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学记
1997年9月3日 致人民机器厂纪委的信
我们今天很多人的认识，远不及此。
致人民机器厂纪委的信
纪委工作人员：
你们好！为了给当面批评一事讨个说法，95.6.20日，96.3.13日我曾两次给你们写信谈情况。前几天（8.18日）我又亲赴总厂与韩书记作了短暂的谈话，为了增加你们对我的了解，我觉得有必要与你们作一次笔谈：
“鲁迅先生以他特有的幽默说过有这样一种人：“你要讲科学，我偏吃苍蝇”我的性格中就很包含着这样的成份，不过变化了的是它的内容：比如有权势者说我捣乱，破坏安定团结。我偏最具服从精神，时刻准备遵纪守法的公民。
事实胜于雄辩，远的就不说了，按最近的说，领导准备找人打扫车间卫生（兼职）活脏、累、钱少，有些人觉得于面子上也不大好看。据我所知，最少找了三个人，他们觉得不合适，不干。这倒也无可非议，兼干嘛，就是可以商量的事情，但领导找到我时，我极痛快的一口应承下来。从此每天提前上岗，在大家到来之前，作好清洁工作。本来领导讲，利用班上的时间抽空干就可以了，但我考虑一扫地免不了尘土飞扬。还是避免车间同事们吃土的好，自己每天早来会算什么呢？从此我不但承担了清洁工作，而且干的极认真。
这里有个“帐”怎么算的问题，一个人不能光算个人的小账，患得患失，难道我看不出来钱少活重吗？我还不至于到那份上吧？但我为什么不加以推辞呢？我认为一个有志向的人，首先必须是一个积极工作的人，他的日常工作应当是比较出色的。
再说献血，这在企业可是个难事，一般用抓阄排队的办法解决，极少有人主动报名。但我在1995、1997年两次主动报名献血，前不久我看本厂报纸，90、97间隔六年主动报名献血的人都登报表扬了，但我所得到的甭说登报，连一句赞扬的话语都没有。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我努力工作，脏活、累活别人不干，我干。献血没人主动报名，我去。可以说是非常突出的。我这样作当然是出于自愿。不至于是为了什么表扬。但竟致一句赞扬的话也没有。这本身就有点耐人寻味的原因了。
我分析的结果是：人们包括领导由于不理解我的所思所想，行为方式。一句话，我使他们感到不熟悉，感到陌生。从心理上讲，人对感到陌生的东西有一种出自本能的排斥。不熟悉的东西容易被人看成潜在的威胁。甚至取一种完全敌视的态度，大至国家社会也是这样，譬如跳舞、摇滚乐、人性论、写真实-------我们国家都禁止过，大加讨伐过。把它们看成是资产阶级的。对无产阶级政权是危险的。后来发现并没有那么严重，甚至觉得还有好处。比如摇滚音乐会，可以使青年人过剩的能量得到无害的释放。自然有益于社会秩序，有论者如是说。现在我遇到的是恰恰是这种情况，领导对我取一种尽可能无视的态度。
我对此种状态的看法是，这很正常，我没有一点责怪任何人的意思。我知道我属于极为特殊的一类人。在工厂这种环境里就更是难以被人理解。重要的是我要自强不息，尽量取得一些成绩，那时让别人理解你就会变得相对容易些。
我之所以先说说这些是不希望给你们一种印象，以为凡是敢提出见解的人，敢给领导提意见的人都是“刺头”之类，有时正相反，他们比一般人还好管理。如果实事求是的作一个自我评估，我认为我是有些才能的。不过是迄今为止。难以被社会承认罢了。
今年四月初，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个8集系列片《话说农民负担》重点介绍了在几个省的农村实行财务公开的试点经验，自然是一种成功的尝试。但是早在十七年前，1980年初，我在黑龙江省嫩北农场场部商店的告示牌上，就明确的表示了这样的观点。我张贴了农场数年来唯一的一份小字报（4页）标题是：“政治要民主，经济要公开”。在当时法律准许的范围内，公开表达了我的政治经济观。
十七年前就能先于实践为政治民主化，经济公开化大声疾呼，的确得凭着一种特殊的敏感才能觉察出那个时代的弊端以及解决好它的关键所在。那就是发扬民主作风，在公众的监督之下，建立一种制度化的东西，一财务公开，才可能从根本上防止营私舞弊情况的频频发生。
我之所以能够预先提出正确的见解，正是来源于我对生活本身深刻的，不乏痛苦的感受。下乡十年，正是负有教育我们下乡青年使命的干部们从完全相反的意义上教育了我们：他们的争权夺势，互相倾轧，拉帮结派，以权谋私，常常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对他们提出廉洁自律之类的道德要求不会有任何成效。只有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他们才会取一种不得不屈从的态度。
