥作战上来。怎样作战才能取得胜利？他从革命战争的实践中获得的最重要的认识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是我军过去歼敌所采用的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因此，他要求各级指挥员不论在战役上或战术上，都必须切实运用这一作战方法，而且“必须集中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敌的兵力”。强调指出：只有这样彻底大胆地集中兵力，“方能有效地歼敌”。
各战场的解放军，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部署，继续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机动灵活地实行内线作战，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断取得重要胜利。其中集中兵力比较多，战役规模比较大，因而歼敌数量也比较多的是实际以粟裕为主要指挥员的华东战场。
华东地区，包括山东和苏皖两大解放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在淮北和苏中战场上歼敌一部分有生力量的同时，逐步收缩后撤，两军会师于淮阴以北，休整补充，准备再战。
这两个野战军会师，集中近十万人的兵力，力量相当雄厚，为下一步打较大规模的歼灭战准备了必要条件。但此时，在东台到峄县的弧形战线上，国民党徐州绥靖主任薛岳配置着四个作战集团二十五六个旅约二十余万兵力，不断发动攻势，不但在战略上，而且在战场上都掌握了相当大的主动权。要大量歼敌，困难极大，形势是严峻的。
毛泽东认为，改变战局的关键，仍在争取更多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从全国范围来看，华东、晋冀鲁豫两大主力协同作战极为重要。因此，他要求山东和华中两个野战军“于二至三个月内务歼薛岳七至十个旅”，并指出只有达成这个任务，“就定能转变局势收复两淮，并准备将来向中原出动”。根据这个谋划，毛泽东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频繁磋商，强调：
一、山野、华野应集中作战，开展战局，“不要分兵打两个敌人，必须集中打一个敌人”。
二、会师后的第一仗必须打胜，因此要慎重选定歼击目标，掌握战机，精心组织。
三、为保证行动的一致，山野、华野两个指挥部“亦应合一”，建议“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负责”。毛泽东还告诉陈粟谭以及华中分局、华中军区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曾山：领导人的“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因此“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战机”。
四、部队集结休整的地点应选在距敌较远的地区。以便诱敌深入，造成可乘之机，然后集中全力加以歼灭。
五、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作战，主要以拖住国民党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不使加入鲁南为原则，以缓解华东作战的困难。
这些意见，尤其是集中两个野战军在一个方向作战、实行高度集中统一指挥的主张，体现了毛泽东在战争逐步向解放区中心推移时怎样打大歼灭战的指导思想，对华东解放军以后的作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遵照毛泽东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战略指导思想，在陈、粟的统一部署下，山东野战军主力和华中野战军一部，于12月中旬，发起“宿北战役”，激战两天，全歼敌整编69师二万多人。这是山野、华野会合后共同进行的第一个规模较大的歼灭战。它对以后两支野战军汇集成一个强有力的拳头，来实现毛泽东打大歼灭战的战略意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当宿北战役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时，毛泽东先后发出两份电报，在表示祝贺的同时，又向他们提出了下一步的作战任务：集中主力进行鲁南战役。电报说：“此战胜利，整个苏鲁战局好转。涟水暂失，将来可以收复，也一定要收复。但第二步作战似宜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并相机收复峄、枣、台，使鲁南获得巩固，然后无顾虑地向南发展，收复苏中、苏北一切失地。”在刚打完大仗后，立刻提出打新的大仗的任务，实行起来自然很不易，因此，毛泽东告诉陈粟：如指战员感觉久战疲劳及伤亡过大，则应鼓励士气，并将部队就火线上编并，以利续战。
毛泽东经过和华东人民解放军前线指挥员陈、粟等反复磋商，待陈粟最后下定决心，迅速回师，求歼鲁南之敌，解除后顾之忧，再行南下之时，毛泽东立刻批准他们这个决心，告诉他们：“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苏北各城全失，亦有办法恢复。”要求他们集中主力并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以期打一比宿北更大的歼灭战”；第一仗以先打鲁南敌军主力整编第二十六师为宜，以争取全局好转。1947年1月2日发起鲁南战役。历经十八个昼夜激战，共歼灭国民党军队五万多人，俘虏中将师长马师武、周毓英以下三万六千多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完满地实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取得在鲁南打“更大的歼灭战的胜利”。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经过半年战略防御的胜利，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这个指示明白地宣布：“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他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目前军事形势已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同时，蒋介石区域的伟大的人民运动发展起来了。指示中说：“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民大革命毫无疑义地将要到来，并可能取得胜利。”（《毛泽东选集》P1211、1212）政治局进行讨论时，毛泽东说：发这个指示很需要。这种文件，去年还不能发。总的形势，是说革命高潮要来了。这种革命高潮在半个世纪中只有过几次：辛亥革命，北伐，抗日战争。“革命动力是两个战线，解放区与蒋管区人民运动，而以解放区为主。解放区胜利愈大，高潮来得愈快。”他又说：“我们的文件没有塞死和平的可能，因为我们没有提出打倒美帝国主义和推翻蒋介石的口号。”会议快结束时，他再一次发言，提出要“使一切没有土地的人有土地”。他说：土地政策是不是可以早几年解决？可以的。“现在解决也可以，如果太迟，要犯很大错误。”他谈到：革命胜利的时间，还要准备相当长，五年到十五年，五年已过了一年半。这个指示在干部中应该普遍散发，但不公开发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7年2月1日）
这是毛泽东和党中央根据一年多来的形势发展，第一次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快要到来了。
鲁南战役后，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按照毛泽东关于集中统一以打更大规模歼灭战的要求进行合编，组成华东野战军，下辖11个步兵纵队，并用从国民党军手里缴来的大量火炮坦克汽车和俘获的技术兵组建了一个特种兵纵队，全军共27万人；并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精心筹划，继续实行内线作战。华东野战军出敌不意隐蔽北上。1947年二月下旬，突然发起莱芜战役一举歼灭正从莱芜大举南下的国民党军五万六千多人，活捉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和军长韩浚，粉碎了国民党军队企图在山东战场南北夹击我华野主力的计划。接着，华野主力又调头向南。1947年5月14-16日，在鲁中的孟良崮山区一举全歼骄横不可一世、被誉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东战场上改变战局的巨大胜利，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引起极大的震动和混乱。

——在精心组织指挥华东人民解放军不断歼敌的同时，毛泽东还筹划了在其他战场上取得一系列胜利的战役。
1947年5月1日，人民解放军即将结束战略防御而转入战略进攻之际，毛泽东在为新华社起草的《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社论中写道：“蒋介石的军队，无论在哪个战场，都打了败仗。从去年七月到现在共计十一个月中，仅就其正规军来说，即已被歼灭约九十个旅。不但去年占长春、占承德、占张家口、占菏泽、占淮阴、占安东时候的那种神气，现在没有了，就是今年占临沂、占延安时候的那种神气，现在也没有了。蒋介石、陈诚曾经错误地估计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和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方法，以为退却就是胆怯，放弃若干城市就是失败，要想在三个月或六个月内解决关内问题，然后再解决东北问题。但在十个月之后，蒋介石全部进犯军已经深入绝境，被解放区人民和人民解放军重重包围，想要逃脱，已很困难。”（《毛泽东选集》P1226）

蒋介石的反革命进攻战略：由全面进攻被迫改变为重点进攻。
为了摆脱战线日益延长与兵力日益不足的矛盾而引起的被动困境，自1947年3月开始，蒋介石已将战略上全面进攻，改变为对山东和陕北两个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而在东北、晋察冀、晋冀鲁豫战场上改取守势。当山东战场的战斗正激烈进行的同时，蒋发了狠心，严厉要求部属一定要对“匪军老巢”延安实行“犁庭扫穴，切实占领”。
进攻延安由蒋的亲信嫡系胡宗南统一指挥，总兵力共34个旅25万人。我保卫延安的总兵力约3万人。

——主动撤离延安。
在得到国民党军队即将发动进攻延安的情报后，毛泽东召开了几次中央会议，对局势作了分析：蒋介石这次进攻，丝毫不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强有力，而是显示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都已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中。此次蒋令胡宗南进攻延安，决不是强大的表现，而是虚弱的表现。完全是“孤注一掷”，“带着慌乱精神”。毛泽东正确地作出判断：蒋介石组织这次进攻的军事企图是“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根据以上分析，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定下了“必须用解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的决心，并据此确定：急调晋绥军区第二纵队王震部（两个旅约万人）自吕梁地区西渡黄河，加入西北人民解放军序列；西北人民解放军必须从长期战争着眼，依靠自身的力量部署一切；在当前，应诱敌深入，必要时主动放弃延安，同胡宗南部主力在延安以北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劳，十分缺粮的境地，然后乘机集中兵力逐次加以歼击，以达到钳制并逐步削弱胡部，从战略上配合其他解放区作战，最终夺取西北解放战争胜利的目的；驻延安的党政机关及群众立即紧急疏散。
3月10日，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已迫在眉睫之时，毛泽东派彭德怀到南线视察部队的战备情况，并传达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策。3月12日，朱德刘少奇等率一部分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自枣园北上子长县的王家坪，毛泽东周恩来搬到王家坪解放军总部办公，当听取了彭德怀关于南线情况的汇报后，当场研究决定由彭和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到前线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由周恩来代理总参谋长。
为什么毛泽东要主动放弃延安？时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回忆道：
“在延安保卫战打响后的一天晚上，我特地从枣园骑马急行几十里赶到王家坪去见毛主席。”“我忧心忡忡地问主席备战工作到底应该怎样做？一定要疏散吗？可否设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主席点燃了一支烟，转过来微笑着打开了话匣子：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应当拦挡他们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共产党总部已被捣毁，现在只留下股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也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不过这只是蒋委员长自己的想法，是他个人的打算，并非公论。但此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在历史巨人身边》P337、338）
对当地的老乡，毛泽东用更通俗的语言解释道：
“譬如有一个人，背个很重的包袱，包袱里尽是金银财宝，碰见了个拦路打劫的强盗，要抢他的财宝。这个人该怎么办呢？如果他舍不得暂时仍下包袱，他的手脚很不灵便，跟强盗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要是被强盗打死，金银财宝也就丢了。反过来，如果他把包袱一仍，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跟强盗对拼，不但能把强盗打退，还可能把强盗打死，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银财宝。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给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这样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到了一定的时机，再举行反攻，延安就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P31）
    这个仗怎么打？毛泽东把新调到延安的新四旅政委黄振堂、副旅长程悦长、团长袁学凯等找到王家坪住处谈话时，对他们说：“我们部队数量和装备都比不上敌人，因此，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先打分散孤立的敌人，后打集中强大的敌人。好比你面前有三个敌手，一个强手，两个弱手。你先把两个弱手一一打倒，剩下那一个强的，前后失去了照应，他就孤立了，胆怯了，强手就变成了弱手，一打就能倒。把弱的消灭了，强的也变弱了，把分散的打了，集中的又要分散。我们这次打仗，采用蘑菇战术。你们的任务，是作磨心，牵敌人，磨敌人，使他们疲劳饿饭，再寻机会歼灭它。一个月歼灭它几个团，过上一年光景，情况就会好转。”毛泽东还谈到自己准备留在陕北。他说：“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几年，都一直是处在和平环境之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怎么对得起老百姓？所以，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一起，什么时候打败胡宗南，什么时候再过黄河。我不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现在有几个解放区刚刚夺得主动，如果蒋介石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那里就会增加困难。中央留在这里，蒋介石就会多下些本钱。这样，咱们负担重些，就能把敌人拖住，不让他走，最后还要消灭他。”
3月11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刚刚撤离后七小时，国民党开始大规模轰炸延安。使延安顿时成为一片火海。有一颗重磅炸弹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前面爆炸了，气浪冲进居室，冲倒了桌上的热水瓶，毛泽东仍然若无其事地在批阅文件，不说什么时候离开延安。
18日，延安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基本上疏散完毕，延安城里也可听到清晰的枪炮声。毛泽东和周恩来仍在王家坪窑洞里同刚自晋绥赶到延安的王震谈撤离延安后的作战方针问题。枪炮声越来越近了，都劝毛泽东早些走，他说：“走这么早干什么？我还想在这里看看敌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和王震一直谈到黄昏，要彭德怀告诉阻击部队立即撤出阵地，并和周彭查看了王家坪的几孔窑洞，叮嘱道：“把房子打扫一下，文件不要丢失”，才同彭德怀分手，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居住十年的延安。
25日到达子长县的王家坪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会合。在这里，毛泽东从任弼时那里听到山西文水县年仅十五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在敌人面前英勇就义的事迹，深受感动，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

27日，毛泽东就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的问题同刘少奇等交换意见后，即致电贺龙李井泉，告诉他们：“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28日，周恩来去晋西北布置后方工作；毛泽东刘少奇等率领一部分机关工作人员转移到清涧以北石咀驿附近的枣林沟，于29、30日在这里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史称“枣林沟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刘少奇朱德等到河北平山，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担负中央委托的任务。随后，4月11日，又决定叶剑英杨尚昆等率中央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到山西临县，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

——毛泽东继续留在陕北，转战陕北，统一领导全国解放战争。
枣林沟会议后，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工作人员以及警卫部队共八百人组成四个大队，统归“直属司令部”指挥，由任弼时任司令，化名史林，陆定一任政委，化名郑位，毛泽东、周恩来分别用李德胜、胡必成的化名，表示解放战争必胜，中国革命必成。“直属司令部”以“九支队”为代号。
当胡宗南部队3月19日占领了一座空城延安后，蒋介石着实大庆特庆了一番，此后要胡宗南立刻指挥军队对陕北进行“清剿”。
青化砭战斗。
胡宗南命令其主力向安塞方向挺进，寻找我解放军主力决战，而以整编第27师31旅旅长李纪云率部向青化砭方向担任右翼侧掩护。他们根本不知道撤出延安的人民解放军主力此时正在何方。彭、习得到这一情报后，决心集中主力在青化砭伏击李纪云部。22日，毛泽东批准实施青化砭战役计划。25日，李部进入解放军设下的口袋。伏击部队立即迅速出击，经过一小时四十分钟激战，全歼这股敌军，共毙俘2900多人，旅长、副旅长、参谋长、团长都当了俘虏，我伏击部队只伤亡265人。这是西北人民解放军撤出延安后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毛泽东高兴地致电彭、习：“庆祝你们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胜利。此战意义重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
青化砭战斗后，胡宗南才发现西北解放军主力在延安东北山区，立刻部署部队转向延川、清涧挺进，准备“先切断黄河各渡口，尔后向左旋包围匪军于瓦窑堡附近而歼灭之。”毛泽东分析了胡军这一行动，认为现在的关键是“不怕胡军北进，只怕胡军不北进”因此一面告诉彭、习应避免同胡军作战，除以一部分部队同它周旋外，主力应隐蔽集结在机动位置待机；一面致电陈赓、谢富治，要他们推迟几天再发起晋南攻势，以便让胡军放胆北进。毛泽东的基本思路是：只要胡军北进，钻入延安、子长、清涧、延川之间的山沟里，人民解放军就可以发挥自己隐蔽精干、灵活机动的特长，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和群众条件，饥疲饿困敌人，然后寻机各个歼灭敌人。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意图，彭在青化砭战斗后，用小部队不即不离地吸引胡军在千山万壑间游转了12天，行程四百余里，使胡军疲困，一无所获。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中作了这样的描绘：胡军“以十个旅组成横直四五十里左右之方阵，不敢走大路，专走小路，攻安塞，攻两延，攻瓦窑堡，到处扑空，现已显现疲困，逃亡颇多。我军仍在待机击敌。”（毛泽东致陈谢等电，1947年4月7日）

——制定蘑菇战术。
4月15日，毛泽东向彭习等发出《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的电报，指出：“敌现已相当疲劳，尚未十分疲劳；敌粮已相当困难，尚未极端困难；我军自歼敌第三十一旅后，虽未大量歼敌，但在二十天中已经达到使敌相当疲劳和相当缺粮之目的，给今后使敌十分疲劳、断绝粮食和最后被歼造成有利条件。”“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我军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敌后路。应向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说明，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毛泽东选集》P1222、1223）
羊马河战斗。此前几天，我总部电台截获一重要情报：驻清涧之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八师24旅的一个团将赴瓦窑堡接防。据此判断：原驻瓦窑堡的整编第135旅将沿公路南下。毛泽东立刻致电彭、习，要他们“乘该旅移动帖中伏击之”。彭、习迅速作了部署。14日8时，整编135旅果然离瓦窑堡南下，10时左右进到羊马河以北，早已在此设伏的解放军立刻迅速出击，激战8小时，全歼该旅，毙俘少将代旅长麦宗禹以下4700余人，取得撤离延安后的第二个胜仗。
    羊马河战斗后，毛泽东致电彭、习和其他战略区，指出：“接彭习寒亥电，继寅有在青化砭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后，卯寒又在瓦窑堡附近将一三五旅（属一五师建制）全部歼灭。这一胜利给胡宗南进犯军以重大打击，奠定了彻底粉碎胡军的基础。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六个野战旅及地方部队），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这一胜利又证明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
蟠龙战斗。
遵照毛主席指示西北人民解放军迅速撤离羊马河战场，进入山区，隐蔽休整。胡军主力又经过几日“游行”，数度扑空，携带的给养耗尽，疲惫饥困，不得不回到蟠龙基地进行休整补充。此后不久，国民党军飞机侦察，发现有解放军部队东渡黄河进入晋绥地区（其实只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一部分工作人员东渡）。据此错误判断，蒋介石要求胡宗南以主力沿咸榆公路向绥德挺进，并命令榆林邓宝珊部南下配合，企图封闭黄河渡口，乘机消灭渡河的解放军。4月26日，胡军主力九个旅从蟠龙、永坪分两路向绥德北进，邓宝珊部由榆林向米脂、佳林出动策应。
   毛泽东在收到彭有关敌情和围歼蟠龙之敌电报后，立刻复电批准，并告诉他：“计划甚好，让敌北进绥德或东进清涧时，然后再打蟠龙等地之敌。”
蟠龙是胡军重要补给基地，工事坚固。守军整编第一师第167旅，是蒋的嫡系部队，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连同地方部队，守备兵力达七千人。这一仗关系西北全局，很可能是个硬仗，和前两次伏击不同。因此毛泽东采取十分审慎的态度。30日，他又致电彭习：要他们“经过精密之侦察，确有把握，方可下决心。”
蟠龙之战能否成功,关键是能否于胡宗南援军赶到前取得从事攻坚作战所必须的时间，而这一点又决定于援敌的距离，胡部主力距离蟠龙越远，所需时间就越有保证。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立刻作了周密部署。5月2日，正当胡部主力占领绥德,兴高采烈地庆祝”胜利”之际，蟠龙战斗突然打响。激战到4日24时胜利结束，全歼守军6700余人，活捉旅长李昆岗，缴获大批粮食、弹药和其他物资。当放弃绥德仓皇回援的胡部主力在8日赶回蟠龙时，解放军主力早已不知去向。
在主动放弃延安后的一个半月中，西北人民解放军以不足三万人的兵力，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蘑菇战术”，同比自己多达十倍的国民党军队从容周旋，三战三捷，消灭胡军一万四千多人，拖住胡军这支蒋介石的战略预备队，有效地策应了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并为西北战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五、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十二月会议。

——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经过一年的战略防御，前八个月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后又继续粉碎国民党军对我陕北和山东两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在毛泽东精心筹划下，从1947年7月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是在独特的形势中以独特的方式展开的。
首先，所谓“独特形势”，是指：经过一年作战，国共两军兵力对比的悬殊情况虽然有了很大改变，但强弱形势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国民党军虽然在几个战场上转入守势，但在其不得不转入重点进攻的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仍保持着较强的攻势。
在此情况下，即抓住战机，果断地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并取得巨大成功。这自然是独特的。
其次，所谓“独特方式”，是指：担任战略进攻任务的人民解放军主力，采取了不要后方，不是正面稳步推进，而是千里跃进的方式；外线作战和内线作战同时并存，密切配合，在战略上双方形成犬牙交错的状态。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史上，也是独特的。

