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选题坏论证、无力的解决方案:评《理性看待当前的社会公正问题》
【内容提要】要解决问题首先的确需要先认识问题;要真正认识社会公正,必须正视、承认社会中的阶层分化、利益差异这个现象。任理轩的文章建立在对“社会”、“社会成员”的概念头换上,其所论述的“社会公正”是似是而非的而不是广大民众现实中真正关注的那个“社会公正”。
即使在同一个阶级中也会存在利益差别,但如果属于同一个阶层内的合理差别,那么,即使不同利益主体有争论,也断然不会上升到社会公正的高度。 社会公正问题为现实中民众所普遍关注,缺失公正为民众所普遍感知,证明这个“社会”已经处于分化离析的过程中。如果不实事求是修复这种分崩离析,那么,社会就有崩溃——也就是动荡的可能。
所以,不谈社会分化、阶层对立,而谈什么认识和治理社会公正,这除了是欺负老百姓无知、信息不对称之外,就是自欺欺人与愚民。回避、取消、模糊掉当前中国的阶级对立现象而谈社会公正问题,断然是不会有什么实质说服力的结论,更别提对问题的解决有什么实质的裨益了——柏慧宝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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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理轩《理性看待当前的社会公正问题》内容提要:http://news.china.com.cn/rollnews/2011-02/17/content_6395258.htm
●第一, 社会公正是社会成员对社会是否“合意”的一种价值评判,其实质是要求各种权利在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分配,每个人都能得到其所应得的;各种义务由社会成员合理承担,每个人都应承担其所应承担的。社会公正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正确理解社会公正,需要把握三个方面:社会公正是历史的、相对的、具体的。
●第二, 社会公正是“人”这一主体对“社会”这一客体的价值评判。理性看待当前我国社会公正问题,需要找准两个视角:把握住“社会”和“人”这两个因素,把社会公正问题凸显与社会发展状况联系起来,与人们心理期待的变化联系起来。
●第三, 解决当前的社会公正问题,需要突出三个重点:认识到位,将社会公正作为事关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举措得力,实现科学发展,不断做大蛋糕,努力分好蛋糕;形成合力,政府承担主要责任,社会发挥协同作用,个人培育公正之心。
首先,从整体上说,应肯定任理轩的选题好。“他”在选题上没有回避提及一个众望所归的题目,这是它的巨大成功。但是,这种没有回避,也只是没有回避对问题的“提及”而已,远远达不到正确认识问题所需要的不回避矛盾的程度。
一、社会公正:“全民”就是“成员”吗?
现在我们来看以上三点基本观点。第一条提出问题,第二条分析问题,第三条给出解决方案。先评解决方案:没有触及解决的本质,隔靴搔痒没有抓住矛盾主要方面在于民众无法参与,表达与分享国家发展的成果,没有抓住社会公正问题上的怨怒在于——最普遍的工农群众没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本应成为的主人而成为了被统治者——的本质,所以是一个没有太多真理的解决之道,是末技。
再看其第一,第二两点,存在偷换概念的嫌疑,因此其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具体来说第一点,何为社会公正。
任文做了一个独家定义,“社会公正就是社会上每个人对社会是否合意的看法”。这个定义简直太不学无术了。除非把合意换为合理,否则就有可以偷换概念的嫌疑。为何?“合意”的主题是个人,例如,不管什么阶层、民族,种族、性别、年龄、宗教信仰、性别的人,总之,最大范围的人,都有一个对自己所遭遇的事情和人合不合意的判断, 只要是个人都会时时刻刻做出合不合意的判断。换句话说,任理轩用“社会成员对社会是否‘合意’的一种价值评判” 代替社会公正是“社会成员对社会是否‘合理’的一种价值评判”,起到的是模糊、取消、回避、绕开当今社会已经出现严重的阶层或阶级分化这个当前现实的作用。