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应当是全部的，包括他的劳动，他的思想。所以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出版等自由，这是一个人政治权利的重要部分。有鉴于此，我决定以小字报的形式为载体合法的表达我的思想。但张贴以后不过几分钟，两名嫩北分局公安人员匆匆而至，手持照相机对着小字报咔咔咔，一张张的拍照，然后命令我马上揭下来，由我拿着被勒令揭下的小字报，一边一名公安人员象逮着人赃俱获的犯人似的被押进嫩北公安分局。那时他们绝不会想到，十几年之后这个国家将会极力推行眼下这份小字报所倡言的“经济公开”。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现在我很喜欢，林则徐这句名言，并且认为不仅大人物为官者可为座右铭，小人物，平民百姓也应当有此精神。而且其重要性远胜于前者，只有一个高素质的国民群体，才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繁荣强盛最可靠的保障。
我这人是很自信的，无论是在作那事的当时，还是在以后十几年的岁月中，一贯如此！我在1989年6月10日致嫩北农场场党委的信中写道：“我相信，我的所作所为经得住时间与历史的检验。总有一天，会得到社会的承认与赞赏”。在95.7.24日给嫩北党委的信中还特别提到小字报一事：“回想一下，我是农场一万多名职工中惟一敢在场部贴小字报的人。（3.17之前不久）题目是：“政治要民主，经济要公开。”（96.3.13，此信邮给厂纪检）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曹禺语），理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现在的问题是：“人微言轻”。我们目前的社会还不愿正视我这个小人物，没关系，假以时日！
我认为：我的那张小字报和不久以后的对本队干部公款吃喝行为的当面批评，也许是中国下乡知青生涯中最为闪光的一幕。这并非我的特别聪明，而是时代使然。我们这批人，在国家当时那样特定的历史时期在很多人连现代人必须具备的初等学校教育都未能接受的情况下，十几岁就奔赴“广阔天地”去接受什么所谓的“再教育”。从心情上讲：免不了几分惶恐，几分无奈，这是一群正处在成长期的孩子，至多是大孩子，是谈不上独立的政治人格的。这从近年来众多的以知青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中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一点。我们看到的是艰苦的农村环境，他们从事着繁重的农业劳动，他们挨饿、打架、喝酒，甚至沦为罪犯，他们是那个荒唐年代的牺牲品。他们自身还没有成熟，所以尽管诸如此类的文艺作品人们接触的虽然多，但并没能留下什么闪光的东西。再者那又是一个怎样拼命扼杀思想的年代。他们之中不乏有才华的人，但这毕竟是经过肆意践踏过的土地，于是也只能干干这些了。而当思想解放的大潮到来的时候，他们又正全身心的跻身于另一个大潮——返城大潮中。并且唯恐赶不上这最后一班车。不过可以相信的是，如果在经历过思想解放运动以后，这批人的大部分还呆在农村，一定会产生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首先这个群体有别于其它社会群体，他们从城市迁徙到边远农村，他们失去了很多东西，正因为没有什么所以便不惧怕失去什么使他们具备了“敢干”的特点。所以贴小字报，对干部当面批评的人只能从知青中产生这也是一条重要原因。我们是经历过痛苦的，这有一个好处，痛苦使人思索，使人坚强勇敢起来。为了减少今后的痛苦，现在可以而且应当干点于人民有益的事情，冒些风险也值得。
命定被人教育的人终于挺起了他作人的脊梁。是的，你可以这样作，你有权利这样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作了这样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力”。这充分意味着，人民有批评领导的权力。
如果连最基层的领导所犯的最显而易见的错误都不能提出批评。那宪法第四十一条岂不成了一纸空文？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与全体人民意志的体现。岂容极少数人亵渎，视为儿戏一般？
“人贵有自知之明”我的自我评定是：略有才能不多。又存在所受正规教育太少的先天不足，仅仅受过小学六年级的教育。我们被人称为“知识青年”其实愧对知识二字，青年二字，当初倒是名实相符。既然自知文化基础知识差，唯有学习再学习。多年来，我从不肯把时间花在游乐上。如打牌、搓麻之类，至今尚是门外汉，听别人津津乐道的谈麻将经如听天书一般，不懂。并且觉得把人生宝贵的光阴白白地耗费在那个上面，实在是一件毫无收获的事。总之我尽可能的利用空闲时间读书，小说也读、历史、杂志也读，没有系统的学什么，真正实行的是“开卷有益”。82年成人高考，规定的课程我粗读一遍便去应试，我只想试一下我的语文水平，没敢抱“拿证”的奢望，结果大学语文56分，政治经济学45分，两学科一平均，真正的一知半解。
人说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诚哉斯言，我就特别喜欢晃荡。