（一）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经历过长时期的审慎思考。全面战争爆发后，他曾三次比较明确地表述了准备在适当时机将解放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以实行战略进攻的基本设想。
第一次：1946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会议上，他指出：歼灭战已经经历了事实的证明，过去几个月已歼灭国民党军38个旅。蒋介石的攻势是可以战胜的。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消灭他七八十个旅，就可使国共双方力量达到平衡。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皖、豫、鄂和甘肃，然后再向长江以南。毛泽东的这个分析，不但提出了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而且提出了进攻的主要方向。
第二次：1947年7月10日毛泽东给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副政委罗荣桓、高岗的一份很长的指定“科长译”、“阅后付火”的绝密电报。这份电报，对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蓝图作了更全面的描绘。
电报首先分析了过去一年作战的主要结果及当前国共双方的兵力对比状况，指出：第一年我共歼敌112万人（正规军78万人，杂牌军34万人）。目前，敌军主力仍在南线，共154个旅（其中山东88个旅，晋冀鲁豫26个旅，西北40个旅）。北线敌力较弱，共60个旅（其中东北24个旅，晋察冀、晋绥40个旅）。后方守备兵力30个旅。全国敌正规军248个旅，现有兵员150万人。此外尚有数量巨大的特种部队、伪军、保安部队以及后方机关人员。一年作战，敌军士气已衰，厌战情绪高涨，民心尤为厌战，蒋政权在人民中已陷孤立。我方山东有27个头等旅；晋冀鲁豫（不包括陈赓部）有13个头等旅，14个二等旅；西北有陕北6个旅（其中4个旅是晋绥西调的），陈赓4个旅，晋绥3个旅；晋察冀有9个头等旅，4个二等旅；东北（包括察北冀东）我全军共计112个旅，90万人。此外，地方部队60万人，军事机关40万人。
接着，电报提出了全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基本方向和部署，指出：“我第二年作战应争取歼敌100个正规旅及大量杂部，使敌由数量上的优势变为劣势，我则变为优势。”为此决定：“山东、太行两区力求占领长江以北。西北方面力求占领陕、甘、宁大部。北线我军力求占领中长、北宁、平承、平石、平绥、同蒲各路之大部及路上除平、津、沈以外各城，孤立平、津、沈，如能占领沈阳则更好，其中极重要的是占领平绥路，打通东北与华北联系。”
第三次：1947年9月1日。那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刚两个月，许多人对整个局势的发展还没有看清楚。毛泽东则以他高超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向各区发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全面地阐述了解放军实施战略进攻的构思，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为了实现这一任务，毛泽东特别强调“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毛泽东选集》P1230、1231）
    在“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意图下，毛泽东精心筹划了南北两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计划。
在南线。1947年1月18日、24日，毛泽东连续三次电报第一次具体规定南线的两大主力——华东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外线出击的时间和方向。由于战场实际情况的迅速变化，毛泽东在以后对这个计划又作过三次调整。
第一次局部调整，是在1947 年3月6日和5月4日。修正的原因是：在二月下旬至三月上旬，华东野战军举行的莱芜战役已胜利结束，一举歼灭国民党军7个旅，主力正集结在胶济铁路一带休整；同时，李先念部已大部分脱离险境，安全渡过黄河，进入太岳解放区，另一部正在渡河中。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改变了要华东野战军提早转入外线援助李部的计划，指示华野“大约本年内全部时间均可用于内线作战”。但规定晋冀鲁豫野战军五月挺进中原的任务仍没有变化。1947年3、4月间，南线的战场形势又发生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国民党军队把进攻重点改置于南线两翼的陕北和山东。进攻陕北的胡宗南军很快就陷入困境。二是处于南线中部的晋冀鲁豫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分别转入局部反攻,在豫北、晋南收复大部失地。
根据这一变化情况，毛泽东于1947年5月4日对南线部署作了进一步调整：
“现在可以确定下列诸点：（一）刘邓、陈粟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顾祝同系统。（二）晋南（陈谢）、陕北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胡宗南系统。（三）刘邓军十万立即开始休整，巳东（六月一日）以前完毕。巳东后独立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汉，或打汴徐，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并与陈粟密切配合行动；凡有共同作战之处陈粟军受刘邓指挥。（四）陈谢主力（四个旅）在现地待命，随时准备从下流或从上流渡河，受彭习指挥，歼灭胡宗南及其他杂部，收复延安，保卫陕甘宁，夺取大西北。”
5月22日，毛泽东又电告陈粟谭等：山东方面，应“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准备用六七个月时间（五月起）六七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局大胜之时”。（《毛泽东传》上册，P806）
这样，就初步形成了刘邓军独立先出中原，华东野战军在完成内线作战任务后再越陇海铁路东段进入苏皖边区作战，两军夹津浦路密切配合作战，以及陈赓部西进陕北，直接配合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的部署。
第三次调整是在1947年7、8月间。这时面对的情况是：一刘邓大军依照毛泽东指示，于六月底自豫北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转战一月，歼灭国民党9个半旅，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国民党军正调集重兵在鲁西南狭小区域内同刘邓大军“决战”。二，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在山东战场上集结重兵、集团滚进的部署，同时配合刘邓大军在鲁西南的作战，陈粟大军遵照毛泽东的决定，以5个纵队兵力分两路出鲁西、鲁南，以4个纵队留置鲁中正面。但七月份攻滕、邹、济宁、汶上、南麻、临朐，都打成消耗战，未达到预期歼敌目的，战场形势十分严峻。三是陕北地区军需尤其粮秣供应十分困难。
针对上述形势变化，毛泽东及时组织南线主力转入进攻的决心并没有改变，但在具体部署上又一次作了大的调整。
其一，将陈谢集团的进军方向从西进陕北改为渡河南下，挺进豫西：“为着协助陕甘宁击破胡宗南系统，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决将陈谢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首先攻占陇海路潼关、洛阳、郑州段，尔后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创建鄂豫陕边根据地，作为夺取大西北之一翼。（1947年7月19日，中央军委致刘邓等电）
其二，刘邓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在略事休整后，下决心不要后方，大踏步南下，千里跃进大别山：“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1947年7月23日，中央军委致刘邓等电）
其三，华东野战军出鲁南、鲁西的五个纵队在华野参谋长陈士渠、政治部主任唐亮指挥下，就势进入鲁西南；另有陈毅粟裕指挥一个纵队及特种兵纵队主力由鲁北南渡黄河，会同陈唐五个纵队组成华东野战军外线（西线）兵团，首先在鲁西南掩护刘邓军跃进大别山，然后挺进豫皖边区，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的广大地域内往来击敌，逐步将鲁西南、豫皖苏两区创造成有利战场及支援刘邓之后方。华东野战军的另外三个纵队及有胶东地方武装刚组成的一个纵队组成东线（内线）兵团，在谭震林许世友指挥下担任保卫胶东解放区、钳制山东战场国民党军之任务。
其四，西北野战军仍然独立在陕北战场坚持内线作战，钳制并逐步削弱胡宗南集团，并为自己今后转入外线作战创造条件。
这样，在南线最终形成了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中央突破，挺进中原，彭习、许谭两军分别在陕北、山东两翼钳制胡宗南集团和进攻胶东的范汉杰集团的战略布局。
我们再把眼光转到北线的东北战场和晋察冀战场，毛泽东也多次作了规划。
毛泽东一直认为，华北、东北是一个整体，两区军队的基本任务，就是夺取长春、北宁两铁路线和长春、沈阳、北平、天津四城。1947年5月20日，东北民主联军正在发动夏季攻势之际，毛泽东指出：“夺取两路四城必须准备的条件有三：你们已在北满建立了强大的根据地，解决了第一个条件；现在正向南满作战，估计不要很久即可解决第二个条件，建立强大的南满根据地;第三步还要解决冀热辽地区的根据地问题。”（毛泽东致林高并告朱刘电，1947年5月20日）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构想，他要求华北部队：在为配合东北夏季攻势而发起的青（县）沧（县）战役结束后，主力应出击平津间和平保（定）间，“往来机动，寻歼敌之正规部队”。（《毛泽东选集》P809）东北夏季攻势结束后，毛泽东又告诉东北部队准备在八、九月间发动新攻势，以四个月到六个月时间占领中长北宁两路之大部，相机夺取长春、四平、辽阳、锦州等城，并准备在1948年春配合晋察冀、晋绥两区进攻平绥路。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了解决北线之敌的任务，“应以东北我军为主力，五台（即晋察冀）、晋绥为辅”去完成。
这样，在毛泽东审慎缜密地筹划指挥下，一幅精妙绝伦的战略进攻的态势蓝图呈现在中国人民的面前。它以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开创新的中原解放区为主要战略重心，山东（许谭大军发动胶东、胶济路西中段战役）、陕北（西北野战军发动沙家店战役）两翼钳制、相互配合，纵横驰骋于江河淮汉之间，逐鹿中原。变战略防御为战略进攻，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象一把犀利的匕首，直插蒋家王朝的心脏。

（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是从1947年7月开始的。
在南线，1947年6月底，刘邓大军出敌意外地南渡黄河，转战鲁西南，歼敌9个半旅。随即突然在八月中旬向南越过陇海铁路，下决心不要后方，千里跃进大别山，实施战略展开，创建鄂豫皖边根据地。
1947年8月下旬，陈谢大军从晋南南渡黄河，切断陇海铁路，进军陕南、豫西实施战略展开，创建豫陕鄂边根据地。
1947年9月上中旬，陈粟大军在鲁西南歼灭国民党一个整编师，自9月下旬分路越陇海铁路南下，在豫皖苏边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根据地。
三路大军相互配合，在广阔的中原地区完成战略展开后，一面大力扫荡土杂武装，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建立政权，一面适机集中兵力打中等规模之仗，历经高山铺战役、大别山反“清剿”、陇海路平汉路破击战、洛阳战役、宛西战役等，至1948年5月，胜利地完成了创建、巩固拥有三千万人口的新的中原解放区的战略任务。毛泽东在1948年3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言人起草的《评西北大捷兼评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对中原三军的作战作了高度评价，指出：“我刘邓、陈粟、陈谢三路野战大军，从去年夏秋起渡河南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160多个旅中约90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获得全国人民的称赞。”（《毛泽东选集》P1293）
在北线，从1947年9月至1948年3月，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了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歼灭国民党军队20多万，收复县以上城市33座，把国民党军队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狭小地区内，为下一步全歼东北国民党军创造了极为眼有利的形势。同时，晋察冀野战军首先在平汉线发动攻势，举行清风店、石家庄两战役，完全控制了平汉铁路保定以南段，使晋冀鲁豫、晋察冀两大解放区联成一片。接着又转移攻势，出击绥东、察南的国民党军队，截断了平绥铁路；留置内线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分及广大地方武装，先后攻占运城、临汾，使山西阎锡山部缩聚在晋中、太原及其附近地区，完全处于守势。
毛泽东关于战略进攻的一系列构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的十个月中全部变成了现实。1947年年底，毛泽东高兴地宣布：“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毛泽东选集》P1143、1244）
 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取得的这些重大胜利，都是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那种极端艰苦而险恶的环境中指挥的。那时，周恩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许多重大战略决策由他们两人商量后就付诸实施了。后来周恩来曾说过：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十二月会议。
首先，召开小河会议，为十二月会议作重要准备。
随着战略进攻的开始，直接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已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形势的发展，促使毛泽东除继续指挥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外，必须进一步思考和研究建设新中国有关的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还在1947年7月21-23日，毛泽东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此次会议通常称为“小河会议”。
小河会议上毛泽东第一个讲话。
他先告诉大家，原来计划把陈赓的第四纵队调到陕北来，同西北部队集中作战。前天中央几个同志同彭总、陈赓在一起又作了一次研究，考虑到西北的粮食困难，又考虑到陈赓率部南进豫西、陕南更有利于从外线钳制胡宗南军和配合刘邓军出中原，因此，决定陈赓率部南渡黄河作战。这样一来，陕北战场只能依靠彭总独力作战，今年只能削弱胡宗南，到明年七月可以造成消灭他的条件。边区在军事上和财政上主要都依靠晋绥，今后更加如此，因为战争使陕甘宁边区的地方和人口缩小了。现在决定晋绥、陕甘宁两区合并，由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资格统一指挥，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地方工作三个问题。
接着，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他考虑了很久的问题。他说：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来解决，从过去这一年的作战成绩来看，是有可能的。在政治上蒋介石也已更加孤立，更加众叛亲离。我们说五年，用不着公开宣布，还是要作长期准备，准备用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
他把加强统一战线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提出来。毛泽东认为，党内有些同志存在着一种错误的看法，以为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不如抗日战争时期那样广泛了。针对这种错误看法，毛泽东说：日本投降后，我们同蒋介石进行了和平谈判，这是必要的。虽然没有达到政治解决问题的目的，但确实教育争取了群众，扩大了统一战线。现在统一战线的成分有了变化。减少了一部分，增加了一部分。减少的是解放区的地主，因为我们现在要进行土地改革。但是南方的地主却因为征兵征粮首先同蒋介石闹翻，同我们还没有决裂。增加的是中间派。这些人在抗战时期更加相信蒋介石，现在和我们共同抵抗蒋介石这是十年内战时期所没有的。坚持土地改革不至于吓跑民族资本家；但如果不坚持土地改革，势必丧失了农民，丧失了战争，最后也会丧失民族资本家。土地改革应采取平分的方针，地主不要多分，但不能不分。在城市中，我们是打倒官僚资本而保护民族工商业。
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着重谈了土地制度改革问题。他充分肯定了“五四指示”的正确方面，但也指出了它的某些方面的不彻底性。毛泽东说：我们的土地政策，今天可以而且需要比“五四指示”更进一步，因为农民群众要求更进一步。平分是原则，但按情况可以有某些伸缩，如对一些爱国民主人士；但对共产党员不能例外。中农土地应该不动；在群众大潮流中，如果中农同意，富裕中农拿出少许土地是许可的，但不能正式写在文件上。军队打出去时，在新区与其没收土地，不如按阶级路线摊派缴税，暂时利用旧机构有时也是需要的，如果立即实行耕者有其田，势必成为强迫群众去做。
他还说：处处从全面长期着想，这一句口号非常重要，要在全党全军去解释。“敌人的把握放在我们不能长期坚持这一点上，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
这次会议主要是就急需解决的一些重要政策问题交换意见。会议开得很活泼，为以后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作了重要准备。

毛泽东在小河村一共住了四十五天。如上所述：在战略上，为了配合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中央突破，由西北、山东内线作战部队实施两翼钳制。西北野战军将部队更加拉向西北至榆林附近集结，寻机作战。毛泽东就率领中央机关在8月1日作远距离转移，向西北野战军总部所在地靠近。8月19日到达佳县城西北的梁家岔。
在此，他们迎来了沙家店大捷。23日上午，西北野战军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和周、任赶到会场，表示祝贺。毛泽东在会上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用我们湖南话来说，陕北战争已过坳了。他说：侧水侧敌，本来是兵家所忌，而我们彭老总其敢于在黄河西侧侧敌而进，指挥西北野战军英勇奋战，在短短一天时间里，就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之后毛泽东又转到朱官寨宿营，在此住了将近一个月。这是转战陕北一年中粮食最困难的一段时间。毛泽东周恩来也和当地农民一起，只是吃米糠、秕谷和瓜果合在一起再加几把黑豆片片熬成的“钱钱饭”。9月21日，移住佳县神泉堡。11月13日，又转移到米脂县的杨家沟，在此住了三个多月，直到1948年3月21日离开陕北。
在朱官寨、神泉堡、杨家沟的七个月，由于陕北和全国的战局都已大为好转，毛泽东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考虑在局势发生根本转折后面对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作出重大的决策。期间，毛泽东工作最紧张的是十月上旬。那时他正住在神泉堡。在短短的十天中，他修改并审定了《土地法大纲》，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公布这个大纲的决议，明确提出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完成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他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提出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政治纲领。他审定了准备以人民解放军名义公布的政治口号，并补写了十四条，更加突出了“打倒蒋介石”和人人“有地种”、“有粮吃”、“有衣穿”、“有屋住”、“有工作”、“有书读”等反映人民要求的内容。他还同时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要求全军指挥员、战斗员对这六十七条口号“逐条讲解牢记，认真实行”，并在所到之处“普遍地书写、张贴、印发、宣讲，务使他们完全了解，万众一心，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他还重新修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起草《训令》，要求全军“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
在这些文件里，最重要的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公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目标。所有这些文件中规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是为着实现这个目标。在全面内战开始了将近一年半后，提出这个目标的时机已完全成熟了。大约三个月前，也就是1947年7月上旬，南京政府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国家总动员案》，并颁布所谓《戡平共匪总动员令》。三个月后，毛泽东正是选定十月十日这个被南京政府定为“国庆”的日子，由新华社向全国全世界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郑重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立刻在举国上下以至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毛泽东做完这些工作后，稍感轻松，他随即将筹备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工作主要委托给周恩来、任弼时负责，而他自己从10月17-30日的两周内，先后对佳县城、谭家坪、南河塘村、白云山等地进行调查研究。
经过他的亲身调查研究，后又听了任弼时有关各区土改情况的汇报，他敏锐地发现在顺利发展的形势下，党内（主要是刘少奇为代表所领导的土改运动反映出来）的“左”的倾向正在抬头。毛泽东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认为如果不坚决克服正在抬头的这种“左”倾，共产党就会在一部分群众中失去同情，而把自己孤立起来，也就不能顺利地实现“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目标。
毛泽东请任弼时从档案中找出1933年由毛泽东起草的两个重要文件《怎样划分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发给全党，以指导土改运动向正确的轨道前进。毛泽东在审阅任弼时为颁发这两个文件替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时加上一段重要的话：
一九三三年在中央苏区，“凡在土地斗争尚未深入的地方，发生右倾观点，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土地斗争；凡在土地斗争已经深入的地方，则发生左倾观点，给许多中农甚至贫农胡乱带（戴）上地主富农等项帽子，损害群众利益。以上两类错误切须纠正，而这两个文件则主要是为纠正左倾错误而发。目前当各解放区开展与深入土地斗争之时，土地会议之召集，土地法大纲之颁布，给了右倾观点以严重打击，这是完全必要的。但随着斗争之深入，左倾现象势将发生。此项文件发至各地，决不应成为妨碍群众斗争之借口，而应在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彻底平分土地的坚决斗争中，适当地纠正业已发生与业已妨碍群众利益的过左行动，以利团结雇农贫农，坚决保护中农（这是确定不移的政策），正确地执行土地法大纲，消灭封建半封建制度。”
冬天将至，考虑到陕北还没有完全胜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仍不过黄河，留在陕北。后他们迁到米脂县杨家沟。

其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这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期间举行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后人们习惯称它为“十二月会议”。
这个会议准备得很充分。周恩来任弼时广泛收集情况，准备资料；毛泽东用很大精力起草作为会议主题报告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当时毛主席身体患病，起草报告是由他口述，江青记录整理，经他反复修改而成。）会议开始前，从12月7日至24日，先用18天时间开预备会议，与会者分成政治、军事、土改三个小组对有关问题交换意见。正式会议开始前，毛泽东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发给大家讨论。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它是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已达到一个转折点的历史时刻，是在中国共产党已经响亮地宣布“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庄严目标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它所要回答的问题是：怎样打倒蒋介石，怎样建立新中国。
（一）为了把解放战争胜利地进行到底，实现打倒蒋介石的政治纲领，报告总结人民军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报告写道：
“我们的军事原则是：（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和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意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十大军事原则核心是打歼灭战。“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十大军事原则的每一条，都贯穿着打歼灭战的思想。十大军事原则既是人民解放军在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经验中产生的，也是新的战争形势下的产物。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面对着一系列新问题：如何将夺取城市与歼敌有生力量相结合，如何使运动战、阵地战相结合，如何使作战与休整相结合，如何使后方补充与取之于敌、取之于当地相结合等。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科学地分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取得的新经验，总结出十大军事原则，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作出明确而完整的论述。它使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指导思想更加系统化，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时期的重大发展。它为在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后“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夺取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军事理论保证。
（二）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济纲领。解放战争胜利在望，新中国诞生为期不远。中国共产党急需在全国人民面前宣布新中国的基本经济纲领。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
这里包含的最重要的新内容，就是宣布要没收蒋、宋、孔、陈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这里所说的垄断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一直只提到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没有提出没收官僚资本的问题。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其一，这种垄断资本是在近二十年时间内加速发展起来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后达到最高峰。它本身有一个发展过程，而人们对它又有个认识过程。毛泽东在下一年的九月政治局会议上讲到过：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民族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区别，当时还没有在我们脑子里明朗。这个问题到十二月会议时已经明朗了。其二，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是合作的。就是到解放战争初期，尽管全面内战已经爆发，但在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前也不宜把没收官僚资本列入革命纲领。到十二月会议时，解决这个问题的历史条件成熟了。
没收官僚资本，是一项牵动全局、影响深远的大政策。这个官僚资本已集中价值达二百亿美圆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把它收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便使国家经济在新中国经济构成中成为领导的成分，能够有力地推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方向发展。
保护民族工商业。毛泽东在报告里也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写道：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报告把这些归结起来，写道：“总起来说，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毛泽东选集》P1243-1260）
    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文件，反复思考，修改了好几遍。“当把原稿交秘书抄写时，还书面提出五条要求：不要写错字；不要写草字；不要写怪字；不要写别字；不要写简字。”（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P206）
（三）十二月会议的正式会议是在12月25-28日举行的。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两次讲话。
十二月会议在25日开幕。毛泽东在第一天上午讲话。他先从政治、军事、经济三个方面对当前形势的特点作出明确的判断。他说：“政治方面，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孤立起来，群众站在我们方面。”他分析道：这个问题在长时期内没有解决，内战时期我们比较孤立，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军事方面，蒋介石转入防御，我们转入进攻。”他说：过去我们把它称为反攻，不完全妥当，以后都讲进攻。“经济方面，蒋介石的情形到了今年已经很严重。我们现在也困难，特别是山东、陕北两处。但我们的困难可以解决，根本上是我们有土地改革，蒋介石没有，而且我们主力又打出去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也已走上轨道。他归结起来说：战争期间，高潮主要表现在为战争的胜利。革命已经进到了高潮，将来还会更高，但战争仍是长期的。
接着，他着重谈了统一战线问题。统一战线的原则是“孤立敌人而不是孤立自己”。北伐时期，我们本来不孤立，但因为政策右了，脱离了农民，脱离了军队，脱离了群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政策上的“左”，结果孤立了自己，当然我们在农村摘还是有群众的，不能说是在农民中完全孤立。抗战时期，我们对蒋介石实行又团结又斗争，坚决同他的反人民政策作斗争。但又停止了没收土地，实行减租减息和三三制等政策，因此孤立了蒋介石。所以，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既要反右，又要反“左”，才能划清界限，避免自己的孤立和失败。毛泽东还详细地列举了在对待美蒋、对待中间派、对待土改和整党工作等方面怎样做到既反“左”又反右。
最后，他又谈了国际形势中的若干问题。1946年4月，毛泽东曾就这个问题起草过一份文件，当时只在中央很少人中传阅。这次会上，把这个文件印发给与会人员。毛泽东还作了说明。他说：关于苏联和英美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提法。一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一种是在若干问题、包括某些重大问题上，早一点妥协或者迟一点妥协。我看应该是第二种提法，而不是第一种提法。妥协也不是在一切国际问题上妥协，这是不可能的。这种妥协会影响到一些国家的国内问题的处理。“各国人民的方针是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7年12月25日。）
12月28日会议闭幕。毛泽东在会上作结论。他说：这次会议是很令人高兴的一个会，是在时局开展中召开的。我们同蒋介石之间的力量对比问题在今年发“二一指示”时还没有解决，到现在这个问题才解决。不但领导者，群众也看出来了。反对美帝国主义，打倒官僚资本，打倒封建制度，这三个目标是立得正确的。团结中农，团结中、小资产阶级以共同反对三个敌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反右的问题在土地会议等几个会议上已经解决了，现在要解决新的问题，就是在对待中农、对待中小资产阶级、对待党外人士问题上出现了“左”的偏向。好比一河水，这河水十个浪头八个都是好的，但在对待中农和中小资产阶级问题上发生了偏向，这两个浪头就不是好的。“在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要反对这个潮流。”地主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作为个人就要分别情况对待。毛泽东还说：我在日本投降以后长时期内没有写过文章，因为兢兢业业，对形势只能作估计而不能作结论。现在国内国际的形势都很明朗了，我们的战争胜利了，蒋介石孤立了，土改整党都上了轨道。因此我们这次会比今年七月小河村开的会有很大不同。
毛泽东在结论中着重地强调：“这次会议通过了一篇文章（指《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文章可以估计为在打倒蒋介石时期起纲领性作用的。”
十二月会议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中指出，这次会议是一次很令人高兴的会，是一次很成功的会。20年来未解决的革命力量在斗争中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局面开展，胜利可期。对于胜利前途，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感觉到了。虽然我们的工作摘还有严重的缺点，困难还很多，但都是可以解决的。这次会议所制定的政治、经济纲领，比《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纲领有进一步的发展。
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强有力的领导人，最可贵的就是能在关键性的时刻，及时抓住并解决关键性的问题，指明继续前进的方向。毛泽东就是这样的领导人。当历史悄悄地发展到一个转折关头时，一般人即使模糊地有一些感觉，往往仍局限于自己原有的看法，很难立刻敏锐地察觉这个转折时刻已经来临，更难立刻认识到伴随这种新局面而来的一系列新的情况和问题；而毛泽东却能比一般人更早地、毫不含糊地看清楚这一切，并且在深思熟虑后立刻提纲挈领地提出在这种新局面下应该采取的方针和政策。经过他对情况的周密分析和明确论断，使人顿时有豁然开朗之感。这确是他的过人之处。

