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奴才

闲话奴才　　

奴隶、奴仆、奴婢、奴才、奴性、奴役、奴化等这些词汇和社会现实，对于曾经做了二十多年主人的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曾经一度是已经相当陌生的了。可是近年来，随着满眼大辫子、满口奴才主子的清宫戏的一再热映，尤其是那些血汗工厂、血泪工厂、杀人煤窑、黑心砖窑的再度出现，仿佛这些曾经一度相当陌生的词汇和社会现实又重新回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来了。

“奴”分两种，一种是奴隶，另一种就是奴才。奴隶就是统治阶级所拥有的会说话的工具。奴隶除了被奴役的“义务”之外，再无其他的任何权力。而奴才则不然，奴才虽然是也是奴，但终究也是“才”。既然是“才”，那么就一定是要与奴隶有所区别的。奴隶被奴役，纯属是被强迫的；而奴才被奴役，则纯粹是心甘情愿的。奴才除了要供主子奴役之外，还要帮着主子作恶，还能够奴役其他比他地位低的奴才，至于奴役奴隶，那就更加不再话下了。　　

奴才不仅分等级、种类，而且还要分优劣。在有皇帝的时代，除了皇帝一人之外，其余的，不论是王公大臣，还是达官贵人，不管你是官至一品宰相，还是九品芝麻官，一律都是皇帝的奴才。　　

奴才也有内外文武之分。太监就是皇帝内宫里的奴才；而文武大臣则是皇帝朝廷上的奴才。有的奴才长相凶恶，张牙舞爪。这类的奴才适合给主子充当打手，也就是武奴才。这类奴才无恶不作，专门替主子干些抢男霸女，逼良为娼，欺压穷人的勾当。这类奴才就像是电影《白毛女》里的那个穆仁志；有的奴才外貌上看起来慈眉善目，其实却是一肚子的坏水，这类奴才适合给主子充当文奴才。这种奴才专门善于躲在幕后替主子出谋划策，或是用来出面欺骗穷人，诱良为盗，有时还能为主子歌功颂德，把主子打扮成是一副仁义道德的样子。这种奴才就像是小说《水浒传》里的那个王婆。　　

奴才也要分优劣。有的奴才不仅非常善于阿谀奉承，而且还非常善于揣摩主人的心思。万事当头，都替主子考虑在先。这种奴才，是非常出色的奴才；有的奴才特别地机灵，对主子的心思猜得较准，对主子的吩咐心领神会，能够出色地完成主子交给的任务。这样的奴才，还算得上是不错的奴才；有的奴才则比较笨拙，不仅对主子的意图领会得较慢，而且还常常将主子交办的事情办砸锅。这种奴才虽然办事较笨，但对主子却是十分的忠诚，往往在关键时刻能够发挥出其重要的作用。　　

上述提到的几种奴才，虽说都是很不错的奴才，但还不能算是优秀的奴才。优秀的奴才是那些善于劝别人也像他那样心甘情愿地给人当奴才的奴才。因此，中国历史上的优秀奴才，非读儒家之书的那些人莫属。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奴才，非孔孟二人莫属。　　

儒家学派的开创者孔子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最优秀的奴才，是因为他的一生始终都在孜孜不倦地想着如何才能劝别人去当奴才，始终实践着怎样将人变成奴才。后来，孔子的传人孟子不仅完全继承下了孔子的衣钵，而且对儒家学说还有较大的发展。因此孟子才得以与孔子齐名，并称为孔孟。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学派，也因此被后世之人称为了孔孟之道。　　

孔子生活在我国春秋时代的末期，孟子生活在我国战国时代的末期。那个时候的中国，虽然是列国林立，互相攻伐，大国吞并小国，强国兼并弱国。但各诸侯国毕竟是还有一个名义上的“共君”，那就是周天子。这时的周天子虽然还顶着天子的名义，但却再也难以号令诸侯。只不过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哪个大国或强国在征伐其他某个诸侯国的时候，为了师出有名，还打一下周天子的旗号而已。“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种现象，就是从那时起开始出现的。周天子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只不过是由于大国间的战略均势造成的。

面对周王室的日渐式微，甚至到了债台高筑的程度，孔孟痛心疾首，不辞劳苦地跑到许多诸侯国去推销他们的“君为臣纲”和“上尊下卑”那套东西。在周天子已经失去了对任何一个诸侯王发号施令的权力和实力的情况下，又会有哪个诸侯王放着主子不当，再去给已经日薄西山的周天子当奴才。这才是孔子周游列国而不见容于各诸侯王，梁惠王虽见孟子却给了他“顾左右而言他”这种冷遇的真正原因。因为没有哪个诸侯王会傻到既要夺取天下，又要在周天子尚在的情况下接受“君为臣纲”和“上尊下卑”这个伦理的程度，那不就等于承认自己是乱臣贼子了吗？　　