不过偶尔也有晃荡出彩的时候，1996年底北京广播电台召开听众座谈会。由于我能发表一点接近实际的意见而被邀参加，在会上作了发言并被电台刊物发表。（附刊登的文章）。在学习、读书的问题上，我取一种紧密联系现实，学以致用的态度。不认为只有饱学之士才能议论国事，比如辽宁省的张志新，不过是图书馆的一名资料员。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则是我厂的一名铣床工人（见《随笔》96.3第6—7页）他们都没有高学历，比他们有学问的人多的是，但恰恰是他们在那个年代发出了振聋发瞶的声音。张、遇作为生命个体，他们早已永逝，但他们获得了永生，他们给全体中国人民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那就是要敢于批判现实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
圣人云，“见贤思齐焉”我认为张志新、遇罗克皆是大贤，可以奉为楷模。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最大的不合理现象是什么？是腐败的滋生蔓延。现仅以公款吃喝所耗数字为例作一简单的分析：1987年耗人民币18亿元，1988年21亿见《中国·1989·大肃贪》一书，1989年370亿，1990年400亿，1992年800亿，1995年1000亿（根据《中国工人》杂志1996的统计），1987—1995年9年间公款吃喝掉的数字是4609亿元。又据另一项关于国家财政赤字的统计1979—1992年14年间国家的财政赤字合计是4220亿元（参见《国事论衡》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书）据此说这个国家的财政赤字是吃出来的恐怕一点也不过分。
又据最近北京广播电台报道：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经济普遍呈增长趋势，但有1/3的农村一方面经济收入增长，但另一方面体现在账面上的却是没钱，原因何在？被乡村干部们吃请送等花光了。据此看来，如果不能有效的展开反腐败斗争，遏制住腐败的发展，它确实有吞噬掉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的可能。
向腐败开战，这是一场艰巨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作为一名普通老百姓，愿意尽一点微薄之力，这是好事情呵！极个别人视我为眼中钉，打击报复，横加污蔑，他的党性何在？立场究竟站到那里去了？
无独有偶的是，最近打假英雄王海也遇到了类似的烦恼，他发出了这样的慨叹：“我们和假货作斗争，怎会演变成和商家，政府职能部门的对抗？”（见1997.7.20《北京晚报》3版）市场上假冒的劣商品太多，打假部门忙不过来，按说王海去打假也算是给职能部门帮忙，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他们应该欢迎，应该心怀感激才是。如果打假部门诚心诚意，打假一定取这种态度。但现在不是这样，他们不是视制假，贩假者为“眼中钉”，倒把打假的看成是眼中钉。是同行是冤家或者仅仅是名义上的同行，实际上干着助纣为虐的勾当？
哲学上有个概念，叫“异化”指把自己的素质或力量转化为跟自己对立，支配自己的力量。看来有些人，有些组织已经完成了这个异化的过程。这种情形其实真正可怕，比腐败还可怕。我认为，嫩北农场在对待我当面批评一事的态度上，正是这种异化的结果。在1996.11.12致嫩北农场党委的信中，在充分的摆事实的基础上，我已经严肃的指出这一点。对此理屈词穷的嫩北农场党委，倒也实在无话可说。过一段时间我还得给他们写信“讨说法”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想当初有的人图一时痛快，对我打击报复，但十七年以后我还在讨说法，这实在是他们始料所料不及的吧？！相比之下，无论当初还是现在，对他们我倒是有充分的估计。在我贴小字报的时候，在我实行当面批评的时候，我就做好了接受打击的心理准备。我对他们可谓了解至深。除了这些，难道他们还会给我别的什么吗？由于心理准备充足，当报复如期而至时，我是相当平静甚至有些愉快的承受了。
八十年代初有一个叫范熊熊的女青年，反对不正之风后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于是愤而蹈海，当时中国青年报对此作了报道并展开讨论。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莫衷一是。范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这一点应首先肯定。但她有一个致命的错误，把现实理想化了。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一种概念出发，当这种概念与现实形成巨大的反差时，她毫无思想准备因而痛苦万分，只有用一死以寻求解脱，这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思维方式造成的悲剧。