——加快战略进攻步伐。特别要注意政策。

十二月会议后，战争形势继续向有利于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方向快速发展。全国各个战场上，除中原战场处于胶着状态外，其他战场的国民党军都已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从1947年冬季开始，人民解放军又先后开展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这是解放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集中、成效最高的整军运动，对提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素质和战斗力起了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
为了加快战争胜利的进程，更好地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十二月会议后，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党的重要政策的研究上。这些政策包括：土地改革、工商业、统一战线、整党、新区工作等方面。他向县区乡村干部及农民进行调查研究，仔细审阅下面送来的报告。他经常同周恩来、任弼时及其他领导人一起就政策问题交换意见，并提出若干问题和意见请中央工委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大军区、各野战军领导人提出意见，还十分注意阅读新华社汇集的国内外新闻报道、评论以及《晋绥日报》登载的消息文章。在此基础上，他为中共中央起草有关政策和策略方面的指示，为新华社撰写评论和文章，在许多场合作讲演，还组织其他人撰写文章、社论、报道，经他审改后发表。在1948年上半年仅半年时间内，这种政策性的指示、文章、讲演有近百篇，其中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就有十五篇。
为什么毛泽东这时要集中精力来研究政策问题？这是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是革命能不能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也因为在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不少工作中出现“左”的错误倾向，使他更感到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明确地告诉全党：“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他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讲得更透彻：这次战争，胜利把握很大。但是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入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全国胜利是不可能的。蒋介石确实孤立，但是蒋介石孤立并不等于我们胜利。如果我们的政策不对，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理不对，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对等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越发展越多会变成越发展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完全有，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8年1月15日）
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毛泽东说出了一句名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毛泽东选集》P1298）
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但自己要懂得和执行党的政策，而且“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毛泽东选集》P1286）他指出：凡政策之正确与否及正确之程度，均待经验去考证；但任何经验（实践）、均是从实行某种政策的过程中得来的。错误的经验是实行了错误政策的结果，正确的经验是实行了正确政策的结果。
为什么各地在规定和执行政策上往往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呢？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一个电报中详细地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四类原因：第一，“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确分清界限是由于领导者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经验（自己没有执行过某种政策的充分经验），或者对于他人的经验不重视，或者由于不应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第二，由于领导者虽然知道划分政策的界限，但没有做系统的说明。“根据经验，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而不作系统的说明，即不能动员党与群众从事正确的实践。”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郑重地指出：“我们过去有许多工作，既未能公开地（此点很重要，即是说在报纸上发表，使广大人们知道）明确地分清界限，又未作系统的说明，不能专责各中央局。我自己也深感此种责任。”第三，政策本身就错了。“此点许多下级党部擅自决定其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错误的政策，不但不请示中央，甚至也不请示中央局。”第四，“领导方法上有错误，即是上下联系不够，未能迅速了解运动的情况，迅速纠正下面的错误。”（毛泽东致刘少奇电，1948年3月6日）
鉴于正确地规定和执行政策的极端重要性，鉴于以往有些地方擅自决定政策和上下联系不够的教训，十二月会议结束后第十天，毛泽东就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指示中强调：“从今年起，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当此革命已进入新的高潮时期，加强此种联系，极为必要。”（《毛泽东选集》P1265）三月间，他接到邓小平关于大别山地区几个月工作所受的“左倾冒险的、急性病的害处”的报告后，认为这个报告是“非常好的”，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人转发了这个报告，并告诉他们：“最可怕的是领导同志的自满、自足、自己缺乏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而又对中央的指示熟视无睹（不细看这些指示，不研究这些指示，忙于不应当忙的事务工作而忽视了策略指导与政策指导这种自己责任上的主要工作）。”要求各地在每两个月向中央所作的综合报告中，不但要报告各地规定的策略与政策，而且要说明这些“策略与政策在实行后的结果及根据这种结果而作出的你们的自我检讨”。（毛泽东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人电，1948年3月14日）
在研究政策和策略问题时，毛泽东首先关注的是土地制度的改革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依托广大农村逐步展开的。能否给广大农民以看得见的实际利益，改善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是能否取得广大农民支持的关键，也是能否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关键。在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土地法大纲》（由刘少奇主持制定）后，土地改革运动已经在各解放区全面展开，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在农村中实现根本的社会大变动。但《土地法大纲》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是“左”的倾向。例如《大纲》过分强调“平分土地”的原则，没有说明必须按照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分期分批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实行分配土地，出现了不分新解放区、老解放区、中心地区、游击地区一律强行平分土地的情况。又如由于《大纲》对有些政策的规定还不具体，不明确，因此在运动中出现了损害新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利益、用过激方法斗争地主和搜罗地主“地财”等情况。
毛泽东在政策确定后，总是密切注视着它的实施情况，以便随时发现问题，及时加以解决。当他发现上面所说的这些情况后，立刻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纠正这些偏差的政策指示。他在1948年1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写道：“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经过两个多月的冷静观察和总结，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作出了更完整的表述：“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毛泽东选集》P1268、1317）
根据这个总的指导思想，毛泽东重新厘定一些具体政策：
首先，他明确规定在老解放区，日本投降后解放的半老区以及转入战略进攻后新解放地区三种不同的地区内实行土地改革的不同步骤和具体政策，特别强调在新解放区“不要性急”，要分步骤，要区别巩固区和游击区，要“要严禁乱杀”，甚至可以“在解放后的相当时间内，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把主要打击对象限于政治上站在国民党方面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重要反革命分子。”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财富不分散，社会秩序较稳定，利于集中一切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他要求各地准确地掌握划分阶级的标准，严格地把地主和富农、地主中的大地主和中小地主、恶霸地主与一般地主、地主兼工商业者的封建剥削收入和经营工商业收入、旧式富农和新式富农等严格区别开来，缩小打击面，扩大团结面。他指出要把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阶级和消灭地主个人严格区别开来，前者是革命的对象，是要坚决消灭的，而作为地主个人，应该给予出路，做好对他们的教育改造工作，引导他们参加国民经济生活行列，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毛泽东还要求全党注意：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是发展生产，增强支援战争的力量，因此，在消灭封建土地制度的斗争中要注意保存一切可用的生产资料，反对破坏，反对浪费；在土地改革完成的地区，要着重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组织他们全力以赴地投入生产斗争，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其次，毛泽东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统一战线中的各项政策。要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关键在于以什么态度对待资产阶级。针对当时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一些“左”的偏向，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党内指示，告诉全党：“中国现阶段革命的目的，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这个指示第一次用明确的语言说明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指示还具体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右翼、中间力量和左翼的不同政治态度，指出应当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孤立其中的少数人。“对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必须慎重地加以处理，必须在原则上采取一律保护的政策。否则，我们便要在政治上犯错误。”（《毛泽东选集》P1287、1288、1289）
其三，毛泽东总是对事物想得很深很远，在走第一步的时候，往往已经考虑到第二步、第三步的需要。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特别是石家庄这样重要城市的解放，为了筹划新中国的成立，毛泽东把注意城市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他为中央起草给各地的指示，写道：“多年以来我们占领了很多城市，有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没有总结，让这些经验埋没，让各种错误的方针及方法反复重犯，让良好的经验限于一地无法为全党取法。这是经验主义、地方主义还在我们党内占有重要地位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结果。”他着重指出：“为了将党的注意力不偏重于战争与农村工作而引导到注意城市工作，为了使现已取得的城市的工作在我们手里迅速做好，为了对今后取得的城市的工作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组织准备，中央责成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自己占领的城市凡有人口五万以上者逐一作出简明扼要的工作总结，并限三至四个月内完成此项总结，电告我们。”（中共中央致中央局、分局、前委并告中央工委电，1948年2月25日）
此外，对工商业政策、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等问题。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了一系列指示，明确而具体地规定在这些工作中哪些是应该做的，哪些是不应该做的，那些是从长远看应该做但在目前尚不宜做的，那些是适合在农村做但不适合在城市做的。这样，使干部和党员不仅有明确的方向，并且了解工作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便于遵循，有利于防止各种偏向的发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战线迅速向长江北岸推移，战局发展很快。二、三月间，西北战场的局面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西北野战军经过新式整军后，遵照中央军委关于转入外线作战的指示，以七万人兵力，采取攻城打援手段，在宜川、瓦子街地区一举歼灭胡宗南部主力一个整编军部、两个整编师、五个旅，共计三万人。这是西北战场上的空前大捷，陕北形势已完全改观。为了能更直接地掌握各个战场的情况，便于指挥作战，也为了书记处的几位书记能更及时地共同研究和决定新时期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周恩来、任弼时等商议决定在3月21日率中央和军委机关东移，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同中共中央工委会合。
临行的前一天，毛泽东起草了一份四千字的长电，向党内通报了战争形势、全党执行政策的情况和纠偏的情况，并且告诉他们：年内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机大约在1949年。目前正将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和山东的渤海区统一在一个党委（华北局）、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的指挥下工作。中央也准备移至华北，同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
第二天，他就和周恩来、任弼时等一起，动身离开他生活和战斗了十三年的陕北，踏上东移的旅途。

第六，东移西柏坡，为促使中国革命全面胜利的到来，
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指挥作战上来。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央机关，从撤离延安到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转战陕北，共371天，行程1千多公里，居住过12个县境内的38个村庄，并从这里领导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这是一段极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
毛泽东于3月23日中午到达黄河西岸的吴堡县的川口渡口，他们登上东渡黄河的第一条船，木船缓缓地离开岸边。毛泽东站在船尾，向送行的人群挥手致意。经过半小时左右的紧张搏斗，饶过顺流而下的冰块，冲出激流，渡过了滔滔黄河。船一靠东岸，他们便踏上晋绥解放区的山西临县境内。毛泽东上岸后，回头再看看黄河，深情地说：“黄河真是一大天险啊！如果不是黄河我们在延安就住不了那么长时间，日本军队打过来，我们可能又到什么地方打游击去了。过去，黄河没有很好地得到利用，今后，应当利用黄河灌溉、发电、航运，让黄河为人民造福。”（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P229）显然，他的心已经越来越多地思考着新中国的未来了。于4月21日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从毛泽东党中央主动撤离到延安重新回到人民手中，整整经过了一年又一个月另两天。
毛泽东东渡黄河后来到临县三交镇的双塔村，同驻扎在这里的中央后方委员会会合。毛泽东同中央后委副书记杨尚昆（因后委书记叶剑英已去河北的中央工委）说了对中国局势的判断：“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分成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是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了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侯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杨尚昆：《对毛泽东的几点回忆》）

——明确规定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3月26日，毛泽东等到达晋绥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兴县蔡家崖，同贺龙李井泉会面，听取他们的汇报。4月1、2日，毛泽东分别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和晋绥日报编辑人员会上作了两次重要讲话。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着重强调全党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他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善于从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这个全局的高度去把握各项具体的方针政策：“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发生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
他针对当时农村中正在流行的那种错误思想，明确地指出：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最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他说：“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
他再一次强调地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对党和群众的关系，他反对笼统地提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口号，认为应当是：“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予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予以改正。”（《毛泽东选集》1967年横排本，1203、1205、1208、1209）
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毛泽东讲了党的群众路线和办好党报的问题，指出：“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使党的主张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
在蔡家崖停留八天离开后，毛泽东白天坐车，夜间工作，找地方干部谈话，参加各类人员的座谈会，访问群众，还在油灯下批阅各地发来的电报。4月10日，他为中央起草的电报中指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经济上及政府行政上在几个大的区域内的统一。然后，按照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地考虑在军队的编制和供应上，在战役行动的互相配合上，以及在经济上、在政府行政上（那时须建立中央政府）作重大的统一。总之，革命形势要求我党缩小（不是废除）各地方各兵团的自治权，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而在各地区和各部分则统一于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华东局等电报，1948年4月10日）他们经过岢岚、神池、雁门关、代县，在大风雪中翻越五台山，于4月13日到达阜平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大院。在这里共居住35天。
在此期间，毛泽东曾为去苏联访问作准备工作。早在1947年初毛泽东曾提出访问莫斯科，同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研究一些问题。因战争形势发展，斯大林致电苏共驻陕北担任医生兼联络员的奥尔洛夫：“鉴于即将举行的战役，鉴于毛泽东若离开，会对战事发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的出行为宜。”（《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在到达城南庄的前一天（即4月12日），毛泽东又向周、任等提出这个问题，周、任都表示同意，决定到城南庄后，周、任先去西柏坡同刘、朱会合，毛泽东则暂留城南庄作去苏联的准备。4月26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表示，决定提早动身赴苏联。斯大林先在29日复电同意，到5月10日又致电毛泽东：考虑到中国战局的发展和他途中的安全，再次建议他推迟来苏。
在这段时间内，从4月30日-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此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都出席了。这是自撤离延安后五位书记第一次在一起参加的正式中央会议。时隔一年多一点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毛泽东根据形势迅速变化的特点，提出会议主要是研究怎样促使中国革命全面胜利的到来和怎样迎接这一胜利的到来。他在会上讲了三点战略性的意见：第一，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没有这又条，不能胜利。第二，胜利使人欣喜，但目前民力负担很重。要使后方的农业和工业长上一寸，才能适应战争需要。土改、整党、人民代表会议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生产的发展，要使人民的负担适当减轻。第三，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适当缩小地方权利。他的这几点意见后来归纳成“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成为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的行动方针。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华北、中原分别成立统一的领导和指挥机构；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著名人士来解放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就这个问题立刻同有关人士交换意见。会议还研究并确定了粟裕率领的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先在中原地区打几个大仗的部署（这个问题，在后面还要谈到）。
城南庄会议结束后没有几天，5月18日，国民党飞机突然来轰炸城南庄，击中了毛泽东的住房，但毛泽东却没有受伤。对这段惊险的经历，聂荣臻回忆道：
“那天早晨，收听完广播，我正在吃早饭，听到有机群的轰鸣声。”我急忙走到院里，敌机的轰鸣声越来越大了。我循着声音望去，有一架敌机已经飞来了，在城南庄上空盘旋侦察。接着，后面传来一阵轰鸣声，声音很沉重，不多时又飞来了两架敌机，这时已经看清是B25轰炸机。于是我快步向毛泽东同志的房间走去。“
“由于毛泽东同志通宵都在工作，我走到他屋内的时候，他书穿蓝条毛巾睡衣，正躺在床上休息。我以很轻而又急切的声音说：主席，敌人飞机来轰炸，请你快到防空洞去。毛泽东坐起来，若无其事，非常镇静，很风趣地对我说：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
“我想，不能再延迟了，就当机立断，让警卫人员去取担架。取来担架以后，我向赵尔陆同志递了一个眼色，便把毛泽东同志扶上了担架。我们两人抬起担架就走，在场的秘书和警卫人员，七手八脚地接过了担架，一溜小跑奔向房后的防空洞。”“我和毛泽东同志刚走进防空洞，敌人的飞机就投下了炸弹，只听轰轰几声巨响，我们驻地的小院附近升起了一团团浓烟。”（《聂荣臻回忆录》P677、678、679）
看到这些，聂荣臻真觉得“后怕”：“如果不是当机立断，事情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显然，国民党方面已经获得毛泽东住处的情报。当天晚上，毛泽东就转移到离城南庄二十多里的一个很隐蔽的小村子：花山村。5月27日，到达中共中央机关所在的西柏坡。