文化是为政治服务的，是为阶级统治服务的。随着人类社会由野蛮走向文明，有什么样的社会政治，有什么样的阶级统治，就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来进行思想统治和精神控制。汉高祖刘邦在开始的时候就很瞧不起儒生，还曾经干过摘下儒生的帽子往里撒尿的勾当。可是到他当了皇帝之后，却也开始逐渐喜欢起儒生们来了。　　

打败了霸王项羽的流氓加无赖的刘邦当了皇帝之后，他的那帮生死弟兄樊哙等人虽说没有封为王，可也全都当上了侯。别看刘邦当上了皇帝，可是在这帮起自草莽的弟兄们看来，刘四哥还是他们的刘四哥，与以往没有什么两样。这帮人每日在朝堂之上，不是比武耍蛮，便是大醉酣畅。国家的最高办公场所，竟让他们给搅合的简直就成了演武场或是练歌房。为了体现出皇帝的权威，于是，儒生叔孙通便不断地向刘邦灌输儒家的那套伦理纲常。在刘邦接受了叔孙通灌输的儒家的伦理纲常之后，叔孙通又奉刘邦之命召集了一百多位儒生，为刘邦设计了一套礼仪制度和形式，并亲自教会了樊哙等一班武将。等这套礼仪制度得以确定，并在樊哙等武将都将礼仪的形式演习熟悉了之后，请刘邦在朝堂上接受众弟兄们的朝拜。刘邦看到了与以往不同的秩序井然的朝堂，这才确实体会到了做皇帝的高贵与威严。　　

到了汉武帝成为全国的最高统治者以后，汉武帝从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专权差点毁了西汉王朝的教训中感觉到，为了使刘氏王朝能够永远的延续下去，就不仅需要加强政治上的统治，而且更需要加强思想上的统治和精神上的控制。因此，以“三纲五常”和“上尊下卑，男尊女卑”为核心理念的儒家的伦理纲常由于最符合这种皇权专制统治的需要，于是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封建皇权统治下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和进行精神控制的有效武器。从那以后，一直在劝人做奴才的孔孟之道就又变成了帮统治阶级吃人的“伥鬼”，而读儒家之书的人便也一代接一代地大部分都成了封建皇权统治下的十分优秀的高级奴才，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也开始了家庭式伦理化的进程。当然，吃人的统治阶级也是不会亏待这些“伥鬼”的，老虎在吃人之前，不是要由“伥鬼”将被吃的人的衣服扒下来吗，于是老虎就将这套衣服顺水送人情地赏赐给了“伥鬼”。“伥鬼”由于身上的肉已被老虎吃掉而只剩一副骨头架子，这时穿上了人的宽大的衣服，从此不仅更加地长袖善舞，而且还有点飘飘欲仙了。　　

孔子不合时务而不见容各诸侯王和孟子遭受的“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冷遇，反倒成就了孔孟的千古“英名”。直至今日，孔孟之道的卫道士们仍然把孔子不见容于诸侯王和孟子遭受到的“王顾左右而言他”的这种冷遇的原因，说成是由于孔子主张“仁政”和“爱人”，曾经对当时的“苛政”发出了“苛政猛于虎”的抨击以及孟子主张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因此触怒了各诸侯王。并且有人还以此为根据，竟然荒诞地编造出了孔子希望树立某种“为人民服务”的执政风气。这也真是太欺负中国的老百姓没读过书了。　　