范雄雄如果当初能多读读鲁迅先生的书并对他的思想有所领悟悲剧就不致发生。事情完全可以是另外一个样子。鲁迅认为：改革是极为不易的事情，不是那一个人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因而他主张韧性的战斗，而且是壕暂战，也唱歌，也跳舞，也喝酒，间或打几枪。（原文记不清，大意如此）
在这方面，我就是遵照先生的教诲，十七年来，断断续续的讨说法，有的人以为没事了，我就一封信写上门来，然后就偃旗息鼓，无事一般。不知过多长时间又去叫阵。这是一场智慧，心里和意志长期的较量。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说老实话，我认为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之所以这样作，是对社会公正尚未完全丧失信心。假如我认为这个社会一点理也不讲，我就认了这壶酒钱，不费这个气力了。此其一也，此其二，我认为既然宪法赋予了公民某种权利，公民即可运用此种权力，不致于是一种官样文章，或是一种装饰吧。至于个别官员抵制批评的行为，不会是政府意志的体现。所以“讨说法”一事我要持之以恒的继续下去，这是我个人的“跨世纪工程”二十年不行，三十年不行，四十年，我要一直干到满头白发，我就不信邪恶的东西能永远得到保护。
最近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社会公正”我苦苦追求的就是社会公正。因而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具有建设性的意义。我们的社会，如果经常，普遍的发生有违社会公正的事情，那将势必危及社会主义制度。前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也就是一夜之间的事情。真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原因何在？实在是引人深思。试想一下，如果他们宣布的那些施政纲领，方针政策，如果能大部分得到落实，何至于如此？！从《克里姆林宫的夫人们》这本书披露的情况看，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那些领导人一进驻克里姆林宫，生活很快就腐化起来。到了勃氏时期“吃喝之风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影响极坏-------。有客必请，常常大摆宴席，不顾来宾而自己狂饮，向客人赠送礼品总忘不了也给自己留一份。很难相信，有谁到企业参观视察以后，其汽车后备箱中没有放进参观“纪念品”（摘文见《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一书第26页）早在解体之前，“社会上长期以来有一种强烈不满的情绪。”
这真是可以记取的前车之鉴呀。行文至此，我说我之所以对公款吃喝行为当面批评、制止，是出于一种对共和国的热爱。大概可以变得让人容易理解一些了。在此有一点我还想加以明确：我这样作纯粹是出以公心，不存在“平民式的报复情结”社会中人很容易受自身所处阶层的局限，但我早已完成了这种超越。有一件事能非常生动的说明这一点：前10多年试行岗位工资，干部、技术人员、工资高一些，工人低一些。一开始阻力很大，开会讨论时冷场。这时我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赞成，并讲了复杂劳动应当拿较高的报酬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会后我受到了个别工人的讥讽：“明天干部给你发一个大红花”，“这哥们怎么回事，向着干部说话”我知道让别人转变观念是一个极困难的过程，绝非几句话可以办到，此时一笑了之。只要行的正确，我不怕别人误解。
干部们从事着复杂劳动，拿较高甚至很高的工资，我赞成，并以为是合理的。我所坚决反对的他们以一种很随意的方式侵犯人民的利益，这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我主张群众必须服从领导者的管理，但是他们对领导者的错误可以提出批评。如果能作到这样，则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基于此种观念，我多年来坚持“讨说法”并总结了一下它的意义大致有以下几点：