——在西柏坡，毛泽东逐步把自己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指挥作战上来。
首先，总结我军冬季攻势的战争实践经验。1947年冬到1948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面进行新式整军运动，一面展开攻势作战。1947年12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冬季攻势，到1948年3月中旬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万多人，把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压缩在锦州、沈阳、长春这三个互不相接、仅占东北总面积百分之三的狭小地区内。毛泽东对这次攻势作了很高的评价。他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名义指出：“我东北野战军在冬季攻势中，冒零下三十度的严寒，歼灭大部敌人，迭克名城，威震全国。”西北野战军在取得被毛泽东称为“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形势”的宜川大捷后，又攻占宝鸡，光复延安。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兵团，中原地区的陈士渠、唐亮、陈赓、谢富治所部，华北的徐向前兵团和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兵团，也在1948年的三、四月间分别进行了周村战役、潍县战役、洛阳战役、临汾战役、察南绥东战役等，各自歼灭了为数不少的国民党军队。
其次，毛泽东到达西柏坡前后相继开始的1948年夏季攻势作战，就是在上述胜利的基础上，在全国五个作战方向上先后展开的——中原战场上：豫东战役、襄阳樊城战役；华东战场上：津浦路中段战役；华北战场上：晋中战役和冀热察边战役。
其中，豫东战役对推进南线战局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个战役的形成，在决策上经历过一个曲折的过程。
早在毛泽东部署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时候，他就同时考虑到以当时已进入鲁南作战的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两个纵队（纵队司令员分别为叶飞、陶勇，因此也叫叶纵、陶纵）渡过长江、直出闽浙赣地区建立根据地，以便把战线进一步推向国民党军战略后方的构想。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开创新的中原解放区，是毛泽东独具匠心布下绝妙棋局。它从根本上扭转战局，使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为进攻。但是，全局中最关键的一着棋——向大别山挺进的刘邓大军，虽有陈谢集团进入豫西从右侧辅弼，力量仍嫌不足，在强大敌人的围追阻截下，还有被迫撤回的可能。经过再三考虑，毛泽东在8月7、8日两次致电陈毅粟裕并告刘邓，修改了原来考虑的华野主力全部在内线作战而以第一第四纵队分步骤挺进闽浙赣边的构想，决定由陈粟立即赴鲁西南，统一指挥包括第一、第四纵队在内的华野六个纵队，组成华野西线（也叫外线）兵团，进行直接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作战任务。毛泽东估计，在刘邓大军向南跃进时，国民党军必然会以重兵追堵。在这种情况下，陈粟西线兵团立即尾随敌军南下，就可以从“反对方向钳制敌人”，有效地掩护刘邓大军的挺进并在大别山地区立足生根。
毛泽东对经过他深思熟虑后所下的决心，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他认为，只有适时地和有步骤地把战线向蒋介石统治区推移，使人民解放军所需的大部人力物力取之于对方，才能使新解放区逐步扩展，使老解放区得到进一步巩固，经过跃进和巩固的几次反复，最终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因此，他在根据战局的发展适当调整陈粟大军的作战部署后，多次致电刘邓、粟陈，要他们继续准备以一部分主力在第二年的适当时机渡江南进，吸引部分国民党军从中原地区转援江南，以利于中原解放区的巩固。
在1947年12月会议结束后大约一个星期，从中原前线赶赴陕北中央的陈毅，同毛泽东在杨家沟见面了。这是他们随着抗战胜利而在延安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毛泽东在同陈毅谈到1947年7月以后的全军作战行动时，强调它的性质已不再属于“自卫防御”，而是一种“革命的进攻”，把战争的主要战场推向蒋管区、以求解放全中国的作战行动，所以叫“战略进攻”。毛泽东说：蒋介石已处于防御地位。“黄鹤一去不复返”，他要回到战争初期那种形势是不可能了，今后是我们如何转入江南、四川、两广的问题。
1948年1月18日起，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他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议。从19日下午开始，会议连续三天听取了陈毅关于日本投降以来华东野战军的各方面情况、中原战场当前形势的汇报。
刘邓、陈粟、陈谢三军挺进中原，对蒋介石的长江防线和沿江重镇南京、武汉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蒋无论如何都想把他们从自己的卧榻之旁赶走。1947年12月初，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根据蒋的命令在九江设立国防部前进指挥所，调集33个旅的兵力，对大别山地区的刘邓军展开大规模“围剿”。大别山地区的反“围剿”斗争，坚持了一个多月，虽然取得重大胜利，但还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国共两军在整个中原地区，基本上处于胶着相持的状态。
怎样打破这种僵持局面？毛泽东和周恩来陈毅最初商定的南线三军在三个月内的作战方针，是以刘邓军主力位于大别山内线，“分遣坚持，多休息，多打小仗”待正由晋冀鲁豫南下的三万新兵到达以充实部队后，再打中等规模之仗；以粟裕所部并指挥陈谢军在二、三、四三个月内，在中原地区寻求打几个中等规模的歼灭战，以配合刘邓军坚持大别山区的斗争。还设想以山东兵团许谭率两个纵队南下苏北、苏中，会合原在这两个地区活动的华东野战军两个纵队，“形成一个重要战场，威胁京沪”，迫使蒋氏从大别山抽调一部分力量向东。“三个月后，南北配合行动，可能进入打大歼灭战之阶段。”1月26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把这个战略构想传达给刘邓、粟裕和陈谢等。27日，又以毛泽东陈毅两人的名义，就山东兵团的使用问题提出两个方案，要求华东局研究提出意见。
打破大别山乃至整个中原的僵持局面，是关系全局的一篇大文章。对这样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在发出电报后，仍在反复思索，并同周恩来陈毅继续商议。毛泽东所担心的是，这样的布局能不能有把握打破中原的僵持局面？是不是还有其他更积极、更大胆、更能震动敌人的方案呢？毛泽东又想到了由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渡江南进这一着棋。本来，他是准备在1948年秋季中原战局基本上得到改善后再走这一步棋的，现在考虑要提前实行。周恩来陈毅也同意这个设想。
设想虽然提出来了，但对采取这样重大的行动，毛泽东下决心是十分慎重的。1月27日，也就是前一个电报发出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向粟裕发出第二份电报。这是一份限少数领导人“作极机密讨论不让他人知道”的绝密电报。电报中说：关于由你率叶、王、陶三纵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问题，我们与陈毅研究有三个方案，即：一，休整半月后立即渡江；二，二、三、四三个月在中原地区歼灭一部分敌军，然后休整一个月再渡江；三，按原议先在中原作战，于1948年秋季再行渡江。在电报中，毛泽东分析了三个方案各自的利弊后指出：“你率三纵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你们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毛泽东希望粟裕“熟筹见复”。
毛泽东给粟裕电报发出后第三天（1月31日），即收到粟同他的参谋长陈士渠、政治部主任唐亮的回电，就一、四、六纵队的渡江时间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三个纵队先北开陇海铁路附近休整一个半月，三月下旬即可出动；二是三个纵队仍先参加中原作战，三月中旬开始休整，五月中旬出动南下。“以上两案，以第一案为最好。”回电中，粟裕还就渡江路线、渡江后留在中原各部队的作战方针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接到电报后复电粟裕，表示完全同意他提出的第一方案，在三月下旬出动。“渡江路线，争取走湖口当涂之间，或南京江阴之间。”（中央军委致粟裕等电，1948年2月1日）
一个重大的行动计划决定下来了。但是，1948年春季，中原战局出现了重要变化。
（一），由于刘邓军实行了集结和分遣相结合的灵活战略，加上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和陈谢部的积极作战，不但基本上粉碎了白崇禧对大别山区的围攻，而且开辟了桐柏、江汉和沙河淮河之间的三个新解放区，拦腰切断了中原地区两条交通大动脉——陇海铁路和平汉铁路，攻克中原重镇洛阳，中原战局已逐步走向稳定。
（二），中原三军成功地保持了从豫北经过鲁西南、豫皖苏区通往大别山区和由晋南进入豫西、陕南这两条重要通道，使晋冀鲁豫解放区一部分军需物资和三万新兵得以补充在千里跃进大别山过程中损耗较大的刘邓军，使他们的战斗力逐步恢复，也保障了中原各军在此后的作战中能得到后方的支援。
(三)，中原新解放区经过半年经营，特别是纠正了执行党的土地政策、城市政策、工商业政策中某些“左”的偏向后，各项工作逐步走上轨道，拥有三千万人口的中原新区开始得到巩固。
(四)，解放军一部分主力进入中原并吸引国民党军部分主力回援后，坚持在内线的解放军乘机相继发动攻势，取得重大战果，尤其是西北野战军在宜川战役中一举歼灭胡宗南集团两个整编师近三万人，迫使胡从中原战区抽调一个兵团回援西安；同时，由于苏北兵团的积极作战，也吸引了部分国民党军队从大别山东麓调往苏中地区，从而相应地减弱了他们在中原战区的兵力。
总之，解放军在中原地区已经渡过最困难的时期，逐步具备打大歼灭战的有利条件。中原战局的这些变化，引起执行跃进闽浙赣边计划的主要负责人粟裕的反复思考。
41岁的粟裕，在当时各战略区领导人中，是一位身经百战、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年轻将领。他根据中央军委批准的方案，率一、四、六纵队从平汉铁路东侧的临颖地区北上，到达濮阳地区，准备经过一段时间整训后执行渡江南下的任务。同时，派出先遣小分队到预定渡江的地段先期侦察，并密切注视着不断变化中的中原战局。以往的作战经历使他熟知苏浙皖赣地区的地形条件，这种河流交错、稻田密布的水网地区对装备较重的第一、四、六纵队的机动作战很不利。同时，也考虑到大兵团远离后方作战，不仅在群众和地方工作上得不到较好的配合，而且在补给和伤病员安插上也有许多困难。他回忆起1934年红军抗日先遣队在皖浙赣边地区的失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根据地作为依托。他还具体分析了中原战区国民党军各部队的具体情况，认为他率领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后，可以调动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回防江南，但估计调动不了敌人在中原战场的主力第五军、第十八军和桂系主力第七军、整编第四十八师，这样，中原战局会在比较长的时间内继续呈现僵持局面，而难以实现预定的战略意图。战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数学的竞赛。粟裕算了一笔细帐，认为解放军三个纵队进入江南后，在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的条件下作战，减员必大又无法得到补充；如果留在中原地区作战，以同样的代价可以歼敌三至五个整编师，这对打开中原战局将更为有利。（《粟裕战争回忆录》P537-541）
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比较和思考，粟裕逐渐形成一个主力暂不渡江南进而留在中原作战的构想。尽管有充足根据，但他深知对一个已经确定并正在付诸实施的战略决策，是不宜轻易提出不同建议的，尤其是在当时正十分强调组织纪律性的情况下。因此在濮阳休整期间，他在先后向陈毅和刘邓作了汇报后，才于4月18日，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央军委和华东局详细地陈述了自己的想法。
粟裕这份电报长达三千字。在电报中详细地分析了华野三个纵队执行渡江南下方案后可能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当前中原战局发生的有利变化，建议华野三个纵队暂不南下，以刘邓、陈谢及华野主力，依托后方（陇海路北）作战，求得在最近有效地打几个大歼灭仗。他认为，组成“三线武装（野战军主力、游击兵团及远征游击队）依战局之进展向前推移，如能密切配合，则可能使战局得到较快与较大之发展”。粟裕是谨慎的，深知自己这个建议的分量。因此，在建议结束时写道：“以上是职个人不成熟的意见，加以对政局方面情况了解太少，斗胆直呈，是否正确尚祁指示。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松懈。”
刚到城南庄只有一个星期的毛泽东，看到粟裕的电报，也看到同一天刘邓发来的电报。毛泽东立刻决定要陈毅、粟裕尽快来中央，向中央具体汇报他们的意见，以便中央对行动方针作出最后决策，并把这个问题列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重要议程。要求刘朱周任等先作研究。1948年4月3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并研究粟裕的汇报。与会同志一致同意粟裕建议。根据城南庄决策，陈毅赴中原局工作，由粟裕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和代政治委员。
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善于听取下级的不同意见和在用人问题上的知人善任与远见卓识。5月5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指出：“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正如去年秋季以后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使山东、苏北、豫北、晋南、陕北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解决一样，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唯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徐汴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中央军委致刘邓并华东局电，1948年5月5日）
这是对重大战略决策所作的关键性的变动。它对此后南线作战的整个进程，包括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第一线高级指挥员的粟裕，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敢于实事求是地大胆地对中央重大战略行动部署提出不同意见，是难能可贵的。作为最高统帅的毛泽东，能实事求是地重视并采纳部属的不同意见，根据实际情况果断地调整重大战略部署，也表现了高度的智慧和勇气。对需要高度集中的军事指挥来说，这可以说是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典范。

城南庄决策为中原会战擂响了战鼓！
5月30日-7月上旬，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配合下，一举取得开封战役和雎杞战役的重大胜利。开封、雎杞这两个战役，通常合称豫东战役。此战役的重要意义，不但在于歼灭了中原国民党军队的大部有生力量，打破了中原战场上的僵持局面，而且证明人民解放军依托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的支援，已经有可能在这个地区大规模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彻底解决中原问题。7月1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电报，明确地告诉中原局和粟陈（士榘）唐（亮）：“粟兵团应在现地区作战至明年春季或夏季，歼灭五军、十八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并且斩钉截铁地写道：“不歼灭五军、十八军不走。”
在豫东战役前后，其他几个重要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通盘筹划下展开的强大攻势作战，也相继取得重大胜利。
——华东战场。为了配合豫东作战，许世友谭震林指挥山东兵团在济南和徐州之间进行了历时五十天的津浦铁路中段战役，全歼整编第12军等部六万多人，完全孤立了由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据守的山东省会济南。韦国清、陈丕显、吉洛（姬鹏飞）指挥苏北兵团在苏北北部发动攻势，歼灭国民党军队一万多人，完全打通了苏北同山东的联系。
——晋中战场。徐向前指挥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发起了历时四十天的晋中战役，歼灭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所部约十万人，完全孤立了山西省会太原城。
——中原战场。中原野战军在7月2-16日发起襄樊战役，攻克襄阳、樊城，歼灭国民党军两万人，活捉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
——华北北部战场。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在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指挥下，先后在保定以北和冀东地区发动攻势，歼灭国民党军三万四千人，使河北省会保定陷入孤立。
在毛泽东统帅指挥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夏季作战的巨大胜利，极大地改变了全国的战局。这五个作战方向上取得的重大胜利，被合称为“五路大捷”。新华社在1948年7月26日发表的《祝五路大捷》的社论指出：“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的时候，敌人在黄河以北，除了平绥、平锦两条铁路及在这两条路上的城镇外，只有沈阳、长春、承德、保定、太原、安阳、新乡、焦作等稀稀落落的几个据点了。”在黄河以南，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超过了战前规模，其余各解放区都在发展和恢复之中。中原战场上的形势，早已不利于蒋介石。“人民解放军在战争中夺取了敌人的成千门的大炮之后，就建立了具有强大威力的人民的炮兵，从此，人民解放军不独在运动的野战中是无敌的，就是在阵地战中也是无敌的了。一年来我们攻克了石家庄、运城、临汾、宝鸡、潍县、兖州、洛阳、开封、襄阳、辽阳、鞍山、四平街等坚固的设防地带与设防城市，这就表现了人民解放军的战术，特别是攻坚战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从此，已经没有什么国民党的设防城市打不开的了。”

第七、审慎严密，统筹全局，充分作好
战略决战前的准备工作。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走过了最艰难的旅程。如果说过去还处在“爬山坡”的时候，那么，从1948年9月起，有如自然界进入金秋一样，也到了收获的季节。
1948年7、8月间，毛泽东以战略家的远大目光综观全局，敏锐地察觉到历史已将跨入一个新的阶段，开始精心筹划新的方略。

——军事上。他思考着打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仗。开始筹划着行将到来的大决战。根据这个目标作出全盘的部署。
济南战役——战略决战的序幕。作为这场决战的序幕，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准备发动济南战役。五路大捷后，济南事实上已成为孤城，蒋介石的重要军事基地徐州已变成直接暴露在最前线的城市。7月14日，毛泽东得知解放军已攻克兖州的消息，当天就向他们提出新的作战任务：许谭兵团在津浦路中段战役结束后，“如能在八、九两月攻克济南，则许谭全军（七纵、九纵、十三纵、渤纵、鲁纵）可于十月间南下配合粟陈、韦吉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16日，又要求许谭兵团：“主力应不惜疲劳，抢占济南飞机场，并迅速完成攻击济南之准备，以期提早夺取济南。”同一天，还要求粟陈（士榘）部准备阻止国民党军邱清泉兵团北援济南。为了保证华东野战军“攻济打援”的胜利，毛泽东并要求中原野战军“作有力配合”。接着，又要求粟兵团以歼灭国民党第五、第十八军等部，开辟渡江南进的道路为目标。毛泽东想起，蒋介石在这年4月9日，也就是充当南京政府的“总统”前几天，还在说“一定可以在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内肃清中原人民解放军”，便在新华社社论中加写道：“三个月已经过去了”，“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要满六个月，我们倒要看一看究竟谁肃清谁。”这不仅是对蒋介石的辛辣嘲讽，而且也透露出毛泽东准备在中原战场打一场大规模歼灭战所下的决心。
对华北战场。毛泽东在7月16日指示徐向前：指挥华北第一兵团攻取太原。
对东北战场。毛泽东批准东北野战军主力由长春地区南下，到北宁线作战。他在7月22日和30日指示林罗刘：“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愈能使敌方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或撤退。这个真理已被整个南线作战所证明，亦为你们的作战所证明。”他进一步提出：“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以封闭蒋军于东北加以各个歼灭。并且指示华北的杨成武、杨得志两兵团准备发起察绥战役，以配合东北野战军的南下北宁线作战。
毛泽东作出全盘部署后，8月15日电告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和西北局：“九月起全国各区均将有大战，希望你们能配合。”

——加强集中统一指挥。
要从全局着眼，相互配合作好战略决战前的准备，必须加强集中统一的指挥。毛泽东在这方面堪称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师。因此，毛泽东便进一步要求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坚持定期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的制度。也在8月15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封给林彪和东北局的长达两千多字的电报，严厉批评林彪在收到中央规定报告制度六个月以来一直没有按规定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使我们完全不了解你们在这件事上何以采取这样的敷衍态度”。他说：今年五月七月两次催你们，你们不声明理由，近日再催，你们才声明是“常委各同志均极忙碌，事实上只各顾自己所分的工作，并皆对各部门的工作难求得全部了解，对作全貌的报告遂感困难”，“缺乏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的材料来源”，等等。“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毛泽东责问道：“我们五月间即告诉你们，象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综合性报告，并将邓小平同志来电转给你们阅读。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毛泽东说：“我们认为所以使你们采取此种态度的主要理由，并不是你们所说的一切，而是在这件事上，在你们的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你们如果不同意上述批评，可以提出你们的反驳。”当林彪就此问题向中央作了检讨，并送来综合报告后，毛泽东在20日复电林彪：
“此种综合报告和各个具体问题的个别报告不但不相冲突，而且必须有此种报告、并要有多次此种报告之后，才能使我们看得出一个大战略区的全貌。对于写作此种报告的同志亦有一种好处，就是他必须在写作时既要联系又要超脱各项具体问题、各项事务工作，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会，而这种思索则是一个领导同志所不可缺少的。缺少了此种思索，领导工作就会失败。”
为什么毛泽东把这件事看得如此之重，紧紧抓住不放？他在22日以中央名义致电东北局时指出：“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否则，“就不可能克服完全不适用于现在大规模战争的某些严重地存在着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他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在大决战前夜的现阶段有着极端的重要性：“这一问题的性质是如此重要。即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有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正规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这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个环节解决了，其他环节就可以顺利解决。”

——必须着力解决两个问题：兵员补充和火力加强。在大决战之前的准备工作中，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兵员补充和火力加强（特别是炮兵火力的加强）。毛泽东经过审慎考虑后，分别作出了重要决策。
对前一个问题，毛泽东提出：“我军战胜蒋介石的人力资源，主要依靠俘虏，此点应引起全党注意。”他说：今年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各区除个别地方原定扩兵计划准予完成外，其余均不应扩兵。乡村人口已大为减少。各区扩兵（包括东北在内）均已至饱和点。支前供应和后方可能性之间发生极大矛盾，此项矛盾如不解决，则不能支持长期战争。“今后攻城野战所获俘虏可能大为增加，各区各军应用大力组织俘虏的训练工作，原则上一个不放，大部补充我军，一部参加后方生产，不使一人不得其用。”象这样大量吸收俘虏兵，让他们经过诉苦运动后立刻参加到人民解放军的队伍里来，这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很少有过。这是毛泽东根据俘虏的具体情况地创造性贡献。
对后一个问题，为了解炮兵的作战和建设情况，八月下旬，毛泽东和周恩来召见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华北军区炮兵旅旅长高存信，听取他们的汇报。毛泽东听后举起拳头说：解放战争好象爬这座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坳子，最吃力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今后打大仗炮兵很重要，你们一定要把炮兵搞好。后来，在战略决战中，特别是攻坚战中，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火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政治上，毛泽东想得更远。他已经在着手筹划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事宜。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提出一个重要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立刻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的通电拥护。
毛泽东在8月1日复电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论、郭沫若等说：对诸先生赞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并且指出：“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并就召开这次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人、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征询他们的意见。

——蒋介石施放和平烟幕。由于军事失败，人心动摇，为了阻止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发展，阻止国民党内分崩离析的趋势，正在煞费苦心地寻求“局势好转”的计策。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纷向蒋建议：“与共产党成立协议，以谋求和平”，“把它当作一种思想战争”。蒋表示“将此事再仔细考虑”。
毛泽东看透了他们在此时突然提出和平运动的目的。在他改定的一份党内指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反动派所谓和平运动，只是战争失败时求得喘息机会以利再 战的阴谋计划。国民党反动政府必须打倒，反动军队必须解除武装，人民民主政府必须在全国建立，美国侵略势力必须退出中国，中国对外必须实现完全的独立，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和平。否则所谓和平必定是假的，只是过渡到更残酷的内战的一种手段。”
“我们如果不愿意被敌人消灭，就必须把战争打到底，必须不要上反动派的当。必须向解放区军民人等指出，战争不是无止境的。依据过去两年的作战成绩，加上今后的更大努力，执行正确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项政策，大约再打三年左右，就可以从根本上消灭中国的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我们自己及全国人民就可以永远过和平自由幸福的生活了。如果我们不能忍受这大约三年左右的痛苦，接受反动派的欺骗，停战议和，让其休养生息，然后被迫再打，我们就将受程度更大、时间更长的痛苦。”
“和平运动”确实只是一种烟幕。与此同时，蒋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议”（8月3-7日）。全面检讨两军作战的“教训”，制订他们的“应变方针”。
其政治方针：“动员全民积极实施总体战，发挥政治、经济、军事及一切力量之总和，全力进剿并使党政军民经济一元化，以期步调一致”。
其军事方针：“军事上于东北求稳定，在华北力求巩固，在西北阻匪扩张，在华东、华中则加强进剿，一面阻匪南进，一面攻打匪的主力。”为此，将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划为一个战区，“各置统帅一人节制之”。
此次军事检讨会议，虽然是在极端秘密情况下召开，其主要内容仍被一些外国通讯社记者获悉，公开加以披露和评论。。这样，所谓“和平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人也看得很清楚了。

——大决战前的九月政治局会议。
大决战即将来临，为了在军事上政治上面对的种种重大问题在党内领导层中统一认识，特别是为了筹划新中国的建立，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战略决战即将开始的时刻召开的。经过两年作战，敌我双方基本情况的比较：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有原来的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同国民党军总兵力的对比已从开始的1:3.37,变为1:1.3；由于战斗中积累的新经验和新式整军运动，人民解放军士气高涨，军政素质大为提高，武器装备得到极大改善，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了。解放区面积扩大到23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达1.6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35.3%；有1亿人口居住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广大翻身农民生产支前的积极性高涨；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和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发展和巩固。许多海外华侨积极声援人民解放战争。同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从原来的430万人下降为365万人，而且内部派系矛盾加剧，士气低落，战斗力大为削弱；卫立煌、傅作义、刘峙、白崇禧、胡宗南五大战略集团，已处在孤立被动的困境；人民对国民党的信任已丧失殆尽；经济状况更急剧地走向全面崩溃。蒋介石不得不承认：“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无论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情形的表现，的确是严重而危险的”，已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形势将要出现一个决定性的大变动。
九月政治局会议开始，先由毛泽东作报告。他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后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
打倒国民党后，未来新中国的政权性质是什么？他在报告中第一次用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来代替过去所提的工农民主专政。他说：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要打倒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的政府来代表它的。中央政府的问题，十二月会议只想到了这个问题，这次就必须作为议事日程来讨论。
关于新中国的社会经济性质，他批评了“新资本主义”的提法，“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和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不起决定作用。所以，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他还说：“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的、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48年9月8日。）这无可斑驳的事实说明：上个世纪末以胡绳为代表的投机政治骗子“理论家”，肆无忌惮地攻击毛泽东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所谓“民粹派”的农业社会主义。十足见其无耻之极！
会议针对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统一了认识。会议结束前，毛泽东作了总结。他说：两年来还没有开过这样的会。这次会上什么都讲了，连前途问题都讲了。关于几年胜利的问题，过去所讲的只是可能性，现在战争已经有两年多了，情况更清楚些，可以带确定成分地来讲了。同时，要充分估计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可能性，这次会议也作了估计。关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两个阶段的过渡问题。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而总的说来是新民主主义的。
10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将这次会议的基本情况和决定向全党通报。通知中强调：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并且指出：为了“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和“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应该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准备在一九四九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
1948年九月政治局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它为最后打倒蒋介石，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从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都作了重要准备。