孔孟之所以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逆历史潮流而动，去游说各国诸侯要“克己复礼”，以拥戴周天子，就在于他们身上那浓厚的奴才情结。今天某些人之所以“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逆历史潮流而动，也要去尊奉孔孟之道，同样也是由于他们身上那浓厚的奴才情结。如果说孔子和孟子他们产生这种奴才情结是由于历史局限性造成的话，那么今天的人再产生这样的奴才情结，则纯粹是做奴才的时间长了而产生了强烈的惯性造成的。就像京剧《法门寺》里的大太监刘瑾的身边的那个高级奴才贾桂，人家请他坐，他却说：“奴才站惯了。”孔子和孟子产生这种奴才情结是源于那时科学的不发达和受他们的前人的愚弄，而如今的人同样也产生这样的奴才情结，则是源于对祖先的盲目崇拜而产生的愚昧，是源于对自己缺少自信，不相信科学。不仅自己不相信自己，而且更不相信真理。这种人，如果没有了偶像崇拜，灵魂便没有了寄托。而最现成的偶像，莫过于就是找一个皇帝供自己顶礼膜拜。这样的奴才情结，在封建时代，乃至在当今的中国一直都普遍地存在着。在旧戏曲小说中，经常能看到有这样一个令今天的一些人仍拍手叫好的情节：当皇位因故空缺的时候，总有那么一些人会站出来，义正词严地说：“国不可一日无君。”更有一些人不仅对皇帝顶礼膜拜有加，而且更担心自己的顶礼膜拜能否继续下去，所以才盼着皇帝早生太子，早立太子。在儒家的“上尊下卑”的伦理观念的影响下，一些中国人不仅对皇权顶礼膜拜，甚至就连对官权也是照样是尊崇有加，有一副广为流传的对联就能生动地反映出某些中国人的这种心态：明仁宗朱高炽时的名臣、“三杨”之一的杨溥在小的时候就很聪明。有一次，杨溥的父亲因为无力去服徭役而被县官抓进了县衙门，杨溥跑到县衙门为他的父亲求情。县官看杨溥小小的年龄竟然有这样的孝心，而且人也很聪明，于是就说，我出一上联，如果你能对出下联，我就赦免你的父亲。在杨溥答应了之后，县官说出的他的上联：“四口共圖，内口皆由外口管。”这副对联是一副拆字联，那时使用的是繁体字，“圖”字含有四个“口”，内有三个“小口”，外面是一个“大口”。在县官说出了上联之后不久，杨溥弄懂了上联的意思并很快就对出了下联字：“五人共傘，小人全靠大人遮。”繁体字的“傘”字由五个“人”字加一个“十”字组成，上部是一个大的“人”字，下面是四个小的“人”字。县官看杨溥这副下联对得如此的工整，而且小小的年龄就知道小民要服从县官大人的管，很是高兴。于是不仅释放了杨溥的父亲，而且还免除了杨溥父亲的徭役。长期以来，在儒家学说的毒害之下，许多的中国人都视官员为父母，并且把官员能够视自己为儿女当成是了最大的期盼和莫大的荣耀。就像摩罗在他的《中国站起来》一书中非常推崇的那个康有为，更是这种奴才情结十分浓厚的人。在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六年之后，康有为还与张勋一道，搞了一场复辟，抬出了年仅十二岁的清逊帝溥仪来顶礼膜拜，以满足他当奴才的愿望。就连反毛狂徒李锐都曾经指斥一位被毛主席废黜的、曾经给毛主席当了多年秘书，后毛泽东时代又被誉为是“党内第一支笔”的那个人是：“一日不可无君。”正是由于这种浓厚的奴才情结，所以才使许多中国人不仅愿意给自己人当奴才，甚至更乐意给洋人当奴才，于是中国就又产生了大量的洋奴。当今中国那些尊崇孔孟之道的人，除了一部分人是看到由于西方思想文化的大举入侵、洋奴买办汉奸肆虐而导致社会道德沦丧，在毛泽东思想由于遭到冷落而日渐式微的情况下，无可奈何地才选择了要以复兴孔孟之道来抵御西方的思想文化入侵之外，而其余的人、特别是那些盲目尊崇孔孟之道的人，则都是由于他们身上那浓厚的奴才情结才导致的。　　

用孔孟之道来抵御西方的思想文化入侵，无异于是饮鸩止渴，曾经信奉孔孟之道的中国首先就没有挡住西方的军事入侵。思想文化上的入侵只是西方全面灭亡中国战略的一部分，是与政治入侵、经济入侵、军事入侵相密切配合的。孔孟之道或许能挡住西方的思想文化入侵，但绝对抵御不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入侵，特别是军事的入侵。历史已经证明过了的东西，难道还需要再用历史来证明一次吗？中华民族一旦再次亡国，就绝无再次复国的可能，古代中原王朝两度覆亡、两度复兴这样的历史幸事绝不会再次出现。挟带着强大文化力量的西方殖民者可绝不像古代那些只为劫掠而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那样简单，尤其是美国这个中华民族目前最为危险的敌人。无数的事实已经能够充分证明，美国是一直有着一套完整而清晰的灭亡中华民族的战略的，而且还几十年来一刻也没有停息地在执行着。　　

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家庭伦理学说，在人类社会早期的古代应该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进步意义的。即使是在今天，“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爱妻贤”的这种家庭伦理观念也是应该大力提倡、大力弘扬的。但是，从孔子本人开始，儒家的学者就一直在寻求将这种家庭伦理规范作为国家的政治制度，将儒家的以伦理观念为核心的思想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以家庭伦理为基础去构建整个社会的政治架构，只能导致专制思想和奴才情结的越发强烈。经过儒家传人一代接一代孜孜不懈的努力，在孔子死去的三百多年之后，儒家思想终于成为了国家的统治思想，儒家的家庭伦理规范也终于成为了构建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　　

