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贵的实事求是精神及其“镜子”作用

可贵的实事求是精神及其“镜子”作用　　

梁 新　　

最近，读了平民杂文网上王伟先生的一篇文章和读了杂文报沙龙上林以新先生的一则留言以后，感触颇深，联系到目前杂文界在这个问题上的某种倾向性，更加觉得两位先生在这一问题上的实事求是的精神的可贵，同时对他俩表示深深的敬意。　　

王伟先生在平民杂文网上发表了《毛泽东在文革中令人赞叹的两件事》一文，文章中提到了毛泽东给李庆霖回信，引起当时的中央对知青政策的调整，提高知青的一些待遇，以及在召集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时借用《智取威虎山》的一句台词“老九不能走”，以此来反对和抵制“四人帮”对知识分子的排斥和打击两件事，文章最后表明：“有人认为毛泽东在文革中一无是处，笔者有点异议。”　　

当中央电视台热播电视剧《毛岸英》，社会上以袁腾飞们为代表的某些人一片咒骂声时，林以新先生在杂文报沙龙中说了这么一段话：“送子上战场不论什么动机都是好事，毕竟如果人家高兴，直接任命为‘天才军事家’、大将也是可以的，猜测动机就不够厚道了。事实上，是毛岸英个人要求上战场，老毛同意而已，而毛岸英要求上的战场是上前线，带一个团，不喜欢在司令部，因为在那里没事干，不是毛岸英的愿望。老毛并没交代只能在司令部，是彭德怀不敢让小毛离开司令部，这是人之常情。从个人道德来说，老毛应该说高于普通人，至少高于我。他对子女都很严格，比如后来的毛远新要求人家真实地到新疆当炮兵，李讷已经成为军报总编了，却调去‘五.七干校’，这是一般常人做不到的。”　　

上述这些都是实话实说，两位先生假如是在一般情况下说这些话也许不觉得有什么，而在我们杂文圈中，在某种对毛泽东，对共产党，对党的那段历史的一种非理性的思潮甚嚣尘上的时候，他俩的做法就非常难能可贵了。　　

我们知道，一种观点或者理念的提出，或者是从正确的理论中演绎而来，或者是从真实存在的事实中归纳而来，完全归纳论证得出的结论比不完全归纳论证得出的结论可信度高，在不完全归纳论证中，供归纳的事实越多，得出的结论的可信度就越高。　　

在杂文界的各种争鸣中，不同意见双方或者是用现存的自己认同的理论来演绎出自己的观点，或者是从原有的或新披露的事实来归纳出自己的观点。正确的理论是演绎论证出正确的观点的前提条件，错误的理论往往就只能演绎论证出错误的观点；同样，真实而尽可能多的事实，才能归纳论证出正确的观点，虚构或者捏造的事实和比较少的一些事实只能归纳论证出错误或者片面的结论，正所谓“谎言支撑的只能是谬论”。　　

杂文作者往往都有自己的倾向性，因此某些人运用归纳论证的时候往往会选用那些对自己的观点有利的事实，这就会使观点的说服力打折扣。笔者曾经在另外一篇文章指出，对史料的各取所需也是对历史的一种歪曲，因此，理性、严肃、负责任的杂文作者往往能够超越本身的倾向性来看待历史事实，也就是说不管所举的事实是否与自己的倾向性相符，只要是真实的都会认同，这就是王伟先生和林以新先生的那篇文章和那则留言及其反映出的实事求是的精神的可贵，而且其可贵之处更在于目前在杂文争鸣中这种精神的缺乏，正所谓“物以稀为贵”。能够到杂文界来凑热闹的人谁的知识水平都不会差到哪里去，差别主要表现在思想水平和道德水平，因此两位先生的精神和做法的确起到了“镜子”作用。　　

其实，在对待历史事实和自己的观点之间的关系的态度上，有三种不同的层次：最高层次就是如王、林两位先生那样，不管所认同的事实与自己的倾向性是否相符，都实事求是地直面这一事实；中间层次就是保持沉默，不敢或者不愿意直面事实；最低层次就是对历史事实各取所需，或者虚构和捏造事实，或者明知道某些东西是虚构或者捏造出来的，但是却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只要是对自己的倾向性有利，明知道是谎言还在进行重复，信奉“谎言重复一万遍就变成真理。”　　

与上述两位先生及其对历史事实的实事求是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近一位著名杂文家在与另外一位杂文作者就“伟人”问题进行争论的时候，把毛泽东同希特勒等相提并论，依据就是所谓“国际上多数学界和舆论”的评价标准和所谓“从国外流入和国内知情者所写的关于毛的书籍和资料”。对这位杂文家我是非常敬重的，但是对其观点我不敢苟同。　　

至于毛泽东是否应该被称为“伟人”，有人持不同看法是并不奇怪的，但是把毛泽东与希特勒相提并论就起码是非常极端了。正如该著名杂文家所言：“人们的观点是千差万别，任何重要历史人物都有正反两面的看法。”但是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老杂文家，而不是骂街的泼妇，更应该表现出理性，而不应该是感情用事。　　

这位杂文家评价毛泽东，不是依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不是依据自邓小平以来，历任中央领导集体对毛泽东的客观评价，不是依据中国大多数人对毛泽东的客观评价（我建议让全国人民进行公投，看是持客观评价的人多，还是持完全否定的极端态度的多），仅仅凭所谓“国际上多数学界和舆论”的评价标准和所谓“从国外流入和国内知情者所写的关于毛的书籍和资料”，就得出如此极端的结论，起码是非常轻率的。现在某些人士常常一提到外国，就好像拿到了“尚方宝剑”，这与过去的盲目排外同样是片面的。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存在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别说国家之间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别，就算是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甚至是盟国之间，所谓的“国际上多数学界和舆论”也不见得都是善意的和正确的。比如当年美国等就是用一纸“广场协议”让日本的经济停滞了10年。还有所谓的“从国外流入和国内知情者所写的关于毛的书籍和资料”，作者又具体是哪些人？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们的政治倾向性如何？人品如何？他们的学术地位如何？不弄清楚这些，我们凭什么相信他的话？最近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剧《海峡往事》中有句台词很有道理：“仇人口中无真话”。只有那些没有利害关系和恩怨关系的人的评价才会比较客观。还有“哪个人前不讲人，哪个人后没人讲”的说法也是很有道理。其实，对于某些人为什么会用一种比较极端的态度对待毛泽东？这样做要达到什么目的？今后还要做些什么？人们心里明镜似的。毛泽东已经去世多年，不管某些人如何对其泼污水，他本人也听不到了，某些所谓“高层人士”也持这种态度并不奇怪，就算以后他们做出什么举动也不奇怪，但是这可能抹掉毛泽东留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真实形象吗？只能是枉费心机！对于某些人的“醉翁之意不在毛”这一实质性问题，很多人还是看得比较清楚的。　　

那位老杂文家是我非常敬重的人，我同上述三位都曾经就一些问题进行过讨论甚至争论，但是在对待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的态度方面，王、林两位先生更加值得肯定和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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