——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所规定的战略任务及其实现条件。
当时，国民党全部军事力量365万人中的百分之七十集中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的第一线，其中正规军249个旅，用于北线的有99个旅，南线的有150个旅。它的主要战略集团已处在十分孤立被动的地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正是根据这种情况，决定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的第三年中仍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要求全军歼敌正规军150个旅左右，并夺取北平、天津、沈阳以外的一切城市。
实现这一战略任务的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利得多：首先，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已可集中、机动地使用；其次，部队的素质有了极大提高，炮兵和工兵得到加强；再次，原来被分割的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处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人民支援战争的潜力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发挥；第四，国民党军队主力却被包围在几个孤立的据点，中，战斗力大为削弱，部分高级将领正在寻求出路，酝酿反战起义。
但是，困难仍是很大的：其一，有居民30至70万人的太原济南长春等城市，国民党守军各在10万人以上，那里的城防工事经过多年加修已达到堡垒化的程度，被他们自诩为“固若金汤”；其二，国民党军队鉴于连遭惨败的教训，已改取重兵固守、诸兵团驰援的会战方式；其三，人民解放军还没有海空军的配合和支援，也缺乏现代化的后勤运输保障；其四，除东北战场外，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总兵力都没有取得优势。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反复地进行权衡。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是毛泽东常常用来指导红军作战的一句名言。他始终恪守这个原则。对如何攻克国民党军重兵据守的大城市，如何对付国民党军几个兵团增援这两个人民解放军面对的新问题，毛泽东一直十分关注。他对徐向前部以坑道爆破为主的方法来攻克坚固设防的临汾的经验，极为称道。对进攻重要城市时敌军可能大举增援的问题，他也早已向林彪等指出：“你们应以敌人必然增援为自己作战计划的基础”，在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法上都要保障能阻止或歼灭援敌的胜利。“在作战实施中，依据城敌与援敌两方面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变化，你们可以酌量调节攻城与打援两方面的兵力，在某种时机将重点放在打援方面（这是首先重要的），在另一种时机，将重点放在攻城方面。”（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5月7日。）这些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作战方法，对不久发动的济南战役和以后的战略大决战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济南战役拉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
济南是山东的省会，位于津浦铁路和胶济铁路的交会处。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指挥正规军3个整编师的9个旅和非正规军5个保安旅等10万余人，依托济南内城、外城和商埠构成基本防御阵地，并以东山和飞机场等坚固工事作为屏障。蒋介石为了确保济南，还拟定了一个从徐州派出邱清泉、黄百韬、李弥三个兵团北上增援的“会战计划”。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认为，攻打济南将是“一次严重作战”。毛泽东对攻济打援作了周密部署。他在8月12日致电粟裕等，从对豫东战役的分析中作出判断：解放军如果真打济南，徐州的三个兵团一定会北上增援；但在刚发生“区兵团被歼、邱黄两兵团受重创”的情况下，很可能采取“谨慎集结、缓缓推进”的方法。他预计这次战役的结果有三种可能：第一，“打一个极大的歼灭战”，也就是既攻克济南，又歼灭大部分援敌；第二，“打一个大的但不是极大的歼灭战”，就是既攻克济南，又歼灭援敌的一部分但不是大部分；第三，“济南既未攻克，援敌亦不好打，形成僵局，只好另寻战机。”他向粟裕等华东野战军领导人提出：“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既达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根据这个决策，华东野战军的具体部署是：以山东兵团加一个纵队担负攻城；以六至七个纵队在兖州、钜野间“夹运（河）而阵，并构筑几道防御工事，以便随时转移兵力于运东或运西，阻击与歼灭敌援。”28日，毛泽东又决定中原野战军当济南徐州吃紧、位于信阳和郑州的张轸孙元良两兵团被迫移动时，在运动中发起攻击，歼其一部，以配合济南战役的进行。
9月11日，毛泽东给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的电报中，就攻济打援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作了明确的说明：“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但在手段上即兵力部署上，却不应以多数兵力打济南。如果以多数兵力打济南，以少数兵力打援敌，则因援敌甚多，势必阻不住，不能歼其一部，因而不能取得攻济的必要时间，则攻济必不成功。”他又说明这种部署在遇到情况变化时可予以改变，如：援敌已被阻住而攻城需要增加兵力时，可从打援方面抽调兵力参加攻城；在攻城不能短期解决战斗，而援敌又以大举进犯，非歼灭援敌不能继续攻城的情况下，则应从攻城兵团中抽调一部至半数兵力加入打援。他还指出：攻城部署应分两阶段：第一阶段，集中优势兵力攻占西面飞机场，东面不要使用主力；第二阶段，则以战况发展，将主力使用于最利于发展之方向，如果东面利于发展，则应使用于东面。同时指出：“整个战役应争取一月左右打完，但是必须准备打两个月至三个月，准备对付最困难的情况，并以此作为一切部署和工作的主要的出发点。”并规定：整个攻城指挥，你们担负。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
这样，毛泽东就从战略运筹到战役部署的方方面面，完成了对济南战役的基本决策。
华东野战军遵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经过周密侦察和准备，9月16日发起济南战役。经过八天战斗，全歼国民党守军10万余人（其中，争取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率部2万余人在战场上起义），攻克了济南城。从徐州北上的邱清泉兵团一部，因为害怕被歼，停留在城武、定陶地区不敢前进。另外两个兵团还没有在徐州集结完毕，济南已告解放。蒋介石的增援计划便胎死腹中。
济南战役的胜利有着重大意义。
首先，济南的攻克，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和国际舆论界引起巨大震动。杜聿明评论道：济南守军的被歼，“可以说蒋军的‘重点防御’计划已被击破”。美联社在9月26日评论道：“自今而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有什么阻挡了。”日本的《朝日新闻》评论道：“中国的内战进入了一个极重要的新阶段。”
其次，济南战役的胜利给了解放区军民巨大的鼓舞。各解放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纷纷致电祝贺称：济南的解放“创造了我人民解放军攻坚解放大城市的新纪录”，“使我华北华东各解放区更加全面的联成一片”，表示要加紧作战，“争取新的胜利”。
其三，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对济南战役胜利的意义给予极高的评价，指出：“胜利影响已动摇了蒋介石反动军队的内部。这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最严重的打击之一。”“华东和中原的全部解放，已经更加迫近。”济南的攻克，“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就是“北平天津沈阳三点”也不除外了。
其四，他们还从济南战役的胜利中总结出解决国民党重兵集团的两条经验：一是“攻济打援”的战法；二是争取国民党军队举行战场起义。
最后，济南战役，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把秋季攻势引向战略决战的起点。周恩来后来说道：“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

第八  气势磅礴的战略大决战（上）

战略大决战，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到1949年1月31日结束，由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一环紧扣一环地组成的；历时142天，共歼敌154万多人。这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史上，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壮丽篇章。
气势磅礴的战略大决战，生动地体现出毛泽东作为卓越的军事家那种高瞻远瞩、全局在胸的战略眼光和多谋善断的惊人胆略。当决战开始时，国民党军队的数量远多于人民解放军，装备更比人民解放军好。南京国民党政府仍统治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和三分之二的人口。但毛泽东不仅看透这个表面上的庞然大物其实已异常虚弱，无法摆脱战备上全面被动的地位；并且敏锐地察觉他们正打算实行战略撤退而一时还举棋不定，难下决心。正是在这种稍纵即逝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依据对客观形势的冷静分析，当机立断，毫不犹豫地抓住时机，发动了这场人民解放战争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战略大决战。

——辽沈战役。
首先，毛泽东为什么要选择东北战场作为大决战的起点？毛泽东在紧紧抓住决战时机的同时，又正确地选择了决战方向。当时全国各战场的形势虽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但敌人在战略上却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点的时间，牵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使我军不能入关作战；同时，敌人又准备把东北敌军撤至华中地区，加强华中防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指向华北战场，则会使我军受到华北、东北敌人的两大战略集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敌人迅速撤退，而实现他们的战略收缩企图。因此，东北战场就成为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当时东北战场的形势对我又特别有利。在敌军方面：孤立分散，态势突出，地区狭小，补给困难；长春被困，无法解救，或撤或守，举棋未定。在我军方面：兵力优势，装备较好；广大地区，联成一片；土改完成，后方巩固；关内各区，均可发展。东北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敌军，就能粉碎敌人战略收缩的企图；就能实施战略机动，有利于华北、华东战场的作战；就能以东北的工业支援全国战争，使人民解放军获得战略的总后方。根据上述情况，毛泽东将战略决战方向，首先指向东北战场的卫立煌集团，这就将战略决战的初战胜利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这是毛泽东宏图大略全局在胸投下的一着好棋子。决战首先从局部的优势开始，进而争取全局上的更大优势。由于迅速而顺利地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就使全国战局急转直下，使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
其次，东北战场的突破口又首先选在哪里呢？是先打锦州还是先打长春？毛泽东同志与林彪之间发生了尖锐的争论。为了尊重前线指挥员的意见，毛泽东先同意林彪打长春。在战争实践中林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转而回头打锦州。
那时，东北战场上的国民党军还有四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加上地方武装共55万人，但已经被分割和压缩在长春、沈阳和锦州三块互不联系的据点和地区内。东北人民解放军不但在1947年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攻势中歼灭了国民党军队近30万人，自身也迅速壮大，野战部队已发展到53个师，加上地方部队已超过100万人，经过近半年的大练兵，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有很大的提高。人民解放军已占有显著优势。那么，对长春、、沈阳、锦州这三块孤立的据点，先从哪里打起？1948年2月7日，毛泽东还在陕北时就曾致电东北野战军提出“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设想。电报说：“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蒋介石曾经考虑过全部撤退东北兵力至华北，后来又决定不撤。这主要是因为南线我军尚未渡过长江及北线我军尚未给蒋军以更大打击的原故。”他问道：“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义、兴、绥、榆、昌、滦地带，对于应付蒋军撤退是否更为有利？”并着重指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
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但当时毛泽东还是在征求意见，并没有下最后的决断。林彪对主力从北满远道南下攻打国民党军队坚固设防、并在周围有若干据点的锦州却顾虑重重，担心如果久攻不下，敌人援兵从华北和海上增援，将会陷解放军于被动地位，再三提议先打长春，并在4月18日报告军委，强调进攻长春的有利条件，“计划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4月22日，毛泽东复电同意先打长春，而又指出：“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五月下旬，东北野战军以两个纵队试攻，发现攻占长春并不象预期那样容易，改用严密围困的办法。
7月20日，林罗刘将东北局常委重新讨论后认为“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的攻长春”，“到八月中旬时，我军即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的意见上报中央军委。22日，又致电军委：“如华北敌人确实空虚，则我军南下与晋察冀[部队]配合作战，则有全部歼灭敌人，夺取天津、北平的重大可能；同时，亦必然引起长春、沈阳敌人撤退，达到解放东北的可能。”同时提出一个要求：“如能将傅作义调动一两个军向西去，我们就可能全部歼灭北平天津张家口保定唐山大同之敌的把握。”
毛泽东接到这个电报后，即在22日深夜复电林罗刘：“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在你们准备攻击长春期间，我们即告知你们，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并指示他们要加紧进行政治动员和粮食准备，否则八月间还不能打响；关于具体作战计划，望他们详加考虑，拟出全盘方案电告。
为了将傅作义主力向西引开，以配合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线作战，毛泽东8月3日在西柏坡召见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华北第2兵团第二政委杨成武，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一起向他们交待“东北打，华北牵”的任务。毛泽东先让聂杨看了由他起草的7月22日、30日给林罗刘的两份电报，在聂杨表示完全同意后，毛泽东宣布组成华北第三兵团，由杨成武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20天内完成一切准备，进军绥远，开辟新的战场，把傅作义主力拖到平绥线，配合东北作战。并问杨成武有什么困难？杨回答说：“没有困难，保证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毛泽东笑了笑说：“不对，出兵绥远，困难是很多的！”他一一作了分析：绥远是傅作义的老窝，他搞坚壁清野，你们去了会吃不上饭；要华北供给支援你们，也是很困难的；还有战斗可能很不顺手。毛泽东要他们把困难想透，想出解决困难的办法，作好充分的准备。杨成武听后，很受感动：“毛主席日理万机，全国各个战场都需要他呕心沥血，真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既向部下交待任务，又为部下把执行任务的困难想透。他是那样了解情况，全国的各个战场上就如同一盘棋，全在他的指掌之中。”（杨成武：《战华北》P131、132）
8月8日、11日，林彪等又两次致电中央军委，先是提出：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后来又提出：“南下则因大批粮食的需要无法解决”，“目前对出动时间，仍是无法肯定。”
毛泽东接电后，在9日电告林罗刘：杨成武部已确定在21日出动，并指出：“你们应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目前北宁线正好打仗，你们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在十二日又电告他们：“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亦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一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月全未进行，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对于你们自己，则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顾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试问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而令杨部孤军早出，如被傅作义赶走，对于战局有何利益？至于敌人从东北撤运华中的可能，我们在你们尚未结束冬季作战时即告诉了你们，“希望你们务必抓住这批敌人，如敌人从东北大量向华中转移，则对华中作战极为不利”。毛泽东在这个电报的最后，严厉地指出：“对于北宁线上敌情的判断，根据最近你们几次电报看来，亦显得甚为轻率。为使你们谨慎从事起见，特向你们指出如上。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
8月13日，林罗刘致电军委和毛泽东，承认对北宁线的敌情是轻信了一些不确实的消息，作了错误的判断。关于南下问题，“目前仍尽力争取早日出动”。9月3日，林罗致电军委报告了南下作战的具体部署：我军拟以靠近北宁线的各部，突然包围北宁线各城，然后待北面主力陆续到达后，进行逐一歼灭敌人；而以北线主力控制于沈阳以西及西南地区，监视沈阳敌人，并准备歼灭由沈阳向锦州增援之敌或歼灭由长春突围南下之敌。对长春之敌，以现有围城兵力，继续包围敌人，并准备乘敌突围时歼灭该敌。
9月5日，毛泽东复电，同意这个部署。指出：北宁线上各处敌军互相孤立，均好歼击，你们可以在北宁线上展开大规模作战。在此线上作战补给较便利，这又是中间突破的方法，地两翼敌人（卫立煌、傅作义）互相孤立，因此你们主力不要轻易离开北宁线。电报摘还谈了对敌情的估计：“你们主要对付的敌人，目前仍然是卫立煌，因此你们现以七个纵队又六个独立师位于新民及沈长线是正确的。”长春和沈阳的敌军“恐怕要在你们打锦州时，才不得不出动”。（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9月5日）
接着，毛泽东便提出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要求东北野战军“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大歼灭战的决心”。9月7日，也就是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考虑到在东北工作的领导人不能抽身前来参加会议，就以军委的名义致电林罗，告诉他们中央关于全国战略任务的计划，要他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锦州、山海关、唐山一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如果在你们实行锦、榆、唐战役期间，沈、长之敌倾巢来援，你们便可以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于此，你们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这个电报，以《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为题，被收入《毛泽东选集》。
9月10日，林彪罗荣桓态度明朗地报告军委：完全同意军委所指示的前途与任务，认为可能和应当争取东北与华北战局的根本变化。并称：已在北宁线附近的部队于12日在锦州、义县间打响，北线主力于13日起从四平街、长春附近南下。

此时，东北国民党军队方面来看：由卫立煌直接指挥的两个兵团共30万人驻守在沈阳地区；由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领的一个兵团及保安部队共10万人驻守在长春；由另一副总司令范汉杰指挥一个兵团及保安部队共15万人，防守义县到山海关一线，主要兵力在锦州、锦西。在坚守长、沈，还是将长、沈主力撤至锦州的问题上，蒋介石同卫立煌等东北高级将领之间的争论正日趋激烈。

东北野战军在9月12日发起强大攻势。26日，林罗报告军委：准备在27日攻义县，得手后接着打锦西、兴城，再打山海关，如果敌军已逃，就回头打锦州。27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致电林罗，批准他们的计划，同时指出：歼灭义县等五处之敌后如果先打山海关然后再回头打锦州，则劳师费时，给沈阳之敌以增援时间。不如先打锦州，然后攻山海关、滦县、唐山，如有可能直迫天津城下。同一天，他为中央军委起草的战争第三年全军歼敌任务的电报中，又把原来由东北野战军和华北两个兵团共同担负歼敌35个旅的任务，改为分配东北野战军歼敌36个旅，华北两个兵团另行担负歼敌12个旅。这是对预定作战任务的重大改变。
林彪等在9月28日定下“先攻锦州，再打锦西”的决心后，第二天将具体部署报告军委；并称：“锦州是敌薄弱而又要害之处，故沈敌必大举增援，长春敌亦必乘机撤退（已有密息证明）。故此次锦州战役，可能演成全东北之大决战，可能造成收复锦州、长春和大量歼灭沈阳出援之敌的结果。我们将极力争取这一胜利。”毛泽东接电后，十分高兴，在30日复电称：“决心与部署均好，即照此贯彻实施，争取大胜。”

这样，随着东北战场局势的实际演进，经过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同东北野战军总部的反复磋商，终于将初定的北宁线秋季攻势，发展成一举全歼东北国民党军的辽沈决战。前后毛泽东为打锦州发给林彪七十多个电报，既有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又有严厉地批评指导，最终林彪终于同意了南下打锦州。而作为东北野战军政委的罗荣桓同志，为贯彻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他死后，毛主席写诗悼念他，曾提到这件事：“战锦方为大问题”，并给罗以崇高评价。毛泽东诗：

《七律  吊罗荣桓同志》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鹌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敌军情况——东北国民党军队。他们长时间内一直没有察觉东北野战军主力会南下奔袭北宁线，关闭它通往关内的大门。守在锦州的范汉杰，在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东北野战军包围义县的危急情况下，才连电蒋介石乞援。蒋命令卫立煌从沈阳出兵援锦。卫立煌拒不接受。9月26日蒋派参谋总长顾祝同飞赴沈阳监督卫执行援锦命令，卫立煌仍坚持拒绝执行。蒋得到顾的报告后，在30日飞北平，调集第62、92军等部共五个师，并决定放弃烟台抽出第39军，经海运到葫芦岛登陆由侯镜如指挥组成援锦东进兵团。10月2日，蒋又飞赴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并命令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这次沈阳军队直出辽西，解锦州之围，完全交给你负责，如有贻误，也唯你一人是问。”廖表示：“沈阳主力先集中于新民、彰武地区，完成一切准备，俟锦、葫两地军队会师之后，再东西对进，以夹击共产党军队，才是万全之策。”得到蒋的默许。

再次，关键是迅速攻克锦州。
当日晨5时，毛泽东签发由周恩来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的指示：因傅作义部9个步骑师向绥东寻杨成武部作战，杨罗耿兵团不能不到平张段，予以配合。你们应靠自己的力量对付锦榆段可能增加或山海关北援之敌，而关键则是迅速攻克锦州，望努力争取十天内外打下该城。
林彪在获悉葫芦岛已开到国民党援军4个师、华北的杨罗耿兵团又因傅作义部向绥东进攻而不能开到山海关至天津段作战这两个消息后，深恐打锦州时陷入沈阳、葫芦岛两大援敌的夹击中，攻锦决心再次动摇。10月2日深夜，林彪等致电军委提出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间”。但认为，攻锦州需要相当时间，而葫芦岛方向的援敌可集中5、6个师兵力，采取集团行动向锦州推进，“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挡住该敌，则该敌可能与守敌会合”。第二个方案，回师打长春。估计经过几个月的围困，“目前如攻长春，则较六月间准备攻长春时的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多迟延到半月到二十天时间”。并称：“以上两个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提的虽然是两个方案，它的基本倾向十分清楚：就是放弃北宁线作战，仍然回师打长春。电报发出后，“罗荣桓政委再三考虑，认为不妥”，“于是他说服了林彪撤回这个电报，可电报已经发出，罗荣桓政委便亲自起草撤消这个电报和再增加北宁路作战兵力的电报报军委。”（韩先楚：《辽沈决战》上册，P116）这就是10月3日上午9时的电报，里面说：“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军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的可能，至少能歼灭敌之一部或大部。”并重新调整了部署。
毛泽东在10月3日清晨4时先收到林罗刘前一个电报，感到十分不安。毛泽东立刻复电，斩钉截铁地指出：“你们应利用长春之敌尚未出动、沈阳之敌不敢单独援锦的目前紧要时机，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并称：五月和七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你们又因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同时询问道：你们指挥所现在何处？望迅速移至锦州前线，部署攻锦。这封电报发出后，毛泽东仍不放心。两小时后，他又再次致电林罗刘：“我们坚持地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电报中继续分析了先打长春再回头打锦州的诸多不利后，指出：“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望你们深刻地计算到这一点，并望见复。”
电报发出后一个多小时，军委收到林罗刘第二个电报，毛泽东极为高兴，在4日清晨6时电复林罗刘说：“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电报接着说：从你们部队开始行动起到今天差不多已有一个月之久，你们才把攻击重点问题弄清楚。从这件事，你们应取得两个教训：第一个教训是你们的指挥所应先于部队移动到达所欲攻击的方向去，由于你们没有这样做，致使你们的眼光长期受到限制；第二个教训是在通常的情况下，必须集中主力攻击一点，而不要平分兵力。并且表示：“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同时指示：蒋介石已到沈阳，不过是替丧失信心的部下打气。“他讲些什么，你们完全不要理他，坚决按照你们三日九时电做去。”
按照上述部署，10月5日，林罗刘率领指挥所到达锦州西北20公里的硭牛屯。林即带了担任主攻的纵队领导人详细勘察锦州周围地形后，确定了攻锦步骤。10月9-13日，扫清外围据点。10日，毛泽东起草致林罗刘电，指出：从你们开始攻击锦州之日起，一个时期内是你们战局紧张期间，望你们每两日或每三日以敌情和我情电告我们一次。毛泽东这时已在考虑战局下一步如何发展的问题。电报中说：“这一时期的战局，很可能如你们曾经说过的那样，发展成为极有利的形势，即不但能歼灭锦州之敌，而且能歼灭葫、锦援敌之一部，而且能歼灭长春逃敌之一部或大部。如果沈阳援敌进至大凌河以北地区，恰当你们业已攻克锦州，使你们有可能转移兵力将该敌加以包围的话，那就也可能歼灭沈阳援敌。这一切的关键是争取在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毛泽东选集》P1337）
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发起总攻，只经过31小时的战斗，就攻克了锦州。在锦州东西两侧进行阻援的部队，以英勇顽强的战斗，打退了国民党军队分别从沈阳和葫芦岛增援的企图，保障了攻锦的胜利。第一阶段攻锦战斗的胜利，也充分说明了毛泽东指挥战争，是多么富有远见和英明！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作战的成功，致电林罗刘说：锦州作战“部队精神好，战术好，你们指挥得当，极为欣慰，望传令嘉奖”。锦州的解放，对于辽沈战役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就象关上了东北的大门，把国民党方面在东北战场和华北战场这两大战略集团分割开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被俘后说：“这一着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作不出来的，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是中间折断了。”（韩先楚：《辽沈决战》P127）
锦州的攻克，成关门打狗之势。真如秋风扫落叶，使东北全境获得解放。困守长春的国民党第60军举行起义，第新7军投诚郑洞国率领残部放下武器。10月21日长春和平解放。从沈阳西出后徘徊于新民彰武地区的廖耀湘兵团十万之众，在蒋介石“规复锦州”的严令下，10月20日向黑山大虎山攻击前进。毛泽东批准林彪罗荣桓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予以歼灭。10月25日，当廖耀湘兵团转向营口撤退时，东北野战军从四面八方将它分割包围，经过两天激战，将廖耀湘兵团全部歼灭。紧接着，大军又乘胜挥师东进，11月2日，解放了沈阳和营口。9日，收复锦西和葫芦岛。东北全境获得解放。
辽沈决战胜利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一辽沈决战历时52天，东北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下，歼灭了东北国民党军队47万2千人，其中包括由美国装备并训练、曾在印缅战场作战的精锐主力新1军和新6军，取得震惊中外的巨大胜利。
二辽沈决战的结果，对国民党统治集团是致命的一击，引起了全国战局的急转直下。蒋介石在北平和南京两次吐血。他后来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写道：“东北一经沦陷，华北乃即相继失守，而整个形势也就不可收拾了。”路透社记者评论道：“国民党在满洲的军事挫败，目前已使蒋介石政府比过去二十年存在期间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崩溃的边缘。”
三辽沈决战的胜利，对解放战争来说，大大加速了胜利的进程。人民解放军不仅有了巩固的较强工业基础的战备后方，拥有一支强大的战备机动部队——70多万人的东北野战军，而且取得了在战略协同下进行大会战的丰富经验，这对于整个战略决战的进一步展开和胜利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关于全东北解放的贺电中写道：
“东北是中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最大的中心，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美国帝国主义积极援助下，从一九四五年冬季以来就曾经用极大力量来抢占东北，先后投入兵力及收编伪军胡匪共达110万人。依靠我东北前后方全体军民团结一致，英勇奋斗，并得到我关内各解放区的胜利配合，在三年的奋战中歼灭敌人一百余万，终于解放了东北九省的全部土地和三千七百万同胞，粉碎了中美反动派奴役东北人民并利用东北以挑拨国际战争的迷梦，奠定了在数年内解放全中国，然后将中国逐步建设为工业国家的巩固基础。”