我国封建社会的国家政治制度由于是在儒家的家庭伦理规范基础之上确立的，故而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人身依附关系和实际存在的“上尊下卑”的等级制度。而正是这种超越经济关系的、以人伦情感为基础的人身依附关系和等级制度，才导致了某些中国人的奴才情结的产生。看看我们今天社会政治生活中出现的种种怪异现象，看看我们今天普遍存在的上下级之间的那种形同主仆的关系，就不难相像我国封建社会时代的国家政治，就更不难看到儒家学说带给中国人的到底是什么？　　

有许多人认为儒家学说具有很强烈的民主思想，因为孟子就曾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番话，而且孔孟之后的某些儒学大家更是经常说：“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这种认识在儒家的思想中确实是占有了一席之地，但是，在没有平等的土壤里，是结不出民主的果实来的。所以，不管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好，还是“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也罢，由于它并没有跳出儒家的君臣关系的伦理范畴，因而也就决定了它决不可能是什么民主的思想，而只不过是在面对“无道的昏君”的时候，想换一个好一点的皇帝而已，而决不是要改变这种制度。换上一个好一点的主子，以便顺利地实现自己升官发财的愿望罢了。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说玄话不说闲话。”“玄话”云山雾罩，不着边际。不仅让人摸不着头脑，而且还从来不涉及具体的人或事，因而也就能够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而“闲话”则不然，“闲话”说得多是一些比较具体的人或事，一不小心，就可能引起某些人的不满而招来麻烦，弄得不好，还可能要“吃官司”。而且，在中国的历史上，真的就曾经发生过因为说“闲话”而“吃官司”的事。　　

一九三四年二月，杜重远与艾寒松、毕云程等人在上海发起创办了《新生》周刊，由杜重远任主编兼发行人。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艾寒松以“易水”为笔名，在《新生》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闲话皇帝》的文章。《闲话皇帝》一文泛论了各国的皇权制度，在谈及日本时是这样写的：“天皇是一位喜欢研究生物学的，假如他不是做着皇帝，常有许许多多不相干的事来寻他，他的生物学上的成就也许比现在还多些。”艾寒松在《闲话皇帝》一文中还认为：“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

《闲话皇帝》一文刊出之后，引起了日本的强烈不满。上海的日文报纸发布消息说：“《新生》周刊侮辱天皇，妨碍邦交。”在上海的日本浪人也举行游行示威，捣毁了多家商店的橱窗。日本驻上海的领事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国民党政府“向日本谢罪”、“派亲日派作家审查图书”、“判处《新生》周刊的编者和《闲话皇帝》一文的作者徒刑”等。

面对日本当局的无理要求，国民党政府十分恐慌，于六月二十四日勒令《新生》周刊停办，旋即要“严查编者” 。此时，正在江西筹建瓷厂的杜重远迅速返回上海，劝艾寒松转移，自己挺身应付。杜重远在法庭上申明《新生》周刊是正式登记的杂志，每期都经“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批准，编者无须承担责任。审案者没话可说，只得草草收场。

七月九日，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再度开庭，杜重远又义正辞严地声辩，指出《闲话皇帝》纯是从学术角度研究各国政治现状，毫无违法之处，但法庭仍以“诽谤罪”判处他14个月徒刑，并规定不得上诉，立即送监执行。杜重远愤怒地惊叹：“爱国何罪？”“法律被日人征服了！”旁听席上的各界人士也起来支持杜重远的严正呼声，纷纷提出抗议。

几乎与此同时，上海的《字林西报》刊出消息：美国《摩登社会》杂志近期登载一幅幽默画，画面是日本天皇拉着炮车，车上有诺贝尔和平奖证书，意为日本军国主义空喊和平，实则好战。日本外务省认定这是对天皇大不敬，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但遭到了拒绝，于是只好作罢。　　

《摩登社会》事件与《新生》周刊事件的性质几乎完全相似，但是，由于国家强弱的不同，对相似事件的处理方式和结果竟然是天壤之别。可见，说“闲话”是要承担着相当大的风险的。

《闲话皇帝》的那篇文章涉及到的是皇帝，而我这篇《闲话奴才》的“闲话”，涉及到的却是奴才。如果有谁对号入座，说我侵犯了他的名誉，我是一概予以承认；但如果有人想要到法院起诉我，要求判处我徒刑并赔偿他的名誉和精神损失，我在此声明，到时，我可概不应诉。第一，咱们国家如今强大了，早已不是当年了，历史的悲剧一定不会重演。第二，我虽说不是主子，但我可是《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的国家主人，主人与主子也差不了多少。奴才若是到法院去起诉主人，首先就违反了那些奴才们自己所推崇的孔孟之道，属于以奴欺主，犯上作乱，应该受他们自己所尊崇的那种伦理的审判。而且对这种无理的要求，我想法院也是不会受理的。