用合意替换合理,这是逻辑上典型的偷换概念。因为事实上,“社会成员”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的,广义的社会成员就是广义的“人”——普泛意义的、无阶级差别的、全人类意义的“人”。这个意义上的“社会成员”,既可以用在“英国社会成员”、“美国社会成员”上,也可用在“中国社会成员”、“古巴社会成员”、“委内瑞拉社会成员”上;既可以用在韩国的社会成员上,也可以用在表述“朝鲜的社会成员”上。所以这是一种没有阶级色彩,只从静止、孤立、形而上学的“人”意义上来谈的社会成员。
而狭义的社会成员,则是对同一种社会制度有根本认同,有共同信仰、共同的道德标准、乃至有共同审美情趣的一个群体和组织的一份子。之所以信仰、道德、审美、文化等意识形态都相同,是因为他们处于同一种生产关系中。这个社会的外延就是这批信仰、道德、审美、文化等相通相同的人的总和。反过来说,什么时候你感到你和另一个人不仅在审美趣味上大相径庭,而且在基本的道德准则(例如见到老人摔倒在地是否会相救,见到弱女子追小偷你是否会帮忙等)、在做人的基本认同点上都已经不同的时候,你一定会感到这个人和你不是一个群体的。如果和你不同群体的这类人还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制度,体制,那么这个群体就是一个成熟的社会组织,而你的这种对立感会更强烈;如果和你不同的群体不仅有体制,制度,而且还用这些体制和制度处处影响,束缚,甚至是决定了你的生活的时候,那么,后者所组成的社会就是在国家中取得统治地位的社会组织,而你就处于后者这种社会的统治之中了。
因此,换句话说,不因为你我如今都在中国居住,我们就都是“中国社会”的成员了,如今是否还存在一个事实上的,有民族认同和凝聚的“中国社会”这还要打一个问号。也许我们在建国初期,在抗战的时候,我们是有的。 在当前,不因为任志强和我都是中国公民,我们就都是“中国社会”的成员了,为何?因为我们是两类人。我和任志强们的不同,不仅仅是收入,行业,职业、身份的不同,而是文化,价值观,道德感,审美趣味的不同;要言之,我们之间立场对立,利益对立。
同在一片蓝天下,但是利益差别甚至根本对立因而有阶层和阶级之分的例子太多了。例如,笔者有一个朋友,北大毕业,工作了好几年,依然是无房人;他的伯父年近六十,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通过各种正当的手段手里有三套住房。即使是正当手段取得的,即使他们是亲戚,但是他们之间仍然是两个阶层——无产者和有产者,利益被侵害者和既得利益者。他的伯父手里的两套空房一直等着抛售,其所在的一个二级城市的房价因为长江大桥、地铁等的修建而一路飙升,日益走高,已经远远脱离当地小城百姓的普通工资收入。其伯父因为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可以获得,因此对当前的房地产政策十分拥护,坚信房价永远都会涨、而且应该涨;对青年人买不起房等现象毫无同情。所以,房奴、在城市工作的无房青年和中老年有房人 ,即使大家都是善良百姓,也是对立的阶层。他们的是非观,价值观,对问题的看法就会相应的大不相同。而80后中的非官二代、富二代,一般工薪阶层的后代,和任志强们之间,则更是根本地利益对立、阶级差异关系——尽管任志强据说还是“共产党员”!
阶层差异,阶级对立,是当下中国社会公正问题突显的一个无可逃避的时代背景。回避这个背景和前提来说公正,都是“假打”。对社会公正的认识必须建立在对阶层差异和阶级对立的承认上。
公正者,其题中之义就是处理各方不同的利益诉求,通俗点说就是“一碗水怎么端得平”的事儿.这里的“平”实质是平等,公平,大家遵守同一个游戏规则,人人心服。例如你也劳动,我也劳动,不能我以一份劳动获得1分收入而你却获得10分收入,甚至你一份劳动没有也获得一份收入(这里的劳动并不是具体意义的体力劳动,而是作为人物质和精神能力综合付出意义上的劳动,是为社会创造了财富意义上的劳动),这就是不公平。例如,大家都是大学生,不能因为你把是李刚就在招聘的时候胜出而我同样真才实学,却被暗箱刷掉。毛主席说得好:卑贱者最聪明——公平不公平这件事儿,底层百姓最清楚了。这个判断力不需要过高的学历,智商,只需要平凡人的平凡思维就够了。
公正者,其必然要求就是在多元化甚至有所对立的利益诉求面前,坚持正义,一身正气。何为正?不偏不倚。上古社会民风淳朴,人人私心较小;私有制诞生后,人的私欲,贪心日益炽热,利令智昏,见利忘义,人心不再能够如璞玉一样洁白朴素。治国者面对不同的利益诉求主体,甚至是面对利益截然对立的不同利益群体的时候,必须做出一个价值取舍,树立一个正确的导向,标杆。例如:“八荣八耻”之类的东西,都算此列。在多元的利益斗争面前治国者树立正气,让邪恶之风消减,让虽然处于弱势但道理正确的群体有靠山,有支撑!这就是公正。
无论平等还是正气,都是建立在利益差别化、阶层差异的前提上的。不提利益的差别化,阶层的差异,既无法分析出“社会成员”感到公正缺失的原因,也不会真正体察到民众对社会公正的呼唤中到底想要得到什么!