第九  气势磅礴的战略大决战（下）

毛泽东对战略大决战——三大战役的部署和指挥，总是一环扣一环，环环紧扣。辽沈战役一结束，南线的战略决战——淮海战役便开始。
——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止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战役。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有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下的4个兵团和3个绥靖区部队，加上以后从华中增援的黄维兵团等部，总兵力达80多万人。其中，邱清泉兵团的第五军和黄维兵团的第十八军是南京政府仅存的两支最精锐的主力部队。我人民解放军参加这次战役的，有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还有华东、中原军区的地方部队，总共约60万人。此时的敌情：叶剑英曾这样分析：“敌人重兵密集，便于机动，增援迅速。若要攻歼其任何一部，必须首先拦住敌人的援兵，才能赢得时间，保持主动。这是华东战场与其他战场截然不同的特点，也是影响战役胜败的关键。”（叶剑英：《伟大的战略决战》）而我军数量少于敌军，装备和交通运输条件更远不如对方。双方的力量对比，和东北战场上不同。
当时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在徐州地区布下重兵，既可寻求同解放军主力决战，又可以退而作为长江一线的屏障，保住它的根本重地——南京和上海；当战局对它不利时，还可以将主力撤至江南，巩固长江防线，阻止解放军过江。因此，如果不能抓住战机，在徐州地区消灭它的主力，让刘峙集团缩回江南，就会给以后的渡江作战和解放江南广大地区带来许多困难，甚至会延长全国革命胜利的时间。作出歼灭刘峙集团于徐州地区这个决断，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和魄力。
首先，确定淮海战役的规模和部署，有一个发展过程。最早提出发起淮海战役建议的是，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政委粟裕。9月24日清晨，当人民解放军已突入济南内城进行巷战时，他致电中央军委并报华东局、中原局，提出为了更好地改善中原战局并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如果“全军即进入休整，如此对部队有好处，但易失去适宜作战——秋凉气候和济南失守后加入敌人之精神压力”。第二天中午，刘伯承陈毅李达致电中央军委：“济南攻克后，我们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当晚19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目前不需要大休整，待淮海战役后再进行一次休整。”并且明确地指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这里说的“黄兵团”，是指位于徐州东侧、由黄百韬率领的第七兵团。当时所说的“淮海战役”，准备夺取两淮（淮阴、淮安）、海州，打通山东和苏北的联系，威胁长江北岸，为下一步在徐州、浦口线上的作战创造有利条件，还不是作为南线战略决战的淮海战役。
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真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是最善于从听取下属意见和深入观察战争实践发展的过程中，作出新的判断，定出新的战略部署，指导革命战争取得最好结果的大师。毛泽东发出电报后继续观察和思考：他很快觉察到，这次战役的规模和影响将比原来预想的要大得多。9月28日，他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指出：“黄兵团调回新安镇地区业已证实。你们淮海战役第一个作战，并且是最主要的作战，是钳制邱李两兵团，歼灭黄兵团。新安镇地区距离徐州甚近，邱李两兵团赴援甚快。这一战役必比济南战役规模要大，比雎杞战役的规模也可能要大。因此，你们必须有相当时间使攻济兵团获得休整补充，并对全军作战所需包括全部后勤工作在内有充分之准备，方能开始行动。”10月11日，他又再次电示：“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兵团，完成中央突破”；并且更着重地提出：“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及阻击及歼敌一部以对付邱李两兵团，才能达成歼灭黄兵团三个师之目的。这一部署，大体如同九月间攻济打援的部署，否则不能达成歼灭黄兵团三个师之目的。”象这样“用一半以上兵力”来打援的巨大决心和部署，完全出乎国民党当局的意料之外。它对以后保障淮海战役的初战大捷有着巨大的意义。
由于预见到淮海战役的规模将越打越大，毛泽东立刻考虑到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这两支大军并肩作战的问题。他在10月11日的电报中提出：正在徐州以西的豫东地区的“孙元良三个师现将东进，望刘陈邓即速部署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兵团”。同一天，他又致电叮嘱中原野战军：“否则，孙兵团加至徐州方面，将极大妨碍华野的新作战。”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部署，中原野战军在22日以突然动作攻克郑州，消灭国民党军队1万多人。从打郑州开始，淮海战役即成为华野、中野两支大军共同执行的任务了。正如毛主席说过：两个野战军联合在一起，就不是增加一倍力量，而是增加了好几倍的力量。
就在攻克郑州的同一天，毛泽东又对中原野战军下一步的行动提出新的要求：“以主力于邱李两兵团大量东援之际，举行徐蚌作战，相继攻取宿县、蚌县，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津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可以清楚地看到，把淮海战役的战略目标扩大为力争包围并歼灭徐州“剿总”刘峙全军的巨大决心，毛泽东到这时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构想。记得曾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在北京曾上演一个话剧《决战淮海》，公然歪曲历史事实，污蔑贬低毛泽东，把构划淮海战役的不朽功绩硬加到邓小平头上，真是开了历史一个天大的玩笑！只有不要脸的人才做这种不知羞耻的事！
1948年11月2日，东北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中国的军事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这样有利形势面前，淮海战役应该怎样打？毛泽东觉得原定在新安镇地区歼灭黄百韬兵团后主力转向淮安、淮阴地区的部署已不能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11月7日，即淮海战役发起后的第二天，他致电华东并告中原野战军的领导人，提出：第一仗估计需要十天左右时间，力争歼灭黄百韬等部二十一二个师，“如能达成此项任务，整个形势将改变，你们及陈邓即有可能向徐蚌线迫进。那时蒋介石可能将徐州及其附近兵力撤至蚌埠以南；如果敌人不撤，我们即可打第二仗，歼灭黄维、孙元良，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这样，他对淮海战役规模的构思又推进了一步。11月9日，他在接到粟裕张震关于“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歼灭之”的建议后，立即在9日起草了一份“佳亥”电，明确提出：“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至此，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即毛泽东在11月23日致中原华东领导人电报中提到的“隔断徐蚌，歼灭刘峙主力的总方针”，便最终确立了。

其次，淮海战役的正式发动，毛泽东强调：要多谋善断。
（一）在淮海战役正式发动前一个多月中，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同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的指挥员反复磋商，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从多种方案中进行比较选择，根据不断变化着的形势及时地调整部署，作出战略决策。因此，当战役一开始，便能成竹在胸地将既定的作战方案一步步地付诸实施，并能从容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当时担任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的张震后来评论道：“毛主席高瞻远瞩，制定了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又博采众长，使这个方针得到补充和进一步完善。战役第一阶段的进攻方向选定在徐州以东，歼灭对象是黄百韬兵团。中野主力直出徐蚌线，协同华野作战。在总的战略意图下，最高统帅部和前线指挥员之间经过酝酿磋商，使战役的具体部署更加缜密。”（《淮海战役。回忆史料》P24）这是淮海战役这样一场波澜壮阔的南线决战能够如此有条不紊地胜利进行的重要原因。
（二）基本作战方案已经确定，毛泽东仍然十分谨慎，没有因此而完全放下心来。10月27日，他致电华东和中原野战军再次叮嘱：“你们在研究部署时除根据当前情况外，还要估计到情况的某些可能的变化。要设想敌可能变化的几种情况，其中应包括一种较严重的情况，要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有对付的办法。”第二天，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向中央军委并刘陈邓报告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计划。30日，毛泽东复电：“计划与部署甚好，请即照此施行。”并且提议：“各处一起动作，使各处之敌同时受攻，同时认为自己处于危险境地，互相不能照顾。”陈、邓方面“亦请同时动作”。次日，粟裕致电中央军委：“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此要求即得到中央军委批准。11月3日，毛泽东致电陈邓：关于钳制邱孙兵团的“具体攻击任务，由你们按当面情况临机决定”。
再次，淮海战役的发展过程。
第一阶段，全歼黄百韬兵团。
11月4日，华东野战军下达淮海战役攻击命令。6日傍晚，华野向黄百韬兵团出击，淮海战役开始。第二天，毛泽东致电粟裕等，表示完全同意他们的攻击部署，并说：“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两日或每三日报告一次。”华东野战军发动攻击后，黄百韬率领所辖五个军慌忙西撤，企图退往徐州。8日下午，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都是地下党员）率第59军全部、77军大部2万3千余人在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使徐州的东北大门敞开，解放军得以迅猛地直插徐州以东，并造成国民党军上下混乱。刘峙不得不把原在徐州以东掩护黄兵团的李弥兵团撤回，并急调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共同守卫徐州。
11月11日，解放军切断黄百韬撤往徐州的退路，将黄兵团合围于以碾庄圩为中心的狭小地区内。同一天，蒋介石一面命令黄百韬固守待援，一面派杜聿明到徐州指挥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东援。邱李两兵团向解放军阵地发动猛攻，但没有估计到华东野战军“用一半以上兵力”来打援，攻势得不到进展。22日，黄百韬兵团在解放军总攻下，全部被歼。
当华东野战军围歼黄兵团同时，中原野战军根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命令16日攻占宿县。宿县是徐州至蚌埠间铁路线上的重镇，是徐州“剿总”的重要补给基地。攻克宿县，就一举切断徐蚌线，完成了对徐州的包围。这是一个大举动，不仅有力地保障了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并且为下一步淮海战役的全面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毛泽东立刻敏锐地看出：战场上的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他在11月14日为新华社所写的评论指出：“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毛泽东选集》P1361）两天后，他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成立中共淮海前线总前委的电报，明确指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

第二阶段，聚歼黄维兵团。
全歼黄百韬兵团，标志着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下一步的主攻方向指向哪里？还在11月7日，毛泽东曾预计第二仗是打从河南赶来淮北的黄维兵团。但一切作战都将依战场实际情况而定。到11月16日至18日期间，战场的情况是：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战斗正在紧张地进行，由徐州东援的邱、李两兵团被阻于林东山、东贺村一线，刘汝明、李延年两兵团位于蚌埠地区，黄维兵团正由阜阳沙河以西东进。据此：毛泽东同刘、陈、邓和粟裕经过磋商预定：在歼灭黄百韬兵团后，就势转兵歼灭邱、李兵团，将他打得不能动弹；或以华野一部南下协同中野打黄维兵团。11月19日，黄百韬兵团仍未歼灭，而黄维兵团已进抵蒙城东西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刘陈邓于19日致电中央军委，提出：“我们决心先打黄维”。当天，毛泽东复电，同意中原野战军以主力歼击黄维；华东野战军除继续围歼黄百韬兵团并阻击邱、李、孙外，抽出必要兵力对付李延年兵团，以求歼灭至少阻止李延年兵团，保障中原野战军侧翼不受威胁。23日，刘陈邓又向中央军委报告：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迟迟不进，黄维兵团远道疲劳，孤军冒进，态势突出，“歼击黄维时机甚好”，决心在浍河以北布置袋形阵地诱敌深入，聚歼黄维兵团。第二天，毛泽东复电：“（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二）望粟陈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三）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这样，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歼击黄维兵团的作战方针便确定下来了。
先打黄维兵团的决心确定后，毛泽东稍稍松了一口气。24日他给清华大学教授吴晗写了一封信说：“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毛泽东书信集》P310）吴晗对毛泽东在指挥战略决战的紧张时刻，还读完了他所写《朱元璋传》的修改稿，并且提出使他在理论上得到启发的意见，十分感动。
黄维所率领的第12兵团，辖有4个军和1个快速纵队，大部分为美械装备，是蒋介石的精锐兵团。其中的第十八军是陈诚的嫡系部队，有很强的战斗力。淮海战役开始时，他们被中原野战军一部牵制在豫西山区奔波不息，人马疲惫。以后，因为淮海战场局势危急，未及休整，匆忙东调。他们带着大量重武器，闯入河流纵横的淮北，遭到解放军小部队和地方武装的不断袭击，行动迟缓，先头部队到11月下旬才进至蒙城地区，企图同由徐州南下的邱、孙两兵团和从蚌埠北上的李、刘两兵团，重占宿县，恢复徐州和蚌埠之间的交通，但彼此还隔有相当的距离。
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从11月23日（全歼黄百韬兵团之日）开始。25日，中原野战军将黄维兵团合围于双堆集地区。第二天，毛泽东致电总前委：“黄维被围，有歼灭希望，极好极慰。但请你们用极大注意力对付黄维的最后挣扎。”两天后，又向他们提出下一步的任务：“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是解决徐蚌两处之敌，夺取徐、蚌。”中原野战军在得到华东野战军一部的加强后，经过激战，至12月15日全歼黄维兵团，胜利地结束了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
正当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时，11月30日，杜聿明鉴于徐州已陷于孤立无援状态，经同蒋介石磋商后，慌忙放弃徐州，率领前进指挥部和邱、李、孙兵团共30万人向西南的永城方向撤逃。毛泽东在28日已要求总前委注意：须估计到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或向武汉逃跑可能。12月2日，又致电华东野战军：“敌向西逃，你们应以两个纵队，侧翼兼程西进，赶至敌人先头堵住，方能围击，不要单靠尾追。”4日，华东野战军将撤退中已混乱不堪的杜聿明集团合围于徐州西南65公里的陈官庄地区。孙元良兵团在单独突围时被歼。解放军采取南面阻击、东西北三面攻击的方针，逐步缩小包围圈。

12月16日，黄维兵团被歼的第二天，淮海战役进入第三阶段。
这时平津战役已经开始，为着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在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南下，毛泽东指示在南线留下杜聿明集团，暂时不作最后歼灭的部署。由于歼灭杜集团已不成问题，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就地休整，并加强政治攻势。毛泽东为中原、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向被围困的国民党军队阵地反复广播，它劈头就指出：“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十五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调头南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广播稿最后要求他们：“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毛泽东选集》P1369、1370）
12月16日以后的二十天中，天气骤变，雨雪交加，国民党军队弹少粮缺，饥寒交迫，士兵饿死冻死的越来越多。蒋介石派飞机空投的少量粮弹，根本无济于事。人民解放军就地休整。后方几百万民工为了支援前线，源源不断地送来粮食弹药等，使解放军得到充分的物资供应。这是取得胜利的保障。1949年1月6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总攻，陷入绝境的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体系开始瓦解。10日，杜聿明集团全部被歼，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淮海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到1949年1月10日，历时66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55万5千多人。国民党军队在南线的精锐主力已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已得到解放。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南京、上海和长江中游的中心城市武汉已处在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下。整个南线战局已经根本改观。
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唯一的人民解放军在总兵力上少于国民党军队的情况下进行的。毛泽东称赞前线指挥员们：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华东野战军的副参谋长张震回忆道：“淮海战役既是与敌人斗力，又是与敌人斗智。”“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是克敌制胜的根本依据。前线指挥员的胆略、智慧和威望，也是不可缺少的。他们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积极贯彻和补充作战方针，并根据情况变化，采取机断处置，适时调整部署，这个环节如稍有失误，也不可能取得战役的全胜，甚至弹打鸟飞，功亏一篑。毛主席十分重视了解下情和发扬集体智慧，，善于集中下级的正确意见，充分发挥前线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并给他们以临机处置的权力，使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得到更好的贯彻，这更证明了毛主席的伟大英明。”（张震：《淮海战役。回忆史料》P33、34）

——平津战役。
敌情：
当济南战役、辽沈战役相继胜利结束，淮海战役中黄百韬兵团已被全歼、黄维兵团正被围歼时，以北平、天津为中心的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在屡遭打击后，又失去南北两面的依托，军心动摇，已陷入十分孤立和混乱的境地。那时，国民党华北“剿总”傅作义除1个军位于归绥、1个师位于大同外，其余主力4个兵团、12个军连同其他部队50多万人，沿着北宁铁路和平绥铁路，分驻在东起滦县、西迄张家口的500多公里狭长地带上，摆成一字长蛇阵。此部队中，百分制四十属于傅作义系统，百分之六十属于蒋介石系统，彼此间存在矛盾。在面临东北和华北人民解放军的联合打击面前，他们在总兵力上已居于劣势，处境极为不利。在辽沈、淮海两大战役相继发动后，这是国民党方面唯一可能机动的兵力。

毛泽东的战略决策：
对如何解决华北问题，毛泽东从战略全局出发，早在1947年5月20日，在给林彪、罗荣桓的一份电报中就作出大致的规划。电报明确指出：为了将来解放北宁、长春两路和平、津、沈、长四城，东北和华北必须紧密配合，有计划地逐步地建立北满、南满、冀热辽强大根据地。1948年8月，毛泽东在西柏坡召见聂荣臻杨成武时，又对他们说：“现在中央的战略决策是，先解放东北，然后再回过头来解放华北。因此，你们目前的战略任务就是配合东北作战，抓住华北的敌人，不让他们增援东北。”（《聂荣臻回忆录》[下]，P686）10月31日，当东北野战军即将攻占沈阳、营口时，毛泽东部署东北主力先抽两个纵队即行南下，其他部队准备在下一步协同华北力量歼灭傅作义主力，夺取平津等地，使政治协商会议能于明年夏天在北平开会。同一天，新华社发表他所写的评论《国民党军队北线总崩溃在即》。
蒋介石和傅作义在这种局势下虽已惶惶不可终日，但他们总是站在历史唯心主义的立场上，错误地估计形势，仍然以为：辽沈战役这样的大仗刚结束，东北野战军需要一段时间休整，不可能立即入关，华北国民党军队的生存还不会马上受到威胁。由于徐蚌会战已有一触即发之势，急需投入更多兵力，长江防线也须加强兵力，蒋介石曾设想要傅作义率部南撤，并委傅为“东南军政长官”。但他的主意并没有打定，仍在犹豫之中，考虑到根据地原在绥远的傅作义可能不愿南下，所以又仍想傅部守平津，阻挡和牵制东北、华北人民解放军的南下，以利争取时间加强江防。傅作义的考虑是：绥远是他的“老家”，但他统帅下的蒋系部队带不去；而且绥远经济落后，不利于扩充实力和长期坚守；暂守平津，有利于扩充实力；如果南下，不但自己的嫡系部队很难带往江南，而且在南下后可能被蒋吞并。他有意把蒋系部队摆在北宁线，把傅系部队摆在平绥线，一旦东北解放军入关，蒋系部队首当其冲，而傅系部队在不利情况下可以西撤绥远。这样，蒋、傅各有各的打算，不易取得一致，一时仍采取暂守平津、控制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局变化的决策。
11月9日，毛泽东签发了由周恩来起草的一份电报中指出：在人民解放军胜利影响下，傅作义部正徘徊于平、张、津、保之间，“对坚守平、津或西退绥、包，似尚未下最后决心”；并提出抑留傅部在平、张、津、保地区，“以待我东北主力入关，协同华北力量，彻底歼灭该敌”。15日，东北野战军总部致电中央军委，建议华北人民解放军除以一部监视太原外，“集中力量迅速包围保定或张家口”，切断它同北平的联系，以拖住敌人。“等到东北部队南下后，再同时合力发动攻势，歼灭全部敌人。”毛泽东在第二天复电说：“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曾经考虑过，认为如以杨罗耿位于绥东与杨成武集结一起，可以阻止傅作义部向绥远撤退，但不能阻止傅部及中央军向海上撤退，包围张家口也不能达此目的。”接着，他提出一个独到的设想：“你们主力早日入关，包围津、沽、唐山，在包围姿态下进行休整，则敌无从海上逃跑。”但他仍以商量的口气写道：“请你们考虑你们究以早日入关为好，还是在东北完成休整计划然后入关为好，并以结果电告为盼。”（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11月16日）
战场局势发展很快。就在毛泽东发出上述电报那天，华东野战军对黄百韬兵团发起了总攻，中原野战军也攻克宿县，对徐州地区形成合围。17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商议后，由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林罗刘电报，指出南线战局急剧变化，蒋必将考虑长江防线问题，目前他“所能调动的兵力，只有华北、西北两集团，首先必是华北”，因为西北胡宗南集团还负有掩护四川和西南的任务。毛泽东在这里添写道：虽然蒋介石不调动平津一带兵力这一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是我们的计划应当放在他可能调动一点上。”电报接着说：“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二十四个师及傅系步骑十六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既可继续在徐淮地区歼敌，也便于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但欲抑留蒋傅两部于华北，依华北我军现有兵力是无法完成的。”因此，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东北野战军提前于本月二十五日左右起向关内开动”；另一个是“仍按原计划休整到十二月半然后南进”。对实行后一种方案的后果，毛泽东加写道：“即是说蒋傅要撤就让其撤走，你们则准备于到平津后，无仗可打时，即沿平汉路南下。”十分明显，虽说有两个方案，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倾向于实行第一个方案的。
林彪在接到毛泽东16日电报后，复电称：东北主力提前入关很困难。因为在东北解放后，部队思想发生很大波动，需要以大力解决；此外部队冬大衣、棉帽棉鞋均尚未发下。因此，关内部队最好能在东北主力尚未动时，即能包围一股较大敌人，以拖住敌人为好。
1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向林罗刘通报：“傅作义经过彭泽湘及符定一和我们接洽起义。”接着，便断然作出东北主力迅速入关的决断：“望你们立即令各纵队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21日或22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此种可能很大）。”“望你们在发出出发命令后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20日，他再次致电林罗刘等：“先以四个纵队夜行晓宿秘密入关，执行隔断平津的任务。”为了使东北主力入关的行动不过早惊动对方，他特别强调：“部队行动须十分隐蔽，蒋傅对我军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他们尚未料到你们主力会马上入关，因此除部队行动十分荫蔽外，请东北局及林罗谭令新华社及东北各广播台在今后两星期内多发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我主力部队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以迷惑敌人。”他还决定以聂荣臻名义，通过符定一等，要傅作义派可靠代表到石家庄，作起义谈判的初步接洽。
此时傅作义对起义仍处在犹豫徘徊中。虽已通过关系开始接洽起义，但意在“保存实力”，并没有拿定主意，还有西逃和南下的可能，而已西逃的可能性较大。根据聂荣臻回忆：此时东北我军主力尚未入关，如何在他们入关之前，将敌人抑留在华北，不使其南窜或西逃绥远，这是当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考虑的中心问题。经过一再分析，决定从20兵团包围张家口、宣化入手。毛泽东估计，一旦以迅速动作抓住并包围张家口、宣化后，傅作义将调集他的嫡系主力第35军等部由北平地区西援。如能在平张线上歼其一部，使傅部不能西逃或南下，便是极大的战略上的胜利。