1、理论联系实际问题：大学问家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社会几千年，言行不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专制政体本身就是靠等级森严来维护的，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今天我们是民主共和，人人平等，人人有权监督政府，为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毛泽东主席说过：再好的理论如果把它束之高阁也是没有意义的（大意），当面批评正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成功事例。
2、民众公民意识的觉醒：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它的特点是专制。正如马克思指出：“专制制度唯一的原则就是轻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马克思全集》第一卷第411页）封建社会的人民是没有社会地位可言的，被称之为“草民”“小民”庶民不得议政成为法律规定，即使到了民国时期，茶馆等场所公然张贴：“莫谈国事”，在旧戏舞台上，在繁浩的历史卷宗中，民除了下跪喊冤，或送万民伞，或铤而走险，起义造反除了这几种特定的形式，我们是丝毫看不到民的影子的。
当面批评是由于“民”意识到了自身的主体地位，是民公民意识觉醒的具体体现，是时代进步的结果。
3、人民对官员提出批评意见是反对官僚主义的高等形式。按中国社科院孙越生同志的划分，反对官僚主义有5个等级。（1）最低级的，就是提倡清官廉吏的贤人政治；（2）较低级的是惩治被人发现的贪官污吏；（3）中庸的，地方长官经常迁调；（4）较进步的，君主立宪制；（5）最激进的，法制取代人治，其中包括法律规定人民有权监督、批评和选举、弹劾、罢免官吏。（参见《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再版前言部分）
当面批评当属反对官僚主义高等形式之一种，其进步意义不言而喻。
4、反腐败斗争的现实意义，按王亚南说，二十四史是一部贪污史。贪污腐败问题长期困扰和影响着中国政治，中国成了改朝换代相当频繁的国家，我们今天依然面临着腐败现象的严重挑战，如何有效地展开反腐败斗争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中的吃喝风更是一个顽症，已被称为“牛皮癣”，当面批评一度根治了这个牛皮癣。假如这种情况发生的多一些，腐败就少一些，此为当面批评在当前的现实意义。
5、让人民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这话是毛泽东在1945年7月1日与黄炎培先生谈跳出历史周期率时说的，毛泽东称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这一历史周期率的一条新路，我认为，社科院孙越生同志在1980年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与官僚政治作斗争的釜底抽薪之法，从长期看，与其说在官的方面，毋宁说在民的方面，在于整个社会生产与生活水平的普通提高与现代化”。（见《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第五页）
由民使用当面批评之法参与反腐败斗争，这是一条新路。随着我国人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今后将愈来愈显示其重要作用。但在初始阶段。只能是一种极其个别的行为。因为其少而断然否定其重要作用，不仅是不科学的态度，也是不明智的表现。
总之，当面批评一事，看似非常简单，其意义却不是几分钟内就可以说清楚的。在我就此问题请教中国社科院一位资深历史研究员时他作如是说。我虽然大致总结了五点但不一定科学、准确，其实这是一个挺大的题目，凭我的能力我感到难以胜任。当面批评一事自开始就遭到顽强的抵抗、打击。至现在仍然难以有任何说法。它何以如此命运多舛，只因为它太有意义所致。
我的《政治要民主，经济要公开》就经济公开这一点我是在历经十七年之后看到它在中国是切实可行的，并非乌托邦神话，我展开当面批评的身体力行在可知的若干年以后。在中国仍然是可行的并加以提倡的。时间一定会证明这一点。为此我花费些心血，付出些代价，我认为是值得的。人总要有点精神，有些理想，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
至此，我已经说了很多了，希望得到你们的理解与支持，我深深地知道，要一级组织支持一个民对官的批评事例，在目前的社会大环境下，其可能性几近于零。我这也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说实在话，对此真没敢抱任何奢望，奇迹能出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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