所以任理轩的第一点之所以错,就在于它采用了一个概念偷换的手法,用广义的无阶层差别意义的社会成员代替了狭义的社会成员,因为后者一定是有阶层差别、有不同利益诉求的。根基既失,则分析、解决都是随之动摇。这就是任理轩的第二点观点无法体察人民对公正的真正诉求的原因。
要说现在的中国百姓吃不起饭的少,那为什么大家还强烈的感到社会缺少公正?这就是因为人民的真正诉求,远远不止物质上的需求,而在发展性、保障性需求上。人的需求从低到高必然是要不断发展的,当最低级的,近似于动物需求层次的温饱需求解决了之后,一个国家的当政者理所当然要关心群众的发展性,保障性需求,这是你作为当政者,公仆的存在的原因和理由!不能认为让百姓有吃有穿就是好的治国者了,——这也太低级了吧!——也不能认为百姓在吃穿之外的需求,就是奢求,就是贪无止境——这也太忘本了吧!
任理轩以广义的、无阶层差异意义上的“社会成员”概念替换了作为阶层范畴、利益主题范畴的各类社会成员,起到的是取消、回避、绕开 阶级差别的作用。事实上,阶级之间的斗争,阶层之间的斗争,正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放眼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对封建阶级不满的斗争,也是后者阻碍前者这个更先进生产力之后令社会发展受阻的结果。中国古代无数次农民起义,也是被压迫阶级对压迫阶级的斗争,只不过,中国的农民起义受到历史局限,生产力不发达的时代局限的限制,无法从农民阶层中产生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所以,中国的王朝轮回,不过都是一只狼走了另一只狼上台而已。帝王最多英明廉洁到第三任,后面的子孙就开始败家。
不知道任理轩的这种偷换,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如果是故意的,那么就太值得警惕了;如果是无意的,则证明了作者学养功力、历史学政治学、哲学修养的欠缺。以欠缺之人引导全国舆论,对于正面宣传而言,即使不是笑话,也是一种失误。
二 社会公正之“社会”:我们有社会吗?
任理轩的第二个观点和论断是:社会公正是“人”这一主体对“社会”这一客体的价值评判。理性看待当前我国社会公正问题,需要找准两个视角: “社会”和“人”。
任理轩笔下和我国当前舆论宣传中的社会,大部分都是在经验意义上谈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组成成员是“全民”,甚至是“乌合之众”;真正和社会公正相联系的那个“社会”,它是否存在,正是我们需要反思的。一句话:探讨社会公正问题的时候,“社会”不是一个我们据此出发的出发点, 而是我们有待反思的一个对象,是讨论的终点。
明确了这一点后,我们 可以来简单地论述一下任理轩所提出的“社会”和“人”的真正关系。社会由社会成员(人)组成,但人和社会之间不是简单地主客对立的关系,因为主客关系从本质上说是相互外在的;把单个个体人看判断主体把“社会”看成对于这些个体人的“客体”,是一种将人与社会相互隔离、外化、割裂的形而上学的行为。 那么任理轩为什么要将社会和人相互外在呢?