平津战役的发起。平津战役从11月29日开始，作战先从西线打起。当夜，华北第3兵团对柴沟堡等地发起攻击。傅作义果如毛泽东所料的那样，立刻命令第35军主力和第104军一个师分别乘火车和汽车驰援张家口，并且调原在涿县的第16军移至昌平、南口，以便在形势不利时保住西撤的通路。这样，傅系主力被牵制在平绥铁路一线，又掩护了东北野战军的入关行动，避免国民党在北平地区的兵力调向东去。12月5日，原来秘密集结在北平以北平谷地区待命的东北先遣兵团两个纵队采取突然行动，迅速攻占密云，傅作义判断他们将直下北平，急忙调整部署：命令第35军和104军一个师火速撤回北平，并从天津塘沽等调集第92、62军和第94军主力增防北平。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部署，华北第3兵团迅速包围了张家口，华北第2兵团将从张家口匆忙东撤的傅作义嫡系主力第35军包围于新保安。接着，东北先遣兵团占领了怀来、康庄、南口。东北野战军指挥所属各纵队，以神速隐蔽的行动，分别由喜峰口、冷口向关内急进，到达冀东集结。这样，解放军便将傅作义集团主力分别包围或吸引在北平和张家口地区，使天津塘沽唐山各只有一个军（塘沽还有一个独立师），造成东北野战军主力可以切断平津、津瑭之间联系的有利形势。毛泽东欣慰地说：此种形势“对于大局极为有利”。
战局瞬息多变，战机稍纵即逝。毛泽东对正在展开中的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形势进行通盘分析后，作出决策。12月2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等电。电报后以《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
电报中毛泽东一开始就分析当前的局势：“张家口、新保安、怀来和整个北平、天津、塘沽、唐山诸敌，除某几个部队例如三十五军、六十二军、九十四军中的若干个别的师，在依靠工事保守时尚有较强的战斗力外，攻击精神都是很差的，都已成惊弓之鸟，尤其你们入关后是如此。切不可过分估计敌人的战斗力。”并且明确地指出：“唯一的和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
根据这个判断，电报作出具体部署：“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
电报说：敌人现时可能估计你们要打北平，“但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首先包围北平，而是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此种计划出敌意外，在你们最后完成部署以前，敌人是很难觉察出来的。”“敌人对于我军的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对于自己力量总是估计过高，虽然他们同时又是惊弓之鸟。平津之敌决不料你们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能够完成上列部署。”
在完成上列部署后，电报规定：“攻击次序大约是：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毛泽东选集》P1363-1366）
对这样的作战部署，叶剑英后来评论道：“‘兵贵神速’和‘出敌不意’的军事原则，为一般军事家所熟知，但毛泽东同志运用之妙，却超乎寻常。‘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作战方针，以及延缓华东战场对杜聿明集团残部最后歼灭部署的指示，则更表现了军事指挥上的高度艺术。”（《星火燎原》选编10，P11）

平津战役的开始阶段。
战局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预计的那样。12月中旬，傅作义将华北“剿总”司令部由北平西郊迁到城内，放弃唐山、芦台，加强塘沽的防守。12月15日，蒋介石派前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从南京飞抵北平，劝傅作义率部南撤。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华北第2、3兵团加强对张家口和新保安的包围，怍好攻击的准备；东北野战军和华北第7纵队在12月21日完成了隔断平、津、塘之间的联系。到这时，傅作义集团这只“惊弓之鸟”，已被分割包围而变成笼中之鸟，欲逃无路了。
在完成对平津的包围后，12月22日和24日，人民解放军先后攻占新保安、解放张家口，将傅系主力基本消灭，使他们无法西逃。毛泽东在布置严密防止平、津国民党军南逃的同时，一再查询攻克塘沽的可能性。他从一些情报和外国通讯社的报道中获悉，大沽口没有码头，轮船不能靠岸，塘沽以西的新河是盐滩不毛之地，而塘沽附近集结有一批国民党的军舰，是天津出海的唯一口岸。因此，要求东北野战军迅速切断天津和塘沽之间的联系。21日又指示：“攻击塘沽的迟早，以我军由大沽或塘沽附近是否可以炮击塘沽海港和完全封锁塘沽来作决定。”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后来说：“我军本拟首先攻歼塘沽之敌，但因塘沽背面靠海，地势开阔，河流、盐田很多，冬不结冰，既不能从侧后切断敌人退路，又不便从正面展开兵力，而守敌侯镜如的指挥所设在军舰上，随时准备逃跑。”（《伟大的战略决战》P195）这些原来没有估计到的实际情况是不能不加考虑的。25日，林罗将第7纵队关于塘沽地形情况的报告转报军委，提出：从地形来看很不好打。26日，林彪又向军委报告：平津敌军突围迹象甚多，塘沽大沽目前水的阻碍太大，兵力用不上，故对两沽的攻击时间拟予推迟。第二天，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复示林彪：“既然平津敌突围象征甚多，目前攻击两沽亦有困难，自应推迟攻击两沽时间，并应考虑将迫近两沽之我军向后撤退。敌人见我不去攻击，就不一定会逃跑，若干天后海边封冻，再考虑是否攻击。该敌只有5个师，即使从海上跑掉也不要紧。”同时，又强调：“平津两敌则应严防突围逃跑。”“如果平津两敌确有突围征候，即应断然放弃对两沽之攻击计划，将对两沽兵力移至平津之间。”29日，毛泽东更明确地复示林彪：“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5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1949年1月14日，在天津国民党守军奉命拒绝和平解决后，人民解放军放弃总攻，到15日攻克天津，歼灭守军13万人。17日，塘沽守军乘船南撤，人民解放军于当日解放塘沽。这样，傅作义集团的北平守军已完全没有退路，促成了他们接受和平解决。
和平解放北平。毛泽东为了用和平方式解放北平，对傅作义进行了耐心的工作，既考虑到他的安全（北平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属于傅系的只有四个师，其余都是蒋系的部队）又晓以大义，指明正确的出路。
傅作义是华北“剿总”的总司令，但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是不是接受北平的和平解放，对他说来，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方面他曾是抗日的爱国将领，与蒋介石的独裁卖国、排除异己已有较深的矛盾，在国民党政府即将覆灭时，有把他争取过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反共，跟我们打过仗，他自己有两个军的嫡系部队，整个华北由他统帅的国民党军队有60万人，不到不得已时，他不可能轻易接受和谈。”事实正是这样，在傅作义还有力可恃、有路可走时，对和谈、起义长时间处于利害权衡和犹豫动摇之中。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对北平的和平解放起了决定性作用。战场上的胜败，左右着傅作义对和谈的态度。新保安一战中歼灭了他的嫡系主力第35军，张家口的解放又断绝了他的西退之路，傅作义才真正接受和谈。到天津解放、解放军对北平已兵临城下时，他才最后下定决心率部接受和平改编。
1949年1月1日，毛泽东致电林彪，要他们通过北平地下党的市委直接告诉傅作义：“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存其部属。北平城内全部傅系直属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可允许编为一个军。”9日，他又表明：“为避免平津遭受破坏起见，人民解放军方面可照傅方代表提议，傅作义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这以后，经过多次谈判，北平地下党组织和民主人士的积极劝说和促进，特别是在毛泽东发表“八项和平条件”后，傅作义接受和平解决的方式，并在内部做了不少工作，将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军队20多万人从1月22日起开出城外，进行改编。人民解放军在1月31日进驻城内。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谈判的成功，北平的和平解放，使这个文化古都得到了完整的保存，促使国民党军队日益瓦解，大大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
2月23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在西柏坡接见傅作义、邓宝珊。毛泽东对傅作义说：“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分难舍。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傅作义内疚地说：主席，我半生戎马，除抗日外，罪恶不小。毛泽东说：和平解放北平，宜生功劳很大！当谈到绥远问题时，毛泽东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起义。还是以前说的，给你们编两个军。对于你们来说，走革命的道路，要过好几个关，但主要的是要过好军事关。这一关过好了，以后土改关、民主改革关，将来还有社会主义关等就好过了。”（王克俊：《北平和平解放回忆录》，P291）傅作义、邓宝珊听后都受到很大鼓励。
平津战役，历时64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除归绥、太原、新乡等少数几个孤立据点外，解放了华北全境。北平国民党军队接受和平改编后，绥远国民党军5万多人，留待以后起义，再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毛泽东在三月上半月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把天津、北平、绥远作为解决国民党军队的三种方式。用这样三种方式来解决国民党的一百多万残余军队，是在国民党军队主力被歼后的新条件下，毛泽东关于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互相结合的思想的运用和发展。它预示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

——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具有极其伟大的历史意义。
首先，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到1949年1月31日结束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142天，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
其次，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在三大战役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及时地抓住战略决战的时机，正确地选定首战东北的决战方向，并针对东北、华东、华北三个战场的不同特点制定不同的作战方针，全面地运用和发展解放军作战的“十大军事原则”，把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夺取城市及地方紧密地结合起来，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全部消灭敌军的强大兵团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大规模的运动战和阵地战、攻坚战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实践中的巨大发展。
再次，在三大战役中，政治思想工作的统帅作用起了极其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军队中，总是把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放在统帅和经常起作用的地位，发扬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开展立功运动和形势政策教育。广大指战员充分认识自己所进行的战争的正义性，在战争中表现出高度的革命热忱和主动精神。他们以惊人的毅力、智慧和自我牺牲精神，去完成一切作战任务，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第四，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人民战争，三大战役中，党在人民群众中进行了巨大的动员和组织工作，充分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来支援这场空前规模的大决战。当时，人民解放军的交通运输条件十分落后，只能依靠人力和相当原始的工具，用肩挑、车推、马驮、船运等方法，从千里内外将大量的粮食、弹药等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前线。据统计，仅淮海战役中，动员民工累计即达543万人，其中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转运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0万人。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有力地保证了战略决战的胜利，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目睹这个人民群众支援前线的壮观场面的外国记者，也不能不惊叹这是“奇迹”。
最后，中国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震撼了世界。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陆续以新闻和评论报道中国战事的进展，惊呼由此引起的世界政治局势的变化。

第十  将革命进行到底。

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这是关系到中国人民命运和前途的一个必须明确回答的重大原则问题。这也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力争建立一个光明的中国，和以蒋介石为首的一切反动派领导建立一个黑暗的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

——国民党政府施放“和平谈判”烟幕弹。
由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主所代表的战略大决战胜利结束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十分明朗：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了，国民党政府正象一艘破船那样将从历史上沉没。面对这种急转直下的不利局势，两年多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把和平之门关死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忽然通过种种渠道，放出要进行“和平谈判”的空气来。
蒋介石在军事上惨遭失败、政治上众叛亲离、经济上迅速崩溃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又拒绝了他所提出的增加美援和公开发表支持国民党政府的要求，因此，不得不在1948年12月中旬表示要以“主动下野”的办法来促成同中共的“和谈”。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要求同中共和谈的《新年文告》，提出要以所谓保存“宪法”、“法统”及“国军”等作为谈判的前提。这就很清楚：他的目的不过是想保存国民党政府的地位，争取喘息时间，以便重新集结力量，卷土重来。
一向同蒋介石存在尖锐矛盾的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乘机以和谈为名，要逼蒋下野以取而代之。他们这样做，是有一定国际背景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建议：劝告“不孚众望”的“蒋委员长退休”，而让“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李宗仁”，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1948年11月中旬，李宗仁曾向司徒雷登表示：如果蒋介石“在目前军事上尚未完全失败前离职”，而新的领导能够得到美国政府“毫不含糊的支持”，那么，“它就能取得中国西南地区的有力支持，以便把共产党的部队阻遏在长江以北地区”。12月下旬，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两次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的和谈部署”，加紧施加压力，逼蒋下台。
这场越来越热闹的“和平”闹剧，使国内一部分人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有一些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害怕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希望革命就此止步，或者带上温和的色彩。有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要共产党把人民革命战争“立即停下来”，反对“除恶务尽”。在国际上，也出现各种各样的议论，似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应该适可而止。

——将革命进行到底。
首先，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这是关系到中国人民命运和前途的一个必须明确回答的重大原则问题。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总是能在关键时刻，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政治辨别力和政治坚定性，及时地抓住关键性的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主张。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富有远见的。他在党内能得到人们如此普遍的高度信任，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1948年12月30日，他用两天时间为新华社写成了一篇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毫不含糊地指出：
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
他用了一个著名的譬喻来说明这个问题：
“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个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一个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象这个农夫一样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象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毛泽东选集》破、377）
1949年1月6日-8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没有参加九月政治局会议的林伯渠、罗荣桓、陈毅、刘伯承、高岗等这次也来了。毛泽东在第一天会上讲了话，他先对形势进行分析，指出：军事方面的形势，比九月会议时不同了。那时说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但慢一点对外公布。9、10、11、12，几个月情况变了。阶级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变化。现在看得很清楚：解放了的城市中，人不走，学生教师不走，资本家不走，职员不走，大群大群地脱离国民党，站到我们方面来。自由资产阶级向我们找出路。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来。整个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战线都在崩溃和混乱中。“今年和明年是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今天以前还不能下这个决心。美国是不是不出兵？不要去肯定它。准备它和我们打，以免在事情发生时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我们愈坚决，美国军事干涉的可能性愈少。最近三个月，美国的政策是摇摆不定。几年来证明这一点：美国人并不可怕。我们不乱搞，对侨民不损害他。党内有进步，大多数干部在过去几年、特别是去年，学会了政策和策略，一九四九年还要普遍地进行政策教育。接着，他提出了十六项任务，包括要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政府，“原则是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可能有右翼分子”。1月8日，他在会上作结论时说：“如果完成了全国革命的任务，这是铲基地，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他说：打完一仗之后，要立即提出新任务，这样他就不骄傲了，否则就会停止前进。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党内指示，表明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其次，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声明说：
“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院；（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受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政府的一切权力。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毛泽东选集》P1389）
再次，毛泽东会见苏共代表米高扬。毛泽东第一次以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身份同斯大林派来的苏共代表面谈，意义十分重大。
2月1日到3日，毛泽东同米高扬正式会谈，周恩来、任弼时参加。毛泽东围绕着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问题，系统地谈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见。
关于建立新政权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新政权的性质简括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它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人民民主专政更合适，更为合情合理。它是由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但名义上不这样叫。现在中国除共产党外，还有好几个民主党派，与我们已合作多年了，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就是说，新政权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是核心，同时要不断加强和扩展统一战线工作。
关于胜利后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问题：毛泽东说，中国连年战争，经济遭到破坏，人民生活痛苦。战争一旦结束，我们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为此，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中国五亿多人口，对他们的发动、组织、安排谈何容易。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解决人民的衣食住问题和安排生产建设问题。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我们来说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学会的。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中国经济建设工作的发展可能会快些。
关于军队问题，毛泽东说，目前我们的军事力量发展得很快，解放区的青年们踊跃参军外，我军还大批大批地收容和改造俘虏人员，缴获的武器、物资也不少。现在战争的人力、物力补充主要来源靠前线。解放军也需要逐步现代化。将来中国无需维持过于庞大的兵力，而应实行寓兵于民的方针。
关于中国的对外政策问题，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了，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
关于解放战争的发展，毛泽东说，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毛泽东强调：比较麻烦的有两处：台湾和西藏。其实，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
在我们的解放战争进程中，还没有遇到帝国主义的严重阻拦。在长江以南会遇到什么情况，还不知道。到现在为止的经验是：美军并不想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只是间接干预。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目前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出来冒险。这个形势，在往昔的中国是难以得到的。我们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关于民族问题，毛泽东说，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有几十个民族，汉族人数最多，其他如蒙、回、藏维吾尔大多居住在边远地区。中国人并非只指汉族，居住在我国版图内的所有民族都是中国人。我们提倡各民族互相团结、互相友爱、互相合作，共同建国。民族间出现某些磨擦或纠纷，甚至是矛盾或冲突是难免的。但是今天可以比较容易解决。目前主要的是防止和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这两者是妨碍和破坏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祸根子。我军向前发展，很快就要进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了。因此，关于民族问题将会在最近制定出一套相应的方针、政策。
此外，毛泽东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状况，谈到对犯错误的干部的政策，以及党在各个历史阶段执行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等。
2月6日中午，毛泽东到米高扬的住处，为他送行。米高扬对担任翻译的师哲说：“毛主席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召开七届二中全会。
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3月5日到13日召开。这是一次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以后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决策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总结。
毛泽东说，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今后是要解决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国民党剩下的一百多万作战部队。他指出：“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人民解放军不仅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我们必须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以便开展新解放的广大地区的工作。
毛泽东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的问题。他说，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当然，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城市斗争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
对中国的经济状况，毛泽东分析道：中国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在现代性的工业经济中，最大的和最重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占第二位的是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决不可限制得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实行“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我国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上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援助，其中主要的是苏联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
关于对外政策，毛泽东指出：我们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全国胜利以后，我们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只要他们一天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他们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对于普通外侨，则保护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报告的最后部分，毛泽东在热情洋溢地指出中国革命胜利的巨大意义后，提醒全党要防止因胜利而骄傲、以功臣自居、停顿起来不求进步、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等情绪的滋长，要警惕别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说了一句名言：“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他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毛泽东的这些重要论述，不仅对迎接全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起着巨大的理论和路线及政策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进北平。蒋介石“引退”；李宗仁欲通过“和谈”，同中共实行“划疆而治”，以保住国民党统治的“半壁江山”。
从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到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闭幕的两个半月中，四分五裂的国民党政府对“全面和平”喊得越来越热闹了。
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兵临长江、南京城内已闻炮声的情势下，众叛亲离的蒋介石被迫“引退”，于1949年1月21日离开南京，由李宗仁出来代行“总统”职务。但蒋实际上仍掌握着对国民党政府残存的大权，并在筹谋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的计划。李宗仁在蒋“引退”的第二天，发表声明，表示“中共方面所提八条件，政府即愿开始商谈。”看起来，李似乎愿意以中国共产党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开始和谈。其实，他只是想通过和谈，同中共实行“划疆而治”以保住国民党统治的“半壁江山”。
毛泽东对这一切自然看得很清楚，但他为了减少战争对人民的损害，早日实现和平，还是复电李宗仁表示愿意同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并托人转告李宗仁、白崇禧：“不要相信蒋介石的一套，桂系应准备实行和蒋系决裂，和我们配合解决蒋系，才能站在人民方面。”
2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在石家庄西柏坡接见了以“上海和平代表团”名义赶来的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四人，就国共和平谈判及南北通航、通邮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经过会谈，双方确认：“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出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谈判以中共十四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致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
李宗仁的所谓和谈。此时李宗仁正在广州劝说前往那里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立法院迁回南京，遭到“行政院长”孙科的坚拒。一听到新华社广播愿同他进行和谈的消息后，立刻飞回南京，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决定了他们的“对共和谈三项原则”：
（一）和谈双方必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共方不能以战胜者自居而迫我接受屈辱条件；
（二）有鉴于铁幕内各国之惨痛遭遇，政府断不应接受由中共作为执政党之联合政府。政府为此应向共方提议划疆而治；
（三）中共所提八条要求，政府决不能全面接受，只能在两个政府共存的原则下，以其为谈判基础。
此“三原则”实质上仍是蒋介石的那一套。李宗仁自己也很明白。他后来说：“当然我也完全知道，除非我们能守住长江，使共方在谈判之外，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们是不会根据此三项原则来和我们谈判的。至于长江是否能守住，那当然又是另一问题。”
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进北平。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开完七届二中全会，在3月23日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在出发前做准备工作时，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出发前，毛泽东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P222、224、225）
他们共坐了11辆小汽车和10辆大卡车，毛泽东坐的是第二辆中吉普。车队下了山区，就进入华北大平原。途中，毛泽东很高兴，在车上不断同警卫人员说笑。他说：“今天又是三月份，为什么老在三月份咱们有行动呢。你们记得这几次行动的时间吗？你们说说。”警卫排长阎长林说：“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撤离延安啊。”“去年三月份呢？”“去年三月二十二日，由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出发，向华北前进啊！”毛泽东接着说：“今天是三月二十三号，与去年三月二十二号只差一天，我们又向北平前进了。三年三次大行动都是在三月份。明年三月份应该解放全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他又问：“进北平是要进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快。你们想到了吗？”阎长林说：“我们也没有想到撤离延安两年就进北平了。”毛泽东沉默了一会，说道：“咱们没有想到，蒋介石更没有想到。他天天想消灭我们，反而被我们消灭了。”“人心向背，这就决定了我们必定胜利，，蒋介石必定失败。”（同上）
那天本来是要赶到保定的，因为路不好走，天黑以前就在唐县附近的一小村庄住下了。他的卫士回忆：“这一夜毛主席没有休息，前半夜同村干部座谈；后半夜坐在小凳子上趴在用木版支的床上写材料。”第二天上午车队继续出发，中午在保定休息吃午饭，傍晚抵达涿县，住在第四野战军42军军部大院里。3月25日清晨，他们改乘火车到达北平清华园火车站，随后坐车到颐和园休息。下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到西苑机场，同各界代表一千多人，还有沈钧儒、郭沫若、李济深、黄炎培、马叙伦、傅作义等见面，并且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当夜，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机关在香山住下，毛泽东住在香山的双清别墅。他在这里住了半年，到9月21日才移居北平城内中南海的菊香书屋。
——毛泽东到北平后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同国民党政府的和平谈判。
3月26日，即毛泽东到达北平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知南京政府：和平谈判开始时间为4月1日；谈判地点为北平；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为周恩来；以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及所提八项条件为双方谈判的基础。
31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在香山接见并宴请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毛泽东充满自豪地对他们说：在两年半的解放战争过程中，我们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军事力量和一切精锐师团。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了。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
4月1日，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首席代表是张治中。然后开始谈判。
4月8日，为了推动谈判顺利进行，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张治中。他看了李宗仁的信后对张治中说：德邻先生虽同意按八项条件作为基础进行谈判，看来对战犯的问题还是不放心，你也感到有困难吧？好，为了减少你们代表团的困难，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又说，和谈方案可以先由中共方面草拟，拿出方案后再正式谈判就容易了。将来签字，如果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都来参加就更好。对于今后的建设问题，毛泽东说：“今后，我们大家来做的，大家合作做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开展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人民稳定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毛泽东同张治中长谈了四个小时，还邀请他一起吃午饭。张得知毛泽东周恩来上一天一夜未睡，就告辞而归。
第二天，毛泽东又同南京代表团的邵力子、章士钊交谈。第三天，同黄绍闳、刘斐谈。毛泽东在询问了黄、刘到北平的生活情况之后，对刘斐说：“刘先生，你是湖南人吧？”刘说：“我是醴陵人，与主席邻县，是老乡。”毛泽东很高兴地说：“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哩！”刘斐说：“蒋介石打不下去，让李宗仁出来求和。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
毛泽东说：“人民的要求，我们最了解。我们共产党是主张和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你们来。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嘛，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接着又说：“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并扳着指头对刘、黄说：“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国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他渡了几步后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正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毛泽东留下黄、刘二人一起吃饭。当谈到各人的爱好时，刘斐趁机将他心里还有疑虑的一个问题试探地问毛泽东：“您会打麻将吗？”毛泽东回答说：“晓得些，晓得些。”刘斐接着问：“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刘斐回忆说：“毛主席听了差一点失笑喷饭，立即说：‘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我也会心地笑了起来。”
为了促成和平谈判成功，毛泽东还作了许多相应的部署。从4月2日至11日，分别致电总前委、第二、第三野战军领导人，告诉他们：一、李、白要求我们勿攻安庆，驻安庆桂军可以撤退等语。我们认为可不攻安庆，让安庆守军向武汉撤退；二、依据谈判情况，决定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到二十二日渡江；三、目前数日内（十一日至十六日）请令各部不要发生任何战斗（尤其是芜湖、镇江对岸）。
4月13日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举行第一次正式谈判，讨论由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和平协议方案。张治中囬忆道：“当时（南京政府）代表团同人这样的一个共同认识：对国民党方面，认为失败是肯定的，我们既然注定失败，何必还一定拖累国家和人民。”他们在会后提出一个修正案，包括修改意见40多条。中共方面经过研究，接受了所提修改意见中的过半数，形成《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14日，毛泽东致电前线指挥员告诉他们：“张治中等表示原则上接受我方草案，仅在个别问题上有意见。唯南京李、何、白、顾等是否能拒绝美蒋干涉（此种干涉现已加紧）愿意接受，则尚无把握。”要他们做好多种准备。15日晚，谈判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议。张治中等表示“只有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为是”。并决定派人带文件回南京去，劝国民党政府接受。16日，毛泽东又致电前线指挥员：“南京是否同意签字，将取决于美国政府及蒋介石的态度。如果他们愿意，则可能于卯哿（4月20日）签字，否则谈判将破裂。”他历来主张遇事要作好应付各种可能的准备，叮嘱前线指挥员：“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二十二日（卯养）一举渡江成功。”
4月20日，南京政府复电，断然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渡江战役；向全国大进军；解放全中国。
第二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毛泽东选集》P1451）
根据毛泽东和朱德发出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由淮海前线总前委统一指挥的第二、第三野战军（原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千里战线上，乘风破浪，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长期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
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那天下午，“毛主席起床后，手里拿着《人民日报》号外，从屋里来到了院落的凉亭里。他坐在藤椅上，看起报纸来。因为报纸上登的是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消息，所以他看报纸时心情是很高兴的。看完报纸，也没有在院子里散步，也没有和任何人交谈，他就回到办公室里去了。在办公室里，又把报纸看了一遍，边看边在报纸上画了一些杠杠和圈圈。”看完报纸，他就给刘伯承邓小平写了贺电，又写了一首诗：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两句诗清楚地表达了毛泽东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当人民解放军南渡长江时，国民党的总兵力还有204万人，控制全国人口的58%，城市的63%，土地面积的73%。上海青岛等地还驻有美、英等国的军舰和海军陆战队。但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已被歼灭，剩余的 军队中只有白崇禧部和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部还有较强的战斗力，胡宗南部正由西北向西南撤退。由于人心背离，士气涣散，已难以组织坚强有力的抵抗。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实力派中，不少人不愿再打内战，正在酝酿起义。大进军的形势对我十分有利。
为了实现解放全中国的任务，毛泽东经过同中央军委其他领导人和前线指挥员磋商决定，以第一野战军（包括解放太原后的第18、19两兵团）向西北进军；第二、第三野战军担负渡江解放京沪杭，解放苏南、皖南、赣东、浙、闽全省；第四野战军先以一个兵团牵制武汉白崇禧集团，保障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尔后在6、7两月执行江汉战役，并完成渡江准备工作，8月渡江。
随着进军形势的胜利发展，特别是上海即将解放，5月23日，毛泽东对进军部署作了新的调整。他在电报中指出：“二野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需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但在上海、宁波、福建等处被我占领，并最好由三野以一部兵力协助山东攻占青岛（假如上海占领后，青岛敌军尚未撤退）以后，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少了，那时二野就可以西进了。”
根据正在变化的形势，他在这个电报中分别规定了各野战军下一步的进军目标：第三野战军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第二野战军应准备在两个月以后，“以主力或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第四野战军现由两个军渡江，还有六个军约在6月上、中旬渡江，“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两广。”并提出：在占领广西之后，四野“应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第一野战军“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7月间，他又决定云南归第二野战军经营。
对解放台湾的问题，毛泽东也在考虑中。7月10日，他写信给周恩来，根据朱德的建议，提出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苏联学习空军。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
这样毛泽东就制定出了一个“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的战略规划。为了实现上述任务，毛泽东又提出一系列具体的作战指导方针。
其一，“先占城市，后占乡村”。这是因为，国民党的残余军事、政治、经济力量，主要集中在江南和西北、西南的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上；现在人民解放军在兵力上已占绝对优势，只有把进攻的矛头集中指向各大中城市，才能最快最有效地消灭敌人，加速胜利的到来。
其二，“实行大迂回，大包围”。在渡江后的大进军中，国民党军队几乎是一触即退，尽力避免作战，准备在西南重新站住脚跟，进行顽抗，并在不利时将大批军队撤往国外。如果他们这个意图得逞，将给全国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带来不少麻烦。针对这个情况，毛泽东作出大胆而果断的决定：“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并具体指出：“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什么地方，“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中央军委致林邓萧，并告刘张李电，1949年7月16日）对原在西北，这时正退据陕南汉中的胡宗南部，毛泽东提出：“为使伪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往台湾”，及使胡宗南部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似不宜去占汉中”，以便稳住胡宗南。（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9年6月27日）他又指示：“胡宗南部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这种大刀阔斧的远后方、远距离的战略大迂回、大包围，和在陕南拖住胡宗南部以利全歼的方针，具有远见卓识和宏大气魄，是毛泽东战略进攻思想在战略进攻阶段的重要发展。
其三，利用矛盾，“各个歼灭敌人”。在西北，实行“钳马打胡”和“钳胡打马”。根据这个方针，第一野战军7月中旬歼灭胡宗南部4个军4万多人，取得西进中关键性胜利。8月26日，解放兰州，歼灭马步芳部主力2万7千多人。9月23日，解放银川，马鸿逵部全部覆灭。
其四，在采行战斗方式的同时，“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 毛泽东在《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已要求人民解放军：“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
为推动和争取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接受和平解决，毛泽东做了大量工作。一他数电前线指挥员（渡江战役发起前），要他们派人同国民党海军第2舰队司令员林遵及苏南、皖南国民党军队一些将领联系，推动他们起义。二8月6日，他致电彭德怀说：“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三毛泽东还亲自致电、致函给国民党地方高级党政军负责人，勉励他们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如通过做程潜、陈明仁的工作，推动他们起义。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等在人民解放军策应下在长沙宣布起义。这在国民党统治区内震动很大，对加速中国南部的解放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四毛泽东还通过已站到人民方面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对国民党剩余军队作争取工作。如，他作张治中的工作，希望张致电新疆军政当局敦促陶峙岳、包尔汉接受起义。9月25、26日，陶峙岳、包尔汉宣布起义，实现新疆和平解放。至1949年9月底，在中国大陆上，除西南和两广等一部分地区外，都已获得解放。
第十一  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
——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以美国政府支持下的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代替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而成为主要矛盾。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
为了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最后地在中国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立一个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光明的新中国。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在国际上，不断粉碎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破坏和捣乱，顶住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大国沙文主义和没有远见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压力；在国内，有力地抵制和纠正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右的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以“议会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的错误论调，以及在土地改革中形“左”实右的错误；通过以武装斗争为主要革命形式的极其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先后经过战略防御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继之经过战略进攻、战略决战、战略追击，终于打败了以蒋介石为总头子的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及其反动政权的黑暗统治。迎来了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建立一个新中国。

——筹建新中国。

毛泽东在领导波澜壮阔的人们解放战争的同时，早已看清时局发生的深刻变化，着手筹划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问题。
首先，“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党的七大所作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建立新中国的政权形式，因蒋介石反动的反革命内战政策破坏了；当1947年10月，人民解放军全面转入战略进攻后不久，毛泽东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8年4月30日，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发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5月1日，他还致信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李济深、沈钧儒，提议由中共中央、民革中央、民盟中央发表联合声明倡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拟定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中共中央的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
其次，从1948年8月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在原国民党统治区的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代表陆续进入东北和华北解放区，北平解放后，汇合到北平。准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
这样，不仅工农基本群众，就是原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都已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使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再次，毛泽东来到北平后，广泛地同各界代表人物接触，和他们共商建国大计。毛泽东要民主党派“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这将是新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
其四，1949年6月15日-19日，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参加的代表共134人。毛泽东在会议的开幕式上讲话。他说：
“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全国人民希望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应当这样做。”
“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会议还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条例》、《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筹备会常务委员会。
为了进一步阐明将要诞生的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国内各阶级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对外政策及国家的前途等基本问题，毛泽东在6月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重要文章。他在文章中说：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的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
“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是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毛泽东选集》P147514771478147914801481）
其五，评白皮书——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大造舆论，驳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反动派的无耻谰言。
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白皮书编好后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写了一封信，也同白皮书一起发表。毛泽东对这件事十分重视，认为是用来教育中国人民的一次极好机会。他写道：“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革命和美国的白皮书，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就中国人民来说，我们的革命是基本上胜利了，但是很久以来还没有获得一次机会来详尽地展开讨论这个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这种讨论是必需的，现在并已找到了机会，这件事讨论美国的白皮书。”
毛泽东充分利用这件事兴起讨论白皮书的声势，以教育中国人民。在8月12日新华社评论《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发表的第二天，毛泽东写信给新华社社长胡乔木说：“应利用白皮书做揭露帝国主义阴谋的宣传。应将各国评论中摘要评介。”24日，毛泽东看到《人民日报》刊登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言人发表的题为《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声明后，又函告胡乔木：“民建发言人的声明写得极好，请予全文广播、口播，并播记录新闻，当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起很大作用。”他还接连给民主建国会领导人黄炎培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中说：“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在第二封信中说：“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办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毛泽东自己从8月14日到9月16日，连续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评论。评论中指出：
自从一八四0年英国人侵略中国以来，“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毛泽东选集》P1484）
“在这个反抗运动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0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抗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毛泽东选集》P1513、1514、1515、1516）
毛泽东的这些精彩的论述，是对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经验的总结，把一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奋起的历程说清楚了。

其六，新政协筹备会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之下，为建立新中国做了充分准备。他还就新政协所要讨论的各项问题，尽力挤时间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进行交谈。先后会见了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
他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道：“毛泽东对这些民主人士很尊敬，十分亲切有礼，一听说哪位老先生到了，马上出门到汽车跟前迎接，亲自搀扶下车、上台阶。一些民主人士见到毛泽东总要先竖起大拇指，连声夸耀‘毛主席伟大’。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十分不安。一次毛泽东出门迎接李济深，李老先生一见面就夸毛泽东了不起，毛泽东扶他进门坐下后说：‘李老先生，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那样我们就不好相处了。’”“有一天，毛泽东准备会见张澜先生，事前他吩咐我：‘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敬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我在他仅有的几件衣服里选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他诉苦道：‘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一件好衣服都没有。’毛泽东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我说：‘现在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先找人借一件穿？’毛泽东不同意：‘不要借，有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毛泽东就是穿着补丁衣服会见张澜，会见过许多民主人士。”（《中共中央在香山》，P243、244）

其七，关于新中国的政体问题，毛泽东一直在思考中。他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已经说得很明确。他认为，在中国，政权组织形式既不能照搬苏联的苏维埃，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议会制，而是在一个短时间内在新解放地区先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准备，然后通过普选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他特别重视这种制度应有利于加强人民政权同群众的联系，发扬人民民主。
8月13日，毛泽东参加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并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并说：“一俟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人民日报》，1949年8月14日）讲话时，毛泽东从衣袋里取出一封市民来信，说：这封信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物价高涨；二是捐税多，失业多；三是共产党员吃苦耐劳，工作勤奋，军纪严明，这是好的地方。”要代表会议处理。会议当即决定延长时间，对前两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之后，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电报，要求：推广太原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经验，凡三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均须开各界代表会，“你们应重视此事，总结经验，报告中央为要。”
8月27日，毛泽东出席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修改《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就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作了发言。他说：历来的中央集权地方分权问题，只有我们能解释。“对于必须集中的尽量集中，必须抓紧的要抓紧，例如对司徒雷登的外交问题。有人说我们只管政策不管事务。事务是管不胜管，政策问题是关乎几十万、几百万人民的政治经济生活的。”“我们是抓紧大的人事、大的政策。我们要有些集中有些不集中，才能搞好，所以有些地方要给地方以监督之权。鉴于蒋介石的集权，我们是又集中又不集中，需要集中的集中。”对于有着数亿人口的大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领导原则。
毛泽东亲自到车站迎接宋庆龄、程潜。8月28日，新政协特邀代表宋庆龄在邓颖超陪同下，从上海抵达北平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人早已在前门车站站台上迎接她。当晚设宴为宋庆龄洗尘，热烈欢迎她前来共商国家大事。9月7日，特邀代表、湖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程潜抵达北平时，正在为毛泽东摄影的徐肖冰回忆道：“当程潜走下火车后，毛主席快步迎上去，紧紧握住他的双手。就在握手的刹那间，程潜的泪水流了下来，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还是毛主席先开了口，风趣地说：多年未见，您历尽艰辛，还很康健，洪福不小啊！这次接你这位老上司来，请你参加政协共商国家大事。”接着，毛泽东把程潜扶进车里，两人同乘一辆车，来到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晚宴时，毛泽东对程潜说：“二十多年来，我是有家归不得，也见不着思念的乡亲。蒋介石把我逼成流浪汉，走南闯北，全靠这一双好脚板，几乎踏遍了半个中国。”“我们这个民族真是多灾多难啊！经过八年浴血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也过不成太平日子。阴险的美帝国主义存心让蒋介石来吃掉我们。我们是被迫打了四年内战，打出一个新中国。这是人心所向啊！”
毛泽东对由周恩来负责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作过多次修改。其中，他改写了这样一段话：“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各级政府机关为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
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准备，召开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准备已经完成。

——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9月21日下午7时，毛泽东等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大会在欢快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场外鸣放五十四响礼炮声中隆重开幕。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庄严时刻！
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他说：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文明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毛主席的这些话，说出了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他所说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使许多人热泪盈眶。代表们不时报以热烈掌声。
各民主党派、各界代表88人在会上发了言。特邀代表宋庆龄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工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与富强的新中国”。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
9月29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它包括序言和总纲、政协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七章。这是一部中国人民的临时宪法。
9月30日，政协全体会议，选出毛泽东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周恩来等五十六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会议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宣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人民政府。中国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第二天就要诞生了。这是一百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流血奋斗所换来的。当夜幕将要降临时，毛泽东和政协全体代表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隆重的奠基礼。在这个庄严肃穆的场合，毛泽东满怀激情地朗声宣读了由他撰写的碑文：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这一夜，毛泽东彻夜未眠。第二天黎明，他将迎来中国历史上一个新世纪的开始。

   结论  一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客观存在的无可辩驳  的史实，雄辩地证明：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近代中国便遭到世界上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武装侵略、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等手段，使中国丧失了完整的独立主权，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它们竭力维护中国的封建剥削制度及其上层建筑，使封建主义势力在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的中国仍然占据统治地位，因此中国又是一个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国家还造成一个为它们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和原有的封建地主阶级，成为帝国主义者统治中国的两个主要的社会基础。从清朝末年到辛亥革命以后，代表这两个阶级利益的各派军阀官僚势力，是帝国主义者选中的作为它们控制和宰割中国的代理人。这些统治势力既然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就只能依靠武力对人民实行专制统治。但它们从来不可能使中国实现真正的统一。这是因为它们所依附的不同的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互相争夺的缘故。它们也不可能使中国的社会政治有什么进步。对于任何企图按照人民的意愿促进中国民主化、近代化的改良方案，都只能遭到它们的拒绝。国民党政权是旧中国这种统治势力的最后一个。它虽然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是它的内部始终是四分五裂、争斗频繁。国民党的主要部分虽然不得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仍然是受英美帝国主义指使的反动势力。
这种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买办势力的联合统治，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衰弱的根源，是中国民族灾难和人民灾难的根源。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政治条件下，中国根本不可能通过独立发展资本主义走向富强。只有用武装革命的方法推翻这种反动统治，根本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才能使中国摆脱黑暗的深渊，争得光明的前途。
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前80年，为了改变祖国的苦难命运，中国人民曾经进行过多次英勇顽强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但是，这些斗争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失败。直到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以后，中国革命的面目才焕然一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长期梦寐以求的建立一个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愿望才开始实现。
中国革命的敌人曾经是异常强大和残暴的，中国革命走过的道路是极其曲折和艰难的。中国人民为赢得革命的胜利和社会的进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毛泽东在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时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从建立的时候起，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极其复杂尖锐多变的国际国内以及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势，一方面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地同党内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特别要克服党内曾经盛行的“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特别是王明第三次“左”倾路线）几乎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引向绝境，经过艰苦的探索，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总结极为丰富的具有独创性的中国革命的经验，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创造性地运用、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创立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点的民主革命道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民族革命的任务和民主革命的任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根据革命发展的进程，提出每一阶段的具体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制定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策略，为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中国人民不断指明了胜利前进的方向。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革命斗争中以无限的忠诚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献出了数十百万的宝贵的生命。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由此而赢得中国人民的衷心爱戴、信赖和拥护。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党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始终保持和发扬毛泽东为我党制定的“理论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三大作风。特别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普遍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加强了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关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毛泽东把唯物辩证法、认识论与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有机地统一起来，使党的理论、路线、方针、任务的实现能够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使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创造性能够不断地发挥和提高。“总之，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以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的吗？”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和革命烈火的千锤百炼，终于成长为中国革命历史上最先进和最强大的领导力量。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依据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得出的一个科学的结论。
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是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经过反复地检验和考验，总结出来的中国革命的三个主要的法宝。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没有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中国的反动统治势力总是长期占据中心城市，凭借强大的反革命武力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许多城市又是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基地。日本帝国主义全面武装侵略中国时，又以城市为中心实行殖民统治。这种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争夺造成中国反动统治集团之间的分裂和战争的特点，又使革命武装能够在反动统治薄弱的农村积蓄和锻炼自身的力量，逐步求得发展。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中国的革命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中国革命的根本社会内容是农民的土地革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为总结党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特别强调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当他亲自去领导秋收起义受挫后，他善于根据中国国情及时总结经验，为中国革命指出正确的前进方向，到敌人力量统治薄弱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这就有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形成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革命根据地建设三方面的结合，形成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若干小块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局面。在毛泽东不屈不挠、艰难曲折的斗争下，终于克服以城市斗争为中心、企求速胜的“左”倾错误路线，将工作重心转入农村，长期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和建设军队，建设了一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新型的无产阶级人民军队。这支军队既与一切反动统治势力掌握的残害人民的军队根本不同，又在政治上远远超过历史上旧式的农民起义武装。毛泽东统帅和指挥这支军队实行一系列人民战争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发展规律的战略战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在反对敌人的“围剿”、“扫荡”的反复战斗中，一步一步地积累胜利，由弱变强。随着战争的发展，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步一步把落后的农村改造成先进的革命阵地，经过22年极其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终于打败了一切内外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最后赢得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完全符合中国民主革命发展规律的革命道路的伟大胜利。这条唯一正确革命道路地提出和在斗争实践中反复检验，并最终取得伟大胜利，完全是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才得以成功的。如果没有毛泽东的亲自领导，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长期的、艰苦曲折的努力奋斗，要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还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和有可能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这是中国革命的另一个重要的法宝。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人口的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争取和联合这一广大的中间阶级，中国革命就不能胜利。中国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是符合于各阶级人民的利益的。外国帝国主义通过其在中国的走狗压迫中国人民使中国的民族危机极其严重，而在一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武装侵略，更使全国各阶级人民面临亡国灭种的绝境，这就使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成为可能。但是，革命敌人力量的强大，大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对这些中间阶级的争夺，又使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不能不经历长期艰苦的斗争过程。
毛泽东在领导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正确处理了两个联盟的辩证关系。首先是工农联盟，这是主要的，占第一位的；其次必须处理好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在处理这个关系中，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处理起来得心应手，真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根据中国国情将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个部分，即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反动的大资产阶级和既有革命性又有动摇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当民族资产阶级、甚至某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有可能站到革命方面来的时候，就努力争取它们参加统一战线，并注意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对它们实行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联合的革命政策。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当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大资产阶级分裂的时候，又敢于同它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当到抗日战争时期，发展到战略相持阶段，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共顽固派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大局于不顾，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企图一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面临着极端危险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 ，毛泽东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国情，紧紧抓住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仅正确地提出了中国革命总的政策和策略方针，而且制定了一整套符合中国抗日战争发展规律的统一战线的具体政策、策略和斗争原则，才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维持，并不断巩固和扩大，直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在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下，建立了人民民主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主要的敌人——美国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最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同盟者，保证了革命在全国范围的彻底胜利，并保证革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反法西斯的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历史中最重大的政治事件。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们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成了自己命运的主宰者。这个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它使中国人民结束奴隶般的悲惨生活而走向光明幸福的未来，使中国人民一洗百年来所蒙受的屈辱而光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中国有可能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而臻于繁荣富强的境地。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它在一个人口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大国里，扫荡了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势力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有力地推动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反帝斗争的胜利信心。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积累起来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对世界各国求解放、求进步的人民也有借鉴意义。
总而言之，一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以客观存在的无可辩驳的史实，雄辩地证明了“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真理！
在1949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时，毛泽东同志说：在过去28年的长时期中，“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革命胜利后，要在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将要领导中国人民，为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更长更艰难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