从本质上讲,社会和社会成员、组织和组织的成员是一种即生即成、同生共成的关系。换句话说,社会只有在其成员有共同认同的价值观和利益导向的时候才真正存在;人也只有在认同这个社会的时候才算得上是社会的“成员”。因此不要以为一提“社会”社会就有了,一个有共同信仰和价值认同的“社会”是否存在、在一个国家之中在多大的范围内存在,还是一个值得反思的事情。“社会”不是一个既成事实,而是一个深度和反思之后的现象;讨论社会公正的时候社会不是一个讨论的出发点,而是讨论本身就需要审视的重要对象。
叩问社会公正的前提——(一个有共同根本利益,有共同价值认同的)“社会”是否存在,是很必要的。因为这个意义上的社会是国家稳定、团结、发展、走向强盛的最基础的基础。失去了这个基础,与分疆裂土的严重性可以相提并论,只不过后者很明显,看得见,而前者却很少为当政者与民众所注意。【顺带提及:所有的和平演变,颜色革命,在分疆裂土上动作不大或者动作较小——去年三月的新疆 除外;而在看不见的领域,在文化上分裂,在价值认同上分化,在信仰上搞虚无主义,则是他们唯一可以着手并且一直在着手的。】
前几天清华大学教美学的肖鹰教授痛批春晚丧失底线,低俗,反伦常,格调低下,脱离最广大的底层民众;然后从正面上指出,春晚在理想状态下应该起到凝聚全国乃至全球华人的作用。我十分赞同肖鹰教授的真知灼见,因为他对春晚的定义正是中国所有老百姓和在海内外所有华人对春晚,最初时候的心理预期。春晚体现不出全中国共同认同的价值,体现都是官员、精英、专家、甚至是利益集团的价值观,审美趣味,这就不仅仅是让最广大的底层民众“不喜欢春晚”了,而是宣告着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没有、或者说在春晚被骂的这N年早已经开始丧失共同的价值观、信仰、道德规范了和一个全民族共通的审美趣味了。这就是社会分崩离析的一种很明显的症状。
社会上利益群体林立,各群体之间利益差别日益扩大,乃至尖锐对立,根本对立,则这个社会也好,国家也好,将不再有座位“一个”统一社会的可能。国家统一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但社会分离却是相对隐蔽的。但是尽管隐蔽,不容易量化,可是却能够为中国13亿人中的每一个普通劳动群众、非既得利益集团成员所感知!大家觉得社会缺乏公正感,只是这种感知的一个特别突出、回避都回避不了的方面而已。
很多专家忧心说,中国强政府弱社会,社会团体发育滞后,公民社会建设更是被三缄其口。这不是中国社会公正缺失的一个充分理由。因为社会要发育,要强大,要和谐,要进步,首先要建立在这个国家的所有公民的基本利益一致上。现在,我国除了国防和外交等纯公共领域对国家还有需求和依赖之外,在民生公共,福利领域,早就已经对公共管理者,社会的治理者的公正性,合理性,提出了怨言。公共管理者如果做不到公正,那么其合理性自然将要被置疑。——所以,社会公正不是社会成员对社会是否合意的判断,而是社会成员对当下如今如此这般的社会是否合理的判断。
如果判断不合理,则社会成员当前所处于的如此这般的生活——房奴、孩奴、老无所依、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便是本不该如此的;社会的治理者的地位,便不合理。中东现在在动乱,他们的问题比中国复杂,但是,上述社会成员和社会治理者之间的关系,却是共通的。
无论谁取得了政权,都有两面:一面,你取得了对社会的支配权,管理权;另一面,你肩负着对社会成员的利益允诺,福利保障。要让管理支配和利益保障二者和谐统一,唯有一条路可走,就是社会的治理者来自社会之中,就是当政者和劳动人民利益一致。尧舜禹时代中国早就实现过这种局面,当局者被人用户不仅仅因为雍正皇帝式地勤政爱民,而是因为在生产关系上和民众一样,在根本利益上和民众一致!
社会不公正,在于社会阶层分化,如果听之任之,则矛盾根本对立之时就是社会各阶级开始兵戎相见之日,此乃社会分崩离析之象;社会要公正,主政者必须做无功利者,要么脱离于所有利益群体之上,要么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体利益一致。在西方我不敢说,在中国,尤其是经历了百年民族危亡和抗战之后的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只能是劳动群众,具体地说,就是无产阶级工农大众而不能是权贵们。最广大的群众不可能是权贵资本主义者和他们圈养的砖家阶层,不可能是李启铭这样的官二代阶层。
要争取公正与合理的那部分中国人,要争取,首先必须分清敌我。分清中国目前的阶级现状——这令我又不得不佩服毛泽东同志在革命之初所做的那一切学理上的攻关与调查与 。
爱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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